高等教育的总方向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高等教育的总方向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从本质上说是要实现其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它是实现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文章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提出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以人才的培养为高校本学的根本任务，以期实现教育产业化转化为教育质量化的有机转变，从而实现凭借教育理念的转变为先导，自身办学的确立和合理定位，实现教育科学化布局和专业化发展为导向，使社会适应性人才和人文思想人才队伍得以壮大。

同时应使高校师资队伍得到更进一步地建设和发展，使高校教师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加强高校质监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制，并使之长效运行。注重高校教学科研。为高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提供和更好的发展方向。

一、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现状概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这就为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一历史发展时期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如何实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化发展有成为教育一线工作者们要面对的问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成为高校特别是高校书记、校长等一线教育领导要重视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高等教育质量内容是什么？对这一内容的科学把握已成为高校教学水平时间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的基本准绳。《教育大辞典》解释：“教育质量是对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评价。”有些学者则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是高校办学追主要的发展准绳，是满足高校教育发展程度的一种重要表现，是人文价值和基本素质教养的判断和评价，她囊括了科学研究质量、社会服务质量、道德品质素养、人文素养和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内容。

二、当前高等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009年高等教育总学规模达2979万人，高校毕业生每年达600多万人，由此我国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国，在这十多年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大背景下，高等教育为我国社会的安定和谐和经济的向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少高校盲目扩大招生力度，但其办学水平和办学条件却跟不上扩招的步伐，从不同程度上影响高校的办学水平，从而很难使高校在扩招的背景下达到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其次，没有明确的办学目标，模糊的办学定位知识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收到影响。第三，人才类型的培养经验不足，无法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素质。

三、如何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要实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就必须具备改革的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了构建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实现文化产业化向教育质量化的有机转变。

1、改变文化产业化教育理念，实现高校人文素养教育的良好环境

针对扩招政策带来的文化产业化的负面影响，高校应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大学之大，不在于校园之大，而在于大师之大，同时校园学术氛围和人文素养直接关系到大学的办学水平。高校要从全局入手，努力建设高校教学质量体系，把文化产业化转变为高校教育素质化，实现人文素养的美好环境。

2、实现专业向社会化有机调整，培养社会适应性人才

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大力调整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适销对路”的高级专门人才，使高等教育质量由学术化定位转向社会化定位，由学科取向转向职业取向，由一元化原则转向多元化原则。

3、强化高校师资力量，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育质量取决于教师素质，教师责任重大，使命神圣。要抓好现有教师培养，提高和稳定用好现有人才，加强师德建设，强化教师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以德立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平凡中放歌，使自己的才华在教书育人中发挥最大价值；在平静中耕耘，使自己能够持之以恒地认真教学研究；在平常中闪光，使自己不辱使命地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4、不断加强教学研究，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能力

教学是立校之本，科研是强校之路。高校要高度重视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以科研开辟创新之路，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

四、结语

总之，要实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化的教育目标，就必须转变文化产业化的教育观念，实现在高校扩招政策的大背景下提高高校教育质量，从资金、政策、制度、专业调整等诸多方面来多管齐下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教育的发展。使高等学校实实在在地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应用研究的生力军，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方面军。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J].中国高等教育，2010（15.16）：8～9.

[2]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篇（2）

1 问题提出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现状的不断加强，近几年来，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在逐渐加大。从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中国财政在教育性经费上的支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相应地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目前，该省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模式是以公立高校为主少量收费偏高的民办高校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高等教育政府投入负担的压力也逐渐增大。然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的高校上，缺乏对整体的效率水平的客观评价。因此，客观评价高校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对于高等教育怎样实现合理的财政投入规模水平和合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2 建立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的指标体系

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指标选取。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教育投入、受教育机会、教育效率、教育成果、性别与教育是教育指标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的《世界教育报告》中教育指标主要包括教育供给、教育需求、入学和参与、教育内部效率和教育产出五部分。本文选择了生均高等教育总经费投入以及生均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作为输入指标进行比较。从师资力量、学校规模与布局、学生培养三个方面选取进一步的细化指标作为输出指标，对2003年至2010年间的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做出评价。

3 DEA模型计算

1978年，美国著名数学家和经济学家A.chamess和 W.wcooper和其他专家首先建立了DEA，之后出现了 ST模型，FG模型以及CCR模型和BCC模型，其中CCR 模型和BCC是经常使用的绩效评价模型。具体模式如下：

min[θ-ε（eTS-+eTS+）]

s.t.■λjxj+s-=θxj0

■λjxj-S+=yj0

λj？叟0，j=1，2，…，n

s-？叟0，s+？叟0

将得到的数据代入DEA相关计算公式中进行处理，使用matlab软件，得出CCR效率值及BCC效率值，即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而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比值就是每年的规模效率，结果如表1、表2。

■

通过分析技术效率CCR，可以知道高等教育总投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财政投入的发展的影响，因此我省财政投入依然占据着高等教育总投入的绝大部分比例，多元化筹资机制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在表1、表2 中纯技术效率均值达到0.95以上，整个评价系统内只有不到5%的投入量没有达到有效的最适合产出量，说明总体经费利用效率较高。

4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改革建议

辽宁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处于非规模有效的低效率阶段，大部分时候都处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政府应该并且有能力提高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比例。因此，政府仍需进一提高对高等教育拨款的努力程度。

4.1 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政府规划部门要切实保证优先安排高等教育并保障高等教育投入，确保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稳定增长。公共资源和设施优先满足高等教育的需要，增强对高等教育增大人力资本存量的认识，确保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稳定来源。

4.2 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政府的投资能力，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财政制约将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寻求政府以外的经费来服务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切实可行的。

4.3 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合理地再分配不对称的财政收入，提高地方高等教育投入水平，重点关注中、西部等落后地区，促进该省地方高等教育公平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蓉.我省高等教育的投入模式与改革[J].教育发展研究，2008，7.

[2]王莉华.我省高等教育的绩效专项经费改革及完善思路[J].辽宁高教研究.，2008，9.

篇（3）

“一流大学研究文库”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高等教育学领域的特色学术品牌，自2007年出版以来，立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际需求，出版了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方面的全球第一本中文、英文著作，出版了全球性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解析报告，报告作为全球性大学排名的中国标准，引领了全球性大学排名的发展方向，影响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生态。经过十多年不间断出版，累计出版品种近40种，总码洋近500万元人民币。量变带来质变，在高等教育学领域深耕细作十年的“一流大学研究文库”，在2017年“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以“一流大学研究文库”为例，思考和探索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领域学术图书如何抓住历史机遇，不断拓宽外延，做强做大学术品牌，为我国的“双一流”建设做出贡献。

一、整合经典品种，适时推出“典藏套装版”

在过去十多年间，“一流大学研究文库”作为聚焦“一流大学建设”这一主题的小众学术图书，最主要的销售渠道是图书馆馆配，最近几年随着电商平台的强势兴起，其在几大电商平台上也有一定量平稳的销售。因其品种多，每本销量又大致平稳，故营销基本采取固定每本几千册印量，以两年为周期全部销完的保守策略，所以大部分品种出版两年后都处于“绝版”状态。2017年“双一流”建设政策出台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平台趁势推出“双一流建设书单”，详细介绍和推介了文库书目。随后收到众多高校研究人员、高校（院系）图书馆、规划处甚至大众读者的购书需求，但大多因绝版而无书可供。

虽然按需印刷可以解决部分需求，但从编辑人力和资源配置考虑，也并不经济。且文库出版周期跨度大，品种多，有部分著作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也许已经不适于当前高等教育的新形势。基于此，我们考虑主动整合、挑选出能够代表文库学术水平并涵盖“双一流”建设关注议题的十个品种（《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创新·改革》《世界一流大学：挑战与途径》《世界一流大学：国家战略与大学实践》《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吗》《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从声誉到绩效》），推出《一流大学研究文库（典藏套装版）》，满足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管理者、研究者的现实需求，并进一步传播图书品牌。

二、利用学术会议宣传、销售，提升品牌可见度

编辑通过参加专业学术会议来关注学科发展前沿，并且进行图书宣传和组稿已成常态。一方面，图书现场展销，有利于在目标读者中形成有效销售，对于大套系、高定价、大码洋的专业图书来说，这一渠道尤其可贵。另一方面，除了有效销售，在学术会议上展示，对出版社品牌也是一种极好的宣传，不仅能吸引读者，也能吸引未来的作者。[1]

《一流大学研究文库（典藏套装版）》全10册，函套包装，总定价800元。在出版上市前，编辑提前制作了几套样书和精美宣传册、宣传易拉宝，与交大社旗舰店营销同事一起，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高校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大学之道·上海论坛”，除了听取学术报告关注学科发展前沿，还充分利用两天共四次的茶歇时间，跟与会专家和高校领导充分交流，现场收获了很多预订单，使我们对正式印刷时的印数设定更加精准，也更加充满信心。会议结束后，编辑配合营销，又给有兴趣的与会者发送了邮件资料，跟踪反馈，一方面将订单落实，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目标读者以及潜在作者，更加明确我们的图书策划方向，未来持续关注或者加入进来。套装出版上市后，编辑再次携书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双一流建设专题研讨会”，除了宣传展示之外，还进行了套装图书的新书首发活动并设置了给部分主报告人的赠书仪式，在所有与会者中引起很大反响。这次参会，除了直接实现了几百套的直接销售，还吸引了一批作者，希望自己的著作未来能够加入“一流大学研究文库”系列，品牌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

三、加强优势作者团队合作，拓宽合作外延

“一流大学研究文库”作者团队主要依托“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过去十多年的合作，虽然交大社和中心都有合力打造学术精品的意愿和顶层设计，但限于人力和学术注意力，交大社主要是靠一两名编辑对这一专业领域进行坚守和维护，中心负责文库出版的人员流动频繁，双方的合作只能做到保证学术水准并按时完成年度出版计划，并无多余资源进行拓展。

2017年“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后，各个高校均制定了相应的建设方案。上海交通大学2017年12月正式的“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明确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上海交通大学17个重点建设的学科群之一，为该学科领域的学术出版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应对新形势新要求，交大社和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都认识到，“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公布与实施，不仅给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也给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方向开辟了崭新的发展空间，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一流大学研究文库”必须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做好顶层设计，在过去十年积累的良好的品牌基础上，有所作为，争取成为有特色、国际知名的学术品牌。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出版中心，建立专门的编辑团队和作者团队，基于上海交通大学“双一流”建设方案的目标与任务，结合高教院的学科优势与交大社的出版资源，从学科建设理念、宗旨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全面融入，组织策划相应的出版工程，集聚国内外资源，搭建“双一流”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双一流”学术命运共同体，在英文出版、智库报告、教育蓝皮书、学术期刊、学术荣誉和奖项的申报等方面联合互动，及时反映和传播“双一流”建設成果，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学研究学术出版的影响力。

四、思考

篇（4）

作者简介：贾胜超(1971-)，男，河南洛宁人，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张新科(1966-)，男，河南上蔡人，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德国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2009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重点项目“‘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始构、现实与发展——中德两国高职院校的差异性研究”，课题主持人：张新科。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2－0093－04

前言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类型，成为政府、企业和经济社会相互联系的纽带，受到了教育政策、经济发展、社会认可等诸多因素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协调好各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相应的教育法律、教育法规和教育制度规范高等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开展并优化高职教育相关制度设计，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高职教育各参与方、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

德国作为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其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一直是世界各国学习与模仿的典范。在德国教育体系中，并没有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分支，但存在着两种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教育目标的高等教育形式，一种是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 简称FH），另一种是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 简称BA）。职业学院是双元制办学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着较多差别，借鉴意义不强，故不在本文对比分析之列。德国应用科技大学（FH）不仅在四十多年时间里获得迅猛发展，而且作为成功的“德国经验”在其他国家得到推广。德国在《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里强调，高等教育将形成以应用科技大学（FH）为主体的新格局。Fachhochschule在汉语中的翻译几易其名[1]，从最初的“高等专科学校”，到上世纪80年代的“高等技术学院”，到90年代又译为“应用科技大学”或“应用技术大学”，这种译名变化既反映了学者在中德两国教育体系之间对应关系上的困惑，也表明了我国研究人员对于应用科技大学（FH）的分析研究不断深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从应用性本科到高等职业院校，都在不同侧面上借鉴了应用科技大学（FH）在应用性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经验。

德国卢塞恩大学校长鲁道夫·施迪希伟（Rudolf Stichweh）教授认为，“制度”是“众多遵守者的期望之集合”（convergence of the expectations of many observer）。[2]中国有研究人员[3]将“教育制度设计”定义为：为保障教育组织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适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教育的管理机构（政府或专业咨询机构）通过一定的教育法律、教育法规和教育指导等形式，把某些行为规则施加于教育共同体中的教育个体或学校组织的建构行为。因此，政府作为高职教育制度设计主体，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构建高职教育制度框架，明确高职教育的类型、层次、属性、定位，并营造合适其发展的社会环境，促进高职教育科学发展。

一、中德高职教育制度设计历程对比分析

（一）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制度设计历程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将原来的工程师学校、工业设计高级专科学校、社会公共事业专科学校、经济高级专科学校等中等职业学校合并升格成立应用科技大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应用科技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德国数量最多、地位仅次于综合性大学的第二类型高等学校。至2011年5月，全德共有应用科技大学210所[4]，占德国高校总数的55.3%。2006-2007学年有27.4%的学生在应用科技大学注册，应用科技大学培养的工程师占德国工程师总数的2/3以上。

应用科技大学成立后，德国于1976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总法》首次确认了应用科技大学的高等教育层次。1985年第二次修订的《高等教育总法》强调应用科技大学与其他高校类型不同，无层次之分。1987年第三次修订的《高等教育总法》要求加强各种高等学校的合作。1998年的《高等教育总法》中，应用科技大学开始实行“学分制”，标准学制缩为四年，毕业生可以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还可以直接到其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者应用科技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联合培养并由综合性大学授予“博士”学位[5]。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初始发展并不顺利。在成立之初，对于有着浓厚学术情结的德国大众是一种心理挑战，应用科技大学校长也一度被排除在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RK）之外。同时，传统大学也给予了应用科技大学相当大的压力。但是，持续修订的教育法规，给予了以应用性为特色的应用科技大学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为职业而进行科学教育”这一理念不断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学期实践性教学特色得到继续强化，办学规模持续扩大，专业设置扩展到传统大学的专业，与企业合作研究更加深入，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6]。

（二）中国高职院校制度设计历程

中国高职院校的雏形是始自1980年成立的职业大学，至1985年，全国共有126所职业大学，成立之初的职业大学以走读、收费、不包分配、择优推荐录用等为主要制度设计。职业大学与当时的专科学校处于同一层次，相互之间竞争比较激烈。另外，由于缺少明确而具体的类型定位，部分职业大学办成了普通本科的“压缩饼干”，对职业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部分国家级中等专业学校开始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使高等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至2011年，全国共有1071所高等职业学校，另有144所专科学校。在1998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认了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教育体系，在1996年5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高等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属性，由此，高等职业教育的二元属性确立。2006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大力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推行“双证书”制度，学生顶岗实习时间超过半年等要求。这些明确而清晰的制度设计，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准确定位，使高等职业教育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德两国高职教育制度设计历程对比分析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发现，制度设计在中德两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的制度设计成为决定高职教育成功的关键要素。同时，两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设计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1.两国制度设计形态不同。德国主要通过修改《高等教育总法》及大量配套法律法规，为应用科技大学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中国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但更多是通过相关政策文件，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保障。

2.两国制度设计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不同。德国认为应用科技大学与传统大学是“不同类型但等值”的关系，并允许应用科技大学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学生可以在传统大学与应用科技大学之间自由选择；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还没有被法律认定为一种教育类型，处于专科层次，无学位授予权。

3.作用范围不同。德国通过联邦法律或州法律确定了更加广泛的受约束群体，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应用科技大学的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中国通常以部委文件的形式，引导鼓励社会参与，但对于企业及社会组织的约束力较弱。

二、中德高职教育制度设计框架比较

（一）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制度设计框架

1.实践性设计。应用科技大学自成立之初就是以实践性作为自身特色，完全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加入应用科技大学之前，需要参加至少三个月的职业实践。在教学过程，设置了一至两个实践教学学期，学生到相关企业参加实践。任教教师除要求博士学位外，特别要求在最近五年里至少两年的专业实践经历。另外，教师平时广泛联系企业，参与企业经营，每四年还可以享受半年的学术假期。因此，实践性是应用科技大学最为显者的特色之一。

2.科学性设计。应用科技大学的理念是“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的科学教育”，在“科学研究—科学应用—产品制作”体系中，处于联系综合大学与双元培训学校的结点上，培养对象也是定位于“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体系的中间环节。这种定位，体现了应用科技大学“科学性”的本质属性。

3.高等性设计。应用科技大学的高等性不仅体现在可以授予学位，更重要的是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高端和复合性。与业余制的双元培训学校不同，应用科技大学是全日制教学，培养目标在人才体系中处于产品研发层次，定位于企业高层人才。

4.行业性设计。与德国综合性大学独爱“象牙塔”式的研究不同，应用科技大学一般与行业保持密切联系。行业企业专家作为兼职教授广泛参与教学过程，承担实践性教学任务。应用科技大学的教授也积极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并将研发成果寓于教学过程中，保持了教学内容与企业技术发展的同步性。同时，行业协会担负毕业生职业技能鉴定责任。

5.区域性设计。应用科技大学一般与区域经济社会联系广泛，以服务于区域经济为主要目标。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优势，为应用科技大学培养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实践教学的基础条件，并引导应用科技大学发展方向。相对于综合性大学数万学生的规模，应用科技大学学生数一般保持在一万人以下，平均约为四千名，这也是与区域经济对技能型专业人才需求相适应的结果。

（二）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设计框架

1.职业性设计。在世界教育史上，中国高职教育首次实现将职业教育定位于高等教育层次。将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于就业教育，强调教育内容与岗位工作的协调一致。“以就业为导向”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定位，引导了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因此形成了独立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

2.高等性设计。《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职业教育从招生、就业、管理等方面享受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同待遇，但不授予任何学位。社会公众对于高职教育高等属性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就读普通本科院校是绝大部分考生和家长的第一选择；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却连续多年超过了普通本科院校。这种矛盾是由于高职教育定位于专科层次和它富于职业实践特色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3.区域性设计。高职院校制度设计上由省、市甚至县级人民政府或行业举办，或者由民间资本举办。这种行政隶属关系决定了高职院校服务于一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另外，高职院校以培养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标，需要与企业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地域成为影响学校与企业合作的突出因素。高职院校服务于区域经济展的目标定位，决定了招生、就业及社会技术服务一般会限定在一个比较固定的范围。

三、中德高职教育制度设计框架趋同性分析

（一）双方均与本国高等教育传统相结合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是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的延伸，注重实践性教学的特色是德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理论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应用科技大学传承了德国传统大学独立研究的办学理念，通过校企合作，发挥了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继承了普通高校独立承担人才培养责任的传统，同时努力拓展校企合作办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行工学结合模式。“以就业为导向”，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两个环节的有效衔接。

（二）双方均与本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相协调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双元制”职业培训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企业培训资源，使全日制人才培养与“双元制”人才培训过程实现融合。定位于“工程师”、“经济师”等社会职位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双元制”职业培训技术工人目标形成梯度发展态势。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同样继承和发展了中等职业教育经验。一方面加强校内实训设施建设，实现校内实训设施的“工厂化”和“生产性”；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入校开办“校中厂”，并在外设立实训基地，提高职业能力，丰富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

（三）双方均与本国社会经济现状相统一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专业设置已经从原来的工程、经济、法律等方面，正在向综合性大学所开设的各种专业拓展，这是为了满足德国后工业化时代社会职业发展趋势对人才的要求。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为国家全面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任务，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产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反映了产业对人才的规格和数量需求。

四、中德高职教育制度设计框架差异性分析

中德两国高职教育制度设计源于其各自不同的教育定位和教育理念，同时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需求，因此，两国高职教育制度设计框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法规与标准不同

德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比较完善，形成了联邦《高等教育总法》与各州地方教育法规的协调统一，保证了《高等教育总法》的地位，同时满足了地方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具体要求。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多次修改法律，提升应用科技大学社会地位。中国《高等教育法》明确了高职教育的高等教育属性，形成了教育部和省两个层面开办高等教育的局面，但缺乏具体落实的法律规定。

（二）培养定位不同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要求学生入学前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实践经历，教学过程强调科学应用和实践，是通过“科学教育”达到“职业实践”的目标，定位更加宽泛；中国高职学生入学前大部分没有任何职业经验，教学过程强调与具体职业岗位相对接，更加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人才培养定位更加具体。

（三）人才规格不同

应用科技大学授予学生学士和硕士学位，人才培养成果与综合性大学“等值”；中国高职院校不授予学生任何学位，学生毕业标准一般要求同时获得毕业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

（四）毕业标准不同

应用科技大学学生除完成本校学业并获得相应学分外，需要参加统一的学位考试和由行业组织的职业技能鉴定考试，以获得相应学位和职业资格；中国高职学生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并获得学分外，不需要参加统一的毕业考试，职业技能鉴定是由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设立在学校或企业的职业资格鉴定所（站）组织的。

五、中德两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设计对比的启示

（一）科学的制度设计已经成为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推动力量

制度设计不仅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远景规划，还可以通过制度修订持续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制度设计的科学合理化程度，对高职教育具有显著的影响。强化对高等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的研究，厘清制度设计的主体、参与方、制约因素，明确激励与约束措施，是高职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任务。

（二）中国高职教育制度应当在特色与变革中不断提高科学性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吸收了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成功经验后，已经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经过“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之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双师素质”、“订单式”、“工作过程系统化”、“行动导向课程”、“校中厂、厂中校”等理念和模式已经融入了人才培养过程。在“双主体办学”等内涵建设过程，凸显“双元”特色已经成为高职教育新的发展趋势。在高职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更加需要在法律、政策、制度等方面，对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进行激励与约束。

（三）引进先进教育理念需要结合本国教育实际

任何先进的高职教育理念只有与本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政府投入责任不明、行业业务指导不全、企业参与兴趣不浓的传统背景下，加大对高职院校的经费投入、加强高职教育社会宣传、拓展职业教育体系、改善高职院校用人环境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是实现高职教育持续科学发展的重要措施。

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在全世界范围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为“世界样板”同样需要借助于制度设计的强大推动作用。构建并完善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基础的高等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并以此解决内涵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有效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一条切实可行的实施途径。

参考文献：

[1]钟小斐.从应用科技大学（FH）的译名变化看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4):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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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投入;路径

内涵式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过了大约30年的规模发展阶段，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进入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目标的内涵发展阶段。1984年法国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强调“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1999年，29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目标是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教育体制;2009年，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全面推进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改革，旨在提高教育的持久发展水平。提高质量，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切任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党的十报告强调“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2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提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2014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全国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可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在遵循高等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质量为核心，通过体制创新、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等多方面举措，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协调发展。

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教育投入的要求

内涵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内涵式发展对高等教育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拓宽高等教育投资渠道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人才培养为目标，敞开大门办学，走出去、引进来，积极与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及国外相关机构等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优势互补，互相促进，是高质量的发展模式，因此必然要求教育投入渠道多元化，广泛吸收各方资金。

(二)完善公共财政拨款模式

现阶段实行“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财政拨款模式，综合定额部分以生均定额经费为拨款标准，是以“量”为基数的平均拨款;专项补助部分也没有制定明确的完成质量拨款标准或绩效考核拨款标准，对拨款使用“质量”的考核流于形式。这样的拨款模式不利于提高教育经费使用的“质量”。只有将“以质量为核心”纳入公共财政拨款模式，将教学质量、科研质量、管理质量与财政拨款直接挂钩，引入绩效拨款，实行竞争拨款，才能真正促进高校深挖潜力，苦练内功。

(三)侧重扶持特色学科专业

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级各类人才，目前我国大学“同质化”程度严重，办学层次特征不清晰，专业设置陈旧、雷同，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脱节。因此，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在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上，政府就应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重点支持有国际竞争力、前沿性、战略性的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进一步下放区域教育自，合理定位各层次高校发展方向，支持地方高校特色发展，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二、江苏高等教育投入的现状分析

(一)投入总量居全国前列，但相对投入滞后

自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全面扩招以来，江苏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多年来全省高校数量和在校大学生人数均居全国首位，201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2013年全省教育经费总投入2166.78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1692.81亿元，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投入612.29亿元，三项均居全国第2位。因此，从投入规模来看，江苏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江苏高等教育存在相对投入尚显滞后的问题。2013年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9753.37亿元，居全国第2位，但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为2.83%，居全国第30位，且自2001年以来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又如，2013年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为78.13%，在全国仅排第26位;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占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经费总投入的比重为28.26%，居全国第10位;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29995元，居全国第6位，生均公共财政教育经费16587元，居全国第8位。因此，从反映高等教育投入的各项比较指标来看，江苏省高等教育相对投入尚显不足，与全省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地位不匹配。

(二)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放缓，多元化筹资体制不够完善

近年江苏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长逐年减缓，如2010—2012年的平均增速为22%，而2013、2014年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仅分别增长8.35%、8.50%，同期政府财政经常性收入却分别增长12.43%、10.22%，出现了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增速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速的现象。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也由2010年的17.86%下降为2014年的17.53%。伴随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速的放缓，全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增速下降，2013年全省普通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较上年增长0.7%，而教育经费总收入却增长4.05%;地方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增长率由2010年的20.8%下降到2014年的6.01%。按照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措经费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的要求，江苏省高等教育还需扩大事业性收入(以学杂费为主)、社会捐赠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然而，以学杂费为主的事业收入因受收费标准和招生数量等因素的制约，多年来变动幅度不大，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保持在30%～35%。另外，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促进全社会对教育赞助捐赠的有效机制，社会捐赠对全省高校教育投入的影响极低，2010—2013年捐赠收入占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平均不超过2%。总而言之，目前江苏省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渠道尚不够畅通。

(三)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投入存在差异

江苏省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70%的高校分布在苏南地区，苏中地区占12%，苏北地区占28%;优质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985高校”有90%集中在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教育供给能力的差异。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与此相对应，三大区域的教育投入水平也呈现不均衡状态。如:2012年苏南地区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苏中的1.8倍，是苏北的2.2倍;2012年苏南地区普通高校生均事业性经费是苏中的1.90倍，是苏北的1.52倍;2013年全省普通高校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增长放缓，但苏南地区却增长明显，苏中三市均不同程度下降，苏北五市则与上年基本持平。一直以来中央部属院校有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拨款，近年来各级各类高校的经费投入差距有所缩小，但这类院校的教育投入仍高于地方本科院校。例如，从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来看，2012年地方院校与中央部属院校相差23.74个百分点，2013年相差13.3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经费投入虽然增长较快，但与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还有一定差距，近年生均教育经费基本维持在0.65∶1的水平。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学杂费收入趋减，虽然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小幅增长，但教育经费总收入呈下降趋势。

三、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江苏高等教育投入的路径

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投入既要保证“投入规模”的适度增长，又要关注“投入质量”的提升。江苏省要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必须坚持高等教育投入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高等教育投入结构与教育协调发展相适应，坚持高等教育投入管理与公共财政改革相适应。

(一)坚持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多举措拓展高等教育投资渠道

《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要明确各级政府承担的教育责任，明确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与GDP的适度比例，明确各级政府教育拨款增长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关系，要确保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实现逐步增长，确保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财政教育投入总量的适度比例。总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要与江苏省在全国的经济发展地位相匹配，要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目标相匹配。因此，必须拓宽高等教育投资渠道。一方面，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从政策上保障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路径畅通。比如，积极鼓励捐资助学，建立全社会捐赠助学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股份制办学，大力发展中外联合办学、校企联合办学，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积极鼓励产学研联合，制订科技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落实“实业兴教”“科技兴教”，将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吸引产业资本投资的法宝。另一方面，创新融资方式，引入PPP模式。近年来流行于国外公共产品领域的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转为监管者，可以减轻财政负担，社会主体则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在教育领域，PPP模式已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的课程创新和网络教学体系建设等方面，体现为直接吸纳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成立“民办公助”的混合所有制学校。PPP模式在我国已引起了广泛关注，进入实践探索阶段，江苏省可积极尝试将PPP模式引入高等教育投资领域，创新高等教育融资方式。

(二)建立省内高校教育联盟，加大区域间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一方面，应组建省内高校的“教育联盟”，各高校图书资源共享、实验室互相开放、学生跨校选课、教师互派、学分互认，充分实现不同高校的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共同发展。应鼓励省内不同区域高校因学科专业同质而结盟，鼓励优质高校的对点帮扶结盟，也要鼓励高校间的强强结盟，使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提高经济不发达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提高教学科研成果产出率，提高全省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另一方面，要建立省内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苏北、苏中经济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苏北、苏中地区高校的生均财政补贴，缩小与苏南地区的差距;要向苏北、苏中地区高校的优势(重点)学科培育、品牌专业建设、创新创业工程等重点项目倾斜，增强苏北、苏中地区高校的整体实力，最终促进区域间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三)推行高等教育经费绩效拨款模式，健全经费监管机制

全省现行以生均定额为基数的财政拨款模式，没有将高校教研质量和办学效益的评价作为财政拨款的考量依据，难以实现高等教育投入数量与产出质量的统一。因此，为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应借鉴国际经验推行绩效拨款模式。财政预算拨款应划分为基础拨款和绩效拨款两部分，可设定绩效拨款占总拨款额的一定比例。采用这种做法应循序渐进，开始时绩效拨款比例设定低一些，等实施办法成熟后再提高绩效拨款比例。同时，应制订高等教育投入绩效考核办法，明确绩效考核的范围、内容、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明确高等教育经费绩效拨款与考核的关系，切实将考评结果与绩效拨款相挂钩。健全高等教育经费监管机制。伯顿•克拉克认为中介组织是20世纪高等教育的重要发明，它可以在中央和基层单位之间发挥缓冲的作用，可以有效地保持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因此，加强对高等教育经费的监管，首先，应在政府与高校之间设立一个独立机构，作为绩效评估机构和拨款的具体执行机构，这个机构应是公益性组织或非营利机构，以保证拨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其次，各级政府要将教育行政权与监管权分离，成立独立的教育监管机构，代表政府实施监管。如省级设立教育经费监管中心，对全省高等教育经费实施统筹管理和监督，地市级则设立相应级别的监管中心，设立监管中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教育经费管理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建立高等教育经费信息公开制度，增加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频率，建立高等教育收支公告制度。这些信息要及时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介向社会公开，使高等教育投入与经费使用情况始终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只有将政府的专门监管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使用效益。

作者：黄建元 王静梅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南京中医药大学财务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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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樊超（1979- ），男，河南郑州人，西安体育学院健美操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陕西 西安710006）樊敏（1978- ），女，河南郑州人，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材料学。（上海 201306）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5-0026-03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追求的核心目标所在，更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宗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质量至上观已经深入人心。早在1985年，我国中央政府就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又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3年教育部也启动“质量工程”，学术界也展开了对高教质量的广泛研究。关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研究文献、会议、报告、讨论非常多。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关于高教质量的研究成果多达几万。对高教质量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质量问题、评估、保障机制等方面，对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沟通与保证的重要环节――反馈机制的研究却很少。而反馈机制却恰是目前我国高教质量容易出现问题的薄弱环节。

一、我国高教质量反馈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反馈渠道不够畅通

我国高等教育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价，通常由各校的教务处或分管教学质量管理的教务部门负责组织，一般在每学期的期末展开。但有关教学质量评价的结果则先是由教务处单独收集，之后再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各个学院（系），这些信息经由各个学院（系）的领导决定的过滤之后再决定是否公开，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要过程通常至此为止。显然，这种评价过程和机制无疑会导致如下状况的出现：大部分教师对于学生对自己教学质量的评价结果不甚了解，对于学生所提出的意见和今后改进教学质量的建议也就不会关心；只有那些学生评价特别优秀的教师及问题比较严重的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这使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二）评价结果反馈简单化

此外，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反馈机制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是反馈结果过于简单。目前，对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的反馈，通常被简化成一个简单描述甚至仅仅是一个数据。这不仅使得被评价教师根本不了解这一评价结论得出的依据，也不清楚教学过程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哪些环节存在问题，教学质量改进措施自然无从谈起。另外，由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价问卷中评价指标的含糊性，未能具体指出需改进的方面，这会使教学质量的提高缺乏针对性。

二、高教质量反馈机制保障措施

（一）构建ISO90002000为基础的教学质量体系

ISO9000族标准秉承这样的基本思想：质量形成于过程，因此，必须使一切影响质量的因素得到全过程的控制，否则质量就会出现偏差。这一思想强调借助过程管理以确保产品质量，同时它也突出了质量体系以模块化的形式对质量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标准化管理。只有保证过程才能保证教育质量，任何结果都是通过过程实现的。基于此，对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对其整个教学过程的控制是关键。可见，要从根本上保证学生的质量，要保证素质教育，就必须贯彻ISO90002000质量体系下的全员管理和全过程管理。

高等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质量，而有效的教育质量评价是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与提高的关键措施。要想从根本上鉴定教学质量的优劣并不断提高教水平，以切实促进高等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就必须构建关于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的信息反馈系统。这对于形成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的良性反馈机制，是必要和必需的。

（二）构建高教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根据某一认证公司推荐的织造企业的质量体系过程目标监控和测量表――质量管理体系模板，并结合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实际特点，本研究建立如图所示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1.总输入。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作为高等教育顾客的学生，现在不再仅仅满足于能够进校接受教育，他们更关注的是在被选高校中究竟能够学到什么以及毕业后能否找到合适的职位；作为高等教育产品的接收单位，用人单位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能够招聘到一定数量的学生，他们更关注毕业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层面、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满足本企业对毕业生的能力预期。

在ISO90002000体系中，“顾客为关注的焦点”是首要的质量管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学校需要将自己更多地定位为服务者而不是纯粹的管理者，这是高校管理人员首先需要扭转的观念，高等教育要以满足顾客当前和潜在需求为导向。基于这种思想，本研究将顾客（学生、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的期望和需求作为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总输入。

2.最高管理者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高管理者需要根据总输入也就是顾客（学生、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的期望和需求，确立教学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及年度计划。质量方针的设计，围绕如何通过提供给顾客（学生、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以使顾客满意和认可。这规定了质量导向，以便于质量目标向这一方向靠拢、接近。反之，假如质量目标不能满足要求，则“满足顾客要求、增强顾客满意”的目标就不能实现。这样，最高管理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在于通过确保质量目标在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建立，使质量目标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并增加组织对质量目标的可考核性。此外，由于教学的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教学质量目标也应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借助管理评审可以实现对教学策划合理与否的审核，并根据顾客（学生、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的需求、期望以及外部环境等的变化来实时调整质量目标、方针等，以确保发展方向不偏离既定目标。

3.产品实现过程。把在最高管理者过程中制定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年度计划、学校的发展战略，和顾客（学生、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的需求、期望作为分产品实现过程的输入信息，通过这一过程，将学生转化为有能力、有知识、适合于社会需要的人。这一过程又包含两个子过程：教学设计过程和教学提供过程。前者主要指对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大纲、教学过程的设计、开发和调整；而后者主要指以多种方式、渠道向学生传递知识、实践指导、课程与毕业设计等。教师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对教学内容进行准备，之后借助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基础设施的支持下实施教学，将知识传递给顾客――学生，使学生在课程讲解中获得所需的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能力。

4.教学支持过程。高等教育教学过程的顺利实施，需要其他配套过程的支持。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将这些过程分为文件管理、内部沟通、内外满意度、数据分析、内部审核、质量改进六个子过程。

三、高教质量反馈机制的构建

高等教育产品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反复循环和完善的过程，从期望和需求分析开始到产品输出直至顾客满意。也就是说，即使目前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满足了顾客需求，这种状态也只是暂时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短暂过程。这一过程会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及人才培养目标的不断更新而被打破，整个系统时刻处于短暂的相对平衡和长久的绝对不平衡的交替状态之中。要想使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得到保证，对支持性过程中的有关教学质量信息实时、全面、有效反馈是必要保证。只有如此，相关人员在获得有关信息后，才能及时反省、纠正教学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以提供给顾客更加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所以，信息的有效反馈是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

（一）教学质量反馈思路

1.学生评教。在信息反馈获取的途径中，在校学生尤其是较高年级的学生的评教是首要渠道。这是因为，作为教学质量的直接感受者，学生对教学质量最有发言权。目前关于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国外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由结论性评价向过程评价的过渡和倾斜。本研究认为，在过程评价的基础上，最好能进一步开展终结性评价。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能盯紧教学目标；另一方面可以适时地对教学各阶段进行调整，最终能够保证教学过程的进一步合理化。此外，对毕业生或者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的评价也是一项重要信息来源。通过让已经就业的学生对整个大学教育期间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可获得对学校四年期间包含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的合理性与否等更客观的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就非常重视这种评价。在每届毕业生离校之际，校方会以问卷的形式请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对整个四年期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进行评价，通常问卷包含两个对立问题，即分别列出四年大学教育期间认为教学效果最好和最差的三位教师并简要说明其理由。此举使校方可以很好地了解两类教师的状况，并针对被评价较差教师存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以确保其教学质量的不断改进与完善。

2.用人单位评价。能对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做出客观评价的另一个渠道是用人单位。作为高等教育产出的学生的接受单位，用人单位关注的是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能否满足其生产和服务功能。因此，用人单位对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合理的合理性与否非常具有话语权，这就为学校指明了学生能力培养的维度和深度。这些来自企业的教学质量的反馈信息，有助于促使学校站在企业的角度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从而有助于拉近教育提供与社会需求间的距离。

3.准备性评价。所谓准备性评价，是指在教学开始前的一种评价，它主要包括对教学目标、教学教案和教学背景等方面的评价。在进行教学之前，教师可从前人的教学经验中获取某些反馈或建议，或通过对有关教师的访谈和交流，甚至可以通过知识测试、查阅过去的试卷和成绩，这些手段有助于即将展开教学的教师获取有关信息反馈，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态度、求知欲以及与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有关的基本情况和教学中易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总之，准备性评价可以使教师更好地明确教学现状及改进教学质量。

4.利用网络信息反馈。随着科技的发展，学生进行网络教学评价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学生根据教师的上课情况随时反映教师的教学质量，帮助教师改进教学质量。

（二）教学质量反馈机制

1.学生评价信息反馈。来自学生的评价将作为评教的主要根据，并将评价结果及时、不失真地反馈给有关教师。这包括学生对教师的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准备性评价等，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长处与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

2.学院整体教学评价。学院整体教学质量的评价，有助于校方了解各个学院的整体教学质量状况，同时便于各个学院进行横向比较。这种制度能够促进各学院领导清楚本学院目前的质量状况，加强学院之间关于教学质量的交流，取长补短，从整体上提高学院乃至整个学校的教学水平。

3.教学简讯信息反馈。为增强学院之间的相互了解，学校需要建立有关教学信息的通报制度。此举有助于校方不定期地将教学工作中的各种信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网络平台如微博、微信等形式，方便及时地提醒教师关注相关信息，使有关教师对教学质量的关注常态化、日常化。

构建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反馈机制，有助于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深化对教学质量评价及其结果的认知，有利于实现教师及学院对教学质量评价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以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改进教学质量、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最终使教育质量走向由评价到反馈、由改进到提高、再评价的“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李仲斐.学生评教工作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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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总量不足

在坚持教育优先的战略下，我国近年来在高等教育直接财政投资规模上取得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l 999年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后，高校年招生数和在校学生数迅速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也相应大幅度增加。1999年――2004年5年间，我国普通高校总投入为4276.52亿元，年均增长28.29％，到2006年普通高校总投入已达到2783.45亿元。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与成长，我国财政负担也大幅增加，如何填补巨大的财政问题成为了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首要问题。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总量呈逐年上涨趋势，但其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且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明显偏低。2003年世界平均高等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9％，欠发达国家为4％，尽管各国国情不同，目前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远远不够，到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8％。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增加受教育者人均支出量的问题，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经费从1999年度开始出现了持续的下降，从1999年的10230元下降至2005年的8381.86元。这说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从1999年开始低于学生规模的增长速度，经费水平在规模扩张的情况下出现了下降。

(二)高等教育投入经费使用效益较低

首先，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看，2007年底，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197.45万人，其中专职教师116.83万人，占总数的59％，相比而言，我国专职教师在教职工中所占比例仍然偏低，而其他例如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后勤人员所占比重仍然偏高。同时，高校不得不承担本应由社会承担的成本，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宿合、生活后勤等成本。

其次，从物力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看，世界银行曾对我国部分高校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室的利用率做过统计，均低于60％。据国家教委统计，我国高校仪器设备有20％处于闲置状态，价格昂贵的大型科研设备的利用率最高不过15％。

最后，从财力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看，财力资源使用方向的偏离和浪费，加剧了我国高校经费短缺的局面。目前我国许多高校教学性经费占经常性支出的比例偏低，一般占34％左右，而人员性开支占经费的比率却高达50％以上，本应为教学服务的行政办公费用居高不下，缺乏经费的使用监督和评估机制。

(三)高校教育资金多元化筹资模式尚未形成

利用政府以外资金是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必经之路，可以有效缓解高校经费缺口。目前，高校资金筹措的渠道主要包括财政拨款、学生学费收入、社会捐赠、社会服务收入、校办产业收入等。除财政拨款和学生学费收入外，其他各渠道所能获得的资金非常有限。从社会捐赠来看，在国外如美国，它是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主要手段，我国各高校也积极争取社会捐赠来补充学校办学经费，但社会捐赠的成功除了取决于学校形象外，还受制于公众的观念和社会的支持，而且，也由于我国相关政策还不配套，所以能通过社会捐赠获得资金的也只是少数几个名牌高校。从产业和社会服务创收渠道来看，这是筹措办学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等学校陆续兴办校办产业，但大多数高校收效甚微，从总体上看，只有少部分具有高科技优势、科研成果多的名校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一般的普通高等院校创办产业和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都不足。因此，我国绝大部分高校的经费来源仍主要是以财政性教育拨款和学费收入为主，高校教育资金多元化筹资模式尚未形成。

(四)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在我国，高等院校一直被视为事业单位，只强调会计核算，不注重财务管理。在高等学校的成本结构中，存在着投资“重物不重人，重官不重学”的失调现象。我国高校的财务规章制度建设滞后于现实的需要，存在很大缺陷。此外，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国有资产管理相对较弱。因此，改进和完善高校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成为政府当务之急。

二，改进和完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的对策建议

(一)合理确定高等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要明确政府投入的主要渠道作用，合理确定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教育法》确定的“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政府投入，始终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渠道。在我国公立高校占绝大多数、高校经费投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情况下，国家总体教育投入不足，将极大地限制高等教育的投入。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手段，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确保预算内教育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此外，中央应加大对困难省份和弱势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依法针对特定地区人群，制定相关标准，建立规范的中央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二)强化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预算管理

首先，实行各级财政的教育经费预算单列，将教育事业费在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中的款级地位提升至类级，以便统一起来由教育主管部门支配，进而实现教育经费事权和财权的统一，提高教育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克服教育发展与政府拨款相脱节的状况。

其次，赋予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经费预算的编制权以及教育经费的管理权。例如先由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教育经费需求预算，然后会同财政部门和计划管理部门，根据财力可能，平衡需求与供给，提出教育经费意见书纳入同级政府预算，报同级政府和人大审议，然后由教育主管部门行使教育经费的分配、管理、

监控权，减少教育经费划拨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

第三，逐步完善教育经费监督机制和教育经费收支及使用情况的考评制度，定期安排对教育经费使用及效益状况的评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切实提高高等教育投入经费的使用效率

我国现行的“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的拨款模式没有考虑到高校的绩效因素，很难调动高校教育和科研的积极性。因此，要把绩效拨款模式应用到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中，一方面，国家依据高校的绩效来拨款，可以更合理地分配有限的资源，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高校也会不断改善内部管理，提高自身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不同的绩效评估标准，可以更好地发挥对高校的宏观管理，引导高校的发展方向。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是政府将大学的办学、科研等方面的绩效，包括质量、成本、效率等作为拨款的主要依据，通过衡量大学的办学效益来决定对其拨款的方向和数额。在这种机制下，拨款依据更看重已经实现了的目标，而不是大学所承诺的目标。充分考虑各高校的绩效因素，能够更好地调动高校教育和科研的积极性。把绩效拨款模式应用到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中，可以更合理地分配有限的资源，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督促高校不断改善内部管理，提高自身管理效率。

(四)以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

关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和保障问题。《高等教育法》确立了高等教育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投资体制，规定“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明确了国家和其他高等教育学校的举办者在高等教育发展、确保投入方面的原则与责任。发展高等教育需要依靠各个方面的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高等教育融资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说是解决计划经济的教育经费筹措体制与市场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的矛盾冲突。为此，一是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国债。国债资金的投入，能极大地缓解高校办学条件的巨大压力，促进高等教育多渠道筹措资金局面的形成，为高校今后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有力保障中央加快高等教育发展重大决策的实施。二是要成立教育发展银行。创办专门的教育发展银行对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融资相当有利。我国已经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对于其专门领域进行专项扶持，教育发展基金也可以借鉴类似的经验，借助国家政策的优势，建立教育专业金融机构，建立教育银行，协调教育投资方面遇到的问题。三是要发行教育彩票。彩票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工具，和其他金融工具一样，可以持续、反复地筹措社会闲散资金。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适合于通过彩票形式筹资。根据我国彩票市场的现状，发展教育彩票筹集社会资金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时机也已成熟。

(五)高校应加强对高等教育经费的管理与控制

高等学校应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确保学校财务规则制度、经济分配政策、经济资源配置、财务收支预算、会计核算等高度统一。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中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在高校内部经济管理中，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学校的所有收入均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严禁收入“体外循环”，严禁私设“小金库”。严格学费公示制度，不断完善专项经费管理，健全科研经费项目的内部管理制度，强化贷款风险意识。此外，高校财务部门还应加强会计核算工作，将学校所有经济活动纳入审计范围，积极探索开支内控制度审计和绩效评价审计，以此来加强对高等教育经费的管理与控制。

参考文献：

[1]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乔春华，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曲士培，中国大学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6。

[4]罗晓华，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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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祺，教育彩票：一种教育融资的新思路[J]，教育探索，2001，(8)。

[7]魏毅，基于全面小康目标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创新[J]高等农业教育，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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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德国高等教育法人化改革的因素

（一）博洛尼亚进程的要求

1999年，由29个欧洲国家的教育部长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明确了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的6个具体目标：建立可比较的学位系统，设立本科生和研究生两级学位系统，设立学分系统，促进学生与教师有效地流动，促进区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合作，发展欧洲高等教育特性。[4]德国在推进“博洛尼亚进程”中，遭遇了极大的困难。相比于英法两国，德国固有的学位系统虽然简单明了，但是改革难度最大。在从硕士-博士两级学位转变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系统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学科因其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相对较易改革；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德国高校的教授和管理者对于传统教育模式的推崇使得这些学科的改革进行得尤为艰难。因此，原有的“高校既是国家机构又是学术共同体”的二元模式成为改革的对象。要实现“博洛尼亚进程”的各项目标，并在保证原有的科研目标的同时，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和促进学生、学者的国际流动，德国高校需要从州政府的财政监督和学术监督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治体。

（二）财政紧缩政策的限制

德国教育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2001到2007年一直保持在2.5%，在发达国家中属于中下水平[5]。从高等教育阶段财政投入看，2009年，德国的投入水平（1.3%）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1.6%）。[6]与此同时，由于高等教育扩张，文理中学占全部中学的比例从1995年的13%增长到2008年的36%，而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普通中学所占比例从25%降到20%[7]。一方面，文理中学的生均经费远远超过普通中学的生均经费；另一方面，具备德国高校入学资格的中学毕业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德国高校入学新生人数逐年增长：1995为261427人，2000年为314539，2005年为355961人[8]。学生和教师人数的增加，以及学校设备的增加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德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的增长低于教学和科研所需资金的增长，引发了教学科研的财政困难。从德国下萨克森州1995-2005年财政统计看：2000年，该州财政收入达到10年中的最高点，199.14亿欧元；之后，财政收入持续走低，2002年达到最低点，2005年回到1998年水平，大约为190.85亿欧元。同期的财政支出则超过财政收入，从1995年的197.24亿欧元上升到2000年的208.32亿欧元，2001年达到最高点，之后三年相对平稳，2003年后，财政支出开始缓慢下降[9]。为此，下萨克森州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在削减岗位的同时，不提高教师待遇。州政府尝试以不增加财务负担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因而引发了教师群体和教师工会的抗议。[10]2003年，在哥廷根大学改制为公法基金大学前后，大学领导者试图通过改革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主要是人事权和财政权）；州政府则围绕减轻财政负担，希望哥廷根大学可以获得更多的第三方资助和其他投资者提供的资金。

（三）建设精英大学的驱动

德国高校，如应用科技大学，一般都属于联邦州政府的国家机构。在财政上，高校依靠联邦州政府的拨款，每个财政年度的盈余不能用于高校发展；除了私立高校外，高校教师拥有公务员身份。二战后，德国社会中存在着浓厚的平等氛围，任何突出“精英”或者“超人”的行为都可能被解读为纳粹思想的遗毒。但是，两德统一以来，随着各种大学排行榜的“刺激”，以及联邦政府日益增多的项目管理方式，德国教育界出现了精英教育的思潮。2005年，施罗德政府在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增加联邦州的权力，压缩联邦层面对于教育管理的权限的同时，尝试推出了精英倡议计划，试图从联邦层面继续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同时借以刺激高校，以优秀原则应对原先的平等原则。2006年上台的默克尔延续了上届政府的倡议，从“研究生院“”精英集群“”未来构想”三个方面区分德国现有的公立高校，以造就德国的精英大学。这样，高校必须赶上联邦政府的步伐，争取成为独立竞争的主体。在德国财政资助和第三方资助的竞争中，跨学科、规模大的科研型高校成为揽获资金的主要赢家。不具备行动能力和科研能力、规模小的高校成为竞争的失败者。因此，黑森州和萨克森州都对《高校法》进行了改革，在公法团体的框架内，赋予高校更多的人事和财政行动权；德国巴符州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KIT）则于2006年合并了以核能和环境研究见长的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从而跻身于精英大学之列。

（四）美国经验的引入

二战之后，“美国风”在联邦德国非常流行，美国的流行文化和符号成为德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美国大众文化传播对西德社会产生了大量冲击，影响了德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联邦德国社会在向现代消费社会迈进时，出现了与美国社会相似的特征。[11]在高等教育领域，同美国相比，德国不仅缺乏世界知名的精英大学，更是缺少拥有自主财政权和人事权的私立高校。因此，在关于德国高等教育的讨论中，虽然有人指出了美国高校良莠不齐的事实，但是大部分人都关注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及其领导者。在各种论坛和纪念会上，美国著名私立高校的校长成为德国公立大学校长谈论和学习的对象，其中，在德国最受推崇的是2000年上任的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美国私立高校的托管模式、巨额的学校基金，以及因此获得的巨大行动能力和瞩目的科研成就、学业成绩，成为德国高校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话题。德国高校也试图引入美国高校流行的大学理事会（Hochschulrat,UniversityCouncil），但由于同传统的评议会（Senat）权责不清，且德国高校不具备类似美国高校那样的行动能力，因此，从总体来看，这个创新并不成功[13]。虽然精英倡议的总资金数额远远低于美国一所精英大学的资金[14]，但是聊胜于无。因此，德国高校呼吁政府赋予高校更大的行动空间，美国同行的能力和成就成为德国高校进行改革的动力。（五）德国学界的讨论德国下萨克森州的改革最积极，州文教部长托马斯•奥普曼（ThomasOppermann）和文教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克劳斯•帕兰特（KlausPalandt）更是积极推动本州高校组织形式的革新，同其他支持者先后为公法大学摇旗呐喊，并积极参与了哥廷根大学的改革。2003年，哥廷根大学的大学改革小组法律顾问克里斯托夫•康拉德（ChristophConrads）撰文回顾了下萨克森州的高校法改革，并要求进行比目前改革更为彻底的组织变革。他更赞赏私法人的法律形式，认为这种形式比公法人享有更多的自由。2005年，教育学者珀斯特（AlfredPost）在其出版的关于萨克森州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法人化的专著中，重点分析了法人化改革对于工业大学的意义。2009年，法学家阿恩•鲍尔施（ArnePausch）撰文指出，公法大学和公法团体大学这两种不同于古典式大学的类型都能有效地扩展高校的自我管理权限。但是，法律规定不同，权限亦有大小之分。下萨克森州的《高校法》不仅取消了联邦州政府对于大学的监督，而且把法律监督职能也留给了大学基金会；北威州和黑森州（如达姆施达特大学模式）则保留了政府的法律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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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向林峰(1980-)，男，湖南武冈人，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湖南　株洲　412011)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6-0098-03

自1999年来，我国高校进入了快速扩招的行列。到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院校在校生总规模达2456万人，比1998年的340.8万人，增加了六倍多。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学生规模扩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高校基础设施如教室、宿舍、食堂、澡堂、图书馆等严重不足，高等教育经费问题变得日益紧张。而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早已完成了扩张之路。因此，加强对国外高等教育经费来源问题的研究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渠道分析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当今国际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领先的位置，尤其是在世界大学排名中，该国有一半以上的高校可以在前400名找到。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构成上来看，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各种政府拨款是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澳大利亚对高等教育的政府拨款包括三个部分：联邦政府拨款、贷款计划政府补贴、州和当地政府拨款。其中，联邦政府拨款是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见99页图1)。1995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中联邦政府拨款所占比例高达57，2％，此后逐年下降并稳定在40％左右。联邦政府主要向全国性体系下的大学与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财政拨款，而州和当地政府只负责对州内和当地高等教育的立法管理及少量大学的拨款。所以，州和当地政府拨款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占的比重一直很低。根据澳大利亚教育部公布数据统计，1995～2001年平均只有1.34％，2002年开始提高到4.01％，并一直稳定在4％左右，2007年为3.99％。同时为了保护困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能力，澳大利亚政府还推出了学生贷款政策――“高等教育贷款计划”和其他形式的联邦政府资助，在学费和贷款上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和资助。目前，贷款计划政府补贴已成为各高等教育机构政府拨款的重要形式。从1995～2007年的情况来看，贷款计划政府补贴和其他联邦政府资助在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前5年逐年增加，在1999年达到最高比例22.2％后开始回落，2007年为16％。从总体形态来看，三种经费来源所占比例都经历过变化(升或降)到稳定的过程。这一特性也表现在1995～2007年政府拨款总比重的变化上，1995年为最高值70.5％，然后缓慢下降，最终稳定于61％左右，2007年为60.5％。但政府拨款的总数量逐年增加，1995年为5313816千澳元，2007年达10477943千澳元，约增长了97.18％。

2　学杂费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为了让经济困难的学生也能享受高等教育，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曾一度实施免收高等教育学费的政策。但随着高等教育经费需求的日益扩大，198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又重新推行高等教育收费政策。从图2中可以看出，学杂费收入总额逐年不断增加，1995年为880403千澳元，2007年为3793402千澳元，增长了330.87％。但学杂费在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中所占的比例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22.87％后有下降的趋势，2007年为21.91％。从2007年学杂费的构成看，留学生学杂费收入占到68.5％，而留学生人数为756747人，仅占学生总人数的26.5％。而本国大学本科生的学费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17％。

3　积极开拓其他经费来源渠道。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其经费来源的渠道也日益广泛。同样，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大，除前面两项收入外，高等教育机构对其他渠道经费收入的依赖已日益明显。2007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中就有17.58％的收入来源于其他渠道收入。在其他渠道中，最重要来源有投资收益、咨询和科研合作两项，占其他渠道总收入的53.48％。这主要因为澳大利亚政府鼓励大学通过不同形式联合企业办学和研究。据统计，在2004年澳大利亚的36所公立大学中，就有34所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另外非政府资助、捐赠收入及专利、商标、版权收益对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收入的贡献也比较突出。

二、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现状分析

1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现状。我国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享受“免费”待遇，全部的成本都由国家承担。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承担的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对经费的需求。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也形成了以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为主，其他渠道收入为辅的多元化经费模式。从100页表中我们可以计算出，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总收入4346.87795亿元。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政府财经拨款，贡献率为46.77％，包括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两个方面。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拨款、基本建设拨款、科研拨款和其他拨款四项，对总收入的贡献分别为34.87％、2.90％、3.84％和4.36％；而各种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包括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基金三项，总贡献率也只有0.79％。排名第二的是事业性收入，包括学杂费收入和其他杂费收入，其中，学杂费收入为1474.28622亿元，占总经费收入的33.92％。从总体来看，政府拨款和事业性收入这两项经费收入是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收入的主体，所占比重达91.24％。而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的总贡献率只有8.76％，其中比较突出的包括捐赠收入、民办学校中举办人投入、企业拨款和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

2　与澳大利亚经费来源的对比分析。从总体结构上看，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上已和澳大利亚一样实现了多元化，但其在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从经费来源主体看，澳大利亚主要依靠政府拨款，2007年依赖程度达60.5％。学杂费收入虽然作为重要的来源渠道，2007年的比例为21.91％，只相当于政府拨款的36.2％。而从我国2008年的状况看，政府拨款所占比例仅比事业性收入多2.3％，其主体性并不明显，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在来源上是双主体。其次，从政府拨款的结构上看，澳大利亚每年有占总经费10％以上贷款计划政府补贴和其他联

邦政府资助，拨款目的主要是保障经济贫困的学生的学习机会。而在我国政府拨款中，拨款项目主要集中在教育事业费拨款、基本建设拨款和科研拨款，只有占总经费4.36％的经费用在其他拨款上。再次，从学杂费的构成上看，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的学杂费收入贡献巨大。比如2007年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为756747人，学杂费收入占总学杂费收入的68.5％，占教育经费的15.01％。而我国在2008年，在校的留学生人数为117548人，只相当于澳大利亚的15.53％。最后，从其他经费来源上看，虽然我国已开辟了捐赠收入、民办学校中举办人投入、企业拨款与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等多种渠道，但所占的比例依然非常低，只占8.76％，与澳大利亚的17.58％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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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是成人高等教育保障机制体系建构的首要原则。所谓“科学性”，是指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体系的建构必须符合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坚持科学性原则，必须重新审视和明确成人高等教育的内在客观规律和基本特征，明确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目标和主要任务，重申成人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普遍联系和自身特殊性。在办学实践中适当借鉴普通高等教育和网络远程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技术，有利于加强成人高等教育的内涵和质量建设，但绝不能“普教化”、“远程虚拟化”，避免“边缘化”、“虚化”和“弱化”。成人高等教育保障机制体系建构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的教育质量观，核心是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人才培养符合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成人教育的客观需求、受教育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2.全程性原则。成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保障实践中存在的应急性、应景化、时段性、即时性现象，不利于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的全程化管理。全程性原则，是指建构的质量保障机制体系要将全面质量管理理念、质量管理活动嵌入和贯穿到整个办学活动过程中，确保整个办学活动自始至终处在有效管理之中，克服“事后监管”、“问题管理”等现象。全程性原则有利于全程育人、全员育人理念在办学过程中的有效实现。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的全程性管理，一方面表现为对办学主体办学活动质量的全程性监管，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受教育者参与教学活动质量的全程性监管。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办学主体和受教育者都存在思想认识和行为实践方面的偏差，这两个方面都是有所缺失的，需要重新建构。

3.动态性原则。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评价指标体系早期脱胎于甚至基本照搬普通高等教育的评估体系，曾经制约了成人高等教育特色发展和自身优势的充分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办学质量。尽管成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完善，但相对于成人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需求和多元化发展态势而言，还存在滞后的问题，有些地方还处在制度“失范”和“真空”困境，制度升级或重建任务艰巨而紧迫。比如:成人高等教育质量分类管理机制缺乏;教师队伍评估和应对机制不健全;招生生源质量保障机制和教育站点质量全程监督机制尚不够完善;课程与教改机制滞后等。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成人高等教育的定位、内涵、功能、目标、任务和发展都违背了科学态度，违背了成人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动态性建构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体系，是坚持辩证法和发展观办成人高等教育的科学体现，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认清成人高等教育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优化原有一整套机制体系或者重建一整套机制体系的思维和实践活动。当前，坚持动态性建构原则的着力点在于:认清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成人高等教育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时代特征;认清我国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面临挑战、现实缺失、时代诉求和历史使命;认清成人高等教育的面临新形势的目标定位、主要任务和实践路径。

4.实践性原则。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制度用来规范实践。实践可以丰富和深化理论，完善和改进制度。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同时必须在质量管理实践中加以有效运用，科学规范办学实践。在成人高等教育质量机制体系建构过程中，要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融入顶层设计，建立健全质量保障的实践体系和具体方案，明确质量管理实践的具体路径和操作办法。

二、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体系的重建探索

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体系，是指在成人高等教育办学顶层设计和运行实践过程中，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以教育质量标准为依据，按照科学合理的方式建构的、对成人高等教育办学过程进行全程性监控和管理的、由一整套具体制度构成的、结构完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系统。其具有全方位开放性、非线性相互作用、可持续发展性等特征。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体系需要在继承与发展并举的指导思想下进行重建。

1.重建成人高等教育决策保障体系。成人高等教育办学质量考量的前提是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办学指导思想、办学定位、办学目标和办学规划。要实现这个前提，就必须建构一个科学的决策系统和决策智库。当前，在不少高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决策权还主要掌握在谙习普通高教的决策者和决策专家手里，这给成人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要确保成人高等教育的正确办学方向和办学质量，就必须将成人高等教育纳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战略规划，构建由教育部门与教育专家、成人教育研究和评估机构、高校成人教育专家、成人高等教育合作机构、用人机构和受教育者等构成的开放性的决策系统。并在充分研究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以及开放性的环境下进行决策，确保成人高等教育的决策质量和决策科学性。

2.重建全程性的质量管理机制体系。要克服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应急性、应景性等造成的负面影响，防止“事后”、“问题”管理等非科学的质量管理模式，就必须引入全面质量观和全程质量管理机制。全程质量管理机制包含两个维度意义上的机制建构:一是时间维度，即确保成人高等教育办学由始至终地接受监督、评估和改造升级，确保办学质量实现无缝衔接的过程控制和过程优化。二是空间维度，即在办学现实区域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均实现全方位质量管控，确保质量管控空间维度的全覆盖，并且建立质量警示制度和危机管控机制，对质量危机级别较高的教学单位和时空节点给予及时的、较高强度的预警，并及时给予整改整治和升级改造。对于质量事故级别高、影响恶劣、危害性大的办学单位，应及时给予惩戒处理，并通过合理的媒体渠道向社会公布，保障和谐有序的办学秩序和办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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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主要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高校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的改革，一是高校外部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当下多元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总趋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因此，为了更好的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我们有必要对多元文化和高等教育管理的有关知识有个清晰的认知。

一、对高等教育管理与多元文化的认识

（一）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与规律

1.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

高等教育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活动主体、活动目标、活动对象的自组织系统，这就使得高等教育管理同其它社会系统的管理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系统的总目标及功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和发展、创新科学技术并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就是协调高等教育系统有限的资源投入与高效地实现高等教育总目标的矛盾。

2.高等教育管理的规律

（1）第一，“两重性”规律。高等教育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统一规律。高等教育管理的自然属性是指：高等教育管理的普遍性；高等教育管理的共同性；高等教育管理的技术性。而高等教育管理的社会属性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历史继承性；二是高等教育管理具有政治性。

（2）第二，“二重性”规律。高等教育管理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矛盾的统一。所谓封闭性是指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根据高等教育管理的特殊矛盾而在高教系统内部自我运转和良性循环的性能。开放性是指在高教系统与外界环境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实现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性能。

（二）多元文化的内涵界定

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我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

二、多元文化下大学的地位与作用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文化加速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同时伴随着大学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多元文化发展的现状也赋予了高等教育新的内涵及功能，面对多元文化的挑战，把大学推向社会的中心，这无疑是时代赋予大学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大学由此成为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核心。

大学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一方面是指，大学日益成为社会文化创造、传播、交流、革新的总动力，大学依托其自身的优势引领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指，大学具有积淀已久的人文资源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对高尚精神价值理念的追求，并引导社会主流文化，推动社会文化多样化发展进程。

三、多元文化下如何推进高等教育管理改革

（一）树立“复杂人”的教育管理思想

教育管理糅合了社会各领域有关人性的看法，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某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其中，美国管理学家沙因归纳的有关“复杂人”的人性假设是对以往人性假设的发展，适应了当今多元文化发展对人性的要求。“复杂人”假设认为，一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时间和地点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还应因时因地而异。

因此，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到这一发展的事实，充分调动被管理者的改革积极性，尊重他们异样的价值观，积极与持不同信仰观点者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多元文化的态势下顺利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

（二）改革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如何恰当地处理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这关系到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成败。我们应当改变过去那种中央统的过死的局面，让高校拥有决定自己发展方向的权力，从而为其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为人才的成长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在目前这种多元文化的状况下，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拥有尤其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办学体制上使高校放开，才能使它们拥有不同的办学价值理念、不同的办学规则，从而使得高校能更加适应多元文化发展的现状。

（三）改革高校教学体制，调整大学培养目标，培养适应多元文化的高素质人才

多元文化下的高校要想引领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改变陈旧的教学模式，调整不适当的培养目标，使得培养出来的人才具备宽广的文化视角、多样的文化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校作为多元社会核心的目标。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大学就应当改革教学体制，将学生放置到教学的核心位置，使他们参与到整个教学的流程中来。那么学生的主体性就会得到极大的张扬，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主动参与到多元文化的竞争中，才能使得高校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四）改革高校师资体制，加强人事管理，培养一批适应多元文化的高校管理和教学人员

高校要想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多元文化视角就必须招募到一批同时具有多元文化胸怀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高校应当秉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招聘理念，将具有各种文化价值观的人才吸收进来，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表达、展现自身独特价值理念的平台，从而在学校中形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气氛浓厚的局面。与此同时，学校的管理人员也应当配合这种思想自由的氛围，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全校师生的理念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加强高校学术、科研管理，使得高校能够引领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潮流

在当下，高校之所以能够更好的、更积极的参与到社会各领域的建设中来，这跟高校固有的创新科技、服务社会的功能分不开的。高校作为一个有机的社会子系统，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高校成为一个开放的办学系统，它对社会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因此，高校要想在多元文化发展的大局中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就必须加强自身改革，给高校学术创造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平台，加强学术科研管理，打击各种学术腐败行为。使高校真正成为社会科技发展的助推器。

四、结语

高等教育管理作为高校冲向社会核心地位的有力武器，必须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改革，否则高校的管理体制终将成为高校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潮流的绊脚石。我们既要在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又要在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计划中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而实现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苏勇.当代西方管理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06.

[2]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07.

[3]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