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经济学概念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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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趣味性原则。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实践充分表明：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只有创设恰当的教学情境，才能使教学内容深深触及学生的心灵，才能诱导学生把学习新知的压力变成探求新知的动力。学生只有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会去仔细观察、合理想象、努力思考、积极探索，最终形成数学知识，从而牢固记忆并进行创造性地运用。

2.现实性原则。教师在教学设计时，首先要选择创设与主题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问题情境。创设教学情境是课堂生活化的基本途径，是模拟生活，使课堂教学更接近现实生活，使学生如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加强感知，突出体验。

3.实践性原则。情境教学既要注重“情感”，又要重视“学以致用”，同时还要注重贯穿实践性，数学教学要“生活化”，学生生活要“数学化”。根据新课标提出的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学生生活“数学化”。由此可见，小学数学教学的改革，关键在贴近学生生活，这是“根”。

此外，还有动态性原则、开放性原则、诱发性原则、认知接近性原则、合作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等。

二、课堂情境创设的一些方法

1.直接利用现实的生活情景。例如，一年级在进行教学测量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用手量一量课桌，用脚步测量班级前门到后门的距离等，让学生理解单位长度的含义。教学二年级的《时、分的认识》时，教师设计在一分钟内分组进行涂色、口算、写字、把脉，切实感受一分钟的长短。教学二年级新教材的《角和直角》时，教师就让学生拿着三角尺去寻找身边的直角。

2.模拟现实的生活场景。“一切数学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每个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为数学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感性材料。比如，在教学“认识人民币”一课时， 教师在练习中提出怎样付一元钱的公交车费。学生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 有的说付1 元，有的说付2 个5 角，还有的说付10 个一角，也有说付5 个2角，等等。在模拟现实生活场景的运用中，发展了学生思维，帮助学生搞清了元和角之间的关系。再如， 生活中的“租车问题”、“打折问题”都是学生感兴趣而又熟悉的数学问题，给学生创设身边的生活情境，把现实问题数学化，把数学知识生活化，让学生觉得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增加了学生在生活中学习数学、应用数学的意识。

3.借助实物演示。如在学习了长方体的体积之后，教师可以出示一块不规则的橡皮泥，让学生讨论怎样计算它的体积。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把橡皮泥变成长方体”或“把橡皮泥放在水中”等想法，这时，教师同时将学生的想法演示出来，让学生观察橡皮泥是怎样变形的。接着可以出示一杯水，再让学生讨论怎样计算这杯水的容量。最后，教师可以提问：“为什么要把橡皮泥与水转化成长方体？”让学生在讨论中抽象出这些物体的转化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将未知归结为已知的条件中去。

4.利用多媒体课件、幻灯片、图片等教具（学具）展示生活情境。在教学中，凡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都应该是设计小学数学教学时所使用的载体。如小学生喜欢的卡通人物的主人公，神话故事里的人物，都可以借用过来进行教学设计。

三、课堂情境创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要注意简单有效。一位教师在教学人民币的时候，创设了这样的问题情境。老师：谁来说一说，课余时间你喜欢干什么？（学生回答）猜一猜，老师下班后喜欢干什么？（目的是引导学生回答上街、购物等。）然后课件演示了“小兔当家”的故事：妈妈不在家，先到超市买食品付钱；投币后乘公共汽车回家；最后把剩下的零钱放在储蓄罐里。老师：看完动画片，你想到了什么？学生回答丰富多彩，教师费了很大力气才引导学生知道生活中很多地方都要用到人民币，从而引出了主题。

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来看，他们已经学习过100以内数的读写、大小比较，认识各种面额的人民币并不会感到困难，只要能看清后面所跟的单位就可以了。而且人民币的功能和作用学生也并不陌生，买东西付钱是学生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这样的情境创设作用不是很大。

情境创设的重要性已被广大教师认可并在课堂上加以实施，真实的课堂应该面对学生真实的起点，展现学生真实的学习过程。真实的教学情境不是为了观赏，教学就如平常生活，简单有效才是真，应该让学生学简单的数学，学有趣的数学，学鲜活的数学；让学生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数学问题，把复杂的数学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学鲜活的数学，在实际应用中学数学。因此，在情境创设时要注意简单有效。

2.要选择恰当的教学媒体。新课程提倡使用现代化手段辅助教学，适当采用多媒体课件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难度较大的或运动、变化的数学知识。但有些教师把多媒体课件当作课堂教学成功的法宝，片面地认为只有使用计算机教学的课才是好课，如果不用则水平低下、品位不够。更有甚者，一味追求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全程性，用课件代替课本、代替板书，因此闹出许多教学尴尬。例如，教学《认识乘法》时，教师用课件播放一段精彩的动画——“动物园的一角”。然后，让学生观察画面并提问“你发现了什么？”学生经过观察后踊跃发言，“飞翔的小鸟、漂浮的白云、流动的河水、游泳的小鱼、过桥的小兔 、吃米的小鸡……”说得不亦乐乎。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说出了本课所需的信息：“鸡是2只2只站在一起，兔是3只3只站在一起”。课堂开始部分出现的飞翔的小鸟、游动的小鱼等与本课主题毫不相干，只因能吸引眼球便通通呈现，但实际上却冲淡了主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3.激发学生质疑，创设问题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提出问题是引起学生好奇感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教师应努力创设问题情境，消除学生质疑的心理障碍，尽可能提供质疑的契机，教给质疑的方法。如抓住知识的重点、难点、关键点质疑；抓住新旧知识的契合点质疑；抓住自己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地方质疑等，引导学生学会质疑，大胆质疑，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究的过程，从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掌握自主学习方法。

总之，数学来源于生活，现实生活又处处蕴涵着数学问题，教师应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充分了解数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开阔学生的数学视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充分体验数学的应用价值，感悟数学的真谛，激发学生学好数学的热情。教师要让学生在理解和运用数学的过程中体验学习数学的乐趣，激发学生的数学情感和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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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严密的逻辑，对于这样一个系统体系，其创新发展绝不是简单的逻辑堆砌，要从整体入手，结合经济建设实践，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第一，方法论。《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是俄国早期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其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元史观，即生产力决定。这一观点虽然受到了很大肯定，但是依然有争论。如，历史学家不能用生产力解释历史事件，如果用生产力去解释肯定会失败。对于一元史观，要从两个层次理解，即生产力向前发展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判断人类进步的标尺；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元史观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方向。综合以上两点内容，就可以清楚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带有历史必然性。

第二，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一生心血都汇聚在《资本论》上，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础。如果否认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绝不是者。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上两条是理解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关键，但是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有一个比较全面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它不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也推动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理论向前发展，即社会主义可以建立自市场经济基础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理论的扬弃，符合中国国情，这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只是缺少相关的理论总结。

以上三个方面是理解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三条主线，只要对以上三条主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政治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这对该理论的创新发展思考有重大作用。

二、比较是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

在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中，除了理解前文提及的三条主线，掌握其内在逻辑联系外，还要明确比较是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应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在分析与解决问题中进行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比较

通过理论学习可以得到一些已经成形的成果，对实践形成一定理性认识，但是实践并不一定与理论吻合，这就会使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很尖锐的矛盾，驱动理论去创新发展。如，《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等著作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下产生的。根据《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内容，政治经济学认为按劳分配要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而个人能力是天赋特权。基于这一理论启示，结合实践就诞生了一个新概念，即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由此可见，很多理论成果都是在理论与实践比较过程中而形成的，如果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就要发展理论，再用实践加以评判，而这一过程将产生巨大的创新发展动力。如，《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就很好的诠释了理论与实践比较当中产生新理论的观点。

（二）实践与实践的比较

在实践与实践的比较中也可以产生一些创新发展成果，如中国特色等。中国特色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产生出来的不同东西就是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是比较出来的。关于中国特色，其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概括，但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它，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在多年的实践发展中，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起着一些特殊作用，而这些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没有的，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抓住中国特色，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规律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地方、特色产生的原因、总结成功经验与教训等，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结果。

（三）理论与理论的对比

同一个经济现实，研究的出发点、观念、方法等方面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不同。目前，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主要是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比较。由于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这里做全面的比较，仅将政治经济学与科斯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比较已经很久了，很多学者全盘否定科斯企业理论，这种做法显然不科学。在否定前，应当探索是否能从科斯企业理论中得到启示、借鉴，科斯企业理论是否存在一些合理成分等。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再进行评断，才是科学合理的做法。科斯企业理论提出两种概念，其一是将市场与科层等级制分开，其二是交易成本概念。科斯提出的第一种概念使我们对的企业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资本论》中，其中提到了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这两种分工其实就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科层制度，但是由于抽象程度不够，并没有明确提出科层概念。同时，马克思认为工场内部分工是有计划的、有序的，市场内部分工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分工，所以他指出工场内部分工优于市场内部分工。后来经大量实践证明，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制度，其中的一个不能否定另一个的存在，这对理论创新发展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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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概念的庸俗化、口号化、政治化和大众化，容易让人流于字面的表层意思，而忽略其本质含义。溯本清源，创新是个经济学概念，是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由他所创立的创新理论是目前甚为流行的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采取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

然而，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乃至科技政策的决策者，对创新的理解，却往往集中于首次科学发现和首次技术发明上。在他们看来，“创新”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现和发明以前没有过的东西，要“创”，还要“新”。只有在世界上首次做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才能称得上是创新。从字面上理解，科学家的理解自然是对的。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科学家们所描述的“创新”，即所谓技术发明（invention）和科学发现（discovery），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只有一项发明（invention）被成功地进行了商业化，才能称之为创新。比如，在美国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90%以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会在商业上获得应用，那么，这些专利所代表的，也就只是技术发明，而不是技术创新。此外，即使没有新技术或是新工艺，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改变组织形式，也能实现创新。换句话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创新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作为科技政策出发点的创新

那么，面对经济学家的创新和科学家的创新，我们更需要哪一个？或者说，中国的科技政策，应当着眼于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一般意义上了解一下创新的价值。经济增长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长期话题，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尔萨斯等，都把技术发明和创新看做是对扩大市场最有活力的贡献。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也强调通过对产品和工艺的引进、传播、吸收和不断改进而形成的技术创新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工作，通过定量分析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索洛利用美国1909～1949年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到20%。他认为，余下的部分（80%以上）来自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实际上，这部分代表了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生产创新等。

索洛模型的一个缺点，是把技术进步看做外生变量，即假设技术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Paul Romer）认为，新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之处，在于它摒弃了完全竞争和技术外生的假设，而主张知识是内生的，知识扩展会带来回报递增。因此，知识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着力点是把技术内生化，新知识的增长被看做资本和人力投入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可以导致积极的外部效应，从而带来回报递增。

对技术创新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莫过于熊彼特开创的学派。该学派认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需要经济因素，也需要非经济因素，尤其应当关注制度因素以及各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比如，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技术系统演进的结果。除了经济因素外，历史、制度和社会因素也十分重要。与新古典经济学把技术创新过程视为“黑盒子”而仅仅关心其输入和输出结果相比，演化经济学关注技术创新的缘起、发生、过程与结果。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描述创新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其中的创新，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举例说明：汽车发明是在德国，但汽车行业最重大的创新，一个是20世纪初叶福特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另一个是后来日本丰田的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系统。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不是汽车技术的发明者，但他们在经济学家看来，则做出了不折不扣的创新。同样，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都是在美国诞生，但是应用这些技术并在全世界发了大财的，是日本人。在经济学家看来，日本人通过改进技术工艺，成就了更大意义的创新。

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话，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无法体现出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不是创新，哪怕这个发明在科学上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样，一个在科学上没有多大意义的新方法与新组织形式，只要通过应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创新。

篇（4）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篇（5）

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是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础上演绎而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索罗、阿罗、曼斯菲尔德、卡米恩和施瓦茨、门斯等。其研究成就主要有几个方面：在分析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引出了技术创新理论；在分类研究熊彼特的创新类型的基础上，界定了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内容；初步探讨、描述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和理论命题等。

关于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内容，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索罗（1951）提出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是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伊诺思（1962）认为技术创新包括创新的选择、投入资本、建立组织、制订计划、招用员工和开辟市场等行为，它是这些行为综合作用的结果；曼斯费尔德定义创新为一种始于企业新产品的构思、终于新产品的销售和交货的探索性活动。Muesor（1985）则通过对350多篇技术创新研究文献的调查认为，尽管不同学者关于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侧重，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技术创新是一种新设想，具有非连续性，它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后才能成功应用到实际中去。显然，早期的研究把技术创新看做是技术的应用过程。我国也有许多学者把技术创新理解为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过程。

随着人们对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更多的学者逐渐转变了把技术创新等同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传统观念，更加强调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如Kline与Rosenberg（1985）一起提出了技术创新的“链环―回路模型”。国内学者傅家骥（1998）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

可见，人们对技术创新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的研究只是把技术创新视为“技术经济”的单向线性过程，未能从经济活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出发对技术创新作出充分的阐释。而关于技术创新是一种“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创造性活动”的认识，不仅强化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拓展了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使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不再局限在R&D活动上，技术进步与经济结合的方式途径、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对企业、行业、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方法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制度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论述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很重视“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由于受制度学派的影响，他把“制度”看做是一个“体系”、“社会形式”或“经济组织方式”，以及市场结构，如垄断等。以诺思（D.C.North）和戴维斯（L.E.Davis）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继承了熊彼特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制度创新”来解释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

Davis和North（1971）指出，制度创新指的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超额经济收益而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的各种政策与措施，如工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国有企业、股份公司等。由于新制度代替旧制度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过程，且一种新制度的出现往往会受到现有法律规定范围的制约，因此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现实中，制度创新有三种层次或三类主体：个人、团体和政府。相对而言，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具有较大的优越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府在承担巨大的创新费用、消除私人产权对超额经济利益获取的阻碍等方面具有个人或团体无法替代的优势，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创新获得的超额经济利益，将归全社会共有。但不管是哪一层次上的制度创新，其预期创新收益都必须大于预期成本。

1973年，诺斯从制度变迁视角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技术进步并非突如其来，而完全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的逐步演变，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原则，它通过抑制可能出现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而使人们的行为更具可预见性，并由此促进着社会劳动的分工和财富的创造。诺斯进一步揭示了产权的界定和变化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在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上，从而保证创新者的私人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能够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从而促使创新活动的个人收益最大，则会促进经济增长。

在制度创新研究中还有舒尔茨的制度调整论和拉坦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提出“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提供者，制度必然随着技术的创新和变迁以及经济的动态增长而做出反映和调整。拉坦（V.W.Ruttan）提出，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创新理论在国内的兴起与发展

西方创新理论引入我国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结合我国企业的实践，对技术创新的概念、意义、内容、机制、过程与管理、效果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其研究特点突出表现为数量大、内容广、方法和视角多样。笔者以“创新”为“题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查询，截至2009年底，共得到了255 691条查询结果，其中2000年之后的记录就达231 678条，说明创新在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在研究对象上，既包括对创新的共性问题研究，还包括对特定地区、产业、企业创新的个性问题研究；研究内容上，涉及创新的重要性、概念及分类、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途径、创新体系、创新投入及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及计量等；研究方法上，包括规范、案例、实证等多种研究手段。研究视角上，既有运用经济理论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产业优化、企业发展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也有从管理学视角对创新是如何在企业中发生、发展，最终被市场认可的过程以及企业怎样通过创新获取经营有效性的研究，还有从哲学视角对创新体系、全面创新管理等进行的研究。研究层面上，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在研究成果方面，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是傅家骥等所著《技术创新学》，许庆瑞所著《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管理》等。

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国一些著名大学率先成立了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如浙江大学的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等，旨在系统研究、总结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中国创新实践和经济发展提供服务。这些中心在研究创新基本理论和方法方面成果颇丰，如由浙江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以许庆瑞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于2002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的“全面创新管理”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创新理论。

除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外，学者们还从管理学、社会学、技术学等更广泛的视角对创新理论进行了探讨，丰富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如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其1984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指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或社会术语，而非科技术语。我们可以用萨伊定义企业家精神的方式来对它下一个定义：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或者，我们可以按照现代经济学家的习惯，用需求术语而非供给术语给它加以定义：创新就是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上述两种定义究竟哪一种更合适，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至此，创新理论形成了一个非常综合的体系，从观念到管理，从微观到宏观，从技术到制度均存在着创新的空间。

研究启示

创新理论从无到有，从“束之高阁”转变为社会主流，其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如下：

篇（6）

2011年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高校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其中“协同创新”这一提法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提高、“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协同创新，其核心目标是创新，推动创新的途径是协同，因此这个概念应当被划分到科学学或管理学范畴中，而且目前从这两个角度对它的阐述已经较多。但协同创新同时也和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经济息息相关，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协同创新的含义进行阐释。

核心目标—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

创新一词《辞海》中的解释是：创立或创造新的；首先的。这个解读从哲学一般的层面解释了创新的含义。从相对具体的层面来看，创新应该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创造出的新事物得到广泛使用从而体现出其存在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可以使新创造出的事物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体现其价值，于是创新的概念也被应用到经济学领域。

经济学中，创新的概念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1990）提出：“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个概念包括下列五种情况：一是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四是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其中，熊彼特认为这种被引入“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中“新组合”的作用是“革命性”的，即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是指经济上执行某种“新”的东西，并不能等同于创造，只有当新的创造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里斯·弗里曼则把创新对象基本上限定为规范化的重要创新。他在1973年发表的《工业创新中的成功与失败研究》中提出：“技术创新是技术的、工艺的和商业化的全过程，其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实现和新技术工艺与装备的商业化应用”。

无论是熊彼特，还是弗里曼，他们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于创新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点，即发明创造导致的新的要素组合应用于经济活动中，并在其中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观点即是经济学意义上创新的含义。不能与经济生活广泛结合的创造发明很显然没有太大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协同创新”中的“创新”实则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即“把一种‘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下文中，笔者论及到的创新也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

在这种对创新的规定中，隐藏着一个含义：得以在经济中“被执行”的创新解决了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创新也多发生于提出问题后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学意义上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而问题的提出是创新出现的前提。

从“解决问题”这个含义出发，就引出了“创新从何而来”的问题，即推动创新及提高创新能力的机制是什么。具体到本文，则是要解释协同如何促进创新的产生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协同的基础—协作和协调

随着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在劳动中的分工合作越发精细。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过程，也是劳动生产中各要素和工序从简单到复杂组合的过程。其中，要素的组合方式是生产和创新发生的基础，是由要素所有者的合作和组织机制所决定的。因此，要素所有者的组织机制是创新发生的必要条件，本文将其规定为合作者有机构成，即由生产劳动中要素的组合方式反映出在生产过程中要素所有者的合作、组织机制。作为必要条件，这种机制也会对创新产生反作用，从创新对其的需求来看，合作者有机构成与之适应会推动创新发生，反之则会阻碍创新，于是会产生对合作者有机构成产生演化到与之适应机制的需求。

合作者有机构成是一个描述要素所有者之间关系的概念，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合作者有机构成的演变构成限制与决定关系。因为合作者有机构成是通过要素的组合方式反映出来的，所以本文从要素的组合方式出发，将合作者有机构成依据其发展变化过程划分为三种形式：协作、协调、协同。

（一）协作——简单分工

人类最初的劳动就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可以分成很多部分来完成的。当涉及较大规模的工程时，往往需要将整个劳动过程分为相对独立的许多步骤来由不同的人专门完成——即分工，全部劳动过程的完成则需要将这些不同的任务或劳动再集合起来，处于不同分工位次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构成了合作关系。

关于协作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劳动者的注意力专注于工作、而不是分解工作时，各种工作便可做得更好”；协作可以实现“整体当然高于部分”。另一个希腊人色诺芬调查了当时的生产活动，论述了分工协作的概念及其优越性（潘开灵、白烈湖，2006）。

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工业生产的初期，此时仍相对简单的分工与协作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亚当·斯密对分工协作给予高度评价：“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得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叙述协作：“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马克思认为协作一方面缩短了各工序之间的距离和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在这个时期，大机器生产刚开始使用，产品工序的划分相对而言还不复杂，代表性创新项目如飞梭、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的出现也大多对应着相对简单的分工；同时由于工业化生产处于起步阶段，劳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产量大幅上升还远未达到市场的极限，基本上处于是萨伊所说的“生产创造需求”的阶段，企业利润空间很大，企业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围绕产品的分工解决好协作问题。在此阶段，社会生产要素组合及要素所有者的组织主要由手工业及初级工业生产的工序分工决定，日益细化但仍相对简单的分工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因此本文将从协作出现到此时期规定为合作者有机构成的第一种形式——协作。

（二）协调——连接、联合、调和

随着劳动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产品越发丰富，工业体系、大城市逐渐成形，使得劳动生产中的组合要素越来越多，新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生产组合不断产生；与此同时，社会生产的聚集、无计划也开始导致其产品的需求出现瓶颈，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与工业化的初期不同，工厂、资本的聚集造成市场的饱和使得利润率无法和从前相比。

面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企业家开始将市场的消费能力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评估，以实现其合理和有效的经营，同时工厂的所有者需要对工厂中日渐复杂的要素进行更好的搭配和组合以实现更高的效率。不同于协作机制，合作者有机构成演化到由管理者主动调节、调整的新形式—协调。此阶段的特征更多地表现在企业管理中，体现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管理者的理性和计划性。

协调的前提首先是管理者面对市场的需求制定合理的生产经营目标，主要特征是在集合个别劳动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这些劳动要素在时间和数量上的配合，从而实现资源和效率的最大化。

关于协调，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最早在论述企业的管理职能时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协调就是指连接、联合、调和所有活动及力量”，即协调是指企业的一切工作都要和谐地配合，以便于企业经营顺利进行。他依据企业部门形成的本位主义缺陷，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协调的机制。在他看来，协调是一种平衡行动，使设备适合于实现生产目标以及确保销售和生产之间的协调一致。

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则把管理职能的理论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的“七职能论”。他认为协调就是为了使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和谐、步调一致、共同实现企业目标的职能。

在此阶段，企业的生产管理中的均衡生产、流水生产线的组织配合、准时生产体现了要素所有者组织方式“连接、联合、调和”的主要特征；与协作为主的阶段相比，其代表性的创新项目如电机、内燃机、汽车、螺旋桨飞机等已经复杂了许多。依据其管理所呈现出的特征，笔者将这种企业内协调的机制规定为合作者有机构成第二种形式——协调。

随着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要素所有者的组织经历了协作、协调两种形式。但通过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到，这两个阶段的要素所有者的组织、合作主要是在企业内部，但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演变，这种组织机制开始打破企业的界限，演化形成新的形式——协同。

协同—有序、均衡

劳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使得企业内部的协调渐渐不能满足生产、创新的需求，新的要素所有者组织机制逐渐被孕育出来，对于这一趋势的描述和概括，最初来自于物理学。

德国物理学家，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1971年发表了《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一文，引入了协同学及协同的概念。协同学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有序结构的理论。协同效应则是指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对于开放的系统，当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特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产生相互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发生质变，即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哈肯，2005）。

协同学和协同效应不只可以应用于物理学和自然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不断发展与演化的机制。协同效应所描述的有序状态是一种具有稳定结构的状态，这种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可以视为一种“均衡”状态。在经济学中，均衡意味着系统处于一种相对最优的状态—只有相对最优的组合，才是均衡、有序的。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协同即是一种大系统中的要素相互作用而实现均衡的状态。协同效应在经济中的表现则是大系统中可以无限制运动、结合的要素在新能量（技术、资金等）的作用下发生相互作用，趋向于有序状态。经济中的协同效应也体现出了协同的重要特征—开放性，这一特征则与当代的创新模式相符合。

美国的Chesbrough教授在2003年通过对现代创新项目的观察和研究后，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模式，意指一个组织可以从其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有价值的创意和优秀的人力资源，运用外部和内部的研发优势在外部或内部实现研发成果商业化，并在使用自己与他人的知识产权过程中获利。上文曾介绍，在合作者有机构成的协作、协同阶段，要素所有者的组织合作局限在企业内部，到了协同阶段，要素的无限组合趋势则使创新体现出了跨越企业边界、学科边界的开放性特征。

从科技创新、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开放性的协同机制出现是必然的。当今的时代是一个 “大科学时代”，意指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日益需要众多研究者的合作，一个项目所需的人员、资金、设备越来越多，相应地就更需要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大规模资金支持，二战前曾经是科研主流的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小组就能得到重要成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贾晋京，2012）。从要素的组合来看，如果没有跨越企业边界的协同组合，则很难满足“大科学时代”对于产品生产和科技创新的要求。以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为例，它汇集了1000余项专利技术，如此多的专利技术显然无法由一家公司来完成，苹果公司则是通过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要素及要素所有者突破企业界限的组合完成了这个技术汇集的过程。

同样，“大科学时代”的创新成果往往是跨学科的成果。一项关于诺贝尔奖的统计数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的诺贝尔奖中，超过40%的发现是在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尤其在20世纪最后25年，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中接近半数都授予了在交叉学科领域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由此也可以简单预见，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有更多创新成果出现在学科交融的空白地带，创新本身对于开放的协同机制的需求日益强烈。

从经济学的微观意义上看，协同机制的出现则是因为它可以为要素所有者带来更多的利润和利益：协同机制的出现使得要素可以突破企业的界限实现优化的组合，催生出更多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可以为要素所有者带来额外的高额的利润，这部分利润也被称作“合作剩余”。合作剩余的出现在创新本身的要求之外又为促进创新的协同机制的形成提供了额外的动力，也使得协同体现出了不同于协作协调的新特性：协作与协调机制下的企业属于“外组织”，而协同机制下的企业则与市场中其他企业、单位的优化组合而体现出“自组织”的特性。在协同的自组织中，企业以及与之进行组合、联合的单位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即进行组合的各方互相提供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互助关系。共生关系一方面是协同的状态形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共生关系因其形成使各方获得的益处，也反过来成为推动协同进一步深化的动力，促进协同这一稳定状态的形成。从微观意义上看，协同是某企业突破自身的限制，在与自身相适应的环境中去寻找有效的资源和要素以使用新技术、实现新的组合；从宏观来看，则是市场中的单位，以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进行优化组合的一种趋势。尽管此前在大型跨行业的垄断组织中也可以实现这种优化组合，不同于协同的是其仅限于垄断组织内，仍属于协调的范畴，且并非整个经济系统的常态。

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组织（企业）的存在即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威廉森则认为交易费用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从这层意义上看，协同的必然产生，也在于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子系统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企业中的要素实现跨边界组合意味着形成新的组织，首先可以节省搜寻成本，其中的子系统不再需要为了新的同类交易寻找新的交易对象；其次由于双方或多方的共生可以大大节省信息成本；再次，由于新组织的形成，决策变得更加集中。可见，从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的视角，也可以发现从协作发展到协同的必然趋势。

从协作协调发展至协同，各个方面的原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经济发展使得各类企业不断聚集以及城市规模市场不断扩大，为经济活动中要素所有者的要素间联系的增加与深入提供了条件；二是随着经济活动中组合的增加导致的要素增加，企业类型愈发丰富，企业间的联系方式日益丰富；三是生产实践的丰富和聚集，应用的需求不断增加，对科技创新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加速这一过程的重要动力；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协同的产生和加速。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产生使得信息得以几乎无限高的速度流动和传播，资金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流动也成为可能，同时任何一家企业面对的环境几乎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最大化。

综合上文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协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合作，相比协作与协调，它所对应的范围更广阔。协同机制下，整个经济系统中要素跨越子系统边界的组合，使整个系统趋向于有序、均衡。因此本文将要素组合所体现出的要素所有者突破企业边界的合作、组织而实现要素的优化组合的机制规定为协同，即合作者有机构成的第三种形式。

协同创新及组织运行构想

最早提出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这一概念的是彼得·葛洛，他规定协同创新即“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葛洛的规定形象地描述了协同创新“协同”的特征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交流方式，在概念的创建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此概念规定停留在对现象的归纳、比较上，并未就协同、创新两个概念进行分析、综合进而抽象出明晰的概念规定。

基于上文对于创新与协同的解析，本文对协同创新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如下规定：通过协同机制来组织、整合要素所有者使得要素得以优化、有效组合，进而促进经济学意义的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

“协同创新”的提出，是在充分认识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基础上，针对我国“提升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做出的战略性指导性原则，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我国的创新能力在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有着显著的提高，但仍存在“瓶颈”。协同创新的提出则是针对的是当前较为关键的问题——科技资源的分散和封闭导致的创新能力遇到瓶颈。叶仕满（2012）提出：科技资源的分散性导致科技生产的封闭性，中国的科研领域患上“自闭症”，小作坊生产的观念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结合存在的问题以及上文对协同创新的解析与阐释，本文对协同创新的运行组织提出如下构想：

（一）以需求为导向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

在我国现有的科技创新合作实践中，校企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长期以来，这种合作机制对于创新的推动作用还不够显著。国内学者蔡宁等研究了1985-2005年20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居前列的高校科研成果实际转化率还不到10%，两者数据反差明显。而美国硅谷、英国剑桥工业园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台湾新竹工业园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等通过高校成功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的案例表明，构建高校与区域产业之间合理的内在关系是成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蔡宁等，2010）。

制约这种合作获得理想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合作中以高校而不是市场或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为主。但是由于高校是多数合作中的主体，这种合作的核心目的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往往是有所偏差的。

贾晋京提出：从过程角度来看，任何创新都是一个“谁来提出问题 谁来解决问题，靠什么资源，以什么方法 解决方案如何推广”的序贯过程。其中，“谁来提出问题”环节的核心是如何把某种社会需求具体化为可供研发体系去研究的问题；“谁来解决问题，靠什么资源，以什么方法”涉及到复杂的研究部门体系、研究支持体系等，具体来说其中的主体包括大学、研究所、实验室的组织运作以及科研政策体系等；“解决方案如何推广”则与工业体系、商业体系的运作结构有关，最终是个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问题（贾晋京，2012）。从现实角度看，我国近些年来的专利申请数量之所以大幅增加并位于世界的前列，制造业的发达与一直在第一线解决实际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要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并以此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需要从经济生活第一线中的问题出发，在协同创新指导下的科研和生产实践中，以市场实际需求为导向，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

（二）形成相对紧密的、产权明晰的协同创新组织

现代制度经济学则认为企业（组织）中的契约是非完全契约，因此存在着的行政管理和命令使得企业内部的交易可以节省相当数量的交易费用。

协同是要素突破原有子系统形成新组织的一种均衡。因此协同机制要求要素所有者形成一个相对紧密的组织，从而节省契约的形成带来的交易费用。在我国现有的校企创新合作实践中，多是就某个单一或某系列简单项目的合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属于完全契约组织，交易费用很高，不大可能出现合作紧密的协同创新组织。如上文所说，当代的创新需要大量要素所有者合作完成，这样的组织必然将要面对复杂市场环境、庞杂的信息、更多和更重要的决策，松散的、完全契约的创新组织必然会面对高昂的交易费用，因此需要大量的要素所有者以协同机制组织起来。要保证这种组织的存在及发展，建立相对紧密的、不完全契约的协同创新组织是尤为必要的。当然，相对紧密的组织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地沟通、交流。

新古典制度经济学认为，要素所有者合作的目的是合作剩余，和现实中企业的目的相符合。但在理论中，合作剩余的分配是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争议的一个焦点；在现实中，合作剩余的分配往往引起诸多利益方面争议矛盾，导致合作不能持续下去，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协同创新中，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出现，一定会带来相当数量的合作剩余。对于合作剩余的分割，是合作双方关系以及合作能否持久、深入地继续下去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产权进行严格、清晰的规定，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才能使得协同创新组织中的合作不断深化和优化。

（三）有效发挥政府作用

上文曾指出，“大科学时代”的创新需要众多要素所有者和研究者的合作，单个项目所需的大量的人员、资金、设备，因此就更需要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大规模资金支持。二战中及二战后，美国在政府的组织计划下进行协同科研、生产，结果导致了创新成果井喷，至今仍在多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认识到协同机制对创新的重要作用后，发达国家也纷纷通过立法来保护协同机制下企业之间的深入合作，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法》，将协同创新作为一项国策加以推进；日本政府则在1961年制定了《工矿业技术研究组合法》，该法规定只要被认定为“技术研究组合”，就可以被视作非营利性的特殊法人，并享受若干税制优惠（刘悦伦、沈奎，2009）。相反，也有一些国家的政府由于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导致了创新步伐减缓。例如，孕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因为没有高层次的组织、计划，不能实现大规模的机构协同，在需要更大规模和组织程度更高的教育及研发体系的电气化和化学工程成为主要创新产业的时候，变得难以跟上时代的脚步，在很多科研领域中的地位一再滑落。

我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有体制下，可以发挥政府在一些行业中的计划、组织作用，将我国拥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强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全社会协同创新的机制优势。协同创新组织在协同创新指导下的实践中，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充分发挥应有的组织、协调、计划的功能，为与创新相关的要素所有者之间深度合作提供强大的助力。

政府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全局的角度，针对最为需要的创新项目制定发展战略，并以此为导向组织相关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形成协同创新组织；其次，不同单位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较难获得有效的信息，而政府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为创新项目相关单位提供企业合作信息便利；再次，政府可以为协同创新组织提供相应法规及政策支持，一方面解决外部性的内部化难题，另一方面为协同创新组织的形成提供优惠政策。

（四）创建科技信息服务中介

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较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要素所有者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造成科研、生产单位寻找适合的合作对象的信息成本偏高，创新组织的形成较为困难。因此在此领域中，对科技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但目前我国科技服务中介缺乏，往往高校的科技成果找不到买家，而企业单位也找不到高质量的科技成果进行投资，大大限制了校企、校校、企企之间的深入、广泛合作。基于此种情况，可以借鉴美国斯坦福OTL的工作模式，在具备相应条件的高校设立技术转移中心。另外，也可以由我国主管教育、科技和经济产业的部门进行跨部门的合作，联合成立政府主导性的技术服务中心。通过各类科技服务中心的创建来加大相关单位间沟通的机会，让信息更加传递畅通，从而增加协同创新组织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商务印书馆，1990

2.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人民出版社，1957

4.潘开灵，白烈湖.管理协同理论及其应用[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商务印书馆，1983

6.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

7.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H.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9.Chesbrough H W.Open Innovation[M]. Boston： Harvard Buniness School Press，2003

10.贾晋京.中国创新能力全球领先吗[EB/OL]. http：///jia-jin-jing/2012_08_21_92182.shtml，2012-8-21

篇（7）

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短期生产、长期生产概念是两大经济学体系中生产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两组概念虽然在内涵表达和论证方式上有明显区别，但这两组概念所描述的生产形式在实现过程中则表现出明显的相融性。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相关论述

（一）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

马克思说：“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二）生产剩余价值的影响因素

1.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因素

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取决于工人工作日的界限。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一定在必要劳动时间以上，否则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必要劳动时间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的工作日不会缩短到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最低限度。同时，工人的工作日也不能无限延长。其最高界限取决于如下两点：一是工人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工人的劳动日不能排挤恢复其劳动力的必要的休息时间。此外，工人工作日的增加还存在社会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满足其精神生活需要和社会生活需要。这些需要的数量和范围由一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所决定。因此，工人的工作日是在生理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八章《劳动日》的第二至第七个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英国的工厂主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无法律限制的对劳动进行榨取的英国各个产业、日间和夜间的轮班制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标准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

2.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因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依靠与劳动力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实现。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通过单个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即是单个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取决于单个企业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管理效率等方面领先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程度。某企业在以上这些方面越是领先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其产品的个别价值越是低于社会价值，该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就越多。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致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成正比，和商品价值的降低成反比。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的第十一到第十三章，马克思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三个时期，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形式的演变过程。

（三）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基础，同时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起点。就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讲，工作日起初就分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这两个部分。为延长剩余劳动，就要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使劳动的社会组织和技术过程发生根本变革。

二、西方经济学关于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的相关论述

（一）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的含义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第二编《微观经济学：供给、需求和产品市场》第六章《生产和企业组织》中，对短期和长期做了如下的定义：“考虑到时间在生产和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区分两种不同的时期。我们定义短期（shortrun）为这样一个时期，在该时期里，企业能够通过改变可变要素，如原料和劳动，但不能改变固定要素（如资本）来调整生产。长期（longrun）定义为一个足够长的时期，以至于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调整。”

（二）短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短期内，固定投入要素不变，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会出现产出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当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时，伴随某一要素投入量的持续增加，新增加的产出越来越少。或者说，在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时，伴随某一要素投入量持续的增加，其每一单位要素投入的边际产量将减少。同时，萨缪尔森也承认，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一条可以被广泛遵守的经验性规律，而不是一种普遍真理。在论述短期生产时，萨缪尔森以日本的钢铁生产对于需求变动做出反应的可能方式为例，说明了短期生产的具体形式。譬如说“日本钢铁公司只利用了其高炉生产能力的70%。现在，由于日本或加利福尼亚的地震导致钢材的需求量突然增大。为适应钢材的高需求，该公司当然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发掘工厂和设备的最大潜力。凡在短期内能够得到调整的要素都称为可变要素”。

（三）长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长期内，当各类投入要素的数量增加时，会引起生产的规模报酬问题。所谓规模报酬问题，即是“投入规模的增加对产出量的影响”问题。萨缪尔森把长期生产的规模报酬问题区分为三种情况：1.规模报酬不变，所有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以同样的比例增加；2.规模报酬递增，所有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水平以更高的比例增加；3.规模报酬递减，全部要素投入的同比例增加导致总产出以较低的比例增加。萨缪尔森分析了在长期生产中，引起规模经济的重要因素——技术变革。萨缪尔森说：“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史所记录的美国的总产量的增长幅度超过了10倍。这其中一部分归功于投入的增加，例如劳动和机器。但是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指生产劳务与物品的过程的改良，原有产品的革新，或者新产品的推广。技术变革可以分为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两种形式。前者是指对原有产品采用改良的或新的生产技术，后者是指新产品或改良产品被推广。并且，萨缪尔森认为，“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要难以量化得多，但从长期来看，它是提高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因素”。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同样以日本的钢铁生产对需求的長期增加做出的反应为例，分析了长期生产的实现方式。在长期中，日本钢铁公司可能采用更加有效的生产技术，铺设轨道联接，安装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或者建造一个新的钢铁厂。当所有的要素均可以调整时，钢的产量就可以大大增加，效率水平也会得到提升。最后，萨缪尔森概括了生产率、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生产率由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得以增长。规模经济和大规模生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成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与短期生产、长期生产的相融性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问题，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和描述了社会生产的两种不同要素使用方式。生产绝对剩余价值与短期生产之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与长期生产之间，在要素使用方式和各自的影响因素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短期生产的相融性探析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要素投入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主要是固定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要素的投入量。在实际生产中，这种生产方式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等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是16至18世纪中期，这种生产方式是资本家提高产品数量，增加企业利润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间开展竞争的主要方式。由于资本家提高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增加其劳动强度会受到生理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持续增加更主要依靠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企业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往往也成为衡量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地位的主要依据。在那些能够很容易吸纳劳动投入的行业，比如采掘业、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等领域，这一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经济学中的短期生产理论，以与马克思经济学不同的话语体系再现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直接以“延长劳动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为短期生产的最典型方式。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短期生产的相融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在固定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可变要素（主要是劳动要素）的投入而进行的生产。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长期生产的相融性探析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微观基础是单个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实现，来源与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究其实质来源于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领先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单个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发生。这就意味着，单个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从而整个社会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企业规模的扩大，即包括固定要素和可变要素投入的全要素投入增长为起点的。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和扩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大，越来越依赖于采用先进的、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越来越依赖于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随着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的、持续的提高，与劳动者的再生产相关的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其产品的社会价值逐渐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者为自己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从而全社会的一般剩余价值率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得以实现和增长。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长期生产理论，不过是以不同的话语体系再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方式。在长期生产中，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长期、持续的增长，企业会通过调整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进行生产，以此获得最大的利润。长期生产的过程，既表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在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工艺的创新。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例举了日本钢铁公司通过“增加新的、更加有效的生产工艺，铺设轨道联接或安装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或者在墨西哥建造一个新的钢铁厂”来满足市场对钢铁需求的持续增长的实例。这一实例既体现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实例既是企业长期生产的实现过程，也是企业通过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

可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和长期生产，都需要在较长时期内实现，都需要通过调整企业全要素的投入数量实现，都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有效应用实现，都需要通过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实现。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长期生产的相融性。

四、研究启示：实现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技术和具体方法层面的融合发展，是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研究的有益探索

诚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就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把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其研究对象。不过，在经济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中，总会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畴、原理，两大经济学体系在研究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时，必然会使用一些共性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事实上，部分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两大经济学体系在具体的论证方法上的相通之处。辽宁大学杨玉生教授指出，在经济科学中，经常存在一些相同的范畴，处理这些相同的范畴，就应该采用相同的分析方法。杨玉生教授特别强调，就价格、利润、工资等数量关系来讲，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没有根本的区别。

所以，从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而从具体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上探索和论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融性，并非本文所独创。这种相融性已经在国内一部分知名学者中形成了共识。如果我们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看待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两大理论体系之间进行概念、范畴和具体研究方法的比较和转化，就能够在明确两大经济学体系在阶级属性上的根本区别的同时，对二者的科学性有更全面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全面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共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从而开拓和推动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德）.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8. 

篇（8）

一、科学中创新的本质

科学从其本质来说,不是不容置疑的一系列结果或知识,而是我们理解实在事物或现象的一种方式。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少,科学是其中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也是其中一种而且也重要,但它不是科学),而且它的结果(表现为知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科学的目的在于获得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更多的理性认识。自然地、科学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解释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现象,现象的后面隐藏着规律,找到普遍适用的原理或假设或假说(这些理论可以对已发生现象中蕴含的因果关系提出一种合理阐释,而且往往还能推断未来可能发生的现象),这就是科学。在目前总共61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4名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有关(截止2007年)。芝加哥(经济)学派之所以成为芝加哥学派,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或支持自由市场,而是因为长久以来,那里有一些顶尖的思想人物,对真实世界深感兴趣,客观地要多知一点。

科学和技术相比,粗略地说,前者侧重于系统的理论,后者偏向于实际的操作。例如,假设一位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生产。如果目标是增加生产,他提出的调控建议可能就包括在经济体中制造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可能就是扩大货币供给(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奠基人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其起因无一例外是政府印制了过多的货币)。这是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内在逻辑要求。

现在说创新。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创新背后的东西――追求真理。有人大谈创新,有人甚至为创新而创新。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对科学的信仰和对真理的追求,创新很可能流于形式,创新根源和归属于对真理的追求,而创新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是通向真理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手段可能被错误地当作目的。阿尔钦的“半点创见也没有”的评语看似不易理解,然则其涵义无疑是:追求真理、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和创新才能推动科学的进步。

对真理的追求是创新的源动力。科学家永远处于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而不是达到真理。爱因斯坦说:“科学上没有永恒的理论。”为探索关于经济现实的真理,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概念体系及理论假说。它们实际上是经济学家的智力创造,并不是自然存在的或者完全由现实世界所决定的。例如,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拥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我们可以设想,可能创造出另外一套概念结构和理论,它能解释更多的经济现象。世界很复杂,而且我们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现象,新角度的发现可能引发科学的革命,这才是科学上的创新。

对于经济学上“外部性”问题的典型――化工厂生产对工厂邻居造成污染的问题,人们认为政府应该干预。但科斯提倡独立思考,探寻真知。他的理论认为:污染问题的本质是产权不清(权利划分不清)。他指出只要有明确的产权,属于“市场失灵”范围的污染问题可能通过市场的力量得到解决,科斯的创新改变了经济学的版图。

二、大学的创新与追求真理

在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中,大学的创新举足轻重。学者丁学良曾说:“好的大学是创新之源”。在中国,近年来不少大学也纷纷提出创建“研究型大学”以推进创新,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需要强调,大学需要给研究者充分的自由,需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更需要弘扬追求真理的精神。

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而现今这个问题对有着悠久道德和人文传统的中国来说可能尤为重要。在严复先生的译作《原富》(即《国富论》)之前,曾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有经济而无经济学。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也是处于引进和推广的层次。我们的传统是注重实用技术和其它经验的传承而少有系统理论的构建,思维方式偏向笼统、模糊和直觉而非分析、定量和逻辑。爱因斯坦曾评价“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在几乎人人谈“创新”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忘记追求真理。

在当今世界和可预见的未来,一国的科学技术实力必定为一国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从科学的意义上对“创新”的本质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问题和解决问题。

篇（9）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41-01

1 营销的4P理论

营销理论是一门应用学科，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其基本的营销观念受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和规定。美国营销理论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营销管理》中认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这一定义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商品、服务与创意);价值、成本和满意;交换和交易;关系和网络;市场;营销者和预期服务。”这里不难看出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从时间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以单个消费者、单个厂商和单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构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供求理论是其理论的基石。“准确地说，4P存续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经济学理论对营销观的影响和启迪的结果。而从经济形态来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从19世纪后期到1929年全球经济过剩危机这一时期内，世界经济的主流是短缺经济。4P代表了销售者即生产者的观点，即卖方用于影响买方的有用的营销工具。4P理论的出发点是以生产者为中心，4P理论的时代背景是卖方市场，是短缺经济时代下的产物。4P理论的目的是以企业或生产者的利润为目标。

2 营销的4C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个性化、人文化、多样化特征日益突出，传统的4P理论已不适应新的情况。 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茨和劳特明教授为代表的营销专家认为:企业从事营销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为此他们提出了营销组合的4C理论，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 Cost)，沟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论的提出对传统4P理论冲击很大，传统4P理论是一种企业导向而不是真正的顾客导向，以4P为核心的传统营销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经营思维，本身带有销售观念和以生产为中心的痕迹，而4C理论的经营理念则刚好相反，它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经营思维，是市场观念的具体体现。

4P到4C是营销观念的变革。传统营销理论强调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要素。这种4P理论认为，企业只要围绕4P制定灵活的营销组合，产品销售就有了保证。

3 营销的4W理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既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又是后者的方法论基础，营销理论无论是4P和4C理论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4Ps和4C之后，人们提出诸多营销新理论，来刻画知识经济时代的营销理论创新，如社会营销、关系营销、生态营销、网络营销、整合营销等，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确实有创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理论创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启发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们均是对实际营销现象的经验总结，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发展，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两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产――消费者全新的分析单元，提出了4W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4P是第一代营销理论，4C是第二代营销理论，而4W是第三代营销理论，4W是4P和4C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如果从营销学的主要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看，或者从4P和4C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实务来分析的话，4P和4C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逻辑结构中的同一论，即4P和4C的理论基础都是新古典经济学。4P和4C理论两者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以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来观察市场营销，4P以生产者的角度来演绎出一套营销理论，4C以消费者为出发点来发展出一套营销理论。这也是4Ps的营销近视症和4C理论的营销远视症局限性存在的原因，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论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观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的流行写法，是以马歇尔对需求和供求的狭义解释为基础。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利用供求、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该框架有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是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第二是马歇尔对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的狭义解释以及他对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强调;第三他用规模经济概念替换了专业化经济概念。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两分法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奠基石，它使得“边际学派”得以兴旺，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构建了较为厚实的基础。两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体现与应用，被当作微观经济学分析柜架的标准构件，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现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这一致命缺陷，从而导致4P和4C理论存在相应的理论局限性。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接近现实的框架，用消费――生产者代替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和卖什么。在这种框架里，在选择不同职业的个人之间，消费者-生产者的地位是对称的，因此，不存在纯消费者地位与纯生产者地位之间的不对称。

从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的逻辑来思考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第一代营销理论(包括4P和4C)应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单赢营销理论或优化营销理论，第二代营销理论(4W)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共赢营销理论或博弈营销理论。笔者将之概括为4W营销。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础上的总结和扩展，4C比4P进步的观点有二:一是观察市场营销的角度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这意味着“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地满足顾客需要，同时和顾客保持有效的沟通”，与4C相比，4W是从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生产者――供应商、生产者――环境四个范畴来全而审视市场营销，4W认为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经济地满足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的需要，同时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双赢的结果。总之，4W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它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磋商、共赢、合作、参与、学习、分散、柔性。4W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理念，其与4P与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场规则，公共利益认同之上的合作这一新经济观。

综上所述，4P，4C，4W营销组合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这样理解:它们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完善和发展的关系，它们都有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的渊源。由于企业层次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市场及企业营销还处于发展之中，因此企业在了解、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把三者结合起来指导营销实践，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篇（10）

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有三个来源：中国的经济现象、了解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特性的不同、用西方主流的范式来研究。

扬弃西天取经

研究中国问题，要有一种长足心态，必须把现有理论抛开，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条件是什么，决策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等。从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所提出来的，看似对发展中国家问题解释得很好，但如果真的应用，结果将与预期相差甚远。原因在于理论是否适用，决定理论的条件和前提是否存在。

现有的理论不能指导我们更好转型，发展中国家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生产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是落后生产力。根据主流理论去转型，开始可能建立起一些现代化的大产业，但很快经济会陷入到停滞。要扬弃西天取经，因为西天取的经来自于发达国家，也必然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为理论前提，中国强行嫁接只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要实现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现象，了解其背后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而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继承与扬弃。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界要进行理论创新与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因为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新的现象，但中国的现象如何来理解，一个是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因为讲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发展中国家，研究当然是希望前进，必须从基本道理中寻求认识。一个是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只有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和世界经济学界进行交流沟通。

引入自生能力

认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来研究以后，就可以开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主流研究方式的结合点是在要素禀赋和结构上。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另外，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决定了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随着资本积累增多，将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新经济结构理论中把企业自生能力引进现代经济研究领域。引进企业自生能力概念以后，对发展、转型以及经济运行都会有很多不同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企业从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不断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如果是内生，就必须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状况，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有竞争优势就会产生剩余，有剩余才会有更高的积极性进行积累，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然后产业就会不断升级。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可以对很多转型现象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解释。比如，转型中的国家开始转型的时候，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渐进双轨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有了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以后，会发现在转型之前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按照休克疗法补贴的话，这些产业就会，之后会造成极大的失业，社会不稳定，经济不发展。任何当局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发生，无论是把补贴都取消掉还是继续补贴，效率都是很低。渐进双轨被认为是最糟的方式，但同时又最务实。渐进双轨是一方面政府给予企业补贴，另一方面放开比较符合当时发展状况的企业的准入，不仅准入，而且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实现经济稳定和高速增长。

认识阶段特征差异

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金融结构、人力资本、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运行理论创新与发展路径会有所不同。

发达国家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发明，这其中风险很大，所以必须有良好的金融安排。这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好使，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一般劳动力较密集，资本需求少，且风险生产的产品成熟。所以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和资本需求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

篇（11）

关键词：经济学 资源配置 公司治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公司治理问题，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资源配置对公司绩效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治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决定了该理论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认识，决定了其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基础是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所在。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组织控制理论作为三种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框架之下，有着不同的微观基础，因而对公司资源配置及其相应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主张。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20世纪早期公司经济开始兴起之时，新古典经济学早已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大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总是最优的，习惯于把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就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司资源配置的基础思想，而公司资源配置观又构成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

（一）交换活动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在西方经济思想嬗变的过程中，当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新古典经济学取而代之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就由生产领域转向了交换领域。主流经济学家视交换活动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机会的条件，以实现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互利的交换过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视阈中改善经济绩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经济学家对交换活动特征的抽象认识成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石，进而成为建立在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微观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领域的研究持敌对态度，力图使生产服从于交换，并将交换活动的特征抽象为即时的（现在的行为不影响将来）、分立的（个体的独立行为）和确定的（至少是可计算的），由此产生了将资源配置视为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资源配置观。可逆性是指现在的资源配置不会对未来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即当期行为只产生当期效应；个体性是指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质允许每个经济参与者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源，而与经济中其他个体的决定和行动无关，即个人行为完全独立于其他人；最优性是指资源配置过程无非是在一定的市场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对不同经济结果进行选择，即资源配置过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从中选择最优的。可见，主流经济学家在对交换活动特征进行抽象的基础上，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二）新古典资源配置及其变体与公司治理

在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资源配置是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那么现有资源的最优利用就只能通过完全的资本、劳动和产品市场实现，即保证资源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在将新古典资源配置思想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时，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整个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完全运用到公司资源配置，并演绎出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认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够支持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而且各种制度条件的相互结合，将确保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控制，股东至上理论即是能够支持公司资源配置由市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因而股东至上理论实质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司治理中的体现和运用。第二种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变体，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仍然延用其个体的和最优的假设，进而逻辑演绎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参与者提供适当的激励，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应运而生。可见，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实质上都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全部或部分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两种公司治理主张必然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与个性的根源也都能够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共性与个性，还需要对两种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做进一步的评价，进而奠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

（三）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如前述分析，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脱胎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成为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共性的源头。从研究方法来看，两种治理理论都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静态分析方法，专注于研究公司现有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剩余分配”问题是两种治理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其重点在于谁得到剩余收益，及这种剩余分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来看，由于股东至上理论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公司资源配置中的完全运用，因而坚持以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认为能够支持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型治理是最优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并未说明产生“企业专用性”的原因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倚重的公司资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静态资源配置观，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场绩效为基础，并主张以公司治理制度作为市场的补充，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以防止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

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在共性凸显的同时，各自都存在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由不同的资源配置观所孕育的相应公司治理理论的独有个性可以归结为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公司经营目标差异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张差异四个方面。

首先，从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基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私有财产的传统逻辑，认为股东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导维护股东权益，防止经理层对股东权益的侵蚀，形成了在股东对管理层的经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的同时，也突破了对委托人范围的认识，委托人不再仅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所有利益相关者），因而管理层作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人，其责任范围应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

其次，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将企业视为纯粹的“投入产出转换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黑箱”。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强调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因而将企业视为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正是通过实物和人力资产的组合才形成了“集体生产力”。

最后，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坚持认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倡导在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系绩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凸显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公司应让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价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将其视阈囿于交换活动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探究公司资源配置时，新古典资源配置观或其变体被运用于公司，进而孕育了共性与个性都鲜明的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基于创新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奥沙利文（O’Sullivan）的组织控制理论则不落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直接以创新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与上述两种理论针锋相对的治理理论，给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本部分将对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及其观点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创新与创新型资源配置

创新的特征是奥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她将创新的特征归结为一个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累积性是指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生产质量更高、成本更低产品的学习是通过一个累积过程形成的；集体性是指集体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学习受他人学习的影响，并能合成一个新的、集体性的知识；不确定性是指进行创新的企业因学习过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无法取得竞争优势而获得回报，因而面临着生产的不确定性与竞争的不确定性。创新型资源配置建立在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是对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创新是集体的、累积的和不确定的，就意味着对创新进行资源配置必须经由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开发性的―必须毫无顾虑地将资源投入到收入不确定的投资项目中去；组织性的―收入是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整合产生的；战略性的―资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现有市场和技术的条件限制。

（二）创新型资源配置与公司治理

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能够催生创新的资源配置过程所具有的开发性、组织性和战略性，意味着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条件将分别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支持。财务承诺制度使企业组织能够获得进行生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资金来源，并一直持续到可以产生收益、企业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财务流动性生存之时；组织整合制度对置身于企业内部复杂劳动分工中的参与者提供激励，使其将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业目标的实现中去，将人力和物质资源整合到开发和利用技术的组织过程；内部人控制制度保证公司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权掌握在与产生创新的学习过程结为一体的决策者手中。没有支持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业就不能通过对集体学习过程的战略投资产生创新。

（三）组织控制理论评价

组织控制理论以创新活动的特征为逻辑起点，由创新活动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进而逻辑演绎出对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可见，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与新古典框架下两种治理理论建立的逻辑演绎过程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司经营目标、公司治理改革主张，都必然与新古典框架下的两种治理理论―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背道而驰。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运用的是动态分析法。组织控制理论直接以创新活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创新型资源配置的动态性质与新古典静态的资源配置观截然对立，相应的其动态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的静态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组织控制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剩余生产”，探究如何通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生产剩余收益。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将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集中关注生产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建立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产生持续的剩余收益。

再次，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下的公司经营目标是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对企业的委托关系并不强调，因而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建立在对委托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创新活动为基点，通过持续的企业创新来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

最后，从公司治理改革主张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制度条件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对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从而支持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显然与新古典框架下主张保障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截然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