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艺术哲学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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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t mode of technology is to be used by human beings， and only in the p ractical activities of using can we highlight the meaning of technology， realizethe function of technology and continue the life of technology. Undoubtedly， th e users who are the subjec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are the basic n odes of the network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However， theuse of technology was discussed mainly by productive discourse for long and therole of producer and consumer in the discussion was overestimated， thus alienat ing the consumption from its true meaning. Nowadays the technology has been emph asiz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as been fo cusing on the modern context in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phase， the philosophy oftechnology has the necessity to extend its own space where the technology userscome into its visual field for interpreting the activities of using technologie s.

Key words:users of technology; consumption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曾经把传统的人类活动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认为工程师注重制造 的一面，而社会科学家则注重使用的一面［1］。拉普则认为，技术的表现形态分为四 种:发明、设计、制造、使用［2］。可见，使用一词一直处于技术哲学的疆域之中，但 令人诧异的是，使用问题并没有成为技术哲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明确对象。长期以来，技术哲 学家们对使用的关注主要囿于技术使用社会后果的宏观话语体系，罕有对技术使用活动本身 以及技术使用的主体-技术使用者-所进行的哲学反思，“或者即使是有所考虑，也要 么是泛化为无主体的‘社会背景’(比如政治和经济推动力)，要么被降阶为完全消极被动的 ‘受教化者’”［3］，但与此同时，经济学、社会学早已敞开对使用者的关注之门，在 有关使用者的心理需求、行为特征、社会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 试图对技术使用者进行简单的梳理和介绍，以期唤起国内学者对技术使用问题研究的重视。

一、 技术使用者的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使用者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最初的认识和阐述肇始于经济学领域，出于经济利益方面 的考虑，经济学理论对使用者予以了一定关注，认识到并不是企业生产什么，使用者就接受什 么，而是具有自己的选择权和能动性，各自有不同的需求、爱好和个性，并对使用者集体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关注，肯定了技术只有被使用者接受并融入到社会之中才能实际发挥作用，从而 确立了使用者集体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技术演化的复杂化、高级化，人们进一步觉察到了技术使用者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动性 ，“使用者创新”(users innovation， 柳卸林等将其译为用户创新)的出现就是这种认识在 理论上的结晶，它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冯希普尔相对于“制造者创新”的传统概念所提出来 的。该理论将使用者置于创新者的主体地位上，除了肯定传统理论中制造者的主体地位外，更 加强调使用者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并以大量实例证明了使用者在多个高科技 领域的创新者身份。因为只有这些“期望通过使用一种产品或服务而受益”［4］的 使用者们 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并对技术产品的实际使用感兴趣，所以由使用者所开展的创新能精 确地开发出他们所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后，使用者这一概念在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之下得到了进一步的经验审视和理论提炼，建构 论者们借用了结构主义有关文本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把技术作为一种文本来解读，致力 于揭示包括技术使用者在内的“相关社会群体”对该技术文本的意义建构过程，在他们的逻 辑范围内，技术使用者是作为一种结构化了的相关社会群体来发生作用的。平奇、比克详细 分析了“相关社会群体”、“解释柔性”、“结束机制” 和“技术框架”等概念，认为使用 者在技术发展中对技术起着“非常重要的建构作用”［5］。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说是建构论深入发展的一个成果，也就是在这个范畴内，伍尔加首次提 出了“被形构的使用者”(configured user)概念，伍尔加引入了文化研究中的“作者理论 ”，把机器隐喻为文本，而把使用者隐喻为读者，“形构使用者”(configuring user)的过 程就成为了机器设计和生产的过程。而阿克里奇则提出了“被计划的使用者”(projected u ser)理念，她把技术比喻为电影脚本，认为技术客体结合行动者以及未来的行动空间一起界 定了一个有关行动的框架，故而她把关注点投向了技术的设计阶段，指出设计者在设计阶段 把对于未来使用者的构想融入到了技术产品的制造之中，从而预先规划了使用者。可是，这 毕竟是学术界对技术使用者予以关注的开端，“使用者”虽然迈出了被人关注的第一步，但 并没能摆脱生产场域的背景，学者们仍然是立足于技术文本的作者身份来关注使用者，使用 者还主要是一种处于技术黑箱之中的因素，远远没有对技术作者的霸权地位造成冲击。

正是认识到了建构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这些局限，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者柯文进一 步提出了“消费联结”和“消费者联结”的概念，意欲扭转消费者在技术中始终处于被动的 使用者的位置。消费联结是一个属于消费者自己的时空范畴，在这个空间里“消费者们在相 互竞争的技术之间作出选择，并试图明确当从网络里面向外看的时候该网络所呈现的面貌， 哪些因素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哪些路径值得理性地追求以及哪些太危险而不能加以期待” ［6］，而消费者联结则着重强调在定义消费者时必须以处于确定的时间和空间场域中 的消费者需要作出选择的那个人工物为依据。

稍后，女性主义研究者又从女性使用者的角度分辨了“终端使用者”、“外行的终端使用者 ”以及“被卷入的参与者”之间的差异，终端使用者是指那些受到技术创新影响的处于下游 的个人或组织;外行的终端使用者是用来强调被排除在专家话语体系之外的那些终端使用者 的亲戚;被卷入的参与者则是指那些受到了行动的影响但却沉默不语或者不在场的人，他们 有两类，一类是虽不在场但受到他人的建构和锁定的人，另一类是虽然在场但常常缄默不语 或被那些权利主体所忽略的人。这些使用者当然以女性居多，对此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妇女的 自治权以及她们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力。

罗杰希尔维斯则把关注点聚焦于日常生活技术的使用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者与技术 的关系才是最普通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日常领域的使用者通过“驯化”把他们所知之甚少的 、令人兴奋的甚至可能带有危险气息的事物嵌入到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中，从而使得它 们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与使用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希尔维斯把驯化 的过程分为了四个阶段:占有(成为一个技术产品或一项技术服务的主人)、客体化(展示 的过程)、合并(使用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以及转化(对技术物品的使用塑造着使用者 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米切尔进一步通过具体的案例考察强调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对技术进行修改并赋予新的意义［7］。

正是在近些年来西方理论界对技术使用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1世纪初，娜莉奥德肖恩 和平奇合编了《使用者如何重要》一书，综合分析了技术论中考察使用者的不同研究进路， 概括出四种研究进路，即SCOT(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所开辟的作为技术变化人的使用者进 路，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强调多样性和权力的使用者进路，符号学所青睐的作为结构和脚本的 使用者进路以及文化学所推崇的消费和驯化的使用者进路。该书提倡学者们要关注技术与使 用者的互相建构过程，关注“使用者对技术所做的一切事情”，从而在总体上“识别大众是 如何在技术发展中消费、改进、驯化、设计、重构以及对抗技术的”［8］。

毫无疑问，学术界已经打开了对一直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在技术发展史上基本是匿名的技 术使用者们的关注之门，并试图明确技术使用者在技术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建构作用，确立技 术使用者的主体性身份，以期弥补以往技术研究中只重视技术供给方(发明家、设计员、生 产者、工程师、企业家等等)而忽视技术需求方的缺陷，努力对技术发展的整个过程 进行一个完整、客观的描述，以便能开拓出一片专属于技术使用者的权力领域和话语空间。 当然，迄今为止对技术使用者的研究仍是以经验和案例分析为主。

二、 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意蕴

对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理解是无法游离于技术消费这一话语框架的，而对于消费，人们并不陌 生。在哲学以往的研究视野里，虽然鲜有对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探讨，却不乏对消费及消费 者的关注。消费如同生产一样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它在最初的应用中却带有明显 的贬义色彩，暗含着“消耗”、“破坏”、“浪费”之意，直到18世纪中期才作为一个中性 词出现在字里行间，并与“生产”相对，马克思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他把整个社会再生产 过程分为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深刻剖析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认 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9］96，指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 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 后者是生产的前提”［9］94。

我国学者王宁教授把消费定义为“人们为满足需求和需要，对终极产品(物品、设施或劳务 )的选择、购买、维护修理或使用过程，该过程被赋予一定意义，并导致一定的快乐、挫折 或失望等体验”［10］。吕乃基教授则强调消费的含义囊括了从消费品被制成一直到 被取 代的全过程，“包括获取、占有和通常意义(也就是狭义)下消费实践活动”，并借用了康德“ 自在之物”的概念指出，“设计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被使用前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只是‘外在的 、直接的、消极的存在’，是‘自在之物’。只有在消费中，也就是在商品与主体以及与其对 象间充分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展示它的一切，商品才能成为‘内在的’‘为我之物’”［1 1］ 。显然，这种“消费实践活动”就是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使用实践活动，正如李伯聪教授在《技 术三态论》一文中所强调的，只有在技术进入生活，成为消费者所使用的技术时，技术才成 为了现实性的技术［12］。

由此看来，技术使用从属于消费环节，是对已然成形的、进入了消费领域的技术或技术产品 的使用活动及过程。技术使用内含于技术消费的过程，是技术消费的一个子集，而且是至关 重要的一个子集，离开了技术使用，技术消费就失去了其最珍贵的情感体验，而离开了技术 消费，技术使用也就无所依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是，由于以往对消费的探讨主 要囿于生产语境，关注消费也是为了刺激生产，这样，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为 了炫耀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大肆进行挥霍性的消费，消费主义盛行，进而导致消 费异化”［13］。为了克服这种消费异化的弊端，我们必须打破生产霸权，从使用者的 角度去解读消费。

技术使用虽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消费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与技术消费却是不同的概 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内涵上看，技术消费属于经济学范畴，除了内含技术使用这一活 动和过程外，还强调技术选择、技术购买、技术消耗，特别是强调技术购买;而技术使用则 属于哲学概念，可以理解为把使用这一环节从技术消费整个实践活动中抽离出来，从而专注 于在使用阶段消费者对技术功能的实际发挥、运用、重塑和实现。从外延上看，技术消费意 味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循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终结，涉 及到一种具体的技术产品的耗尽;而技术使用则强调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的消费实践活动过 程中对其功能的运用和发挥，甚至从中可以挖掘出另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功能和意义的雏形 ，它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更倾向于是起点而非终点。此外，技术消费注重的是技术商品的交 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提倡时尚、前卫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滋生相互攀比的不良社会风 气，形成畸形的“用过即扔”社会，而技术使用看重的则是技术产品的使用价值，关注技术 使用的活动过程，主张“物尽其用”，拒绝浪费。

综上所述，本文把技术使用界定为使用主体对已经投入消费市场的技术或技术产品进行符合 预定功能或不符合预定功能的操作、利用和发挥的活动。这是技术—社会系统中的一种特定 技术与其使用主体相互建构的过程，既存在着技术对使用主体的“限定”和“强求”，也存 在着使用主体对技术的“谋算”和“统治”，而技术使用者，就是指现实使用这些技术及技 术产品的主体，他们期望通过“使用”这一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来满足自己在生产或生活方 面的某种需求。广义的技术使用者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因为在现代这个技术座架无处不在 的社会里，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技术的使用者;狭义的技术使用者则局限于某一种特定 的技术，比如，信息技术的使用者、基因技术的使用者、医疗技术的使用者等等。

技术使用者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形态层面上，可以分为技术器物使用者、技术制度使用者和 技术观念使用者;在心理层面上，可以分为积极的技术使用者和消极的技术使用者;在现实 层面上，可以分为生产型使用者、生活型使用者(包括生存型使用者、发展型使用者和娱乐 型使用者)和军事型使用者;在价值层面上，则可以分为合理的技术使用者和不合理的技术使 用者。其身份特征也比较复杂，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既可以是专业人士，也可 以是业余人士;既可以是购买者，也可以是非购买者。

三、 技术哲学应该关注技术使用者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技术哲学界的普遍认可，可是，技术的使用作为技术发展 的一个重要阶段却几乎被人们遗留在历史的角落里。虽然已有学者对消费领域的技术使用者 予以了一定的关注，但都局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术语，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使用者进行专 门、系统的解读暂付阙如。

本文认为，技术哲学对主体的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发明家、设计员、生产者、企业家 、工程师等传统范式上，而应该把技术消费阶段的使用主体即技术使用者也作为积极、主动 的因素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之内，打开技术使用的黑箱，从而让技术使用者也能名正言顺地登 上社会科学的大雅之堂，拥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和权力体系，具体来说，技术哲学应该关注技 术使用者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技术使用者在消费阶段的主体地位使然。技术的物质符号理论揭示，技术实际上 就是一个文本，其间包含着多种复杂的异质社会因素，它只有通过使用者的“阅读”行为才 能获得其稳定的意义，从而实现自己的某种功能。毫无疑问，技术使用者是技术在消费阶段 的重要主体，不仅在实际上使用技术、建构技术的意义、实现技术的功能，而且已成为技术 创新的重要源泉。因为人们并不是消极地接受技术，而是试图在使用过程中对其加以改变， 将其定型为适合自己的目的，这种经过修改过的技术一旦得到他人的认可并能获得专利投入 市场，人们也就从技术使用者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技术的发明者、设计者甚至生产者。此外 ，技术使用者不仅是技术消费阶段的重要主体，也是技术使用后果的责任主体，“他们有责 任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有意识的消费和更为明智的应用，以减弱技术的负面影响”［14 ］。

其次是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要求。技术创新哲学是技术哲学的一块重要领地，技术 创新涵盖了一个发明构思的孕育到产生再到创新产品投入市场实现商业价值的全过程，并且 技术创新产品商业价值的实现是整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显然离不开使用者。我们可 以简单设想一下使用者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如果一种技术产品被设计制造出来，却得不到 人们的认可和使用，那么科技含量再高的创新产品也只能成为一种摆设，被束之高阁，最终 只能夭折于襁褓之中。在这种语境下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技术创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公众愿不愿意接受它”［15］，技术使用者因此就成了技术创新命运的逻辑主宰 者。而自熊 彼特以来的技术创新研究一直关注于技术的早期阶段，SCOT虽然把人们的关注点从技术移植 到了社会因素上，但并没有脱离生产范式的窠臼。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对技 术创新视域中的使用者进行深入地研究，是夯实、丰富我国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 径。

最后是时展的内在诉求。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阿多诺、 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就提出了一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观点，把消费 社会描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型结构。而直到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晚近阶 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之后，人们才翻然醒悟，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工业经济时代截 然不同的时代-消费时代，至此，“消费”成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字眼。经济学、社 会学相继打开了对消费中的重要主体-技术使用者-的关注大门，将自己的研究领域 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作为时代反思精华的哲学更是不应回避这一趋势，张明国教授早已明确 提倡 要开辟技术哲学研究新领域-消费技术，认为于光远教授的著作《四种消费品理论》“为 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寻找出了一个 新的生长点”［16］，而消费技术的生命无非就在于使用。因此，技术哲学关注技术使 用者 ，不仅符合了“朝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宗旨，与荷兰学者所提倡的“经验转向”相吻合，更 是时展所赋予技术哲学研究者的任务之一。

总之，在当前各种高技术与文化理论激荡的情景里，在社会科学已经大张旗鼓地渗入到 消费领域的前提下，展开对技术使用及技术使用者的系统研究，充分认识技术使用者对社会 的现实意义，厘清技术使用者在STS这张“无缝之网”中的积极建构作用，特别是重视对技 术使用者责任主体身份的塑造，是摆在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以及STS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 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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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普 F. 技术哲学导论［M］. 刘武，译.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 198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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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inch T J， Bijker W 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 nd anti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 ght benefit each other［C］∥Bijker W E， Hughes T P， Pinch T J. The social const ruc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 chnolog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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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伯聪. 技术三态论［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5，17(4):28.

［13］梅学利，李飞. 消费异化的哲学反思［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08，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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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哲学一方面仍保留着中世纪哲学的痕迹；另一方面包含着近代哲学的萌芽。为近代哲学开辟了道路。在中世纪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的进程中，文化上出现新旧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学与神学；古代哲学与经院哲学；个人主义与权威主义；经验科学与自然哲学；理性与信仰；批判精神与教条主义……相互撞击，表现出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征。

这期间人文主义的语言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各派学说对近代哲学都有很大影响。由于中世纪教会不注重文学艺术的价值，文艺复兴则肯定了文学艺术同哲学一样。如达奇芬就把诗和画都看作是哲学，把文学艺术比作镜子，反映现实，创造第二自然，能给人以真理。因此，人文主义艺术创作也达到了顶峰，是最辉煌的年代。例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和反思中获得了哲学的意义。艺术作品体现了人的非凡创造能力；肯定了感性的作用；反映了自然的和谐；抬高了人的价值；贬低了神的地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人文主义思想反传统、反神学、反经院，认为其是教条主义与宗教专制主义。人文主义的艺术观涉及到自然观、认识论、人论、价值观等方面。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对“自然”的发现，导致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自然科学为近代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文化氛围。如果没有自然科学带来的那种新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的其它理论成果也不会被吸收进近代哲学之中。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近代哲学。有些问题虽不属于自然科学，但哲学家们也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如笛卡儿的形上学；斯宾诺沙的伦理学；休谟的人性论。人们不再相信演绎推理是探索知识的唯一途征，则认识到经验与数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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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学生动手能力差，应用意识弱。长此以往，必将学而无用，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谈谈我的教学体会。

1. 认清数学知识的实用性

数学知识的应用是广泛的，大至宏观的天体运动，小至微观的质子、中子的研究，都离不开数学知识，甚至某些学科的生命力也取决于对数学知识的应用程度。马克思曾指出：“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应用了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生活中充满着数学，数学教师要善于从学生的生活中抽象出数学问题，使学生感到数学就在自己身边，从而产生兴趣。比如，“比的意义”讲完之后，可让学生了解自己身上的许多有趣的比；体重比血液之比大约为13：1，身高与脚长之比大约为7：1.知道这些有趣的比有什么用途呢？如果要知道自己血液的重量，只要称一称自身的体重，马上就可以算出来；如果你当了公安人员，凭借坏人的脚印就可以估计到坏人的身高。再比如，学完了利息的计算公式：利息＝本金×利率×期数，就可以让学生把自己节省的钱存入银行，并且预算一定时间后得到的利息。

2. 课堂教学应该联系实际

从知识的掌握到知识的应用不是一件简单、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事情，没有充分的、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是不会形成的。教学中应该注重从具体的事物提炼数学问题，这引导学生联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用数学知识来解决，这有助于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形成。比如在讲“行程应用题”时，利用这样一个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甲乙两地有三条公路相通，通常情况下，由甲地去乙地我们选择最短的一条路（省时，省路）；特殊情况下，如果最短的那条路太拥挤，在一定时间内由甲地赶到乙地我们就选择另外的一条路，宁肯多走路，加快步伐（速度），来保证时间（时间一定，路程与速度成正比）。

从数学角度给学生分析这个问题用于“行程应用题”，是路程、时间、速度三者关系的实际应用。又比如，在讲“解直角三角形”时，可利用这样一个实际问题。修建某扬水站时，要沿斜坡辅设水管，从剖面图看到，斜坡与水平面所成的＜A可用测角器测出，水管AB的长度也可直接量得，当水管辅到B处时，设B离水平面的距离为BC，如果你是施工人员，如何测得B处离水平面的高度？有的同学提出从B处向C处钻个洞，测洞深；有的同学反对，因为根据实际情况，这样做费力；有的同学又反对，因为这不是费力问题，C点无法确定。应该运用解直角三角形知识去解决：BC＝AB.sinA（AB、＜A均已知）。这实在是一个施工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使学生感到具体的实际问题就在自己身边等待解决，增强了主动意识，激发了兴趣。

3. 开展数学知识应用竞赛

数学知识应用竞赛实质是由“知识型人才”向“智能型人才”过渡的教育策略。定期开展数学知识应用竞赛活动，这是培养学生用数学意识的好形式。竞赛的内容可以制作教具、模型、实地测量、讲解实物、计算实际问题、面画（与比例、平行、垂直、对抽等数学知识有关的）。此类竞赛与书面形式的竞赛相比，由于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实际操作性强、应用知识灵活，可以吸引很多学生来参加，有效地促进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也得到很好地培养。

4. 拓宽对数学的认识，让学生懂得数学的价值，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中，向学生介绍一些数学应用实例，其效果应该比介绍某一数学结论重要。我们要使学生对数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科学的认识，不仅要认识到数学中有计算，有逻辑，对提高人的逻辑思维、空间想象能力都有好处，而且要认识到数学的产生和发展中有许多非逻辑因素，有美的因素；数学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数学与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息息相关；数学为其他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方法和思想；数学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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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61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5）12-0099-0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lood transfusion in salvaged autotransfusion an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the lower lumbar fractures under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LAN Yunping1 WAN Wenhua2 SONG Weiqiang2

1.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Quzhou People's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Quzhou 324000，China； 2.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Jinhua Wenrong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 Jinhua 32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blood transfusion effects in salvaged autotransfusion an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lower lumbar fractures under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ho accepted lumbar fractures operation under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4 were chosen as study objec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blood transfusion ways，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ccepte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epted salvaged autotransfusion. The blood transfusion effects and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fe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33%， and the infection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0.00%. The infe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P

[Key words] Lumbar fractures operation； Salvaged autotransfusion；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Blood transfusion effects

腰椎骨折手术具有手术时间较长、创伤较严重、出血量较多等特点，术中或术后难免需要输血[1，2]。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输血方式包括自体输血、异体输血两种，其中异体输血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且可能引发感染（如艾滋）等系列并发症[3]，在这种形势下自体输血因其安全性高、无排斥、特殊血型用血方便等优点逐渐在临床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此外，自体输血不但能够节约血源，而且能够减少患者的输血反应及可能出现的疾病传播，可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异体输血事故和差错出现的几率，更加安全有效[4]。有文献报道，约1.5%左右的艾滋病感染与输血有密切关系，约9.3%左右的丙型肝炎是通过输血传播的[5-6]。本研究对我院接受腰-硬联合麻醉腰椎骨折手术治疗的患者行回收式自体输血，效果令人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2012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60例腰椎骨折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排除凝血功能严重异常、肝肾功能严重障碍、接受了抗凝治疗、免疫系统异常、出现细菌或病毒感染、发热等患者。男性41例，女性19例，年龄17～64岁，平均（40.5±6.3）岁，其中压缩性骨折20例，爆裂骨折40例。根据不同输血方式将60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0例，两组患者在年龄、骨折情况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60例患者均接受腰椎骨折手术治疗，采取腰-硬联合麻醉方式，从L2-3椎间隙穿刺，待流出脊液后注射2 mL布比卡因（浓度0.75%）与5 μg芬太尼，随后准确置入硬膜外导管，观察麻醉平面正常后注射7 mL罗哌卡因（浓度0.75%），并联合右美托咪啶和咪达唑仑进行麻醉，剂量分别为2 μg/mL和2 mL，保持麻醉平面不超过T7，常规完成手术。在使用物时，如果患者出现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或老年患者，都应该对物剂量进行酌情减少，避免患者在手术后出现更多的不良反应。另外手术中对照组患者采取同种异体输血方式，在输血前及时进行交叉配血等检查工作，然后常规输注库存异体血液。观察组患者则予回收式自体输血治疗，所用血液回收机为国产自体-2000型，利用吸血管、吸引头将患者自身创口血液吸到储血器中（利用滤网多次过滤血液），且经由抗凝药滴管（与吸血管连接）将肝素生理盐水（500 mL生理盐水+2000单位肝素）输注到吸血管中，与血液混合（保持血液不凝固），比例1∶5。随后常规完成进血、清洗（1次清洗生理盐水用量在1000 mL以上）等工作，最后经由输血袋开始输血。观察患者血液回收情况，根据患者情况判断是否还需要异体输血。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平均输血量、平均血液回收量、平均住院时间及输血并发症情况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分别行χ2检验、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用血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平均输血量、回收量及住院时间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腰椎骨折患者用血相关指标比较（x±s）

2.2 两组患者输血并发症情况比较

观察组1例患者出现泌尿道感染（3.33%）；对照组6例患者出现感染（20.00%），其中肺炎2例，泌尿道感染2例，静脉炎1例，上呼吸道感染1例。两组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4，P=0.04

表2 两组腰椎骨折患者输血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3 讨论

在下腰椎骨折患者的手术治疗中需要进行腰-硬联合麻醉，在麻醉时用到的药物包括右美托咪定和咪达唑仑等物。其中右美托咪定是常用于行全身麻醉的手术患者进行气管插管或机械通气时的镇静，但如果患者出现低血压、窦性停搏或者心动过缓等症状时，则提示患者对该种物存在不良反应，应减少或者停止右美托咪定的输注，同时增加静脉液体的流速，并抬高患者的下肢，及时使用升压药物。此外，研究发现该物的清除率会随着肝脏损伤严重程度而下降，因此如果患者存在肝脏功能的损伤，那么在麻醉时应考虑降低该药物的剂量。而咪达唑仑具备苯二氮■类的药理活性，患者使用后通常会产生催眠、镇静、抗惊厥、抗焦虑以及松弛肌肉的作用，在进行静脉滴注或者肌肉注射之后，患者会产生短暂顺行性的记忆缺失，让患者无法回忆起在药物高峰期间发生的事情。由于咪达唑仑具有起效快、持续时间短、安全范围大、毒性小等特点，因此患者在服药后大约20 min就能够进行起效。通过肌肉注射、静脉滴注和口服，咪达唑仑都可以被迅速完全地吸收，并分布于全身。该药物的不良反应包括了低血压、幻觉、皮疹、心悸、换气过度等，尤其是长期用药的患者和老年患者较容易出现严重的呼吸抑制，研究发现约15%的患者在静脉滴注该药物后可能发生呼吸抑制。该种不良反应的出现通常是由于静脉滴注的速度过快，或者是药物的剂量使用过高，因此在本次研究治疗中，静脉滴注的速度基本上控制在每分钟1 mg/mL左右。由于创伤大，手术中或治疗后常需要输血。当下主要有自体输血、异体输血两种方式，其中异体输血可能导致机体免疫能力下降，易引发乙肝、艾滋等感染疾病，且某些学者认为感染发生概率主要和输血量相关，而和疾病严重程度没有关联[7-9]。回收式自体输血方式不仅不需要配血型及交叉试验，避免因抗体原免疫反应引发发热、溶血等不良反应，而且可以有效回收血液中的红细胞等，安全性高，且减少不必要的血液浪费[10]。更重要的是，回收式自体输血能够即时为患者提供常温的、完全相容的、专门型的血液，能够降低异体输血可能导致的乙肝、梅毒传染的几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血源的紧张问题。与此同时，回收式自体输血能够基本杜绝异体输血造成的过敏反应、发热反应、溶血反应以及抗宿主反应。

相关研究表明回收式自体输血回收优于异体血液的原因在于红细胞中的2、3-二磷酸甘油酸物质，它主要是通过血红蛋白分子在组织中释放，而输入异体血液的患者体内2、3-二磷酸甘油酸恢复时间较长，为12～36 h左右[11-12]。由表1可知，观察组患者血液回收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回收式自体输血能够提高血液的回收量，降低患者平均的输血量并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更重要的是，患者在输血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更低，值得临床进一步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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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最新研究显示， 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逐年增长， 目前有11.6%中国成年人患有糖尿病， 而前驱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约为50%[1]。因为随着糖尿病患者逐渐增多， 需行外科手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也逐渐增多。患者的高血糖状态， 在手术中易发生危险。积极控制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的高血糖状态是保障手术成功的关键所在， 也可以减少手术病死率[2]。实时动态血糖监测-胰岛素泵（SAP ）的胰岛素泵显示屏上可显示实时血糖水平和血糖发展趋势， 并具有预警功能， 可调整治疗方案， 减少血糖的波动、避免低血糖的发生。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2011年9月～2013年9月将实时动态血糖监测―胰岛素泵（SAP）应用于糖尿病围手术期患者， 并与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注射（CSII ）治疗作对比研究， 报告如下。

1 方法

1. 1 研究方法 对所有入选患者姓名、年龄、性别、病程、HbA1c等各项检查结果进行详细登记。两组患者均采用饮食控制、接受健康教育， 均接受胰岛素泵治疗。根据患者的体重、入院前是否使用胰岛素以及口服降糖药物种类和剂量进行调节。观察组使用美国Minimed公司722型胰岛素泵治疗（SAP）。根据实时动态血糖监测和每日4次指测血糖校正来指导胰岛素剂量调整。对照组采用美国Minimed公司712型胰岛素泵治疗， 应用强生稳豪型血糖仪， 分别于术前及术后监测三餐前、三餐后血糖， 术中每小时查血糖1次， 并调整胰岛素量。空腹血糖达4.4～7 mmol/L、餐后血糖达6～10.0 mmol/L可手术， 术中、术后以此为治疗目标。

1. 2 主要观察指标 血糖达到目标所用时间、患者手术前的住院时间、带泵期间平均血糖波动幅度、低血糖发生率、手术后切口感染率、手术后伤口拆线时间 、总住院时间、胰岛素用量、住院费用、患者带泵时教育指导时间、带泵时患者咨询次数、需要医护解决的报警次数。

1. 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两组间比较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 P

2 结果

2. 1 一般资料 2011年9月～2013年9月在本院住院需手术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计238例（糖尿病诊断标准依据ADA糖尿病诊断标准）， 排除使用过程中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患者18例， 剩余220份病例中病程在1周～20年（其中新确诊患者46例， 占总数的20.9%）。按照自愿原则随机将患者分为SAP组和CSII组两组， SAP组 90例， 男性53例， 女性37例， 平均年龄（49.31±3.62）岁，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注胰岛素组（CSII组） 130例， 男性86例， 女性44例， 平均年龄（48.26±3.57）岁， 两组患者手术切口均为Ⅰ类切口（无菌切口）， 治疗前血糖水平、性别、年龄、病程（0.05）。

2. 2 手术切口感染率、低血糖发生率、带泵期间平均血糖波动幅度、胰岛素用量及住院费用比较 手术切口感染率及低血糖发生率SAP组明显低于CSII组（P

表1 两组患者手术切口感染率、低血糖发生率比较

组别 n 切口感染率 低血糖发生率

SAP组 90 3.5% 2.7%

CSII组 130 11.8% 9.9%

P 0.003 0.004

SAP组和CSII组两组胰岛素用量、住院总费用无差异（P>0.05）， 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平均血糖波动幅度、胰岛素用量及住院费用比较（ x-±s）

组别 n 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mol/L） 胰岛素用量（U） 住院费用（元）

SAP组 90 2.348±0.041 52.21±0.74 18091±1068

CSII组 130 3.525±0.544 53.31±0.93 19192±951

P 0.031 0.084 0.093

2. 3 术前住院日、达到目标血糖时间、手术后切口拆线时间和总住院时间的比较 SAP组术前住院日、达到目标血糖时间、手术后切口拆线时间和总住院时间比CSII组明显缩短（P

表3 术前住院日、血糖达标时间、术后切口拆线时间和住院时间的比较（ x-±s）

组别 n 术前住院日（d） 血糖达标时间（d） 术后切口拆

线时间（d） 住院时间（d）

SAP组 90 2.2±0.2 1.5±0.6 9.2±0.3 15±1.8

CSII组 130 4.5±0.3 3.5±0.8 12.5±0.5 18±2.7

P 0.034 0.037 0.041 0.046

2. 4 患者带泵时教育指导时间、带泵时患者咨询次数、需要医护处理的报警次数的比较 SAP组患者带泵时教育指导时间明显比CSII组长（P

表4 患者带泵教育指导时间、带泵时患者咨询次数、需要医护人员处理的报警次数的比较（ x-±s）

组别 n 带泵时总教育

指导时间（h） 患者咨询

次数（次） 需要医护人员处

理报警次数（次）

SAP组 90 7.1±0.4 38±0.6 41±0.3

CSII组 130 2.5±0.3 11±0.8 12±0.5

P 0.002 0.004 0.001

3 讨论

目前由于糖尿病患病率不断的增高， 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行手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也逐渐增多， 外科疾病可促使糖尿病病情恶化， 而高血糖又可诱发或加重外科疾病[3， 4]。因此要积极控制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状态， 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另外全麻患者术前8 h及术后至少6 h需要禁饮禁食， 皮下注射胰岛素者容易出现低血糖等并发症[5]。

本研究结果显示， 糖尿病患者进行外科手术治疗时， 由于焦虑、恐惧、创伤等应激状态均可使生长激素、儿茶酚胺、胰高血糖素等胰岛素拮抗激素分泌显著增加， 从而使血糖进一步升高。胰岛素泵的临床应用， 能明显缩短待手术期， 明显减少低血糖发生率， 能更安稳、更迅速地控制血糖， 提升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 使外科手术后并发症（切口感染、吻合口漏等）发病率远远低于过去疗法。SAP组能更有效地控制高血糖， 达到目标血糖时间、术前住院日、手术后切口拆线时间和总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血糖达标后带泵期间平均血糖波动幅度更小， 使患者低血糖发生率及感染率明显少于CSII组。且SAP组和CSII组相比并没有增加住院总费用及胰岛素用量。但是SAP组存在着患者带泵教育指导时间较长， 明显增加患教难度， 带泵期间患者咨询次数、需要医护处理的报警次数比CSII组明显增多， 以至于医生查房次数更多， 需要医护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综上所述， 在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围手术期的短期降糖治疗过程中， 尽管存在着医生查房次数更多， 需要医护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但在不增加胰岛素用量及医疗总费用的情况下， 应用SAP可显著提高患者术前血糖达标率， 更有效控制血糖， 明显的减少低血糖的发生率， 更有利于减少手术风险， 使患者安全平稳地度过围手术期， 更好地促进切口愈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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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鹏程.30例急腹症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围乎术期处理.现代医学， 2008， 36（5）：365-367.

篇（6）

本院特选取60例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 采用两种输血方式来分析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2年7月～2013年7月收治的60例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 并将其分成回收式自体血回输组（30例）和异体血输血组（30例）， 其中男27例， 女33例， 年龄27～71岁， 平均年龄38岁。所有患者凝血功能大致处于正常范围， 未接受过抗凝治疗， 无免疫系统疾病病史、恶性肿瘤和全身感染性疾病。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以及患病时间进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血液回收 本文两组均采用国外开发的连续式自体血回收系统， 回收患者术中的自体血， 术前以（肝素25000 U加入生理盐水500 ml）的肝素盐水100 ml冲洗滤过器和双腔管， 从手术切片开始后， 则可以回收手术出血， 回收的过程中调整肝素生理盐水的滴速， 以此来维持肝素滴入量。回收原血液与生理盐水按照 1：3用量洗涤并经高速分离、过滤、净化等处理后， 将洗涤后的红细胞被排空到备血袋中， 术中检测Hct为24%回输。

1. 3 观察指标[1] 根据术中血容量丢失情况采用回收式自体血回输与异体血输血， 之后分别于麻醉前、输血后第2天， 第5天测定血浆CD4+ 、CD8+、NK比例、IL-6的值等。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对统计所得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形式表示， 实施t检验；计数资料实施χ2检验， P

2 结果

异体血输血组输血后， 患者血浆CD4+ 、CD8+、NK比例、IL-6在第2天、第5天均低于手术前， 对比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数据见表1。

3 讨论

本文观察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免疫功能， 依靠与细胞免疫有关的CD4+ 、CD8+、NK比例、IL-6等。如自然杀伤细胞是机体重要的免疫细胞， 与抗病毒和肿瘤免疫等有着紧密的联系[2]。白细胞介素是一种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 由辅助T细胞产生， 可促进B细胞分泌抗体和TC细胞杀伤作用等。本文对两组输血患者研究后， 异体血输血组输血后， 患者血浆CD4+ 、CD8+、NK比例、IL-6在第2天、第5天均低于手术前， 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 回收式自体血回输经加工后不含异种抗原， 对人体的免疫系统影响较小， 而异体血输血对人体免疫功能抑制较大， 所以， 回收式自体血回输是一种相对比较安全、可靠的血液保护方式。

参考文献

篇（7）

[中图分类号] R73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1）32-41-03

The Influence of Blood Storage Time on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of Postsurgical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LEI Yuji PENG Yi LV Haitao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Hengyang City in Hunan Province, Hengyang 421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blood storage time on the erythrocytes immune function of postsurgical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Methods Tirt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one consists of 23 patients used blood whose storage time was short than 14 days, the other one consists of 7 patients used blood whose storage time was longer than 14 days. Took patients’ blood at the following time, before transfusion, 1 day after transfusion, 2 day after that, 3 day after that and 7 day after that, and checked the levels of RBC-C3b, RBC-IC and RBC-SOD respectively for the blood sample above. Results Patients who were transfused wit blood reserved within 14 days, got higher RBC-C3b and RBC-SOD, Conversely, their average RBC-IC were decreased, While the patients who were transfused with blood reserved longer than 14 days, got lower RBC-C3b and RBC-SOD, On the contrary, their RBC-IC were increased, Conclusion Erythrocytes surface membrane receptors and RCIA are decreased during blood reserve process. After surgery, due to wound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immune function of patients is low, thus they should be transfused with blood which storage time is within 14 days at best, in order to increase immune function and help patients recovery.

[Key words] Blood storage; Gastrointestinal cancer；Postsurgical patients; Erythrocytes immune function

消化道肿瘤是肿瘤外科中较常见的肿瘤，患者常有贫血，免疫功能尤其是红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手术时的创伤、出血不仅使得红细胞数量减少致贫血加重，而且由于红细胞的数量减少导致其免疫功能更低下。因此在手术前后输入高质量的血液对患者的康复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国外有研究报道[1，2]，一些危重患者在输入储存＞14d的血液后死亡率增加，其原因尚不明确。本小组就血液储存时间对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作了一些研究[3，4]：发现血液在储存过程中RBC-C3b、RBC-SOD随时间延长而逐渐降低，而RBC-IC则随着储存时间延长含量逐渐增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对不同储存时间的血液在输入消化道肿瘤手术患者体内后患者红细胞的免疫功能的变化进行检测，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2月～2010年10月住本院肿瘤外科消化道肿瘤择期手术患者30例，其中胃癌20例，结肠癌10例。男22例，年龄41～63 岁，平均（ 53±10）岁，女8例, 年龄40～65岁，平均 （ 50±10）岁。所有患者均经过CT、电子胃肠镜和病检确诊 。并分别择期行胃癌（D2）根治术与结肠癌根治术。

1.2 方法

1.2.1 分组 将30例患者按输入储存血液时间长短分两组。A组23例输入储存时间＜14d的浓缩红细胞（平均储存8d），B组7例输入储存时间＞14d的浓缩红细胞（平均储存20d）。所有患者均在术中输入4U的浓缩红细胞。正常对照选取经体检合格的健康无偿献血者30例。

1.2.2 采集标本 两组患者在手术（输血）前当天和手术（输血）后1、2、3和7d以枸橼酸钠抗凝采集血液标本2mL，混匀后送检。

1.2.3 实验室检查 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RBC-C3b、RBC-IC）测定，采用改良郭峰的方法，补体致敏酵母菌和未致敏酵母菌由上海长海医院临床输血科提供，批号20091201，RBC-SOD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试剂由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批号20091201，仪器为合肥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GC-911型，按试剂说明书操作。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数据以（χ±s）表示，不同时间重复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3例患者输入＜14d血液后输血前后红细胞免疫功能有所改变， RBC-C3b， RBC-SOD有所增加。RBC-IC则降低,见表1。7例患者输入＞14d血液后，其输血后较输血前的RBC-C3b，RBC-SOD有所降低，而RBC-IC则增加。结果见表2 。

3 讨论

手术尤其是根治术目前仍是治疗肿瘤患者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由于手术过程中的较大创伤、麻醉、失血等均可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红细胞的主要免疫功能是红细胞通过细胞膜上的Ⅰ型补体受体（CR1）与免疫复合物（IC）中的补体C3b黏附，转运到内皮系统，达到IC的清除和抑制补体过度活化的目的。许多恶性肿瘤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本身就很低[5],而手术患者的免疫状态也影响感染和肿瘤细胞的转移发生率,肿瘤细胞可被红细胞CR1（Ⅰ型补体受体）免疫黏附，而失血使红细胞数量减少，膜受体也因损伤而减少，红细胞与肿瘤细胞免疫黏附降低，使肿瘤细胞得以发生免疫逃逸。红细胞损伤后释放的促炎因子及全身炎症反应又可引起机体脏器功能障碍[6]，输血尤其是输注新鲜血不仅能提高机体红细胞的数量和携氧能力[7]，改善组织器官微循环灌注，还能增加红细胞CR1的表达，增强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然而有研究表明，输入库存血与手术的感染密切相关，肿瘤患者术后肿瘤复发与因手术期输血导致的免疫功能降低有关[8]。笔者研究发现库存红细胞超过14d后，随保存时间延长，红细胞膜脂质特性发生改变，膜厚度增加，变形性下降，在通过毛细血管时易受破坏，RBC-C3b数量和活性下降，输注后可继发性发生红细胞免疫功能低下[9]，这与本研究基本上相符。研究还发现肿瘤、胃溃疡和心脏病患者也存在着红细胞免疫功能异常，红细胞的免疫功能主要是清除免疫复合物，并且是清除免疫复合物的主要系统，其许多免疫功能是其他免疫细胞所无法替代的[10]。

笔者研究表明 ，两组患者术前红细胞免疫功能均较正常对照组低（P＜0.01）。见表1。对该类患者输入＜14d的血液时，新输入的血液中RBC-C3b，RBC-SOD在数量和活性上都较患者体内多，红细胞可黏附肿瘤细胞，并促进淋巴细胞、粒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促进对肿瘤细胞的黏附、杀伤和吞噬，可阻止瘤细胞在血液中的扩散，有利于患者的康复。从表1可知，A组患者输入＜14d的血液后， RBC-C3b、RBC-SOD均较输血（手术）前高，而RBC-IC则较输血（手术）前低。说明新鲜血中红细胞膜CR1受体多，免疫黏附功能强，相反B组患者输入＞14d的红细胞时，RBC-C3b在3d、7d、RBC-SOD在7d都较输血（手术）前降低，而RBC-IC则增高，相差有显著性。见表2。这样，本来患者体内担负人体垃圾清除任务的RBC-C3b、RBC-IC就低，而新输入的RBC免疫功能也低，当RBC-C3b、RBC-SOD水平降低时，脂质过氧化物浓度升高，会导致膜的流动性和通透性改变，造成膜功能障碍。不仅不能帮助患者清除垃圾－循环免疫复合物，反而会加重患者血管内垃圾堆积，导致微血管壁黏附、增厚，血流更慢，最终损伤微血管壁造成机体的损伤。综上所述，为维护患者术后免疫功能，预防感染和肿瘤细胞转移，应尽可能给予储存时间＜14d的血液，而对于那些因血型偏型必须输入＞14d的血液时，应同时给予增强免疫功能的药物如促红细胞生长素等，以帮助患者免疫功能的恢复，利于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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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图分类号]R6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8（b）-033-02

上腹部和胸科手术常出现血糖升高，胰岛素抵抗，并伴有皮质醇、儿茶酚胺等应激激素水平升高。有研究发现，硬膜外阻滞能减轻上腹部手术术后的胰岛素抵抗[1]，全麻复合硬膜外阻滞是否能减轻胸科手术后的胰岛素抵抗，报道不多。本实验通过观察胸科食管癌手术时全麻复合硬膜外阻滞与单纯异氟醚吸入全麻下两组病人血糖、胰岛素与应激激素的变化，了解全麻复合硬膜外阻滞对应激的调控作用及其对糖代谢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0例(ASAⅠ～Ⅱ级) 食管癌患者，男28例，女12 例，年龄42～73岁，体重46～85 kg。随机分为两组：GA组（20例）采用异氟醚吸入全麻；GEA组（20例）采用异氟醚吸入全麻复合硬膜外阻滞。

1.2 麻醉方法

GA组麻醉诱导采用咪唑安定0.07 mg/kg、丙泊酚1.5 mg/kg、阿曲库铵0.6 mg/kg、芬太尼0.2 μg/kg，气管插管后吸入异氟醚，维持异氟醚呼气末浓度1.2 MAC。GEA组患者先行T8~9 椎间隙硬膜外穿刺置管，注入1%利多卡因5 ml试验量(不加肾上腺素)，测试有麻醉平面后，麻醉诱导同GA组气管插管，维持异氟醚呼气末浓度0.8 MAC。切皮前硬膜外管再注入1%利多卡因5 ml，术中每小时加用1%利多卡因5～8 ml。GA组芬太尼总量7 μg/kg，GEA组芬太尼总量5 μg/kg。两组均于手术关胸前停吸异氟醚，以4～8 mg/(kg・h)速度泵注丙泊酚，并逐步减量至自主呼吸恢复后停药。术后镇痛均采用曲马多7 mg/（kg・d）加盐酸恩丹西酮16 mg用生理盐水稀释到100 ml后加入一次性微量注射泵(Aubex公司，日本)中，以2 ml/h静脉持续输注。麻醉手术期间不用激素、含糖液体及山梨醇、木糖醇制剂。

1.3 标本采集和处理

分别于麻醉前(T1)、手术90 min(T2)、术后60 min(T3)、术后第1天晨(T4)和术后第2天晨(T5)5 个时点抽取前臂静脉血。血糖测定用美国强生ONE TOUCH Ⅱ型血糖仪测定，血浆胰岛素、皮质醇测定使用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胰岛素放射免疫分析药盒与皮质醇放射免疫分析药盒，血浆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计算胰岛素敏感性指数(ISI)，即1/(GLU×INS)的自然对数[2]。

1.4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P

2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手术时间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与麻醉前值相比，两组患者血糖浓度自T2时起均升高( P

3 讨论

血糖升高是应激状态的普遍现象。近年来已有很多证据表明应激性高血糖可增加危重病人病死率。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机制十分复杂，应激引起的神经内分泌激素改变，组织损伤后的炎症反应释放细胞因子以及胰岛素抵抗等都与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有关[3]。

应激时血浆儿茶酚胺、皮质醇、胰高血糖素等分解激素水平明显升高，这些分解激素相互形成相加或协同作用，导致血糖来源增多而去路减少，血糖浓度升高。本研究中，GA组手术开始后各时点的血糖浓度与麻醉前值相比较均显著升高（P

术后60 min时，GEA组血糖值较GA组明显降低（P=0.007），而此时GEA组血浆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浓度与GA组相比也明显降低（P=0.004，P=0.015）。结果提示，全麻复合硬膜外阻滞与单纯全麻相比，能明显降低儿茶酚胺的分泌，从而降低了血糖的升高幅度。

胰岛素是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许多研究发现，创伤应激后，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并未明显受损，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和反应性降低，即发生了胰岛素抵抗。一项对创伤和外科手术后病人应激性高血糖与胰岛素抵抗相关因素的研究认为，应激性高血糖主要发病环节是胰岛素抵抗，应激性高血糖与胰岛素浓度正相关，与胰岛素敏感性指数负相关[4]。

本研究中，术后第1天血糖水平回落，但仍明显高于麻醉前值，此时GA组血浆胰岛素浓度与麻醉前值相比明显升高（P=0.003）。高血糖与高胰岛素血症同时存在，说明一定量的胰岛素分泌增加，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降血糖作用，提示发生了胰岛素抵抗。ISI是一项较好的反映胰岛素抵抗的指标，本研究中，GA组和GEA组ISI自手术90 min至术后第2天与麻醉前值比较均明显降低（P

手术创伤后胰岛素抵抗可能是多因素的，包括胰岛素受体前途径、受体功能异常以及受体后信号转导、葡萄糖转运、细胞内代谢障碍及细胞因子等因素。有研究表明，对健康志愿者体内输注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可引起胰岛素抵抗[5]，其中，皮质醇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尤为密切。皮质醇对脂肪细胞和肌肉细胞的作用与胰岛素相反，本身起着拮抗胰岛素的作用，另外皮质醇还通过受体、受体后途径参与胰岛素的抵抗。体外皮质醇和血细胞孵育的实验发现，皮质醇作用后胰岛素和胰岛素受体的亲和力下降，通过抑制骨骼肌胰岛素介导的GLU4向细胞表面的位移而抑制胰岛素介导的肌葡萄糖摄取及处置[6]。可见皮质醇对胰岛素拮抗的发生起重要作用。本研究中，GA组术后第1天时胰岛素抵抗最强，与之相对应，血浆皮质醇水平也达最高。术后第1天时GEA组ISI较GA组明显升高（P=0.024），此时血浆皮质醇浓度较GA组明显降低（P=0.047）。GEA组胰岛素抵抗较GA组减轻，与其减少儿茶酚胺和皮质醇释放有关。

综上所述，食管癌手术中，全麻复合硬膜外阻滞与单纯异氟醚吸入全麻相比，能降低术中交感神经系统张力，减轻应激激素的分泌，从而减轻应激高血糖反应和术后胰岛素抵抗。

[参考文献]

[1]Uchida I， Aaoh T， Shirasaka C，et al. Effect of epidural analgesia on postoperative insulin resistance as evaluated by insulin clamp technique [J].Br J Surg，1988，75:557-562.

[2]李秀钧.胰岛素抵抗综合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8.

[3]张建，张强，石汉平.创伤应激后的糖代谢[J].中国临床营养杂志，2006，14(5):316-320.

[4]曹相原，王晓红，马少林，等.应激性高血糖症与胰岛素抵抗相关因素研究[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6，18(12):751-754.

[5]余峰彬.外科胰岛素抵抗[J]. 医师进修杂志，2004，27（3）：58-60.

篇（9）

同步测试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小朋友，带上你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一起来做个自我检测吧，相信你一定是最棒的!

一、单选题

(共1题；共2分)

1.

（2分）刘老师家七月份用水20吨，比上月多用了6吨，上月比这月节约了（

）。

A

.

30%

B

.

25%

C

.

26%

二、填空题

(共3题；共5分)

2.

（2分）甲乙两数的比是4∶5，甲数是乙数的_______%。

3.

（1分）按营业额的5%缴纳了4万元的税款，营业额是_______万元。

4.

（2分）甲数∶乙数=5∶8，则甲数是乙数的_______ %，乙数比甲数多_______ %．

三、解决问题

(共12题；共60分)

5.

（5分）一条线段被纸遮住了一部分，已知露在外面的长度占全长的20%，请画出被纸遮住的部分并标出长度．

6.

（5分）家具厂有职工1250人，有一天缺勤15人，求出勤率。

7.

（5分）某校六（2）班有男生24人，比女生多20%,该班女生有多少人？

8.

（5分）植物园计划每天种树80棵，15天可以种完，实际每天比原计划多种25%，提前几天完成任务？

9.

（5分）学校图书室科技书、童话书、故事书三种图书本数的统计情况如图。

（1）童话书和故事书各占总数的百分之几？

（2）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并解答。

10.

（5分）学校图书馆有故事书350本，故事书的本数比连环画多40%。连环画有多少本?

11.

（5分）一筐梨，卖出30%后，连筐重20千克，卖出去50%后，连筐重16千克，这筐梨原有多少千克？

12.

（5分）李平家用600kg稻谷碾出420kg大米．他家稻谷的出米率是多少？

13.

（5分）果园里有梨树500棵，梨树的棵数比杏树多25%，果园里有多少棵杏树？

14.

（5分）一个碾米厂用20吨稻谷加工出15吨大米．求

15.

（5分）一项工程，甲单独做要10天完成，乙单独做要8天完成．甲的工作效率是乙的多少（填百分数）？

16.

（5分）某学校九月份用水80吨，十月份用水70吨，十月份比九月份节约用水多少？（填百分数）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共1题；共2分)

1-1、

二、填空题

(共3题；共5分)

2-1、

3-1、

4-1、

三、解决问题

(共12题；共60分)

5-1、

6-1、

7-1、

8-1、

9-1、

9-2、

10-1、

11-1、

12-1、

13-1、

篇（10）

The influence of blood glucose,insulin level and obesity status to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function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JING Tao,LIU Pei-liang,LU Yun-zhao.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Jinqiu Hospital of Liaoning Province,Shenyang 1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plasma insulin level and obesity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in aged hypertensive people. Methods Three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led group (32 people),hypertensive (46 patients) and obese hypertensive group(30patients).Fast blood glucose,serum isulin and heart ultrasound examinations were all recorded. Results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function was decreased in the hypertensive group and E/A value was reduced.It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obesity patients. Conclusion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hyperinsulinemia and insulin resistance all can influence diastolic dysfunction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Key words】

Fasting glucose; Hyperinsulinema; Obesity;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function

既往研究发现，多数高血压病患者存在一定胰岛素抵抗(IR)，同时长期胰岛素抵抗很快导致高胰岛素血症。而IR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1]，对高血压的发病及进展起一定作用。高浓度胰岛素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释放内皮源性舒张肽,促进血管内皮产生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子,有利于外周阻力增大,导致血压增高[2]。我们通过对健康老年人、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病伴肥胖者的空腹血糖及胰岛素水平与反映左室舒张功能的研究，以探讨血糖水平、胰岛素代谢状况及肥胖对老年高血压左室舒张功能变化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健康老年人32例，年龄60～79岁，男22例，女10例。高血压病组46例，年龄61～80岁，男26例，女20例，均符合WHO高血压病诊断标准，既往无冠心病、糖尿病。肥胖诊断标准为体重指数(BMI)＞24 kg/m2。肥胖伴高血压者30例。

1.2 方法 空腹10 h后，75 g葡萄糖溶于200 ml温水中10 min饮完。分别抽取0 min、60 min、120 min、180 min静脉血标本。测定血糖GS和胰岛素(IS)水平，血糖(GS)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IS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超声心动图检查：机器为美国GE公司VIVID7彩超显像仪常规检测左室舒张末内径(LVD)、室间隔厚度(IVST)，左室后壁厚度(PWT)；多普勒血流频谱测：二尖瓣舒张早期流速峰值(EPFV)，二尖瓣舒张晚期流速峰值(APFV)，二尖瓣舒张早期及晚期流速峰值比(E/A)。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7.0统计分析软件，所有计量资料均以(x±s)形式表示，多组之间的比较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用二变量相关分析，以P

2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较，高血压组血糖及胰岛素水平有明显差异(P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与单纯高血压患者比较，伴糖尿病及肥胖的患者在左室舒张功能上的影响上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证实，糖尿病及肥胖的患者LVH(左室肥厚)的发生率增高，E/A比值减低，说明伴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更易发生左室结构受损及功能紊乱。同时也与胰岛素水平密切相关的2型糖尿病及肥胖患者中也同时存在着左室功能障碍。血糖升高引起的血脂异常状态可导致糖的氧化,进一步增加IR的程度，影响左室功能[3]。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左室舒张功能各参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差异。并有糖耐量异常及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增高，提示高血压患者舒张功能异常的病理生理机制可能与葡萄糖及胰岛素代谢异常有关[4]。因血糖浓度增加，使心肌胶原纤维合成过程增加，同时非胶原性糖蛋白及蛋白聚糖等细胞外基质成分也在细胞间质聚积，使心肌僵硬度增加，故加重左室舒张功能障碍[5]。

通过本研究还发现高血压组IVST、E/A值同健康老年人亦有变化，而高血压合并肥胖患者变化更明显，提示其舒张功能障碍更为严重，故肥胖也是引起左室舒张功能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6]。肥胖患者心肌纤维肥厚，心肌顺应性下降，导致左室舒张早期主动驰张功能降低，所以导致左室等容舒张期延长，E峰峰值速度降低，加速时间及减速时间延长，A峰峰值速度提高，E/A比值下降。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出现血管内皮的损伤，血管运动异常，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IR及2型糖尿病患者中扮演重要作用。体内肌肉组织和脂肪组织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所以我们治疗老年高血压患者时应关注多方面因素，在降压治疗中，不仅要使血压达标，还要密切注意患者糖代谢及血浆胰岛素水平异常情况，及早纠正代谢异常，对延缓高血压病进展及发生并发症起到积极作用。另外，积极控制饮食,改善生活方式及早发现IR,积极治疗血糖异常对高血压治疗均显得极为重要。

参 考 文 献

［1］ 殷晓丽，刘鹏，侯平.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中国实用医学，2010(5)：228-229.

［2］ 葛金文,梅志刚,朱惠斌.一种新的2型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细胞研究模型:葡萄糖、胰岛素、低密度脂蛋白联合诱导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研究.血栓与止血学,2005,11(6):245-249.

［3］ 张颖，刘小慧.胰岛素抵抗与心血管疾病.中国临床医生,2010,38(6)：15-17.

篇（11）

【关键词】 大肠肿瘤；微转移；外周血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CK20 mRNA and CEA mRNA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Methods CK20 mRNA and CEA mRNA were detected in 68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before operation，30 health adults by QRT-PCR.Results CK20 mRNA and CEA mRNA were undetected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positive rate of CK20 mRNA among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as 45.6%，and of CEA mRNA was 39.7%.The positive rate of combination detection was 55.9%.It was higher than the rate of detection alone.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ositive rate between two detection methods.The expression of CK20 mRNA and CEA mRNA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ex of patients，the place of the tumor or differentiation level of cancer cells，but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tage，lymph nodes metastasis and liver metastasis.Conclusion CK20 mRNA and CEA mRNA were useful maker of blood dissemin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micrometastasis be maybe raised by combination detection.The expression of CK20 mRNA and CEA mRNA may be regarded as a reference indicator.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micrometastasis;peripheral blood

大肠癌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其术后复发及远处转移率达20%～45%［1］。因此早期检测出循环癌细胞对判断肿瘤复发和转移及指导临床综合治疗有重要意义［2］。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68例大肠癌患者选自2007年1月～2008年3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并经病理确诊的患者，男39例，女29例，年龄26～88岁，中位年龄65岁。临床分期：Ⅰ期6例，Ⅱ期24例，Ⅲ期27例，Ⅳ期11例。肿瘤分化程度：高分化腺癌26例，中分化28例，低分化11例，未分化3例。对照组30例健康志愿者来自同期我院健康职工。

1.2 仪器与试剂 定量PCR仪（美国生物应用公司ABI7500），Trizol试剂（上海闪晶分子生物科技公司），CK20 mRNA和CEA mRNA PCR试剂盒（上海达为科生物科技公司）。

1.3 RNA提取 采集对照组及大肠癌组患者术前肘静脉血5 ml（草酸钾抗凝），1 h内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有核细胞，将分离的有核细胞收集到1.5 ml离心管中，12 000 rpm离心5 min，弃上清，在沉淀中加入Trizol 500 μl，混匀置室温10 min，加入氯仿200 μl混匀，4 ℃ 10 000 rpm离心5 min，吸取上层水相于1.5 ml离心管中，并加入2倍体积预冷异丙醇混匀，置-20 ℃冰箱20 min，4 ℃ 10 000 rpm离心10 min（以沉淀RNA）。弃上清，用预冷75%酒精（DEPC处理水配制）500 μl漂洗一次，4 ℃ 10 000 rpm离心10 min，弃上清，留沉淀，充分吸尽残留液，65 ℃干式恒温器，干燥10 min，20 μl DEPC处理水融解RNA，-80 ℃保持待用。

1.4 逆转录反应制备cDNA 标本处理后的RNA 70 ℃预变性5 min，迅速置于冰浴以防RNA复性，反应体系的配制方法：RT反应液18 μl，M-MLV逆转录酶1 μl，RN asin 1 μl加入离心管中混匀，在每个反应管中加入20 μl上述反应液，加入预变性的RNA 5 μl，37 ℃水浴60 min，95 ℃预变性5 min，以灭活M-MLV逆转录酶。

1.5 PCR扩增反应 每管取PCR反应液43 μl，Taq酶2 μl加入总无菌离心管中混匀，每个反应管中加入45 μl上述反应液，加入RT反应液5 μl，95 ℃预变性5 min，95 ℃变性15 s，60 ℃退火30 s，60 ℃延伸30 s，共40个循环，最后72 ℃延伸10 min；根据所获得的标准曲线得到各检测标本的浓度（copies/ml）。

1.6 结果判断 以RNA浓度≥1.0×103 copies/ml为阳性，＜1.0×103 copies/ml阴性［3］。

1.7 统计学处理 CK20 mRNA和CEA mRNA阳性率用百分率表示，采用EXCEL软件统计，率的比较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K20 mRNA和CEA mRNA的表达 大肠癌组中CK20 mRNA阳性者的水平为（11 055.95±1 649.61）copies/ml，CEA mRNA阳性者的水平为（12 664.36±2 990.17）copies/ml。CK20 mRNA和CEA mRNA在各组中表达列于表1。表1显示大肠癌组CK20 mRNA和CEA mRNA的阳性率分别为45.6%（31/68）和39.7%（27/68），对照组中CK20 mRNA和CEA mRNA的阳性率均为0，大肠癌组CK20 mRNA和CEA mRNA的阳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K20 mRNA和CEA mRNA的阳性率在大肠癌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表1 CK20 mRNA和CEA mRNA在各组中的表达

2.2 联合检测阳性率（至少一项阳性）与单项阳性比较 大肠癌组中联合检测阳性率55.9%（38/68）较CK20 mRNA 45.6%（31/68）与CEA mRNA 39.7%（27/68）单项检测的阳性率有明显升高，但与单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CK20 mRNA和CEA mRNA的表达与大肠癌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表2显示CK20 mRNA和CEA mRNA的阳性表达在患者性别、肿瘤部位及分化程度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K20 mRNA和CEA mRNA的阳性表达在肿瘤临床病理分期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EA mRNA的阳性表达在淋巴结是否转移的患者之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CK20 mRNA的阳性表达在淋巴结是否转移的患者之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CK20 mRNA和CEA mRNA在肝脏有无转移患者阳性表达的比较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可见肿瘤分期越晚，淋巴结和肝脏转移者其阳性表达率越高。表2 CK20 mRNA和CEA mRNA阳性表达与肿瘤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3 讨论

大肠癌的复发和转移与其他恶性实体肿瘤一样，以微转移为基础和前提，然而常规检测方法不能有效检测出微循环中的癌细胞和微转移灶，因此术前不能及时发现微转移，不利于肿瘤的正确分期及治疗方案的制定，术后不能及时发现复发及转移，以致不能更好地改善预后和延长生存期［4］。随着PCR技术的不断发展，实时定量PCR（QRT-PCR）技术能从106～107个细胞中检出1个肿瘤细胞，该技术具有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简单快速的优点，使外周血肿瘤微转移的检测成为可能［5］。近年来细胞角蛋白家族成员作为检测微转移的指标备受关注［6］。细胞角蛋白是上皮细胞骨架的主要成分，表达于正常上皮细胞、上皮细胞原发性肿瘤及其转移肿瘤细胞。CK20具有组织特异性，其局限于胃肠上皮细胞，在正常骨髓、血液和淋巴结中均无表达，而几乎全部胃大肠肿瘤均明显表达，且侵袭、转移、扩散到其他器官时始终保持稳定［7］。CEA是一种特异性较高的肿瘤相关抗原，大约95%的大肠癌有CEA基因表达。因此根据CK20与CEA的分布特点使其成为特异的大肠癌的肿瘤标志物及微转移检测指标。Funaki等［8］、Xu等［9］利用RT-PCR技术检测大肠癌患者外周血微转移癌细胞，发现大肠癌复发和转移者CK20 mRNA均为阳性，并且随Dukes分期的进展CK20 mRNA的表达水平增加。钟平来等［10］发现直肠癌患者外周血CEA mRNA表达阳性率与远处转移有明显相关性，对术后的判断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实验支持上述观点。本研究结果显示68例大肠癌患者外周血CK20 mRNA和CEA mRNA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45.6%和39.7%，显示微转移在近40%的大肠癌患者中存在，联合检测阳性率为55.9%，较单项为高，虽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检出率。同时本研究还显示，CK20 mRNA和CEA mRNA的阳性表达率均与肿瘤临床病理分期、淋巴结转移和肝脏转移相关，而与性别、肿瘤生长部位、肿瘤分化程度无明显相关，这表明肿瘤分期越晚，肿瘤释放入循环血中的癌细胞越多，CK20和CEA的表达阳性率越高，复发和转移的几率越大，预后越差，亦提示CK20 mRNA和CEA mRNA可以作为肿瘤细胞血行播散的独立标志物。因此尽早动态监测外周血中CK20 mRNA和CEA mRNA有助于早期发现微转移及微转移病灶的形成，对于肿瘤分期和恶性程度做出更精准的判断。CK20 mRNA和CEA mRNA在Ⅲ～Ⅳ期患者中的阳性率阳性表达率较高，可将这两项指标用于大肠癌术前常规实验室检查，以利肿瘤的分期。对于术前检测出外周血CK20 mRNA和CEA mRNA高表达的大肠癌患者，应该可以认为循环血中存在癌细胞，我们提出可以在术前采用新辅助化疗方法抑制与杀灭微转移癌细胞，从而控制微转移及微转移灶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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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j GV，Moreno JG，Gomella LG.Utilization of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echnology in the detectal of solid tumors.Cancer，1998，82（8）：1419-1442.

3 丁昌平，张敏，韩芳，等.胃癌患者外周血中CK20 mRNA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放射免疫学杂志，2007，20（1）: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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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ura M，Ichikawa Y，Tanaka K，et al.Real-time PCR（Taq Man PCR） quantfication of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 mRNA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Anticancer Res，2003，23（25）:1271-1275.

6 章希炜，范萍，杨宏宇，等.胃肠恶性肿瘤外周血微转移的检测及临床意义.中华肿瘤杂志，2003，25:66-68.

7 Castells A，Boixl L，Bessa X，et al.Detection of colonic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by means of reverse transcriptase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Journal of Cancer，1998，78:1368-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