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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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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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大多数研究是以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阶层的转变导致的经济效果为分析视角，研究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些研究可以为现今的研究打好了理论基础，做好进一步的铺垫；并从宏观层面上，指导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何利用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亦或理性看待现有阶段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首先，从理论意义上看，虽然学界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并未针对每一区域有具体研究，人口作为国家之根本，我们将人与经济直接挂钩，以人为数据，再将研究成果造福于人，指导人们合理安排生活，顺应社会形势。其次，从实践意义上看，当前中国各界对人口因素对经济影响的争论很大，特别是十三五下发后，关于人口结构转变、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对未来经济增长一些流行的观点，构成了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问题。此外，我国之前为了经济快速追赶欧美等发达国家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模式，然而现今面临产业结构转型等现实问题，恰逢人口问题也较为凸显，研究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更为重要了。

二、现有研究有待完善之处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有经济对人口发展的“经济效应”，也有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人口效应”，二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既有危害论、促进论、单独无作用论，还有悲观论、乐观论、中立论。不同学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人口发展过程所处的阶段不同，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不同即使是同一时期，由于各国人口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人口变量的初始值不同，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不同。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些国家有促进作用，可能在另一些国家起阻碍作用。但归纳总结这些前人最基础的理论研究还少有人完成，也少有人可以从中获得规律或结论。

从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看，生育率受多方面的影响，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城市化的进程，教育水平的提高，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这些都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人口转变时期，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假设政策合理的话，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积极作用。较低的生育率或较低的死亡率，以及较大的人口密度、较大的人口规模，也会导致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出生率稀释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现有研究多从数据模型入手，对于合理性政策这些规范研究仍有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少年时期是花费父母的费用，是父母对孩子的投资，从个人储蓄周期看，青少年确实是提取储蓄，成年后成为储蓄者，老年后再度成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费越多。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中青年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不可靠会增加储蓄。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如果经济增长靠需求推动，没有需求就没有增长，今后人口老龄化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现今更多研究偏向于将劳动力与人口老龄化相结合，忽略了从其他方面全面看待问题。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时间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因而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来规范中国的人口转变历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特殊性，对社经济会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是积极的、消极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一）人口教育与产业结构调整

人口素质与个体可以从事工种有密切的关系，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经济发展速度也逐步放缓，提高人口素质乃国家当务之急。然而随着十三五规划的下发，产业结构也将产生巨大改变。国家需要实施何种政策鼓励国民参与到教育队伍中，地方政府如何结合自身行业优势培育特色人才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此外，我国现在面临的就业难的问题，是否也可以从人口教育的角度重新出发，理性看待。首先我们应理性认识失业率的问题，特别处于现今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下，然而基于目前状况，我国培养了过多学术型的高等教育人才，高级技工等技术人才却依旧紧缺。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基于数据分析采取何种应对政策，改变人们对职业价值的看法，也是值得学者关注的。

（二）人口差别与其他差别

此方向首先针对人口差别与城乡差别。学者可以以城乡差别入手，分析城市和乡村对个体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生活观念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到个体未来的发展。现今大多人口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入手，试图以国家政策或地方因素来论证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个体的因素对个体自身经济的分析还少有研究。基于对个体的研究，学者最后可以再回到宏观层面，分析国家从何入手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减少人口差别。

其次针对人口差别与体制差别。自国有体制改革开始，体制内外的差别日益明显，现恰逢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各方变动都较为明显，如何平衡体制内外的差异开始越发重要。学者可以对体制内外工作人员进行各方面比较，探求各方经济优势与缺陷，提出可行建议确保国家社会和谐。

（三）人口结构变化与新经济增长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会慢慢凸显，然而人口老龄化从另一角度看，是否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学者可以从人口老龄化开始凸显的年份进行分析，同时分析与老年人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观察二者是否有相关性。国家政策是否有导向型的培养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应用人才？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拉动我国经济增长，预期可以带来多少增长点，能否抵减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会对我国未来经济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各位研究人员大都持乐观态度，但由于我国此项政策刚开始实施，其他各方面相关政策还没有跟上，国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事实是否吻合，是否真的可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都是有待商榷的问题。除此，学者还需关注新生儿父母所处的阶层，分析当新生儿成为主要劳动力的时候，是否符合我国已经调整合理的产业结构；换句话说，即新生儿未来主要将成为廉价劳动力还是高级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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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78亿，近年来，老年人口比重将从13.26%逐渐增长至16.00%，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会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对于老年人群首要解决的问题为呼吁社会对养老机构的帮助和照顾。因此本文中针对老龄社会中养老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并做了相关综述，具体如下文。

一、老龄人群面临的主要问题

老龄化社会的体系：人口老龄化社会属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我国近年来仍属于发展中阶段，因此对于科学全面的认识老龄化社会问题相当重要。我国老龄化人口的比重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综合飞速发展，一方面为生育政策的改变。就现状来看，我国对老龄化相关知识仍较为局限，且部分人群将老龄人群视为社会负担，忽略了老龄化属于社会一种正常状态，因此应加强社会、家庭、个人对老龄化社会的看法。我国在面对老龄人员社会保障水平、养老服务体系、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等现象时，还未做到完善，因此现如今老龄政策体现仍处于碎片化。

老龄化社会进展的不平衡：现有研究统计，我国城市空巢老人家庭已超过50%，大城市达到70%，相比之下，农村空巢老人比例明显高于城市空巢老人比例，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劳动人口大量涌进城镇，导致城乡人口的变动，且也造成农村空巢老人比例上升。研究统计，东中西部地区老龄人群比例差异仍明显，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为东部地区，总而言之，应加强农村老年人群的经济效益管理。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缺乏：经相关研究统计，我国养老机构共有4.2万个，床位有381万张，同时我国功能患者约为3300万人，养老机构看护人员为1000万人，相比之下，老年人和看护比例为1：3，比例明显失调，使部分老年人无法得到相应完善的护理。同时本次研究，对老年护理人员综合素质进行探查，发现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均较低，经3万人持有养老护理资格证书，大部分看护仅为专职养老护理人员，因此使老年人无法得到相应的有效护理，相应的老年病医生更是缺乏。

二、老龄化社会的演进

2008年老龄化概念已提出，但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从最初的提出发展至进行，逐渐应用于广大人群。近年来联合国提出，年龄≥60岁老年人占总人群的7%，则可判定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标准，其主要用意在于改进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等。与人口老龄化相比，健康老龄化强调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改变过程，更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贸易水平以及综合素质。

早期联合国针对“健康老龄化”便提出了照料、参与、独立、自我实现等原则，以保障、健康、参与作为三大支柱，不仅强调老年人群不会带给社会负担，其更是社会和家庭的财富，从而激发老年人技术、智力、体能等方面潜能，在实现老年人健康基础上，做到老有所为，尽可能为社会提供自身一份微薄之力。

随着对老龄化社会知识的研究深入，有学者不断提出新概念，更有学者认为老龄化的提出忽略了人口平均寿命时间，过于强调人身心的衰老，因此近年来形成了“人口长寿化”概念，且通过结合我国国情，有专家提出和谐老龄化、保障老龄化的概念。

三、对于社会管理的国际经验

重视养老专科护理人员的培训：在德国，政府将老年人专科护理人员分为老年护理助理和老年护理人员，其中护理人员资格证主要是指通过专业培训，且不断提供职业水平人员。中专职业培训主要针对失业者、家庭妇女、应届高中毕业生等10年基础教育人群，通过1.5年专业知识学习基础，加上重点培训职业能力，从而考取老年护士助理资格证，同时通过临床3年考试和学习，可获得老年护理人员资格证。同时德国大学还设有专门的老年护理专业，且部分人群已完成硕士、学士的进修。

在澳大利亚，其将养老护理人员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养老注册护士、养老登记护士、养老护理助手。其中养老注册护理人员需完成大学三年的进修学习，且获得相关学士学位证书，并能够在澳洲护士局注册，能够独立完成老年人的护理工作；养老登记护理人员主要是指在技校完成的18个月非全职学习，可完成医院患者或养老院的日常护理工作；养老护理助手主要是指在养老院或职业技术学院完成6～8周以护理为主的相关培训，待考核成绩通过后，才可进入养老机构。

四、结语

通过结合个人、家庭、社会，建立养老保障系统：对于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可从不同层面分析，其主要和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相关，属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在养老保障体系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应根据我国农村、城市、中西部地区差异，再结合我国儒家传统思想、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迁、宏观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针对特殊老年人群，比如低生活保障老人、空巢老人、残疾老人给予相应特别的关注。将家庭、社会、国家等因素全部纳入养老保障系统中，从而解决老龄化到老的相关问题，重点强调部门合作，同时加强养老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

参考文献：

[1]姚余栋，王赓宇.养老金融：应对超老龄社会之道[J].银行家，2016，（04）.

[2]杨国才.少数民族老龄社会与养老政策研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

[3]陈永昌.中国养老面临的问题及以房养老的可行性[J].北方经贸，2014，（11）.

[4]建立养老机构准入制度 推动社会养老服务发展[J].社会福利，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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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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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 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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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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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未富先老 老龄化 广场舞

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的各大城市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日益浮出水面。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费用成为大额的国家财政及家庭支出大项，老年人日常的生活起居以及情感照顾也对人力资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整体上未富先老的前提下，老龄化的应对需要社会各方的努力配合，当然也包括老人自己。老人们老当自强，通过自发性的群体锻炼赢得身心健康，为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区养老模式带来了新的思路。

一、中国养老面临巨大医疗保健负担

关于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根据这一标准，中国从200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近些年老龄人口增幅显著。根据我国2010年的普查结果，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北京上海两大城市65岁以上人口比率分别为8.7%、10.1%，远超7%的标准。预计2020年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的社会。

二、跳广场舞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

根据中国群众体育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但大多数人更愿意参加不花钱或少花钱的低支出体育项目。广场舞就属于典型的低消费或无消费的体育项目。这一特点正好适合大众体育消费的特点和口味。那么广场舞究竟是如何促进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呢？

首先，广场舞与所有的体育运动一样，有显著的健身减肥效果。经常练习广场舞可以有效改善人体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机能；时而缓和时而轻快的音乐节奏有利于人们放松心情，消除大脑疲劳，缓解神经紧张。通常情况下，广场舞参与者在持续锻炼一周以后，身体多项技能就会出现明显的改善，从头到脚的酸疼减少了，睡眠变好了，甚至皮肤也会有所改善。

第二，广场舞有健脑功能。相比于动作单一的健步走、慢跑等，广场舞的动作要求锻炼者在学习锻炼过程中不仅要运用形象记忆、概念记忆，而且还要运用情感记忆和行为记忆，通过对复杂动作的反复记忆，不断强化练习，从而刺激大脑神经，减缓了人体记忆的生理性减退。

第三，广场舞能够满足老年群体的社交需求。人的老化由身体功能衰退和社会关系萎缩两个方面构成。因为进入老年期，人们的社会网络将收缩。有的是出于与子女同住的需要而搬迁进入新的环境，有的是因为退休后与先前的同事、朋友淡了往来。而补偿社会网络萎缩的办法就是参加活动，通过参加共同的规律性活动，老年人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并最容易发展成友谊。

三、广场舞有益于减轻社区的养老负担

一项对天津市区内20个小区中1368位老人的调查研究的多源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结论。在控制了性别、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自我效能、朋友支持、自尊等心理变量的情况下，老年人是否有规律地进行体育锻炼，与其生活满意度水平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但是参加集体锻炼的老年人却能有效的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朋友支持感，而自我效能和朋友支持感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

四、小结

广场舞的主要参与群体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女性群体。她们大多来自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大多在为房子奔波，并没有能力供父母参加高档的健身会所，而我国尚未发达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没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广场舞爱好者来说，经济实惠又参与度广的广场舞成了他们最好也可能唯一的选择。她们通过广场舞锻炼锻炼身体、结交朋友、释放压力、缓解消极情绪，也在无形之中为国家社会减轻了养老负担。

社会需要对广场舞群体再多一份理解，以社会主人翁的意识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广场舞锻炼引发的参与者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支持广场舞，以社区街道为单位，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为锻炼者提供相应的物质支持，如音响、室内练习场地等；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针对城镇化和老龄化的进程及时高效地制定修该管理规范，引导居民文明健身。只有社会政府的共同支持，广场舞运动才能更好地助力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

参考文献：

[1] 郭文婧.“广场舞公约”与一代人的“社会乡愁”[Z].2014.01.26.

[2] 杨奕.浅析广场舞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与价值[J].科技视界.2014.01：25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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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金空账运行引发的养老危机

我国养老金空账运行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养老金账户的转轨成本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的是DC型积累制和DB型现收现付制的混合制度施行，即“统账结合”制度。养老金账户一部是单位以职工工资总额的20%缴纳，另一部分是职工以个人工资的8%缴纳。前者“现收现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实行的是长期封闭积累、产权个人所有的“完全积累”制，原则上不能调剂借用。

然而，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之前，我国采用的是BD型现收现付制，不存在个人账户。因此，这些在新制度执行前参保的企业员工在退休后只能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完全依靠统筹账户。由于没有累积，统筹账户根本不足以应对当期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需求，在实际的管理中，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并没有分开管理，加之各地财政实力不同，多数地区不得不在实际上采用了“现收现付制”的方法，即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合计缴纳的28%的月工资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个人账户仅仅记账，上述2.5万亿的记账额由此形成。而从近两年数据看，空账扩大的速度正在变快：从2008年到2010年，“空账”由1.4万亿升至1.7万亿，增加3000亿，而2011年一年就增加了5000亿。

（二）老龄化成本不断增加

所谓老龄化成本，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是指老龄化趋势带来的三个潜在风险，即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和公共支出增加；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是指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他们包括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支出。[3] 在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前三项支出会不断攀升，但是后两项会相应减少。虽然，五项支出相互抵消，但是总体还是呈上升趋势。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比2010年增长20.9%；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支出4431亿元，比2010年增长25.2%。

越来越严峻的养老金空账运行和老龄化成本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法来缓解压力。英国政府在2006年5月正式公布一份关于养老系统改革的白皮书，计划将英国民众的退休年龄从现行的男65岁、女60岁，逐步提高至2044年男女都68岁。即使民众罢工抗议，法国仍然在2010年通过了政府退休体制改革方案，规定须满41年工龄才能拿到全额退休金。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可能要到66岁至68岁才能退休。

二、我国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议综述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有96.98%的网友直言“不乐意”，只有3.02%的网友支持。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年龄也在争论不休。

（一）反对延长退休年龄

1.延长退休年龄不利于社会公平

不同人群而言延长退休年龄具有不同的效应。首先，延长退休年龄对体力劳动则的负面效应更大，低收入人群、体力劳动者和普通的企业职工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持反对意见。工作对身体条件要求较高，推迟退休之后身体承受能力下降，并且由于工业绩效的下降收入水平随之下降，因此，他们更愿意早退。其次，公务员、教师、科研工作者等脑力劳动者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劳动者需要长期积累工作经验，推迟退休年龄甚至有利于工作绩效的提高， 很多时候到了老年才能发挥自己的实力，并且，推迟退休之后收入曲线可能继续上升。由此可见，延迟退休不利于普通体劳动者、不利于低收入人群，延长退休年龄对他们意味着缴费增加，领取养老金的总数量减少。

2.延长退休年龄会加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

目前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超过1.1亿人，每年大约有300万左右的人退休，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3%。但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就占去机会的30%。除此之外，“返聘”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企业职工，企业更愿意聘用有经验的老职工而非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对于社会待业、失业和隐性失业的巨大人群来说，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与延迟退休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明。

3.延长退休年龄无法解决“空账”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主要理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空账运行，从表面上看，延长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延长缴费时间，增加缴费总量。但是这种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空账”问题。国家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解决空账问题，将就业和国家财富发展起来，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空账问题的有效办法，而非单一地延长退休年龄。

（二）支持延长退休年龄

1.延长退休年龄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维护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

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预期寿命的提高，现行的退休制度已经严重损害代际之间的公平。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不断上升，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逐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升到2005年的7.83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起始年龄从16岁上升到18岁。此外，目前缴纳养老保险的就业人口学历大部分为本科毕业，和初高中毕业的就业人员相比，少缴费4—7年，第二，学历越高的劳动者工作时间越短而享受的退休待遇却相对较高，导致权利义务不一致。第三，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是建国初的35岁两倍。[5] 依照目前的退休年龄，大部分职工在五十多岁退休，在生理年龄上还处于中年人，按照我国的老龄化和人均寿命，达到65岁才算进入老年阶段。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职工的缴费年限不断增加，加剧了代际直接的矛盾。第四，现行退休年龄男女不一，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10年，然而，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造成性别不平等，也影响女性的养老金水平。因此，不仅要延迟退休年龄，还要体现男女平等

2.延长退休年龄和年轻人就业没有必然联系

从短期看，延迟退休会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取决于延长的方式，若按月份延迟对就业几乎没有影响；从长期看全国的就业容量更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因为老人退休和年轻人就业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一方面老年人空出的岗位年轻人未必能够填补，目前的失业者，自愿性失业过半，达到65%，失业者中30岁以下占87%，45岁以上的只占13%；在30岁以下的失业者中，因不满工作环境而自愿失业者占90%。这些数据表明，失业的原因不仅仅是就业机会供给不足，也有失业者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退而不休”的现象，资料显示，实际上我国相当大比重的退休人员还在工作。再就业的老年人以65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居多，约占再就业老年人口的80%。老年人口再就业无疑暴露了现行的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3.延长退休年龄能减缓基金缺口

如何解决养老金2.2万亿的缺口？一般而言有三种方式：延长缴费时间、提高缴费标准和降低给付标准。我国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合计28%，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的4.6倍，已经没有上调空间了。与高缴费相对应的却是低替代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7147元，月均3096元。而据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证实，2010年全国企业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1300元。据此计算出的2010年全国企业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仅为42%。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目前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远远低于此标准，所以无法通过降低替代率而减缓基金缺口。

三、延长退休年龄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如前文所分析，延长退休年龄能够有效缓解了老龄化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所带来的代际矛盾，老年人的退休和年轻人的就业之间没有直接必然联系，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需要国家宏观地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职位来解决，最后，在养老金的缴费率和替代率都达到极限的前提下，我国只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基金缺口。

1.弹性退休制度

我国可以针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区域实行弹性退休。首先，延长一些特殊行业和智力密集型行业，例如技术工人、教师、公务员等。此类人员的工作经验是工作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中老年才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是将研究转化为成果的重要阶段，如若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硬性责令退休，无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次，调整特殊高危行业和特殊工种的范围。随着经济发展，原先属于人工操作的高危劳动例如锅炉工，现已基本上是机房操作，对于此类人员应将退休年龄适当延长。第三，实行先女后男，小步渐进的退休制度。男女退休年龄不一，是我国退休制度的一大弊病，不符合国际惯例。从人均寿命来看，女性的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年—10年。在制定制度时考虑到建国初女性受教育机会少，并且要照顾家庭，在此历史条件下制定女性早退休是为了保护女性利益。然而，在如今男女地位趋于平等，享受同样受教育的权利，在高学历中女性甚至高于男性。女性退休年龄早直接导致女性的缴费时间少，最终所获得的退休待遇也相对较低。因此，我国可以先延长女性的退休年龄，使之逐渐和男性一致，再将男女退休年龄一起调整。

2.建立一个缴费和退休待遇密切相关的激励机制

大部分网友反对延长退休年龄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现行的退休制度中的个人缴费与待遇之间没有建立一个明显的激励机制，大锅饭因素扭曲了社会保险的本质。因此，我国在设计退休制度时应注意几点：一是要注重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缴费年限和享受待遇相对等。受教育程度和服务社会时间呈反比，为了确保公平，在制定统一退休年龄的基础上，设定一个具体的缴费年限，只需达到缴费年限即可，不一定严格按照退休年龄执行。二是应该格外强调个人缴费的补偿和返还性质，即强调私有化的“费性”，缴费的数量和待遇挂钩，避免给全社会以“税”的误解。三是鼓励职工延迟退休。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延迟退休提高待遇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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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篇（10）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32-006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2014年7月全国老龄办、民政部、教育部和等部委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老龄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有关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全民人口老龄化意识，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积极老龄化1999年提出，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第二届老龄大会上提交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报告，大会通过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两个重要文件，将“积极老龄化”正式确立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策略。2004年国际劳工大会的《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和欧盟《2012积极老龄化指数》报告等使积极老龄化的推进路径更加具体和清晰。

关于积极老龄化的内涵，人们有其不同的理解，《1999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强调，为迎接一个逐步老龄化的社会，应认真努力摒弃对老年人的消极看法，要大力发挥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积极贡献。各级政府应将这些贡献，视其为一种国家资源。我国香港地区在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中，促进老人的参与已被作为基本政策内容，包含有退休后再就业、学习及志愿服务等形式。[1]实现老人经济社会参与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会遇到许多的现实困境，需要整个社会、家庭支持，尤其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2]而在此过程中老年人自身参与能力也十分重要，这种参与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老年人有关能力贫困的治理，而且这种贫困治理需要超出传统的单纯的收入贫困治理模式，探索出一种新型的贫困治理路径。那么，积极老龄化应对老年贫困治理提出怎样的政策要求、如何将积极老龄化战略理念与贫困治理创新紧密结合并取得积极实践效果、具体政策制度如何设计，这些推进积极老龄化中的基础性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图就以上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应对老年能力贫困：

推进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

积极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以往“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政策观念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主要包括健康、保障和参与三个基本维度，大体又可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求政府与社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和行动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生存质量保障;二是强调重视老年人社会价值，促进其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中，为国家、社区、家庭及其本人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由上可见，如何保障和实现老人全面社会参与是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老人全面社会参与直接依赖于老人的参与能力。所以，国际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文件通常将老人参与能力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和政策内容，在《欧盟2012积极老龄化指数》的指标构成中，老人参与能力具有突出地位，在就业、社会参与、独立健康、安全生活以及积极老龄化能力和环境等多个指标中，许多都与老人能力有关，并明确将积极老龄化能力纳入其中。[3]

关于人的能力贫困及其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他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人的可行能力贫困及其治理问题，阿玛蒂亚・森认为，“穷人从表面上看似缺乏稀缺性和竞争性的资产以改变生活的处境，而实质上缺少的是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和谈判能力，穷人的组织能力和干预资产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4]，“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5]他将这种能力称为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一个人可选择的功能性活动。如果存在一些因素影响这种功能活动的实现，又不能通过实际的措施免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即可视为可行能力的贫困，“贫困可视为达到某种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的能力的缺失，与这种分析相关的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包括基本的物质需求和更复杂的社会性需求。”[7]以老人社会参与能力作为分析基点，结合老人生存和需求特点的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老人能力贫困是致使老人难以实现社会参与的贫困因素的集合体，主要包括：（1）作为参与能力物质基础的收入贫困。适当的收入是实现老年人社会积极参与重要保证。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满足基本的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时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上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8]所以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老年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能力贫困的物质表现。（2）作为参与能力精神基础的观念贫困。积极老龄化要求老人具有积极参与观念，由被动的福利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和福利的创造者，但传统上老人年龄、体力及精神等因素很容易作为被救助和照顾者的对象，容易使老人缺乏积极参与观念，形成观念贫困，进而导致参与能力贫困。（3）作为参与能力实现条件的机会贫困。通常来看，随着年龄增加，人们对社会参与机会会相应的减少，甚至存在对老人的歧视，从而使老人出现机会贫困状态，也直接制约着老人参与能力的发展。（4）作为参与能力及提升条件的知识贫困。因为老人作为社会参与的主体，需要掌握一定的参与知识和技能。如果缺乏相关的参与知识，就容易形成知识贫困，进而导致参与能力的贫困。（5）作为参与能力身体条件的健康贫困。因为老人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应当具有一定的身体条件，“老人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健康状况。”[9]如果缺乏基本的健康，就是健康贫困状态，也是老人社会参与能力贫困的重要原因和外在表现。

要推进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就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消除以上形成老人参与能力贫困的五种基本因素。换言之，只有以上贫困得到切实的缓解或消除，老年人的参与能力贫困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积极老龄化才能得以有效的实现。国际积极老龄化政策观念充分体现了上述政策思路，如2002年的积极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指出，要通过新的老年教育计划增强老年人的参与能力和机会，使老人继续有机会参与教育和培训方案，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也强调，通过终生学习的机会，为老年人整个一生和晚年的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和幸福提供各种机会，并专门阐述了老年人在获取知识、教育和培训机会的必要性与政策建议，其基本目的就是提升老人的参与能力。

二、我国老年贫困治理的缺失：

积极老龄化视野的反思

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据预测，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超过4亿。[10]针对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同时存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在扶贫开发和社会救助中解决了大量的贫困老人问题。此外针对单独的老人进行帮扶，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从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所要求老人贫困治理的角度和目标看，还存在以下缺失：

第一，治理理念及目标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老人贫困治理基本局限于对收入贫困的治理，未能形成体现积极老龄化理念和需要、符合老人自身特点的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理念及目标体系。事实上，我国目前不少贫困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不仅存在着收入贫困，还存在其他非物质性贫困。例如，甘肃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老人经济贫困率为54.5%，健康贫困率为42.1%，心理贫困率为12.9%。[11]这些都直接影响老人的社会参与能力。此外，农村老人普遍存在知识水平不高与知识缺失问题，阿玛蒂亚・森（1996）分析提出，缺乏知识是人们收入、能力、权利及健康等多种贫困的根源，消除知识贫困对治理其他贫困具有根本性意义。但如何通过老人知识贫困治理来提升贫困老人的可行能力，我国尚缺乏相应的政策及目标。在国外已有将老年教育与有效消除老年知识贫困有机结合进而消除老人参与能力贫困的实践，例如，日本文部省官员冈本薰（2004）提出，经过较长的时间，目前的日本终身学习已引入了有助于发展人的态度和知识技能、改进生活质量和促进自我完善的理念，而非单纯的娱乐活动。[12]目前我国老人教育仍然以娱乐活动为基本理念与目标，大多未能与老年人能力贫困的治理有机结合。

第二，治理主体结构缺失。老年人能力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种主体参与，除了政府与社会家庭积极支持外，其中贫困老人自身也应作为重要参与主体，以此发现他们的优势和挖掘他们的潜力。阿玛蒂亚・森提出，“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要求把自由的视角放在舞台的中心。按这种视角，必须把人们看作是要主动参与――在他们有机会时――他们自身前途的塑造的，而不只是被动接受某些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成果。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6]43老人能力贫困治理中需要消除老人消极被动观念，确立其主体地位，促进老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基本贫困状态，这是目前我国老人贫困治理中比较缺失的。具体体现在忽视老人反贫困中自身意义，忽视老年人存在较大差别，将他们置于消极被帮助的地位;整个社会尚未形成有利于消除老人确立主体地位的社会环境，如对老人的社会歧视。相关调查显示，有67.86%的招聘岗位对年龄进行了明确限制，老人工作途径仍以企业返聘为主，但这一渠道主要是针对有技能经验的老年“精英”。[13]这也进而影响了广大普通老人自身的主体意识的形成。老年社会暂时退出容易在心理和精神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带来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带来自主性的缺失。目前，我国老龄政策立法总体上有将老人置于客体地位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这一观念。

第三，制度保障体系的缺失。目前我国有关保障和促进老年社会参与的政策立法十分有限，具体的制度体制更为缺乏。以直接有益于老年知识贫困治理的老年教育制度为例，我国关于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外已有的以老年教育为基本内容的《终身教育法》或专门的老年教育法相比，我国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设还存在不少明显的缺陷，突出问题是缺乏正式和专门的立法，老年教育的内容分散在不同制度规定中，很多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天津、徐州等地制定地方性老人教育专门制度的做法，值得肯定，但还存在着制度不完整、内容规定简单、权威性不足、缺乏有效保障措施等问题。

本文认为形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理论研究的缺陷。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老人收入贫困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对于老人非物质贫困研究十分少见，对于消除老年能力贫困的研究更为稀缺，未能形成对贫困老人能力贫困治理服务的系统理论支持，近年来学者已开始关注和研究老人知识贫困问题，如周良姣以浙江桐庐县农村为例认为，农村老年人存在文化基础、新劳动技能、政策法律等多种知识的缺乏，造成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难以通过新的技能增加收入、形成精神贫困和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等多种不利后果。[14]但总体看，目前我国对贫困老人社会参与能力形成机理、基本表现形式、贫困程度的量度及政策基本架构等问题都尚无清晰和系统的认识。第二，现实实践的困境。在现实实践中存在着对人的能力贫困及其相关致贫因素难以具体把握等问题，也由此带来了政策实践困境，正如英国学者萨比娜・阿尔基尔在《贫困的缺失维度》一书中所分析指出的，贫困的缺失维度是因为缺乏高质量的国际可比的数据而没有被多维度贫困度量所涵盖的那些方面。这些维度具有明显的内在性价值，并且对于促进那些已经被涵盖的维度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忽视它们很可能会阻碍或减缓其他方面贫困的消除。其五个维度包括就业、主体性和赋权、人类安全、体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幸福感。[15]Ⅲ而这些维度都与积极老龄化社会参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第三，相关政策制度理念的影响。目前我国有关老人的政策立法比较倾向于为老人，尤其是贫困老人提供现实保护，特别注重经济支持和帮扶，对发挥老人主体作用及消除能力贫困等方面涉及较少，虽然也提出了“老有所为”，但往往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难以得到普遍有效地实践。

三、治理能力贫困：

推进积极老龄化的老年贫困治理路径

1.将能力贫困治理作为老年贫困治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相对于单纯增加贫困者收入的传统贫困治理模式，将能力贫困治理纳入贫困治理目标是贫困治理一种深化和提升，这意味着除了增加贫困者收入以维持其生存外，更要注重人的多种需求和人的发展理念，注重贫困治理方式的综合性，将满足贫困者的物质需要和教育、机会、权利、精神、能力提升等非物质需要有机结合，既关注目前效果又注重长远效应，彰显贫困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机制。

我国通过综合性治理措施，提升了贫困者治理能力，如以科技教育扶持提升农民脱贫致富，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促进农民通过技改将种养、企业生产、传统艺术相结合提升致富能力。[16]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结合当地的实际，积极开展适应各类村民要求的科普活动，提升农民科技致富能力。[17]上述措施也包括了农村的贫困老人，但还缺乏专门针对贫困老人的政策措施。在制定老人社会政策过程中，明确引入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理念和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更具体的政策措施，如制定我国《老人社会服务法》或《终身教育法》，都可将上述理念与目标引入其中。

2.将贫困老人置于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

将贫困老人置于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意味着让贫困老人在贫困治理中发挥自觉、自主、能动和积极参与作用，这与积极老龄化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注重发挥贫困者主体作用，在我国最近的反贫困政策中已有了一定体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强调，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关于贫困老人贫困治理的主体性建设问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性探讨，如有学者建议，老人教育中引入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观念，通过教育发挥其促进老人参与发展功能，转变目前老年教育过于注重娱乐休闲的现象。[18]也有学者提出，老年知识教育应包括对老人有益的各种知识教育，除兴趣活动知识外，还包括老年生理、心理、智力文化等知识，老年教育的目的在于使老年人在社会和生活实践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19]这些建议对于确立贫困老人的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仍然存在将老人置于被动地位情况。本文更倾向于将老人主体性建设视为一个综合的赋权过程，即作出有效选择的能力，然后将这种选择转化为合宜的新的和满意的结果。[15]34这种赋权就需要政府、社会以及老人个人共同承担起相应责任，其中包含从观念转变、策略实施、效果评估到制度保障的整体努力过程，以保证能够取得满意的效果。

3.以公平为基本原则，构建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体系

公平与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公平“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和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20]。贫困治理作为一种利益再分配过程，必须有公正的制度保障发挥引导福利供给的行为，规范福利资源的再分配，消除社会排斥三方面作用。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对于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将公平原则运用于具体建设中，西方学者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如约翰・罗尔斯提出了形式与实质正义的概念，前者指无偏见地实施公开的规则，后者指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原则是“差别原则”或“不平等分配原则”。这种分配是对平等分配的一种补充或矫正，是用不平等的方法调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阿马蒂亚・森基于对反贫困实践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对公正的关注和研究应由关注整体福利公正到注重个体福利公正。“我们并不只关注‘总量’，而且也关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6]52-53还必须提出一个与人际差异相适应的理论来解释平等问题。这种认识对于我国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我国在相关制度建设过程中应体现两方面的公平原则，一是形式公平原则，使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享有同样的福利资源。农村是贫困老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他们也是享受能力贫困治理资源、福利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需要通过体现形式公平原则的老人福利制度改变这种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城乡关系一直处于创新之中，基本目标是消除城乡福利差别。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党的十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使城市资源有效地运用农村贫困老人教育、就业、健康等社会服务中。二是实质公平，以包容性制度推进老人贫困治理策略。目前以包容性制度治理贫困的策略在印度、孟加拉国、巴西、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正在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但他们主要集中在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和技术创新以使底层的贫困者受惠，包括技术援助和政府补助、投资穷人受惠的创新活动及政府采购产品与科技服务。[21]我国应强调包容内容的综合性和内在统一性、制度机制保障性及贫困者的主体性，反映社会主义包容性的制度特质。

4.建立健全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的具体制度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专门资金支持制度。在我国城乡反贫困中，政府财政资金的扶贫投入主要是采取专项资金和专款专用的方式，通常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对此方式国外也比较重视，2000年印度就成立了国家创新基金会，为农民、工匠、技师等民间人群创新提供专门的资金服务，我国在支持老人服务方面已进行了专项资金的尝试，2013年民政部及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13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农村幸福院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资金10亿元，支持3.33万个农村幸福院项目建设。有学者建议，“联合设立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广泛吸收社会资金进入、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市场化机制运营的老年文化创业扶持基金”[22]。本文同意这种看法，建议老人创业扶持基金设立范围更广泛一些，特别是要结合老人本身及当地地方性特色和优势，从而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建议政府与民间组织设立用于老人能力贫困治理有关的专项资金，特别是教育、健康、参与能力培训等基金。

第二，建立健全专门教育支持制度。通过老年教育消除老年人知识贫困，对于老人经济社会参与能力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法国成人教育家保尔・朗格朗（P.Lenggrand）提出应通过终身教育提升老年人知识水平，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肯。1970年他的《终身教育引论》一书集中阐述了其思想理念，此后老年教育研究不断推进。为有效发挥老年教育在治理老人能力贫困中的作用，建议以科学度量老年能力贫困为起点，把握其教育需求，进行针对性地设计教育模式，建立包括基础文化、实用技术、健康、政策等知识教育内容的制度保障体系，并通过积极有效地培育和提升他们的知识吸收能力、交流能力及运用能力，进而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参与能力。

第三，建立健全专业老年能力贫困治理人才支持制度。城乡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通常普遍存在老年服务专门人才缺乏的问题，特别专门老年教育人才支持。建议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老年服务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相关人才能够在老年教育培训、老年社区教育、新价值观培育、知识技能掌握、就业信息交流等多种老年能力贫困治理目标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要注重多种形式的激励制度，鼓励相关人才深入农村进行农村老年能力贫困治理的综合性和持续性的帮扶活动。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老年能力贫困治理需要多种社会资源的参与，所以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老人贫困治理服务资源的整合制度，使更多社会资源发挥独特的优势。借鉴国外做法，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通过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介入老年精神救助。精神救助有利于受助者避免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恢复心理健康、塑造健全人格，重树社会支持网络的一切行动。[23]这对于贫困老人主体意识确立，提升老人社会参与能力具有直接意义。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公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内容中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人才服务、社会救助、养老服务都与贫困治理服务具有一定关系，但还需要尽快形成正式立法制度，在我国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目标下强化和充实与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相关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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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但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印象是虚幻不真的。如果你研究过世界的人口演变趋势，你就会发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是挽救美国摇摇欲坠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而且是发达国家应付即将来临的养老金危机的惟一解决之道。如果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受挫，我们肯定不得不大幅提高退休年龄，降低生活水平或出现资产的缩水，也许是某种形式的三者兼有。

人口问题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具有如下重要特征。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出生率已下降到可以维持人口数保持不变的水平之下；与此同时，预期寿命却在不断上升，而退休年龄则趋于下降。1950年，美国的预期寿命为69岁，只比（平均）退休年龄多2岁。到2000年时，退休年龄已降低到62岁，而预期寿命则提升到76.5岁。

即使退休年龄不会进一步提前，到2030年时，美国供养1名退休人口的在职工人数也将从目前的3.9人降低到2.2人，欧洲将从2.98人下降到1.70人，日本则从目前的2.85人下降到1.46人。与此相对照，50年前美国在职者与退休者的比例为7比1，而日本更高达10比1。

由于此种人口趋势的影响，美国乃至所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均出现了严重短缺。现行社会保障信托体系对受益人的支付将在2017年超过全国的税收，其资产将在2041年消耗殆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该体系的收入将只能补偿其支出73%，而且其缺口在以后还会继续加大。但该体系的危机将在此之前很久爆发。信托基金的资产将消耗一空；为了给退休金融资，该基金将在2017年以后大量出售其拥有的债券。

关键的问题在于金融市场怎样才能吸收这些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年轻一代的人数太少，而且购买力较弱，买不起这些债券，除非价格有很大的折让。这些债券的抛售将导致利率的飙升和资产价格的跳水。

但债券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婴儿潮出生的一代目前在其各种退休账户中持有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一旦砸向市场，这些被当做舒适退休生活保证的资产将很难找到买家，因而其出售价格会大大低于其20世纪90年代的购进价。

退休效应

推迟职工的退休时间，这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简单办法。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给出的人口和生产率发展趋势的预测，我们制作了一个预测未来30年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多久的模型。其结论并不令人愉快：尽管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的退休年龄已下降到62岁，但到2030年这一年龄将稳步回升到69岁，这样，我们才能为自己挣出足够的食品、衣着和医疗费。退休时间的推迟将超过预期寿命的增加，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工作得更久，而享受劳动果实的时间则有所减少；这在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还是历史上的头一遭。

虽然有些人可能同意延长工作年限是预期寿命增加的自然结果，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会带来怎样的变化。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退休时间增加的趋势一直在稳步推进，欧洲的某些公共或私人养老金计划已开始在职工50多岁时就为其支付退休金了。因此，退休年龄的提高会被许多人视为一种损失。而且，即使工人们同意推迟退休，但劳动市场是否会接受这些年龄较大的工人，他们是否能够像年轻的工人那样吸收生产率的进步仍然是一个疑问。

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的人口演变趋势要好得多：随着移民的增加，美国的人口未来将保持稳定。但这并不能给美国带来多少安慰。决定未来的是全球退休者对商品的需求，而不是其中某一国家的需求；这就像石油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一样。除非美国停止商品的进口并承受其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巨大下降，美国的消费者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受到外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生产率的增长

怎样才能避免此种悲惨的情景？惟一的答案是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生产率的增长将提高在职工人相对于退休者消费支出的产出量，从而抵消即将出现的人口不平衡。

于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呼吁，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并借助私人养老金来补充社保体系之不足的缘由。储蓄将使下一代拥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退休者的资产，并且具有足够的生产率来产出可以满足其需要的产品。

但是，按照我们的计算，要想填补退休者的需要和在职工人生产力之间的缺口并使退休年龄保持在62岁，发达国家的年生产率增长必须达到8%；这相当于这些国家历史平均水平的3倍多。不幸的是，单凭储蓄的增长并不能使生产率的增长达到这样的水平。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如果生产率的长期增长能够从2%提升到2.5%，至多3%就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非凡的成就了。而且，历史上的生产率增长大都并非来自资本的贡献，而是来自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或多要素生产率）；它们与储蓄甚少关联。即使信息和通讯技术可以使长期的生产率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这种增长仍然远远无法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危机。

加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因素

幸运的是，发展中国家刚开始踏进生产率快速增长的阶段，而且其巨大的人口具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人口的相当一部分已开始步入工作生涯，其时间恰好是富有国家的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之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相当惊人；尽管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其人均收入水平仍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其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还将维持许多年而不会像日本和西方那样受制于技术发展的边界。

中国人的生产率增长将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帮助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者？中国人必须为其生产的货物寻找出口，并运用其贸易顺差带来的美元、欧元和日元来购买资产。

我们必须把世界的未来设想为一个经济整体，而不是一群各自为其国民生产货物而不相往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以及欧洲和日本可以从世界其余80%的人口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只要那些国家的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增长。

但中国并不是惟一可以向发达国家的退休者提供货物的国家。印度的人口构成甚至比中国更为年轻，而且其人口总数将在2040年超过中国。近年来，印度的生产率增长已开始加速，但仍然落后于中国。而且在这两国之外，世界上还有30亿人口，其构成也比发达国家更为年轻化。实际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保持在6%的平均水平――低于中国目前的水平――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就只会有微小的增加，尽管其退休人口会不断增长。

6%的增长似乎过于乐观，但肯定是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的。在1950～1973年间，日本的年生产率增长高达9%；而在1960～1990年的30年间，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生产率增长均超过6%。认为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不能达到6%的增长速度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即使实现了上述速度的增长，它们在2030年也只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31%。

资产流动和需求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不仅将为退休人口提供货物，而且还将解决其资产购买问题。随着其储蓄的巨额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兼储蓄者将乐于购买发达国家私人和公共养老金出售的定价合理的资产。

这种贸易模式将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并造成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但这并不值得担心。如果某一国家的消费支出大于其资产流动性所能保证的程度（即卖资产带来的收益――译者），外汇市场将立即以本币下跌和进口货价上升的方式给出信号，说明该国的消费必须放缓。

由于世界的大部分产出将由发展中国家实现，因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部分资产最终也将由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拥有。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非西方人士将控制大多数全球大公司。这同样不值得担心；实际上，在一个真正融为一体的市场上，各国的财富份额是与其经济规模密切相关的。

美国的任务

一旦我们明了世界经济发展对美国人福利的重要意义，我们的任务亦随之明确：促进自由贸易、消除关税壁垒、鼓励直接投资和推进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化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还应当帮助那些经济停滞不前的发展中国家；制止艾滋病的扩散；这不仅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人道主义事业，而且关乎我们自身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