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刑事责任大全11篇
时间：2023-12-15 15:40:37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贪污刑事责任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关键词：共同犯罪
贪污共犯
贪污共犯的地位
数额认定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此条款的规定，说明了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九十三条对贪污罪的主体类型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一、贪污共犯中犯罪嫌疑人地位的确定
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但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其主体虽然包括特殊主体在内，但不一定都是特殊主体。贪污罪的共同犯罪问题包括相同主体的共同贪污和不同主体的共同贪污。相同主体的共同贪污就是指共同犯罪的主体都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不同主体的共同贪污即不具有贪污罪主体身份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相互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论处。
(一)确定贪污共犯中犯罪嫌疑人地位的不同观点
贪污罪属身份犯(br)，关于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我国刑法总则未加规定，因此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就欠缺总则的指导。一般而言，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教唆或者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贪污，从而构成教唆犯或者帮助的从犯，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窃取、侵占公共财物的行为，从而作为实行犯而一起构成贪污罪呢？刑法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肯定说。认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构成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因此，上述情形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作为贪污罪的主犯(主要实行犯)论处。二是否定说(br)。认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和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身份犯罪，不可能构成该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因此，上述所谓“以共犯论处’只能指以组织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其中，第二种观点还就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作出较为具体的说明，该观点认为：贪污罪作为身份犯中的义务犯，主体身份所代表的职责义务正是其所侵害的对象，法律规定贪污罪的意义或者对该种犯罪构成具有决定意义的不仅是某一结果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果的产生对其本人身份的违反。社会关系的侵犯只能由具有这一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人亲自实施才能实现，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并不存在这种身份职责义务的违反。况且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贪污罪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显然就不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因此，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共同实施窃取、骗取或者侵吞公共财物行为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但是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应按照具体情况论处。如果所侵占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所属单位的财物，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属于该单位工作人员，则直接按照贪污罪的帮助犯论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同属于被侵占的财物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侵占该单位的财物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甚至盗窃等罪的实行犯和贪污罪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应当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论处，而不能笼统按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二)确定贪污共犯中犯罪嫌疑人地位的方法
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次会议通过《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并在第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务非法占为已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笔者认为高法的司法解释总体上是比较准确的，前述第一种观点即“肯定说”更具有合理性。否定说的误区在于：其一，该观点忽视贪污罪实行犯的特点。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由特殊主体构成的犯罪，除能构成教唆犯、帮助犯、组织犯外，是否就不能构成共同实行犯呢?从具有特殊身份才能构成的犯罪看，真正身份犯只有一定身份的特定主体才能构成，无特定身份者是不可能单独实行真正身份犯的犯罪行为的。但是，在共同犯罪中，无特定身份者却可以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犯真正身份犯罪。首先，无身份者虽其自身无犯罪条件，但是，他可以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行真正身份犯之犯罪；其次，无身份者可以利用有身份者的特殊条件，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真正身份犯犯罪行为，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犯行为。其二，该观点忽视了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概念和本质，将完整的共同犯罪割裂开来。我国刑法学共犯理论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地表述了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即共同犯罪不是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有分工，互相配合，能够犯下单个人难以实现的严重犯罪。因共同犯罪特征在于其尽管是二人以上犯罪，但是从其主观方面讲，形成的是一种特定犯罪故意内容，各共同犯罪人均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因而各共同犯罪人的故意是同一的，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是统一的，从而成为一个整体行为。这一整体行为才是共同犯罪的行为，同时，整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因而共同犯罪是同一犯罪。
犯罪性质必然同一。混合主体共同犯罪中，身份犯的犯罪性质，不能因为有非身份犯的参与被改变，而第二种观点并未将混合主体共犯作为整体看待，而将其分解开来，单独以某个共犯的特征认定犯罪性质，难免得出不准确的结论。诚然，在单独犯罪中，实行行为充分体现该犯罪的基本特征，在共同犯罪中实行行为同样也体现该犯罪的基本特征，但是必须指出，单独犯罪中的实行行为与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二者间有着明显区别，前者只有一人实施实行行为，后者可有多人实施实行行为，形式又可表现为其并进和分担两种，只有在充分认识两种实行行为的异同的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共同犯罪中实行犯的概念。其三，该观点割裂共犯主观要件，片面强调客观行为，忽略主观故意。须知，我国刑法共同犯罪概念是以主客观相统一为基础的。在认定是否构成共犯时要综合分析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要件，不能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在认定共同犯罪的时候，如果忽视其主观上故意内容，则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案件的定性将 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贪污犯中非特殊主体犯罪行为的定性
笔者就贪污共犯中非特殊主体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与前述贪污共犯中主体地位的确定密切相关的问题，基于对贪污共犯中主体地位的前述分析，关于内外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共同贪污公共财物的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只要有特殊主体参加，构成了贪污罪(br)，外部与其相勾结的一般主体，不论是主犯还是从犯，均应以贪污罪共犯论处。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确立共同犯罪行为整体性观念
共同犯罪是区别于单独犯罪的概念，从而，也具有区别于单独犯罪的整体性，若干单独个人犯罪被法律拟制为一个整体性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有类似于法人犯罪之处。尽管是多人多行为的犯罪，但法律上视其为一人一行为的犯罪。共同犯罪的行为整体性的含义：第一，各共犯的主观方面有着同一犯罪的故意，各共犯虽然由于分工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具体故意，但是，这些具体的故意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同一犯罪的故意，各共犯客观方面实施同一犯罪的行为，各共犯的行为所指向的是同一犯罪客体。综上三点各共犯分别是具体行为，已经从数个行为转化为主客观相统一的一个整体行为。第二，这一整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正如有些学者指出：各共犯之所以构成共犯，就是因为它们的行为都体现着共同的意志，其行为方式有不同，但只是不同的分工而已，都是共犯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共同对犯罪结果的出现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作为共犯的整体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上述很有道理，并符合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从行为整体性出发才能判断其行为性质。
(二)整体行为特征决定共同犯罪性质
共同犯罪相对于单独犯罪来讲，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其特点还在于犯罪的双重性，即单独犯罪的个体性与共同犯罪的整体性的有机结合。这种双重性体现在共同犯罪各要件中，以共同犯罪故意为例：第一重故意，各共同犯罪的人均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重故意，各共犯预见到共同犯罪的行为内容以及共同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危害结果。简言之，既有单独犯罪的个人故意，又有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那么，无疑共同犯罪也有双重行为，即犯罪的个人行为和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在犯罪性质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体行为。如果共同犯罪行为整体上具有某种身份犯罪的客观特征，同时，在主观上各共犯都有共同意识和意志，那么，整个共同犯罪就具备了这种犯罪的主客观特征，其犯罪性质就属于这种犯罪。其中，某些行为人的行为即使没有这个特征，由于犯罪共同性的作用，也具有了同样的性质。因而，作为内外勾结的盗窃案件，其整体行为有利用职务上便利的因素，具备了贪污罪的客观特征，主观方面各共犯都具有认识并希望利用某个人职务上便利窃取公共财物的特征，全案性质为贪污。
(三)混合主体贪污共犯中的一般主体也可成为实行犯
1、共同犯罪的实行行为，不同于单独犯罪实行行为，单独犯罪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由一个人完成，而共同犯罪实行行为则由数人共同实行。从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讲，共同犯罪实行行为可分为并进的实行行为和分担的实行行为，并进的实行行为是指各共犯在实施犯罪时，各自的行为均独立具备全部构成要件，例如，甲乙都实施了杀人行为，是并进的实行行为。分担的实行行为是指各共犯在实行犯罪时，具有实行行为的分工，就每一个共犯而言，不以实施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为必要，而以共同故意为纽带，每个共犯仅实施该犯罪的部分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各共犯的行为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整体实行行为，混合主体贪污罪的实行行为属于分担的共同实行行为。例如：某国有公司的仓库保管员，他利用自己经手、保管仓库物品这个职务上的便利，经与他人预谋后，故意于下班后将仓库门不锁，让他人于夜间将仓库内的物品运出公司，销赃后共同挥霍。这里的仓库保管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他人则进行盗窃，二者的行为分开来看，均未实行全部贪污罪构成要件，仅实行贪污罪要件
之一部分，但是，综合起来，他们以贪污的共同故意为纽带实施了完整的贪污罪分担的共同实行行为，
2、混合主体之所以能够实施分担的共同实施行为，是由刑法分则个罪构成结构形式所决定。个罪客观要件因罪名不同而异，其结构形式可分为简单客观要件和复杂客观要件。简单客观要件，指该犯罪的实行行为是不可分得单一行为，例如，杀人罪是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种犯罪即可由一人单独实行。也可以由二个以上人分别实行，分别实行的为并进的共同实行行为。复杂客观要件，是指该犯罪的实行行为是可以分离的双重行为，它由两种以上的行为组成，例如，抢劫罪，该罪的构成要件由两种行为组成：一是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二是抢夺财物的行为、这两种行为即可由一人单独实施，也可由二人以上分别实施，后者则形成分担的共同实施行为。上述简单客观要件和复杂客观要件(也可称之为简单实行行为和复杂实行行为)的区别，在于刑法分则对具体罪名构成要件的规定。我国刑法中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属于复杂客观要件，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两个要素组成，因而，在二人分别实施两种不同行为时，正是分担进行了贪污罪的共同实行行为，二人实行行为从整体上具备了贪污罪的全部构成内容。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该解释第3款的规定，笔者认为还应略作修改，应将“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改成“按照作用相对大的犯罪性质定罪”。因为：在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明确区分主从犯的情况下，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同两者均是主犯的情况下，“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就得对共同犯罪人员分别定罪，这是违背我国刑法共同犯罪定罪原则的。
三、贪污共犯中各犯罪嫌疑人贪污数额的认定
贪污犯罪的数额大小是衡量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要依据，也是对贪污罪处罚的主要根据，如何正确认定贪污数额，关系到贪污罪与非罪以及量刑的轻重。
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责任，这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贪污共犯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必然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以数额作为主要依据，因为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相应越大，反之，社会危害性就小。
(一)贪污数额的认定依据
共同贪污数额又不同于一般单个人实施的贪污犯罪的数额，共犯数额又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那么，在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全面深入分析各家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学说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分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独立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贪污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贪污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贪污未遂、贪污既遂尚未分赃、共同挥霍贪污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贪污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为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受贿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0元贪污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独立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贪污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贪污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
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贪污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贪污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贪污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中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
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贪污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贪污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 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体现在综 合地考察其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是一个不容易忽视的重要情节。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二)贪污数额的认定原则和方法
笔者认为，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应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着重以刑法中有关共犯成员刑事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共同贪污犯罪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典对贪污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1、贪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贪污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贪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贪污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2、贪污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贪污的总额负责。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应把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与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区别开来，对于犯罪集团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犯罪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既不主要体现在影响集团其他所有成员的行为上，也不主要体现在犯罪后分赃数额的大小上，由于参与数额是指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实际参与的贪污犯罪数额(显然这一数额最能体现犯罪集团成员中主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但是，在一股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由于不存在首要分子，因而主犯的行为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主犯只对自己的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以参与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似有不妥。所以，笔者主张，一般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应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
3、贪污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注释：
br: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
br：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358页
br: 一宏伟（也谈内外色结共同犯罪案件的定性）载于《河北法学》199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2）谢望远主编《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认定中疑点难点问题研究》修订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3）唐世月著《贪污罪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篇（2）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改革不断深入，企业财务管理目标选择逐步成为指导财务活动的关键。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起点，对企业管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1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特征
第一，企业应该保证管理总目标与财务管理目标具有一致性。财务管理主要是管理企业的资金运行，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具有包括其他管理子系统在内的一种综合，因而属于综合性价值管理。所以只有财务管理目标与管理总目标一致的时候，才能通过开展财务管理更好地实现企业管理总目标。
第二，财务管理目标应该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社会性目标和经济性目标。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是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企业的经济性目标主要强调的是企业的经济责任，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两个目标一个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一个是由企业管理的性质决定的。由于企业都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这些网络关系，同时也受这些网络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如果企业不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就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回报，就会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那么企业的生存发展必然就会受到威胁。因此，财务管理目标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还应该积极主动地担负起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化。
第三，财务管理目标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目标体系。财务管理活动的层次性和参与企业的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层次性结构和多元化结构。这就要求财务管理目标不能等同于某一个利益主体的个人目标，而是所有参与者一起妥协和作用的结果。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层次性可以把财务管理目标分散为不同的具体目标、企业再把采取管理目标责任落实到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不同责任中心或者不同管理层次。
2 我国几种财务管理目标的比较
目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2.1 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以追逐利润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能够促使企业讲求经济核算，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成本，关心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的主体，所创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期间全部收入和全部费用的差额，是按照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加以计算的。它不仅可以直接反映企业创造剩余产品的多少，而且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但是，利润最大化强调了资本的有效利用，但它没有指明利润产生的阶段。
利润最大化在长期实践中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没有考虑取得利润的时间价值因素；第二。没有反映创造的利润与投入的资本之间的关系；第三，没有考虑利润 与风险的配比；第四，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导致企业短期行为。因此，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2.2 股东权益最大化
股东权益最大化是指通过企业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决策，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的情况下，使企业的净资产价值达到最高，从而使所有者的收益达到最大。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要求企业必须持续发展。企业收益持续上升，股价稳中有升，股东权益才能达到最大。因此，用股东权益最大化目标替代利润最大化目标，有利于克服企业的短期行为。
2.3 企业价值最大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企业只有通过为利益相关者服务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价值就是企业值多少钱，一是企业总资产价值 即已形成的价值；二是企业潜在的获利能力。这一目标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长期稳定发展。
3 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合理性选择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管理当局应把其理财目标指向顾客、员工和社会，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要求，企业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得到持续发展，从而直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理财目标这种扩大化无疑符合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产权关系特征，能充分调动和保持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企业正常运转并持续发展。
以“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作为企业理财目标，既突破了企业的主体是股东，利益指向是股东财富；也突破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财目标的主体是企业，利益是企业价值的局限性，体现了企业的利益是所有者与签约各方的共同利益，而不仅是股东的利益局限于企业。这样定位理财目标，既考虑了出资人的利益，叉兼顾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基于上述认识，企业财务目标应该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中脱离出来，在充分考虑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确立。“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应是我国企业财务目标的理想模式，其依据是：
第一，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财务目标是稳定和发展我国企业的客观选择。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股东不是唯一的所有者，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债权人，经营者，职工及政府等相关者。由于“股东财富最大化” 的财务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来增加股东利益的可能，由此推断这一财务目标不能保证社会财富最大化，而只有参与企业的各方利益都实现最大化时，企业资源配置才能达到优化。因此，社会财富最大化有利于维护企业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能够确保以“相关利益者最大化”为财务目标，使职工利益不受侵犯，这对于维护职工队伍的稳定，调动全员的积极性尤为重要。
第二，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财务目标是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前提和保证。相关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实行股份制经营的企业，股东是主要的相关者，相关者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实际上也是股东的财富实现了最大化。
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为财务目标是确保企业持续经营和客观需要。首先，“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财务目标是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需要。一般情况下，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但不是经营者，股东只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在既定的经营决策下，经营者或管理者行使企业日常的管理权。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所有制形式下，单凭监督难以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有效的方法是把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行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为财务目标。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处理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的有效途径。
篇（3）
1、反贪污贿赂局是检察院的内设机构，其职权主要是办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
2、纪检监察机关是对党员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职务违纪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和处理，是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专责机关。
3、反贪污贿赂局根据举报中心或其他的渠道提供的犯罪线索，对该线索进行侦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则予以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不予立案；有署名控告人的，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正 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第1、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即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是 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但是该条第3款又规定：“与前两款所 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该条款表明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共 同犯罪。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贯穿了这一原则，例如2000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 定 ：“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 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笔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 成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既不能单独构成贪污罪，也不能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将这一 问题推而广之，实际上是一个共同犯罪中的身份问题，即无身份者不能加入到只有特殊身份 者才能实施的犯罪中，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实施共同行为，应当以各自的身份性质分别认定 .我们以普通身份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意义为切入口来探讨这一理论问题。
一、普通身份资格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意义
人的身份，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按照自然属性，可以划分为成年人与未 成年人；男人与女人等。按照社会属性，可以划分为军人与平民；特定从业人员与普通从业 人员等。按照法律属性，可以划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证人、鉴定人、记 录、翻译人、辩护人、依法被关押人等等。在我国刑法中，以年龄这一自然属性作为标准对 人的身份资格进行划分具有最普遍、最基础的意义。我们称之为普通的身份资格，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其他身份资格，我们称之为特殊的身份资格。解决身份资格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 意义，我们必须要从普通身份资格对共同犯罪的影响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口。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 、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表明，不满14周岁的人，不论实施什么行为，都 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除了上述八种犯罪的行为之外，实施其他行为 ，也不负刑事责任。这里的年龄作为一种身份资格，表明行为人未到法定年龄，就意味着在 法律上不承认其具有实施犯罪的能力。从刑事法律关系的犯罪主体本源来说，行为人不具备 法定年龄的身份资格，说明其还没有从国家那里获得一张可以自由进入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 “入场券”，从而必然地被排除在刑事法律关系领域之外。普通身份资格在单位犯罪中所具 有的这种本源作用和意义，同样体现在共同犯罪之中。在一个成年人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 人实施的共同犯罪之中，我们甚至可以简单地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个成年人与一只在法律上 还不能视为“人”的“动物”在一起实施行为。即使成年人利用或者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 ，也仅仅是由成年人单独承担刑事责任而成为“间接正犯”。
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乃至于泛世界范围内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轻而易举地认 同 这一原则，其原因在于任何法律领域中，要确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意义，必须首先 确认这个人是否具有这样的行为主体资格。没有这种行为主体的资格，法律对这种行为的评 价就没有价值意义。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一个没有行为能力资格的人所实施的行为 不能产生应有的法律效果。在选举法律关系领域，实施选举行为的人必须首先取得选民的主 体资格才能进入选举场所从事选举活动。在刑法中，一个具有普通主体资格的行为人，其普 通主体资格的获取，是以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必要条件的。所以，普通主体资格是行为人 获得的、由法律规定并由国家颁发的、可以自由进入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入场券”。没有 这张“入场券”，行为人就不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任何一种单独犯罪，进而也不可能与他人 构 成任何一种共同犯罪。
二、特殊身份资格在共同犯罪中的影响与悖论
刑法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犯罪情形和国家动用刑罚打击重点犯罪的需要，在普通主体资 格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某些犯罪的行为人除了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一普 通主体资格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份为内容的资格条件，这就是刑法上的特殊主体资格 .没有特殊主体资格，也就不能构成特殊犯罪。任何一种由普通主体资格构成的普通犯罪， 同时意味着任何一个具有特殊主体资格的行为人同样可以构成犯罪，这是由特殊主体资格全 部寓于普通主体资格的原理使然；任何一种由特殊主体资格才能构成的特殊犯罪，却表明只 有普通主体资格的行为人是不能构成的，这是由普通主体资格不能全部寓于特殊主体资格的 原理使然。这在单独犯罪中绝对不会发生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议。然而在共同犯罪中却变得异 常复杂了。共同犯罪是以多个行为人在同一故意支配下实施的多个行为的整体表现，在共同 犯罪中，除了在同一故意支配下的多个行为具有有机联系外，是以多个行为人都必须具有犯 罪的主体资格为前提的。在普通的共同犯罪中，因各个行为人都具有同样的普通主体资格而 不会出现疑惑，而在特殊的共同犯罪中，如果一人具有特殊的主体资格，而他人却不具备这 一特殊的身份条件，他们能否构成只有特殊主体资格才能构成的特殊犯罪？我们认为任何一 种特殊犯罪所要求的特殊主体资格本身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反映，特殊主体所具有的 特殊身份条件表明他依照这一身份条件而取得特殊的权利，同时也负有因这一身份条件而产 生的特殊义务。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因身份条件而获得相应的工资待遇、福利待遇和职权。因 此，他同样负有必须正确行使权利、不得滥用或者懈怠的义务，更不能利用职权来实施犯罪 .不然，他就可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的特殊犯罪，或者在刑法没有设定某一特殊 犯罪的情况下，例如《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等，要遭受从重处罚 的法律后果。无身份者没有特殊身份者的特殊权利，也就不能担负只有特殊主体才能承受的 特殊义务。既然在普通共同犯罪中要求每一个主体必须具备普通身份资格，在特殊的共同犯 罪中，也应当要求每一个主体必须具备特殊的身份主体资格。特殊的共同犯罪虽有别于普通 的共同犯罪，但其蕴含的原理却同样如此。
然而，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认为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特殊主体要求的共同 犯罪。如上文提到的《刑法》第382条第3款之规定和200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都贯穿了这一思想，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但是无身份者构成了 有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后在刑法理论上又引发了诸多问题。争论之一是，非身份者是否可以构 成法律要求特殊主体犯罪的共同实行犯？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因身份 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施或教唆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共犯论。”即非 身份者可以成为有身份者的共同实行犯。但是前苏联刑法学者特拉伊宁指出：“……非公职 人员可以是渎职罪的组织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但是渎职罪的执行犯都只能是公职人员。 所以有这个特点，是因为在实际中只有他们才能构成渎职罪。”（注：[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43 ～244页。）我国学者陈兴良也指出： 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能构成法律要求特殊身份为主体的共同实行犯，因 为身份是犯罪主体的要素之一，身份决定着犯罪主体的性质，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可能实施 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殊身份的犯罪的实行行为。（注：陈兴良：《共同犯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6页。）争论之二是对不同身份的人定同一罪 名的标准是什么，是依照实行犯的性质来定性还是按照主犯的性质来定性？这一问题在我国 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同的主张，甚至在同一个司法解释中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双重 原则。200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 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 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第2条规 定：“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 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这两 条确立了以实行犯的性质来认定共同犯罪性质的标准，而第3条却又规定：“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 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这一条确立了以主犯 的性质来认定共同犯罪性质的标准。更何况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在一个共同犯罪中有两个以 上的主犯或两个以上的实行犯而各自的身份特征不同的复杂情况，那么又是以什么标准来确 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呢？
我们认为，刑法在设立一个犯罪时，完全可以不设定行为人的特定身份条件，从而可以把 犯罪主体的资格扩展至社会的所有成员。但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的刑法不可能 这样。尽管理性的自然法法则一再强调，自由、平等、正义、公正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所在。 但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
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只要有法律规 则的规定，总是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又总要向一致的要求尽量靠拢。于是在 刑法上，特殊的主体资格从普通的主体资格中裂变出来，特殊主体所享受的权利，普通主体 不能去分得一杯羹；特殊主体所承受义务，普通主体也不能去平分秋色。特殊主体当然可以 构成任何一个普通主体可以构成的犯罪，但因权利使然，命其承受从重处罚的义务，如国家 工 作人员构成的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而普通主体却不能构成只有特殊主体才能构成 的犯罪，同样又是义务使然，如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贪污罪。在以特殊主体为基础的共 同犯罪中，如果缺少特殊主体的资格同样可以构成，那么这种特殊主体的资格条件已变得毫 无作用，剩下的只是刑法需要禁止和惩罚某种行为，而不是禁止和惩罚利用某种身份条件而 实施的这种行为。
在论及有身份犯与无身份犯能否构成特殊主体的共同犯罪时，我们这里并非画蛇添足地加 以指出，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很多刑法专家往往喜欢从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 犯的角度去分析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我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在以犯罪主体 资 格为条件下，以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指导下，在共同犯罪已经成立的基础上，将各个共 同犯罪人按照地位与作用，兼顾分工的原则，划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而教唆 犯就其本质，并不属于一种独立的共犯种类，它分别依附于主犯或者从犯。国外的刑法中 是存在着以分工为标准将共犯种类划分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我国的刑法理论 偶然也会提及这种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方法合理性如何，完全可以展开讨论。但涉及到有身 份犯与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共同犯罪时，引入这类方法毫无意义。因为共同犯罪与共犯分类是 上下位概念的关系问题，只有在共同犯罪是否能够成立的基础上，才有共犯应该如何分类的 问题存在。而共同犯罪能否成立，只要以犯罪主体的资格为前提，以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加 以衡量，就足可以解决问题。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贪污犯罪的理性思考
篇（5）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一）贪污案（第382条、第383条，第183条第2款，第271条第2款，第394条）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聘用等而管理、经营国有财产。
国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
（二）挪用公款案（第384条，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5千元至1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2、挪用公款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
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既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也包括给他人使用。
多次挪用公款不还的，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数额认定。
挪用公款给其他个人使用的案件，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对使用人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三）受贿案（第385条、第386条，第388条，第163条第3款，第184条第2款）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3）强行索取财物的。
（四）单位受贿案（第387条）
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且是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单位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单位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受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2）强行索取财物的；
（3）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五）行贿案（第389条、第390条）
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行贿数额不满1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2）向3人以上行贿的；
（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
（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已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六）对单位行贿案（第391条）
对单位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上述单位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个人行贿数额不满10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2）向3个以上单位行贿的；
（3）向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行贿的；
（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七）介绍贿赂案（第392条）
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
介绍贿赂是指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介绍贿赂数额不满上述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为使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的；
（2）3次以上或者为3人以上介绍贿赂的；
（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的；
（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八）单位行贿案（第393条）
单位行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2）向3人以上行贿的；
（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
（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规定关于个人行贿的规定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第395条第1款）
巨额财产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
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隐瞒境外存款案（第395条第2款）
隐瞒境外存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故意隐瞒不报在境外的存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涉嫌隐瞒境外存款，折合人民币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一）私分国有资产案（第396条第1款）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
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二）私分罚没财物案（第396条第2款）
私分罚没财物罪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行为。
涉嫌私分罚没财物，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应予立案。
二、渎职犯罪案件
（一）滥用职权案（第397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
3、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4、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5、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6、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二）玩忽职守案（第397条）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的；
3、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
4、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5、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6、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骗或者逃汇的；
7、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8、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第398条）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故意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故意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泄露绝密级或机密级国家秘密的；
2、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3项以上的；
3、向公众散布、传播国家秘密的；
4、泄露国家秘密已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5、利用职权指使或者强迫他人违反国家保守秘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秘密的；
6、以牟取私利为目的泄露国家秘密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行为的立案标准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四）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案（第398条）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或者遗失秘密文件，致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的；
2、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3项以上的；
3、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3项以上，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4、泄露国家秘密或者遗失秘密文件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犯罪行为的立案标准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五）枉法追诉、裁判案（第399条）
枉法追诉、裁判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对明知是无罪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背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进行立案、侦查（含采取强制措施）、起诉、审判的；
2、对明知是有罪的人，即对明知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背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含采取强制措施）、起诉、审判的；
3、在立案后，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应该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无正当理由中断侦查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措施，实际放任不管，以及违法撤销、变更强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脱离司法机关侦控的；
4、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裁定，即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
5、其他枉法追诉、不追诉、枉法裁判行为。
（六）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第399条）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指审判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枉法裁判，致使公民财产损失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失重大的；
2、枉法裁判，引起当事人及其亲属自杀、伤残、精神失常的；
3、伪造有关材料、证据，制造假案枉法裁判的；
4、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毁灭证据或者篡改庭审笔录而枉法裁判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私放在押人员案（第400条第1款）
私放在押人员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包括在羁押场所和押解途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私自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放走，或者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放走的；
2、伪造、变造有关法律文书，以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的；
3、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通风报信、提供条件，帮助其脱逃的；
4、其他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行为。
（八）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第400条第2款）
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依法可能判处或者已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的；
2、3次以上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或者一次致使3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的；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以后，打击报复控告人、检举人、被害人、证人和司法工作人员等，或者继续犯罪，危害社会的；
4、其他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九）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第401条）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刑罚执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违法报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2、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以及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徇私情、私利，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申请，违法裁定、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3、不具有报请、裁定或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权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徇私情、私利，伪造有关材料，导致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厅的；
4、其他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
（十）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第402条）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的；
2、3次以上不移交犯罪案件，或者一次不移交犯罪案件涉及3名以上犯罪嫌疑人的；
3、司法机关发现并提出意见后，无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移交的；
4、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行政执法部门主管领导阻止移交的；
6、隐瞒、毁灭证据，伪造材料，改变刑事案件性质的；
7、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牟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的；
8、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一）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第403条）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人民银行、证券管理等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以及上级部门、当地政府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行为。
篇（6）
2001年末，乙某（某县教育局局长）到甲某任校长的某校找到甲某说，快过年了，需要一笔钱给领导拜年，让甲某想办法弄点钱给他。甲于是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虚报冒领了属于该校所有的五万元公款，于2002年年初（即旧历2001年年末）的一天将五万元公款送给了乙某。后案发。
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应该如何定性，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据甲某的交待，甲本人不具有占有的故意，而且这五万元钱一分未被其揣入腰包，相反，是全部送给了乙某。根据贪污罪的犯罪构成四个要件，甲某并不完全具备，故甲某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某将贪污来的钱送给他人的行为不影响对其贪污行为的定性，应该追究甲某的贪污罪的刑事责任。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甲某构成贪污罪，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构成贪污罪的犯罪主体上看，甲某所在的学校是公立学校，而甲某本人是国家的正式干部，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甲某的身份符合贪污罪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要求。
第二，从构成贪污罪的主观要件上讲，甲某在主观上是具有占有五万元现金的直接故意的。虽然形式上，甲某是在其上级领导乙某告诉他让他想办法弄点钱，于是甲某才拿出学校的钱去送给乙某，甲某不是自己起心要从单位的公款中虚报冒领这笔钱。但是，甲某对于乙某的明显的索要行为，并不能够从自己的合法收入积蓄中拿出这笔钱来。于是，当甲某为了一不动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储存的钱（况且也不够五万元），二不使自己出去举债来凑足这笔钱，而妄想借鸡生蛋、玩空手道地打起了自己所全权管理的某县某校的资金时，甲某在主观上就已经具有非法占有的直接故意了。更何况，甲某在采取一定的行动，最后终于将这五万元公款从学校帐上骗取出来时，他主观上的占有故意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
然而，针对这主观上是否存在着的直接占有故意，甲某辨称：我并没有占有这笔钱，事实上，我已经把钱送给了乙某，乙某可以作证。乙某也说收了这五万元钱，但乙某又说已把钱拿来给领导拜年了。针对甲某的诡辩，笔者认为，就是甲某这种把钱送给乙某的行为，也同样显露出了其非法占有公款的主观故意。从常理上讲，当一个人要把一大笔钱赠送给别人时，对方会认为你是把属于自己的钱即自己拥有完全所有权的钱送给他；对赠予方来讲，你在行使民法上赠予的权利时，是否是应该对赠与之物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呢？如果赠予方没有完整的所有权，你又怎么能随意处分不属于自己的赠予物？打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小偷很想向希望工程捐款，以表达自己的爱心，但他又没有钱，所以他就去偷，在偷了一大笔金钱后，他把偷来的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自己不留一分钱。难道，就因为小偷事后没有完全占有、得到一分钱，把钱全部捐了出去，就能否认他在盗窃时对失主的财产没有占有的故意？进而去否认他的盗窃行为？
篇（7）
一、贪污罪定义认定
我国刑法中涉及贪污罪的条文比较多,计有5个条文规定着贪污罪,即分别是第382条、第383条、第183条第2款、第271条第2款和第394条,上述条款之间存在着互相交叉的内容,由此导致了对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的定义表达的困难。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应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盗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但是,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除外。
二、贪污罪主体认定
贪污罪主体的本质属性是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笔者认为,贪污罪主体的包括三个部分:即从事纯粹的国家事务的人员,也就是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中的事务人员;参与管理的社会事务的管理人员,即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事务管理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单位对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人员。贪污罪的本质要求主体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人员。也就是说,从事公务活动人员必须是职业责任的履行行为人,而非权利行为人。仅仅从事劳务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比如,直接从事生产、运输、服务性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部队战士等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
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1998年11月6日法(研)发(1989)35号)。
三、贪污罪客体认定
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共财产,是指下列财产:(1)国有财产;(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3)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集体负有赔偿私人损失的责任,所以实际损失的仍是公共财产。
四、贪污罪数额认定
1988年1月,《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
198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解答》中,又进一步解释:对于共同贪污中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案件,处罚时应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并参照贪污总数额和共犯成员间的平均数额确定犯罪分子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共同贪污个人所得数额虽未达到二千元,但共同贪污数额超过二千元的,主要责任者应予处罚,其中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1997年,《刑法》第383条,贪污罪数额中虽未有犯罪总额、分赃数额与平均数额的明确规定,但《刑法》第26条第3款与第4款仍有原则性规定,即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3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对于刑法如此规定,学术界有“分赃数额说”、“分别说”、“犯罪总额说”等。根据1997年《刑法》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刑罚,以分赃数额作为处罚贪污犯罪者根据。所以,笔者认为,“分别说”符合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虽然各个共同犯罪人对于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实施的贪污行为所造成的整体危害后果应当负共同责任,但对于各个贪污共犯者而言,按照其本人实际所得贪污数额的多寡进行处罚,更符合公平、合理的法治精神。即使是负全部责任,也不能一律理解为负平均责任。笔者认为,不管贪污行为人在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该行为人在为贪污行为时所指向的对象都是贪污犯罪总额。共同贪污所造成的损失是共同行为人共同造成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划分其各自的数额。实际上,我们划分在共同贪污行为中各行为人各自的数额,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将共同贪污的定罪数额标准不是按照贪污总额来确定,而是按照个人在贪污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配,那么就是对共同犯罪的一种放纵,不能体现国家严厉打击共同犯罪的刑事政策。所以,认定犯罪总额才是真正处理贪污共同犯罪问题的适用标准。这也就是说,在共同贪污行为中,各贪污行为人要对共同贪污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总额负责,不论其身份是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要分子还是非主要分子,也不管他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还是非首要分子。我们之所以要让共同犯罪的所有参与人对贪污总额负责,是因为各个共同犯罪人共同促成犯罪的完成,并且,各共同犯罪人有完成该项贪污的故意,也就是说,不论共同贪污行为人在共同贪污行为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他们都有指向贪污总额的故意。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主观恶性波及的范围达到了贪污总额的范围,我们才主张要求所有的共同贪污行为人要分别对贪污总额负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有关规定需要进行修订,也确实存在修订的必要。笔者提出对于贪污罪定义的重新认定、贪污罪主体的重新认定、贪污罪客体的重新认定、贪污罪共犯的从新认定以及贪污罪定罪数额标准的重新认定,能对贪污罪研究和实践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陈兴良.经济刑法学(总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42.
篇（8）
一、国有公司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
（一）关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犯罪的主体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将第165-168条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有关人员，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国家参股等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有这些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对这些单位的有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于法无据。现行刑法只考虑对所有制为纯正国有公司的资产进行法律保护，对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公司中国有资产的保护在法律上处于空白状态。如果对此类行为不进行惩罚和规制，将导致一系列不利后果：如将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滋生新的腐败土壤，无法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等。这样的法条表述在司法实践中会形成放纵国家参股公司人员实施侵害国有资产行为的局面。
（二）关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
首先，从职务及管理权限上来讲，虽然上述主体在国有公司、企业中决策权有限，不对该单位的经营管理全面负责，但他们作为对公司决策能够施加影响的重要经营人员和经营管理的重要实施者，掌握着公司企业资产状况、技术力量、经营方略和其它重要信息，而且往往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某一部门、某一项目、某一分支机构的经营和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拥有竞业行为能力，如果其违反竞业禁止义务，谋取私利，完全有可能对国有公司、企业的权益造成损害。
其次，从社会危害性上来讲，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一些国有公司、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自己直接掌管的经营材料、物质、市场、计划、销售等职权、非法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营业，把有竞争优势的营业机会转移至自己或他人的企业，把亏损项目转移到本公司，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的严重亏损，其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违法的界限，具备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且其危害程度往往达到甚至超过公司董事、经理犯该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如果对于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非法竞业行为，只追究其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就难以从根本上禁止国有公司、企业的非法竞业行为，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护，更违背该条的立法宗旨。
二、国有公司犯罪中财产属性的认定
（一）国有单位违法收取的费用或国有资产非法产生的利益的定性问题
首先，根据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主张的产权理论，产权界定是指国家依法划分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使用权等产权归属，明确各类主体行使权利的财产范围及管理权限的一种法律行为。我国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的基本原则是“谁投资、谁拥有、谁收益”，根据这一原则，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该部分收益作为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经营产生的孳息应当归属原所有人。
其次，国有资产的主要来源是国家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凭借其依法享有的公共权力，采用强制性手段取得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收入在表现形式上符合国有资产取得的形式，其法律效力在有关部门查处以前是毋庸置疑的。且我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国有单位或行政事业性单位的违法所得应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收款单位无支配权和处分权。被收款方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最终由国家负责清退和赔偿。
（二）应收账款（债权）能否作为贪污罪的对象
应收账款（债权）能否作为贪污罪的对象，实际上是债的标的能否成为贪污罪的对象的问题。具体到国有公司、企业转制过程中，就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隐瞒债权并将债权予以实现继而非法占有标的物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贪污罪，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主要有：
第一，从债权本身的属性及实现方式上看，债权作为一种请求权，其基本特征和功能是债权人可以通过行使债权，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并在实现债权的同时取得对债务人给予财物的所有权，这是法定的继受取得方式之一。虽然从形式上看，企业债权仅是一种权利，但它对应的是企业的应收款，是财物所有权。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债权，谋求的不是债权本身，而是债权所对应的标的物财产。
第二，从单位财产的组成来看，债权、债务都是单位财产的组成部分。企业转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是对企业资金、实物、知识产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债权、债务等进行整体评估作价的，而不是仅仅把单位的资金、实物作为单位财产进行评价。债权本身就是企业财产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有公司犯罪中部分客观行为的认定
（一）贪污财物用于公务行为的定性
行为人将贪污犯罪所得部分赃款用于单位业务活动，该部分款项是否应当从贪污犯罪总额中予以扣除，是司法实践中争议的焦点问题。
我们认为，贪污受贿犯罪既遂后，行为人对赃款物的处分不能从贪污受贿数额中扣除，而只能用作从轻量刑的情节之一予以考虑。
第一，实施非法占有与用于业务开支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二者不可相提并论。在贪污、受贿案件中只要公共财物已被行为人非法占有（非法取得）或是作为贿赂的财物已被行为人实际获取，也就是行为人实现了其犯罪故意的内容，达到了其主观上的预期希望，形成了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相一致，从而完成了犯罪，即构成贪污罪、的既遂，属于刑事违法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行为人在正常业务活动中用于单位开支的费用或其应得的业务费，这是正常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理应由单位承担。行为人可以通过正常的财务审批手续予以报支，行为人与单位间实际上存在一种经济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关系，非但不受法律所禁止，而且还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说不想到单位报支或者为单位开支费用不想对单位说明，这也是行为人合法地行使了个人的财产处分权，所以说，非法占有与业务开支属于刑事违法与民事往来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将两个数额相互抵消。
第二，业务开支费用抵消贪污数额有违犯罪构成理论。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应以其是否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贪污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行为人只要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并且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非法占有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即构成贪污罪，而行为人将贪污所得的财物是用于家庭私用还是用于单位业务招待等“公用”只是对犯罪赃款的处分和去向问题，并不影响行为的定性，也不影响对贪污数额的定性。
篇（9）
近日,重庆市酉阳县人民法院判处一起村主任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土地补偿款案件,被告人冉胜喜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00元;被告人田永富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0月22日,酉阳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本县龙潭镇枣木村1、2组农村集体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予以征收,并实施生活垃圾处理场的建设工程。在该工程实施过程中,时任枣木村村主任的被告人**与被借调到城市建设投资中心(以下简称城投集团)任工程现场负责人的被告人冉胜喜等人商议,利用***现场参与丈量土地及复核土地性质、面积和-**负责勘丈面积及制作勘丈资料的职务之便,采取虚增征地地块、虚增征地面积的方式套取征地补偿款103001.31余元,其中***分得54000元,***分得26766.81元。
2007年底至2008年初,被告人***等人利用冉胜喜职务之便,采取在***户头上虚增征地地块的方式,套取征地补偿款7453.31元,**分得2300元。
2008年至2012年11月期间,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25000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被告人**共同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103001.31余元,数额巨大,其中冉胜喜分得54000余元,**分得26766.81余元,同时**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7453.31元,冉胜喜分得2300元,**、**的行为均构成贪污罪,应依法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5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一人犯数罪,应实行数罪并罚。故作出如上判决,被告人**、**不服判决,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现判决已生效。
篇（10）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而是挪用公款。理由是，李某因怕挪用公款的事实败露，携带其挪用的公款外出躲藏，其对该款的主观故意是据为己有还是挪用，处于不确定状态。而被告人李某在短时间内投案自首的行为表明其并没有据为己有的故意，故不能认定其主观故意已由挪用转化为贪污，即不构成贪污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构成贪污罪。李某潜逃时携带的存单及现金等款项系其挪用的公款，李某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这一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李某构成贪污罪。
笔者也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但理由有别于第二种意见，对李某的行为不适用《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而是一种直接的贪污行为。
篇（11）
撤销ew县人民法院(XX)西少刑初字第22号对申请人贪污罪、故意伤害罪的判决，对本案再审，改判申请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故意伤害罪中，杨 兵等人的证言不足采信，且故意伤害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不应追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
一 关于贪污罪
判决申请人贪污罪的基本情况是，XX年2月26日，申请人以单位欠发职工工资的名义，领取单位职工共22人的7个月工资97496元，后申请人用该款加上其他款项约13万余元购买桑塔纳轿车一辆，车辆登记在申请人个人名下。XX年4月该车以68000元的价格转卖给张继峰。后来，申请人又用该68000元款加上添加的钱购买桑塔纳3000轿车一辆，桑塔纳3000轿车登记在申请人的女婿王庆丰名下。扣除申请人购桑塔纳轿车时个人垫资28211元，认定申请人贪污39789元。申请人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客观、不全面，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而实际上，转卖桑塔纳轿车的收入68000元，一部分28211元用于偿还购买该车辆时的垫资，另一部分用已经办好所有购置手续的，价值约38000多元半截头车一辆豫p93851，交付城管大队方 强中队，继续用于城管执法。庭审中，检察机关提供的调查材料足以证明豫p93851由城管大队方 强中队占有使用的事实，辩护人出具了豫p93851购车时的发票等证明，足以认定申请人个人没有将卖车的款项39789元占为己有。申请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故意，客观上没有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的犯罪行为，其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不应认定为贪污。
二 关于申请人故意伤害罪
申请人所谓的故意伤害罪发生于XX年12月27日。申请人认为，杨 兵等人XX年10月突然改变十年前的证言，指认申请人幕后指使，参与杨 兵等故意伤害高海的犯罪行为，这些证言不应采信，申请人故意伤害罪不能成立。且即使是指控成立，本案也已经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国家丧失追诉权。
1 XX年底XX年初，公安机关在对杨 兵等人的犯罪侦查中，杨 兵弟兄六人众口一词，多次调查均称申请人没有参与、幕后指使其殴打高 海。事情过去十年之后，XX年10月，杨兵兄弟六人突然改口，称XX年12月发生的其兄弟六人伤害高海的犯罪行为是申请人幕后指使。更令人蹊跷的是，转往ew县公安局要求查处申请人，举报至河南省委政法委巡视组的0908号材料是杨兵兄弟六人与高海联名举报，原来互为仇敌的两方，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成了指控申请人参与犯罪的密友!
申请人没有指使杨兵兄弟六人殴打高海。对杨 兵兄弟预谋殴打高 海的情况，申请人事前确实知道。申请人不但没有幕后指使，而且极力劝阻，在劝告无效，制止不了的情况下，申请人在事发前就向派出所报案。城关派出所所长宋忠良、民警张登峰对此事能够证明，事发前申请人报案的事实。
2 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假如申请人XX年确实参与指使他人殴打高海(这个真没有!!)，也已经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理由是：(1)刑法规定致人轻伤的犯罪追诉时效是五年，本案发生于XX年12月27日，距本次XX年10月公安机关针对申请人追究责任已近十年。(2)本案不适用于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案件发生后，被害人高海于事发当日即XX年12月27日即向公安机关“控告”申请人幕后指使。公安机关虽然在XX年12月仅对被告人之一杨 兵进行立案侦查，但由于该案系共同犯罪，公安机关立案之初囿于证据收集上的原因仅对其中一名被告人追究，应当视为对全案的立案侦查，至于XX年10月对被告人申请人的侦查，应当属于对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在查证属实以后的补充性追诉活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立案侦查。被害人高海在五年的追诉期限内提出了控告，公安机关也进行了立案侦查。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由于本案已在XX年立案侦查，所以对被告人申请人不能适用《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对申请人的追诉已超过法定追诉时效。
3 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说“XX年对高海轻伤害一案进行了立案，未对申请人个人立案”。这种说法有违刑诉法的明确规定，不应采信。《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之第一章关于《立 案》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而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的管辖范围的分工是依据案件性质进行的分工，不是依照犯罪嫌疑人个人的不同分工，可见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对某一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不存在对个人是否立案问题。只要对某一案件立案，侦查机关就要对全案进行调查取证，在共同犯罪中，只要对其中一人立案，就应当视为公安机关对全案已经立案，所以派出所说是对高 海受害一案进行的立案，没有对申请人个人立案，这句话前半句对，后半句错误，不符合立法精神，曲解法律。
4从高海被伤害一案的卷宗材料看，公安机关已经针对申请人涉嫌幕后指使犯罪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侦查。高 海被伤害一案侦查中，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等人作证说申请人参与此事，提供车辆、召集人员等，试问?如果没有针对申请人立案，公安机关调查这些材料干什么?
5 XX年高 海被伤害一案，之所以未对申请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是未对申请人立案，而是证据不足。因为尽管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等人作证说申请人参与此事，提供车辆、召集人员等，但是，真正直接动手殴打高海的杨兵六兄弟，众口一词，坚决否认申请人幕后指使参与犯罪，在此情况下，认定申请人参与犯罪的证据明显不足，针对申请人的刑事追究无法继续。假如当时即使是只有杨兵一人供述、指认高海幕后指使，杨兵的供述就可以与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申请人参与犯罪活动，就可以以共同犯罪对申请人采取强制措施。所以，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说XX年未对申请人个人立案于事实严重不符，明显是为达到在十年后继续追究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违法适用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而曲解法律，公安机关的这个“情况说明”绝不应采信!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申请人涉嫌的故意伤害罪中，杨 兵等人的证言不足采信，且故意伤害已经超过追诉时效，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应追究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对该判决予以审查，撤销原判决，对本案再审，改判申请人无罪
此 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