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传承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语言与文化传承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篇（2）

一、 引言

从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年）到2015年出版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以下简称《中华》），汉英词典的编纂足足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辞书编纂领域无论在编纂手段还是在编辑方式方面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剪刀加糨糊为主导的传统编纂方式已逐渐让步于由计算机辅助的现代编纂方式。双语词典的编纂目的也同时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的汉英字典（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麦都思的《英汉字典》）旨在昭显《康熙字典》中所有汉字的用法，作为中华文化和文字的传承工具，完全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所设计。民国期间出版的汉英词典（如张鹏云的《汉英大辞典》、陆费执和严独鹤合著的《中华汉英大辞典》等）则以简洁实用为特点，一般不设置任何例证。当代大中型汉英词典结合了前两代词典的特色，不仅力求立目广泛，而且均设有丰富的例证，然而它们一般都未能起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中华》的面世无疑将改变这一局面。这部以“古今兼收”“义项精当全面”“例证博征广引”等为特色的词典，在传统文化的传承、语言的忠实记载等方面不遗余力，因而已成为汉英词典史上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

二、 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般的语文词典难以捕捉。20世纪的大多数汉英词典通常只是通过为数不多的文化局限词来体现。《中华》则与众不同，它通过多种方式来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首先，编者收录了大量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习俗等有关的词汇。光从百科类属标注中就能看出这部词典对此类词汇收录的重视程度。像“Chin[1]”（中国的）、“Chin Astron”（中国古代天文学）、“Chin Med”（中医/药）、“Chin Myth”（中国神话）、“Confucian”（儒家）、“Daoism”（道教）、“M Arts”（武术）等标注都被用来标示中国特有词汇，如“八会穴”“八体（书）”“八言”“背躬”“比肩兽”“辟谷”“唱工”“沉香”“猴拳”“猴枣”等。标注有此类标签的词条的数量详见表1：

其次，词典中设置了成千上万条摘自中国经典名著的书证。对于警句、箴言、妙语等经典例证，编者用加以标注。例如，在“合”字条下，加有此标注的书证多达六条，它们分别是摘自《庄子》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引自《孙子兵法》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和“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出自《周易》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来自《战国策》的“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及白居易笔下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未加标注的经典书证在词典中也是俯拾即是，如“讳”字条下的“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礼记》）、“惠”字条下的“安民则惠”（《尚书》）、“昏”字条下的“彼若昏暴，民将归汝”（《资治通鉴》）、“恒”字条下的“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畿”字条下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疆界”条下的“平生喜登高，醉眼无疆界”（陆游《雨中登安福寺塔》）等。

最后，《中华》所收文化局限词的数量要远胜之前出版的大中型汉英词典一筹。像“八仙桌”“八宝鸭”“八卦”“卦辞”“猴年”“大头娃娃”“拨浪鼓”“饺子”“花鼓戏”“红羊劫”等词语均被收录其中。在许多文化局限词条目中，编者经常花较长篇幅对词条加以解释。例如，编者将“百家衣”直译为“hundredfamiliesclothing”，并给其配以注解“made of patches contributed by many households， considered lucky， worn by children or by Buddhist or Daoist monks and nuns”。又如，在“二十四节气”条下，编者不仅设置了非常详细的解释，而且还把全部节气一一列出，从而体现出词义的完整性及全面的文化信息。与此同时，《中华》也收录了一些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专有名词条目，如“茶经”“赤脚大仙”“关公”“猴王”“后汉书”“红楼梦”等。大量收录文言语、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能体现出这部词典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努力。例如，在成语“淮阳多病”条下，编者在提供译名（即“to be obsessed with diseases”）后还对该成语背后的典故做了说明“from the story of Ji An（汲黯） in the Han Dynasty， who claimed to be ill and refused to assume the position of prefect of Huaiyang”。

三、 语言的记载

作为记载语言文字的工具，词典应尽可能地通过客观实录的方式体现词汇的现状和发展。21世纪以来，汉语词汇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每年涌现的各类新词、新义和新用法成百上千。忠实记载这些新词汇无疑会大大提高词典的“查得率”，这一直是该书主编陆谷孙先生所大力提倡的。尽管陆谷孙先生同时还提倡“有保留的描写主义”（即在描写语言实际用法为主的同时，绝不纯客观地“有闻必录”，而是奉行取舍必经汰选的方式），但这并未影响编者们对汉语中的各类常用新词的记载。与计算机、手机和网络相关的词汇显然在新词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像播客（podcast）、博客（blog； weblog）、大数据（big data）、低头族（phubbers）、点赞（to push the “like” button； to give the thumbs up）、恶意软件（malware）、建群（to set up a group）、快速响应码（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等词语均出现在《中华》中。最近几年流行开来的其他许多汉语新词热词也被一一收录，如煲电话粥（to have a marathon telephone conversation）、爆表（to break a race record； to exceed the upper limit）、呆萌（silly and cute； adorkable）、代驾（rentadriver； dialadriver）、低腰裤（hipsters； hiphuggers）、东东（thing， stuff）、电子烟（electronic cigarette； ecigarette）、潘浚diaosi， loser， nonperson， underdog）、高级黑（last word in being negative）、给力（boosting； stimulating； cool； awesome）、广场舞（openair public dancing）、灰天鹅（grey swan）、快闪族（flash mob），等等。

《中华》的编写者在记载汉语新词的同时，也想方设法在词条或例证的译名中体现英语新词汇的用法。例如，在新词“空气末日”条下，编者用英语中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两个拼合词（airpocalypse和airmaggedon[2]）碛胫对应，而“空气末日”一词想必最初也是由airpocalypse翻译过来的。又如，在“矫情”表示“pretentious”的义项下，编者设置的例证是“当地铁上其他人都在低头玩手机时，正儿八经地看书难免会觉得有几分矫情when all else is phubbing on the tube， reading a serious book may seem somewhat pretentious”，其中所用的phubbing就是英语中的典型新词，2012年才首现于澳洲英语之中。其他出现在词典中的英语新词包括“比画”条下的air quotes（空气引号，手指引号）、“博客”条下的blogosphere（博客圈）、“超级”条下的supergrass（超级线人）和hypermiling（超级惜油）、“电子”条下的wearable（可穿戴的电子产品）、“恶意”条下的cybersquatting（恶意抢注）、“解聘”条下的golden handshake（一大笔解聘金）、“快节奏”条下的dotcommer（网上从业人员）等等。

《中华》还有针对性地收录了不少港澳台地区的典型用语。据不完全统计，上册标注有“nonM”（即nonMainland[非大陆]）的词条数量接近1000条，其中香港和台湾两地的特有词汇都在400条以上，请看表2。

许多异名同实的词语在这部词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各个条目下均设有互见，如来自香港的“超士多”（superstore same as 超市）、“凤姐”（unlicensed prostitute same as 私）、“好友”（bull same as 多头）、“果占”（jam same as 果酱）和 “快劳”（file same as 档案），源于台湾的“白饭”（amphetamine same as 安非他命）、“拜票”（to canvass for votes； to solicit support in voting same as 拉票）、“冰店”（cold drink〔s〕 or ice cream parlour same as 冷饮店）、“地主国”（host country same as 东道国）和“电晶体”（transistor same as 晶体管）。

就方言词汇而言，《中华》力图改变之前的汉英词典中方言词汇缺乏的局面，尽可能多地收录汉语各大方言区中的常用词语。编者在标注“dial”（dialect之略）的同时有时又更一步将该方言确切的使用区域加以说明，如“拔兰地（Cantonese）”“备不住〈dial〉（Beijing）”“波友〈dial〉（Cantonese）”“不稀得〈dial〉（N. China）”“城肚里〈dial〉（Hakka）”“快当〈dial〉（Beijing， Sichuan）”“刮三〈dial〉（Wu）”“掼跤〈dial〉（Wu）”“欢实〈dial〉（N. China）”“快里马撒〈dial〉（Shaanxi）”等。与《汉英大词典》第三版、《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和《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相比，《中华》无论在方言词汇的数量还是在词条微观结构处理方面都要高出一筹。试以“忽悠”为例。《中华》收录四个义项，分别为动词义“to waver； to sway； to totter”和“to dupe； to cajole； to hornswoggle； to deceive； to trap”、副词义“suddenly”和名词义“swindler； cheater； fraud”。而《汉英大词典》只有一个义项“to flicker”，《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也只收录两个义项，分别为“to rock； sway； flicker”“to cheat； take sb. in； pull a fast one on sb.”及“flicker； sway”“sweettalk； play tricks on”。

四、 地道的译名

地道的译名显然能为一部汉英词典增色，这一点也正是广大汉英词典编纂者竭力追求的目标之一。就《中华》而言，编者设法尽量在译入语中找到等义的表达，从而尽最大可能实现词目和例证的“等值翻译”。例如，《中华》收录了同类词典均未收录的新词“霸王餐”，并为其提供“eat’n’run meal， dine’n’dash meal， dine ’n’ ditch， chew and screw”等多个译名，而这些词语都是非常地道的俚语表达。地道的翻译在《中华》成语、俗语、谚语等条目中随处可见。例如，在“进退维谷”条中，编者除了提供最为常见的in a dilemma之外还提供了两个英语习语――“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和“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用英语中地道的习语来对应翻译的类似做法，还体现在“熬头”条例证中的“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藏锋敛锷”条的“to keep an ace up ones sleeve； to hide ones light under a bushel”、“凤毛麟角”条例证中的“like gold dust”、“家徒四壁”条的“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劫富济贫”条的“to play Robin Hood”、“金子”条例证中的“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锦上添花”条例证中的“frosting on the cake”、“哭夜的孩子多吃奶”条的“the squeaky wheels gets the oil”、“夸夸其谈”条例证中的“a bag of wind”、“快刀斩乱麻”条的“to cut the Gordian knot”，“宽猛相济”条例证中的“carrotandstick”，等等。

关于等值翻译，陆谷孙先生在序言中还专门做出说明：“编者们常在追求等值的同时以‘超越等值’（beyond equivalence）自勉，也就是尽量在译入语释文中扩大语词的文化适用阈，使词条的对译，除去犹如穿上紧身衣的严格技术之外，只要有可能，还有一点涵化（acculturation）或本人称之为文化漾溢的作用。”这种超越等值的译文更多涉及译入语中语言技巧的灵活使用，通常让人看后顿觉耳目一新。例如，在“传统媒体”条下，编者设置的例证为“事件已从互联网的小声议论放大而成传统媒体的新闻”，而在翻译该例时编者并没有用traditional media来与词头对应，而是创造了构词方式与internet相仿的反义词outernet一词，译作“the incident has been blown up from the Internet whispers to outernet stories”。类似的创造性译法还包括“货比三家”条的“买东西前先在网上货比三家hagoole before you buy”（hagoole系一比价网站的活用）、“电邮”条的“炫耀电邮优势a blatant act of eupmanship”（eupmanship为electronic mail和oneupmanship〔胜人一筹〕的拼合）、“粉丝”条的“追星粉丝a stalker fan or a Stan”（Stan顾名思义是stalker fan的缩合）、“含沙射影”条的“这是那个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心怀不满的女人在含沙射影，既是暗示又是侮辱its a hintsult by a dissatisfied significant other―a cross between a hint and an insult”（hintsult为hint和insult的拼合）、“敬酒”条的“转圈敬酒的习俗the practice of tablehopping and toastrotating”（tablehopping系仿造barhop、bedhop等词而成）等。

在文化局限词的翻译方面，《中华》通常采用字面直译加注解的方式来提供对应词。这样的方式一则让读者容易理解，再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中国英语（Chinese English）中的词汇，从而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请看表3。

五、 超越之困

力求创新，实现超越，一直是词典编纂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中华》的编者们在收词、翻译等方面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但囿于多种因素，传统汉英词典中固有的一些问题还难以克服。这主要涉及~典的收词、词目和例证的翻译及词典的参见系统。

1. 收词问题

词语漏收是汉英词典最容易被诟病的一个问题。在《中华》中，像白咖啡（white coffee）、长板（long board）、畅聊（chat freely）、垂直市场（vertical market）、打脸（be embarrassed or ridiculed）、采购经理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电臀舞（twerk）、公益旅行（voluntourism）、鬼城（ghost town）、季后赛（playoffs）、基金经理（fund manager）、京巴犬（Pekingese）、剧透（spoiler alert）、卡布奇诺（cappuccino）等词语均付之阙如。专有名词的收录同样也存在漏收现象，如收录了金狮奖（Grand Prix， Gold Lion Award）和金熊奖（Golden Bear Award），却遗漏了金棕榈奖（Palme dOr； Golden Palm）。《中华》偶尔也漏收了一些旧词新义。例如，在“低碳”条下，编者只设置了一个义项（即low carbon），却遗漏了时下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缩略用法（lowcarb，即低碳水化合物）。其他被遗漏的新义包括“彩蛋”（painted eggshell）的“Easter egg”之义、“干爹”（adoptive father）用作“sugar daddy”的用法、“恐龙”（dinosaur）源自网络的词义“an ugly woman”等。此外，词典中偶尔也出现立目欠严谨的现象。例如，“伙伴加对手”显然在汉语中并不常用，之所以能立目是因为它是由英语新词frenemy（亦作frienemy）直译而成。同理，“肛藏”的用法在汉语中也并不多见，它是由英文俚语keister翻译过来的。

2. 翻译问题

总体而言，《中华》在词目的翻译和例证的翻译方面基本上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水准，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有些翻译显得不太贴切或不大合适。例如，金融术语“环比”的译名是“link relative ratio”，而这一译名相对而言不是常用词语，若要表示“环比增长”，人们通常会使用诸如 “on a monthonmonth basis”或“on a quarteronquarter basis”的结构，由此与“同比”（on a yearonyear basis）形成对比。类似需做出改进的词条还包括“春白菊gowan； oxeye daisy； marguerite； Leucanthemum vulgare”（因gowan主要用于苏格兰英语，故建议删除）、“花样游泳synchronized swimming； water ballet”（后者表示“水上芭蕾舞”，故应删除）、“黑木耳black edible tree fungus； Auricularia auricular”（建议使用cloud ear取代第一个译名）、“花钱阔气spend money plenteously / conspicuously”（建议使用更为地道的splurge）、“虎头蛇尾to start with a bang and end with a fizzle”（建议使用更为常用的to start with a bang and end with a whimper）、“黄金搭档golden partners”（不如dream ticket来得地道），等等。其次，在科技名词的译名规范方面，《中华》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例如，在“假果”条下，编者提供了四个译名――false fruit、spurious fruit、accessory fruit和pseudocarp，而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结果，与“假果”对应的英译应为false fruit，accessory fruit的译名则是“附果”[4] 。同样需要改进译名的科技术语见表4。

最后，由于英语是一门充斥着多义词和多义表达式的语言，因而汉语中的一些词语翻译成英语时通常有多个相对比较贴切的对应词。在《中华》中，这种一词多译的现象不胜枚举。然而，在这样的词条中编者有时会遗漏更为地道或常用的用法。例如，编者将“过期”译作“to be past the time limit； to be overdue”，这样的译名虽然也站得住脚，但不如“expire”或“pass the sellby date”地道。同理，表5中的词语若能增添更为贴切的译名就会锦上添花。

3. 参见问题

《中华》用see， see also和same as作为标注设置了参见系统，但是很多词条只设置了单向参见，互见的条目相对较少。在同义、相关甚至反义的条目中，编者有时还未建立任何参见。如表6所列成对词语均需设置互见。

六、 结语

《中华》自上卷出版以来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各界的好评。这部迄今为止收词最为完备、解释最为详尽的汉英词典，正凭借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汉语语言的忠实记载，构建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该词典的编写者们正在紧密鼓地开展下卷的编纂工作，相信他们定能继续恪守陆谷孙先生所提倡的设计原则，广收新词新义，兼顾中华传统文化词汇、港澳台词语及方言用语，力求提高翻译的质量，尽可能多地实现词目和例证翻译的“超越等值”，并能针对上卷在收词、翻译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词典内容，从而推出一部倍受读者青睐和推崇的创新型词典。

附 注

[1]该标注与“Archit”（建筑）、“Cal”（日历）、“Ling”（语言学）、“Music”（音乐）、“Opera”（戏剧）等词连用，表示某个学科的用语。

[2]较之前者，airmaggedon使用频率并不高，而且尚未被《维基词典》收录。

[3]该词和之后的其他词语均为香港和澳门两地通常的词语。

[4]spurious fruit和pseudocarp并未经过审定，但由于后者与false fruit系同义词，因而也可用作“假果”的对应词。

参考文献

1. 杜瑞清.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2. 黄春宇.好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高.文汇报，20150327.

3. 陆谷孙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4. 潘绍忠主编.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篇（3）

我校以教学为主、培训为辅，在校园中积极营造师生们自觉说普通话，努力营造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引导师生说好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且积极利用各种典型事例组织学习讨论，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的真正含义，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以教学为主，培养、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语文教研组针对我校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地方方言影响比较严重的现状，加强普通话教学的研究，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以教研引导教学，摸索总结出适合本校语言文字教学的框架模式。比如，我们结合《听话和说话》课教学，在一年级把好语音、认字关，在二年级把好朗读、语言表达关，三年级把好专业技能语言关，确立适合幼师学生语言专业技能、表演技能的教学模式。另外结合我校幼儿师范专业特点，开展“三笔字”教学，让学生写好钢笔字、粉笔字和毛笔字，在提高教学技能的同时，融入对祖国文字的理解和热爱之情。

以培训为辅，以普通话“二乙”为基本标准，提高学生通过率。在每年的普通话测试之前，学校测试站都会根据教学的具体情况和重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和辅导。尤其是针对广东方言区学生，采取了集中攻克重点、难点字音，组织有心得的学生交流体会等方式带动整体提高。培训的内容包括：学习普通话的重点难点、介绍机辅测试的简单应试操作、规范执行考试规定等。通过培训，使得大部分学生取得二级乙等以上证书，并大大提升了方言重的学生的普通话水平。

二、加强软硬件建设，彰显学校示范功能

在管理方面，学校首先是抓好队伍建设。成立普通话测试站以来，一直由校长兼任站长，副校长兼任副站长，教务科、技能培训科、网管中心等互相配合，统筹协调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各部门和老师各负其责，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而保证了培训测试工作的有序进行。

抓好制度建设。学校以国家、省、市语委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依据，制定、完善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普通话测试工作管理和测试程序。并把制度上墙，把制度与学校的师范教育制度文化结合起来，让全校师生自觉执行。

抓好规范管理。学校通过专人培训，个别辅导的方式对“考生网上报名、资料填写”严把关，防止学生的信息出错率；通过集中学生电子采相，采用电子身份证识别仪器代替以往人工输入身份证号码的方式和其它多种有效措施对“考试纪律”严把关，杜绝学生代考、作弊情况的出现；加强工作人员上岗培训对 “测试质量”严把关。使测试工作有序化、规范化、人性化。

篇（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40-0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与前沿课题。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及其对内对外传播过程中，在口头传承、实物展示、亲身实践和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传播技术与媒介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协同的传播效应。为此，本文将选取典型案例来深入探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传统传承与媒介融合的理论问题。

一、黄酒技艺：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活体媒介，中国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浙江省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的项目数量位居榜首。近年来，浙江省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酒文化无疑具有较高的世界公共认可度，而产自中国的黄酒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在黄酒当中，以绍兴产的黄酒最为悠久有名，不仅具有广泛的市场认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艺，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续的技艺传承。其中，“绍兴黄酒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花雕制作工艺”则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前者系黄酒本身的酿造技艺，而后者主要表现在黄酒外包装上的绘画雕刻设计等工艺，这表明绍兴黄酒不仅有内涵之质，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传承：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日常形态与媒介影响

在国内外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绍兴黄酒文化得以传承传播，其实与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也与传统媒介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绍兴黄酒技艺能够得以保护、流传和不断优化改进，不仅由于它的产品本身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还与黄酒传统的广泛的传播方式有着深切的联系。与黄酒技艺有关的宣传、普及融合了各种传播媒介，形成隐性传播与显性宣传互相作用的传播模式，使得黄酒为中国百姓所熟知，黄酒文化、黄酒技艺也借此得以传承传播。经过考察分析，其传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传统酒俗与日常生活消费进行传播。绍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城市，它的风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这种地方特色的重要内容。在绍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酒发生联系，寄托着当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头酒的传统习俗。当孩子满月时，要剃头，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摆酒宴请，还要向邻里亲友分送染成红色的“红鸡蛋”等。在拜过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发师用一盅酒代水，给婴孩润发，然后剃“瓦片头”。接着就是亲友轮流抱过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头酒”。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得周酒”，即孩子长到一周岁，同样得办酒席，以款待亲朋好友。还有寿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绍兴酒俗当中，最为著名的是“女儿酒”，又名“花雕酒”。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女儿酒为旧时富家生女、嫁女必备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儿时，就酿酒埋藏，嫁女时就掘酒请客，形成风俗。到后来，生男孩子时，也照样酿酒埋酒，盼儿子中状元时庆贺饮用，又叫“状元红”。可见，在绍兴，酒俗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黄酒成为当地人的日常消费品，其传播的主要方式为人际传播、口碑传播和群体传播。

（二）借助言传身教的知识传承与亲身实践。“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主要是借助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进行知识传承。根据2010年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专访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省级传承人潘兴祥的解说介绍，尽管目前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是在酿制过程中，还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把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所谓的“开耙”，他反复演示和操作，初看起来很轻松，但是经由潘师傅现场讲解起来，开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别细腻，不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点，还有手感温度、抓握起来的粘度等，都需要师傅的准确把握，一个酒厂里面，往往仅有少数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诀。另据2011年12月9日《绍兴县报》头版报道，当年87岁高龄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被誉为中国“黄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的酿酒车间，为新酿手工黄酒开耙，并向酿酒师傅们传授开耙技艺。这说明传统的手把手传授，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传统价值。学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脱离长期的亲身实践和持续的熏陶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隐秘的传播方式，还是心口相传和体验学习过程。当然，现代的传播媒介已经可以将影像完整记录下来，但可记录的形态并不一定都可复制、可实用，内在的精髓难以仅仅借助媒介传播而完全传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传统媒介的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在新媒体和融合媒体出现之前，黄酒文化必然借助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在当今，这种传统媒介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书籍对酒文化的传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与讲究，各种与酒相关的书籍、书中与酒相关的桥段不胜枚举，黄酒文化得以在各类书籍中散发魅力，而其背后的黄酒酿造技艺、花雕制作工艺也得到无形的传播。对酒文化的介绍比较有意趣的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携杨早博士编选的《酒人酒事》[1]，书中有多篇涉及黄酒文化的记录，多为文人轶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发二级传播，从而形成较好的口碑效应和文化影响，同时此类作品适于对黄酒品牌进行二次传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对于黄酒文化传播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报刊，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报刊的文字图片传播具有便于阅读检索和便于携带投送等特点，是酒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载体。例如，《钱江晚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华夏酒报》等报纸长期以来持续关注绍兴黄酒文化的各类活动，关于绍兴黄酒本身的介绍有文章《持蟹饮酒，绍兴黄酒是绝配》等；关于黄酒文化活动介绍方面则涵盖黄酒节开幕、黄酒博物馆开放等；关于黄酒产销方面则有《绍兴黄酒恋上“创新营销”》等。除此之外，这些传统媒体还致力于保护黄酒品牌，澄清舆论，在黄酒酿造用水遭受公众质疑时，《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发文《绍兴黄酒可放心饮用》以抚人心。再如，一些黄酒生产企业也办有自己的企业报刊，具有传播黄酒文化和提升黄酒制作技艺的潜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献文档价值。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龙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家黄酒生产经营企业，该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为一个月，发放方式为在固定的高消费酒店进行免费发放；该公司还出版《古越龙山报》和《古越龙山》电子杂志，该杂志的封面口号即“让世人了解黄酒，让黄酒走向世界”，这恰恰体现了一种传承传播黄酒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三、媒介融合：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数字化、参与性及产业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当前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手段，例如运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获取与传播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信息，运用影像技术、动漫艺术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细节和工艺过程等，可以给人以惟妙惟肖、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研究者在借鉴国内外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产业化、数字化、规范化、传承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出科学、可行性较强的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传承与发展模式”[2]，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发展趋势。

所谓媒介融合，其实它作为新闻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一个学术术语，主要是指“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不同媒介生产者、内容、渠道、接受终端之间，传统边界日渐模糊、趋于融合的轨迹日益清晰的现象和过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类型包括：“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4]（P5-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当中，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纳新技术，事实上也呈现出媒介融合传播的趋势，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互相关联的三个层面。

（一）数字化与影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基础。数字化，实际上将各种信息资料都变成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在计算机中进行制作交换的基础信息，不论是文字、图片、符号还是影像、音响、音乐、动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媒介内容融合的一个基础。数字化传播技术意味着传受双方可以清晰地传递各类精准信息，在内容平台上达到了某种融合共通。对于黄酒技艺方面的信息，数字化记录可以做到将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各种动作、形象、语言及姿态等都保留下来，还可以通过动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识点，让人们易学易记，获得直观印象。

对于黄酒文化的各种仪式和相关酿制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记录保护，或者制作成纪录片，拍摄成电视剧、电影引起大众的关注、了解、喜爱乃至吸引后继者的努力学习传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中就有拍摄到黄酒酿制技艺在食物转化过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说辞写道：“立冬的清晨，绍兴的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对酿酒师傅们来说是个好征兆。酵母菌喜欢江南冬季，这种绵长而又不剧烈的冷……每一年的仪式都是酿酒师们对自然表达的一种尊重。绍兴的黄酒冬酿即将开始。”这里面就有种文字之美与影像之美的内在融合。此外，还有浙江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千年陈酒》，著名编导刘郎在片中根据绍兴黄酒的酿造工艺流程，精心设置一条明晰的主线：原料糯米经过筛选、浸米、蒸饭、摊冷、落作（加麦曲、淋饭、鉴湖水）、主发酵、开耙、灌坛后发酵、榨酒、澄清、勾兑、煎酒、灌坛陈酿（3年以上），即为成品酒；同时他又将绍兴黄酒文化作为一条副线，依次展开叙述绍兴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励军士的越王，有兰亭的“曲水流觞”，有沈园的借酒浇愁，还有当地酒俗、绍剧风韵，以及鲁迅、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典故。这也是在内容层面的传播融合，即将工艺技艺与历史文化的贯穿融合。

（二）参与性与仪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动力。参与性是指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要让广大的受众、消费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在互联网上有着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原创内容，就体现了广大网民的参与性，这种自主自在的表达，所创造出来的内容，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融合传播创造价值。第一，用户可以将其参与（包括饮酒、自酿酒、学习体验酿酒技艺、学习体验花雕工艺）的内在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这样，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与文化的传承传播，让更多的人获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许更多的人对具有某种隐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大开放度的接触，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间得以亲自体验。例如，在中国黄酒博物馆中，据笔者访谈，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已经在博物馆中展示绍兴花雕制作工艺过程，游客可以近距离亲身感触到工人在绘制雕刻的细节，看到灰坛、沥粉、油泥堆塑、彩绘装饰等工艺环节。同时，黄酒博物馆还将增加具有吸纳游客体验参与的传统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的生产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扑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产过程；第三，营造仪式化的传播空间，形成更为鲜活生动的传播场域，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际，15家绍兴黄酒企业代表举行盛大仪式共庆冬酿，按传统之仪恭请酒神，诵读祭文，上香祭拜，其辞曰：“……稽山青青，朝晖夕映，三十六源，万壑归流。良心酿酒，神灵昭鉴，团结携手，黄土变金……”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也产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仪式与盛大集聚的户外场景在更高层面和更大空间形成了文化意义的融合升华。

（三）产业化与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然，最为重要的且能将技术技艺完全落到实处的是产业化，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当作一项可以赢利、可以创造新价值的产业活动，将其纳入到健康有序的经济轨道当中，使其通过商业化运作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电视剧《女儿红》2015年9月在绍兴开机拍摄，希望或许能带来如同韩剧带动韩国饮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应，带动酒文化和黄酒饮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为火热的“互联网+”概念也将助力黄酒文化产业化。例如，可以通过“众筹”和互联网金融的方式，获得民间资本的青睐，从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项目当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设“特色小镇”的战略规划，“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一批37个小镇名单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黄酒小镇”，即绍兴东浦镇。这将为黄酒文化产业化带来新的契机，不仅包括黄酒酒业本身的发展，还有以黄酒文化为引领的旅游、休闲、养生、健康、创意、设计等多方位的协同发展创新，这就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即绿色、生态、共享、融合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创新。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黄酒技艺的传承传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辩证关系，即一方面传统文化礼俗、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和传统媒介传播依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影像化、动漫化等新技术又不断渗透到非遗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在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和终端呈现中形成不断的媒介融合趋势，并且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传承传播形态，同时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从而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黄酒文化和黄酒技艺的传承保护，一旦能够在浙江省政府引领的特色小镇或者创意文化小镇的建设中，得到落地开花，则有可能形成新的传播媒介空间形态和创意文化产业形态，这一点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观察研究。无论如何，在非遗文化传播中，多种媒介的融合发展，传统传承与时代创新密切结合，必将开辟出越来越宽广的发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夏晓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郑燕飞，沈磊，李博，孙东芳.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以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为例[J].现代商业，2014（36）.

[3]邵鹏.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生产[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4]蔡雯.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廖卫民（1971-），男，浙江平阳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新媒体、网络传播、文化产业等；

高 晶，张泽茜，景 歌，均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本科学生。

篇（5）

一、文化传承与英语教学的关系

文化传承是有效开展英语教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其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向前推进， 越来越要求外语人才既要有娴熟的语言能力又要有得心应手的社会文化能力，因此，外语教学就既要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能力的培养，又要注重源语文化的传递和交流，注重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当下尤其应将文化传承及其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主要表现为：

1.长期以来，文化传承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在外语教学中一直受到轻视和忽视，在我国外语教学工作者和学习者中还远未形成对语言文化信息的重视，更不用说敏感，因此可以说，要想达到新时期外语人才的要求，即既有过硬的语言运用能力，又有较强的文化传承和认知能力。

2.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决定了外语教学中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文化与语言相辅相成，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只注意语法和发音规则， 只注重词汇的积累而不注重文化因素，不可能真正掌握该门外语。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 是文化的载体， 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负荷传递着无穷的文化信息，重视这些文化信息才有可能学好语言。因此，学习外语要同时了解和认识制约、影响此门语言的文化，了解该语言传播和运用的文化氛围，了解该民族文化的特异性；不了解这种民族特异性， 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语言。

3.学习外语的目的决定了文化传承的重要，因为语言学习是为了交际。文化制约着人类的一切行为，任何一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进行的，语言运用也不例外，它必定要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外语教学中，如若仅传授外语基础知识，训练学生的基本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的传递，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影响教学质量，充其量也只能培养出一些语言知识娴熟、语言能力全面，却不能完成跨文化交际任务的单一型外语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不了解所学语言的文化，即使学好了这门语言，也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它。[1]

二、文化传承及其研究与英国文学教学的关系

文化传承及其研究是英国文学教学的重中之重。要使文化传承真正成为文学课教学中的重点之一，充分地发挥其文化解码与交流的作用，除了文学课教师在思想和观念上做出必要调整并在实践中加以重视以外，加强文化研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学研究的结合和相互借鉴使后者把英语文学作品的分析同社会、历史、文化制度、政治背景相结合，获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同时，多角度、多层面和注重政治批判的文化研究使传统的英国文学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开放的视野，扩大了文学研究的领域， 使其更具深度和广度。[2]在文学课教学中加强文化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文化研究能够将文学研究引向深入。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通常着眼于作品的历史背景， 或作家的生活经历，或作品的主题、结构、情节、人物、叙事视角、风格、意象、韵律、冲突等要素，或作品的语言技巧与风格，或作品的美学蕴涵，或以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读者对这些要素的解读与反应。这样的研究从文学要素的本身出发，立足于作家、作品、读者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与其所处背景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文学的规律及其本质，但却难以为文学提供宏观的文化图谱， 难以将文学实践纳入人类的大文化背景加以考察，难以从本体和发生的角度厘清文学思潮和流派产生的因缘与发展的脉络，作家创作变化的成因，以及作品的丰富内涵。文化研究却能从这些方面来推进外国文学的研究。

2.从文化视角研究英国文学，还因为英语文学如同其他文类一样，文化是其赖以生长发育的最接近的生态环境。探讨文学在特定时代、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生发和创新更能呈现文学的本质特征，有利于表现文学主题、意象、语言和风格的文化内涵。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为文学文本的文化透视和文化提升创造条件。以开放的视野考察英国民族间乃至广大英语世界不同民族间文学的接触和影响，就不难看到其相互冲突、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各种情形，领悟出更多更丰富的文化意义。

3.文化研究能拓宽施教者和学习者的视野，将他们的兴趣和关注点从文学的内在要素延伸到文学的外部因素，诸如历史沿革、社会运动、政治体制、文化制度、思想潮流等等方面，并通过对文学内在要素与外部因素的影响研究，通过对文学内驱力及外驱力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作品的细读以及对其背景的审读， 提高他们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文化感知力与审悟力，提高对英国文学与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学和文化的透视力与把捉力，从而提高其人文素质。

三、在英国文学课程教学如何加强文化传承的可能性策略

1.注重文化传承信息的涉入。要编撰出以文化信息传递与解码为主要教学目标之一的英国文学教材，在教学内容上有所变化更新。这套教材与传统模式之下的教材应有所不同。文学史的选材要以文化信息的含量、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主要文化观念以及价值形成的影响等因素为考量依据。

2.改变传统教学目标与模式。在教学内容有所改变的同时，教学目标与方式也应有所改变。既要将文化研究的内容贯穿于文学课的教学， 将文化传承作为教学的目标之一，大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就不再只是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的辅助内容，文学史的介绍与学习应由辅助地位上升到与文本阅读同等重要的地位。应该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解释文学史，从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去解读作品，不再只是局限于语言、风格、主题、情节、结构、人物、意象、韵律等这些文学的内在要素，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本身，尤其是要将文学作品文化信息的解码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3]

3.使用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试题库与课外辅助手段。一方面要坚持内、外并重，即上文所说的文学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并重， 将教、学双方的关注点引导到文学的整体。另一方面坚持评价标准的尽可能细化，要将文化传承与解读落实到作家创作实践研究和文本阅读之中，以避免大而化之的毛病。此外，利用校园网络建立课外讨论网页， 为教与学、学与学之间的沟通，为课堂内外的信息交流，为围绕教学内容的思想磨砺和观点交锋提供平台， 以巩固课内教学效果。

总之，在英国文学教学中贯穿文化信息输入、文化传承是全面把握英国文学及其文化内涵的需要，是提高学习者文化认知能力和人文素质的需要，是培养新时期外语人才的需要。因此，要使文化能够贯穿于英国文学课堂，无论是教材内容、教学方式，还是教学观念与教学目标，还是从教者自身的文化审读力，都需要教育教学实践者和文学界研究者深入进行思考与研究。

参考文献：

篇（6）

针对这种现象，有些人认为大力推广普通话，可以完成民族语言统一；而另些人呼吁保护方言这种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是当务之急。

一、推普工作仍需强抓不懈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在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就已正式《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近几十年来，我国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普通话。我国的推普政策从八十年代的“大力宣传、积极推广、逐步普及”慢慢发展成“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推广普通话。可见，我国对普通话推广的重视程度一直在提升。

永康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家庭、在社区、在社会大力推广普通话，宣传普通话，增强推普宣传的责任意识，特别是近十年来，坚持以“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工作方针，将推普工作纳入各部门的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为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构建和谐永康，创设了良好的语言环境。

在一次问卷调查中，被问及“是否有必要练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约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有必要”。这说明了普通话在大多数人心中还是有一定份量的，大众较普遍地意识到讲好普通话的重要性。广大人民群众都希望，能够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是，人们对永康市普通话水平的评价普遍较低，有七分之二的人认为永康市普通话水平处于差的阶段，约七分之四的人认为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民众对普通话的目标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现实水平与民众心里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推普工作力度应该继续加大，不能因一点成绩而放慢了推普力度。

不容置疑，普及和推广普通话是大势所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公共场合一定程度的强制推普是必要的。因此，普通话的推广工作须强抓不懈。

二、方言传承的必要性

方言的使用是民众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体现。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独在异乡见到同乡人会倍感亲切，一方乡音牵动一方情。唐代诗人贺知章有诗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强烈地触动了一个离家在外的人对家乡深厚的感情。漂泊他乡的游子对故乡的那份牵挂，在方言的表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永康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句平常的“饭塞挂米”（饭吃过没有）就盛满了对他人的关心。

方言具有语言价值，对研究古语、历史等有重要作用。永康，古为东南夷蛮，春秋先属吴，后属越，战国时属楚地。唐时曾号称望县，擢丽州。宋属婺州至今，语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信息。从历史沿革看，永康方言属于早期先民语言，后又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传播的影响，融合了“楚语”、“吴音”及中原一带迁徙民的“官话”，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的婺州方言。婺州方言隶属南部吴语。永康话是吴语区唯一无入声单字调的语言。例如，普通话“倒霉”，在永康话中说成“倒灶”。“倒灶”《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中找到佐证：“我说你福薄！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财，今日就倒灶了。” 明清时期，江浙一带吴语区是文化繁荣之地，一些白话小说等是用吴语写的。永康话作为吴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保留下了古语。

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和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的一个类别。在文化传承中，语言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方言是活着的历史，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是谚语、山歌、民间故事等地方艺术的载体，是多姿多彩的地方戏曲和曲艺文化的根基，彰显地域特色。以永康话为语种的“永康醒感戏”、“永康鼓词”繁荣了永康的戏曲艺术。永康醒感戏、鼓词都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传承和发展首要的就是以地道的永康方言为基础。

通过方言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地域特色，从下面一些永康话（见下表）可见。

三、传承方言文化的措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5月的“全球濒危语言图册”显示，全球现存的6700种语言中，约有2500种濒临灭绝，其中更是有199种语言“严重告急”，使用者已不足10人。[2]这警醒我们应该重视现代化和传统的和谐关系，市场经济和文化保护的和谐关系。推普并不是为了消灭方言，我们可提倡在可以使用方言的场合尽量使用方言，尽可能地保持方言活力。对方言的走向，我们要采取理性的态度去审视，不是盲目地为了保护而保护，但是人为的措施是必不可少。毕竟，方言的消亡会带来不可恢复的文化损失。

首先，坚持普通话与方言并重的方针，创造双语繁荣的景象。一些公共场合一定程度地强制推广普通话是必要的，而且讲普通话从小抓起，但不能矫枉过正，这会使方言萎缩。各地都普遍的存在一种现象：在一些家庭中，老一代说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在外面说普通话，第三代说不好方言或者就不会说方言。针对这种现象，在学校可以适当地开展当地方言课程教育，介绍方言及文化。

地方电视台或广播等适当使用方言，切不可泛滥成灾。近年来，各地电视台开办方言节目，大受欢迎。永康电视台创办的《西津茶馆》讲述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市井新闻，讲述老百姓最关注的衣食住行的市井新闻和奇闻趣事，深受中老年的喜爱，备受好评。而我省在2007年出台“黄金时间”（19时到21时）电视台不得播出方言类节目的规定，这不利于方言的传承，凡事须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使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谐和化。

其次，纠正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的错误认识，对方言要有正确的认识。有人认为，方言俚俗而不美，妨碍情感的表达，忽略了方言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一味的对普通话抱有迎合态度，讲普通话为荣，讲方言为耻，造成了方言逐渐被冷漠。还有人认为，方言被普通话取代只不过是语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应该顺其自然发展。或者认为，方言保护与己并无很大关联，方言的价值就让有兴趣的学者去研究、收藏。因此，加大方言保护的宣传力度，引导民众认识语言文化多样化的意义，宣扬本土方言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公众有意识地保护方言。保护方言并不是个体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有责任。

再次，有体系地保护方言，扶植地方方言文化的文艺作品，使方言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各级政府尤其是文化部门对方言的传承应予以重视，组织人员深入挖掘地方方言，把一些濒危的词汇、谚语等记录下来，并进行系统地整理，把地方方言文化的作品出版、收藏，使方言文化得到妥善地保护。永康市文化人员编写了《永康民间谚语新编》、《品味永康话》、《永康醒感戏》等一系列方言文化作品，记录了永康的地方艺术，是方言文化得以传承的途径之一。此外，对地方曲艺的继承和发展工作亟须完善。

四、结语

普通话的推广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我们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就是给方言留下一块自由发展的空间。必须正确处理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在一些公共场合一定程度地强制推广普通话是必要的，但不可矫枉过正。而方言文化失传之后就难以恢复。因此，在推普的同时，要加大对方言文化的宣传工作力度，宣扬本土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给两者各不相同的生存空间，创造一个双语繁荣的环境。

注释：

[1]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6.

[2]金皙坤、马永俊.方言保护与传承的意义浅析.黑龙江教育学报.2011(5).第30卷第5期.

参考文献：

[1]辛儒、孔旭红、邵凤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保护与利用――以方言为例.河北学刊.2008（3）,第28卷第2 期.

篇（7）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118 — 02

中华民族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伟大一员。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是由至少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56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融合壮大，创造了一体多元，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民族不断的融合中，构建了和谐社会，发展了力量强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对世界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字产生于人类成长的幼年，并步入早期的萌芽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史前的岩画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出现了有代表语言的“符号”。在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字一直传承至今，文化没有间断，贯亘古今，源远流长。

普通话，是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是民族认同的纽带56个民族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一、语言的传承和文化的积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地域广袤，少数民族语言和各地方言普遍存在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客观现象。在非信息时代的历史长河中，又是如何交流，如何统一意志，共同缔造一个伟大统一富强的国家呢？是一个不解之谜。秦始皇同六国交往，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其间也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光动干戈。孔子应该是山东人，又周游列国，都能听懂山东话？还听信他的儒家学说，并言之“半部论语治天下”。

屈原是楚国人，还有李白、杜甫都不可能会讲今天的普通话。那二千多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楚辞”、“唐诗”，今天怎么还能朗朗上口，字正腔圆呢。古代也应该有通用汉语，就像今天的普通话一样。然而历史上却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秦始皇的功劳。秦始皇统一了车輙、度量衡、货币、文字。就统一文字而言，应当是两个方面；一是统一写法，二是统一念法。同是一个字，念法不一样是不行的。日本人就没有学好；例如“信”字，我们意思是“信件”，日本人却搞成了“手纸”，这是不行的。屈原、李白、杜甫不能用方言，得使用统一了的文字和发音来写诗，所以我们现在读起来，不仅合辙压韵，而且好听，况且诗词格律是很严格的，现代诗人也得亲遵守，按规矩办事。语言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对语言文字的发展，所以秦始皇“焚书”也无法阻隔历史，仍然以语言文字的方式，传承下来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国的文化影响了世界，造就了西方的汉学家，还有日本、韩国等外国人，也用汉字、毛笔、宣纸写书法，尊之为“书道”。世界各国的汉语热经久不衰，许多国家还设立了孔子学院，更加深入地学习中国文化。

二、汉字的久远历史和勃勃生机

语言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并且要用文字的方式来记录它，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都要靠文字的记载，来表达文化的传承。

包括文字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人们只能靠结绳来记事。汉字是世界上传承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世界上曾有几种表意的文字体系，如古埃及的文字等，都湮没在人类发展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虽刻碑铸石，已失去了表达语言形意的信息，而成为失去生命，并与历史隔断的死亡了的文字，失去了属于文字功能的所有意义。

世界上只有汉字川流不息，永不间断，血脉相连，承载着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是人类一枝独秀唯一传承下来的文字。

关于汉字的起源，通常有两种说法。一是仓颉造字，最早见于战国晚期的文献《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秦时的李斯所编的字书，首句也是“仓颉作书”。古人曾称文字为“书”，作书即是造字。但到了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并没有关于仓颉的记载。仓颉造字，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切实的依据和佐证。第二种说法是伏羲作八卦，圣人易之以为书契。后来“书契”，用作“文字”的同义词。文字产生以前，结绳和八卦确实曾经起过类似文字的作用。

考古发现证实，汉字形成完整的体系，应始于夏商之际的铭文和甲骨文。原始文字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统治者为完善社会的统治，促进和加速了文字的发展，开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汉代人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正是为统浩集团或是部落的首领服务的史官、巫师们为后世留下了完整的汉字体系的传承。

汉字在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字音、字意的本质，除个别现象并无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形体和字的结构上，古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字形体的演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结果。

汉字的造字法及其规律，称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字的形成过程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基本的造字原则。转注、假借，是在文字运用过程中的再创造。汉字之初始，应是从简笔图演变而来，象形文字与图画最为近似，多为名词。象形字，是汉字最为突出的特点，在甲骨文中尤为突出。岩画中的日、月、山、水等，同甲骨文中的字十分相近。汉字的发展，由繁到简，是基本的规则。文字虽然与写实渐行渐远。但字的结构、偏旁部首仍万变不离其宗，保留着象形、会意的内在因素。古代称非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为“夷”， 说的是一人一弓。门字是由左右两扇构成，门内的变化又很多，有开、关等指事。“牢”字，是牛关在房子里。“狱”字，左右为犬，中间不敢言语。这样的例子很普遍，所以汉字好认、好记，其中不乏艺术性和故事性、趣味无穷。汉字的结构是形体艺术，会意又包含着人类的智慧。

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如：篆、隶、草、楷书等基本字体的结构变化，在中国文化中书法艺术独树一帜，成为人类文化的宝库。

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字，都是从图画开始的，但多数变成了用字母来记音，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失去了形意的功能。惟有汉字以形示意，并且以这种文化形态，发展传承为蕴涵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书面语言符号。在新时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中，汉字也在发展与完善其象形表意的功能。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体现了汉字无限旺盛的生命力。

三、文化构建了统一融合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融合统一的历史。民族文化的融合，不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统天下。汉文化在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遏止的核心作用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语言是在人们交往的需要中产生的。汉族和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即一个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共同体，在与中原生产力先进的被征服民族的交往中，他们不仅采纳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同时也必须采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例如历史上曾经入主中原的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汉语技能，并接受了包括教育和风俗，学会了汉文化，就连少数民族的皇帝也文采出众。汉族语言文字成为通用的，国家语言文字。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兼容性，少数民族文化很快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洪流中来。

在这个融合中，不乏连民族也被融化进来。例如，我国历史上曾经很活跃的匈奴、鲜卑、勃海、契丹等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洪炉中，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族，而再不见于经史的记载。

汉族文化，也大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不断的充实和发展。满族人流传下来的“旗袍”，是享誉世界中国人最美的服装经典。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满族建立的清朝，将“龙”的崇拜发挥得更加极至和神圣。

中华民族文化是在民族融合中不断发展，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

四、汉语语言的统一和神韵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除少数民族外，汉语方言的存在，也是很正常的客观现象。中国境内的语言，可分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等几大类别。但汉藏语言系统，是汉语中最基本的语言。在汉语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秦汉以前，南北差异很大，基本不能相通。我们现在说建立友好关系，常说“永结秦晋之好”，其实秦晋的方言并不相通。汉语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历史上，北方人不断南进的过程。汉语语言，是不同历史时期，北方话与南方土著语言的交融产生的结果。汉语语言的发展，到了明清之际，方言分布大体上与现代已无太多的差别。方言的形成取决于历史的因素。方言的状态，主要是语言中声母、韵母、声调等存在的语言差异，这是历史文化在语言文化中的积淀，是文化的表面现象，主体语言是一致的。

汉语还讲究神韵，这是在汉字形意、会形、会神的基础上，造就了神韵。汉语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形是外表的体现，神是汉语语言的精髓。汉语讲究语法和修辞，又形成十分严格的音律。汉语的内涵是“神而明之”，自古以来汉语强调“文化意为主”，书道苛求“意在笔先”。古代汉语在语韵方面，要求十分严格，形成了语言艺术。汉语语言的神韵，音韵是构成神韵的基本要素。语言在意韵中的流动，追求韵律的清亮和意境的清亮、优美、空灵。汉语是一种十分优美和谐的语言。朗诵是汉语的十分完美的语言艺术，如诗、如画、如歌詠。汉语语言文化虽历经千载仍一脉相承，汉语传承下来的诗词歌赋，仍为千古绝唱。世界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有四分之一的人在说汉语，汉语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汉语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学问没有止境。现代社会，国学热，方兴未艾。语言的传承永续，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动力，文化是民族之魂。汉语语言的神韵，是汉语经久不衰的魅力。

普通话构建中国和谐社会

普通话，是中文的标准语言。中国人口众多，语言庞杂，为了加强信息沟通和加快发展速度，语言统一事关民族之大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用北京话来标音。北方话主要指的是东北话，其中的核心是黑龙江和吉林的地方语言。东北话是由历史的熔铸和白山黑水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东北话的形成首先受满族语言文化的影响。满族视黑龙江为“龙兴之地”，在满汉文化的融合中，产生了汉语东北话。

在民族的融合，国家的统一大业中，清代又一次确立了中国地大物博的领土版图。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朝，用统一的汉族语言经略了，幅员广阔的大中国。东北话成为官方和民间往来通用的标准语言。在这个语言统一的进程中，满语变成了濒临消失的语种，只在普通话中保留了部分满族方言。满族在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现代普通话，经过近六十年的不断推广，已经炉火纯青。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成为富国强民的纽带。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仅语言相同，而且同宗、同族，同为炎黄子孙。两岸的认同不断加强，除宽松的政策外，“乡音”连结了两岸中国人的心。

篇（8）

随着经济、政治以文化的发展，我国必须要注重对外来文化影响问题进行研究，明确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党校教育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发扬以及文化产业的传承，考虑到传统文化产业对当下党校教育的影响。大学生在当下肩负着文化传承以及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如何增强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好地抵制外来不良文化的影响，在当下党校教育学习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在对这一问题分析过程中，基于笔者在临汾市委党校学习的实际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

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丰富政治教育资源

山西临汾市委党校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注重发挥传统文化，更好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使大学生能够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精华，增强民族自豪感，并能够在学习传统文化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例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见利思义、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等等。山西临汾市委党校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牢牢地把握这一点。

（二）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爱国精神

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及文化产业的继承，可以让大学生产生一种较强的民族归属感。山西临汾党校在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注重于当下自身发展实际情况进行结合，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弘扬，这样一来，让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浓烈的民族归属感，注重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把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牢牢结合在一起，从而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形成社会认同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继承，可以让大学生意识到我国传统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从而让大学生形成共同的社会认同。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有着明确的认同，这就在主观上形成一种规矩和社会生活准则，这对于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2]。

二、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及文化产业继承的途径

就现阶段山西临汾市委党校教育发展情况来看，为了更好地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及文化产业继承，显得尤为重要。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注重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

（一）注重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要想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教育和传承，必须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能够积极、主动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学习，这样一来，才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此，在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过程中，可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第一，要注重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学生的生活与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并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更好地在大学生实际生活中得以体现；第二，加强与学生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对传统文化知识进行讲解，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从而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第三，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将传统文化教学情感融入，采取启发式教育模式，活跃课堂，让大学生主动地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3]。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就现阶段山西临汾市委党校的发展情况来看，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以及文化产业传承，要注重对师资队伍进行建设，能够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及传承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对此，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山西临汾市委党校可从以下两点进行考虑：1.注重党校内部的培养，引进人才。在进行传统文化弘扬和文化产业继承过程中，要注重对党校内部人才的培养，对教师队伍结构进行改善，使师资队伍更好地满足现阶段临汾党校发展情况。2.注重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山西临汾市委党校在进行传统文化弘扬及文化产业继承过程中，要注重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保证教学方法适合自身的发展。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注重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使教师在进行传统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知识讲解过程中，能够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有针对性的对知识进行传授，让学生更好地对传统文化知识进行学习。同时，要注重教师传统观念的转变，使教师的观念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从而对我国传统文化知识及文化产业知识进行传授，帮助大学生形成较好的文化观念，并能够对文化产业进行传承。综上所述，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山西临汾市委党校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要注重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以及吸引优秀教育人才两个方面，更好地对传统文化知识进行弘扬，让大学生形成较好的民族归属感，从而对文化产业进行传承和发展。在对这一问题处理过程中，山西临汾市委党校还要注重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以新的方式，实现这一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莫继承，谢群.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影响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08:92-94.

篇（9）

中图分类号：H2；G122 文献标识码：A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当前现存的语言种类为近7000种，但是全世界96%的人口只使用这7000种语言的4%，并且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平均每60天左右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再加上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按照现有趋势，不到3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很可能只有数十种语言存在。语言不仅是沟通和交流的载体，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重视语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概述

对于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语言。但是我们很难准确地对语言下一个确定的定义。我们认为，语言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语言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人们能够借助语言来了解相互的意图，能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语言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它能够将人类的文明进程记录下来，供人们反思和探索，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三，语言又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特有的事物。动物也会发声，也会用声音来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但是这种声音较为机械，不能称之为语言。

1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和语言教育促进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是少数民族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民族文化记载、储存和传承的物质条件。各民族人民通过对语言的提炼、记录和整理，使民族文化不致会消亡。

（2）民族文化传承也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本身就会让民族语言受益，并且其也能够极大提升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效能；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不断调查、开发和搜集、整理，也能够充实少数民族语言的内容，将民族语言以一种更为直观的、动态的方式得以发展。

2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促进文化及其传承途径探析

（1）应当在立法上对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当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相关影响因素太多，如果不运用国家强制力去约束，仅凭其自主发展，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及时地制定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有利于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2）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优秀的双语人才。尽管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其生活交往活动中更多地还是使用本族语言。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双语教育，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当地语言和汉语的更多人才，实现双语平衡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汉民兼修已经成为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基本要求。

（3）营造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第一，少数民族政府应当加强其领导和统筹，用政策上的保障来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到传承，扭转以经济为纲的错误发展观念，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加强家庭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影响，家庭的作用远比学校更大，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由家长将民族精神、民族观念传承给下一代；第三，开展各种乡村文化社区活动。应当采取更为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4）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调查、研究、整理、总结，采取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记录，创造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此之外，还应当形成高效率、高质量的语言文化传承机制，将拯救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文化当成当地政府重要的历史任务去做，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精神和理念发扬光大。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现状岌岌可危，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对整个国家和五十六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上近些年来西方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当前研究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迫在眉睫的历史、现实意义。当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开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趋向一体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探索其中的规律，尊重客观现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篇（10）

一、阿都方言的概况

凉山彝语北部方言包括了两个次方言，即北部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北部次方言又包括三个土语，即圣乍土语、义诺土语、田坝土语；南部次方言包括两个土语，即东部土语和西部土语，彝语称阿都话和索地话。“阿都”这个名字是解放前凉山彝族四大土司之一的名称，此地域在元、明、清至解放前属于阿都土司辖区。阿都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宁南县及普格、昭觉、德昌、金阳、会东、会理等县的部分地区。①而布拖县是阿都话所分布的中心地带。

阿都方言土语与彝语北部方言以圣乍方言土语为标准音的语言上有差异，在阿都方言区彝语古语词汇还保留较多以及保留着复辅音和复元音，与标准音相比少了清化鼻音，词汇表达更加丰富。阿都方言与标准音在语音上有一定的整齐对应规律。例如：在辅音方面，圣乍方言土语（标准音）舌面前音与元音相结合的音节，在阿都方言土语中就会变成舌尖后辅音。在元音方面，圣乍话与阿都话在辅音相同的条件下，辅音与元音相拼时，圣乍话中的后次低圆唇紧元音在阿都话中的读音会变成前次高不圆唇紧元音。在圣乍话与阿都话辅音相同的条件下，辅音与元音相拼后次高圆唇松元音在阿都话中读音将变成前高不圆唇松元音。

二、保护阿都方言的意义

方言是地方民俗的承载者，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语言研究的奠基石，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阿都方言是传承和研究阿都文化的前提，是保护彝族文化的根基，是研究彝族语言学的重要源泉。

首先，保护阿都方言是保护彝族文化的基础。布拖县域是凉山彝族的腹心地，在其地域生活的彝民族所说的彝语是阿都方言土语。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原因，布拖长期以来一直呈封闭状态，因而古老的彝族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保留的较为完整。而阿都方言就体现了这个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变迁与民情风俗，我们可以通过对阿都方言的了解，来认识当地的社会演变、民族迁徙及融合、语言的接触和传承。还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独特的人文风景和文化图式。

其次，阿都方言承载着阿都地域的民俗，方言是一个地方文化的结晶体，是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的承载物，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社会经验的总结。阿都地区的民间艺术通过阿都方言尽善尽美地体现出来，通过阿都方言，能够感受到阿都地域文化特色。以阿都高腔、朵洛荷为代表的布拖文化现象，都充分显示了方言在地方文艺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独特的阿都方言，阿都高腔、朵洛荷就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

第三，阿都方言体现着彝族语言研究价值。阿都方言是彝族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彝族语言学就难免涉及到阿都方言，阿都方言对研究彝族语言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彝语通用语圣乍话中彝古语特点已经完全消失，而南部次方言阿都话中，仍有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彝古语的语音特点。我们可以通过语音的对应规律去推导彝古文语音的大致框架体系。

总之，阿都方言是研究彝族传统文化及彝语的丰富资源，将阿都方言土语系统地归纳整理，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并且，阿都方言的价值还体现于研究阿都地域文化的资料价值，同时也体现在研究彝族语言的重要资料源泉。一种方言的消失，等于一种文化的消亡。阿都方言是彝族多元文化的根基，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

三、保护阿都方言的几点建议

彝语北部方言区推广圣乍话克服了各个方言区的语言隔阂，然而，阿都方言的存在，显示了地域文化的丰富与悠久，彰显了彝族文化的灿烂多姿。并且，阿都文化的保护意义极为重大，应采取策略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第一，深入调查挖掘阿都方言资料，积极宣传阿都方言的历史文化价值。做好田野调查设计，多调查、勤走访，真正地把散落在民间的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挖掘并保护起来。并且弘扬阿都方言区的文艺作品，彰显阿都方言的艺术魅力。当地文化部门应着力弘扬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和文艺作品。例如民歌民谣，阿都高腔、朵洛荷、口弦等都是依靠各具特色的阿都方言才得以生存发展。它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能够体现阿都彝民族的历史、文明，以及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第二，用现代化的音像手段记录阿都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利用科技手段记录阿都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成为现当代保护阿都方言的重要方法。例如，建立阿都方言文化资料数据库、开辟阿都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即虚拟博物馆等。

第三，积极倡导阿都话与圣乍话并重生活方式，这是对弱势阿都方言存活式保护的最佳对策。多方言应该被看成是彝民族宝贵的社会历史文化资源，而不是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当前，圣乍话的推广力度不断加大，这对阿都方言的势必会造成威胁，对阿都方言的保护应该从平时的生活中做起。因此，当务之急是树立阿都方言保护意识，当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变部分民众只认圣乍话而忽略阿都化的观点，鼓励民众在个人生活区域和场合说方言，实现圣乍话与阿都话正常的沟通交流。

第四，要发挥学校在阿都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研究制定完善的保护措施。当地政府应该促使当地学校在推广圣乍话和规范彝文字的同时，应开设阿都语言文化课程，努力营造并倡导能听、会说地方阿都方言的良好语言氛围，促使当地学生熟练使用方言进行交流。教师应树立传承阿都方言就是传承彝族文化的意识。同时要利用地方及学校图书馆、档案馆作好收藏整理工作。

总之，保护阿都方言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牵头做好引导工作，科研机构应该做好数据记录以及传承工作，学校应该做好培养学生对阿都方言的保护意识，阿都地区的家庭及个人应该大胆地开口说出阿都方言。如此一来，阿都方言的保护可以有一定的成效，阿都方言定可以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会临于消亡，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化进程中一颗璀璨明珠。（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

项目基金：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名称：西南民族大学2016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硕士一般项目（项目编号：CX2016SP135）

注解：

① 潘正云.彝语阿都话唇软颚复辅音声母比较研究[J].民族语文，2001（02）：17-22

参考文献：

[1] 潘正云.彝语阿都话唇软颚复辅音声母比较研究[J].民族语文，2001（02）：17-22

篇（11）

关键词：

现代学校教育；民族文化传承模式；凉山彝族；家支教育模式

一、凉山彝族传统家支教育模式

凉山彝族的家支文化教育是该民族最主要的文化教育模式，其所传承的主要是家支文化，包括家族谱系、组织形态、、组内婚姻、人伦道德等文化知识，也包含家支仇敌、头人信息、习俗习惯、谚语传说等世代相传的族内信息，还包含农业生产等劳作技能信息。[1]这使得教育内容涵盖了家支发展中所获得的各类文化知识，既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制度文化，也涉及物质层面的文化，可见，家支教育是彝族家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家支教育模式的重要特征就是关于行为活动类的教育内容通过实践了解、传播；关于常识性知识则通过对事物的参与潜移默化而最终掌握；至于民族习俗则会通过开展专门的民族活动而对年青一代进行传教使其掌握。[2]父亲或母亲则是文化的教授者，父亲负责传教血亲家支的总支谱系、分支谱系等内容，而母亲则负责传教姻亲家支，尤其是母舅家的父子联名谱系等内容，彼此间分工明确。在家支教育模式中，教育时间比较灵活，依据教学双方的基本活动而定，可以是在早晨也可以是在活动的间隙，也可能发生在具体的劳作过程中。[3]这使得教育地点具有随意性，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来选择不同的教育场所，类似于背诵式的习俗文化内容多会在内部场所开展，而类似于行为活动类的内容，则只能在活动开展的地点进行。其教育方式具有多样性，可以是口耳相传，也可以是手把手的行为示范，没有涉及到现代教育模式中的相关工具。教育对象则涵盖所有家支成员。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家支内成员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教化和培养，使其在具备基本生存技能的同时能了解家支的发展史，在于确保每个家支成员均能了解和掌握家支的主要文化知识内容和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规范自我言行的指导准则，使自身最终能成长为家支所要求的那种人，并将这些内容永远传承下去。家支教育模式根据教育内容的差异进行分类教学，采用多种教育方式进行知识传授，教育的目的在于增加人们的知识和道德养成，这些都与现代教育理念具有相同之处。可见，凉山彝族家支教育模式中既体现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特征，也隐含着现代学校教育的“影子”，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家支教育模式是凉山彝族特有的教育模式，在教育内容与实施方式上具有独特性，注重的是受教者的家族意识和道德培养。这一模式能够规范受教者的言行，使其不断适应本家族的行为规则、遵从本家族的习俗礼制，最终形成强烈的家支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和观念会给受教者留下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其终身。可以说，家支教育就是一种终身教育制，而这也正是凉山彝族家支文化教育和家支文化长久沉淀、传承的结果。

二、多元文化碰撞下现代彝族学生获得信息的新渠道

（一）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并存现象及相互关系

1.居于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在凉山彝族地区开始扎根发芽。

对于汉彝文化最初的交流现已无从考证，仅在彝族古文献《勒俄特依》一书中有过记载，[4]但两个民族的交往一直贯穿于彝族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凉山彝族解放之后，伴随革命的推进和民族政策的广泛宣讲，汉族人和汉族文化迅速渗透至凉山彝族地区，改变了该区域文化的封闭状况。社会主义制度在该地区确立后，汉族文化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无论是日常使用的语言文字还是学校教育都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发展至改革开放后，凉山彝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文化与外界甚至与国际接轨的特征日益凸显，不仅表现为人口流动的频繁，还表现在汉彝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目前，凉山彝族地区使用汉语交流的居民人数逐年增多，甚至一部分彝族人开始认为说本民族语言是思想、认识落后的表现，他们更喜欢选择使用汉语交流，这也间接显示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力。

2.快速传播的西方文化日渐影响着彝族居民的思想。

早在18世纪就有传教士进入凉山彝族地区传教，但由于语言沟通障碍，彼此间尚未进行真正的文化交流，但使彝族居民开始明白在汉族之外还存在其他民族，开阔了彝族人的视野。[5]随着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推广，初中英语课程的开设，使彝族的中学生初步了解西方文化。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兴起的内地旅游业，使西方人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进入凉山地区，给彝族人带来了西方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寻根活动使凉山彝族居民发现两者间存在很多文化共性，有人甚至认为日本人是本民族传说中“日本忍根”这一凉山彝族家支的后代。[6]近年来，国际彝族学研讨会、国际火把节等文化活动的举办，使得凉山彝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影响，彼此碰撞，也极大影响着当地居民的认知领域和视野范围。由此可见，尽管家支文化依然占据着凉山彝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但已明显受到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文化交流，不仅扩大了凉山彝族人的视野、丰富了彝族人的思想认知，而且逐步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结构、文化信息和文化传承模式。尤其是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族文化，与传统家支文化共同成为影响凉山彝族地区的核心文化。这意味着探寻两者间的融合路径，形成有效的、新兴的教育模式刻不容缓。

（二）现代凉山彝族学生获得文化信息的渠道

1.从凉山彝族学生获取文化的类型上看，文化信息元素种类明显增多。

从获取的文化类型看，除本民族自古传承的家支文化外，有居于主流地位的汉族文化，有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起主要作用的是凉山彝族自身的家支文化、汉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共同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认知。[7]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完成。但学生在获取三种文化信息时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特征。从学校教育看，学生获取信息量最多的自然是主流文化———汉族文化；其次是外国文化，至于本民族的家支文化几乎不涉及，这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就可窥见一二。从文化交流看，由于对主流文化的大力推广，使学生间交流最多的也是汉族文化，对于涉及较少甚至不涉及的家支文化自然也就很少交流。再从文化传授者看，教师作为主要的教授者关注和推崇的自然也是广为大众社会接受和认可的主流文化，至于家支文化只能由家庭进行传授。从凉山彝族学生获取文化的整体情况看，极少数长期居住于城镇的、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主流文化和外国文化；而人数众多的生活于农村地区的学生主要接受的是家支文化，很少涉及主流文化内容，几乎没有外国文化信息。由此可见，尽管文化元素种类在增加，但目前凉山彝族学生所能了解得最多的还是家支文化，其次才是主流文化，最后为外国文化。这意味着，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还需要进一步做好主流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推广、传播工作，而家支文化也需要与现代性相联系，方能维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2.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学生从学校获取的信息是文化涵化的结果，完全不同于家支教育模式下的文化濡化。

在教育使命的履行过程中，文化涵化和濡化需同时存在，缺一不可。若只有文化濡化就会严重限制受教者的思维，使其固步自封；只有涵化又会导致受教者忘却传统和根本，陷入迷茫。结合现代凉山彝族学生的文化获取情况分析，可以发现，其在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更明显的文化涵化性，横向上影响着学生获得的信息量。而在接受家支教育的过程中，正好相反，表现出更多的文化濡化性，纵向上影响着学生获得的信息度。可见，两种教育模式都对彝族学生的文化教育和传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的深层次思考

（一）文化传承与教育

文化传承强调文化自产生后在同类人群中的传授、传递、传播、运用和发展情况，目的在于助推人的发展，至于传播行为的实施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其本质是一种文化濡化过程，且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传承均符合该规律和特征。[8]教育虽然也是文化现象，但更强调对文化的选择。教育的实质就是通过特定的课程设置，将社会主流文化加以转化，使其成为能被学生接受的方式，进而在师生的交流中使受教者了解、掌握。可见，在单一民族社会采取单一教育模式传承文化无可厚非，而在多民族国家则需要综合考虑受教者的文化背景。若不顾少数民族学生的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强制通过学校教育推行与其民族文化截然不同的主流文化，则可能会引起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迷茫、抗拒情绪，进而影响教育的成效。这意味着在多民族国家，只有实现文化教育的多元化才能有效避免文化领域内的霸权主义，也才能真正推进文化发展的公平性建设。王军教授认为，民族教育所强调的受教主体并非一般大众而是少数民族群体，而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非仅仅是接受教育与否，还包括以何种形式接受。其中汉语的学习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就是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他尤其指出应该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9]通过研究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教育现实可以发现，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真正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化教授、传播的并不多。仍然以凉山彝族教育为例，其家支成员所接受的现代学校教育中，几乎不涉及本民族家支文化内容的教育、传播和传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涉及对民族地区教育体系的重构，即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课程文化内容设置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通过实现教育的多元化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留有更多学习当地文化知识的机会，通过对地域民族文化的传播而助推乡土文化的发展。

（二）文化传播与教育

1.教育行为的本质就是文化传播，两者的表现方式相似。

教育和文化传播同步发生，一旦教育行为开始，文化传播行为随之进行。从内容上看，教育所传播的就是文化，只要有新的文化内容出现，就需要通过教育形式进行迅速的传播、扩散，同时也直接充实和更新教育的内容，保持教育行为的时代性。从教育的教化过程入手分析可以发现，其采用的形式主要是人际交往、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方式则主要是公开和私下两种，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所要实现的目的都是完成文化传播。从文化传播来看，其方式与教育教化方式一样，可以说，教育和传播完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一切事情之中，成为构建社会的主要工具之一。也正是基于此，可以说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两者的具体表现都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变化，无论是最初的民间传说还是现代的课堂讲解都是文化传播与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能够保存和传承则是文化传播基础上进行文化教育的结果，这点在凉山彝族的家支文化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也为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即应当适时地对学校教育环境、模式、内容进行更新，在实现文化教育发展的同时提升文化传播的效率和影响力。

2.教育虽然与文化传播具有相似性，但并不意味着两者所涵盖的传播内容一样。

事实上，教育是一种范围更狭窄的、有选择性的文化传播。从教育的首要目标出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行为实施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即能满足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要求，通过对受教者思想意识和行为的影响而使其掌握必要的经验知识和生存技能。因此，教育的内容是受到特定目标限制的，其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应具备社会价值，能够为社会所认可。这也就意味着在教育行为实施之前要对教育内容进行必要的筛选，即从文化传播的内容中选择被社会认可的部分，舍弃不被认可、不具社会价值的内容。有效的教育能够高效、正确地传递、传播健康先进的文化内容给受教育者，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确保其在跳跃式的发展过程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顺利完成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

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学校教育的融合路径

（一）借鉴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要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出发，充分运用文化传播中的采借、选择理论，对主流文化和外国文化进行有针对性的借鉴，使其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充分融合，形成助推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同时，积极扩大本民族教育传播的范围，实现在教育中掌握技术，在文化传播中更新观念，使其成为促进民族持续发展的动力。对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习惯习俗、、道德观念等要批判地继承，对于符合时代特征能被社会广为接受的文化内容扩大其传播的范围，保障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能被更多的群众所熟知和喜爱。而对于那些落后的、不为社会认可的习俗习惯等要坚决取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传承。

（二）创新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模式，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学校教育。

要立足于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改革，在对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地区的特色教育，而不是简单推行一元化、大众式的教育模式。学校应同时考虑国家规定教育内容和民族地区学生的文化背景，在教学内容上适时增加与本民族相关的知识。在教学方式上，结合民族地区学生的心理特点，增加适合本民族农牧业社会实践相关的课外教学方式。在师资配置上，适当增加本民族的教师，从而确保学生参与学校教育的热情，避免因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与民族传统教育模式的区别而产生抗拒心理。同时，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需求，在改革民族课程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民族技艺、民族特点，适当增添职业技能学习相关内容，加强对学生生产劳动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而消除当地民众“读书升不了学就无用”的观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民族教育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语言文化的传播特点加强民族地区的跨文化教育，尤其是双语教学，这样能够有效规避因语言障碍而对少数民族学生思想认知的限制，在跨文化教学过程中有效拓宽学生的视野范围，既能充分了解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能同时接触外界新兴文化。

作者：马会芳 单位：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

参考文献：

[1]《凉山彝族谱系》编委会.凉山彝族谱系（彝文版）[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11.

[2]杨六金.绿春彝族施氏土守备世家[M].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2：3.

[3]白兴发.彝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3.

[4]马长寿.彝族古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华林.西南彝族历史档案[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8.

[6]朱文旭.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9.

[7]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凉山的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