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生态文明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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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生态文明除了生态文化之外，还包括生态制度等多方面内容或者形态。而在这其中，有着特殊地位和作用的生态文化不像其他的生态形态那样具有明确的、独立的边界。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生态文化不是游离于其它系统之外，而是自始至终地渗透贯穿并深刻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并在其中起到灵魂的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系统的支撑，而处于基础性地位的生态文化，无疑是这个系统支撑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唯有不断培育先进、繁荣的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大厦才有更加坚实、更加稳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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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衡量生态文明水平的基本性标志，也是检验生态文明国家的基本性标志。换言之，一个生态环境质量低劣或自然资源浪费严重的国家，是谈不上任何意义的生态文明的，而这个国家也就没有资格被称为或自诩为生态文明国家。另一方面，正如生态文明概念自身所蕴含着的，高质量的生态环境还必须基于一种生态意义上理性、健康与文明的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一个生态文明的国家，并非只是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的道德伦理态度，而归根结底是对社会理性（公平正义）与生态理性（生态可持续性）的彰显弘扬并适当（及时）制度化。

就第二个层面来说，生态文明国家意指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实践中的国家管治体系与能力。概括地说，它至少应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法治框架的构建。二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力及其建设。三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四是公民主体的成长及其社会政治参与。其一，无论就生态文明的理念创新及其实践的制度化还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举措的体制保障来说，健全的法治构架都是一个生态文明国家的管治体系与能力的集中体现。而需要强调的是，其核心性构成元素不只是强有力的行政执法机构，还应包括既具有高度政治前瞻性、又严格忠实于既存法律本身的立法与司法机构。可以想见，现实中只有三者的密切配合、共同促动，才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与动力支持。其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政策议题领域，并将需要或导致现行经济政治与文化体制及其支撑性理念的深刻变革，而这就需要强有力而且善于学习的政府（执政党）领导能力。作为政府或执政党，既要能够做到大胆地适时开启这一全社会性的文明革新历程，又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进步或自我否定来提高与改进其领导地位和能力。其三，大型或国有企业或者由于其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国家掌控地位，或者由于它们对大批量自然资源的开采耗费所导致的较大自然生态影响，理应肩负相对较大的社会与生态责任。因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管治体系与能力的重要方面，就是使这些大型或国有企业主动承担起一种引领示范的责任。其四，生态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的观念与行为的文明，尤其是千百万普通人民群众的文明，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最广大、最普通人民群众的意识革新与行为方式变革问题。相应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管治体系与能力的重要体现，就是提供和创造有利于公民主体的成长及其社会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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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出现，人们对地球改造加剧，自然界从一个纯粹的依照自身规律演化的自然系统演变成了由人类意识支配的人化的自然系统。马克思否认人与自然关系单纯的物质性，指出，实践活动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而生产关系作为二者的中介和桥梁而存在。他说：“人们的生产活动在自然界中进行，必定对自然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互相的。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相互交换活动，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影响自然界，影响人类本身。”①人类对自然改造的同时，无法避免的对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破坏，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解决生态问题迫在眉睫。但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需要技术及法律保障，尤其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更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的构建联系紧密，本文试图在理论上阐述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关系，力图在价值层面寻求一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1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内涵

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是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不能把二者完全割裂分开。当前，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关注角度出发，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生态文明，他们认为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处理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下所取得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②。有的学者则从系统论角度，阐明生态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③。生态文明是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出发，深刻反思传统发展模式，倡导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相互平衡，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共存共荣的一种文化伦理形态。它是人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探索而得到的全部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余谋昌认为，“生态文化是继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以后新的文化形态。”他对生态文化进行了狭义上和广义上的定义。狭义上“自然价值论引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④，是精神层面的界定；广义上“人类新的生存方式”④是物质层面的界定。在我看来，生态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属于历史范畴。生态文化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强调协调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以人的精神素养作为生态平衡的调节剂，以精神状态调适生态平衡。生态文化作为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和谐思想在生态方面的灵感碰撞，是健康、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文化的感应。生态文化是学习现代各种精华文化的具体表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所呈现的一种文化状态。

2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关系

2.1 两者的差异性

首先是区域性差异，包含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不同时期，国家和民族发展程度不同，生态文明表现形式不同，即纵向差异。而性质上、表现程度上的不同为横向差异。其次是逻辑上差异，生态文化在生态文明之前出现，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沉淀的成果。从范围上讲，文明是文化的一个子集，文化比文明范围更为广泛。生态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祈愿，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与领域。生态文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型文化，是由人主宰自然型文化经由漫长的时间过渡而来。

2.2 两者的互动关系

1.生态文明为生态文化建设引导方向

文明表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文明是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文明的源泉和基础，为文明供应土壤和肥料。生态文化建设终究要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上来。经济上，生态文明强调有序发展，提倡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上，强调民主参与，社会和谐。文化上，鼓励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弘扬和传播优质文化。生态上，主张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为生态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生态文化的发展以生态文明为目标不断努力。生态文化应建立一种基于其概念的核心价值观，克服传统人文思想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性，在人类的基本需求和理性消费满足的条件下，充分考虑生态发展的需要。生态文化，要求我们寻找绿色高效生产的生态发展模式，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人类提供了大量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失衡的恶果。科学技术的变革、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价值观念的转换更新是通常我们面对生态危机所提出的三个主要解决手段。解决生态危机，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及道德观念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发展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支撑，培育和弘扬什么样的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在现实中是一种具体非静态的关系，其中心点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潮的文化，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和人主宰自然的思维模式，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对峙，确立人与自然新型发展模式，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内涵寓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生态文明将生态文化作为发展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华，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生态文化建设趋势的最终指向。

3.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源泉动力

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二者密不可分，相互统一。生态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自然”的特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认为自然是遵循自我发展进化之道的统一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共存共荣，每个物种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不可分割。倡导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尊重人本身，统筹人与自然价值利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生态文化要创新文化价值观，不断解放思想，逐步建成以生态伦理、生态道德、生态正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价值体系。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通过生态意识、生态价值取向等调节、供给生态文明，借助自然环境创造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

4.生态文化是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必要条件

生态文化旨在增进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共同发展；大力提倡绿色科技技术产业，培养绿色节能的生活习惯。生态文化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建设绿色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道德规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的辩证法三者相结合的产物。生态文化的建设可以推动这个理念在生产方式质的飞跃，同时被投入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来，为建成一个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 页.

②张云飞：《国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一张云飞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③刘湘溶：《生态文明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④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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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文明的书法作品图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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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怎样实现相互促进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全面提出旅游业发展如何“既保护好绿水青山，同时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理念、行为与机制，这是旅游业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纲领，将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正循环发展。

旅游法第四条规定：旅游业发展应当遵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显然，对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政府主管部门而言，旅游业发展必须遵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要求。

事实上，旅游业的发展高度依赖良好的空气质量、优美的自然景色、纯净的江河湖海、整洁的周边环境。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也可以培养人们热爱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并筹集资金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我们需要努力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理念、行为与机制。

《规划》从倡导绿色旅游消费、实施绿色旅游开发、加强旅游环境保护、创新绿色发展机制、加强宣传教育等5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正循环发展的要求。为更好地落实《规划》提出的“绿色发展、提升旅游生态文明价值”，我们需要切实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理念与机制，需要依据旅游法和《“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深入研究与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主要目标，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主要任务和方式，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有哪些标杆，如何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责任体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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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主要目标

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旅游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生物多样性下降势头得到基本控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主要指标，可参照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的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总量、生态保护修复3大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结合各地旅游业发展的特点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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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主要任务和方式

其一是强化源头防控，夯实绿色发展基础，包括强化生态空间管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引领、推动区域绿色协调发展;其二是深化质量管理，大力实施三大行动计划，包括分区施策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精准发力提升水环境质量、分类防治土壤环境污染;其三是实施专项治理，全面推进达标排放与污染减排，包括深入推进重点污染物减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旅游景区点与其他旅游企业环境综合治理;其四是实行全程管控，有效防范和降低环境风险，包括完善风险防控和应急响应体系、提高危险废物处置水平;其五是加大保护力度，强化生态修复，包括管护重点生态区域、保护重要生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功能、修复生态退化地区、扩大生态产品供给、保护生物多样性;其六是加快制度创新，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健全法制体系、完善市场机制、落实地方责任、加强企业监管、实施全民行动、提升治理能力;其七是实施一批国家与地方的旅游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其八是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包括明确任务分工、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国际合作、推进试点示范、严格评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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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标杆国家的经验

标杆之一是新加坡。虽然新加坡的面积只有718.3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46.97万，但是，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016年9月统计，2015年新加坡接待的入境过夜旅游者达到了121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到了167亿美元。这是与新加坡政府、旅游部门、旅游企业和全体居民建立保护生态环境与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的理念和机制的努力分不开的。新加坡的主要经验是：绿化建设全面细致，营造赏心悦目的环境，严格执法形成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新加坡城市内几乎看不到交警和城管队员在现场执勤管理，但是市容整洁、交通畅通，街道上看不到乱停放和摆设摊点，几乎没有乱扔垃圾的现象。整座城市日常运行十分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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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的经济图版上，吕梁是资源型后发展地区，是典型的以煤焦、冶炼产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急剧膨胀，“烟囱排成墙、太阳像月亮”成为前些年吕梁的真实写照，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也使吕梁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建设生态吕梁，因此成为新时期科学发展的主色调，和谐发展的主旋律。

但转折又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吕梁市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资源大区、发展新区，虽然近年来，吕梁经济总量及增速连年位居山西前列，但由于贫困面大（全市372万人，贫困人口近100人）、底子薄，传统产业比重高、支柱产业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地方可用财力严重不足，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历史欠账多，生态环境脆弱，资源转化和扶贫攻坚任务艰巨。2011年以来，吕梁以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统揽全局，由市发改委先行先试、重点突破，做好资源转化和扶贫攻坚这“两篇文章”。

“两篇文章”明确思路

“两篇文章”明确了转型综改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从吕梁实际出发，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方针，努力破解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瓶颈和体制障碍。

资源转化紧连着产业转型。吕梁以“煤转电、煤转‘化’、煤转气、铁转铸、粮转酒”为突破口，打造高科技产业园、循环经济园，壮大新兴产业。同时，在创新非煤产业发展机制、土地利用机制、环境评价容量调节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

资源转化工作己经呈现出了许多亮点，比较典型的是：由10户煤炭企业出资建设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成为吕梁经济由黑转白、由地下转地上、由污染转清洁的示范工程、样板工程，也是山西确定的第一批标杆项目。发展区是以汾酒集团为龙头兴建的集生产、营销、旅游度假、文化为一体，酒业为主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集聚区。项目总投资126亿元，由20个子项目组成。项目建成后，对煤炭资源整合后的煤企转型发展、带动农业产业化、拉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都具有引导、示范作用。

扶贫攻坚的大文章，其实都是由无数民生小事累积的。

2012年，吕梁市农村街巷硬化、农村便民连锁商店、农村文化体育场所、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新的“五个全覆盖”全面完成，还兴办了“方便农民五件小事”（每个村新办一所幼儿园、建一个洗澡理发室、主街道安装太阳能路灯、建设一座磨面碾米豆腐房、建一个红白喜事厅），设施蔬菜、苗木经济、移民搬迁、千井富民工程、规模化养殖、劳务输出等六大农民增收工程扎实推进。

孝义市梧桐新区五年内将完成20个村的搬迁任务，建设容纳3万余人的生活新区，实现居民区与工业区相分离、人口向新区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的目标。山西联盛生态农业文化园区则以产业化提升农业、城镇化带动农村、工业化致富农民，开创了工农业联合式发展、村镇统筹化建设、农民稳定增收的新模式。

“生态吕梁”势在必行

建设生态吕梁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是吕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以人为本的具体实践，也是吕梁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

建设生态吕梁的难点是：煤焦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全市煤炭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0%，煤焦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一半；产业结构原始单一，加剧了“废气、废渣、废水”排放；贫困人口占比偏大，目前全市仍有70余万贫困人口；绿色、清洁新能源推广缓慢；政策落实不到位；历史欠账较多。

实践证明，吕梁要发展，必须尽快实现转型，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建设“生态吕梁”，就是要紧紧围绕山西提出的“工业新型化、市域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生态化”的战略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思路，超前规划，稳步实施。

吕梁市发改委提出要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既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去谈生态与环保。因此，既要努力克服重发展轻环保的问题，也要坚决防止一谈到环保就放慢发展、“因噎废食”的倾向，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并进。二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生态经济可以使资源能源得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传统经济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造成资源能源的巨大浪费，也致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建设生态吕梁，必须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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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告诉我，泉州的名胜古迹可多了：千年古刹开元寺，涂门街的清净寺，灵山的圣墓，长寿的老君岩，美丽的洛阳桥等等，泉州的名俗文化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其中泉州木偶艺术就拥有“中国一绝”的美称；妈妈告诉我，泉州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宋元时期就是我国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重要港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交流货物之路，更重要的是交流思想，意识，情感，信念之路。如今，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提线木偶，南音演唱，花灯和别具古城风情的文艺踩街，给来到泉州的客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每年到泉州，她每年的变化都不一样，一年又一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发达带来的繁荣兴盛。一座座美丽的公园错落有致，那可是大家清晨锻炼的好去处。改革开放以来，泉州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心市区的科技电讯产品，晋江、石狮的鞋帽服装、南安的建材、惠安的石雕、安溪的茶叶、永春的芦柑、德化的瓷器、肖厝的石化产品驰名省内外，并已出口国外。石油化工、电子信息、旅游服务已成为泉州的三大主导产业。泉州基本实现宽裕型小康的目标，成为富裕，文明、安定的现代化工贸旅游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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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是一种全球性的、从根本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大趋势。

由数千名科学家参与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的全球气候变化最新评估报告表明，地球气候的增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IPCC预计，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将升高1.8至4摄氏度。对于这种现象的后果，IPCC指出：如果全球气温上升幅度超过1.5摄氏度，全球20％到30％的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如果气温上升3.5摄氏度以上，40％到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

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70％以上的河流与湖泊遭到污染，近60％的城市人口呼吸不到达标空气，荒漠化土地达到263.62万平方公里，极端气候和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不时给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

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其一，必须对经济发展提出更严格的环保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其二，必须对社会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崇尚节约，爱护自然，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维护公共利益，讲究公共卫生，遵法守纪，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

其三，必须对政治文明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和切实有力的政治保障。

湖南生态形势相对较好。到2007年底，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6.1％；全省14个市州城区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有13个达到或者优于三类水质标准；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由2003年的2个增加到2006年的9个。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污染问题还很多，污染企业、落后生产能力的治理和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还需要时间，湖南的生态形势也不容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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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又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物质文明一致的。

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有区别，则是指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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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取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是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展,而且是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更好地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靠自然界而生活,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追求。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好自然。建设生态文明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十分重视“和”,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应当认真汲取这种和谐理念,深刻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科学发展观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科学发展观理论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保障。

二、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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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是指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平衡、稳定由于人类的长期的干扰行为使其受到破坏，进而走向崩溃毁灭的危机，从而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它的主要表现为物种迅速灭绝，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漏洞等等。生态危机的表征、根源和后果都是复杂的，它不同于环境危机只表现在几个区域里，而是遍布了整个生物圈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它的全球性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为之苦恼和焦虑，如何使人类走出这个困境，首先，我们得深刻剖析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然后找出合理的出路，努力构建生态文明，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谐的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原因分析

1、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1）对资源的盲目开采和低效率利用导致资源危机

由于工业的发展，人类对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资源危机已经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以我国为例，我国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短缺型国家，再加上技术水平低，以及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的消耗又大大的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资源短缺问题在我国就显的十分突出。

（2)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导致环境危机

提到环境污染，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三废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其污染力相当强，它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3）人口的增长已经使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不堪其负

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医疗卫生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人口出现了“爆炸式膨胀”。人口的膨胀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人口膨胀造成了资源消耗的增加，另一方面，为了换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人们不得不破坏更多地森林、草原，从而造成绿地的减少，导致了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灭绝加剧。

2、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1)把科学做为征服自然的工具

从培根时代开始,科学逐渐成为人们征服自然的谋划工具。人类通过科学,认识、操作和支配地球上的自然物为其服务。结果产生了相互抵触的结局:一方面,利用科学,人们改造自然带来了工业文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工业文明又排斥人类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情感。这是由于“我们科学的最大传统,一般地说,还没有肯定与生命在感觉、情感、道德上的交融,以致于现代科学仍然是以无感情的姿态为基础的,从生命素材的感情的包围中分离出来”。也可以说塑造现代世界的科学还没有得到价值的意识的引导,因而也没有创造有利于人类与生命间交融的工具。

(2)自然价值被简单化和标准化

所谓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所具有的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属性和功能。它表现人与环境关系中环境属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它包括,资源价值、美学价值、生态价值和科学价值。它们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而人类却按照是否对人有用的标准，衡量所有事物，只要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任何自然界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否则便只是废物。这样便造成了自然界资源和价值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今天的生态危机，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对自然生态系统丰富价值的简单化追求，一切为了经济价值，忽视了自然当中蕴含的丰富的价值，结果，这种简单的经济发展遭到了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制约。

（3）“人类中心主义观”的误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哲学与文化，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传统，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主宰，居于自然界的中心地位，一切价值都是由人决定的，是为人的利益而产生和存在的。“我思故我在”、“本质先于存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表述；人与自然界的分离与对立，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主宰，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把自然界视为僵死的、无生命的存在，成为人的统治对象；它确立了人作为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地位，否定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它赋予了人以控制、掠夺自然界的无上权力，而否定了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生存权利。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导致生态危机不断加重的原因之一。

二、创新思维，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要走出生态危机的困扰，只做表面功夫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人们从思维和价值观上做彻底的改变。

1、构建生态文明需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首先是环境保护与生态改善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人们很容易陷入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不知道如何更好的改善生态，认为只要保护好环境就可以了，殊不知这样却忽视了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制约，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环境治理成本不断增大，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另一种倾向是重视生态改善，但忽视生态改善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都与我国强调既以人为本，又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宗旨不相符。其次是工业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与工业化进程有着绝大的关系，要改善生态环境，必须摒除工业化，这样的观念不仅对生态环境没有多大改善，而且只会影响人类的发展。所我们要让工业化和生态文明同步前进。再次是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怀疑这样的发展会不会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发展，于是就有人排斥用现在工业化造出来的物质，甚至还有人提出回到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这样做无疑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所提倡的生态文明并不限制人的真实福利发展，它更要考虑人的新需要和新发展机会等。

2、加强环境伦理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态价值观，加强环境伦理道德建设，建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要将传统伦理道德的视野扩展到自然界，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补充和升华，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当前，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培育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我们在认同自然界自身存在其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承认代际价值的存在；增强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认识自然、友善对待自然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种理念；更新公民的生态道德观念，让每一个公民明白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和谐与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和境界，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改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人类凡生态行为的背后的深层次意识根源，最终实现生态危机的标本兼治。

参考文献

[1] [美]I・K・奥斯汀.美是环境伦理学的基础[M],《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1988一期.

[2] 刘湘容.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3]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7页.

[4]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5页.

[5] [英]培根.《新工具》第一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箴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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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13-06

[作者简介]付广华（1980—），男，河南永城人，法学博士，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环境人类学、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广西南宁 530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岭南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关系研究”（13BMZ053）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生态文明概念当真是五花八门，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谬误之词，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因此，要切实理解何谓“生态文明”。我们首先从“文明”概念谈起。

一、关于“文明”

文明通常有三种含义：（1）文明即文化；（2）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3）光明，有文采。①第三种含义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如《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不过，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第三种含义已经不复存在了，仅余前两种含义，而前两种含义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有必要追溯“文明”概念在西方语言中的发展。

在英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原来指的是文明化或被文明化的行为或过程，它是到18世纪末期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词，开始强调其现代性的意涵。19世纪60年代以后，civilization一词的复数形式才开始流行起来。因此，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当代英美国家更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状态”，有时候也用来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或其中的一个类型”。①前苏联学术界普遍认为文明有三种意思：（1）文化的同义词；（2）社会发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达到的一定的水平和程度（如古代文明、近代文明）；（3）继野蛮时代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而德国学者认为“文明”可有广义、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文明是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而狭义的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脱离了群居生活的原始状态以后，通过知识和技术手段而形成和完善起来的物质和社会状态。②

从上述界定不难看出，国内外学术界对“文明”的界定相当众多，而且这些界定又常常与“文化”的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中国生态哲学界、环境科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学界有关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流行着“原始文明”、“采集文明”以及“采集狩猎文明”等概念，乃是把“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的明显表现。在最通常的意义上，只有当文化具有较高程度的复杂性及较多的特征时，才可以称之为文明。文化“文明”与否，不是依据道德标准，而是依靠价值标准来评判的，即“一种内在效率的标准（a norm of internal efficiency）”。③对于这一点，廖杨教授在论及“文明”与“文化”区别时亦曾谈道：

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虽然千差万别，都可以称为“文化”，但只有那些曾对人类社会发展起过重要促进作用的文化才能标识为“文明”；人类的“文化”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普同性，但“文明”则更多地表现为普同性。“文化”和“文明”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变迁中“分道扬镳”，却又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上“殊途同归”。④

廖杨教授虽然是以“一个特殊的阶段或其中的一个类型”来衡量“文明”和“文化”，而不是阐述一种存在的状态，但却很清楚地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由此，笔者认为，文明不仅可以用来表述“在‘质’的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化元素或特征的文化”，而且还可以表示与这种文化相对应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而且这种进步状态是以与自然界的分离为起点的，与未开化（savagery）、野蛮（barbarism）的状态形成对比。正如美国学者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所言：“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们通常不被认为是‘文明化的/开化的’。确实，‘文明’的基本含义同城市的崛起联系在一起。”⑤

因此，我们认为，“生态文明”一词中的“文明”不能等同于文化，它表达的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相互关系时的一种进步状态，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如果像《辞海》中所言的“文明即文化”，那么这样的“文明”就表征不了人类的进步状态，毕竟文化所包含的范围甚为广大，即或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亦是“生态文化”的一种表现，而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之为“生态文明”。

二、目前我国流行的“生态文明”概念

众所周知，人类诞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采集狩猎是其主要的生计方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是其生存的基础，并且由于人类群体规模尚小，因此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开始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区域产生了城市和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文明”时代。但由于自然仍然可以供给人类所需，因此人类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然是他们的“母亲”。虽然人类活动在某些区域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但由于人类整体规模仍处于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围，因此自然生态仍处于一定的平衡之中。到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前后，随着培根式二分法的确立，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改变了，自然从活生生的、哺育的母亲变成了呆滞的、死亡的以及可操控的事物，这样的自然观与新生资本主义的剥削相结合，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观念。①而正是这样的观念，随着工业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正逐步吞噬着所有人类社会的母性自然形象，欲取而代之以攻击性的男性形象。不过，人类如今终于意识到了工业文明的可怕性后果，因此开始寻找其他的路径，这样“生态文明”应运而生，成为取代工业文明的新形式。从这一理论背景来看，生态文明无疑是一种后工业文明，它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与发展。

国外学者对生态文明的论述和研究比较少。1995年，美国学者莫里森（Roy Morrison）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提出生态文明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它根据动态和永续平衡的原则在繁荣的生命世界中看待人类生活：人性并非体现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而是体现在与自然界的共存中；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它依赖于我们作出新的社会选择的能力。②但莫里森并没有对“生态文明”予以界定。很长一段时间内，莫里森的著述成了西方学界的“空谷足音”，很少得到相关学者的回应。一直到2007年以后，在中国学术界的推动下，美国中美后现展研究院才多次联合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举办“与生态文明”国际论坛，③“生态文明”一词才开始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的话题。然而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在讨论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没有给生态文明以明确的界定，也许他们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后工业文明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相对而言，“生态文明”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词汇。西方学者多从后工业或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待文明的转型，由于他们多认为文明本身就是“非生态的”（non-ecological），因此“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一词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修饰法，④很容易招致一些人的笑柄。美国学者莫里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生态文明”一词，并且一直努力向英语学术界兜售他的这一研究主题，然而收效甚微。笔者2008年曾经试图通过E-mail在美国佐治亚大学的“listserv”上向美国生态—环境人类学界同仁求教“生态文明”问题，结果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提法。因此，有关“生态文明”的概念界定多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根据2013年10月30日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结果，国内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文章已经达到3万多篇，其中不少学者针对“生态文明”给出了自己的界定，种类繁多，难以尽数。这里我们把林林总总的界定分为两大类，就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略作阐述。

一类是从构成要素来分析。李绍东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理性认识及其积极的实践成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其内容应包含纯真的生态道德观、崇高的生态理想、科学的生态文化与良好的生态行为。①邱耕田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②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③

另一类是从文明序列的角度来看。申曙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狩猎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生态文明将脱胎于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同时要注意避免工业文明的弊端与缺陷，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社会的持续发展。④李祖扬、邢子政认为，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四种基本形态，每种形态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状态。生态文明只是从生态价值标准出发的称呼，如果从文明发展的顺序出发，可以称之为后工业文明，指的都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新文明”。⑤潘岳在分析了文明形态特征之后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⑥

上述两大类既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概括了当前中国生态哲学界、环境科学界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在笔者看来，从构成要素出发的界定更多地涉及生态文明的内涵，相当于某些学者所言的“狭义的生态文明”；而从文明序列出发的界定更多地涉及生态文明的外延，属于所谓的“广义的生态文明”。⑦当然，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极为密切的。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广义的生态文明的初始状态，指的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即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①

不可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认同上述界定，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学者提出了差异性比较大的界定。比如高长江就认为，生态文明从发展哲学的意义上就是指一种人与物的和生共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明，用近年来国际社会通行的概念来指称，即可持续发展。②高先生把生态文明视为一种发展观，一种几乎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仅仅是对生态文明部分内涵的把握，虽然把握到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和支柱是可持续发展，但是用一个词来指代“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三、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新界定

如果“生态文明”的界定过于简捷、含义甚广、范围太大的话，那么在实践中不仅难以操作，而且还容易让一些反生态的项目、工程戴上生态文明的帽子大行其道。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予“生态文明”以更为确切可行的界定。

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R. H. Williams）在撰写“文明”词条时曾说道，在当代英文中，civilization通常被用来描述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状态，在这样的用法前面通常会被加上一些具有定义性的形容词，如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于是，civilization成为一个相当中性的词，可以指涉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③这样看来，“生态文明”在构词法上跟“工业文明”是一样的，它指的是确立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关系之一。在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之前，西方世界眼中的自然是神圣的，它是人类的伟大母亲，它具备更新和生产的能力。随着培根式二分法的确立，自然不再是母性自然，而是女性自然，被攻击性的男性意识所统治，变得要依靠人类，因此人类的发展成为自然发展的本质，这创造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新二元论。既然自然需要为人类所“发展”，人们就不得不从他们体现在自然中的原始的、落后的状态中发展。自然转变为自然资源与文化上差异的人们转变为“技能人力资源”是密切相关的。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从基于责任、管制和互惠转变到基于放纵的开发。④因此学者们在探讨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时，常常批判工业文明所体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工业文明恶果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背后操纵着技术的思想逻辑，是人类自然观、价值观的转变导致了生态危机和恶果。对此，中国人类学界亦曾进行过深刻反思：“‘生态危机’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其直接原因出自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的核心是‘制天’，即对生态系统的盲目征服和粗暴改造。”⑤而工业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的后果。

事实已经证明，目前人类社会遭遇的环境问题就是由“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因此，只有扬弃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正确立场。与此同时，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只是提出了问题的存在，但却忽视了人类的存在，最终只能仅有“生态”，舍弃“文明”，自然无法成为生态文明的思想之基。最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一词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情感：一方面，人类要进步、要发展，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控制；另一方面，人类要生存、要延续，强调了必须限制人类的某些行为，从而使自然维持在一定的均衡状态。正是这种矛盾的情感决定了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环境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一种既考虑到自然的延续，也考虑到人类存续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形成中的意识形态，韩国人类学家全京秀称之为“生态主义”，以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相区别。全京秀认为，生态主义的积极创建包含了人类问题的条件，它提倡确立中庸之道和均衡发展理念。鉴于现代生态学思想对旧式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全京秀认为应当在重新发现历史进程中探讨新环境决定论，因为这对于生态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