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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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学认为，高校的三大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更为紧密。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只有通过不断调整自身发展的目标、规模和结构，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充分实现高校职能，从而实现高校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

一、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

地方高校通过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对其要求和相应的政策，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秉持一定的原则。

（一）准确定位原则

国民高等教育体系包括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形式，而地方高校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要紧密结合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牢固树立“立足地方，服务地方”的观念，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的特点，打造符合自己校情的特色。准确定位的原则要求某区域内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地方高校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多样化办学模式，准确定位是地方高校办学的基础。因此，根据泰州当前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的状况，本地区五所高校短期内的定位应是：在办学类型和层次上要着眼于建设省内一流的教学实践型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着眼于培养多层次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从长远来看，应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补充，建设以一所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为主体，多所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为补充的地方高等教育体系。

（二）服务面向原则

地方高校应服务于区域性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尤其要根据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及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来规划学科建设，设置相应专业，开发对应课程，这是地方高校办学的前提。在对地方高校宏观目标准确定位的基础上，谋划具体的实施办法，只有在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微观举措前提下，才可有效避免出现地方高校办学模式趋同的状况。泰州地区的高校根据该市十二五规划制定的装备制造业、生物技术与新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产业及化工产业这五大支柱产业发展的需求，优化教育资源，调整专业方向，改革课程设置，拓展教学内容，强化机电、计算机应用技术、药物制剂、应用电子等高新技术类专业，加强会计、外贸、金融、外语、社会工作和市场营销等文科类专业，专业设置覆盖了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高新技术产业和绝大多数行业领域。从专业设置情况来看，五个学校共同开设的专业有一个，四个学校共同开设的专业有七个，三个学校共同开设的专业有九个。

二、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

（一）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地方高校教育应该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社会需要为人才培养的前提。同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考虑学生就业方向，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及特色产业情况，培养更多适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不同层次的高校教育决定了其人才培养规格的差异，具体可分为应用型和研究型两种。研究型以培养教学和研究人才为目标，应用型则以培养实务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地方性高校应针对现实需要，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分工合作，科学合理地界定自己的办学定位。泰州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市“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38%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生产业比重逐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根据这一目标，泰州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更加清晰，为进一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切合，泰州市应积极引导高校定位，鼓励各校根据已有的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走个性化发展之路，从而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当前，由泰州师范专科高等学校升格成的泰州学院应该着眼于未来泰州大学的建设，走教学研究型之路，而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则应当面向长三角地区，以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为主，通过对各个高校的正确定位促使其形成明确的发展目标，促进泰州不同层次的高校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合理格局，为泰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二）地方高校科研工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高校人才集中，设备齐全，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开发能力，能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因此，地方高校科研工作应借助其人才资源和学科优势，客观理性的分析研究当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促使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地方高校科研工作往往面向当地中小规模企业，这类企业技术结构相对单一，非常需要技术服务，高校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在熟练掌握相关专业技能、具备丰富实践经验时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需要地方高校老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切实转变拘泥于校园内的观念，坚持实际性和应用性，牢固树立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思想。这一方面有利于地方经济建设，促进地方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使高校自身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改善外部环境和办学条件，加快学校的发展。在实践中，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不仅为乡镇的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咨询，同时还以项目为载体，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共同申报科技项目和专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三）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终身教育的平台

泰州市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优化整合教育资源，构建终身教育平台，广泛开展社区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加快发展老年教育，努力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泰州高校在为市民构建终身学习的平台方面大有可为，既可以提供业余学习和岗位培训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形式，又可以为市民提供继续深造的学历教育，使其成为提高广大市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素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学习平台。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曾经承担的泰州市社区干部培训计划就是区域高校服务社会的成功案例之一，这一针对全市1000名左右社区工作者的培训项目既有常规培训，又有学历教育，从实际效果来看，参加培训的社区工作者通过培训不仅系统掌握了社区服务的相关理论知识，更提升了实际工作的业务水平。

三、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

（一）构建政校行企的有效合作机制

地方高校要发挥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与政府、行业、企业构建良好的沟通渠道。高校要对政府制定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情况、技术需求、用人需求等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政府、行业、企业也需要了解高校的人才培养、科研水平等情况。只有政校行企有效合作，构建定期举办、多方参与的对话合作机制，高校才能培养出符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的合格人才，高校的科研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从而做好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智囊团。2012年，为了适应泰州市“双轮驱动”的战略，为泰州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泰州市教育主管部门、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牵头联合组建职教联盟，各校之间希望通过抱团发展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努力打造“高校+行业+企业”的泰州模式，这无疑是政校行企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二）建立健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

地方高校在明确了自身定位之后，就必须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在政策方面，学校要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在体制方面，对校、院、系及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要清晰明确，在组织管理方面，对区域服务的组织管理应有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在对服务区域的监督方面，要加强对各项服务活动尤其是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咨询服务的监督。

（三）构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学研合作体系

对地方性高校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时，要把是否服务和贡献地方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要与政府、行业和企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产学研结合促进教育教学和科技创新质量的提高，以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围绕泰州市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各高校应积极主动开发科技服务项目，构建有利于推动产学研结合的体制，在质量工程建设、人才计划、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从而构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学研合作体系。

（四）创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

地方高校要能够支持区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导市民提高生活质量，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更为便捷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教育及培训服务，它应当成为当地的终身教育机构。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学与社区的高度融合不失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最佳方式之一。在美国较为流行的社区服务学习是让学生参与，将人与社区要求融合在一起进行的一种经验学习。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其提供的社会服务项目中已有养老护理员培训的项目，但这一项目由校内教师担任主讲，市民参与培训。未来更可以将课堂教学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师生共同直接面对社区的服务对象，这样的课程教学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能力，更能为社区提供医疗、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服务。

参考文献：

[1]泰州市人民政府.泰州市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

[2]栾贵勤等.区域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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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9-0008-04

[作者简介] 程宇航，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江西 南昌 330077)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

1.的发展理论。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区分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名论断已被人们视为“历史性前瞻”，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大自然。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如果我们不认识和正确应用自然规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性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2.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有早期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实现机制。

3.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研究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应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学家丁・克德思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丁・克德思指出，全要素生产是指产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丹尼麦运用克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理论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总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指出，总投入量主要包括劳动、资本的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括知识生产、资源配置的落差、规模经济等。

丹尼麦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被各国经济学家所关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理论界，比较公认的影响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广义技术进步如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工艺水平的提高，经营管理的理论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即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经济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的效能、政府部门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等)。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可分解为数量和质量两种，总投入数量属于经济增长的数量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有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和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投入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增长就是数量型增长，一般称之为粗放型增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就是质量效益型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约型增长。

4.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增长方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以P・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开端，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划分为4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方式。对于这4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增长方式内容的分析却几乎如出一辙。

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依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来实现，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M・波特(Michael Porter)把它定义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机器代替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M・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定义为“投资驱动阶段”。

第三阶段是l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方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是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实现。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农业。S・库兹涅茨(simon Kuznefs)把这种增长方式叫做“现代经济增长”，M・波特把这个阶段定义为“创新驱动阶段”。[2]

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用信息技术改造、优化、提升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于各行各业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依据

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来解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之所以长期粗放而且转型艰难，在主观上，是与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密切相关；在客观上，是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及国际背景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一)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和政绩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财富拜物教的价值观、追求GDP数量增长的发展观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战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的深层次文化根源。

自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物质财富当成了那个时代的图腾，当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基础。而且，亚当・斯密(后来还有边沁和穆勒)把自利和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上升为社会繁荣进步的源泉。作为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功利主义已渗透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我们把以财富拜物教、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殊不知，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国照样大行其道。在我国，在宏观层面上，对财富的崇拜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在企业层面上，财富拜物教表现为对利润的最大化崇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滥用资源，将环境污染“外部化”。显然，这种价值观、发展观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格格不入，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

(二)所处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均由“一二三”演进到了“二三一”阶段，即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处在起飞后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这个阶段，有许多因素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正面影响

(1)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2)高新技术蓬勃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撑。

(3)重视生态、重视环保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制度，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

(5)城市化发展和城市规模效益的提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

(6)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和多种资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外部条件。

因此，现在我们已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机遇期。

2.负面影响

(1)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仍将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有关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国际背景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为了吸引外资，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一系列包括减免税收、廉价甚至无偿出让土地、压低劳动工资等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低设环保门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趁机把资源消耗型、污染型产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以主导者的身份占据且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研发、品牌和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正是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引进了不少资源能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中国成了加工制造大国。这种“低端锁定”增加了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2)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低度化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技术结构、技术水平不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今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材料采购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高价值部分，大多掌握在外商手里，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很少，我们赚取的仅仅是廉价的加工费。这就使得我们所能获得的利润十分有限，在全球高档市场的竞争力极其有限。这也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难度。

目前，我国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先进的现代大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另一方面，是现代化都市与广阔的落后乡村并存。一方面，是现代工业企业、现代第三产业与大量落后的手工劳动或落后的机械化的企业并存；另一方面，是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广大不发达地区和相当数量的贫困地区并存。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利益和矛盾的冲突，使得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增加了难度。

(4)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变数。

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的依存度已经超过60%。美国的资本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粮价、原材料价格和石油价格的猛涨，国际市场绿色壁垒的加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控制自然资源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等等，都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许多变数。

三、摈弃“灰色发展”，实现“绿色发展”

反思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生活资源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换句话说，走的都是高消耗、高投入、高增长、高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道路，人们称之为“灰色发展”模式。“灰色发展”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而忽视资源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负外部影响，忽视分配不公平和自然资源损耗；追求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竞争优势更强，却忽视对自然、人体健康外部环境的损害和对贫困人口的关怀；只顾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流失浪费，却不顾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的承载极限，以致造成了当今全球的生态资源危机，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现代化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灰色发展”，必须适应国情、世情的新变化新特征，跨越“灰色发展”，实现“绿色”崛起。为此，需要实现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举措的变革与创新。

1.在战略思想上，必须坚持和发展的发展观、生态观，广泛吸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成果，创新发展理念。

人地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大自然，同时也影响着大自然的结构。

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发展观、生态观最具理论洞察力。不仅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同时还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世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马克思从改造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认为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横向关系，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协调，而不仅仅是指前者。这些关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和方法，都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强调集约利用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这跟的发展观、生态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战略思想上，在理论思维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的发展观、生态观，吸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新成果，努力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坚决摈弃只顾追求GDP、追求“短平快”而不顾长远后果的政绩观，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来，从而跨越“灰色发展”模式，实现“绿色崛起”，确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2.在战略目标上，总体上应确定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即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3.在战略措施上，要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采取系统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1)深化体制改革，构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

①加快研究及实施绿色GDP核算制度。要在统计中扣除现有GDP中的环境损失成本，以便得到我国综合国力水平与国民福利水平的真实数据。这项制度创新意义深远，将带来决策观念的深刻变革，带来全新的发展观政绩观。

②将环保指标纳入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包括节能减排指标、防污治污指标、美化绿化指标、空气净化指标、水资源保护指标，等等。它们都是硬指标，可操作且可考核。这项制度将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由过去主抓企业经济(招商引资)向主抓公共事务管理转变；由过去的重增长、轻环保向努力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转变。

③建立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制度。环保事业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没有公众参与，环保工作就会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为此，要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化制度、决策民主化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以确保公众参与环保的权益。

④建立生态补偿制度。针对目前存在的城乡、区域、人群间的环境不公平，应该通过立法、行政、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上游对下游、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高消费人群对低消费人群的利益外借，以此促进社会公平，并抑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生态的行为。

⑤建立促进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包括财税、信贷制度、工商管理制度、市场投入制度等等，从制度层面为技术进步和循环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加强全民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生态文化，在全社会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理念，构建绿色的社会基础。

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之源隐藏在人民大众之中。客观地说，我国民众的生态意识还很薄弱，既缺乏生态知识，也缺乏生态自觉。人们仍然把个人消费仅仅当作个人的私事，并没有强烈意识到个人的消费实际上消耗的是社会资源。所以，应该加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生态文化，提高全民生态素养，逐渐形成全民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生态文明氛围。要在全社会提倡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3)创新绿色科技，发展绿色产业，构建绿色发展的经济技术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又好又快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绿色科技支撑体系和绿色产业支撑体系。现代绿色科技支撑体系主要包括环境无害化技术、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生产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态化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科学技术群。上述绿色科技群催生的现代产业群主要有微电子与信息产业、健康与环保产业、生物工程及现代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等。

上述绿色科技群、新产业是21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或主导，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鉴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主题是，如何加速发展并利用现代绿色技术群，改造提升我国庞大的传统产业群，建立起支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①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特别要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

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特别要加大对绿色科技的研发投入，大力推进绿色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③加强绿色科技的研发攻关，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组织重大专项技术开发，推动产研联合，促进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积极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绿色新技术、新工艺、新产业、新装备的推广运用。

(4)推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在全球化条件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绿色发展，需全人类共同努力。一方面，必须警惕资源环境殖民主义，保卫国家的生态安全；另一方面，要努力争取国际资源环境公平。要与世界人民一道，推动各国政府签署一系列维护世界资源环境的公约，并努力促使发达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条约，承担减排责任，以弥补其超额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消耗，并为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努力提供经济支持和无偿转让环保技术。同时，我们中国也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资源环境责任，推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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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学者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方案，并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方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能为地方区域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人文精神支撑和思想文化保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重要职责，为党和政府宣传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撑。高校就必须要以强烈的服务意识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自我发展能力。充分发挥优势，主动加强横向合作，通过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智力支持和承担研究课题等，积极服务社会，争取社会资源，不断提高对策应用研究的水平。

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社会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也是高等学校的基本功能。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力军，据统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2/3以上在高校，每年约80%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产自高校，高校科研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科优势，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发挥学科优势，打造智库品牌。武汉大学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科优势，面向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重点需求问题、重大规划项目寻求校部合作的战略支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打造“珞珈智库”品牌。武汉大学湖北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以研究湖北发展重大问题为导向，以课题为纽带，通过以重大项目引导研究、以综合领域集结队伍，联合湖北省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开展开放式、针对性研究工作，使之逐步建设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智库。中心成立以来，受湖北省委宣传部委托，牵头组织了“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制”等多项重大课题的研究。

（二）聚焦重大问题，构建创新平台。武汉大学在与国家有关部委合作过程中加大对校部共建研究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与国家部委、省市等有关部门共建科研合作机构，切实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学校先后与外交部共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与文化部共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等校部共建机构，于2012年在外交部、水利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共同组建了“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瞄准国家捍卫领土、保障和拓展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急需开展研究。

（三）整合交叉学科，形成整体优势。武汉大学积极参与地方重大基地建设，采取有效措施集成各方力量和资源，汇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展跨学科的原创性研究，以发挥整体学科和科研优势。湖北省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科技考古研究中心集成考古、历史、法学、经济、测绘、水利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主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库区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与武汉市政府联合建立长江文明研究院，组织跨学科研究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并联合举办“长江文明国际论坛”等活动，搭建民间国际流域文明对话平台，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发挥人才优势，全面深入合作。武汉大学具有良好的服务社会的学术传统，大批优秀学者自觉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早在1983年，李崇淮教授率先提出武汉市“两通起飞”战略构想。近年来，学校又涌现出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学术研究工作与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积极资政议政。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和大空间四个维度，探讨了湖北作为中部支点大省的历史文化依据，建议将申报“江汉之光―中华楚文明”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荆州“壮腰工程”的战略支点、策划实施一批具有湖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进一步把鄂西圈做大做实做强。

（五）转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积极鼓励学者的社会服务意识，在校部共建机构中实行“共同建设、实体架构、开放管理、专兼结合”的运行机制，优化机构运行的制度环境，引导学者走出校门参与社会服务。质量战略发展研究院与湖北省林业厅交流磋商，完成了“武汉大学国家（湖北）生态环境质量研究中心筹建方案”。并积极筹建“中国质检大讲堂”，深入各地城乡开展质量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质量信息。在全国陆续建立“宏观质量观测与创新基地”，现已同新乡、佛山、遂宁、建德、许昌、新疆6地签署协议。该院和深度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中国首个质量安全网络信息预警平台“深度网”正式上线。其研制开发了“质量安全网络信息监测与预警平台”，获得了3项软件著作权证书。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方式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人文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的内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在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上，发展方式创新是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

（一）加强社科基础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能促进人们对环境、文化与历史背景的了解。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和中国国学教育研究，为地方文化基础大众化建设服务。教育部在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中，通过编写理论学习读物，“请大学者写小书，把大道理通俗化”，传播宣传党和国家的发展理论，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主编的《理论新视野丛书》便是其中创新范例。

另外以讲座、演讲方式参与地方经济服务，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就社会热点问题参与讨论，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引导。武汉大学让一流的学者活跃在普及工作第一线，长期坚持与公众面对面畅谈、举办专题讲座，弘扬优秀传统，法学专家累计为中央、部委以及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作法制报告逾千场；数百位各有所长的学者走进小区、走进群众，开展社科普及系列活动。

（二）发挥高校综合优势，思想引领社会发展。 高校是社会的思想库， 高校引领服务社会除了靠人才和成果外，还有思想，尤其是原创的思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运用自己的知识才干和科研成果，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复旦发展研究院已连续多年出版《中国发展报告》（蓝皮书），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属国内首创，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大学思想库与智囊团的作用。武汉大学积极实施“珞珈智库”计划，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问题，集聚先进研究方法，汇聚优秀人才，逐步建成独立于政府咨询机构之外的“外脑”，从而服务决策、谋划战略，引导思潮、影响社会，创新机制、培养人才，生产思想、创立学派。

（三）创新科研机制，构建服务生态系统。推动科研组织机制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研究院、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等公共学术平台的作用。加强文科科研沟通和服务社会的机制。大学一方面需要建立起面向社会的对外联系和对外沟通体制，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国家和地区发展重大需求的发现体制，通过发现需求和社会对接。机制创新形式有以下几方面：

1、共建科研机构，实现深度对接。研究机构代表学校的科研特色和学科优势，在追求理论深度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高校建立省部共建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校企共建研究机构，不断创新相关体制与机制建设，优化机构运行的制度环境。

2、构建战略联盟，以开展科研合作互聘专家。以科研方式联合培养研究型人员，开展深度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定期举办“讲坛”、“论坛”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官学合作、校际合作和校企合作等多种合作战略。

3、高校智能植入，以学校科研键入地方发展。以学校推荐或个人自发形式与企业开展联系和合作，以开展合作研究，为地方政府、企业提供管理知识或业务知识培训，或作为专家学者参与政府企业资政议事，如资政顾问、营销顾问、法律顾问、战略顾问等。

篇（4）

中图分类号：G64;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046-02

引言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学校的发展依托地方，植根地方，需要得到地方的支持。社会服务架起地方高校和社会“互赢”的桥梁。学校主动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相融合，将社会服务摆上重要工作议程，探索高校社会服务的途径和形式，为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地方高校社会服务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1.高校开展社会服务的主动性和认同度明显提升。资料显示，78.82%的地方高校已将学校的办学目标和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17.65%的高校正在酝酿和考虑中，3.53%的学校尚未纳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2004年“高等教育地方化”课题组开展的问卷调查）。大部分地方高校提高开展社会服务的认识。在课程设计和专业设置上都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认识和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高校开展社会服务。

2.高校社会服务的内容不断丰富，领域日益扩展，调控管理力度加强。高校社会服务的内容涵盖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服务的形式多样化。深入社区开展社会服务，校企合作设置订单班等。很多地方高校为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在实践中加强管理和调控，促进社会服务的成效最大化。{1}

3.高校社会服务潜力巨大，但问题明显。

（1）社会服务相关主体间缺乏深厚的支撑力度。高校开展社会服务的时间不是很长。合作各方都在摸索中。学校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和资源进行合理定位，结合社会需要采取灵活的办学类型，从经济发展需要的角度培养人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与高校合作的力度、价值取向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协调、投入等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高校的社会服务发展。

（2）高校社会服务的相关机制不够健全。高校为地方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动力机制、评估监控机制等都需要重构和完善。学校、企业、师生等多个要素流动和组合，需要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和沟通。相关机制的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高校社会服务的良性发展。

二、地方高校开展社会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1.地方高校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技术人才可以聚集起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政府政策好，环境合适、各项保障得力就能有效地引导高校教师主动关注区域经济发展，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开发和科学研究，参与地方社会事业、产业发展等项目，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2.地方高校是优秀人文资源、文化传统和知识的聚集地。社会优良风尚的形成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宣传，需要广大民众的配合，也需要高校的带动和引领。高校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对优秀文化进行整合和发展，为促进社会优良风尚的形成和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3.地方高校有获取前沿信息和有效信息的技术平台，自身也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正是因为高校拥有技术和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应用的人才，地方高校才有能力为区域社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信息咨询、管理规划、政策研究等服务。

4.地方高校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专业和学科。地方高校植根于地方经济，能深刻了解地方经济的需要，响应地方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对人才的需求。专业和学科都能进行灵活调整，培养出最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三、高校社会服务的途径和形式分析

1.校校合作。互联网时代，单打独斗已经不能满足个人、学校、企业的发展。每所学校因历史、定位、资源、优势的不一样，在进行社会服务时，无法成为“全能手”。学校与学校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高校联合起来不仅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也能为地方提供更好的服务。

校校联盟最典型的是江苏9校联盟。9所院校在学科设置上实现互补，共享教学设备、共建师资队伍、搭建互通培养桥梁、探索合作途径，共同为企业培养对口优秀人才。目前9所高校设置的专业涵盖区域各大产业，共同开展校企合作，共同承担400多项科研项目，建立150多个研发中心、检测中心、工程中心。9所高校教师为800多家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校校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还在进一步提升。{2}

2.校企合作。知识经济时代，以传播文化和生产知识为核心的地方高校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企业合作，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合作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科研服务。科研服务是高校开展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载体。高校在社会服务中开展科研，在科研中展开社会服务。比如企业在生产、营销、融资等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获得帮助和支持，地方高校利用人才优势提供一定的科研服务，协助其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提高了科研能力，企业也得到实在的支持。

（2）与企业合作开发。高校和企业以不同方式联合开发研究。高校在研发过程中获得资金等物质的支持，企业则从共同开发的技术成果中获取一定利润。

（3）创建科技园。科技园是高校开展社会服务的通道和平台，通过这个平台，高校的人才、技术都可以不断向社会进行辐射，推动区域各个行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学科技园的主动功能是培育企业家、孵化企业。科技园良好的环境、先进的装备、灵活的机制促使学校的技术链和社会产业链有效结合，加快成果转化。

（4）创办企业孵化器。为了降低创业者创业的风险，高校建立企业孵化器。企业孵化器是扶植和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和成长的服务机构。创业有风险，这就需要高校通过一系列的服务促进技术成果转化，解决创业中的种种困难，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3.校地合作。校地合作是地方高校积极寻求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社会的组织者、管理者。高校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充当政府的智囊团，帮助政府机关进行决策。对于政府急待解决的问题，高校可以在政府的指导下形成科研项目组进行研究。

4.教育延伸服务。现代社会提倡终身学习，不仅一般民众需要学习，企业对员工的培训也要提上重要日程。高校的教育延伸服务是高校教育活动向社会的拓展。高校通过传播知识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事业受益。这类的社会服务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企业给予高校资金支持，委托高校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二是高校教师深入企业为企业员工进行培训，企业提供一定培训经费。三是整合高校和企业的优势资源，共同办学，进行资源优化配置。{3}

5.社区服务途径。

（1）定期培训。社区居民有学习新技术、更换职业等的学习需求。高校就是要尽可能满足不同年龄层次、不同领域的民众需要，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培训时间，为居民学习创造条件。

（2）提供信息服务。高校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向社区居民提供一些信息服务，比如开放图书馆、共享数据库等。

（3）开放体育设施。高校一般都建有比较完备的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在满足了学生体育训练和日常锻炼之余，可以考虑有条件的向社区居民开放体育场地。这样一来既解决社区体育设施不足的问题，又为学校文化体育活动增添了活力。

（4）提供咨询和其他活动。高校为社区居民提供诸如法律、心理等咨询服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担任家教，深入社区帮助老人和其他人开展一些文化活动，为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四、结语

教育肩负着促进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地方高校开展社会服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树立这样的思想和办学理念突出了地方高校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贡献。学校不一样，服务内容和实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是高校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将自己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服务地方，多方共赢，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奠定坚实的生存基础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注释：

{1}张培煜.山西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2011

{2}孙秀芝.我国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与形式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3

篇（5）

加快农牧业结构调整，全力推进产业化经营。坚持“稳粮、优杂、兴草、强牧”的原则，做大做强“优势养殖业、特色种植业、规模林草业、生物制药业”四大主导产业，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优势养殖业走小群体、大规模的路子，抓基地、建小区、联龙头、强服务，巩固发展肉牛、奶牛、肉羊、绒山羊、肉鸡、蛋鸡为主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高效畜牧业生产基地，力争五年内使养殖业占农业的比重达到70%。特色种植业按照区域布局、规模生产、精品示范的思路，在提质增效上做文章，大力推行为养而种、以种促养的饲草饲料种植，积极引导为龙头企业提供原料的基地种植，鼓励发展有订单保障、仍居卖方市场的特色种植。采取政府推动、小区拉动、农牧户联动的方式，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向产业化倾斜，持之以恒地抓好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

深化改革，扩量提质，强力推进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重点项目为支撑，引进增量、盘活存量、扩张总量，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工业化发展路子。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完善管理机制，推进重点项目，突出园区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围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培育发展一批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重点扶持以水泥为主的建材业和采矿业；利用得天独厚的麻黄草、山杏等自然资源，加快发展以麻黄浸膏粉为主导产品的生物制药业、饮品加工业。突出抓好50万吨水泥厂建成达产，加快天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扩产等重点工业项目建设，以骨干企业拉动工业经济。

篇（6）

加快农牧业结构调整，全力推进产业化经营。坚持“稳粮、优杂、兴草、强牧”的原则，做大做强“优势养殖业、特色种植业、规模林草业、生物制药业”四大主导产业，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优势养殖业走小群体、大规模的路子，抓基地、建小区、联龙头、强服务，巩固发展肉牛、奶牛、肉羊、绒山羊、肉鸡、蛋鸡为主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高效畜牧业生产基地，力争五年内使养殖业占农业的比重达到。特色种植业按照区域布局、规模生产、精品示范的思路，在提质增效上做文章，大力推行为养而种、以种促养的饲草饲料种植，积极引导为龙头企业提供原料的基地种植，鼓励发展有订单保障、仍居卖方市场的特色种植。采取政府推动、小区拉动、农牧户联动的方式，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向产业化倾斜，持之以恒地抓好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

深化改革，扩量提质，强力推进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重点项目为支撑，引进增量、盘活存量、扩张总量，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工业化发展路子。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完善管理机制，推进重点项目，突出园区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围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培育发展一批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重点扶持以水泥为主的建材业和采矿业；利用得天独厚的麻黄草、山杏等自然资源，加快发展以麻黄浸膏粉为主导产品的生物制药业、饮品加工业。突出抓好万吨水泥厂建成达产，加快天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扩产等重点工业项目建设，以骨干企业拉动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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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牧业结构调整，全力推进产业化经营。坚持“稳粮、优杂、兴草、强牧”的原则，做大做强“优势养殖业、特色种植业、规模林草业、生物制药业”四大主导产业，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优势养殖业走小群体、大规模的路子，抓基地、建小区、联龙头、强服务，巩固发展肉牛、奶牛、肉羊、绒山羊、肉鸡、蛋鸡为主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高效畜牧业生产基地，力争五年内使养殖业占农业的比重达到70%。特色种植业按照区域布局、规模生产、精品示范的思路，在提质增效上做文章，大力推行为养而种、以种促养的饲草饲料种植，积极引导为龙头企业提供原料的基地种植，鼓励发展有订单保障、仍居卖方市场的特色种植。采取政府推动、小区拉动、农牧户联动的方式，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向产业化倾斜，持之以恒地抓好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

深化改革，扩量提质，强力推进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重点项目为支撑，引进增量、盘活存量、扩张总量，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工业化发展路子。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完善管理机制，推进重点项目，突出园区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围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培育发展一批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重点扶持以水泥为主的建材业和采矿业；利用得天独厚的麻黄草、山杏等自然资源，加快发展以麻黄浸膏粉为主导产品的生物制药业、饮品加工业。突出抓好50万吨水泥厂建成达产，加快天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扩产等重点工业项目建设，以骨干企业拉动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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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在教育规划提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因此，地方高校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服务于地方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服务功能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由于地方高校与当地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日常交通便利，联系快捷，迅速满足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零距离服务需求，因而地方高校具有为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的地缘优势。同时高校具有人才、科技和知识优势，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应该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高校对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服务方式体现在为社会经济建设及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持。

地方城市由于远离重点高校密集的中心城市，加之社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难以引进高级人才，特别是行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地方高校在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人才保障作用。地方高校是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技术革新的主要阵地，地方高校的科研人员也是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活动及商务活动的区域日趋国际化，对外交流成为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外语被广泛应用于对外活动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交流的必要手段。但是，目前在地方城市中，高水平和高能力的外语人才依然比较缺乏。地方高校的外语教师队伍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外语人才群体，他们在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同时，自身也有能力为地方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调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高校外语教师助力的需求并考量地方外语教师的外语素质与能力，高校外语教师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一、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合格外语人才

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要件即为高质量的人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促使现代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人才保障，这其中包括外语人才。外语人才对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深广发展起着必不可少的促进作用。培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外语人才是高校外语教师的本职工作，也是高校外语教师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有效途径。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用人单位对外语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势下，只拥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还必须拥有相当宽广的知识面，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交际能力和较好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外语人才的需要。

经过对2014年、2015年、2016年河南省春季大型综合人才招聘会的走访调查得知，构成社会经济发展主力军的各大中型企业对单一语言性外语人才的需求量极低，而同时企业急需的一专多能型、复合型外语人才数量又极为短缺，形成“企业招不到人，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这一现状直接反映了目前某些高校外语人才培养目标与实际社会需求之间存在明显脱节，高校毕业生不符合企业外语方面的用工需求，这既降低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又拖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解决这一供需矛盾是现阶段高校外语教师面临的首要工作。河南省高校外语课程的设置大都以单纯语言文化培养为教学目标，只有极少数工科院校开设行业英语等复合型外语课程。转型时期的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应从人才培养目标着手，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将单一性外语语言人才培养转变为外语与专业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将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有机结合，合理分配课时占比，使学生将外语作为一门工具语言，通过外语掌握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技能，满足就业需求与社会用工需求。同时，高校外语教师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应充分体现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降低理论测试的比重，提高实操环节的评分，采用更合理有效的方式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平。

二、为地方企业提供助力提高其对外经贸竞争力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间的跨国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外语人才对于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贸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外语人才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供求信息，因为参与国际贸易，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各个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和采购各种生产要素，都离不开外语人才的直接参与。高素质的外语人才才能够获得这些必要的国际贸易信息。外语人才能够驾驭现代经济交易方式，节约交易成本。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框架的提出，以往主要面对国内贸易的中西部地方企业面临更多的对外贸易机遇。较之国际贸易人才储备丰富的沿海地区企业而言，中西部地区企业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但高校的外语人才培养需要一定的周期与过程，即使立刻改革，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在此情况下，企业可以与高校合作，由高校外语教师对企业内部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针对性外语培训，使企业较快地建立起自身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储备力量。高校外语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可以将外语语言文化知识与企业对外贸易中需要的谈判、报关等专业内容相结合，在口语、阅读、写作及翻译等方面有所侧重，与企业需求对接，更好地满足企业国际贸易的需要。所培养的专业技术人员既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译等五个方面的语言基础，又要有非常宽泛的知识面，在市场营销、国际结算、进出口业务操作等方面灵活自如地操作。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三十余家大型省属企业和一百余家优秀民营企业，在河南省全面融入、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主线下，这些企业的对外贸易将会呈现出质的飞跃，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也会急剧增加。例如民营企业河南瑞贝卡集团已与23个国家、地区产生贸易往来，从产品推介、外商接待到会展布置、商务谈判，企业的发展势必需要更多精通外语的专业技术人员。高校教师在对这些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时候，不仅要着眼于语言本身，更要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业务往来方向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目的国的文化风俗培训，使其在商务谈判、外商接待等工作中更娴熟、得体地交流，避免出现文化冲突，提高企业影响力及产品利润。

三、为地方传统文化对外推广提供助力

作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传统文化的对外推广对提升地方软实力起着较大的作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华参观游览，如何更好地将地方传统文化项目推介到国际舞台已被越来越多的部门、机构所考虑。在地方传统文化对外推广过程中，高校外语教师可以提供较好、较强的有效助力。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洛阳牡丹与龙门石窟等景观久负盛名，将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项目推广到国际社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观赏牡丹、欣赏石刻，既提升古城洛阳的国际知名度又为洛阳市带来更多的外汇收益。洛阳地区的高校外语教师即可通过编写外文介绍书籍、制作外文视频材料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介绍洛阳古城的传统文化，在洛阳美景与国外游客之间搭起畅通的桥梁。与洛阳相似的文化古城安阳、许昌、开封等城市，均可在高校外语教师的助力下，将更多的古文化资料翻译为外文版本，通过更多的外文资料，将城市的魅力展现在国际舞台。同时，高校外语教师还可以发挥专长，为更多的历史文化景观或旅游景点制作语言严谨、用词标准的景区介绍、路线指示、景点说明等标志性展牌，订正已有展牌的外语语言错误，提高景区的文化层次及规范性，将地区景点和文化景观作为提升地区软实力的窗口，吸引更多的国际人士来欣赏我国的秀美山河及深厚历史底蕴。

四、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研究支持

高校外语教师具有理论研究的知识储备与科研能力，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发挥专长，集合优势资源，组成课题组，就地方发展的短板进行前瞻性研究与讨论，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各种问题与未知。在解决问题之前，充分的理论调研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任何决策都应建立在充分理论研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正确理论对实践的导向、预测、促进、指导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地方性决策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特点，错误的决策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延误与影响是长期的、致命的，关乎地方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关乎地方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调动理论研究人员进行前瞻性研讨，为政策的有效性、科学性提供前提保证。在此过程中，高校外语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所长，在外语领域为地方经济发展献计献策，提供理论支持。综上所述，高校外语教师利用地缘优势和知识优势，充分发挥自身所长，为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及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持。在完成自身本职工作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基础上，通过校企联合、课题研究等手段，将知识优势投射到校园范围之外，积极投身社会，将知识转化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闻梅，郑悦.外语人才对保定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战略研究.财经界，2010（3）.

篇（9）

根据这一理念，环境保护和长期经济发展并非互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醒人们，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外，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因素和对环境的保护，换而言之，可持续发展无非是在要保护并改善自然环境、达成社会平等和实现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实现动态平衡。将可持续发展用于企业经营中，无非是要在企业经营中实现以上三者的平衡，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外，它至少应该包括社会和环境两个重要方面：前者的基本价值观是公正待人(treatingpeople fairly)，包括在工资、薪酬、工作时间、健康和安全等方面必须符合法律和道德的基本规定，不得使用童工，不得强迫他人劳动，雇员拥有结盟和集体谈判的自由(如组织工会等)，保护雇员的个人隐私等；后者是保护环境(preservingtheenvironment)。这实际上正是过去几十年来学术界所讨论的“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hy，简称CSR)的基本内容。企业(公司)社会责任这一个概念且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就已正式提出(Bowen，1953)。著名的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否认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在他看来，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Friedman，1963)。然而，正如可持续发展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一样，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权利意识、公正意识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弗里德曼式的“唯利润论”表示怀疑，开始认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不难发现，企业的成功不再仅仅取决于传统的独立于社会期待的股东价值和顾客忠诚。投资者之外的压力集团，包括政府、媒体、企业合作伙伴、公民社会和消费者正在重构新一代的企业管理，从而在不断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的体制缺陷

十多年前，我国政府就已认识到必须改变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采取了包括环保风暴、强化节能减排指标约束、加强安全监管和“淘汰落后产能”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但我国经济仍沿着粗放增长的惯性持续高速增长，结果是能耗持续上升，环保形势日益严峻，劳动条件改善不多，职业病有增无减，工资经常被拖欠，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绝大多数雇员没有集体谈判的可能，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协调。以上诸多不和谐格局的出现，主要源于我国的体制缺陷。

(一)被束缚的无形之手：行政，定价机制与资源浪费

资源(尤其是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是中国节能降耗难以顺利实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主要的资源开采型企业基本上都是高度垄断的，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也完全由政府管制，这必然导致这些企业严重的低效率(过高的人工成本和大量不必要的支出)。即便如此，这些企业仍然能够持续地获得高额利润，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源开采型企业基本上没有为资源开采权付费，实际上相当于免费使用国家的稀缺资源。行政化的定价机制不可能迅速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真实稀缺程度，其价格不是偏低就是偏高，其运行的结果不是过剩就是短缺。只要不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其常态往往是偏低的价格(由于在资源开采环节基本没有为资源开采权付费)，偏低的价格必然引发过多消费，从而恶化节能降耗形势。与之如影随形的就是能源等资源型商品的长期短缺。而当这些商品的国际价格大幅下跌之后，垄断利益集团又总是会摆出种种理由反对国内价格的相应下调。口号、纯粹的说教甚至是严格的行政命令在节能降耗的问题上往往都是失灵的，更基本的方法是在建立健全资源开采权付费制度的基础上尽快推进能源等主要资源商品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抓住全球资源商品市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向下继续调整的大好时机，稳步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商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充分反映其稀缺性程度，从而促使企业和消费者自觉节约资源。

问题的关键，是要让资源的使用者在使用时承担应有的成本，这一成本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和企业在使用资源时所支付的价格上。企业和消费者普遍不节约、不环保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制设计出现了问题。比如，对于那些耗电行业实施的电价优惠实际上就是鼓励对电力的浪费性使用；人为地压低粮食价格必然引发在粮食消费中的浪费；过低的水价很难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过低的油价必然引发石油消费的膨胀性增长。惟有让市场机制和更充分的竞争来决定资源型商品的价格，才有可能遏制中国式增长方式过于浪费和污染的缺陷。

(二)失灵的有形之手：政府监管松弛与普遍的囚徒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式的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监管主要是由政府尤其是由中央政府来推动的。然而，节能降耗和环保的行为主体，除各级政府部门之外，更重要的是为数众多的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如果不能调动地方政府、大量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积极性，节能降耗和安全生产等是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

当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就中央政府而言，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显然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事

务。但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往往对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并不热心。一方面，节能降耗和环保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GDP和税收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同时也往往是当地重要企业的所有者。这样，中央政府的节能降耗和安全监管政策到了各地必然会大打折扣，各种法律和政策实际上难以在基层顺利执行和实施。换而言之，由于环境保护往往是政绩考核时的软指标，而GDP和税收的增长则往往是“硬道理”，这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即无论其他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的策略是什么，本地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都是在环保和安全监管问题上放松标准。当大多数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较好的政绩水平而放松环保方面的监管标准之后，整个国家的节能减排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实际上，正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导致了地方政府在面对中央政府要求节能减排时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成了通解而不是特例。

在投资饥渴成为常态的情形之下，制造商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也往往会占有一定的优势：如果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我就不在你这里投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接近但监管比较松弛的地区很容易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对于环保问题就可能出现普遍的不作为甚至变相纵容和鼓励，在此前提之下，大多数制造商不愿在环保方面增加必要投入也是一种囚徒困境，而且是博弈论中所说的一种“占优均衡”――无论其他制造商是否在环保方面增加了投入，其最优策略都将是减少环保投入。当绝大多数的制造商都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环保投入时，整个社会的生态和环境当然也就不断恶化。

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抑或是制造商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及制造商之间的博弈，都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个体理性的前提下所造成的集体不理性结局。在当前的政绩考核体制难以发生根本变动的情况下，试图扭转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普遍不作为，似乎有着相当的难度。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目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手段仍局限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被大大忽视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这样的结局：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一头热，企业和消费者似乎都没有真正行动起来。而实际上，更加环保、更加人道、更加安全等恰好是当前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如果再考虑到操作层面的因素，在产业层面(at the industry level)和企业层面(at the firm level)节能降耗似乎比在行政和法律层面更有效率。根据Maignan和Ferrell(2003)的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公司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和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责任(corporate stakeholder responsi-bilities)。按照后一种观点，环保、人道、安全、透明就不仅是制造商的责任，也不仅是零售商的责任，同时也是立法者、政府官员、科学家、消费者、标准化组织、媒体的责任。

(一)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制造商或许会不太在意国内的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可以通过种种方式绕过有关部门的监管，但他们必须在意作为渠道终端的零售商的要求和声音。当前，对于制造商而言，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就是零售商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基本上可以断言，在绝大多数商品市场上，在分销渠道中扮演领导地位的，一般都是零售商，而不太可能是制造商。这也就决定了零售商在供应链管理中的“链主”地位――越来越多的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将控制在少数零售商的手中。这样，零售商的战略决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供应链的行为和绩效。如果零售商忽视环境和社会方面，仅仅关注利润，那么，整个供应链就很难确保环保和人道。相反，如果零售商在利润之外，还在乎其社会责任，注意保护环境的话，整个供应链就有可能是一条比较环保和人道的供应链。

在中国的节能降耗和安全生产、人道生产等方面遇到严重困境的背景下，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跨国零售商(同时也是中国内地最大的进口商之一)开始对中国内地供应商明确提出“更加环保”、“更负责任”、“更加透明”等要求。如果这些要求果真能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来自沃尔玛的压力则迫使供应商不得不遵从其要求，与订单密切相关的约束显然是为比行政命令更为有效的硬约束。这种硬约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制造商走出囚徒困境，被迫变得更加环保，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同时达成集体理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缓解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问题。实际上，大型零售商所掌握的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为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透明度、环保性、安全性等诸多方面都可以更好地进行沟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助于实现整条供应链的可持续性。换而言之，沃尔玛在环保方面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相当于在环保博弈中引入了一个新的参与人――当然，这个新的参与人的介入，必须是有一定市场势力且真心实意地想推动环保的企业。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参与人加入之后改变了博弈的规则，正是该规则使得制造商不得不更加环保地从事经营。

因此，在环境保护等有关社会责任的问题方面，作为渠道终端的零售商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零售商在最后阶段的“把关”变得非常重要。如果零售商容忍高耗能的、浪费的包装和各种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销售，制造商推动环保的动力和压力都会受到影响。跨国零售商从中国购买的不环保商品越多，对中国造成的不良影响越大，无形中加剧了“生产在中国、污染全部留在中国、利润基本流出中国”这一悲惨式增长格局。另一方面，也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了不良影响，引发了某些产业的过快衰落，从而引发这些行业对中国的极大不满。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环境日益恶化的增长方式以及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日益激化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某些企业(包括沃尔玛在内的大零售商和西方国家一些主要的进口商)未能高水准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果。因此，沃尔玛率先从中国的供应商开始推行其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主观上是出于自身在发达国家增加销售额的目的，客观上却有利于中国那些为沃尔玛供货的制造商尽快达成环保的经营方式，当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的节能降耗并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这个角度而言，制造

业的转型可能不能仅仅靠制造业自身，还有赖于流通行业的力量和消费者的力量。从企业层面而言，拥有相当市场势力的零售商完全有可能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产业层面的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当然，如果从更大范围内促进节能降耗、安全生产和人道生产而言，仅仅依靠沃尔玛公司的力量似乎是不够的――即便其市场势力再大，也可能难以推动整个社会“更环保、更负责任”的生产经营行为。根据沃尔玛自己的说法，其当前所推行的种种措施(比如在包装方面)实际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零售商、制造商和社会多方共赢的格局。然而，就短期内的大多数情况而言，沃尔玛对于供应商在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加严格的要求一般都会对制造商原有的经营模式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如果消极影响过大，为了达到沃尔玛的要求需要支付过高的成本，一部分供应商有可能会转向其他在环保问题上更为宽松的零售商。换而言之，沃尔玛推动环保的政策必须满足激励一相容约束――只有当制造商在遵从零售商的有关规则能够取得相应利益的情况之下才能运作下去。这些利益要么表现为成本的降低，要么表现为订货数量的大幅上升，或者兼而有之。如果其他零售商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和自身应该在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不予认同，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沃尔玛推动可持续供应链战略的效果。

因此，只有当越来越多的零售商愿意在环保和其他社会责任方面真正承担责任，此时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博弈就会对社会越来越有利，就可以在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同时达成集体理性。换而言之，如果所有的零售商作为一个产业都能坚持严格的环保标准并承担其他必要的社会责任，绝大多数的制造商也将被迫变得更加环保和更具社会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产业层面的社会责任就显得非常重要，正是在行业层面所采取的行业约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经营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三)消费者层面的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推动环境保护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中，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在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消费者将成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核心的力量。

如果我们继续反思沃尔玛推进可持续供应管理的战略，不难发现，消费者需求的驱动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唯有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更加考虑环境保护时，零售商才真正有动力去推动更加环保的供应链管理，沃尔玛的战略显然不是受中国政府和中国消费者的驱动，而是受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需求的驱动。为了对沃尔玛在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所交待，它就不得不推动其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战略。换而言之，沃尔玛在中国内地促进环保的种种举措主要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赚取更多的利润。沃尔玛在中国采购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销售的，其中大部分是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销售的。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对于更加安全、透明、环保的商品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这也正是沃尔玛首先在中国推行更环保的采购的重要原因――毕竟中国内地是沃尔玛低价商品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且产自中国内地的商品往往是最富争议的。与以前相比，公众对于企业有着更高的需求和更广泛的期待――很多研究都表明了这一重要趋势(Ot-toman，1998；Welford，2002)。另据1999年一项基于26个国家2万5千人的调查，大约有超过60％的消费者会把企业的劳动条件、企业伦理、社会责任或对于环境的影响作为其评价企业的重要因素(转引自Chung，2005)。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会考虑环境问题：1992年，这一比例仅为14％，1995年就已上升到26％，2003年则上升到38％(Mar-tinsons et aL.,1997；Lam et aL.2003)。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期望公司在披露其财务报告的同时也应披露其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绩效。

不难看出，一些公司主动推动环保与其说是“社会责任”，不如说是对“社会压力”的反应。有些企业或许更早地认识到如果不推动环保，迟早将会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与其如此，不如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如果消费者没有对企业在环境保护等方面施加社会压力，那么，企业怎么可能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呢?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似乎还有赖于消费者态度的转变。如果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在购物时缺乏环保意识，或者根本不考虑商品制造过程中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零售商往往是缺乏动力和压力去主动在环境保护和其他方面承担社会责任，这也或许是沃尔玛明确提出其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战略之后在中国大陆鲜有其他零售商跟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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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进步带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思想意识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是通过牺牲长远利益来换取眼前利益，严重影响了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各国纷纷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概述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新的技术和设备不断应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资源消耗日益增加，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面对这种情况，人们逐渐认识到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不利于社会的长远稳定发展，因此，开始探索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必要性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论对于哪个国家，都是十分必要的，其主要表现在：①环境保护的要求；②资源紧缺的形势；③国际竞争的需要；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的需求。

3.目标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①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②从高能耗经济向节能经济转变，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③从粗犷型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④从物质化经济向非物质化经济转变，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减少对于资源等物质资料的需求。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社会制度的影响

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会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从共性上说，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稳步发展。而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分别进行分析。

1.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

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存在不足和问题，推动了其对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调整，以现代市场经济代替了自由市场经济，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而科学技术取代生产资料成为第一生产力，则极大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于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例如，在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充分利用各自丰富的自然资源，结合新型科技手段，采用太阳能发电、蓄电池储电，安装自然通风系统、雨水收集系统、中水处理和循环系统等方式，建设新型住宅，极大地节约了能源资源，也减少了对于环境的破坏。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中的主导地位。虽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长远发展而言是必须的，也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其对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利于其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先进技术的引进，相对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承担的风险更小，而机遇则相对较大，因此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地位逐渐下降。

2.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也是双面性的，因此需要政府管理人员的重视。前苏联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由于发展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导致了失败，甚至最终引起了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消亡；同样，阿根廷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过度依赖外国资本，金融过度开放，最终也导致经济转型的失败。我国必须以这些经验和教训为借鉴，切实做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项工作。

以我国的发展为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实现了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时间较短，在转变初期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由于准备充分，应对及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建立，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使得我国对于科学技术更加重视，经济增长方式也实现了粗犷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逐渐实现了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得社会更加稳定和繁荣。但是需要清楚的认识到，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较多的矛盾和不足，在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进入产业链竞争，坚持“走出去”战略，不能一味固守加工组装的微薄利润；②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③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保障；④调节分配制度，做到公平公正，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引导消费。

三、结语

总而言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是时展的要求，也是国家长远稳定发展的需要，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有所差异的。但是归根到底，世界各国都必须结合自身的情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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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立适度消费的理念，适度消费是指在满足生活需要范围之内，不过度地欲求。现代经济学把物质消费分为满足需要的消费和满足欲求的消费，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需要”是人们为了生活必须消费的东西，而“欲求”则是在需要之外，由追求心理上各种满足（如追求地位上的优越感、满足感、嫉妒、攀比和炫耀等等）而形成的一种需求。需要是有限的、相对稳定的；而欲求则是无限的。满足需要的消费是一切社会共同具有的，而满足欲求的消费则是工业社会所独有的。“欲求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因为，本来意义上的正常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 其目的是满足需要。而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欲求满足，势必造成巨大的浪费。对于普通人来说，适度消费由支付能力决定，超过支付能力的超前消费和过度积累的滞后消费都不可取。

2.培养“文化人”，引导消费，文化人是指用高层次文化意识武装的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要充分发挥第一生产力和第一消费力的作用，提高全民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体现以人为本。而文化是发展的摇篮，用先进文化来引导消费活动，丰富消费生活的文化内涵，使人们物质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实，从而使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发展和提升，使人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人”。这样，就可以不断提高消费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促进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协调。

3.实行循环经济消费。这是针对资源来说的，要求消费品生产所需资源是可再生的，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生产的消费品应能够循环利用。这种消费理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来的，意旨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收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品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努力做到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以及坚持消费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的行为准则：当代人的发展及其需求满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

其实，在发达国家，民众对环境的日益关注甚至对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治生态的绿色化，导致了环境法律的日益严厉。发达国家竞相制定严厉的产品环境标准，还积极推行标准化的绿色标志认证制度。在“绿色浪潮”不断冲击下，企业生产越来越追求“干净”，环保不仅是企业的基本责任，而且关系企业生死存亡。企业生产消费品，不但要求消费品本身没有污染，而且要求消费品生产过程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我国绿色消费已初见端倪，人们开始更多地选择没有污染的生态产品。但是生态消费现状不容乐观，我国企业在清洁生产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绝大多数企业污染处理的目标仍然停留在达标排放，多数产品还是不干净的。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也缺少清洁生产的鼓励政策以及相关的环境法规。因此，我们需要努力提倡绿色消费，使之成为社会时尚，进而形成庞大的绿色消费者群体，最终达到以市场需求迫使更多的企业实行清洁生产，促使政府下更大的决心解决清洁生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