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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利生产;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Key words: welfare production; planned economy; market economy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6-0131-01
0引言
国家在2007年对福利生产优惠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是把福利生产企业彻底地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变成了市场经济模式,这完全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福利企业是在国家计划经济发展的模式下,由各级政府出资组建的。
20世纪80年代,为了保障人权促进社会稳定,扩大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员的安置面,国家决定除了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外,其他的街道、乡镇、村委、企事业单位均可申办福利生产企业,并允许一部分街道办的原有企业转办成福利工厂。
20世纪90年代,个体、私营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企业陆续退出了市场,企业整体在结构性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非常不利于福利生产的发展。按当时的福利企业优惠政策,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的要求,福利生产将无法发展下去。为了保障福利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在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进入了福利企业范围。公有制政策没有完全改变而私有企业又事实存在的情况,给政策代来了一定的挑战。在福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上,各级执行政策人员始终存在争议,各地执行政策也不统一,也在不断的变化、讨论、调整。
21世纪初,多数公有制企业全面地进行了改制脱钩,实质上企业与政府机关的关系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福利企业的经济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福利企业的优惠政策是否还适用,就成了重点问题。在经过几年的争论、调研、试点后,2007年7月1日,调整后的福利企业管理和优惠政策终于出台。这一政策虽然还有不尽善尽美之处,但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到来,我们也必须调整原有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并把我们的工作完全融入到变化之中。因此,福利生产管理必须适应福利生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管理模式的转变,二是权力模式的转变,三是从行政收费到市场服务收费的转变。
1管理模式的转变
1.1 改制后,我们机构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在所有权上发生了变化,从所有到没有,从持股到不持股,从有经济关系到没经济关系。以前我们机构和企业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指挥和干涉过多的事时有发生。由于企业脱钩改制后市场化,现在我们必须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转化,不再对企业指手划脚的进行指挥和干预了。
1.2 过去我们习惯于对企业管理实行计划、调度、统计、总结、调整,再计划、调度、统计、总结、调整,这样周而复始的进行。而现在完全是企业根据市场变化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只要向企业提供有关信息,对其进行相关政策的指导,在经济工作中做好统计工作就行了。
1.3 过去由于我们和企业经济利益有同一性,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经常和企业共同应对其他部门的各种检查,顺拐现象比较严重,使政府赋予我们的监督管理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离。现在由于没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我们在政策执行上更加客观了。
2权力模式的转变
2.1 政企分离使所有权向管理权转化。由于过去企业是公有的,存在有错误也舍不得打骂、处理的现象,很不利于企业管理。现在由于双方没有经济利益挂钩,我们能更好地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使福利企业更加规范了,基本或完全达到了国家要求的标准。
2.2 通过几年管理权限的下放,我们实现了从直接管理到工作指导的转化。下放权力不等于放弃管理,为使工作不受影响,在权力下放后,我们没有放弃对县区的指导,和各县区仍保持较好的协调指导关系,所以全市在行政、工作、指标统计上仍具有较高的统一性。
2.3 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化。过去,我们对各县区的部分企业管得过多,既给企业增加了负担,又不利于调动县区的积极性。现在权力下放了,我们只做好服务工作就行了,个别需要我们办理的事务,随来随办。此外,需政策上统一行动时,由于各县区企业所需的文件、表报较少,自己印制有问题,我们就统一服务了。我们把企业从主要的管理对象转变成为主要是服务对象,完成了从使企业敬怕我们到和我们亲近的转化。
3从行政收费到市场服务收费的转变
3.1 生产发展基金。从开始的20%收缴,到10%收缴,再到不收缴,资金所有权的放弃是市场变化的正常结局。我们完全按照政策要求执行,放弃了小集团利益,使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
3.2 管理费从企业管理机构成立后一直在收缴,在21世纪初改为减半收缴,到2004年完全停止收缴。这项政策有利有弊,它减轻了企业负担,却使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出现问题。
3.3 行政收费的停止,给管理机构的经费来源带来很大影响,这迫使我们从管理收费到服务收费进行转化。我们把除了财政进编的其他人员一律纳入到成立的协会中去,凭借管理机构的影响,加大了向企业服务的力度,从过去的逐项管理转变为向企业逐项服务。由于协调、服务到位,和企业关系融洽,企业每年向协会缴纳固定性的费用,基本解决了机构的经费和开支问题。
这表明,在这次社会发展变化中,福利企业管理机构只有至力于适应变化,以变应变,认真地发挥职能作用,吃透政策,加大指导和服务的力度,才能使福利生产稳定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由于我国的金融结构依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信贷是资金供给的主要来源。存贷款利率的管制仍然限制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能妨碍着宏观调控机制的改善,官定价格和民间融资成本的差异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也使得商业银行贷款业务集中于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有待提高。另外,银行体系内部的二元利率结构也促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模式上产生扭曲,监管难度和成本不断增加。利率市场化改革既有助于提升我国的金融效率,也是整体金融体系改革背景下的重要一环。
国际比较:利率市场化深刻调整银行业务结构
各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说明,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内在必然规律是管制放松背景下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决定了利率市场化更多的体现为渐进性。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业务与收入结构会受到较大冲击,存款成本上升导致短期利差缩窄,但金融创新却使中间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稳定存款负债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趋于减少,银行业资产配置的风险偏好也由于大企业转向资本市场融资而上升。利率放松管制一方面带来了金融效率的提升,同时也加大了行业周期性波动,银行资产收益率有向下的压力,但从长期看,行业的集中度不断提升,不同银行的经营的经营差异化开始显现。
通过分析美国、日本、香港特区以及拉美及东南亚各国利率自由化进程认为,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内在必然规律是管制放松背景下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决定了利率市场化更多的体现为渐进性,而不在乎是由市场推动还是政府主导。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各国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得以提升。下面重点分析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经营的影响。
存贷利差与净息差短期趋于收窄,长期分化
利率市场化后,短期内存贷款利差和净息差收窄,但更长期限看,净息差的表现更多的依赖经济环境并追随基准利率波动。长期净息差变动较存贷利差更为稳定。
美国利率市场化造成了存贷利差的明显收窄,但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提升,存贷利差波动幅度减小,净息差也有所提升。净利息收入从1979年以后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18.27%下降到1990年的2.93%,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步上升并保持在6%左右的增速。日本利率场化后,存贷款利率迅速下降,存贷利差也出现收窄,净息差水平历经泡沫破裂时期大幅下降后,净息差回升至1.3%左右。香港特区利率市场化期间净息差呈现波动收缩特征,行业息差水平由1993年的2.2%震荡回落至2011年的1.3%。
基准利率确定了存贷款利率与净息差走势。在各国利率市场化期间,央行系统所确定的基准利率逐渐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工具转移,使得基准利率对于存贷款利率和息差形成重要影响,基准利率与净息差呈现负相关关系。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与净息差在1978~2000年基本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8。
非利息收入趋于扩张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开展和完善,在混业经营和管制放松的背景下,在息差收窄的压力下,迫使银行业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非价格竞争将成为主要的竞争形式,用以弥补利差收入的下降,维持盈利增长。
美国银行业中间业务规模显著扩张,利息收入与非息收入的比值持续下降,非息收入占比从1979年的18.25%上升到2000年的43.1%,平均增速为13.57%。香港银行业非息收入也伴随着成本收入比的上升而逐年提升,从上个世纪90年代30%一度提升至接近50%的水平。日本银行业的专业分工制度和严格的业务领域限制,使得其中间业务比重相对稳定。
负债结构中存款占比下滑,高息负债增加
各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均伴随着金融脱媒和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存款在这个过程中有趋向减少的内在动力,利率管制放松对于银行吸收存款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存款成本的提升。
美国由于Q条例限制存款利率,存款业务占比呈下降态势,在利率市场化初期,银行存款占负债比重大幅回落的态势扭转,银行付息成本也同步大幅增加。1973年,利息收入支出比由1972年的44.5%增加到1973年的52%;1977年到1979年,由54.2%增加到63.3%。但美国居民储蓄倾向下降以及金融创新使投资渠道多样化,存款同比增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77年的12.6%下降到1992年的0.4%,之后虽然有所增长,但自1993~2000年平均存款增速仅为5.6%。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2-0037-05
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民众的利益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和满足。然而,利益冲突与矛盾亦日显加剧。经济领域中的伦理底线一再被冲破,商业欺诈屡见不鲜、商业信用被任意践踏、攀比性消费比比皆是。同时,把市场交换原则扩展到一切生活领域的倾向,也在个人家庭生活、公共生活等领域产生了震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蔓延,使传统的道德是非观念产生动摇,人们陷入“道德困惑”之中。
这些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反思,学界也形成了关于此问题的不同观点。究竟是否应该将道德失范归咎于市场经济,经济生活中的任意性、腐败性和无序状态是否是市场经济体制植入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伦理的构建是否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显得越来越迫切。
一、“道德困惑”的根由
面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道德失范现象,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此进行理性的分析,寻找其产生的真正原因,从而为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提供思路。
应该说,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态,其发展与完善是社会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进程。这一过程不仅决定于物质和技术条件,也决定于其内生的人文条件和历史背景。市场经济一方面依靠价格机制和市场体系对资本、技术、人力等进行最优配置,同时也需要行政的、法律的乃至人文的各种社会管理和协调手段的综合运用。其中,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也不可或缺。正如韦伯所说,正是因为有了由新教伦理所焕发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文动力。现实也提醒我们:重视市场机制建设的同时,如果忽视了其伦理基础的考量,市场环境没有伦理的约束,市场主体缺乏不损人的求利、公平的竞争、诚实的信用等等道德精神,就难以形成正常有序的市场经济运行局面。国家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似乎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道德困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忽视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的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内生的经济伦理规范又缺乏必要的严格限定,将它与其它社会领域中的伦理简单混同。虽然经济伦理与其它社会伦理有共同的出发点,但不同社会领域中的伦理规范和适用范围是有区别的。在经济领域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等价交换,在政治领域则强调服从指挥、步调一致、为民服务,在公共生活领域则要求互相帮助、维护秩序、乐于奉献。如果不加区别,将市场经济领域的伦理规范向其它社会领域简单移植,同样会出现“道德困惑”问题。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发展的强势力的存在,这种移植也大行其道,其后果当然是道德失范的加剧。
可见,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道德失范现象,不是市场经济不可回避的必然结果,而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以及不能正确处理好各种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结果。当前,迫切需要建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
二、构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法治经济和道德经济。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伦理的规范和引导。
1 经济伦理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保障。市场经济以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假设,以市场调节为最主要的调节手段,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但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局限与缺陷。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如果单纯追求经济效率,市场经济主体就有可能破坏公平竞争、公平交易的原则,以违反契约、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造成市场机制失灵,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就有可能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即劣质产品把优质产品逐出市场)和败德行为,并进一步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交易成本高昂甚至交易中断。
最后,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容易造成两极分化,使社会失去公平和正义;从个人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并不能告诉人们如何支配财富,从而片面地追求、占有财富,容易把人与人全面、丰富的社会生活关系简化、扭曲为商品、金钱等纯粹的经济利益关系,把本应全面发展的人,变成单面的物化的人。
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是不够的,市场失灵必然产生了政府干预、法制建设和伦理约束的要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说,经济调节有三种:一是市场;二是政策;三是道德。确实如此,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契约安排,是大家默认的、反映普遍利益要求的行为规范。它从诞生之初就以约束个人的自利行为为特征,能够帮助市场经济主体公平交易、正当竞争、恪守契约、重视信誉,使个人的自利行为与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协调一致。可见,经济伦理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保障。
2 经济伦理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导向经济。所有经济活动主体都是追求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求利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每个主体都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追求利润必然产生竞争,竞争使经济主体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积累、开拓市场,从而推动经济整体的发展。
但是,追求利润和财富却不是一个足够“正确”的、足够强大的以及足够长久的动力。因为,财富的积累对经济主体所产生的动力同样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当人们还处在穷困之中、尚未取得温饱时,利益机制确实能够激发起前所未有的积极性。然而,当人们摆脱贫困,或已经相当富裕时,财富的激励作用就会锐减,尤其是长久以来“知足常乐”的传统心态,更有可能消磨掉人们经济行为的积极性。因此,经济活动要有不竭的发展动力,单靠财富这个自发性的物质动力是不够的,它更需要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源于经济主体实现理想的信念。
哈佛大学麦克莱南教授的一项研究很耐人寻味。根据他的研究,在20世纪初,英国的经济无论就其绝对规模还是增长率,都位居世界前列,仅
次于美国。这个时候,英国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位居世界第三。半个世纪后的50年代,这一比例跌至世界第29位,此时的英国经济也已是病人沉疴、暮气昭昭了。这项研究表明,在一个社会中,具有成就动机的企业家的数量多寡是决定其经济活动盛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地讲,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只是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发韧动力,倘若不配以特定的人生价值观(比如“强烈的成就动机”),经济增长的目的还是不能达到的。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更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思想。韦伯认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的推动,新教伦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的人文动力。其中,“天职”观念形成的职业伦理、“蒙恩”观念构成的经济合理主义、“节欲”观念构成的积累精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人文动力,它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说来,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发韧动力,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看,它有赖于支持它的道德信念的形成。道德信念一旦形成,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就有了稳定的精神动力。
事实上,经济主体只有在追求财富的同时,把经济活动作为一种事业和理想来追求,才能获得无穷的动力。没有追求事业、实现理想这一信念支撑,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难以获得持久的动力和激励。事实上,任何一种经济都不是纯粹的物质经济活动,它是一种受时代、民族、政治、道德等种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综合活动。而这些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成为经济动力的道德精神,正是经济长久发展所需要的永恒力量。
3 经济伦理是我国经济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迫切需要。加入WTO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一步,是一次更具现代意义的改革开放,它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世意味着中国将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在各个领域、各种层面、各种利益之间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在经济领域内,我们面对的是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
经济活动不仅是“经济的力量”起作用的体现,同时也是其“内在价值的一种表达”。所以。全球化下的经济竞争并不是纯经济活动的客观较量,而是包括经济主体的道德觉悟在内的伦理文化竞争。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加强经济伦理的建设、提高经济主体的道德意识、将道德转化为经济的力量对于我们面对竞争尤为重要。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伦理与道德的竞争。
首先,伦理道德是一种人力资本,是创造经济绩效不可或缺的因素。以人力资本研究闻名于世的舒尔茨曾计算过各种“有形”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量,结果发现,除各种“有形”要素贡献所占比重之外,还有很多剩余找不到出处。通过研究发现,这是由制度以及道德因素造成的。现实也告诉我们,各行各业的职业伦理虽然不同,但是敬业精神是每个行业都需要的。而敬业精神则是促使人们提供良好产品和服务的精神力量,也是与发达国家经济比拼的精神法宝。
其次,伦理道德对经济的贡献还在于它能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是经济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着经济效益的大小以至经济活动的成败。如果每个经济主体都能有良好的信用,遵守契约、公平竞争,那么,经济主体之间就会相互信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反之,缺乏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则会引发市场经济活动中大量不道德的行为,产生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最后,伦理道德还可以促进合作效益的创造。所谓合作效益,是指不同主体通过相互合作而产生的超出单个主体所能创造的价值的总和的那部分效益。合作效益一方面来自通过合作降低的交易费用和竞争成本,另一方面来自通过合作形成资源的相互共享和优势互补,以及专业化的发展和规模效益的创造。而一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是达成有效合作和创造合作效益的必要条件。
可见,加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的建设,是提高我国的经济“软实力”,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赢得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三、构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的现实性
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构建面临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市场经济伦理的构建没有可能性。相反,只要我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是可以找到市场伦理构建的现实途径的。
1 所谓“斯密难题”
亚当・斯密留下了两部不朽的巨著――《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又名《国富论》)。这两部巨著奠定了斯密在经济科学史和道德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建立了以人的利他心为出发点的道德哲学体系;在《国富论》中则构建了一个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的经济学体系。就是说,在斯密那里,道德人是利他的,经济人是利己的。后人在研究斯密这两部巨著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伦理世界中,经济人的利己行为是不道德,而在经济世界中,道德人的利他行为成了非道德。伦理世界和经济世界现实的不可分性,造成了所谓的“斯密难题”:一个人的行为到底是以利己还是以利他为出发点?由此说来,似乎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呈现一种二律背反的景象。这么说来,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还有可能性么?
应该承认,从斯密的原著看,其中确实不乏一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内容。如:一方面,斯密说地主式的“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的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而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即那些“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另一方面,他又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质,这些本质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常为他人的悲哀而伤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情感一样,决不是品行高贵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斯密这里明白无误地承认在“人性”或人的“原始感情”中,“天赋”既有“恶”(如“贪婪”、唯利是图的“自利”)的一面,又有“善”(如“为他人的幸福而高兴”、“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的“怜悯或同情”心)的一面。
然而,斯密虽然认为每个人都无可争辩地具
有着“自利”和“利他”的天性,但如果一定要问谁更原始,那么斯密的回答是“……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每个人当然比他人更适宜和更能关心自己。每个人对自己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对他人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更为灵敏。前者是原始的感觉:后者是对那些感觉的反射或同情的想象。前者可以说是实体;后者可以说是影子”,即在何者更贴近人的意义上,“感觉”比“想象”来得更真切,从而“自利”先于“利他”、“恶”是“善”的前提。
这样,斯密发现了“恶”对社会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一观点显然也借鉴了17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孟德威尔的观点。马克思曾有评论说,《国富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德,孟德威尔的《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注释”。在《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所表明的是: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蜂巢,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仿佛是栖居在这一蜂巢里的蜜蜂。如果说只有每只蜜蜂都辛勤劳作、奋力采花酿蜜才会使整个蜂巢蜜汁丰盈的话,那么,对人类而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公益的增长,就直接取决于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人的求利努力及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其表达的直接意思即“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个体的恶(劣行)直接就是(或可转化为)群体的善(公共利益)。
当然,这里所说的“个人劣行”不是指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或坑蒙拐骗之类的胡作非为,而是指与仁爱、利他及自我牺牲等传统伦理规范相悖的个人自利行为。从而,孟德威尔的意思是:社会中每个个体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是整个社会公利得以实现的源泉或根本保证。如果说“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思想在孟德威尔那里还仅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寓言”的话,那么,在斯密那里,它就是一种已经得到系统论证的经济伦理理论。
按斯密的理解,市场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参与“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人们)最大的努力”。他们为了在比赛中获胜而不遗余力地去进行各种发明、改良和革新,去“极度”地工作。其结果,不但增加了他们个人的财富,而且也在总量上增加了全社会的财富。与此同时,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各个市场主体,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与,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用不着法律的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自然会引导他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而在分配的意义上,贪婪的富人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的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很明显,斯密在《蜜蜂的寓言》的启示下,创造性地通过“看不见的手”完成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内在联结,可见,所谓“斯密难题”也并非是不可破解的。实际上,经济人的利己性与道德人的利他性都从属于人的社会性,在社会性的基础上,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我们承认经济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和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但是,经济人的利己行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任何经济人的个人利益的实现都必须以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至少是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条件。经济人参与市场活动时,不仅要考虑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且要遵循等价互利、公平公正、诚实守信、节制资源、奉献社会等市场经济伦理。只有这样,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才能得到长期保障。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经济人不仅生活在市场经济领域内,而且还生活在非市场经济领域内。当一个经济人参与市场活动时,必须遵循市场伦理,而当他参与非市场经济活动时,他又必须遵循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伦理。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经济人与道德人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2 构建市场经济伦理的现实路径
我国市场经济伦理的构建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唯一现实的路径。这一路径大致包含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这是一种本质适应;二是与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相适应,这是一种形式适应;三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一种动态适应。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959(2009)12-0090-01
静脉留置针技术日渐完善,其优越在于减轻患者反复穿刺的疼痛感,保维持血管的通路,利于紧急抢救,减少护士穿剌操作次数,提高工作效率[1]。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护士是受血液传播疾病的高危群体,护士双手时常会有针刺伤,静脉留置针的使用对护士也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应用广泛的同时也常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如果处理不及时就会造成不良后果,现对我病区2009年1月至6月200例使用密闭式静脉留置针病人的观察,对于出现的并发症及时给予对症处理,避免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本组病人200例,年龄2~98岁,其中男95例,女86例,少儿19例,平均43.2岁,全部为心脏病病人,置管时间为3~9d,平均5.3d。
1.2 材料:均是中国江苏BD公司生产的Y型密闭式静脉留置针,同时使用无菌透明敷贴、小型无菌敷料、医用透明胶带、弹力绷带固定材料。
1.3 方法:穿刺部位分别为手背、腕部、前臂等弹性好、粗直、活动度小、无静脉瓣的血管进行穿刺,穿刺方法是:取下针套,旋转松动外套,右手拇指与示指夹住两翼,再次排气,嘱病人握拳,绷紧皮肤,固定静脉,右手持留置针,在血管的上方,使针头与皮肤成15~30°进针,见回血后压低角度,顺静脉走向继续进针0.2cm,送外套管,避免针芯刺破血管[2],撤针芯,松开止血带,调开调节器,嘱病人松拳,然后固定。
2 结果
本组200例病人静脉留置针一次穿刺成功者186例,成功率为93%。其中静脉炎20例,发生率为10%;皮下血肿12例,发生率为6%,穿刺部位及周围硬结肿胀8例,发生率为4%,导管脱出7例,发生率为3.5%,局部热痛5例,发生率为2.5%,导管堵塞5例,发生率为2.5%,穿刺部位周围皮肤过敏4例,发生率为2%,经对症处理后全部恢复正常。
3 并发症及处理
3.1 静脉炎:表现为穿刺部位血管红、肿、热、痛,触诊时静脉如绳索般硬、滚、滑、无弹性,沿静脉走向呈现红条索状,严重者局部针眼处可挤出脓性分泌物。护理人员应注意各操作环节的严格无菌;选择静脉尽量从血管远端开始,力争一次穿刺成功;输注对血管刺激性较强药物的前后应用生理盐水冲管,以减少静脉炎的发生。一旦发现静脉炎立即停止使用静脉留置针,嘱病人抬高患肢,可用酒精纱布湿敷,将土豆片切成片状沿静脉走形方向贴敷,每天数次[3],也可使用25%硫酸镁纱布湿敷,配合理疗照射,必要时行外科换药。
3.2 皮下血肿:主要是因为穿刺及置管操作不熟练、技巧掌握不好、操之过急、动作不稳等,往往容易使静脉留置针穿破血管壁而形成皮下血肿。因此,护理人员应熟练掌握穿刺技术,穿刺时动作应轻巧、稳、准。依据不同的血管情况,把握好进针角度,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以有效避免或减少皮下血肿的发生[4]。如发生皮下血肿,立即拔除留置针,按压穿刺处5min左右,配合理疗或微波照射,促进血肿的吸收。
3.3 穿刺部位及周围硬结肿胀:主要发生于65岁以上的老年病人,血管弹性差,多发生于置管后的3~4d,表现为穿刺部位静脉及周围1cm范围硬结,穿刺部位的血管粗于正常血管,手摸感觉比较硬,用手按压时病人自诉有轻微的疼痛感,无静脉炎症状。如发生此现象及时拔除静脉留置针,使用25%硫酸镁纱布湿敷,3~4次/d,配合理疗照射。
3.4 导管脱出:主要由于固定不妥、静脉留置针停留时肢体活动过度和外力牵拉所致。本组中4例是由于活动中不慎脱出,另3例为夜间睡眠中不慎脱出。预防重点在于妥善固定导管,延长管应弧形固定,以利于导管受外力牵拉时有一定的余地,同时,在更换敷料时应向心揭开敷料,也可用弹力绷带在静脉留置针处再固定。此外,还应加强宣教,指导患者置管侧肢体勿负重或过度活动;神志不清者,应加约束带约束另一上肢,以免把针头拔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2日
在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汇率环境复杂的背景下,本着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目的,我国开始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利率市场化是渐进式的货币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国债发行利率、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银行存款利率的依次配合调节,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可以加快金融机构的升级,增加其收益能力;另一方面还便于相关部门在金融监管方面采取更加强有力的举措。然而,利率市场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利用其所带来正面作用的同时,也要理性地思考由此所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化增长。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努力处理好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利率市场化概况
我国并非是出现利率市场化最早的国家,这一现象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呈上行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往来也逐渐增多,经济学领域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路径也逐渐趋于多元化,研究资源也更加丰富,成为后续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主要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阶段,货币政策框架也正处于由数量型向价格型逐步演进的过程中,所以利率市场化可谓是应运而生,同时与利率双轨制相比较而言,利率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趋避性的,很难进行有效的抑制。
利率市场化的出现与经济发展模式有紧密联系,随着现行应用机制的变化,在每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都要适时变更应用模式,从而实现当前经济结构与货币政策的最优效应。不仅如此,在随后的实施过程中但凡出现有关银行同领域内的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市场转贴现利率、国债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表征,在接下来的实施阶段务必要在第一时间对政策模式实施变更,如此才能确保政策落实的科学性和规范化。
二、利率市场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鉴于利率在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变化,在之后的干预环节务必要尽快对干预路径加以审视,下面是利率市场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简要分析。
(一)改善现有的利率结构。利率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利率在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变化,在之后的干预环节务必要认真领会利率市场发展模式的硬性规则,尽快对干预路径加以审视,找准结构发展动态,从而进一步提高利率的应用准则。在当前的存款流程里,依然会出现存款利率小于1甚至为负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应用模式,所以为了对此加以修正与完善,针对利率市场发展路径的合理转变要强调高效和高质量,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出传统应用模式的优势。不仅如此,利率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信贷金的制约,这在无形中为日后的发展路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的最后处理环节,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经济发展指挥棒的角色。鉴于利率在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变化,务必要在第一时间对货币的种类、资本的使用和拆借市场实行合理的研讨,实现当前控制模式的最优化状态,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模式的最优化状态。另外,在价格数据全范围处理环节,拆借市场的主要力量尚不能确定,交易数额较低的现象也时有出现,银行也显得力不从心,这无疑对市场发展的大环境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健全的金融体系对商业银行资金把控而言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所以务必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传导模式的实践方面,如此才能显现出日后一系列设计模式的作用。
(三)利率市场化推迟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周期。鉴于利率在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变化,务必要在第一时间对控制模式实施D变,从而适应现行发展模式的需要,如此才能显现出日后一系列设计模式的作用。然而,在实际的设计操作中利率市场化的发生对货币传统的效力周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鉴于利率在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变化,一旦发生推迟货币政策的现象,就需要在第一时间对应用模式实施变更,从而显现出日后干扰模式的优势。不仅如此,利率市场化以后,相关的利率决策流程更为复杂,这无疑延长了货币政策的周期,从而也制约了货币政策落实效率的提高。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以产权为研究重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要点是: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经济品的交换,即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交换是一组权利的交换;产权具有排它性,同时可分离、可分割(如对一物可以同时或分别有不同的权利),从而可有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同时它还受规则和国家的约束;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产权制度决定组织的类型、形式及经济效率高低;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技术进步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私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选择的标准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通过建立在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产权交易,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复杂、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如现代大企业;企业本质上是投资者、经营者、职工、债权债务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产权交易和“不完全合约”的组合及产物;企业的“不完全合约”性质及信息不对称,使企业的委托问题成为企业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
比较研究表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十分接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E·G·Furubotn & S·pejovich说:“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规范。…产权制度可以描述为,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转见上海三联书店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1995年)。
法学家通常从财产权利法律制度的角度把握产权概念。一些法学家认为狭义的产权制度主要指所有权制度或物权制度,而广义的产权制度则包括物权、债权、法人和企业财产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种的财产权利。
经济学和法学的产权概念不同,但二者关系密切,前者讲的是经济关系,是内容,后者讲的是法律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权关系的调整和维持需要相应的法律条件。没有合适的“强制性”的法律,产权经济关系维持和调整成本将较高。
二、中国必须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
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两个层面建立与此适应的产权制度。
首先,产权制度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所以需要产权制度,是因为资源有稀缺性,必需合理配置资源。因此决定资源生产、使用和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就成了事关资源配置机制和效率的基本问题和必要条件。
其次,我们选择了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市场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和传统计划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不同。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意味支配资源、决定资源交换的市场主体——个人和法人的产权必须清楚明确,即市场主体必须有资源交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否则它就不是市场主体,无法担任资源配置的主角。
第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按市场经济原则确立的产权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已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独立的个人和法人取得资源支配权和交易权的过程。80年代初出台以后又不断完善的《合同法》、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90年代出台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承认并保护包括私人产权在内的各种产权,为中国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各种企业的发展,及股份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证和促进作用。
第四,为解决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建设,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目前在产权制度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个人产权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和保护,有在城市建设中对个人产权的不当处理、私人企业进入限制、上市公司小股东利益缺乏保护等问题;大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得到妥当的保护和平衡;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并不清楚,如资产处置权责到底归谁的问题就不清楚,因此企业转制难以推进,国有资产易流失;许多创新和技术进步,受不合理的制度限制,难以推进;法律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宪法中有关公私产权关系的描述需进一步调整,较完备的物权法尚未出台。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特点
第一,覆盖所有经济资源的产权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应覆盖所有有经济价值的获得需付出成本的经济资源,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源都应“物有所归”。适应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存在与多种产权关系相对应的财产权利的法律形式。
诸多财产权利之中,最基本的是物权和债权。物权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权利。物权可分为所有权(自物权)与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债权指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给付(含作为与不作为)的权利。股东权是在股份制公司出现后产生的一种特别物权。广义的股东权,泛指股东得以向公司主张的各种权利。和股东权对应的是企业财产权,即企业拥有对企业直接所有和管理的资产的支配权,尽管这种支配最终将受到全体或多数股东的股东权的约束,因而其独立性有限。
无形资产财产权是有关商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财产权利。随着技术进步,它的价值日益提升。对一些科技型公司,知识产权已成为它最重要的战略和组织资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权制度是最基本的产权制度,不明确物为谁所有,所有者有何权利,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市场经济主体;债权亦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对它的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存在发展的前提,因为它是市场交换可靠有效进行的必需前提;与现代大公司制度发展和科技进步、知识积累密切相关的公司产权和股东权、无形财产产权,已成为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些产权的有效性仍依赖基本物权、债权体系的完善,同时自身也要不断完善。
第二,各种产权主体地位平等,但作用有所不同
经济资源是有价值、要获得必须有成本的资源。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资源的产权主体,即产权的拥有者有个人、法人和国家(具体地说是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外,国家和地方都被称为自治体)。个人、法人和国家的产权对象可以相同,都可以是企业、不动产和货币,亦有不同的特点。个人产权对象包括和人身不可分的人力资本,而法人和国家只能通过一定的交易和承诺获得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国家产权对象的获得可源于一般的交易,亦可以源于国家根据法律的征收。法人产权对象所及的范围宽,但它和人力资本只能有交换关系,亦不可能像国家那样直接用强制手段获得资源。国家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企业的全部产权,而企业对国家和个人只能有部分产权(如债权)。
个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的产权主体,除非有法定的基于公益理由等的限制和对他人有不当的影响外(如有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必须承认和保护个人产权,即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及个人合法(或不违法)从事各种商事活动的权益。这是因为包括个人消费、个人投资和储蓄、个人工商活动、个人作为受雇者的服务在内的个人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而个人产权是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个人产权及其交易是法人产权的基础,是现代大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现代大公司是个人产权主体通过成本收益比较竞争选择的结果,个人投资及其人(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和选择是大公司持续融资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承认个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相应权利,是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的前提,随着竞争压力加大、创新速度加快,人们日益认识到企业组织知识积累过程是人的“隐形知识”向“显形知识”持续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效率和结果与“人力资本”制度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事实及法律(包括宪法)上我国都已承认的并承诺要充分保护个人财产权利,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在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承认和尊重每个人,包括劳动者个人的产权主体地位及其产权,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一致,有助于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
法人是法定的团体。法人的经济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为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使法人组织成了商品和劳务最主要的最有优势供应者,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需求者。因此法人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主要产权主体。法人产权制度是与法人有关的产权制度,它离不开个人产权(如股东权、个人基于合同获得的权利),但有别于个人产权。完备的法人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中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制度,是现代产权制度与“罗马法”时代和资本主义初期产权制度最重要的区别所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人组织,特别是大公司的产权关系十分复杂,能出现有效率的大公司,既要求个人产权制度比较完善,更要求有较健全的法人组织制度,首先是法人相关者产权关系的协调机制和较好的制度安排,这只能是市场经济比较成熟、水平较高及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的成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法人组织是将个人产权与资本市场及大公司产权相联系具有公有特点的重要工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日益重要(按德鲁克(Drucker)的说法,机构投资者获得股权是一场无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将通过大企业主体成长及其作用发挥的过程,完善中国的产权制度,并从而进一步促进大公司的成长。
国家,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重大的产权主体。国家产权所及的对象中,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及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及国家拥有的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长远地看,国家产权的主要作用是充当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支撑。因此国家产权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目标所需的公权的手段,除在国家必须控制的少数领域及特定时期外,主要用于解决单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市场失效”问题,一般不是直接充当创造价值的主体。尽管通过国有企业,国家产权也间接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产权主体,作用不尽相同,但其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含义是,除非国家有明确的法律限制,各主体在民事及商事活动中的经济权利和法律地位平等;国家公法对不同的法律主体待遇平等,一视同仁。
第三,不断完善的产权制度
从历史上看,先有物权,以后由于交换出现引出债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封建经济体制,出现了新的公司组织和相应的公司财产权利,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权利也日益重要。包括公司产权在内的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历经百余年其基本构架已基本确立。以后由于科技进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产权制度在已有框架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一是与大公司发展有关的公司产权制度,随着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日益增加和多样化、复杂化,出现了更多的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如出现经营者期权、与更多的投资工具有关的权利等。二是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由于与日益重要的知识资本的关系密切,其内容、工具和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并且对公司制度和民商法、及民商法与公法的关系,都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如一些国家已允许商业模式成为专利,为使货币资本更好地与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结合出现更多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形式。三是与交易有关的债权及其处理方式,随着交易规模扩大和日益复杂、快速化(在因特网出现后更明显),按既要支持新交易方式的发展,又要降低风险的方向日益变化发展,如出现电子货币,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日益增加。
四、推进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理顺不同产权和主体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个人与法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个人与法人的关系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关系,个人作为雇员与法人的关系,个人作为投资者(股东)与企业的关系。这方面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个人的权益,包括个人产权保护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完善民事法律,强化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还需要通过劳动法、证券法等属于公法范畴的经济法、社会法的完善,提供相应的保证。
理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涉及理顺个人产权与国家公权,及个人产权与国家(国有)产权两个方面。国家权力包括以国家为主体的民事权利和财产权利,还包括旨在服务于公共目标的公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亦公认“公权优先于私权”。问题是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个人产权不能对抗公权,公权亦不能无偿占有个人产权,否则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无法建立。理顺公权和个人产权关系,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的边界;确定公权的存在范围,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公权力过大,政府介入了许多它不应也不必介入之事,但同时很多该做之事并无精力去做;明确行使公权的法律条件,公权只能根据宪法和法律,按法定程序行使,不能随意侵犯个人产权;当行使公权会带来个人(及法人)的财产损失时,国家应予以补偿。
理顺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关系的重点,一是界定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的范围,要根据中央已明确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适当缩小国有经济及相应的国有产权的控制范围,允许个人产权进入更广泛的领域,并给予保护和尊重;二是在允许个人产权进入的领域,明确个人产权主体和国有产权主体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要平等保护双方的合法利益。目前既有国有产权主体利用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侵犯个人产权主体的问题,亦有个人产权主体利用国有产权主体责任不清侵犯国有资产的问题。
利率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很大,因为利率的变动调节了货币的供需关系,还调节了经济增长中货币的流通数量,更是可以起到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变动,更可针对币值的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困境发挥作用。当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我国的经济形势也在相应地发生转变,主要表现在对外需求逐步降低,同时内部需求也不兴旺,针对这样的形式,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出台的货币政策是扩张性的,天量信贷的局面由此产生,这也会让我国将要面对更大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此种情况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正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之中,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行,会引起银行利率下降,带来信贷与货币量增加,而这两者的增加会刺激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加剧、资产价格飙升;相反,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将使得银行利率提高,虽然通货膨胀的压力产生了一定的环节效应,但是同时也会使各大企业的投资需求降低,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就我国的现阶段而言,货币政策必须要承担双重的责任,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要稳定货币的价值,因此,这就很容易使货币政策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所以我国比较传统的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在这两难困境中比较权衡,但却很难实现一个两全其美的局面。因为,我国的利率长时间的处于一个被管制的状态下,特别体现在核心位置存贷款利率,至今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会随之割裂,从而出现货币政策利率工具,不能被传导至整个经济市场中去。因此,对利率的完全市场化改革是解决我国现阶段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两难困境的唯一市场规律。
一、利率市场化同币值稳定
在我国货币框架中,一直存在两种分析的方法,一个是存量分析法,一个是流量分析法。
在较为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中,一般是采取存量分析法,因为无论是从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到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都是将货币看成是一种资产。但是这并不代表存量分析法是完美无缺的,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比如:存量分析法过分强调货币价值贮藏的职能,但是其对于货币的本质职能,也就是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并没有考虑充分,所以,这就让主流的货币理论对现实的理解力有了很大的限制作用,特别是忽视了对金融全过程的具体分析,即对银行信贷的发放与回收。而相对于存量分析法来说,流量分析法体系主要是由罗伯逊建立起来的,而后由蒋硕杰逐步进行发展的。流量分析法相对于存量分析法而言,其主要是将金融体系加入到了分析的框架中,并且还考虑了金融机构的各类行为变化。这一理论观点一般认为可贷资金的供求流量可以决定利率的均衡,利率对于经济的影响及银行信贷这二者间都是紧密相连的。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导致外部融资溢价,也会导致金融市场对于不同条件的资本需求者的融资调价产生极大变化,同样是一种利率渠道的增强机制,但是流量分析法对于银行利差的考虑也不够充分。
首先从通货膨胀这一点来分析,银行经营模式是在安全、流动、盈利这三项基本条件下进行的,所以银行的利差和信贷扩张动力是相辅相成的,获得利差收入越多,那么信贷扩张动力会随之变得更加强大。其次,新增贷款与信贷两项额度之间也存在着联系,两者既存在相似的变化趋势,也存在着相反的变化趋势。最后,从我国现行的金融经济来看,现有货币流通的理论只是考虑了经济循环发展中的金融发展过程,并且,认为我国银行的信贷投放是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
二、利率市场化同我国经济增长
在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中,完全竞争市场会使消费最优、生产成本也会最低,让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所以完全竞争市场是有效率的,并且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或者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效手段。而利率市场化对于资源的配置来说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利率是被当做货币资金这种特殊的商品来使用的,也是为了让货币资金这种极致稀缺的资源,可以得到最优的配置,以及做有效的利用,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才确定了利率本身就必然需要由货币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关系来决定,进而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首先,市场利率是对货币市场上资金供求关系的一个客观真实反映,受到了经济规律以及行政等因素的干扰,可以自发地去调节社会经济,并调整以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最优化变动。其次,市场利率是随着货币市场资金的供求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可以引导货币资金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运动,以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进而提高资金流的合理化,只有实现了利率的完全市场化,才能引导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利率市场化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是利用银行的利差作用,向我国的实体经济进行传导,其传导方式主要是依靠银行的信贷同各种金融的创新方式来实现。
当然,利率完全市场化也是能否顺利实施货币政策以调控经济的一个内在要求,我国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和最终目标之间是需要建立一个中介目标的,需要通过市场利率的客观性与灵活性,为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控提供可靠的参照体系,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更加有效且更加具有约束力。所以,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不仅是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想选择,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三、利率化解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两难困境的分析
我国货币政策的增长经济与稳定货币两难困境,直接作用于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控实施,对调控政策的影响非常之大。本文主要对利率市场化在两难困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及探索,其对两难困境的化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借鉴货币流量理论和其他研究成果的方式,分析了利率和商业银行在经济货币政策中的执行地位极其作用。本文分析利率的变化过程,银行的信贷行为会作用于货币的投放总量,以及货币投放结构,使通货膨胀率和实体经济增长率随之发生变化,也可以说是由于货币流量的变化而导致了经济存量的变化。
所以,本文的研究获得了两个实际的结论,一是在利率市场化之后,首先银行的利差会有所收窄,这必然会缩减银行依靠利差获取利益的经营动力,从而导致银行的放贷减少,这能够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二是在利率市场化后,可能会导致低利率现状有所变化,使我国的资产价格逐渐向合理值回归,银行的资金也将向实体经济回流,从而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总而言之,我国利率的完全市场化,不仅可以让我国的货币政策照顾到我国的经济中高速增长,也可以形成币值的基本稳定,这对于我国的经济产业向中高速水平转变具有维稳和促进的作用。并且,当前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宏观经济增加比较稳定,也为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基础,有利于实时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我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货币资金都将是一个比较短缺且急需的生产要素,所以,我国推动利率完全市场化改革不仅是现阶段我国金融改革重点,更是我国未来“十三五”金融改革的发展方向,能够有效化解货币政策中稳定货币与增长经济的困境问题。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率上升或下降问题,而是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关系到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转变与发展,所以,商业银行必须要将传统的依靠利差获取利益的盈利方式进行改革,全面实施银行的金融创新,使信贷结构更加优化,并且要增加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以使银行的经营风险有所降低,让商业银行同时具有经济发动机与货币稳定器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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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群;指标评价;熵权系数法
一、引言
当前,以高度流动性、集约性、垄断性和渗透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不仅使城市之间的依赖性增强,同时也使区域之间的合作成为趋势。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由湖南“3+5”城市群、环鄱阳生态经济区、武汉城市群构成。湖南“3+5”城市群以长沙、株洲、湘潭为中心,还包括岳阳、衡阳、益阳、常德、娄底5个邻近的城市。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还包括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8个城市。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南昌为中心,还包括景德镇、九江、新余、鹰潭、吉安、宜春、抚州、上饶8个市区。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湖北省统计年鉴》《2011江西省统计年鉴》《2011湖南省统计年鉴》及google地图等。所有数据均采用2010年的数据。
本文采用熵权系数法对指标赋予权重,从而计算出各城市群的综合得分。熵权系数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①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与标准化。选取m个城市群样本、n个指标的数据,构建原始矩阵,其中i是指第i个城市群,j是指第j项指标。如果指标为正向指标,则采取的方式;如果指标为负向指标,则采取的方式。由zij构成标准化后的矩阵。
②为避免取对数时无意义,我们将标准化后的值进行平移,令。计算熵值计算公式,其中。据此可以得到每个单项指标的熵值。
③由于之前对标准化值进行了平移,可能导致信息效用值为负,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我们将信息效用值加上。
④计算熵权系数,利用和分别计算各单项指标和子系统的权重系数。
⑤计算综合得分。
三、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评价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指标说明
本文参照宁越敏、唐礼智(2001)等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建立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各城市群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该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国民素质、政府作用、环境质量和城市群凝聚力8类评价指标子系统,共27个单项指标。
对城市群的研究在方法上和城市相似,但也有所区别,我们在一般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心城市地位这一子系统。它包括两个基础指标,经济联系强度和人口中心集聚度。城市群内部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成正比,与最短交通距离成反比。本文采用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平均经济联系强度来进行测度。人口中心集聚度是指区域人口在中心城市聚集的程度,本文采用城市群中心城市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来进行测度。
仙桃、潜江、天门三市,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万人医生数这三个指标的数据无法获取,考虑到它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本文未对这三个市的这三个指标进行补值。
2. 权重的确定
根据计算步骤,我们可以得到每个单项指标的熵权重(见表2)。X14的权重最高,为0.0417,其次为X2和X19。由此可知,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与外资的利用程度、经济生产效率和对科技的投入紧密相关。
同样可以计算出每个子系统的权重(见表3),发现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与国民素质三个子系统的权重较大,都达到了014以上。这三个方面对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贡献较大。
3. 城市群的综合得分
依据所求出的权重,可以得到城市群的综合得分,以及每个城市群的子系统的得分(见表4)。从综合得分来看,湖南“3+5”城市群的得分最高,为1.1810,武汉城市群次之,为0.9051,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为0.8248。湖南“3+5”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在整个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最强。
分析湖南“3+5”城市群,发现其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基础设施建设、国民素质、政府作用五个子系统的得分在三个城市群中位居榜首。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实力较强、发展速度快、后劲足,在带动整个城市群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长株潭一体化以及湖南“3+5”城市群的建立,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岳阳石化产业集群年产值均过千亿,长沙经开区、长沙高新区、株洲高新区等千亿产业园区的建设,增加了整个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湖南高校的建设及政府对科教的重视,湘雅等甲级医院的发展,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国民文化素质。但湖南“3+5”城市群在环境质量、对外开放程度、中心城市地位三个子系统上的得分较低。
武汉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地位这一子系统得分为三个城市群中最高。武汉城市群在地理上占有优势,各个城市紧紧围绕着武汉市,彼此之间联系紧密。此外,武汉城市群的经济综合实力也较高,得分略低于湖南“3+5”城市群。但在政府作用和环境质量上的得分较低。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对外开放程度和环境质量两个子系统上的得分为三个城市群中最高。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新余1983年复市之后,逐渐聚集了一大批新能源企业,成为远近闻名的“经济小巨人”。新余作为后起之秀,其新兴企业的发展吸引了外资的进入,对整个江西的进出口贸易贡献巨大。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被定义为以生态与经济并行发展为目标的城市群,因此,生态环境的建设是其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因而其环境质量比其它两个城市群好。但它在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作用和中心城市地位上的得分较低。
四、对策及建议
三个城市群作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子城市群,应当增加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城市群的联合发展,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分工合作,各城市群应当在地域和结构上优化其生产方式,增加分工协作,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湖南“3+5”城市群在经济方面领先于其它三个城市群,在保障其优势的同时,应当提高其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环境质量、增加城市群内部城市的联系。一方面,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外资的进入,通过减税免税和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企业本身应当利用三个城市群合作的机遇,通过对自身管理与生产的优化、企业之间的合作等方式吸引外资,提高出口额。在环境质量方面,政府应当增加财政投入,加快公共绿地的建设,在城市建设规划当中,提高环境质量的要求。此外,湖南“3+5”城市群还应当提高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大力建设公路、铁路的修建,缩短交通运输的时间成本。
武汉城市群应当利用其地理位置联系紧密的优势,一方面加大城市之间的合作交流,壮大其区域竞争实力,另一方面,又要平衡各个城市之间的发展,改变武汉市“一头独大”的局面,依靠武汉市带动其它各市的发展。此外,武汉城市群应当增加财政收入的总量和利用的效率,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利用其优势产业,一方面吸引外资的进入,另一方面增加产品的出口。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要继续发挥新余新兴工业城市的优势,在城市群合作的机遇之下,做大做强其优势产业。同时,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应当加快其城市的建设发展,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科技、教育和医疗投入的增加,提高国民素质,增加高素质人才的供给。政府应当提高财政收入的总额和利用效率,增加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此外,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各个城市分布较分散,应当加快交通建设,增加各个城市的联系、交流与合作。
五、结论
三个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存在一定的差异。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建立为三个城市群的发展带来竞争,也带来机遇。三个城市群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才能更好的利用这次机遇,在竞争中胜出,求得发展。
参考文献:
[1]宁越敏,唐礼智.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和指标体系[J].现代城市研究,2011,(3):1922
[2]曾志伟.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评价研究——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3):14
[3]穆瑞欣,陈晓红,游达明.基于主客观综合赋权的长株潭城市群循环经济评价[J].系统工程,2010,28(1):113117
[4]周凡.基于熵值法的长株潭城市中心性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2011,32(3):275278
前言: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要求民办高职院校在培养装潢艺术设计学生的时候要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精密的结合,通过社会实践来提高学生的市场竞争能力,培养市场所需求的人才。笔者结合我校的实践探讨了民办高职院校装潢艺术设计专业以培养学生的培养策略。
1、 教师和设计师的结合
时代的发展对艺术设计教师的要求就是随时要和实践以及市场紧密联系,传统型的教师只是在课堂上传授专业的理论知识,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没有太高的要求,因此,在当前的教学中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一个方面教师不能脱离课堂去参与社会实践,另外一个方面,学生需要由实践经验的老师在教学中予以辅导。在德国包豪斯时代,他们常常在工业设计教学中采取一名教师外加一名经验丰富的师傅的方式。在当前国内装潢艺术设计教学中,特别是对民办高职院校要采取这样的人员配置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同时装潢艺术设计也不需要达到工业艺术设计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形式合二为一,换句话说,教师在以理论传输者教学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设计者,换句话说就是采取双师型教师教学。所谓“双师型”教师,即为教师既需要由传输前沿的理论知识教书育人的能力,同时又需要教师具备工程师和技师的时间能力。
换句话说,对民办高职院校装潢艺术设计的教师来说,不仅仅需要他们对学生能起到“传到授业解惑”的作用,同时需要他们扮演“师傅”的角色,做到“能文能武”。因此,对民办高职院校装潢艺术设计的老师来说,仅仅具备理论知识是不够的,需要他们在实践中升华理论同时在反哺学生,这要求这些教师在教学中学习,为自己确定终身学习的长远计划,放弃过去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在教学相长中不断补充和提高自己,同时也能为社会和学校培养出高质量的毕业生。
2、 装潢设计工作室与课堂教学的联合
装潢艺术设计工作室是学生学习、科研和工作实践融为一体的场地,民办高职院校设立工作室是为装潢艺术设计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提供一个团队学习和实践的工作产所,在工作室,教师一个方面可以传输理论知识,同时可以模拟实践项目,通过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工作室这样的小社会,理论和实践能紧密的联合起来,以理论带动实践,以实践升华理论,最后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达到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
在工作室中,教师可以将教学计划中的理论部分通过案例和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分解传授,在教学过程中紧密的联系市场,通过对市场动态的观察随时的调整教学策略和方式,在教学中鼓励学生进行团队合作,同时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融入社会,在工作室的实践中根据市场的动态完善所接收的理论知识,这样不仅仅能帮助学生对市场的动态有最新的把握,不至于脱离实践,同时也能促进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能力。
3、 企业实践与课堂的融合
大多数企业盲目扩张、求利心切、目光短浅,大多不愿意投人精力与学校一同培养学生。然而,客观的环境并不能决定学生就可以完全脱离实际地学习理论了。装潢艺术设计在这一方面却是有优势的,企业难以接受大量的学生到企业实习,那么我们可以采用学校加企业的形式,将实践的场地搬到学校的课堂之中。譬如,一门设计课,课前可以以学校设计工作室或教师的名义与企业洽谈,承接一个项目。上第一节课,将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成员通过能力竞选确定职务。接下来的课程就以所承接的项目为核心,将装潢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项目设计相结合。同时,针对每组的不同情况与进度,采用大课与小课相结合的形式。这样从一开始就提升了学生的竞争意识,而项目是实际的,学生们的设计必须符合企业、市场的要求,而不是天马行空的纯表现的设计。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可以直接与公司联系,进行相关的沟通;而企业也会在每一阶段派相关的人员到课堂中看稿。课程结束时,采取竞标的形式,让每个组的代表向老师和企业人员汇报本组的设计,与此同时,企业初步敲定满意的作品。这样,整个过程并没有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和教学的进度,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被企业选定的学生可以直接到企业中去跟进项目的后期工作,其余的学生则重新进人下一个项目。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被选中或淘汰,但最终所有的学生也都有机会从课堂的实践学习到在企业跟进项目学习。也就是说,并不一定要所有的学生都完成一模一样的课程,而可以在不断地淘汰、中标中向自己最有潜力的方向发展。
4、 毕业设计与市场的融合
特别强调以动手能力见长的民办高职教育,要鼓励学生走进市场,确定毕业设计选题,运用所学知识在实践中进行再创造和再提高,挖掘学生的艺术潜力,提高学生完成毕业设计任务的兴趣、热情和责任感,发挥主观性和创造性。如果设计成果得到采纳、应用,不但能直接或间接为企业服务,更能让学生感受成功的喜悦,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竞争能力。
如装潢设计作为毕业设计从市场中找选题,不但营造了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同时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和掌握装潢设计流程与制作,巩固和丰富学生学习的专业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其在制作实践中调查研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民办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要适应当前的市场需要,就必须把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紧密结合起来,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中药根据教学的情况,调整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走出小课堂进入大社会,在社会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民办高职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其理论深、学术高、而在于其职业型。成功的艺术设计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以及掌握较高的操作技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出真知。
参考文献
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之父,他的"国富论"被视为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阐发。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表明,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还是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学说,都可以说直接渊源于亚当・斯密。然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对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辩证批判。而英国现代经济学之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名著代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称《通论》)一书中,基于现代西方经济的现实及其发展要求,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缺陷与运行流程的弊端作了鲜明的批判、扬弃和补充,从而构架起了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
多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亚当・斯密是市场经济万能论者,马克思则是市场经济的彻底否定论者, 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区分三位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观点,从特定的时代和历史视角出发,认真探讨三位经典作家对市场经济所持的基本态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理解,从而大胆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了考察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市场经济所持的基本态度,有必要扼要地陈述他们在此问题上阐发的基本观点。
一.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
斯密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就不仅在于揭示了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而更在于他确立了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想或信念。这种理想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
(一)自然秩序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然秩序"就是用来保证竞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得以充分开展并且贯彻下去,使价值规律的各方面作用得以充分施展出来的秩序。[1]这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而人为的秩序是以各种干涉性措施和通过建立只对某一小部分生产者有利的特殊制度。
(二) 经济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基础
让个人广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最有效地将分散在社会的知识整合起来,结合成一个共同的资源,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单个人的非理性和无知对他人的伤害。
(三)"看不见的手"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
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使自然秩序在市场经济领域内的运行规律具体化,使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序上有意识地去遵循这种内在运行机制。他运用"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来揭示这种内在运行或自然趋势。
二.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对亚当.斯密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谐、万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其基本观点是: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以等价交换为内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公开强制掠夺性的宗法经济的第一次否定,但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最终结果,使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这是对等价交换原则的破坏。[2]
(二)以追逐私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私人企业生产行为与目的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行为与目的的背离,将导致尖锐的市场"实现"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盲目导向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必然导致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
(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盲目性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受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驱使,以私人占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使其生产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相统一。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主义财产私人占有制度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具有极大盲目性和破坏性,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是无法克服的。
三.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总结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市场机制调节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有私有产权的私人经济,而且还有政府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混合的经济。[3]
(二)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生活。《通论》一书,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四.造成三个理论不同的原因
比较一下三位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极端肯定和颂扬的态度,而马克思则是持辩证批判的态度。凯恩斯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形成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何以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态度?我以为有必要从三位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所持的历史观和所代表的阶段利益去考察:
(一)不同的时代孕育不同的经济理论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封建宗法式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确立其统治地位就要求摆脱封建宗法式生产关系的束缚,借以解放生产力。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普遍确立的时期。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是1929 年经济危机,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二)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导致对社会经济形态存在方式上的两种不同态度
亚当.斯密所持只看到市场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断言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经济形态的唯一存在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经济形态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 ,市场经济只能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一种过渡形式。凯恩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研究,顺应时代的需要对传统资本主义提出了批判与改变。
(三)三位经典作家代表各自阶级的经济利益,导致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分歧
在亚当・斯密那里,市场经济原则是唯一和谐、公正、合理的原则,是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以等价交换为内容的市场经济活动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之一。凯恩斯作为"修理资本主义的工程师"认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可以通过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克服。
以上分析说明,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所处的时代、所持的历史观和所代表的阶段利益不同。既然实践已经表明,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既然单纯的计划经济既不能解决有限资源的合理和高效率的配置问题,那么,对市场经济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15,355.
一、概念区分
在对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优劣进行讨论前,先对两种产权形式的概念进行概括与区分。
公有产权是指权力归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即共同体的每一成员都有权想同样的权利,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分割其财产,并据为己有,但排除共同体外的其他人员对共同体内的任何成员行使权力的干扰。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公有产权不具有排他性,任何人都可以为使用公有物品而没有障碍地进行竞争。公有产权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更重视社会利益最大化。
私有产权是指产权主题或是一个自然人或是有限的自然人集合,所有权权利行使的决策及其承担的后果完全由私人(个人、集体或家庭等)做出。私有产权的关键在于排他性,私有产权的设立使一部分人无权享有私有物品的使用或竞争。对于私有产权来说,产权所有者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关键点在于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
二公有产权的利弊分析
(一)公有产权存在的必要性
公有产权的产生于存在,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
市场缺陷指单靠市场机制自身的作用达不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状态,这是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着经济波动的能够缺陷,而且单纯的市场经济很难实现效率与公平,若既要确保经济的高效率,又要兼顾社会公平,则需要国家和政府的介入。
市场失灵与市场效率相对,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垄断、信息不充分和外部效应。市场失灵的出现导致市场经济运行不合理,经济发展无效率,最终阻碍国家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为了防止国家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需要公有产权的参与,更好的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进而维护国家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
综上,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为政府介入或干预提供了依据,着也成为公有产权的产生并存在至今的原因。
(二)公有产权存在的弊端
(1)个人偏好难以实现。对于公有产权来说,决策的实施需要集体的共同协商,最终的决策须是每个参与者均同意的前提下才可以实施,因此公共产权的最终决策不可能满足每一个参与者的意志,这会导致集体意志不能得到完美的体现,集体内的个人偏好难以实现。
(2)激励机制无法很好发挥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主要提供两种机制:激励机制和信息机制,钱颖一也曾说过:“搞对激励和让市场发挥作用是改革开放的精髓”,激励机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公有产权无法很好的激励人们提高利用效率和培育创新精神,这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加大不必要的财政开支;此外,激励的缺乏也会致使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下,公有产权企业的运行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三、私有产权的利弊分析
(一)私有产权存在的必要性
(1)有助于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由第一部分的概念比较可以看出,私有产权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目标,私有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的是剩余价值最大化。由于私有产权自身的特性,使其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和动力,我国的私有产业企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2)利于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私有产权可以是激励机制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以私有企业为例,企业经营与个人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会调动员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激励机制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能够鼓励经营者与员工培育创新意识,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真是由于激励机制作用的存在,私有产权可以弥补公有产权激励不足的问题,更好的激发相关企业工作人员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