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标准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济纠纷标准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信息分类编码是信息存储、处理、交换及共享的基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各种专题数据库应用系统虽已先后建成，但有关信息采集、处理与共享的技术标准的制定相对为滞后。对信息进行分类能够使信息系统条理清楚，易于管理，并能够方便地从中提取不同类型的信息加以分析利用。而采用信息分类编码是解决信息分类问题的有效方法。

自从开展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工作以来，一直没有适合自身业务特点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因而迫切需要进行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的分类与编码，以满足各有关方面对信息资源共享的需求。如何建立起一个可供统计各部门统一使用的国家产品分类编码标准体系，以实现信息管理的标准化，最终实现信息的共享，已成为统计信息标准化工作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是统计信息标准化工作的一个专业领域，是统计信息化过程中的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基础工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对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基础数据库建设、信息共享和各类应用系统建立都至关重要。

1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概念

分类编码是指把研究对象按各自的特征、特性进行分类，并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数字码或数字、字母混合码的过程。统计指标编码就是根据统计指标分类，将统计指标赋予一定规律性的易为计算机识别和处理的一组有序符号排列。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就是用字符(数字、字母或符号)对不同的行政级别分属不同类别的统计指标进行分类，并按照不同的类别形成特定的规则和依据。

2统计信息分类编码原则

2．1分类原则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工作，各类统计信息内容广泛，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信息化的分类与编码，现有数据的检索、处理、分析和信息服务等存在困难，不能满足当前综合指标检索、分析、处理的要求，根据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处理的实际需要，制定如下的分类原则：①分类的结构采用层级结构，逐级展开形成完整的分类体系；②分类要包括所有主要农村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类型，适合各种检索、处理需要；③分类要保持统计指标体系的相对完整；④分类要处理好指标层次与指标分组的关系，加强分类的完备性。

2．2编码原则根据国标《标准编写规则》第3部分信息分类编码(GB／T20001．3-2001)，结合农村社会经济信息的特性，将信息按如下原则分类与编码。①科学性、系统性。以适合现代计算机、数据库以及应用和管理为目标，按照农村社会经济信息的属性或特征进行科学分类，形成系统的分类体系。②稳定性。分类体系以各要素最稳定的属性或特征为基础，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重大变化。③完整性和可扩展性。分类既要反映要素的属性，又要反映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应具有完整性。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的分类编码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包含所有主要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指标。④规范性。分类名称尽量沿用习惯名称，有国标则遵循国标，避免概念混淆。⑤唯一性。保证1个编码对象仅赋予1个代码，1个代码只反映1个编码对象。

3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与编码方法

3．1分类方法信息分类的基本方法有线分类法、面分类法、混合分类法3种。基于统计信息的特性，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采用线分类法(也称层次分类法)，是将初始的分类对象按所选定的若干个属性或特征，逐次地分成相应的若干个层次的类目，并排成一个有层次的、逐级展开的分类体系。线分类法层次性好，能比较好地反映类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实用方便，既符合手工处理信息的传统习惯，也方便计算机的运行处理。

3．2分类设计根据信息分类原则，结合《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GB／T7635-2002)、行政级别分类、《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A门类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特点，将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成5个等级：5个行政级别类，5个大类，10个中类，70个小类，900个细类。在数据库结构设计中，每一层都留有足够的空间用于类别的扩充。

行政级别类：是按照行政区划级别进行划分，依次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

大类：是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原则而建立的类别，依次分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其他农林牧渔业产品。

中类：是大类中按照生物学科和农业学科基于生产实践中种养的植物、动物划分成若干分支的类群，如种植业下分粮食作物、蔬菜等。

小类：是中类按照生物学科和农业学科分类法细分成若干分支的类群，如果粮食作物下的小类可划分为谷物、豆类、薯类、油料等。

细类：是小类中细分的基本单位，也是各级单位的起点，即物种(简称“种”)，如具有北方特色的谷物主要有玉米、谷子、高粱等等。

3．3编码规则编码规则是分类编码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根据统计数据的各种属性特征来规定编码的每一位取值和对应的含义，进而约束代码的制定。编码要反映出其对应统计数据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以区分不同统计信息的类别。

4分类编码实例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编码设计首先确定编码对象。例如编码A01的对象是种植业下的粮食作物。其次建立编码、分层和各码位的规范取值规则，对每一编码对象制定码长。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采用9位编码，分6个层次。第1层用英文字母z表示指标标识，第2层用数字1～5表示，第3层用英文字母表示，与GB／T4754—2002A门类中大类的代码相对应，余下3层用数字01～99表示。第3层的代码从A～E，其余3层代码从“01”编至“99”，各码位代表相应的类别。每一层的编码采用数字顺序编码，动态递增产生系列顺序代码号，随着编码的增加而产生新的信息类别代码。其代码结构见图1。

如Z1A010101(稻谷)的结构为：z为指标标识，1为省级指标，为种植业，0l为粮食作物，01为谷物；01为稻谷。最后编制类别代码表(后4层)，对每一编码对象按既定的编码规则编制出该编码的数据元素的所有取值表(表1)。

篇（2）

（一）卖方违约。

卖方生产的商品质量有问题，未按订立的合同标准严格进行把关；或者数量方面缺斤少量；或者不能及时提供财务票据等等；都有可能引发买方的不满情绪，从而引起经济纠纷。

（二）买方违约。

买方由于自身的财务问题，资金周转不灵，不按期开信用证，不按期支付货款，不按合同规定付款赎单，或因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无理拒收货物，不按合同规定如期派船接货等等，与卖方沟通无果，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都会引发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

（三）买卖双方均有一定的违约责任。

由于合同订立时，质量标准要求不明确，按国家标准呢还是按行业标准没有明确；价款不明确，按订立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呢还是按政府指导价格没有明确；履行地点，期限，方式等等都要在合同中一一言明，这样才不会造成买卖双方之间的理解误差，造成一方当事人违约，而引起双方的经济纠纷。

二、经济纠纷的处理方式

（一）双方协商处理

日常生活中，发生经济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在发生经济纠纷后，买卖双方能心平气和坐下来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违约一方当事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对方弄清是非曲直，能够理解自已违约是迫不得已。必要时，双方各自作出一定让步，最后达成和解，消除分歧。这种作法可节省费用，而且气氛和缓，灵活性大，有利于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

（二）他人调解处理

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理由，不能达成谅解，这就需要双方都非常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解。调解人的作用是帮助当事人弄清事实，分清是非，并找到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调解在性质上与协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最后的解决办法还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才能成立。例如：美方一家贸易公司在货到验货时发现货品质量总体没问题，但个别产品存在瑕疵，据此向中方贸易公司提出全部索赔。中方贸易公司觉得很委屈，只愿承担有瑕疵部分商品损失的理赔，而拒绝了全部商品损失的赔偿。但因为有错在先，拒赔理由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中方贸易公司想法找到了双方都比较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停，第三方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协调方案：由中方贸易公司赔偿有瑕疵商品的损失，并向美方支付一定金额的罚金，以惩戒中方贸易公司以次充好的不良做法。此方案一出，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由此避免了一场国际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指定机构仲裁

仲裁是指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明确今后如有经济纠纷，自愿把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交给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或在经济纠纷发生之后，买卖双方相互订立协义指定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仲裁是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经济纠纷都适用仲裁，只有在订立合同时，设有仲裁条款的经济纠纷适用仲裁。或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协商未成，第三者调解未能获得双方的认可。买卖双方为了有效解决经济纠纷，冷静下来达成了仲裁协议。才能向专门的仲裁机构，或者临时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协议中对仲裁地点的约定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进行仲裁，关系着买卖双方经济纠纷所适用的法，以及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确定。这些间接关系着仲裁结果的最后走向。例如：江苏苏洲一家贸易公司从浙江海宁进购一批货物，在验货时，江苏苏洲方发现货物数量短缺，但金额不是很大，大概在二万人民币左右，苏洲贸易公司据此向浙江海宁方提出索赔。海宁方不同意赔偿，双方根据合同订立的仲裁协议，向苏洲市相关机构申请仲裁。很快，苏洲市仲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到工厂库房现场查验货物数量，作出浙江海宁贸易公司赔偿苏洲贸易公司两万元人民币的决定。浙江海宁贸易公司因仲裁地点在苏洲，考虑到在江浙之间奔波的差旅费与二万元人民币赔款哪个成本更高，在苏洲仲裁委员会下仲裁决定之下很爽快地支付了这笔赔偿金。仲裁协议中对仲裁机构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常设的仲裁机构，另一种是临时仲裁机构。临时仲裁机构是由双方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所组成的临时仲裁机构，当争议处理完毕之后，临时仲裁机构将自动解散，非常灵活，费用节省，对贸易双方的争议也比较了解，更能切实地为买卖双方解决问题。仲裁协议的作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二重性。主要体现于对仲裁协议的提起具有自愿性，以及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决议具有强制性。买卖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仲裁协议，让仲裁机构取得了对双方当事人经济纠纷的管辖权，从而排除了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经济纠纷处置的权利。与此同时，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决议具在强制性。不管双方愿不愿意都必须遵照执行，也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买卖双方未达成仲裁协议，司法机关就有权介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根据处理经济纠纷的经验，在订立合同之初就达成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利大于弊。

（四）司法机关审理

司法机关审理即向法院诉讼。买卖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调解未果，又无诚意达成仲裁协议，只能由司法机关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作出最后的判决。司法机关审理经济纠纷所耗费的时间长，支付的费用大不说，关键贸易双方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僵局，不利于双方贸易的发展。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建议使用司法机关审理。

篇（3）

（一）因追索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经济利益争议居主导地位。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其他权利的重视程度，由于劳动者处于劳动关系的弱者地位，个人很难为维护权利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多从经济利益方面找回损失，而用人单位对违约出走的劳动者，也大多以经济赔偿为由提出申诉。

（二）拖欠工资纠纷案件多。绝大多数劳资、经济纠纷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劳动报酬是引发劳资、经济纠纷的第一原因，其次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再次是自动离职或辞职。

（三）集体劳动争议上升幅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集体争议呈现突发性强、人数增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四）寻求解决的途径转变很大。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往往不自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而是采取集体上访、封堵政府机关，甚至有集体堵塞道路交通的行为发生。

（五）涉及利益的人员多，规模不断扩大。如20__年1月份来访中有11批集体访反映劳资、经济纠纷问题，人员最多的达22人。

二、劳资、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萎缩，利益矛盾冲突复杂。一些合同无法履行，拖欠工程工资无法兑现。一些企业停产、倒闭矿产，债权难以实现等产生劳资、经济纠纷。

（二）管理监控环节薄弱。如有的企业用工不规范，无用工合同，有的工程是层层转包。

(三)民工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有的民工已半年未付工资，才来申诉，有的没有工资结算单。

(四)承包商为转嫁风险损失。有的承包商以未领到工程款为由，拖欠民工工资，把矛盾推向社会、交给政府。

(五)劳动关系双方法律意识淡薄。有的用人单位忽视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些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有的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条款显失公平，导致劳资、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解决劳资、经济纠纷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遵规守法意识。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在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经济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其采取堵路等极端手段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消除一些劳动者“打官司跑断腿，不如集体上访、上路拦车讨钱快”的错误认识。注意发挥新闻舆论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对违反劳动法、用工严重不规范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和批评。

篇（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利用外资问题研究”（10BJY077）

作者简介：齐欣（1963-），女，天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技术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企业研发合作研究。E-mail：sarahqixin008@hotmail.com

王策（1982-），女，天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企业研发合作和跨国公司研究。E-mail：redapple0109@sina.com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222）

摘要：目前技术标准作为争夺国际市场的主要途径，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日益活跃，影响显著。本文以经验分析阐释技术标准对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出口的冲击与推动双重作用，试图通过脉冲响应模型模拟现实中技术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产生的冲击与后续反应来实现此研究领域的突破，并以此论证技术标准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不总是积极的，中小企业必须提高自身技术标准意识，主动投入技术标准进程，才能消化吸收技术标准的积极推动作用。

关键词 ：技术标准；中小企业；出口收益；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4-0123-07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知识和技术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全球经济发展从优化价格竞争、规模经济竞争，转向技术转化效率竞争、创新带动发展竞争；而微观层面的企业也逐步由产品质量、服务品质以及品牌知名度竞争转向行业技术标准话语权与指向标的竞争。因此，时至今日，技术标准作为新的行为准则，成为现代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2002年，国外技术壁垒对我国69%的出口企业、38%的出口产品造成很大阻力，给企业造成170多亿美元经济损失，损失比率占2002年出口额5.2%。入世十年，这一劣势并没有明显改观。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至少80%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仅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技术创新能力低下。而全球约1.6万项国际标准中，中国仅参与制订不足千分之二。技术标准一直在对中国企业，尤其是缺乏话语权的中小企业出口形成冲击与阻碍。中国的技术创新、技术标准状况与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弥合度也有所欠缺。技术标准在成为推动全球生产技术发展的同时却也成为我国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科技含量高，产品更新快，技术标准数量大、更新频率高。通过该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深入分析技术标准对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推动与阻碍的双重作用，以一个行业的中小企业群体来管窥中国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整体都在面对的困境与挑战，对于提高高新技术行业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具有积极作用。

二、相关文献综述

技术标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双重的。钱春海［1］指出，中小企业大多受限于自身资金与外部沟通能力，技术的获得比较困难，进而限制其技术创新效率。郝悦［2］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标准是对整个行业技术成果与创新过程的总结与提炼，是同行业相关技术发展路径的可行性报告，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突破具有指导作用。技术标准通过市场衍化，从多元角度动态地推动整体行业技术进步。娄朝辉［3］通过研究网络型技术标准，阐释了后发国家企业构建标准竞争优势的有效战略行为机制、相机性经营战略及策略框架。邓智团和刘瑶［4］在对中国信息产业的经验分析基础上，认为技术标准对于企业拓展外部市场、提高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使用者数量具有显著的影响。孙耀吾和陈娴［5］指出借助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联系，在标准层面上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尤其高新技术领域企业，要以国际技术标准为导向，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竞争，不断扩大企业国际经营的空间和优势。但也有观点指出技术标准对企业技术发展有负面影响。陶爱萍和汤成成［6］指出技术标准的锁定效应在规范技术发展秩序的同时也会扼杀很多新技术产品，容易导致企业创新惰性，尤其在获得技术垄断优势的情况下。周志强［7］深入分析企业进入技术标准联盟的战略决策模式以及各影响因素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的不同方式。Halldin［8］深入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共性困难与中小企业的独特优势。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之前众多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标准对于行业内笼统的企业概念的影响，而缺乏对于中小企业的细化考量，在充分肯定技术标准对中国企业整体促进作用的同时，却对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在技术标准冲击下艰难生存的现状缺乏深入分析。而中小企业作为自由化市场的必要组成，其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活力所在。文献中技术标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且使创新方向符合实际市场需求的结论是有目共睹的，而对于中小企业在技术标准冲击下如何能够不被淘汰，如何能够逆流而上，在技术标准与技术交流中获得有利地位从而获取稳固的国际市场地位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构建技术标准对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的尝试性拓展，阐释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对技术标准的解读与应用以及提高技术标准制定的参与度，增进自身产品技术水平及与进口国市场的接轨弥合度，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的观点。

三、技术标准与中小企业出口收益间理论模型构建

技术标准是产品生产的量化指标，也是产品科技含量的客观体现，其与时俱进的特性符合模型中自变量的要求。中小企业大多数情况下是市场条件与技术标准的接受者，因此模型首先假设客观环境对中小企业影响固定。中小企出口收益假定受企业内在因素（如技术创新）影响。合理的技术标准在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带动中小企业对外出口增长的同时还可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基于此，本文建立有关模型。

（一）基于企业贸易收益的分析

T表示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x表示技术标准，假设企业技术进步与创新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存在相应的函数关系，则：

T=A（x）（1）

技术革新与改进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不断提升中小企业的出口收益。因此，得到企业出口收益R与企业技术函数T之间的函数关系：

R=B（T）（2）

将式（1）与式（2）联立，可得：

R=B（T）=B［A（x）］=η（x）（3）

由此，也可得技术标准对于企业贸易收益的影响是通过技术创新与进步而发生作用的，技术标准对企业的出口收入影响是间接的。

（二）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

Tavcar与Dermol［9］指出现实中技术标准对企业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企业受技术标准影响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很难量化，因而技术标准的实际作用常常会被企业忽略而缺乏对技术标准的重视与积极参与，企业多将标准化视为形式上的工作而被动应付。企业中技术标准管理工作的缺失与技术标准对企业收益的间接性有关，符合模型的假设。

（三）基于成本方面的分析

技术标准所蕴含的产品规格要求与数据信息能降低企业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且间接降低企业劳动、资本及技术等要素方面投入，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假设企业成本C与技术标准x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则：

C =θ（x）（4）

（四）理论模型的结果

将式（4）与式（3）相结合，可得中小企业出口收益L与技术标准x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L=R-C=η（x）-θ（x）=Φ（x）（5）

由此可见，技术标准对企业出口收益的影响同时作用在扩大出口利润与缩减生产成本两个方面。这符合技术标准影响国际贸易市场环境与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客观认知，符合前人关于技术标准规范产品研发方向、降低研发、生产成本的研究结论。同时，理论模型也显示，若技术标准在扩大企业出口利润方面不明显，或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生产成本，则会对企业的出口收益产生不利影响。

四、技术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的经验分析

通过筛选对技术标准敏感，行业内技术标准数量多、更新频率高且技术性贸易壁垒明显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数据来实证分析。在理论模型结论基础上，具体分析技术标准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并且以脉冲响应模型分析技术标准的变更对企业的冲击力度，细化考量技术标准对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出口收益的不利影响与促进作用。

（一）基于中小企业数据的时间序列模型回归分析

被解释变量:实证模型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采集数据，构建时间序列模型，分析各类技术标准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中已剔除研发成本因素。而出口产品研发成本如下所示：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中小企业，数据通过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相关数据中剥离行业内大型企业相应数据而得，相关数据均获取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选取三种标准即我国的国内标准存量（HGB）、国际标准存量（IS）以及企业标准水平（QB）的标准数据自通标网（电子通信行业技术标准专业网站）摘取后计算汇总而得。其中企业标准由于难以直接获得，只能由中小企业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作为企业标准的替代变量。这一替代变量与企业标准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与其它解释变量间线性关系不明显，符合本模型的要求。对数化之后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二）时间序列模型的协整回归分析

因为所选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对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的协整分析，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通过协整回归得到各变量之间的数值关系。

1.单位根检验

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存在非平稳的可能，要对剔除了产品研发成本因素的出口收益lnEXR（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即我国国内标准（lnHGB）、国际标准（lnIS）、企业标准（lnQB）原对数序列和一阶差分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变量的单整序列。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的方法，使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6.0进行操作，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根据上述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变量EXR的一阶差分对数序列平稳，因此被解释变量lnEXR是一阶单整的。被解释变量lnHGB、lnQB和lnIS是一阶单整的，根据李子奈和潘文卿（2010）对于协整关系的解释，三个以上变量可能经过线性组合形成协整关系，因此，上述变量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为了防止无关联变量之间因序列趋势相同而产生的虚假回归现象，必须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常用的协整检验主要有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一般来说，时间序列样本数较多时通常采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而样本数较少时应当选用Johansen检验法。基于本文的数据量考虑，选用Johansen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被解释变量lnEXR 与三个解释变量lnHGB、lnQB和lnI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回归分析。

3.时间序列模型的协整回归结果

通过协整分析之后，使用Eviews6.0对剔除了产品研发成本因素的出口收益lnEXR（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即我国国内标准（lnHGB）、国际标准（lnIS）、企业标准（lnQB）的原对数序列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0.906，调整的可决系数0.886，双对数变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在方程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方面，经过查F分布表得到，在置信水平为95%的水平下，F统计量的临界值为3.630，而上述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得到的F统计量为45.127，大于3.63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计量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在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方面，根据t分布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t统计量的临界值为2.624、1.761和1.345。结合表4列出的各解释变量对应的t统计值，可以发现lnHGB、lnIS和lnQB分别在10%、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根据D-W检验上下界表，可以得到当1.530<D-W<2.47时没有序列相关性，因此协整回归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通过上述的协整回归分析，能够得到计量模型的函数表达式，即：

lnEXR=-11.423-5.306lnHGB + 6.096 lnIS + 1.456 lnQB

（三）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利用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协整变量之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为避免序列相关的影响，建立加入时间趋势项的一阶误差修正模型，以前文协整回归的残差序列作为误差修正项（ecm），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关系，主要结果如表5所示。

从一阶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可得，ΔlnHGB和ΔlnQB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而ΔlnIS 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国际标准在短期对中小企业产品出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国内标准和企业标准在短期内对中小企业的出口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时间序列数据协整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反映技术标准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从长期来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国内标准对我国中小企业出口有消极影响，而该行业的国际标准与企业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有积极影响。从短期来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对中小企业有消极影响，而该行业企业标准对中小企业的出口有积极影响。

（四）技术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贸易的动态影响

在前文讨论了三类标准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中小企业的作用基础之上，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观察三类技术标准变量的变动对模型系统的冲击影响，考察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产品中小企业出口贸易的动态影响。

1.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将模型系统中的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自变量，将所有内生变量作为因变量构建的模型，模型表述为多元时间序列变量构成的自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分析多层次经济指标方面更具突出优势。

如表6所示，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因此建立以lnEXR、lnHGB、lnIS和lnQB为变量，滞后阶数为1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通过单位根检验，判定VAR模型是稳定的。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以判定时间序列模型中各变量间统计学范畴因果关系的方法。表7列出了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国内标准、国际标准和企业标准均可成为影响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中小企业出口收益的格兰杰原因，且三类标准可共同对该行业中小企业出口产生作用，与前文的检验结果相符。检验结果显示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均对企业标准有影响，与现实相符——企业在制定自身产品标准时势必会参照现行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该行业中小企业出口收益是企业标准的格兰杰原因，这从统计学角度说明我国该行业中小企业的出口收益会成为驱策企业提高自身标准的动力。

2.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动态分析

郑妍妍［10］指出脉冲响应函数是用于衡量随机扰动项的某一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及未来取值的动态影响。本文为分析三类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的动态影响而引入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考察国内标准、国际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所产生冲击响应影响。如图1所示。

具体结论如下：

图1（a）中国内标准冲击初期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在采用国内标准初期有利于提高出口收益；从第2期开始，国内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转为负向并长期维持在负向水平，表示随时间推移，国内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转向阻碍，其原因可能是国内标准水平与国际接轨不足或者不够规范。

图1（b）中国际标准冲击初期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国际标准早期不利于中小企业提高出口收益；第2期开始之后，国际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呈明显正向影响。推测新国际标准出台后，中小企业作为标准接受者在新品研发生产上滞后，受技术贸易壁垒阻碍而减少出口。但新国际也促进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使其逐渐恢复、提高企业出口收益。

图1（c）显示，企业标准冲击在前5期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均为正，5期之后影响趋于消失。较高的企业标准反映出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与水准也较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强。但优势总是暂时的，中小企业只有通过不断技术革新，才能保持优势，稳定提升企业出口收益。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技术标准确实对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与进步方面有指引方向和规范行为的作用。技术标准通过降低人力、资本、设备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以及通过指导企业研发路径、规避由于研发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可能的损失与风险，节约研发成本，从而降低企业产品的整体生产成本与机会成本，指引企业走上规范化生产道路，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第二，从长远来看，技术标准对中国中小企业提高行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但对中小企业初期的冲击不容忽视。中小企业容易在频繁变换的技术标准中投入超负荷的沉没成本，疲于追赶而无法获得稳固的国际市场地位。一旦市场垄断加剧，中小企业将会更加举步维艰，形成不利于整个行业进步与贸易发展的恶性循环。

第三，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技术标准和企业标准化工作方面依然安于目前的被动地位，缺乏主动争取标准制定话语权的意识。而在运用机制、内化标准方面效率不足；对技术标准作用的开发不足；对获取外部信息、通过标准看市场的经验不足。

第四，中国目前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弥合度尚有欠缺，国内行业协会连接政府、企业与市场的纽带作用不完善，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地位不对等，中小企业因是大企业的跟随者而严重制约自身技术创新。大型企业多为跨国公司，其通过公司内部交易规避技术贸易壁垒，而以本土企业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却很难逾越技术贸易壁垒阻碍，不利于整体行业与市场未来可持续发展。

（二）对策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技术标准对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影响的细化考量与动态分析，得出技术标准对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冲击阻碍与促进提升并存的结论，并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层面的建议

首先，从政府层面看，中小企业依然需要政府积极引导与协助。在政策方面，李建存［11］ 曾指出欧美发达国家均曾投入大量专项资金，协助、支持和引导企业投身技术标准建设，尤其注重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标准意识。这些经验非常值得我国政府借鉴，引导中小企业突破自身局限性，通过政策与资金支持，促进企业技术标准建设的有效开展，提升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其次，Gabrielsson与 Kirpalani［12］ 曾研究指出行业标准化管理部门是政府和企业之间重要纽带。因此我国政府应充分开发利用行业标准化部门职能，及时掌握行业动态，不断完善及有效落实技术标准。深入市场分析、跟踪、调查技术标准带来的经济效益，建立健全以技术标准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完善市场制度体系。

最后，充分发挥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行业管理部门的功能与作用，为企业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技术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强力而有效的支持，将国家标准化战略在基层广泛铺开并有效推进，切实落实国家标准化政策在广大企业中的贯彻与落实。

2.企业层面的建议

首先，中小企业须以技术标准为依托，积极跟进国际标准，采用国际标准规范自身产品研发与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追求技术进步与突破，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效益，规避技术贸易壁垒，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与出口收益。

其次，技术标准对整体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及商业运作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中小企业应当积极投身技术标准建设工作，争取标准制定话语权，将目光由产品竞争转移到企业自身标准化建设中来，进而争夺国际市场份额与稳固地位。只有积极投身技术标准竞争，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

最后，中小企业应积极加入产业技术联盟，通过与大型企业合作，突破中小企业自身在人力资源、资金及企业规模上的限制。这既可以防止中小企业因自身弱势地位导致其在合作过程中沦为产业价值链底端，又可以发挥企业集群规模效应，从平等合作的联盟中汲取技术资源，推动企业技术持续发展，降低个体企业承担的研发不确定性风险，通过制定联盟内部技术标准提高整体行业技术水平与对外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钱春海.企业国际化中的政府行为、企业策略和市场机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6-195.

［2］郝悦.技术标准对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D］.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25-128.

［3］娄朝晖.网络产业技术标准:研究进程及拓展空间［J］.财经问题研究，2011，（6）：44-50.

［4］邓智团，刘瑶.技术标准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中国信息产业的经验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0，（4）：31-38.

［5］孙耀吾，陈娴.基于技术标准的高技术企业国际化效率测度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6）：113-117.

［6］陶爱萍，汤成成.技术标准私有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2，（9）：22-27.

［7］周志强.企业进入技术标准联盟决策条件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19）：103-108.

［8］Halldin，T.Born Global Firms：Do They Perform Differently［R］.CESIS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No.269，2012.12-19.

［9］Tavcar，M.I.，Dermol，V.Global SMEs? Strateg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Knowledge and Learning，2002，（1）：109-123.

［10］郑妍妍.脉冲响应函数理论及其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 ［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3-15.

篇（5）

中图分类号： TU198 文献标识码： A

在建筑施工项目合同管理中，与工程质量、安全、工期等引起的纠纷不同，工程竣工结算纠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项目收入水平，甚至有的工程竣工结算纠纷直接导致一些企业倒闭。当前建筑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垫资承包、拖欠工程款、阴阳合同、虚拟工程量清单、现场乱签证、工程质量低劣等等各种现象层出不穷，无形中增加了工程竣工结算中的司法鉴定难度。从实践中总结工程纠纷的性质，可以说，结算纠纷涉及的因素更多，很多结算纠纷往往还是旷日持久，对合同双方都造成严重损害。

一、工程竣工结算中常见的经济纠纷成因

可以说工程竣工结算之所以出现经济纠纷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合同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违约造成的。由于建筑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工程项目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工程合同的复杂性，加之建筑工程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等因素，使得工程违约的现象也异常复杂和多样。有些情况是主观违约造成的，但有些也是因为不可预见的客观和偶然因素导致的违约。如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时工程价款的结算；以及因违约索赔而产生的结算纠纷等。合同无效通常是由于违反了强行性规范中的效力性规范而被确认为无效。违约索赔的情况较多，如发包人未能提供施工进场的条件、擅自更改设计、未按工程进度支付进度款、工程材料不能及时供应从而造成停工、窝工等情形,承包人最终都以工程索赔的形式加入工程结算书中,但发包人不予认定,从而产生纠纷,这种纠纷在建设工程结算纠纷也比较常见。从可控因素考虑，我们主要从建筑工程合同价格约定因素方面分析工程结算的经济纠纷。

1、价差争议引发的经济纠纷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包干价”、“包死价”合同，即固定总价合同，但在结算时，当事人往往提出价款变更要求，在合同方商谈无解的情况下便产生经济纠纷，这种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价差争议”。价差争议产生的本质因素主要是在工程建设周期内由各种市场及政策等因素引发工程材料的价格起落造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价结算，但合同履行期内，一些突发的市场因素，或者由政策出台导致的行业调整很可能引发工程原材料的价格变化远远超出风险范畴。在合同双方约定不足的情况下，最终引发纠纷。所以合同方在合同签署时对有可能出现的影响价格的因素考虑是否周全，合同中对这种价格风险的约定是否全面和具体将直接影响这种价差争议的程度。建筑工程造价受物价浮动等外部因素影响可以说是正常现象，但如果工费、材料费、施工设备费、运费等造价考虑项目的变动大到无论是业主或承包商无法承受的地步，且施工合同本身没有约定调整机制，则经济纠纷的产生就成了必然。

2、量差争议引发的经济纠纷

在总价合同计价模式中，合同双预先约定的固定总价通常会对应一定的工程量，但由于计价模式的局限性，合同签订时，有可能对工程建设期内出现的一些不可预见的工程量考虑不足，从而导致工程量与工程结算的“量差争议”，从而引发经济纠纷。所以如何界定工程量的变动与工程固定总价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工程量变动的合同约定就变的较为关键。工程结算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量差争议，即使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固定价结算，但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变化，通常不纳入固定价涵盖的风险范畴，一般在当事人要求根据工程量变化部分按实结算的予以支持。

二、工程竣工结算中主要的防范对策探讨

1、建设工程合同计价模式的正确使用

建设工程合同计价模式一般有总价合同与单价合同两种。总价合同通常是由合同双依据工程标的预先确定的建设工程的总价，在该价格内承包单位要完成全部工程施工内容。通常情况下，在没有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单发生的情况下，工程量和合同总价都将维持不变。单价合同则是根据工程招标文件及相关图纸资料所列出的各分项工程量表确定的各分项工程费用，再累计计算总价。为了保证工程竣工结算价格合理科学，合同双方在确定合同计价模式时要首先考虑工程的体量和复杂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因素，再确定采用何种计价模式。如果是标准化工程，由于有可供参考的样板工程总价范围，在工程材料市场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可优先考虑总价合同计价模式；如果工程体量过大，且工程项目计价考虑因素众多，且没有参考工程的情况下，为避免因造价差异过大，可考虑单价合同模式，从而分散造价风险，避免后续可能产生的结算纠纷。

2、工程量清单结算纠纷的避免措施

避免工程量清单结算纠纷问题，首先是要确保结算的工程量的合法性。这就要求施工过程必须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更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也规定，承包人应根据施工图完成发包人委托的工作内容，对承包人超出设计图纸范围和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多做、返工增加的工程量，工程师不予计量，造价工程师不予计价。

其次，由于清单计算工程量与定额计算工程量及现场实际施工量不完全一致，而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综合单价是针对清单工程量的报价，而不是针对定额工程量及现场实际施工量的报价。因此结算变更工程量的计量及计算必须是根据《计价规范》的规定计算的工程数量。也就是说，计算结算的工程量的方法也要合法，不能脱离《计价规范》相关计算规则的规定，直接采用工程变更产生的现场实际施工量与清单单价进行计算。

第三，在工程量结算中，采用合同中已有的、能够适用或者能够参照适用的价格是比较公平合理的。采用合同中工程量清单的单价或价格有几种情况：一是直接套用，即从工程量清单上直接拿来使用；二是间接套用，即依据工程量清单，通过换算后采用；三是部分套用，即依据工程量清单，取其组成价格中的某一部分使用。无法采用合同中工程量清单的单价或价格时，应采用补充套用的方法计算，即参考类似工程及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定价方法，重新补充确定价格后采用。

第四，对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费用调整应该提前预计，并在合同中对于因实际工程量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措施费用的增减约定费用调整计算方法，双方应在合同中约定计价原则及方法，以免纠纷的产生。

最后，提高工程技术人员造价专业知识水平也是避免工程量结算纠纷发生的一个途径。提高工程技术人员造价专业知识水平，避免出现重复计算工程量、重复计价的现象。另外，招投标双方还应在合同中对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职责和范围有明确而具体的约定，特别是约定现场签字人的权限范围和效力，这样可以有效减少结算时由于工程签证单上的各种不同签证引起的推诿现象。

参考文献：

篇（6）

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带有色彩的促销手段如信息费、好处费、回扣等应运而生，部分企业在业务往来中，有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问题，这往往也是经济纠纷发生的诱因之一。一旦发生纠纷，他们便极力逃避法律，采取消极的讨债方法，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以达到相互掩盖的本文来源：文秘站 目的。

二怕诉讼费用支出过高。经济案件所需诉讼费用高于其他类型案件。一方面，债权人要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交纳一定比例的案件受理费；另一方面，有的法院因经费紧张，还要债权人承担诉讼过程中的其他费用，特别是债务人在外地的，还要承担一些不应承担的额外费用如路费等，从而加重了债权人经济负担。所以，有些债权人打官司前首先考虑的是承担诸多费用是否“值得”。因此会出现以下几种心态：一是担心标的小，赢了官司，输了钱，得不偿失；二是担心审理后执行不了，为一纸文书，“赔了夫人又折兵”；三是担心费钱、费时、费力，不如把打官司的支出作为私下和解让步的条件，既节省人力和财力，又维持了“友好”关系。

三怕外地官司难打赢。经济纠纷涉及外地的较多，但一些法院在处理外地纠纷时存在有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在处理外地债权人与本地债务人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千方百计地为本地一方找理由，刁难外地一方，造成执法不公。甚至有些地方的党政部门领导，为了本地利益，以权压法，干扰法院办案，所以形成外地债权人对当地法院不信任，债权人怕到外地诉讼的局面。债权人宁愿自我协商，也不愿到外地打官司受冷落。

二、消除债权人怕打官司心里的对策

（一）进一步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要主动上门宣传法律，注重案前调解和诉讼风险提示，讲求调解艺术。

（二）人民法院应尽量减轻债权人不必要的经济负担，严格收费标准，合理适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政策，提高办案效率，杜绝“吃、拿、卡、要”和乱收费现象的发生，以“优质服务”赢得债权人的信赖。

篇（7）

中图分类号：E271文献标识码： A

一、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众所周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其合同条款是确定工程造价的依据。发包人与承包人在订立施工合同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合同规范要求，坚持平等互利好等价有偿的原则，根据工程项目和自身的具体情况，逐条认真分析订立合同条款，认真履行合同。然而，由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在订立建设工程合同时，对建设工程项目有关技术问题和相关合同文件特别是涉及工程造价方面条款的理解难以完全达成一致，加上合同条文的某些疏漏与含义不清，因此，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和矛盾，从而产生合同纠纷。此外，由于发包人与承包人法律意识淡薄，不严格按规范签订合同，有的甚至仅草签一个协议，忽视合同的周密性与严肃性，有的即使签订了合同，也往往因合同的约束条款不全、内容不明、责任不清，为日后因涉及当事人经济利益而导致合同纠纷留下隐患，进而影响工程价款结算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因合同条款不齐全、内容不明确而影响工程造价的经济纠纷时有发生。

施工合同的管理是整个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因工程造价问题产生经济纠纷最多的环节。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各种原因，这类合同中条款订立不规范、不严密、不细致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工程造价的确定条款不明确，使工程造价的编制和审计依据不足或在理解上出现明显分歧，因而所产生的经济纠纷问题比较多。下面列举几种情况加以分析：

1、工程造价下浮系数问题

一般说来，施工合同签订的内容包括土建、水电、附属配套工程，而工程招标往往只是对土建部分进行了招标，在签订合同时，对水电、附属配套工程部分造价是否与土建部分造价一样参与下浮未予明确。结算时发包人认为土建、水电、附属配套工程是同一个单位工程，理所当然都应该下浮，而承包人认为投标时只是土建部分进行投标，其它部分没有参与投标，不应下浮，双方由此产生经济纠纷。

类似的另一种情形是施工合同签订的内容均齐全，造价下浮系数执行了中标单位投标报价时的下浮系数，然而合同没有明确甲供材是否执行下浮系数，发包人认为既然下浮系数采用了投标报价中的下浮系数，甲供材就应该下浮，而承包人认为既然材料由发包人供应，不应参与执行下浮系数，如下浮则使承包人在甲供材的造价问题上蒙受损失，在未收取甲供材的工程款的情况下，还要对甲供材价款下浮，不合理，因此双方因甲供材料是否执行下浮系数产生经济纠纷。

2、合同价款确定方式带来的结算问题

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以及对合同签订的重要性、严谨性和严肃性一是淡薄，发承包人往往对施工合同中合同价款结算依据是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结算，还是按中标价加设计变更签证造价进行价款结算没有明确订立，或是合同条款未写清楚。当进行合同价款结算时，由于没有写清楚结算依据，发包人认为应该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结算，而承包人则看结算时对其是否有利，因为按实结算，有些分部分项的工程量和套用定额会与中标价有误差，因此承包人往往会考虑自己的利益，选择中标价加设计变更签证方法结算，若结算时对自己不利，承包人就选择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这样一来，发包人处于被动，经济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3、政策性文件及地方性规定的调整问题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有些工程由于工期拉得很长，政策性文件及地方性规定的调整在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或含糊不清，这就给结算留下了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人工单价的调整。由于招投标时人工单价文件未到执行时间，而签订施工合同时，文件调整时间已到。介于这种情况，双方均考虑原有的经济效益，就会各执一词，为施工合同的签订、执行留下隐患。还有除合同没约定政策性可以调整，但未完成工程量的划分执行有困难。在合同中只提及按政策性规定调整，在结算时，发包人认为不应纳入工程造价，而承包人则认为按规定，人工是调整文件执行后，未完成的工程量应执行新的人工单价。

4、材料结算价格调整问题

由于目前市场上材料的价格波动较大，为了便于工程价款的结算工作，各地管理部门隔一定的时间就有关材料的信息价格作为结算时的参照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发包人与承包人双发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对结算价格如何调整未作明确的规定。例如对于实行中标价一次性包干的工程，由于招投标时执行的材料价格，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价格变动且波动较大，特别是一些主材，量大的材料或一些新型材料，由于合同重没有明确规定材料价格是否可以调整，或者如何进行调整，则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或进行工程价款结算时，往往会因发包人与承包人利用工程材料价格浮动而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要求进行工程结算，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纠纷。例如，某些工程在施工重设计变更签证内容多、量大，对于变更、签证结算时是否参照原中标价中的材料价格，还是进行调整，将产生分歧，不难想象，出现经济纠纷就在所难免。

5、材料、设备、采购中的问题

材料、设备采购和供应是建设项目中常常发生经济纠纷的环节。由于新材料、新设备大量应用于建设工程项目中，其中有许多没有定额标准可执行，而发、承包人双方缺乏规范合同意识，在合同中没有订立相应条款对所采购的材料、设备、型号、规格、数量、单价、质量要求、运费以及采购时限等加以明确，因而个别承包人有意提高材料单价和和虚增数量，或是不提供采购票据，或是虚开票据，还有现在工程中主材多数是甲供材料，材料的质量、数量、时间要求常常不能符合施工需要，这就给工程施工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缺乏合同条款的约束，显然易产生经济纠纷。

二、建议及措施

在执行施工合同中，虽说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但如果发、承包人双方在订立有关合同时，能够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办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合同签订行为，特别是涉及到诸如工程名称和地点、工程范围和内容、开竣工日期及中间交工工程开竣工日期、工程价款确定方式、工程价款结算方式、工程价款调整方式、合同约定风险范围、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施工企业管理费收费标准、执行当地有关部门的文件规定、主要材料与设备的采购及单价确定、供应方式和进出场期限、工程变更、不可抗力与不可预见事件、交工验收办法、工程质量书、设计文件及概预算和技术资料提供日期、双方相互协作事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的条款应逐条分析，认真订立，严格拟定合同条款，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避免合同纠纷。为此，建议采取如下几点措施：

1、建立健全合同管理机制

建立合同签订、审查、监督制度，建立并完善合同签订审批程序，加强合同管理，认真执行合同条款，履行合同义务，贯彻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原则，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加强经济核算，建立健全合同管理机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合同纠纷。

2、加强法律意识，规范合同签订行为

认真学习和遵守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提高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的法律意识与合同意识，规范合同签订行为，按合同示范文本的要求认真洽商逐条订立合同条款，实行合同公证制度，完善并促进合同签订法制化规范化。

3、施工合同的签订应与招投标工作紧密结合

招、投标书中发包人和承包人承诺的内容为施工合同的签订提供了条件，合同是招投标工作的延伸，也是约束发、承包人双方的法律性文件。因此，合同的主要内容应与招投标文件内容一致，合同订立不能违背招投标文件中实质性条款，使发包人和承包人真正认识到合同签订的严肃性，明确所承担及履行合同的法律责任。

4、施工合同签订中应注意细节问题

篇（8）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不断完善

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制度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健康稳定发展。通过对合同的管理来规范农村土地是最有效的和合理的，可以不断地促进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目前我国的土地归属所有、归谁经营一系列的问题已经落实，这就标志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日趋成熟。

（二）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能够保障人民的权益，由于农民的基本经济来源就是土地，承包合同对农村用地规划标准进行了规范，确保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具有法律效力，能够保证人民对于土地使用的权益，给广大的农民提供保障。

（三）为各类土地纠纷案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为了避免在土地纠纷案件中责权不明的情况发生，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可以在土地管理中规范农民土地的权益，减少土地矛盾的发生，在土地纠纷案件中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现状

（一）主要类型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农村地域也非常广泛，因此土地承包情况各地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农村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种类也各不相同，笔者经过总结归纳，发现主要的纠纷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体制合法性较差的土地承包合同，这类合同在签署时，主要是由承包人发起的，在实际签署时一般都是采用借用组织成员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其有效性比较差，而且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都缺乏法律效益，此外如果超过实际期限，很容易引发非常严重的法律纠纷问题。第二类是合同履行方面的纠纷，这类合同具有很强的法律效益，因此如果发包人想变更法律合同，其流程以及规定相当繁琐，因此很容易引发农村地区的法律纠纷问题。第三类是责任违约纠纷，出现合同责任违约纠纷，其责任主体很明确，不存在职责不清楚的问题，出现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合同的某一方违反了合同条款没有履行相关的责任，或者超过了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期限而使得另一方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二）主要特点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问题上，其重要集中在经济纠纷方面。根据调查显示，在所有的农村土地纠纷问题上，经济纠纷就占据了50%以上，而且由于地域性的差别，产生经济纠纷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大部分的经济纠纷的产生都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在农村，由于经济主体结构比较单一，因此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分的强调发展速度，就很容易造成土地纠纷情况。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交易是促进农村经济水平提高的一种有效途径，因此在农村应用土地承包合同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地区的农民对于合同的了解还不深入，因此一些开发商经常给农民设计一些合同陷阱，这样不仅损害了农民的权益，而且在后期的土地管理中会非常容易造成土地合同经济纠纷。

三、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行为规范化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不断的加快，因此在城市建设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造成了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而这些农民为了增加收入，一般都是将土地转让承包出去，但是基本上都是依靠口头协议进行的，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一旦出现经济纠纷，则很难确定权责。而且这种现象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十分普遍，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还是由于制度管理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农村土地转让行为出现不规范的现象。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不合理

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缺乏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制度，而且一些调查取证工作也不能落到实处，这就导致证书的发放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造成土地经营权不明确，从而造成土地纠纷。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程序不严谨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其不严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合同的公证工作不能落实，导致许多合同中还存在一些“隐藏”条款；其次在土地承包过程中，仍然以口头协议作为主要内容，书面协议反而很难有实质性的规范内容；再次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缺乏民主性，很多合同都是由领导包办，最后在合同承包过程中，出现不法现象，扭曲了正常的合同签订流程，出现了一些非法承包，暗箱操作等情况。

（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素质过低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水平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就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还需要提高，经常由于“人情”导致合同管理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而这些最终损害到了农民的利益。

（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宣传教育不足

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导致农民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了解不深入，不仔细，而且随着近年来土地矛盾的加剧，导致农民对于合同管理工作越来越不满意，这也使得合同管理工作举步维艰。

四、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相关策略

（一）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会涉及到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加大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以提高农民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重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部门要深入农村，做好实地调查工作，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力争获得农民的支持以及配合，同时还要认真的听取农民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宣传土地合同管理工作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二）注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审核

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合同管理工作的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才能做好土地合同管理工作，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大对于合同管理人员的管理，对其进行专业的组织培训工作，并且要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工作不认真，水平不高的人员给予一定的惩罚，对于培训后仍然不合格的人员坚决不予使用，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组建出一个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人员队伍，更好的为农民服务。

（三）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法律风险的管理

要想提高在对于合同管理中法律风险的管理水平，首先就要有一支高水平的风险管控队伍，在土地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终止环节，风险管控人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可以有效的发现合同中潜藏的各项法律风险，因此可以有效的保证土地合同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因此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于合同法律风险管控队伍的建设，积极引进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从而提高队伍的整体水平。其次还需要相关部门不断的完善合同风险管控制度，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为合同管理中的风险管控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四）落实纠纷仲裁制度

从我国土地承包的实际情况来看，落实纠纷仲裁制度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合同承包纠纷越来越多，因此相关的政府部门必须构建出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当地政府要认清目前的合同纠纷风险，尽快组成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以方便农村解决土地纠纷问题。

（五）积极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的合同管理方法，善用和改造合同管理方法

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起步较晚，因此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管理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土地合同承包管理工作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和民族文化也有一定管理，外国人的契约精神比较强，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合同管理方法比较先进。随着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承包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政府部门要不断的学习外国的先进的合同管理方法，结合本地土地实际情况，不断的改善合同管理方法，以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五、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因此很多农民选择将土地承包出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农民法律意识不健全，导致承包土地权责不明，土地纠纷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就需要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土地合同管理工作，以减少土地纠纷问题，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基于此本文重点讨论了如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篇（9）

案例描述

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盛某、李某与当地人王某三人于2012年初出资700万元创办琪*针织有限公司，由李某任法定代表人。公司2012年2月起开始投产，接受福建厂家的订单，该公司除自己加工外，还与50多家个体加工户签订加工合同，将订单发给加工户加工，约定交货两个月后结算加工费。与福建厂家的结算只能由盛某办理，其他人办理不了。盛某从2012年2月至8月先后收取福建厂家结算的货款1766969元，盛某付给李某996325元，付给王某200000元。三人将收取的货款用于填补公司购买设备的欠款、装修款及发放员工工资。

公司与各加工户的合同结算日期在8月份后陆续到期，公司暂无力支付加工费。盛某与王某因管理发生纠纷，被股东王某纠集当地人员殴打，李某被加工户追债。盛某、李某于8月底离开公司，公安机关于2013年1月将呆在乡下的盛某、李某抓获，并认定50多户加工户被骗加工费1161629元。

检察院审查认定了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并认为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因此将案件移送市检察院审查。案件到了市检察院后，辩护律师接受委托介入案件。会见当事人、详细阅卷后，及时向市检察院提出当事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法律意见书，后市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县检察院。

辩护律师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该案最初是因为众多加工户到县委县政府上访，经县委开会决定由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主办检察官明确答复律师，案件必须。而三人中的王某是当地人，不知何原因，未被刑拘，甚至没有“另案处理”。

检察院于2013年8月中对盛某、李某提起公诉，认定两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一是认为三人明知自己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收到加工费后又不履行合同义务；二是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盛某、李某于8月中卷款逃匿。

县法院于2013年8月29日对此进行了公开审理。

无罪要点

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本案中公司经营虽有不规范的问题，却不能认定为犯罪：

一是琪*针织有限公司不存在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的问题。琪*针织有限公司在接受福建厂家的羊毛衫加工委托后，除自己加工一部分外，再委托厂外50多家个体加工客户进行加工。琪*针织有限公司承接福建委托合同在前，委托加工户在后，而且与福建公司的合同履行过程中都比较顺利，并不存在没有实际履行合同能力的问题。本案中两被告人的行为，不能确定他们有“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能力”，或是“通过委托加工户来骗取加工费”的主观意图。

二是琪*针织有限公司不存在收到加工费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琪*针织有限公司的全部加工费款是盛某同福建厂家结算，再由盛某付款给李某和王某。公司先后收取了福建厂家结算的1766969元，用于公司经营，并无个人侵吞的情况。

公诉人认为琪*针织有限公司在收到福建加工费后，不支付加工户的合同款，而是用于工厂设备、工人工资等，是骗取加工户的行为。辩护律师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归罪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2012年8月份前琪*针织有限公司收取福建厂家货款时，与加工户的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未到。公司支付工厂设备与工人工资等，都是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与加工户约定两个月结算加工费，这在一般的加工生产经营中，均是常见的。

三是股东离开公司并非是卷款逃匿。法定代表人李某、股东盛某因被当地人股东王某殴打，无奈离开工厂回到老家。即便如此，盛某还是出具委托书，让李某去福建结算其他货款。因为只有盛某能与福建厂家结算货款，如果想侵占货款，盛某完全可以自己结算货款后逃走。两被告人事后亦没有提取工厂货款逃跑的情况，公司与两被告人并不存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卷款逃匿的行为。

辩护律师人认为，两被告人股东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对律师的辩护意见非常重视，多次与律师交换意见。由于羁押时间过长，在律师多次交涉后，法院于2013年11月22日对被告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被羁押长达11个月的当事人获得了自由，11月25日检察院撤回，11月26日县公安局撤销了案件，不再追究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经验教训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有可能给公司、经营者带来灭顶之灾。尽管公安部早在1989年就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1992年又下发了《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但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现象却屡禁不绝。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情况近来有抬头趋势，2012年以来，本律师办理有三件合同诈骗罪案件，均是普通经济纠纷，幸好在侦查及审查阶段辩护成功，没有进入法院审理。

本案因履行合同引起的普通经济纠纷，由于当地维稳需要，由当地党政机关决定，公安机关强行当做刑事案件来侦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受到各方压力。本案律师介入后，虽然各被告人最终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公司再也无法经营下去了，而公司欠下的加工费，也无法全部支付给加工户，且办案人员也因这起错案受到处分。这起公安机关违法插手普通经济纠纷的案件，导致了办案机关、公司、加工户三输的结局。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存在各种不规范或违法的情形，或许更多的人只看到公司因欠款被人告上法庭，以及因违法经营被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一般处罚的情形，却绝难想象到公司老板和主管有可能被抓捕、坐牢。

相对的，民事责任只是因为普通的违约行为，令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行政责任也主要是针对主观恶性不大、情节相对较轻的违规行为设置的，主要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等。

而最容易被公司经营者忽略的是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落后的法治环境、陈旧的法律观念，使得公司经营者欠缺法律意识；而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市场秩序不规范，又常常令企业经营者铤而走险，走向犯罪深渊；而更多的是因为企业家经营不规范，企业组织管理、财务管理技能方面的缺陷，导致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触犯刑律的风险。

企业家可以没有法律知识，但不可以没有法律意识。企业经营者如果还停留在过去那种事后救火式的法律救济方式来维护合法权益，已跟不上时展的要求了。

在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与企业的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一样，已经成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自从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将法律风险这一概念引入国内之后，引起了国资委等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相关部门法规政策相续出台，相关的法律风险管理实践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明确要求中央企业对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在该指引中法律风险正式被列为企业面临的五大风险之一。

2008年，在上述指引的驱动下，中国移动集团、国家电网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建立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全面管理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2012年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正式公布《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GB/T 27914-2011），为企业实施法律风险管理提供了国家标准版通用指南。这一指南的公布进一步促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全面推广。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法律风险管理纳入日常经营管理中去。

篇（10）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据犯罪嫌疑的发现时间，这类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其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上，是继续保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则是否合理？应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决的冲突问题如何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看法相异。下文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当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为主体，法律事实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为主体对同一标的物分别实施了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但诉讼标的物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或者侵犯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决定了对同一法律事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公、检、法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是刑事案件，有的则认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也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1）、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中的有关法律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

2）、刑民事判决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的审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独特的程序，因此两者判决本来是不应当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长期坚持民事审判中的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构造与刑事诉讼雷同。民事诉讼在这种大环境下失去了她的独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诉讼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审查、采纳证据的做法中。三大诉讼法证明标准的一致性，更是这种做法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判决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现代诉讼法理的发展中，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与刑事诉讼目的完全分开。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私权，主要关注的是保障私权。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主要关注的社会利益。两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独特的诉讼原则和程序，比如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上诉不加刑；民事诉讼中的处分主义、调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现在证明标准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这些都为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础。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之前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1.人民法院作为民事经济纠纷而受理的案件，经审理不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根据民诉法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经济交往中，当事人往往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很少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报案，特别是国家利益受损而当事人获利的案件。由于这类案件仅仅是有犯罪嫌疑却并未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不应当完全排除民事诉讼。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笔者认为，简单地裁定驳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据《规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后，经审理发现有犯罪嫌疑，就应当属于刑法的调整范畴，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也就是说，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属于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对此，笔者认为，刑法与民法虽然都是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刑事救济手段并不当然排斥民事救济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实现的方面应该尽可能发挥民法的作用，对于仅仅有犯罪嫌疑的经济案件，不能驳回而应该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线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前决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经济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认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及时将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案件继续审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经侦查终结，依法需要提起公诉的，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来确定案件的审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不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则可以将案件分开审理，如果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再对民事部分进行处理。

2.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对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书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须立即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一旦发现当事人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刑律，必须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相应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须裁定中止民事诉讼程序，待刑事侦查终结后，根据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的关系对案件进行审理，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对刑事部分审理终结后，再审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法律事实涉嫌犯罪，应当立即裁定中止执行并通知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并将案件全部材料和线索随案移送，经侦查终结，没有犯罪事实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结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原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确有犯罪事实，依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需要提起公诉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人民检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生效判决、裁定，而不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因为对同一法律事实，刑法上的处理方法与民法上的处理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对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为赃物处理，民事上则可能作为不当得利等方式处理；对于当事人的损失，在民法上可能通过赔偿损失的方法来弥补，在刑法上则通过追缴的方法来实现，然后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决定适用的审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利和民诉法的处分原则，除非当事人有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即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得撤销原调解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变，仅就刑事部分单独审理。

三、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制裁。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已为“先刑后民”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均明确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应及时移送侦查机关处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又进一步加以具体和明确。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诈骗案件为例，在合同相对方选择民事救济主张民事权利时，受诉法院应先按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审理，审理中如果发现存在刑事诈骗犯罪嫌疑时，应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合同诈骗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审理应视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或者当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赃退赔给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判决返还财产或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则民事诉讼程序应终结（由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裁定驳回）；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或者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恢复原来的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法就民事争议作出判决结案。在合同相对方选择刑法保护时，则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责令退赔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则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受诉法院此时依法应予立案审理。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追缴或退赔只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一种法律救济，如果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被害人有权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先刑后民”原则固定下来，有必要对《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应恢复民事诉讼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并送达当事人；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选择提起“刑附民”诉讼

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提起“刑附民”诉讼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复规定：“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但应限于附带赔偿物质损失的民事诉讼，不宜扩大附带其他民事诉讼。”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犯罪而遭受物质（经济）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合同诈骗中的受害方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减少讼累，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3、合同诈骗中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可通过多种渠道救济

合同诈骗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外，还有其他三种渠道：首先可申请公安、检察机关直接返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条（二）规定：“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体的解释（试行）》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鸣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及时返还。”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直接返还。其次由法院刑事判决追赃。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4、明确合同诈骗判决后的涉案财产由法院执行庭（局）执行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或责令退赔，可由刑庭依职权移送本院执行庭（局）执行，追赃后退赔返还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予以执行。理由：一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此类案件有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刑事追赃是一种对犯罪行为所生之债强制予以清偿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却属于民事范畴，因此刑事追赃判决与民事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同；从目的意义上看，刑事追赃目的意义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与民事判决是相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已明确规定执行机构的职责，是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此类案件的执行又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执行此类案件有其法律依据。二是由执行庭（局）负责执行符合审执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先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专业执行人员和丰富的执行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备的。为此建议修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刑事追赃判决属执行庭（局）职责和业务范围，并明确该类案件由刑庭依职权移送。

注释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篇（11）

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案件数量增长给法院造成巨大的压力，如何提高诉讼效率，成为当下诉讼程序改革的一大热点。由于缺乏程序和制度的支持，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完善。

一、民事简易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独立的程序规则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虽然设立专门的章节对简易程序的运作做了一些规定，但是其规定过于概括和笼统，缺乏操作性和明确性，面对诉讼案件不断增长的形势，远远不能解决目前的审判需要。为了弥补应对诉讼纠纷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法律文件，但这两个文件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诉讼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且某些方面出现操作上的混乱，因此建立独立的简易程序规则已经迫在眉睫。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无明确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但这种标准显得有些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司法实践中相当部分基层人民法院为单纯求得案结事了的效果，任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于好多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太明确的案件，通过强制调解来达到表面的结案，这种做法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明确简易程序的操作标准，才能体现公正性和效率性的统一。

（三）缺乏专门机构

我们简易程序现在是实行独任审判，并沒有专门的法官，实际审理中的的随意性很强。通常，当事人可以同时向基层法院和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法院和法庭审理受理案件后，应该会规定一定的审判日期，但事实上的情况往往不太理想，案件材料在受理几天后，才会转到法官手中，因此当事人往往会产生很多厌烦和焦急情绪，引发好多不该产生的矛盾。

二、完善我国简易程序的初步设想

（一）明确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

1、数额标准

这主要是针对经济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来考虑的，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设专章对简易程序的立案数额标准做了规定，但规定过于广泛，远不能满足审判大量简单民事案件的要求。在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财产数额的标准时应考虑综合考虑。简易民事程序确定数额的标准应适度统一，标准过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标准太低，容易限制简易程序的范围。由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较大，可以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参照发达省份的具体数额标准，制定本地域内的数额标准。

2、以案件性质为标准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并沒有立法明确说明什么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但在实践中，各地法院经常总结审理中的实践经验，结合本院实际，规定哪些类型的情况下直接适用简易程序，通常婚姻和家庭纠纷、经济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比例很高。

3、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标准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经人民法院同意，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当事人申请适用简易程序，必须由法院决定是否同意。因此，简单的程序选择最终决定权仍在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充分尊重自，切实保障其合法权利，并不能限制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

（二）进一步简化运作程序

1、缩短审理期限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并不区分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但在实践中，由于立案庭工作繁忙，工作人员并沒有区分的案件提交的期限，当案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才会集中审查案件并移交给每个审判过程，通常花费太多的时间。因此简单的登记程序时间应该缩短，可授权法官对当事人的即时审查，即时决定是否立案验收等。《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简易程序中的被告的答辩期限和责任的规定的期间未作出特别规定，这也影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行使。我们可以单独规定简易程序请求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从而更好的维护好当事人的权利。

2、简化审判程序

简易程序审判程序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简化：（1）审判之前，不要像普通程序需要在规定的日期内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法院可以即时的公告日期；（2）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不需要严格依照普通程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法官不应该局限于一个固定的程序，可以自行调整相应的顺序。（3）对于简单案件的审判程序，应该允许法官自由裁量，不一定要遵守程序法规定严格的证明过程。此外，一些轻微的案件的识别和判断，并不完全取决于实体法，法官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心证。当然，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将来取决于法官的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