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老龄化的意义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健康老龄化的意义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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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拐点”的出现，说明了老龄化不仅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而且健康的丧失量达到某个拐点就会发生质变，这时候长寿就从普遍的追求变成了可怕的负担，从好成了坏事。过了“长寿拐点”，生命将改变方向和失去意义。如果说初步失能可称之为“第一次长寿拐点”，那么完全失能可称之为“第二次长寿拐点”。“长寿拐点”之后掉入的是“长寿陷阱”。

“长寿拐点”理论的提出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长寿的意义在寿命的长度，更在寿命的质量――包括三个维度的老年自立，即生活能自理，精神有慰藉，生命有价值。要千方百计推迟“长寿拐点”的出现一直到“长寿终点”，或者是没有拐点的始终保持健康的长寿，这才是人类的长寿理想，即善终。

病寿和辱寿的出现意味着个体的老龄化将从“快乐老龄化”变成“痛苦老龄化”，而且往往趋势不可逆。当“长寿拐点”出现在老年期和高龄期时，说明这是与年龄有关的正常现象；当“长寿拐点”出现在前老年期，可以假设是与意外有关的非正常事件。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生命历程中肯定存在“长寿拐点”，但现在还没有研究发现中国的“长寿拐点”在哪儿。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过程中，很少有人关注老年人口的品质问题。老年人口的优化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最重要、最积极、最可靠的人口力量。无论处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人口都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生存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篇（2）

关键词 公共体育 服务 老年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社会的影响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5[1]。全国老龄办于2006年2月23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从2001年至210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至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第二阶段，2021年至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第三阶段，从2051年至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已成定局。

二、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及内容

（一）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

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服务在体育领域的拓展，其内涵还是政府所承担的一种职能。借鉴公共服务概念，公共体育服务是指满足公共体育需求所承担的服务职能。公共体育服务包括管理、组织、生产、供给、设施、保障等不同层面的内容。公共体育服务根据其性质不同可分为有形服务（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等）和无形服务（如公共政策、法规制度等）两大类。它是以政府机关为主的公共部门生产的、供全社会所有公民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社会产品[4]。总的来讲，公共体育服务就是公共体育组织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以回应社会公众体育健身需求的活动的总称。

（二）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

由于公共体育需求多种多样，必然要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内容丰富多样。公共体育服务根据其性质不同可分为有形服务（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等）和无形服务（如公共政策、法规制度等）两大类；根据公共体育服务的表现形式又可分为：基础性的公共体育服务，如公共体育场馆、公共图书馆等；制度性的公共体育服务，主要包括有关体育的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国家体育发展战略规划等。这些公共服务的内容既有纯粹的公共物品，也包括混合物品，在实践中往往以混合物品居多。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在大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职能的框架内，政府部门必须根据具体的公共体育需求信息确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内容。

三、老龄化下公共体育服务的意义

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目前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公共体育缺少相应的政策与法规保障，公共体育组织与管理机构不够健全，缺少专业的公共体育工作者，体育场地设施简陋不足，老龄人的体育锻炼科学化程度较低等。然而，老龄人对公共体育活动具有极大的热情，他们目的明确、意志坚韧，这种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令人叹服。大力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提高老龄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大力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活动，科学合理地组织和指导老龄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利于提高老龄人的身心健康水平。一是坚持体育锻炼，可以活动筋骨，各关节保持灵活，提高身体活动能力。二是通过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心肺系统机能，促进新陈代谢能力，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三是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推迟各器官系统生理机能的衰退和老化。四是在体育活动中，可以排除忧虑，消除孤独，保持良好的心态，促进心理健康。

（二）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营造和谐美满的家庭与公共生活气氛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难以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与老龄化相适应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现阶段应以家庭养老为主。据统计，我国大约有1亿的老龄人与子女合住，职工在工作与照顾老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高速运转，久而久之，影响身心健康，也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如果公共能够为这些老人提供良好的体育与生活服务，不仅能促进老龄人的身心健康，还可以丰富老龄人的业余生活，建立和谐的家庭与公共生活气氛。

（三）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体育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的社会服务职能逐步转移到公共，加强公共建设、管理和服务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大力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不仅可以增强老龄人的身心健康水平，还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增强公共凝聚力，强化公共意识。鼓励广大公共成员积极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形成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范，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公共里的老人晚年生活健康幸福有保障，还可以在公共中起到示范作用，使年轻人消除后顾之忧，自觉拥护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长和提高公共的人口素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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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生育率在下降，而人的寿命在延长，世界人口正在加速老化，这其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老龄化己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老年人是疾病的高发人群，现有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己证明，在相同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高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高龄人群具有“三最”特点:即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实现“老有所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理应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鉴于此，笔者从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谈谈中医药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保障老年人健康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和重大疫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日益强盛作出了卓越贡献。老龄化社会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医疗保障方面面临如下挑战:慢性病患病率高、老年人残疾率高、老年人医疗费用消耗大、病残弱老人的基本护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不成比例、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相对而言，中医药“简、便、效、廉”的特点，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卫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表现在:一是中医药学在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对老年人慢性病具有个体针对性极强的治疗，同时注重整体调护，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二是应用中医药养生保健和中医药预防医学知识，中医“治未病”是祖国医学在为全人类保障健康方面始终重视的研究领域，从《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中医治未病的记载，加之目前我国大力鼓励开展中医治未病工程，这必将为提高老年人预防保健、自身养生水平和能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三是中医药资源较为丰富，同时药材价格和诊疗费用相对较低，可以极大地缓解老年人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起到积极的作用;四是全国各省几乎都有中医药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大批的中医药人才，这些中医药学子能够普及到医院、卫生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对于平衡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比例、合理分配资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2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中医药教育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2. 1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的养生保健教育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中医药这座宝库中，与当前老龄化社会和大众日常保健关系密切的内容，是养生方面的知识。养生是健康之本，是幸福之源，更是快乐之门，懂得养生才是懂得人生。老龄化社会对整个国家的全面及深层次影响是相当大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特别是要满足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卫生保健的需求，面对老年人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的“三最”特点，目前培养的中医药学子即是2015年以后的中医师，他们毕业后走上医疗卫生岗位，要面对更大基数和更复杂的老年人“三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九五”攻关项目的资料表明，达到同样的健康标准所需保健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用的比例为1: 8. 3 :100，即如果在预防保健上多投入1元钱，将来就可以在治疗上少支出8. 3元和可以节约开支100元钱的抢救费用[2]，故而需要重视预防工作，将预防工作做到位，即做好中医药治未病工程，将极大地减少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支出。因此，在中医药教育中要高度重视养生保健，尤其是老年人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和培训。

2. 2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对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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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being deepened, in order to pro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active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of the elderly,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effective path of active aging. Through research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tive aging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uman life-long development. Its realization path involves policy guarante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Changes in employment concepts, and innovations in pension models, etc. Active aging can only be implemented by focusing on active aging from all aspects.

中国早在1999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8年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4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665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9%。联合国人口数据统计显示中国老龄化呈加速发展态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中国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将超过20亿[1]。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必然要面对“未富先老”的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逐渐为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随之而产生的“空巢老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中国将面对的是深度老龄化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比许多国家都要严重,计划生育的实施使中国的老龄化具有独特的特点,如空巢老人比例的快速增长,年轻一代赡养压力的加大,政府养老金支出压力的增大,需要护理的失能老年群体的增加等。对于老年人个体来说,还有发展性需求的满足、价值的实现,继续过有价值、有创造、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广积极老龄化理念,探索积极老龄化实践路径是新时代的现实诉求。

一、终身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的理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在1965年成人教育国际会议上提出“终身教育”的理念。终身教育概念从最初的成人教育发展到涵盖整个教育过程,内涵不断丰富,时间跨度涉及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作为教育对象,其主体地位也不断加强,构建服务终身学习的终身教育体系,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终身教育是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哲学基础,积极老龄化所涉及的健康、参与和保障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终身教育,特别是老年教育有密切的联系。

二、积极老龄化理念

(一)积极老龄化理念的产生

由于身体生理功能随着年老而逐渐衰退,传统上老龄化往往有一种消极的色彩。根据美国老年学家卡明和亨利的脱离理论,老年人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逐渐退出,老龄化的结果是脱离[2]。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寿命得到延长,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积极看待老龄化的观点开始出现。在积极老龄化理念出现以前,已经有学者提出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健康老龄化是指社会中大多数老年人在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上保持健康状态[3]。成功老龄化生活方式的特征为保持认知水平和身体机能、维持健康和积极生活[4]。生产性老龄化指老年人继续参与生产活动、志愿者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而不是成为依赖者[5]。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日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提倡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积极老龄化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尊重个体的选择权,也更能体现人的终身成长发展的理念。积极老龄化主要包含健康、参与和保障等三个方面。

(二)积极老龄化的基础

健康是积极老龄化的基础,最大限度地维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才能促进他们参与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支持健康老龄化以降低健康和社会护理成本已成为公共卫生日益重要的任务[6]。研究表明,积极锻炼的生活方式与老年人身心健康、活动能力改善、幸福感增强以及因各种原因致死的风险降低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7]。

(三)影响积极老龄化的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促进幸福的三个要素,即乐趣、投入和意义[8],同样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因素。乐趣是一种主观体验,对于不同的个体,其内容和形式都可能不同,老年人经过一生的操劳,到了老年阶段,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能给自己带来乐趣的活动,也是人之常情,应予以鼓励和支持。个体对于家庭、爱好、社会活动等的投入越多,其幸福感越强,所以创造条件,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能增强其幸福感。发挥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在精神层面有追求,生活有目的感和意义感,是持久幸福的本源。许多在晚年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的共同点是生活有目标,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勤奋的状态。老年人要保持积极的情绪,就要接受不能改变的过去,利用现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同时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积极情绪能使个体在生活中作出更明智的决策[9]。积极情绪对于老年人尤其重要,由于社会参与的减少,家庭成员的分离,老年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情感找不到寄托的消极情绪,因此也很容易为社会上一些不良商家所利用,骗取他们的信任,花费大笔退休金购买保健品、医疗器械等可能并无实际功效的产品。而具有积极情绪的老年人面对同样的情况,就会比较清醒、比较明智,不会作出非理性的决策。

三、积极老龄化的实现路径

(一)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积极老龄化的参与不仅指参与体力方面的活动,还指精神方面、文化方面的参与以及社会事务的参与。参与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途径,对于许多低龄健康老年人,身体条件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而且他们经过多年工作,已经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完全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同时还能增加自身的收入。对于相对健康状况较差的或处于高龄的老年人,同样有参与的需要,只不过他们的参与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孤独感和不良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相关性。社会联系是老年人健康和幸福感的独立预测指标。社会隔离与抑郁症、认知障碍、较低的自我健康状况评估和较高的老年痴呆症患病率有关[10]。参与不仅指老年人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还包括对于社区活动、代际教育、志愿者活动和老年教育等的参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和获得的情感支持是影响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社会参与度与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正相关[11]。应鼓励老年人参与娱乐活动,对于娱乐活动的追求可以调节总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12]。社区建设规划中应该包括老年人的娱乐活动设施,为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创造条件,增进老年人的福祉。

(二)为积极老龄化提供政策保障

保障是积极老龄化实现的支撑,只有在政策上对老年人的权利作出保障,才能使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得以落实。政府层面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为老年人参与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便利条件。由于长寿人口的增加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护理和医疗保健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需要制定政策以增加社会护理和支持的供应,促进健康的老龄化和预防疾病与残疾。将医疗保健系统从治愈模式转变为预防模式,将社会护理系统从对老年人依赖性的支持转变为促进老年人康复和独立生活的能力[13]。

(三)创新养老模式,解决养老困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中国社会面临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问题还是亟待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要实现积极老龄化,就必须创新养老模式,促进老年人的自立和互助。目前,我国居家养老还是主流,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依托社区服务,并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提供保障[14]。瑞士采用时间银行机制,低龄老年人付出时间照料有需要的老年人,将时间计入时间银行,等他们将来需要他人照料的时候,可以免费得到照料,这是一种互助模式,值得借鉴。在我国南京等城市,已经在尝试这种模式,志愿者的范围也扩大到年轻人群体,年轻人付出时间做一些服务老年人的志愿工作,计入时间银行,在将来步入老年时可以支取存储的时间,享受免费服务。这种模式发挥了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作用,既有利于解决养老服务资源不足的困境,又有利于形成年轻一代尊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发展老年教育

1.老年教育的积极作用

(1)老年教育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多数老年人有继续学习的愿望,参加老年教育能使老年人心态更加积极,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15]。老年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追求,还为老年人维持和拓宽人际交往搭建了平台,使老年人走出封闭的家庭环境,重新参与社会交往,结交新的朋友。学习兴趣和爱好相似的老年人还可以组成学习团体,形成互帮互助的自发性社会组织,这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积极心态,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

(2)老年教育能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积极老龄化有强相关性,心理健康的老年人生活更加积极[16]。通过老年教育的引导和启发作用,使部分情绪消极的老年人转变视角,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老年阶段,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社会角色的转变,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对于婴儿来说,学习是刺激,是变化,是成长,对老年人,学习同样是成长的催化剂。老年人在学习速度上,可能比不上年轻人,但是,只要老年人保持学习习惯,他们的学习能力并不会有明显的下降,甚至由于晶体智力的发展,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学习能力会超过年轻人。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大脑在人的一生中,都具有可塑性,通过学习,可以维持大脑的功能,从而对身心健康都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发展老年教育,对于维持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经济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口的加速老龄化给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带来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只剩下老年人和儿童留守农村,而这一部分老年人却缺乏养老保障,如果遇到生病等意外事件,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开展老年教育,增加农村老年人的保健意识和知识,有助于农村老年人维持身体健康,另外,通过老年教育这个平台普及家庭教育相关知识,还有利于发展代际教育,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3)老年教育能提高老年人的权利意识。

在提倡终身学习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同样应该享有学习权。学习权是社会对个人学习自由的一种保障,这种保障应该是持续人的一生的[17]。许多老年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权利,通过老年教育,使老年人了解终身教育的意义,以持续成长发展的视角来看待老年阶段,同时意识到自身享有的学习权,有利于促进老年人树立积极的心态,把“活到老,学到老”落到实处。

(4)老年教育能增加老年人心流体验。

心流是人们在从事具有一定挑战性,同时又可掌控的任务时,受内在动机驱使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心流体验有九个维度,即享受、时间转换、行动与意识的融合、专注于手头的任务、缺乏自我意识、明确的目标、明确的反馈、控制感以及挑战与技巧的平衡。 更准确地说,后四个维度(即明确的目标、明确的反馈、控制感以及挑战和技能的平衡)代表了享受和心流的先决条件[18]。心流体验有助于产生积极的情感状态和减轻压力,与较高的幸福感和个人成长相关[19]。老年人选择参加老年教育,多是出于兴趣爱好,是一种由内在动机驱动的“我要学”的主动学习,而且老年教育的设置一般都顾及老年人的特点,其教学进度和内容安排都有利于老年人产生心流体验。

2.世界主要老年教育模式

目前,世界上常见的老年教育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由高校创办老年大学。比如,世界上第一所老年大学就是由法国图卢兹大学在1973年创办的,办学经费由高校承担。二是社区办学模式,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建立的“社区教育学院”,经费来源有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是英国的自助型老年大学,由老年人自发组织,形成互教互学的模式,经费主要来自个人和社会捐助。四是如德国等国家,由政府拨款发展老年教育[20]。我国的老年教育在初始阶段多为各地创办的老年大学,但是老年大学一般都是只对政府机关单位退休人员开放,受众很小,不能满足广大老年人群体的学习需求,近年来,随着老年开放大学的建立和推广,一般社会人员也可以享受到老年教育的福利,但是相对于社会需求,现在的供给还远远不足。

3.创新老年教育模式,实现老年教育普惠化

中国老年教育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老年教育机构的增长速度毕竟比不上老年人人口的增长速度。一方面,老年人对于老年教育的需求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老年教育供给能力显然不足。要破解这个难题,就必须创新老年教育模式。随着互联网移动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学习平台也日益丰富多样,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移动学习成为可能,老年教育“互联网+”是老年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既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又能克服学习物理空间不足和交通不便等发展老年教育的现实障碍。

4.形成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机制

老年教育因其特性,不应该完全由政府来主办,而是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能动性和灵活性,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共同承担老年教育的责任。在老年教育经费方面,也可以采取政府专项拨款,老年学员自身承担少数费用,子女单位赞助一部分学习经费作为敬老资金,企业或社会机构赞助等多种融资方式,拓宽老年教育经费来源,使老年教育持续发展有经济上的保障。在老年教育办学模式方面,也可以尝试更加灵活多样的模式,比如,英国的第三龄大学多为自主性组织,老年人自发组织,教师和学员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有些老年人既是学员,又是教师,充分发挥了老年人群体的潜在资源,形成互学互教的良好氛围。

5.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再就业率

老年人再就业,一方面可以增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对于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维持身心健康也有好处。老年人再就业应该建立在老年人自愿的基础上,对于成就感需求高的老年人,再就业不一定是经济所迫,而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老年人再就业还能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21]。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再就业的数量也持续增长,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老年人就业率较低[22]。这一方面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就业机会较少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经济不发达地区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机会较少有关。发展老年教育,不仅为了“老有所乐”,还可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

6.发展老年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虽然农村许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但是农村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自然条件比价好的农村地区,可以发展农家乐,老年人可以把空置的房屋作为民宿进行经营管理,增加收入。居住在景区附近的老年人,可以利用对于本地地理环境的熟悉和对于本地风土人情的了解,经过培训,成为当地的导游,也可以增加收入。另外,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比较贫乏,具有单调性和低质性特点[23]。发展农村老年教育,也有利于丰富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五)鼓励老年人从事志愿活动

参加志愿活动是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能使老年人维持生活的价值感,另一方面,也拓宽了老年人的交际面,使他们走出封闭的空巢环境,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志愿服务促进了社区参与,并且在老年人中越来越流行。志愿服务与心理健康、生活质量、自尊和降低抑郁症的风险呈正相关[24]。志愿者活动增加了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和社会联系,给他们带来成就感和生活目标。参加志愿活动的障碍主要有缺乏同伴、信心不足、害怕遭受团体排斥、坏天气、交通不便、不想改变固定的生活习惯等。参加志愿活动的动机主要是有事做、避免孤独感、被需要的感觉、获得乐趣和利他主义。建立鼓励老年人参加志愿活动的机制,形成老年人愿意参加志愿活动的良好氛围,为老年人参加志愿活动提供机会,都有利于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

(六) 积极老龄化应该涵盖人的一生

人的老化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延缓老化过程,维持肌体的功能,实现健康的老化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从小培养健康意识,提高健康素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整个民族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个体面临不同的任务和发展需求,也将面临不同性质的压力,如何应对人生不同阶段的压力,将其转换为成长的动力,也需要有实时的指导和教育。老年期是个体发展自我的又一黄金时期,在退休之前,即使是在求学的儿童和青年时代,人们也往往在很多时候不能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方式,踏上工作岗位,进入社会后,又往往为生计所迫,忙于工作、家庭等事务,退休之后,老年人有了充足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机会。如何分配利用充裕的闲暇时间,也就决定了老龄阶段的生活质量。如果闷在家里,无所事事,极易感到空虚无聊,也不利于健康,这是消极的老龄化,积极的老龄化应该是利用闲暇时间继续学习,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参加义工或志愿者活动,服务社区或其他有需要的高龄老年人或教育下一代。总之,终身教育视野下的积极老龄化应该落实在人生的整个过程。

(七) 建立宜老型社区

建立活跃、联通和参与的社区。社区为老年人社交活动创造条件。增加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会增加他们的步行锻炼的机会。户外活动的增加,会增加老年人的运动量,从而使他们维持身体机能和独立性。锻炼能提高个体活力,有助于产生心流体验等积极情绪,而且可以减少个体焦虑和疲劳等消极体验[25]。老年人外出活动的频率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活动设施的多寡、活动项目是否丰富、是否有各种团体可参加、参与社区活动的信心、社会支持度以及参加活动的可能性等。社会联系、户外活动和体育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表明,鼓励社区参与的政策能为老年人,特别是那些目前不活跃和与社会隔离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和幸福感方面的好处。

四、结论

终身教育是从摇篮到拐杖的贯穿人的一生的教育,积极老龄化要真正落到实处,也需要从幼儿开始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终身学习、毕生发展的观念。终身教育的理念是积极老龄化的哲学基础,终身教育在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和内涵,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应该贯穿于人的发展的每个阶段。发展老年教育对于积极老龄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如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增加老年人的权利意识、提高老年人的保障。积极老龄化的实现,需要在政策层面提供保障,在机制方面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总之,积极老龄化的实现是终身教育对于人的毕生发展观和开发人的潜能,使个体得到全面发展的哲学理念落到实处的体现。积极老龄化不但使个体充分发展,增加个体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而且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举措,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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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加快

联合国对于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的定义前后有两个标准：传统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2012年，我国的老年人口总量达到1.17亿人，占全部人口比重为8.7%，高于世界0.9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于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截止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5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0.1%。

2.我国未富先老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压力较大

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但是人均水平很低。根据国家统计局于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2万元，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落后于很多国家，我国仍然属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劳动力人口比例持续降低，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压力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3.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城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地区。我国城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由于劳动力人口流动等因素使得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地区，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区域差异较为显著，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1.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

人口结构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情况。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就会影响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同时增加社会赡养系数。处于老龄化阶段的人群对新技术新生产方式接受速度慢，接受程度低，这对于我国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不利的。

2.老年人养老方式发生变化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主。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和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传统的自我养老方式和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与缺陷，社会化的养老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养老方式，实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趋势。

3.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带来挑战

老年人是慢性病高发人群，也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高消费人群。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老年人群的特定医疗卫生服务。由于老年人群体的生理特征使其需要更多的基本医疗和长期护理服务，其医疗费用远高于其他群体。但是，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只是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老人群体的就医条件还有很多不足，针对老年人的基本医疗护理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举措

1.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

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7.4%。此前我国政府为2014年设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7.5%“左右”。现阶段应当培育老年消费市场，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持久、强大的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国务院批准包括健康养老服务工程等在内的七个“重大工程包”，这些重大工程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完善养老保障机制

篇（6）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老年体育

一、 前言

按联合国的标准，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体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和过程。它是由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等人口自然变动因素所促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总比例达到7%，就表明这一人口总体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将对成都的城市发展产生许多深刻的影响。

2002年4月12日联合国第2届世界老龄大会政治宣言对积极老龄化的界定是：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益的过程[5]，据统计，我国老龄人口平均带病期13.68年，他们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其他人群，而康复期却非常缓慢。我国的老龄健康整体状况较差，因此开展老年人社区体育服务活动，科学合理地组织和指导老年人从事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成都市年轻老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样的地区涉及锦江区、青羊区和武侯区。

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专家访谈法，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收回164份。效度检验：通过本领域内2位专家对问卷调查进行效度检验，认定率为82%。

三、 结果与分析

（一）目前成都市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

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与年龄这种反比例关系表明长寿和健康难以兼顾的客观规律。从表1我们可以得出不进行经常体育锻炼老年人在70岁以上的阶段自我健康感觉开始显著下降，在71-75岁年龄组近40%的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满意，到了76-80岁组中有接近50%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满意。根据杜鹏教授等人所作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保持积极的心态，善于调控情绪无疑会促进实现延缓老龄化。那么，为了提高健康老年人的比例和提高个体老年人健康质量，老年体育和社区体育的作用就应该得到重视。

（二）成都市老年人口体育参与现状与分析

1．成都市老年人口体育目的与运动时间带研究

老年体育人口较多的选择在上午的6-8点钟进行锻炼，而早晨刚起来时，人体各脏器的运转仍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候锻炼，对于心血管功能比较脆弱的人来说是较危险的。所以老年人的运动时间带应在下午的5-7点钟进行，这时不仅人体机能能力充分动员，而且这个时间的植物在光合作用下多排出的氧气最多。

2．成都市老年人口体育健身场所与社会体育需求研究

老年体育人口不仅有着强烈健身的愿望，而且在他们对社会体育需求上反映出较为集中的需求有三个：一是在住宅社区附近建设基础的体育锻炼设施，根据老年人的特点进行建设，满足老年人特殊的健身需求；二是多数老年人表示希望在锻炼和非锻炼的时候都有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工作人员从旁指导以及普及一些体育锻炼的基础知识；三是学校的体育资源应该更加开放，应该在不影响学校生活正常秩序下对老年人进行开放。通过以上途径可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三）发展成都老年人参与社区体育对积极老龄化的现实意义

20世界9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以“生命已经增加了岁月，现在我们必须给岁月以生命”这句格言来提醒我们，人口的寿命增长得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证寿命的质量。身体健康是晚年幸福的基本条件，老年人对健康都有强烈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机能和身体活动能力逐步下降，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弱。因此开展社区体育服务活动，科学的指导和组织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有利于促进和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成都市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十二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成都在一到两年即进入超老龄社会。（2）目前进入老龄化阶段的成都居民都显示出较为强烈的健身和锻炼的动机以及行为，但是活动方法、形式、内容层次、以及运动时间带都出现了不科学的因素。（3）成都市老年人各个年龄组参加体育锻炼与身体健康自评感受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与参见锻炼的频率和老年人自身健康水平的下降高度相关。

（二）建议

（1）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和体育政策的时候要用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思维来指导，根据老年人口参与体育的特殊性，将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纳入政府的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纲要中，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老年人健康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改善老年人健身年龄和质量。

（2）提高体育对老龄化问题积极影响的认识。要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强调成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严峻性，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紧迫性，要提高各级政府和领导以及群众在思想上社区体育对促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体育老龄化意识。

（3）学校和科研机构要加强对老年人健康研究的投入，提高老年人在学校进行体育锻炼的兴趣。注重培养具有体育与健康专业知识的社会指导人员，在提高这些专业人员的数量的同时提高其质量，从而对老年人健身进行科学的，持续的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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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C924.2；F12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2

一、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一）老龄化进程加快但水平较低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甘肃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分别为：3.09%、2.07%、3.49%、4.06%、5%、8.23%。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快，较低于同期我国的平均老龄化水平（4.41%、3.56%、4.91%、5.57%、6.96%、9.35%）。2006年甘肃省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首次达到6.49%，我国在2000年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5%。甘肃省较全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要晚6年。

（二）老龄化的城乡差异明显

城乡之间由于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了人口年龄构成的不同。截止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肃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共有221.51万人，其中老年农业人口129.2万人，占农业人口的8.55%；老年非农业人口92.3万人，占非农业人口的6.59%。甘肃省老年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乡村，城市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三）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明显

甘肃省地域辽阔，拥有14个市，各地区老龄化程度有明显的差异。2014年全省14个市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兰州市达33.24万人，最低的嘉峪关市仅有1.93万人。2014年庆阳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9.99万人，占总人数的9.02%；平凉市65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9.16万人，占总人口的8.65%，展现了明显了老龄化地区差异。

二、甘肃省居民消费结构概况

（一）甘肃省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甘肃省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居民购买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快速增加。2006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855.49元，增加了1.9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6974.21元，增长速度为6.82%。2014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5507元，同比增加1487元，增长速度为10.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5272元，同比增加423元，增长速度为8.71%。2006年到2014年无论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还是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都呈现出递增的趋势。

（二）甘肃省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随着近些年来甘肃省经济加快了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甘肃省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占比从 2006 年的 6.83%上升到 2014 年的 13.37%，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人们健康保健意识的提高，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在食品消费支出方面，据调查统计显示老年人对营养健康的养生食品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甘肃省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娱乐、住房等方面的消费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尤为变化显著的就是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和食品消费支出。

三、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甘肃省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的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了甘肃省2006-2014年末老年人口数为自变量X，综合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两个消费结构指标：y1医疗保健支出、y2食品消费支出为因变量。

（二）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的分析

1.老龄化与与医疗保健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Eviews6.0软件的运行，得出回归方程：

y1=8.8075x-1078.466

t=9.0208 R2=0.890561 F=81.3752

通过检验得出：R2=0.890561非常接近1，可见该回归线拟合度较好；查F分布表和可知临界值F（1，10）=4.96而回归结果中的统计量F=81.3752，可见F > F（1，10） 所以老龄化与医疗保健支出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查t分布表得知临界值为t（10）=2.228，而回归结果中的t=9.0208可见t> t，所以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支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因此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2.老龄化与食品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

由Eviews6.0软件可以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y2=39.738x-4790.931

t=9.8469 R2=0.90651 F=96.9626

通过检验得出：R2=0.90651非常接近1，可该回归线拟合度较好；查F分布表和可知临界F（1，10）=4.96而回归结果中的统计量F=96.9626，可见F > F（1，10） 所以老龄化与食品消费支出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查t分布表得知临界值为t（10）=2.228，而回归结果中的t=9.8469可见t> t，所以人口老龄化对食品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因此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三）小结

1.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从实证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加剧，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现出逐渐递增的趋势。老年人口由于自身体能的下降，会比其他年龄段的群体更容易生病，因此会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更多。

2.人口老龄化增加了食品消费支出

以上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食品消费支出有着显著地影响。当一个人进入老年阶段后，由于自身身体进入到衰老阶段，身体的活动范围都大大降低，因而老年人对食物的品质和搭配有更高的要求，而且老年人对食物的摄入结构也越来越讲究，比较侧重于一些营养较高、并且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四、政策建议

（一）强化医疗保障建设

建设老年保健工作机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老年人更多的补助，从基本生活上服务老年人。加强对老年病防治工作的指导，建议在部分的综合性大医院内设置老年病科，缓解老年人看病难的问题。不断加快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障体系。

（二）拓展老年食品市场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不同于其他人群，因此老年人对食品的健康和营养要求很高。目前专门出售老年食品的市场并不多，应该拓展老年人的食品市场，开发更多的适应老年人需求的食品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食品需求。

（三）建立银发产业服务老年消费

鉴于老年人独特的消费需求，应该考虑到老年消费者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注重老年产品的实用性、方便性、健康性，要切实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加大老年用品方面的产业研究，依据老人消费的特点，生产出适合老人享用的健康产品，只有从老年人实际的消费需求出发，以老年消费者为中心，让老年人感受到舒心的产品和服务，才是赢得老年市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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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广播是老年群体接触最多的媒介之一,其独特的属性也正契合老年人的媒介接触习惯。打造专业的老年频率的呼声,日益受到业界和学界的重视。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加剧的现实语境下,对老年广播进行研究,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选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昆明幸福频道老年广播、河北金色年华之声等国内较有代表性的老年频率为样本,从“积极老龄化”这一视角出发,分析当前我国老年广播的现状和不足,并试图找出症结之所在。

一、“积极老龄化”的提出

按照国际标准,如果一个社会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以上,那么这个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据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6亿,约占总人口的12%;8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805万,约占老年人口的总数11.29%,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的进程,“积极老龄化”的政策理念也日趋深入人心。所谓“积极老龄化”,是指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是一种提倡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益事务的积极理念。在我国“未富先老”的现况下,“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普及和推广更是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老年频率的现状分析

(一)老年频率的阵营势单力薄

老年群体是广播媒体的重度受众。据央视一索瑞福2008和2009年的调查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广播收听市场的生力军,人均收听时间长达125分钟,无论是收听率、平均忠实度,还是集中度,都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

然而,尽管各电台为老年听众开办的老年广播节目并不少见,亦不缺乏针对老年群体的对象性频率(如戏曲频率、健康频率等),但是真正专业化、类型化的老年频率尚显阵容单薄,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见表1)

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听众群,国内寥寥无几的专业老年频率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说是广播媒体职责的一种缺失。

(二)老年频率的受众认可程度低

此外,老年听众对老年频率的认可程度也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在央视―索瑞福2009年32个城市广播收听调查中,数据显示中老年收听率最高的频率是中国之声,其次是各省、市级的新闻频率、交通频率等,而专为中老年听众开设的老年频率却完全未占名次。

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囿于老年频率数量过少、势单力薄,无法与其他立台已久的强势频率相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健康、曲艺等频率中优秀节目资源对老年受众的分流。在某种程度上,老年频率陷入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处境之中。

(三)老年频率的建设基本已成共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业界对老年频率的建设已逐渐提上日程。仅2009年一年间,就有中央级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省级如河北经济广播金色年华之声、昆明电台幸福频道老年广播;地市级如太原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等频率开播。在各级电台逐渐加深对老年听众的重视力度的大环境下,如何主动寻求突围、实现媒体价值,是老年频率所应深思的课题。

三、“积极老龄化”框架下的老年频率

广播作为老年受众使用最多的媒体之一,其风格定位、节目编排、播出内容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老年人的思想体系构建。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不难发现,我国老年频率的建设仍然存在着误区和不足。

(一)“健康”维度下的老年频率

“积极老龄化”框架的第一个支柱就是“健康”,这也是老年人自身最关注的问题。但是,“健康”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没有疾病”,而是“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完好状态”。在医疗水平、护理条件得到较大保障的今天,老年群体追求的已不仅仅是生理健康,更包括心理、道德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完善。

1、心理抚慰的缺失。与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群体的社会角色发生骤然转变,这种落差有可能导致思想上、心理上的不适,严重者甚至会引发各类心理疾病。因此,老年群体无疑更需要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而这些恰恰为大多数老年频率所忽略,基本上各老年频率都没有开设心理咨询类节目。

2、医疗广告饱受诟病。广受诟病的医疗广告依然在省、市级老年频率中肆虐,严重影响了节目质量和频率的品牌形象构建。除中央级媒体老年之声以外,在各省级、地市级老年广播中,医疗广告都以“健康讲堂”、“养生讲座特别节目”之类的身份变相出现。对老年频率来说,净化聆听环境、打造媒体公信力,从而实现品牌提升和跨越式创收,是比获取医疗广告的短期效益更为迫切的事。

(二)“参与”维度下的老年频率

尽管老年群体的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极大转变,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脱离了社会,而是应当继续参与社会生活、创造积极效益。

1、“参与”的前提――获知:新闻信息供求不均。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正是“获知”,同时获知信息也是受众接触媒介的首要目的,老年群体亦不例外。时事,新闻向来是老年听众最为关注的信息,在2009年央视一索瑞福调查中显示,各类型广播节目中,中老年人群对“新闻,时事”类节目的收听比重高达32.8%,远远超出位居第二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收听比重的一倍以上。

另一方面,“新闻,时事”类节目的资源利用率也是最高的。它的播出比重仅为12.5%,低于音乐、生活服务和文艺类节目,然而其收听比重却稳居头筹。也就是说,面对中老年听众市场,“新闻,时事”类节目以较低的播出成本,获得了极高的收听效益。

然而多数老年频率尚未较好地发挥新闻类节目的资源优势。在“老年之声”全天22个小时的播出时间里,新闻版块却只占据1个小时的时段,即每天17:00―18:00的《轻松听天下》;昆明幸福频道老年广播也只有一档早间的《绿色105陪您听新闻》。相形之下,河北金色年华之声对新闻类节目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不仅在早间开设时段较长的《北方快车》,还将《深度1125》、《1125听说生活》等新闻小版块安插在中午、傍晚、夜间不同时段,充分利用了新闻资源,进而托起全天收听高峰。

2、“参与”的方式――互动:形式大

于内容。“积极老龄化”理念中核心内容就是“参与”。电话连线是广播节目中最基本的互动形式,也是主持人与受众相互沟通的最便捷方式。各老年频率虽然都设置了热线、短信、论坛等互动环节,但大多数互动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式”,对老年听众的实际生活难题、情感诉求等并无多大助益。

例如老年之声,全天节目里只在《养生大讲堂》和《健康大讲堂》中设置了听众热线,以便听众打电话向专家咨询自己的病况、了解治疗措施。此外虽在《夕阳红茶馆》中有听众来信互动这种较为传统的参与方式,但缺乏短信、热线等实时互动。

而昆明幸福频道老年广播,则较好地利用了互动方式,与老年听众成功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如晚间21:00―22:00播出的《陪您说说话》中每天都准备一个话题,如“猜猜老电影之《克莱默夫妇》”、“昆明的公园记忆”、“把节日祝福送给我们身边的女性”……同时听众可以通过热线,畅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尽管已经脱离了“我播你听”的早期状态,但整体而言,国内老年频率的互动环节设置仍处于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窘境之中。

(三)“保障”维度下的老年频率

所谓“保障”,是指“由政府、社区、家庭,依照法律规定,对退出劳动领域或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实行的社会补助和社会救助措施。包括在政治、社会、经济、医疗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社会救助和保障。”老年频率作为媒体社会责任的承担者,理应维护老年群体切身利益,构建公共话语空间,搭建养老保障平台。

四、改进:打造“去老年化”的老年频率

在“积极老龄化”的大趋势下,老年群体追寻的是积极、健康、活力和向上。因此,摒弃陈旧的立台理念、打造“去老年化”的老年频率,方是题中之义。

(一)理念积极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媒体的经验,或可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美国的老年广播呈现出明显的“非老年化”特色,针对老年受众的电台多为老歌台、新闻台、谈话台等。这实际上是美国社会文化的一种折射,老年频率的核心受众“婴儿潮”一代拒绝“年老”,因而老年频率也彰显出蓬勃的朝气与生机。

尽管中国的社会文化与美国迥然相异,但这种积极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节目风格,无疑对中国老年频率的建设大有裨益。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他们早已不再是传统语境中与“病痛”、“消极”联系在一起的弱势群体,而是有着新思维、新想法的“去老年化”的新时代老年群体。

(二)内容贴近化

在内容为王的媒体竞争时代,内容元素才是赢得听众认可的制胜法宝。做为老年群体的情感媒介,老年频率应当准确把握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精心设置贴心节目,如适当增加新闻节目数量、净化听觉空间、开辟心理健康咨询热线、加强互动环节。此外,针对不同的老年听众群,老年频率还应当根据不同的收听需求和收听习惯,呈现特定的节目内容。同时,在设置内容时应当重视听众的意见反馈,这往往能使节目更好地贴近需求。

(三)运营品牌化

当前我国广播媒介的品牌化经营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以品牌化理念运营的老年频率也仅有昆明幸福频道老年广播一家。

昆明幸福频道老年广播定位于打造“幸福城市的幸福名片”,在整体设计上采用了全新的“概念广播模式CI模式”,对品牌化运营做了较好的探索和尝试。该台将“幸福”概念融入了整体节目和包装设计中,不仅栏目名称、内容风格、场外活动都紧紧围绕“幸福”二字,而且主持人也都以“幸福主播”、“幸福营养师”、“幸福药剂师”等身份出现,新颖而独特,也全面契合了老年人的情感诉求。

老年频率在坚持服务性和公益性的同时,也应遵循科学的运营理念,打造专业化的品牌广播,才能更好地整合全台资源服务受众,也才能更好地被受众所认可。

篇（9）

金晶（1991.06-），回族，云南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常态，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更多的来源于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体制不协调、不适应造成的矛盾。本文通过阐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厘清我国在公共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选择，旨在更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政策选择

十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这不单是我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处理好老龄化问题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的背景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7%，就称为人口老龄化。早在二十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因此我国早已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以及在经过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灾难后，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从1962年到1970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而“婴儿潮”的那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时期，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对人口增长的控制有所贡献，但是也加速了人口老龄化。我国的老龄化具有规模大，老龄化增速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老龄化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并且根据数据研究显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老龄化趋势在大体上是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将常态化。

中国的老龄化过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实现工业化，后进入老龄化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应该在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模式下，根据自身特点提出更加可行的，适合本国发展的应对策略。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人类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一段时期人口过度增长的结果，改变生育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缓作用，即使现在改变生育政策，也不会发生根本上的逆转。同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全是其本身带来的，更多是因为现有制度与人口结构不适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需要从公共政策方面进行改革，调节公共政策来协调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人口老龄化将是常态，需要提出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应对，是我们将长期面对的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实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及商业人寿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但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1.历史欠债严重，“空账”运行规模大。

我国当前实行从现收现付制到统账结合制的转变阶段，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在现实实行过程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资金“混账管理”，社会统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因此形成大量“空账”运行，出现挪用个人账户的现象，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当前个人账户空账累计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到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2.5万亿，但是个人账户实有资金2703亿元，空账金额高达2.2万亿元。据社会保障国际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报告统计，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个，收支缺口达到767亿元。

2.养老保险金缺乏保值增值性

我国规定养老金在留足2个月的支付以外，应该全部用于购买国债、银行储蓄、企业债券、投资股市，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目前我国养老金仍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银行储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无法满足老龄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没有真正建立起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并且，通货膨胀的速度远远超过银行利率，存放银行只会造成养老保险金的贬值，是社会财富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养老保险的效率。

3.基金来源渠道单一，收支矛盾日显突出。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财政补贴，加上保费欠缴的情况严重，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保费收不抵支，原有的积累也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的幅度又太小，弹性收缴与刚性支出的矛盾日趋突显出来，加上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上涨，享受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却不断减少。养老保险费用开支增加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成为应对老龄化危机最主要问题之一。

（二）、现行退休政策及其弊端

我国现行的退休政策规定：一般来说，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者，退休必须是男年满55周岁，女满45 周岁。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加上生活和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我国人口的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有关专家预测我国2000年老年抚养比为10%，2010年为18.6%，2020年为26.3%，2030年为40.2%，2050年为58.7%，2060年为60.3%。

劳动年龄的上下限不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提高改变。我国现行的劳动年龄的上下限是50年代根据当时的条件确定的，已逐渐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全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1.2岁，比起世界平均年龄低了将近10岁。如果继续按原定的上下限执行，以后将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赡养比、总供养比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上升的不利局面。

（三）、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弊端

1.“现收现付”为主的筹资模式使医疗保障面临未来支付压力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虽然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但个人账户积累能力有限，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积累。实际上，主要是依靠统筹基金的现收现付制，而对其他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等也主要是现收现付制。根据医疗保险理论，现收现付制需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而在我国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医疗保险基金主要依靠现收现付制筹集，每个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的负担将不堪重负，最终将带来保险基金紧缺的危机。

2.服务提供上的问题

我国虽然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医疗机构、人员、床位数最大幅度增加。但仍然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势头。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出现的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住院难”问题已证明这一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

我国医疗资源不合理利用的表现主要为：（1）重治轻防；（2）病人不合理流向；（3）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特别是高新技术手段、药物的超标、过量使用。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我国医疗服务成本居高不下，且增长迅速。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将加剧我国医疗资源和卫生费用的压力，甚至导致医疗保障体系的崩溃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选择

（一）、人口红利的政策选择

35年前年轻人口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人口转变带来了“第一次人口红利”，支撑我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崛起。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加上健康老年人口参与对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让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发掘老年人消费潜力，从内部发掘社会发展潜力。积极促进老年人健康宣传，树立健康理念，延长老龄人健康期，适当拉长就业和准就业年限。积极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寻找能充分发挥老年人特殊技能，丰富经验的工作机会。例如，退休老年人对年轻人进行特殊技术岗位的培训。不仅能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创造社会财富的机会，还能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高自我养老和消费能力。

人口红利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撑，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扩大就业参与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两次人口红利的对接。如果利用好人才资源，“第二次人口红利”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改变。

（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基金作为一项基金存人银行或购买国家公债，这虽然是一条营运途径，但其保值和增值的程度大打折扣。要想使养老保险基金有效运营使之保值增值，可以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放宽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限制。政府应制定适当政策以引导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向低风险、高收益的领域投资，如住房贷款、基础设施、教育产业等。其次要积极推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从而提高基金投资效益。第三要坚持专业化运作，委托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投资运作。世界银行的一份全面研究报告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由民营机构经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普遍高于由政府部门经营的养老金。

养老金入市也是保值增值的一种方式。将养老金投资于市场，可以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也可以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由于养老金属于社会保障范畴，投入市场难免存在风险。广东省率先开始了千亿养老金入市的尝试。

（三）、完善医疗保险体系

目前医疗保险筹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企业和职工缴费，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职工与退休人员负担比的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短缺的现象日益严重。因此有必要扩大医疗保险基金的来源，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民间慈善捐款，从社会福利彩票所筹集的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老年人医疗保障事业，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也可以划拨一部分用于补偿医疗保险费用开支，也可以通过征收烟草税、发型彩票等方式增加医疗保险金的筹集渠道。

（四）、调整人口年龄结构

必须承认，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对策。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延长退休年龄会带来两个积极效应：一个是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一个是领取养老金总量的减少。这一多入少出，从整体上减轻了社会负担，有利于高度老龄化国家挺过老龄化危机。

虽然目前遭到多方反对和质疑，但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在相关政策的具体制定上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地制定多元化，多层次的弹性退休年龄结构。有的特殊行业，例如矿井工人，具有危险性的行业，由于挑战身体极限，若和一般职业一视同仁采取相通的退休政策，则显得有失公平和平等。有的行业例如律师，教授等技能、经验、智慧和阅历型的职业，没有受到年龄的限制，甚至年龄越大对社会越有价值，贡献越大，不能因为僵化的退休政策而使社会失去宝贵的社会价值。

（五）、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WHO曾经于1990年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提出，联合国也于1992年通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呼吁全球共同开展健康老龄化运动。根据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羸弱之消除，而是指一种体格，精神和社会活动能力上的完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老年人群不仅是社会的服务对象，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而要构建这种状态，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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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32-006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2014年7月全国老龄办、民政部、教育部和等部委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老龄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有关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全民人口老龄化意识，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积极老龄化1999年提出，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第二届老龄大会上提交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报告，大会通过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两个重要文件，将“积极老龄化”正式确立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策略。2004年国际劳工大会的《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和欧盟《2012积极老龄化指数》报告等使积极老龄化的推进路径更加具体和清晰。

关于积极老龄化的内涵，人们有其不同的理解，《1999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强调，为迎接一个逐步老龄化的社会，应认真努力摒弃对老年人的消极看法，要大力发挥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积极贡献。各级政府应将这些贡献，视其为一种国家资源。我国香港地区在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中，促进老人的参与已被作为基本政策内容，包含有退休后再就业、学习及志愿服务等形式。[1]实现老人经济社会参与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会遇到许多的现实困境，需要整个社会、家庭支持，尤其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2]而在此过程中老年人自身参与能力也十分重要，这种参与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老年人有关能力贫困的治理，而且这种贫困治理需要超出传统的单纯的收入贫困治理模式，探索出一种新型的贫困治理路径。那么，积极老龄化应对老年贫困治理提出怎样的政策要求、如何将积极老龄化战略理念与贫困治理创新紧密结合并取得积极实践效果、具体政策制度如何设计，这些推进积极老龄化中的基础性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图就以上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应对老年能力贫困：

推进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

积极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以往“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政策观念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主要包括健康、保障和参与三个基本维度，大体又可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求政府与社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和行动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生存质量保障;二是强调重视老年人社会价值，促进其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中，为国家、社区、家庭及其本人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由上可见，如何保障和实现老人全面社会参与是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老人全面社会参与直接依赖于老人的参与能力。所以，国际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文件通常将老人参与能力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和政策内容，在《欧盟2012积极老龄化指数》的指标构成中，老人参与能力具有突出地位，在就业、社会参与、独立健康、安全生活以及积极老龄化能力和环境等多个指标中，许多都与老人能力有关，并明确将积极老龄化能力纳入其中。[3]

关于人的能力贫困及其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他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人的可行能力贫困及其治理问题，阿玛蒂亚・森认为，“穷人从表面上看似缺乏稀缺性和竞争性的资产以改变生活的处境，而实质上缺少的是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和谈判能力，穷人的组织能力和干预资产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4]，“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5]他将这种能力称为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一个人可选择的功能性活动。如果存在一些因素影响这种功能活动的实现，又不能通过实际的措施免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即可视为可行能力的贫困，“贫困可视为达到某种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的能力的缺失，与这种分析相关的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包括基本的物质需求和更复杂的社会性需求。”[7]以老人社会参与能力作为分析基点，结合老人生存和需求特点的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老人能力贫困是致使老人难以实现社会参与的贫困因素的集合体，主要包括：（1）作为参与能力物质基础的收入贫困。适当的收入是实现老年人社会积极参与重要保证。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满足基本的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时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上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8]所以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老年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能力贫困的物质表现。（2）作为参与能力精神基础的观念贫困。积极老龄化要求老人具有积极参与观念，由被动的福利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和福利的创造者，但传统上老人年龄、体力及精神等因素很容易作为被救助和照顾者的对象，容易使老人缺乏积极参与观念，形成观念贫困，进而导致参与能力贫困。（3）作为参与能力实现条件的机会贫困。通常来看，随着年龄增加，人们对社会参与机会会相应的减少，甚至存在对老人的歧视，从而使老人出现机会贫困状态，也直接制约着老人参与能力的发展。（4）作为参与能力及提升条件的知识贫困。因为老人作为社会参与的主体，需要掌握一定的参与知识和技能。如果缺乏相关的参与知识，就容易形成知识贫困，进而导致参与能力的贫困。（5）作为参与能力身体条件的健康贫困。因为老人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应当具有一定的身体条件，“老人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健康状况。”[9]如果缺乏基本的健康，就是健康贫困状态，也是老人社会参与能力贫困的重要原因和外在表现。

要推进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就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消除以上形成老人参与能力贫困的五种基本因素。换言之，只有以上贫困得到切实的缓解或消除，老年人的参与能力贫困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积极老龄化才能得以有效的实现。国际积极老龄化政策观念充分体现了上述政策思路，如2002年的积极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指出，要通过新的老年教育计划增强老年人的参与能力和机会，使老人继续有机会参与教育和培训方案，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也强调，通过终生学习的机会，为老年人整个一生和晚年的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和幸福提供各种机会，并专门阐述了老年人在获取知识、教育和培训机会的必要性与政策建议，其基本目的就是提升老人的参与能力。

二、我国老年贫困治理的缺失：

积极老龄化视野的反思

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据预测，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超过4亿。[10]针对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同时存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在扶贫开发和社会救助中解决了大量的贫困老人问题。此外针对单独的老人进行帮扶，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从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所要求老人贫困治理的角度和目标看，还存在以下缺失：

第一，治理理念及目标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老人贫困治理基本局限于对收入贫困的治理，未能形成体现积极老龄化理念和需要、符合老人自身特点的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理念及目标体系。事实上，我国目前不少贫困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不仅存在着收入贫困，还存在其他非物质性贫困。例如，甘肃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老人经济贫困率为54.5%，健康贫困率为42.1%，心理贫困率为12.9%。[11]这些都直接影响老人的社会参与能力。此外，农村老人普遍存在知识水平不高与知识缺失问题，阿玛蒂亚・森（1996）分析提出，缺乏知识是人们收入、能力、权利及健康等多种贫困的根源，消除知识贫困对治理其他贫困具有根本性意义。但如何通过老人知识贫困治理来提升贫困老人的可行能力，我国尚缺乏相应的政策及目标。在国外已有将老年教育与有效消除老年知识贫困有机结合进而消除老人参与能力贫困的实践，例如，日本文部省官员冈本薰（2004）提出，经过较长的时间，目前的日本终身学习已引入了有助于发展人的态度和知识技能、改进生活质量和促进自我完善的理念，而非单纯的娱乐活动。[12]目前我国老人教育仍然以娱乐活动为基本理念与目标，大多未能与老年人能力贫困的治理有机结合。

第二，治理主体结构缺失。老年人能力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种主体参与，除了政府与社会家庭积极支持外，其中贫困老人自身也应作为重要参与主体，以此发现他们的优势和挖掘他们的潜力。阿玛蒂亚・森提出，“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要求把自由的视角放在舞台的中心。按这种视角，必须把人们看作是要主动参与――在他们有机会时――他们自身前途的塑造的，而不只是被动接受某些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成果。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6]43老人能力贫困治理中需要消除老人消极被动观念，确立其主体地位，促进老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基本贫困状态，这是目前我国老人贫困治理中比较缺失的。具体体现在忽视老人反贫困中自身意义，忽视老年人存在较大差别，将他们置于消极被帮助的地位;整个社会尚未形成有利于消除老人确立主体地位的社会环境，如对老人的社会歧视。相关调查显示，有67.86%的招聘岗位对年龄进行了明确限制，老人工作途径仍以企业返聘为主，但这一渠道主要是针对有技能经验的老年“精英”。[13]这也进而影响了广大普通老人自身的主体意识的形成。老年社会暂时退出容易在心理和精神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带来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带来自主性的缺失。目前，我国老龄政策立法总体上有将老人置于客体地位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这一观念。

第三，制度保障体系的缺失。目前我国有关保障和促进老年社会参与的政策立法十分有限，具体的制度体制更为缺乏。以直接有益于老年知识贫困治理的老年教育制度为例，我国关于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外已有的以老年教育为基本内容的《终身教育法》或专门的老年教育法相比，我国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设还存在不少明显的缺陷，突出问题是缺乏正式和专门的立法，老年教育的内容分散在不同制度规定中，很多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天津、徐州等地制定地方性老人教育专门制度的做法，值得肯定，但还存在着制度不完整、内容规定简单、权威性不足、缺乏有效保障措施等问题。

本文认为形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理论研究的缺陷。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老人收入贫困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对于老人非物质贫困研究十分少见，对于消除老年能力贫困的研究更为稀缺，未能形成对贫困老人能力贫困治理服务的系统理论支持，近年来学者已开始关注和研究老人知识贫困问题，如周良姣以浙江桐庐县农村为例认为，农村老年人存在文化基础、新劳动技能、政策法律等多种知识的缺乏，造成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难以通过新的技能增加收入、形成精神贫困和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等多种不利后果。[14]但总体看，目前我国对贫困老人社会参与能力形成机理、基本表现形式、贫困程度的量度及政策基本架构等问题都尚无清晰和系统的认识。第二，现实实践的困境。在现实实践中存在着对人的能力贫困及其相关致贫因素难以具体把握等问题，也由此带来了政策实践困境，正如英国学者萨比娜・阿尔基尔在《贫困的缺失维度》一书中所分析指出的，贫困的缺失维度是因为缺乏高质量的国际可比的数据而没有被多维度贫困度量所涵盖的那些方面。这些维度具有明显的内在性价值，并且对于促进那些已经被涵盖的维度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忽视它们很可能会阻碍或减缓其他方面贫困的消除。其五个维度包括就业、主体性和赋权、人类安全、体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幸福感。[15]Ⅲ而这些维度都与积极老龄化社会参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第三，相关政策制度理念的影响。目前我国有关老人的政策立法比较倾向于为老人，尤其是贫困老人提供现实保护，特别注重经济支持和帮扶，对发挥老人主体作用及消除能力贫困等方面涉及较少，虽然也提出了“老有所为”，但往往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难以得到普遍有效地实践。

三、治理能力贫困：

推进积极老龄化的老年贫困治理路径

1.将能力贫困治理作为老年贫困治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相对于单纯增加贫困者收入的传统贫困治理模式，将能力贫困治理纳入贫困治理目标是贫困治理一种深化和提升，这意味着除了增加贫困者收入以维持其生存外，更要注重人的多种需求和人的发展理念，注重贫困治理方式的综合性，将满足贫困者的物质需要和教育、机会、权利、精神、能力提升等非物质需要有机结合，既关注目前效果又注重长远效应，彰显贫困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机制。

我国通过综合性治理措施，提升了贫困者治理能力，如以科技教育扶持提升农民脱贫致富，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促进农民通过技改将种养、企业生产、传统艺术相结合提升致富能力。[16]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结合当地的实际，积极开展适应各类村民要求的科普活动，提升农民科技致富能力。[17]上述措施也包括了农村的贫困老人，但还缺乏专门针对贫困老人的政策措施。在制定老人社会政策过程中，明确引入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理念和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更具体的政策措施，如制定我国《老人社会服务法》或《终身教育法》，都可将上述理念与目标引入其中。

2.将贫困老人置于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

将贫困老人置于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意味着让贫困老人在贫困治理中发挥自觉、自主、能动和积极参与作用，这与积极老龄化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注重发挥贫困者主体作用，在我国最近的反贫困政策中已有了一定体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强调，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关于贫困老人贫困治理的主体性建设问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性探讨，如有学者建议，老人教育中引入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观念，通过教育发挥其促进老人参与发展功能，转变目前老年教育过于注重娱乐休闲的现象。[18]也有学者提出，老年知识教育应包括对老人有益的各种知识教育，除兴趣活动知识外，还包括老年生理、心理、智力文化等知识，老年教育的目的在于使老年人在社会和生活实践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19]这些建议对于确立贫困老人的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仍然存在将老人置于被动地位情况。本文更倾向于将老人主体性建设视为一个综合的赋权过程，即作出有效选择的能力，然后将这种选择转化为合宜的新的和满意的结果。[15]34这种赋权就需要政府、社会以及老人个人共同承担起相应责任，其中包含从观念转变、策略实施、效果评估到制度保障的整体努力过程，以保证能够取得满意的效果。

3.以公平为基本原则，构建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体系

公平与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公平“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和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20]。贫困治理作为一种利益再分配过程，必须有公正的制度保障发挥引导福利供给的行为，规范福利资源的再分配，消除社会排斥三方面作用。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对于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将公平原则运用于具体建设中，西方学者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如约翰・罗尔斯提出了形式与实质正义的概念，前者指无偏见地实施公开的规则，后者指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原则是“差别原则”或“不平等分配原则”。这种分配是对平等分配的一种补充或矫正，是用不平等的方法调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阿马蒂亚・森基于对反贫困实践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对公正的关注和研究应由关注整体福利公正到注重个体福利公正。“我们并不只关注‘总量’，而且也关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6]52-53还必须提出一个与人际差异相适应的理论来解释平等问题。这种认识对于我国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我国在相关制度建设过程中应体现两方面的公平原则，一是形式公平原则，使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享有同样的福利资源。农村是贫困老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他们也是享受能力贫困治理资源、福利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需要通过体现形式公平原则的老人福利制度改变这种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城乡关系一直处于创新之中，基本目标是消除城乡福利差别。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党的十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使城市资源有效地运用农村贫困老人教育、就业、健康等社会服务中。二是实质公平，以包容性制度推进老人贫困治理策略。目前以包容性制度治理贫困的策略在印度、孟加拉国、巴西、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正在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但他们主要集中在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和技术创新以使底层的贫困者受惠，包括技术援助和政府补助、投资穷人受惠的创新活动及政府采购产品与科技服务。[21]我国应强调包容内容的综合性和内在统一性、制度机制保障性及贫困者的主体性，反映社会主义包容性的制度特质。

4.建立健全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的具体制度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专门资金支持制度。在我国城乡反贫困中，政府财政资金的扶贫投入主要是采取专项资金和专款专用的方式，通常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对此方式国外也比较重视，2000年印度就成立了国家创新基金会，为农民、工匠、技师等民间人群创新提供专门的资金服务，我国在支持老人服务方面已进行了专项资金的尝试，2013年民政部及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13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农村幸福院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资金10亿元，支持3.33万个农村幸福院项目建设。有学者建议，“联合设立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广泛吸收社会资金进入、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市场化机制运营的老年文化创业扶持基金”[22]。本文同意这种看法，建议老人创业扶持基金设立范围更广泛一些，特别是要结合老人本身及当地地方性特色和优势，从而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建议政府与民间组织设立用于老人能力贫困治理有关的专项资金，特别是教育、健康、参与能力培训等基金。

第二，建立健全专门教育支持制度。通过老年教育消除老年人知识贫困，对于老人经济社会参与能力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法国成人教育家保尔・朗格朗（P.Lenggrand）提出应通过终身教育提升老年人知识水平，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肯。1970年他的《终身教育引论》一书集中阐述了其思想理念，此后老年教育研究不断推进。为有效发挥老年教育在治理老人能力贫困中的作用，建议以科学度量老年能力贫困为起点，把握其教育需求，进行针对性地设计教育模式，建立包括基础文化、实用技术、健康、政策等知识教育内容的制度保障体系，并通过积极有效地培育和提升他们的知识吸收能力、交流能力及运用能力，进而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参与能力。

第三，建立健全专业老年能力贫困治理人才支持制度。城乡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通常普遍存在老年服务专门人才缺乏的问题，特别专门老年教育人才支持。建议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老年服务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相关人才能够在老年教育培训、老年社区教育、新价值观培育、知识技能掌握、就业信息交流等多种老年能力贫困治理目标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要注重多种形式的激励制度，鼓励相关人才深入农村进行农村老年能力贫困治理的综合性和持续性的帮扶活动。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老年能力贫困治理需要多种社会资源的参与，所以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老人贫困治理服务资源的整合制度，使更多社会资源发挥独特的优势。借鉴国外做法，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通过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介入老年精神救助。精神救助有利于受助者避免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恢复心理健康、塑造健全人格，重树社会支持网络的一切行动。[23]这对于贫困老人主体意识确立，提升老人社会参与能力具有直接意义。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公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内容中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人才服务、社会救助、养老服务都与贫困治理服务具有一定关系，但还需要尽快形成正式立法制度，在我国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目标下强化和充实与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相关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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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德国的老龄化进程从19世纪末开始，持续近百年。德国是“老年社保制度”的摇篮。1889年俾斯麦建立的“养老及伤残险”是现代社保制度的雏形。但随着德国社会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低出生率和寿命延长不断加剧人口老龄化进程，德国优越的养老保险体制遇到严峻挑战。多年来德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各界积极探索，并积累了有益经验。这对于“未富先老”且老龄化程度急速加剧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德国的社保改革措施之“李斯特养老金”和“护理险”

2002年，在时任德国联邦劳动部部长李斯特的倡导下，德国进行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保改革。具体包括削减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的福利待遇、稳定保险费支出水平和发展新型的私人养老保险。在这一背景下，具有补充性质的“李斯特养老金”计划出台，并成为继国家法定养老保险、企业附加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以外德国养老保险体制的第四支柱。“李斯特养老金”运行方式为投保人或家庭将年收入的4%拿出为“李斯特养老金”储蓄，而国家将对此进行补贴（夫妻每人每年可获补贴154欧元，孩子20岁之前每人每年300欧元）。

德国社保体制上的又一重要改革为1995年强制推行的护理险，规定所有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都须参加护理险，费率为收入的2%。护理险伴随人口老龄化过程发展起来，对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减轻被护理人员家庭经济和精神负担具有积极意义。

德国养老新模式之“以房养老”

作为对“李斯特养老金”的补充，德国在2008年推行了“李斯特住房补贴”，即个人或家庭在购买自用住房时，其贷款或储蓄均可得到国家补贴。这项政策性住房金融产品将住房储蓄的手段与养老保障的目的结合起来，受到德国人欢迎。目前约100万德国人签订了“李斯特住房补贴”合同。该计划的核心是，使老年人不必从退休金中支付高昂房租，而在自有住房中安享晚年，或将自有住房出售后支付养老院费用，缓解日趋严重的老年贫穷问题。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德国人传统上以租房为主的居住习惯，开始接受“以房养老”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