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异同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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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基督教、泛神论和卢梭的影响下，华兹华斯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上帝的创造，认为人类以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有神性。他把人的个性、人类社会、自然界都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华兹华斯认为农民和儿童都是上帝的使者，因此，他同情农民，赞扬儿童。他认为，人的善良会被时间和世界磨灭，而我们最需要找回童年时期的美好、天真。他的那句“儿童是成人的典范”便成了名言佳句流传世间。华兹华斯的笔下，吟咏大自然寄寓于赞扬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孤独的割麦女》恰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诗人把割麦少女的形象置身于广阔的田野上—一位充满活力的姑娘“独自在那又割又捆”，“举着镰刀弯腰下去”。在这个场景中，人与大自然和谐地融合到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华兹华斯认为，像割麦女这样的人的本性，幸好没有被资本主义自私、虚伪、反自然的城市生活所异化，也只有返这样的真，受这样的朴，方可同自然界的美达成一致。受西方人文精神影响。在华兹华斯《黄色的水仙》中，读者可以体会出作者的心情及其人生哲理。湖边一片金灿灿的水仙，在微风中起舞，此景令诗人着迷，且这种欢乐的精神感染了诗人。此时，黄水仙可看作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处世态度。因此，在诗人情绪低落，感到空虚时，这些水仙花会突然映入诗人眼帘，使得诗人眼前一亮，撩拨起思绪的活力，并烙在诗人内心的最深处，此时的作者积极乐观，与大自然一同呼吸。

2、王维——友谊和禅机

篇（2）

新闻传播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新闻事实的取舍与报道的不同角度。中西新闻工作者在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几个新闻价值要素――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然而，中西方以相近价值观指导出的新闻传播实践却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无视中国国情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媒体报道忽视了对人权、公民知情权与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国际传播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沟通交流。本文将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来审视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闻价值观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传播新秩序构建，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新闻传播功能的发挥。

一、“同”――对“人”的共性、新闻事实本体和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

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是中西方新闻信息交流和沟通对话的基础。学者赵莉在《从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统计发现，“2002年美联社和新华社所评的十大国际新闻中，有四条是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中美新闻价值观中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1]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共通心理与思维习惯。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环境。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具有共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价值选择。

其次，客观发生的事实对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闻事实――其中蕴含着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特定属性。这些特定内涵和属性决定了中西新闻价值观相同的一面。

考察新闻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历史就能证明中西方“同”的一面。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源远流长。1690年，德国人托比亚斯・朴瑟在一份关于报纸的论文中提出，为了在数不胜数的新闻事件中作出选择，应该把那些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挑选出来加以公开报道。他列举了他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涉及到了选择新闻的异常性和重要性等标准问题。这是西方新闻史上最早提出的新闻价值观念。后来，德国学者卡斯帕・斯蒂勒又在1695年提出了新闻价值的新鲜性、接近性、显要性和消极性等。[2]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伴随着美国政党报刊的逐渐衰落和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报业竞争中，西方各报社老板和主编为扩大报纸发行量，十分重视对新闻事实的选择。20世纪初，美国、日本的一些新闻学者把新闻事实的选择标准统一到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上。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他明确提到突发事件、地缘接近、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再一次掀起探讨新闻价值观念的。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基（Mari Ruge）。他们考察了“事件”变成“新闻”的奥秘，并论述了新闻的12个要素。[3]

关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西方新闻学者少则有5因素说，如麦道格尔；多则有20因素说，如英国汤姆森基金会专为第三世界新闻工作者编写的新闻教科书等。尽管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标准的具体表述上有多有少、有轻有重、有先有后，但他们在主要标准的确定上还是相当一致，其中包括：影响力、接近性、异常性、显要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4]

实践的需要与向外的学习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诠释，形成了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价值观要素。徐宝璜在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认为，“新闻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并明确提出了新闻价值的三个要素，“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高之新闻。次要之最近事实，仅能引起较少人数与较浅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低之新闻。”“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成反比例。此相隔时间愈短，则新闻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不仅随时而异，又大抵随地而有别也。吾人所注意之事，大抵以己为中心，渐推及于己所熟悉之人及事。故现虽处交通便利之世，所最注意者，大抵仍为本埠之事，及本埠之人。”[5]

邵飘萍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新闻学教授格兰特・赫德对新闻价值标准的概括：爱读者之数；时机之适当与否；距离远近之关系；性味集中之变迁。格兰特・赫德分析新闻价值减少的原因是：含有广告的意味者；揭发人之阴私者；有害社会之风者。[6]

20世纪40年代，萨空了在其《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新闻价值“两个条件、两个要素”的观点。他把新鲜、真实列为新闻价值要素，而把新闻与人类“有关”、“有益”作为新闻价值的基础，体现了新闻价值的“有益性”原则。这种阐释对新闻价值理论有所突破，回归了新闻价值的本意，但他未对新闻价值的内涵作出详述。[7]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新闻价值理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价值理论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广泛汲取和积极消化的基础上，对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包括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8]

对中西方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地区，在人的共通性基础上，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新闻价值观念。

二、“异”――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审视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实践中不同的选择上。

西方新闻价值观尤其是传统新闻观往往强调反常、冲突、矛盾，定位于媒体是社会和政府的监督者，习惯“多报忧少报喜”；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往往注重正面、健康、和谐，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着力于反映光明面，“多报喜少报忧”。西方新闻价值观注重以受众为本位，强调以受众的兴趣与需要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则习惯传者为本位，将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9]由此，在诸多新闻价值要素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更注重“趣味性”，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更强调“重要性”。

为什么在基本要素认同的基础上，中西方仍对新闻价值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实践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呢？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取舍，是形成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对新闻价值作出判断的主体，即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也是造成新闻价值不同的关键因素。

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者心目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0]人从出生起就在进行社会化，其中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11]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许多不同，在此文化生态环境下生活的“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观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应地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模式可简单地概括为：“安土地，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12]

钱兆和先生在《西方文化精讲》一书中阐述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为求知而不是为实用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热衷于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注重理性思维和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法治传统源远流长，热衷于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注重对知识的检验和论证。[13]

从以上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特点的梳理可以看到，中西新闻价值观的不同，是与双方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完全一致。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较多个人主义取向，中国文化较多集体主义取向；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理性，中国文化重人情伦理；西方文化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这些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在新闻传播中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选择。

三、文化学阐释下的新闻价值观的意义

由文化的维度看待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1．有的放矢，有效传播。

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肯定行不通。我们既要通过国际传播了解国际动态，以做好准确定位；又要借助国际传播，构筑自己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的前提是国际传播要达到“传通”的效果。分析以往国际新闻传播产生纷争，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价值观的指导偏向，传播主体往往是从“我”的角度去思考报道新闻事件。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双方都要考虑不同之处，即清晰认识“异”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用“他”的视角报道，分析和了解对外传播对象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做到有的放矢。

2．，和谐传播。

国际传播旧秩序指的是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现象。此时，信息的流向是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流向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发生事件的偏向和误解性的报道。这其中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原因外，文化理解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文化的视野看待全球新闻传播，使我们认识到每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其优点和特点，在全球传播中要，互相尊重，以共同致力于全球和谐传播秩序的构建。

3．文化立足，融洽沟通。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

这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最大语境。我们的新闻工作应该从这一语境去思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努力做好两个方面工作。对内，要发挥凝聚力向心力作用，从传统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自己的工作，努力达到“传通”效果。对外，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充分考虑国外的文化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开展信息传播，有针对性地向外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尊重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相互理解，融洽沟通。

注释：

[1]赵莉：《从〈今日美国〉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青年记者》[J]，2002年第4期

[2][3][4]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 ，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徐宝璜：《新闻学》[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6]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9]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今传媒》[J]，2010年第8期

[8]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篇（3）

[中图分类号]B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60-04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中西文化由隔膜而冲突,这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冲突。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出现了向西方文化趋同的情形;另一方面,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担心本民族文化特有的文化特性被西方文化的趋同化所湮没,纷纷强调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凸显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同样的在一元和多元并存的状况下,如何避免“文明的冲突”而实现“文明的和谐”,对于中西方伦理学来说当然需要的是对对方的了解与沟通。下面我们就从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中西伦理学价值取向及中西伦理的思维方式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中西方伦理的异同。

一、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的异同

在讨论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之前,我们可以先介绍下在中西伦理学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几个概念。中国传统伦理学有仁、义、忠、恕等范畴,一般认为,“仁”是中国伦理,也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者,二人也。”“仁者,爱人。”中国伦理中的“仁”的基本含义集中在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其实践就是爱人。儒家爱人的伦理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爱人是有等级差别的,是有特殊性的。从这个“仁”来看,我们的儒家伦理是私德,而且传统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进一步强化着这种私德。而在西方伦理里更多的是强调公德。人是抽象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完全独立的,是规则、制度和法律将他们联结为一个公共的团体。所以在他们的伦理范畴里根本就没有“仁”这个概念。

同样有很多西方伦理学强调的重要概念我们中方伦理里面也很少论述到。例如正义、友谊、健康、节制等等范畴。在西方伦理学中“正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范畴。何为正义?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无论是在西方伦理学界还是法学界“正义”一词都是核心范畴。而在我们中国伦理学里面“正义”这个范畴很少讨论到。

通过讨论这几个在中西方伦理学分别占有相当地位的范畴我们可以知道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的第一个差异,那就是范畴本身完全不同,即使在最简单的称谓上都不同。而第二个差异表现在即使范畴称谓相同,但却往往具有差异的内涵。所谓差异的内涵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他们的内涵具有某一种一致性,但也有很大的不一致性。在中西传统伦理学上都研究诸如“善”“公平”“节俭”等概念,以及“勇”“智”“中庸”等概念。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虽然采用相同的概念,其实内涵具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善”的范畴。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还是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善”都是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就此而言,它们是共同的。不过它们在共同之中又存在差异。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家一般只是在讲人性的时候,具体讨论“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很少对善本身作专门的探讨;同时,中国伦理学所谓的“善”的内容,就是包括仁、义、礼、智、信等范畴在内的道德品质,似乎这些在中国传统伦理学里面是不用研究的内容。而在西方伦理学界,“善”始终是一个需要界定和研究的概念。例如苏格拉底认为,既然同一件事情,同一种行为,不仅对于不同的人,而且对以同样一种人(如对朋友),可以是善行也可以是恶行,因此,具体的有条件的善行是不真实的,只有一般善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善行。“善”这个范畴只是众多不同里面的一个,例如“智”“中庸”都在中西伦理中具有不同的范畴内涵。

第三,中西伦理学范畴的特征不同。中国传统的伦理范畴首先是需要处理人们之间的宗法亲缘关系,比如在“仁”爱上,我们前面论述过中国伦理的仁爱是有等级秩序的,那么在仁爱上我们应该先爱谁呢?在我们的“小家”上我们应该先爱家长,在国家这个“大家”上我们应该先爱君主。爱家长我们被看作是“孝”,爱君主我们被看作是“忠”的,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这一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伦理范畴特征有“私人”的特征。而在西方需要处理的是人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强调的主要是一种“公共”特征。西方伦理更多地是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本体性的分析和类的抽象,从而使个体独立、抽象,理性化,并把理性和独立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从而淡化“家庭”的范畴。这种不同的范畴特征也可以体现在我们现在的中西方的生活方式上,我们更强调家国观念,而在西方更强调个体的私人概念。我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私德较好,公德较差;西方人公德较好,私德较差的历史原因了。

二、中西古代伦理文化背景的异同

比较完中西伦理的范畴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下中西方伦理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古代思想家们都曾经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群体与个体、道德与利益等多对矛盾,以指导人们做出适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中西古代伦理文化的主体具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众所周知中西古代思想家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重义轻利是中国古代伦理文化最为显著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人作为一种有道德的理性动物,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差别,“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数,则近于禽兽”(《孟子•腾文公上》);“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其中有一种实现自身道德价值的精神需要最为重要,“生吾所欲也,义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王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普遍重义而轻利,重精神生活而轻物质生活,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西方古代的思想家们也认为:人是一种有理智的动物,人能够用理性来控制感性,理性高于感性,故而他们或是要求人们克制物质欲望,发展理性,“过智慧的生活”;或是要求人们首先并且主要是注意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或是主张使灵魂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以回归到理念世界之中,使灵魂得以安宁;或者提倡通过娱乐的方式再塑人的精神,获得精神的满足等等。所以,轻物质生活、重精神生活亦是西方古代伦理文化的一种传统观念。近代以来,虽然西方古代的这一思想传统受到极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的批判和扬弃,但它仍然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潜在地影响着西方的伦理观,不断激励着后世的思想家们,使之“为知识而求知识”,“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始终不渝。

第二,重整体利益、轻个体利益既是中国的伦理传统,也是西方古代伦理文化的思想主脉。中国古代大加弘扬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视为家,宣扬“家天下”,重视整体而忽视个体是昭天著世的,这里勿庸赘言。在古代西方,柏拉图认为,个人利益随着个体被当作立法者管理国家的工具而丧失;在马可•奥勒留那里,个人利益需要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在伯里克利那里,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个体利益,最终还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而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则把国家利益置于超乎一切之上,并以此作为判断人的德性是否崇高的价值标准。因此说,重整体利益、轻个体利益是中西古代伦理文化普遍的主导观念。究其根源,最主要的一点是:人是理智的动物,人具有杰出的社会性。人的理智与社会性决定了人在肯定个体利益的同时,必须把人的整体利益作为最根本的价值依归。

三、中西伦理的价值取向的异同

我们知道,用一定的道德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所有伦理学的共同目的,这些道德原则规范的对象不仅包括个人的行为,而且包括组织的行为。因此,所有的伦理学都必然存在特定的价值取向。这是他们共同目的决定的必然选择。概括地说,中西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差异在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更偏向个人,更加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且喜欢通过个人德性的发展来发展社会正义,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而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而言,西方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则侧重社会,或者说整个集体。它们更加强调社会体制的道德基础,并且喜欢通过社会正义的整体发展来确保社会道德的发展。

前面我们探讨中西伦理范畴异同的时候谈到过中国传统伦理学的范畴主要是反映和规范宗法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伦理学重点规范对象是个人。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忠和孝,都是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目的是要培养个人的高尚德性。而且中国传统伦理学还把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建立社会正义相结合,通过个人道德的培养促进社会正义的生成。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且也要把我们良好的道德品质贯穿于建立正义社会的实践中去。例如《大学》里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条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王道”之路。这条“王道”之路也就是我们说的“从个人德性到社会正义”的道路。我们必须先具有高尚的如正心、诚意、修身等道德品质后,才能建立正义的道德天下。

而在西方则与中国传统伦理学不同,在上面我们也谈到过西方传统伦理学的范畴主要是反映和规范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强调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公正成为伦理范畴。在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伦理概念。就是在于它规定着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公共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这个出发,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正义社会推出普遍的伦理。他是想通过建立正义的社会来使人们过上合乎伦理合乎正义的生活。这与我们中国传统伦理学从个人德性来推出社会普遍的伦理是相反的。

从现实社会我们也能看出这种中西传统伦理学价值取向所造成的不同。在西方他们是通过个人“契约”来建立公平社会,从而更进一步地确保人们的各种权利,例如自由权、平等权和私有财产权等。这也是西方社会今天能走在法制社会前面的原因。而在我们今天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了很多,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中国人治的氛围还是很浓的,在中国讲人情还是第一位的。在这我们也讲到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但是还不够,无论是中国学习西方还是西方学习中国,都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样也就造就了我们中西伦理的未来走向。

美国儒学专家杜维明先生在分析儒家伦理道德弊端时指出:儒家传统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没有把中国带到西方的,以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科技高峰、民主制度以及个性解放所唤起的灿烂文化。同样中国的儒家伦理也没有把西方带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社会中。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上说的中西方都在互相学习着。总括以上,儒家伦理道德虽然没有有效地促进器物文化的发展,但却有利于社会的和睦;西方道德虽然推动了器物文化的发展,但却使人和社会处在分裂的窘境,着眼于全球性社会的到来和人类的持续性,我们的家园既需要发展,又需要和睦。因此,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来看,未来中西伦理文化的取向应当是,中西各自吸取对方道德文化的优秀之处,努力克服自己道德中不利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弊端,走中西道德文化融合的道路。

四、中西伦理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平常生活当中当我们中国人和西方面对同一个问题时,西方人总是会问:如何解决,你是怎么看的?你为什么是这样想的呢?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是自己随意说的,没有认真想过,经西方人这么一提醒,才发现自己的思维不是很严密的,有时候感觉只是一种直觉罢了。这就是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当然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在我们伦理学理论中是否存在这种差异?而这种思维差异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就是下面我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西方伦理学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强过中国传统伦理学。伦理学中有一对范畴在中西方的伦理学中都同样的重要,那就是“义”与“利”这一对范畴。在中国很多的伦理学家都对义利问题论述过,而且都提出过自己的义利观。在义利观上有坚持义重于利的,也有主张利重于义的。但是无论是哪种观点的持有者,他们的论述都是“断言多于论证”。例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颐的“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但是,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义利”持有这样而非那样的观点,特别是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而非那样的观点的理由何在?我们会不会有逻辑的困难?好象我们中国人不太想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是缺少应有的逻辑分析和非常严谨的逻辑论证的,有些时候有也仅是简单的方式论证。而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无论是功利论者还是道义论者,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详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进行十分严格的逻辑论证。例如,功利论伦理学家虽然一致坚持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最大的快乐就是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但是,由于他们重视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因此,他们也会不断地弥补以往功利论者已经遇到的理论困难。正是这种逻辑性的发展,整个功利论的理论才会表现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但是在中国的传统伦理学中没有表现,从孔子到二程、陈亮他们这都还和原来差不多,很难在历史延续中各种连续出现的理论之间找出必然的逻辑联系。

第二、西方传统伦理学比较重视科学的思维及量化研究。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学还是西方传统伦理学都有自己理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说过“美德就是知识”。休谟说过“道德的知识也是实在的,因此,道德的知识和数学是一样可以有实在的准确性的。”我们知道西方伦理学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从天上拉回人间”的,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西方伦理学更多的是关注自然,这样也就形成了西方伦理学深厚的科学背景。实际上在西方,伦理理论就是包含科学知识理论在内的一般的知识理论,甚至实质就是科学知识理论,所以在建构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毫无疑问需要进行科学的思维。而在中国,伦理理论就是伦理理论,它们绝对不是科学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里面,伦理学的地位远非自然科学可以比拟,伦理学属于显学中的显学,而自然科学只不过是雕虫小技。既然伦理理论不是科学的知识,所以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建构上我们很少能看到科学思维的影子。

从上面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西伦理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在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比较重视科学思维,因此注重逻辑推理和量化研究在建构伦理理论和评价伦理行为的作用。而中国传统伦理学则不太重视科学思维,因而也就不太重视科学思维、逻辑论证及量化研究在建构理论和评价伦理行为中的作用。

五、中西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功能的异同

无论是中国伦理学还是西方伦理学,道德在自身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认知、批判――辩护、协调――聚合、激励――进取等四大功能。但不同的是这些功能在中西伦理文化中分布不同,在中西两种价值取向上在实践层次上的表现不同。首先所谓道德的认知功能,是指道德是人对自己以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各种关系的认识的结晶,道德通过善恶或相应的一系列对立范筹,给人们提供关于现实社会的关系、状况的知识,关于构建合适的生存环境的知识以及关于生活的价值与目的的知识。个人可以通过它,使自己克服自我的局限,超越一己之囿,去掌握全人类的经验。其次批判――辩护功能是通过道德评价的方法,把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判定为有利或有害、公正或者是不公正的,调动主体根据这个评判去变革或维护某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利益。再次所谓协调――聚合功能是指社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但社会一旦产生,就会出现直接属于社会自我维持的种种需要,例如个体对群体的认同聚合、人们活动的彼此协调。它根据一定准则,通效教育、评价、指导、沟通等特殊手段,对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子集体与母集体以及平有集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使既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同时又有着对起码生存条件共同需求的各种人、各种层次和性质的集体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某些价值或规则,以保证人们不致因彼此利益的差异而在无休止、无规则的纷争中导致社会瓦解。最后所谓激励――进取功能则直接指向于人自身生存斗争的需要以及创造性地发挥自身潜能以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激励――进取功能主要通过对智慧、勇敢、自信、坚韧等富有力度和搏击精神的个人品质的提倡,为人的潜能建设性地释放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活动中提供方向,同时也给人的自我实现以推动。

在中西方伦理学领域内道德的四大功能各有各的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独特作用,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相互凭借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一种健康的伦理文化应使道德各功能可持续协调发展。假如某种功能畸形特别发展,而别的功能趋于萎缩,而其他各功能间所具有的互为条件的内在联系,那种畸形发展的功能也将失去道德价值,甚至走向道德的反面,更严重的是走向社会的堕落。以上是中西方伦理功能的共同点。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西伦理文化功能表现出巨大差异。众所周知西方伦理文化有着不断变化的发展流程。在其发展的每个不同阶段,道德功能的发挥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比如,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文化在道德诸功能中强调协调聚合功能和辩护功能,贬抑激励进取功能、认知功能和批判功能。于是,仁爱、谦虚、服从、信仰、克制被尊奉为最高美德,而个性的张扬和舒张和人的理性精神的宏扬却成为了善的对立面,成为恶的表现。在人文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近代伦理文化以全面表现人的本质力量为理想,一反中世纪对道德的认知、批判、激励进取功能的废弃,又把这些功能提到了首位。这种变化是以理性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崛起为标志的。新的伦理文化造就了新的时代氛围。个人理性精神以及使个人生命力和意志力充分表现的竞争活动受到肯定和鼓励,相反,盲信盲从者被耻笑,疲于进取、生命力萎缩者受蔑视。这种新的道德观念使个人的潜力和个性得到了张扬舒展,当然社会的发展也获得了动力。但是近代伦理文化在矫正中世纪的偏向中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反面,产生了忽略道德协调聚合功能的倾向。竞争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许多人在竞争中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致使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弊端。18世纪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克服自身弊病的努力中逐渐形成理性资本主义。它在伦理文化方面表现为在弘扬道德的激励进取功能的同时,并重其协调聚合功能。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步的是,西方还发展起了较为完善的法律系统,以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区别和补充来共同实施对社会生活的调控。法律主要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道德主要涉及人的内在人格,法律可以在道德不起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道德则可以触及法律触及不到的范围。道德因此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伦理文化功能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历史的状态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样一种稳定的结构难于被改变,所以这样一种结构赋予伦理文化一种异乎寻常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中国伦理文化在两千年中具有一以贯之的基本特点,这就是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以秩序为善的本质规定以及为这两点所决定的道德功能的片面发挥。中国伦理文化一向重协调聚合功能,而忽略激励进取功能,重道德维护既定秩序的功能即辩护功能,而轻视甚至排斥道德的认知、批判功能。极端重协调聚合功能轻激励进取功能集中体现为“贬力崇德”的传统和克己自制、爱有差等以及视听言动非礼莫为的说教。认知功能被漠视则表现在只要求人们对道德规范的服从,而不提倡这种服从须具备理性认识和选择的基础。道德虽并非全然不发挥对社会的批判功能,但至少这一功能很少有表现在对仍然有力量但却已趋没落的旧有社会关系的批判瓦解上,相反它主要发挥于对新事物的道德非难上。这正与片面强调道德对既定秩序的辩护功能相适应。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性及伦理文化的稳定性使道德一部分功能的膨胀和另一部分功能的萎缩形成一种固定格局。中国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则又把道德抬到了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使之在社会调控系统中居于中心,把中国社会推入到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依附于道德,成为执行道德的工具,形成道德法律一体化的传统。甚至道德有时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是中西方伦理功能的异同。

从上面我们分析的中西伦理学的五大点不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伦理学和西方传统伦理学各具有优势和劣势。中国伦理学需要西方的科学思维和逻辑论证的介入,西方伦理学也需要我们传统伦理学对个人道德培养的方式以及对“仁”对“和谐”等范畴的重视。所以中西方都有源远流长的伦理智慧,并且都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起过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一旦我们能够优势互补,扬长避短,那么一种新的伦理智慧将会融合而成,避免“文明的冲突”而实现“文明的和谐”的目标也可能实现,人类必将有更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布尔特曼.耶稣基督与神话学[C].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启良.西方文化概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篇（4）

首先，教师要明白文化差异是文化交际的障碍，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目前多数人已达成共识，交际能力应包括五个方面，即四种技能（听说读写）加上社会能力（既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合适交际的能力）。文化知识的教学是达到语言教学目标的关键。《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因此中学英语教学中，注意中西文化差异，渗透文化信息，让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得体地使用英语，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教师要明白文化教学包含哪些内容。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可分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知识文化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科技成就等。交际文化则包括社会习俗、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对于文化，有很多东西要教，但对于中学生来说，中西文化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异同，词语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异同，可能对他们的交际能力影响较大。

一、在教学中要注意中西文化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异同。新教材都比重视语言与文化的结合，广泛涉及了英语国家的风俗和文化，老师应该注意充分利用现有教材，适时进行文化意识的教学，将西方文化自然地渗透到英语教学中。如：英语中的体态语、问候语、告别语、家庭成员之间的称呼习俗、节假日、、礼貌习俗等等，除了学会这些语言功能的习惯表达、常用句式外，还要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影视材料，观察、对比中西文化中体态语的差别，培养他们对中西文化中体态语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

二、教师要深入研究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帮助学生意识到词汇的不同的文化内涵。由于中西方民族思维特征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语言运用，所以对体现一定文化内涵背景的词语等要善加掌握。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要注意词汇的不同内涵，引导学生了解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上下文中，相同的词汇有不同的意义。

篇（5）

前言

近年来，文化差异研究正在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语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关注。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化差异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积极理解的态度，是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和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作简单的论述和比较。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1、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3、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

4、科学观的异同

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6、法制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7、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异同

中国人内敛、自省，喜欢“每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养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西方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的职责。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1、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新晨

2、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三、结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篇（6）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尤其在绘画艺术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绘画大师们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灵感，贡献了无数经典作品。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及思想的革新，绘画教学中产生了传统文化缺失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绘画教学的重要性。

1 中国传统文化对绘画教学的重要意义

1.1 中国传统文化是绘画教学的文化基础

在绘画教学的最初阶段，是对绘画技法的相关教学，可以说是绘画学习的技术基础。然而绘画艺术的最终发展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所以在绘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至关重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丰富的文化储备才是艺术创作的基础。随着我国高考制度的不断改革，不再以文化课单一指标的考量决定学生的未来，但在此背景下，文化课水平依然影响艺考生考试的整体成绩。进入大学后，一些学生也会因为文化知识的匮乏而影响绘画的学习，制约他们绘画水平的提高。所以，无论在哪一阶段的绘画教学中，都应该注重对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绘画教学之中，为学生绘画水平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2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促进绘画教学的完善

随着素质教育的有序开展，教学实践中的各个学科都在进行创新建设，不断进行学科的完善。艺术类教学虽然覆盖面不及常规教学，但也肩负着艺术人才的培养责任，同样需要进行教学的革新。将传统文化引入绘画教学，能够充实绘画教学的内容，完善绘画教学的课程体系，为绘画教学工作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1.3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实现绘画教学人才培养目标

近年来，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艺术创造受到各方思潮的冲击，动摇了传统文化在绘画教学中的基础地位。西方文化的输入，让部分国人轻视甚至否定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绘画中的传承面临危机。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也逐步向文化强国这一目标迈进，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的一张最具特色的名片，是国家软实力提升强有力的文化支持。[1]绘画教学的首要目标是培养绘画人才，更高目标是通过人才的培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艺术影响力，推动世界绘画艺术的共同繁荣。所以，在绘画教学中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是培养我国艺术人才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我国文化复兴的重要保证。

2 分析绘画教学中传统文化相关问题

2.1 绘画教学中缺乏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在艺术生高考中，我国把文化课成绩同专业成绩一样作为升学的考量，这样做的初衷当然是想让艺考生们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2]但实际上，由于艺术考试对文化课成绩的分数线设置较低，导致教师、学生以及家长都忽视了文化课的教学和学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自主了解和主动学习更加难以实现。然而在大学阶段的绘画教学中，类似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大学中对于学生的教学和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学生又缺乏自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没有相关教学管理的约束，传统文化的普及更加难以实现。

2.2 绘画教学中偏重于技法教学

随着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压力不断加大，高校更加注重提高学生的绘画技法，导致高校的绘画教学产生急功近利的弊病。如此一来，学生接受的绘画教学往往是偏向于西方的，[3]使传统文化的传承在绘画中出现了断层的现象。虽然西方的相关造型技法有着不可忽视的优点，但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国绘画者独有的艺术源泉，是我们都应该掌握并传承的。

2.3 传统文化的教学形式单一枯燥

在绘画教学中，虽然有部分学生进行了传统文化的学习，但是学生们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生普遍接受的是“填鸭式”的教学，并没有建立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而且教学过程往往枯燥单一，学生参与感不强，没有产生期望的效果。

3 把中国传统文化引入绘画教学的建议

为了提高绘画教学的质量，培养更加优秀的绘画人才，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入绘画教学实践刻不容缓，必须让社会、学校、绘画教师以及学生产生应有的重视。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3.1 完善相关考试政策

在艺术院校以及相关艺术类专业招生时，除了对考生专业水平的考察，还应该注重对其文化知识的考量，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掌握。通过详细的研究和严谨的判断，适当增加文化成绩占艺考成绩的比重，在政策上引起绘画老师和学生的重视。

3.2 更新高校艺术类专业课程设置

与高中阶段的艺考改革相呼应，高校的绘画教学工作也必须作出调整。一方面，增加与中国传统知识相关课程，以选修或必修的课程形式让学生们进行传统文化的集中W习，提高绘画专业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通过考试的形式约束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在校园内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例如，开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展，让学生们自发地了解传统文化，并将传统文化融入绘画创作中，而通过展览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同学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主动了解和使用。

3.3 提升绘画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作为绘画教学的一线工作者，绘画老师应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在绘画教学的实际工作中，绘画教师除却这一本职身份，也应该是一名绘画创作者，[2]必然要具备一个创作者应有的素质。我们讲“言传身教”，也就是说在对绘画知识的日常讲授之外，绘画教师更要以身作则，把传统文化融入作品的创作中。

3.4 强化绘画教学中传统文化的应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历史文物，不能将它束之高阁，而应该在绘画教学以及绘画实践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有效利用，实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在绘画教学中，绘画教师可以把代表性强的以传统文化为灵感而创作的作品介绍给学生，详细向学生讲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文化内涵，让学生了解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产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创作的强烈愿望。

4 结语

在这个文化多样、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传承的困难。同时，在对绘画的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不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对绘画教学的指导意义。经过相关研究，以科学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入绘画教学，促进绘画教学的完善，培养更具文化底蕴的绘画人才，实现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参考文献：

篇（7）

[1]陈勇.钱穆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0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书店，2001.

[5]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

篇（8）

在中英两种语言中，都拥有大量的习语。习语短小精悍，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蕴涵着诸多文化信息，是语言中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由于中英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传统习俗、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些差异在各自的习语中都有深刻的体现。但是，人类对外界的认知和反应是大致相同的，这又使得中英习语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中英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动物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在英汉两个民族中，人们对各种动物的态度和反应大相径庭，这种不同在中英习语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动物习语中，中英关键的不同点之一是对狗的态度。在汉语中，有关狗的习语数不胜数，例如，“狐朋狗友”“狗胆包天”“狗嘴吐不出象牙”等，这些习语大多含有贬义，因为狗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献谄的动物。而英美民族把狗看成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常用狗来比喻人，反映在习语中，例如，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的日子），a top dog（优胜者），a 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

此外，在英语文化中，蝙蝠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动物，人们通常赋之于贬义。例如，As blind as a bat（瞎眼、有眼无珠），Crazy as a bat（精神失常、发痴），Be bats（发疯），Have bats in the belfry（行为乖张、精神失常、思想古怪），Bat the breeze（吹牛皮，侃大山），Bat around（东驰西骛，疲于奔命）等。在中国却正好相反，由于在发音上，“蝠”在发音上与“福”相同，蝙蝠被认为是“好运，福气，吉祥”的象征。中国家庭里，很多剪纸都是蝙蝠的图案，象征着运气和福气。如“福寿图”中有五个蝙蝠就象征着“五福齐全”、“洪福齐天”。

另外，在英语中，as strong as a horse用来形容一个人很强健，这是因为英国古代靠马耕种，因此在英语文化中，马是吃苦耐劳的象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往往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作老黄牛，曾有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言。

此类动物习语中的文化差异数不胜数。在中英习语中，还有大量关于龙，猴子，孔雀，乌龟等各种动物的习语，但是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意义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二）宗教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对中英习语的产生和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常常会向“观音菩萨”和“老天爷”祈祷，惊讶的时候会脱口而出“我的天”。这是因为中国人信奉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有许多此类的相关习语，例如还有“借花献佛”，“不看僧面看佛面”，“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而在英语国家，人们大多信奉基督教，祈祷的对象是God，脱口而出的也是My God， Jesus之类。许多习语都源于《圣经》，相关的习语还有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God sends fortune to fools”（傻人有傻福），和“Go to hell” （下地狱去） 这样的诅咒语。

（三）颜色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从与颜色有关的习语来看，英汉两个民族对颜色的感受是有共通性的，例如“颠倒黑白”（call black white），“开绿灯”（give somebody green light）等。但是，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汉语中，红色象征着吉祥如意，欢乐喜庆。与红色有关的习语数不胜数，例如满面红光，开门红，红红火火等，都有很好的寓意；而在英语中，red for danger（不祥之兆），red rag（激怒因素），see red（火冒三丈）等都含有贬义。又如，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史上，黄色是古代帝王的专用色彩，是皇权的象征，代表着神圣和权威，“黄袍”是帝王的专用衣着，“黄袍加身”指登上帝位；而在英语中，出身豪门或出身皇室却说born in the purple，而某人登上皇位则说 raise to the purple。在英语中，与黄色有关的习语，如yellow-belly（懦夫），yellow-dog （孬种）等都有胆怯的意思，而在汉语中黄色没有这方面的含义。

（四）生存环境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在英语中，许多习语都与大海和船只有关，例如： all at sea （不知所措）， between the devil and deep sea（进退维谷）， when one's ship comes home （当某人发财时）等。这是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人们的生活与航海渔业密切相关；而中国大陆幅员辽阔，有许多名山大川，人们的生活与土地和山川大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有许多与山有关的成语，如安如泰山，开门见山，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有眼不识泰山，车到山前必有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这都反映出英汉两个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交通出行方式。尤其是英汉两种习语在形容一个人奢侈浪费时，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则是“挥金如土”。

（五）日常饮食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在汉语中，人们用“小菜一碟”这一习语表示容易的事情，而在英语中却说 a piece of cake （一块蛋糕）；在汉语中，人们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表示两样美好的事物很难同时拥有，在英语中却说 one can’t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这是因为蛋糕是英国人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美好食品，而在中国，吃一碟小菜对中国人来说则易如反掌，而鱼和熊掌也是人们认为的珍贵食品。在汉语中，与饮食有关的习语还有“老油条”，“大锅饭”，“生米煮成熟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画饼充饥”等，英语则有 play a good knife and fork（饱餐一顿）， big cheese（大人物），not worth a bean（一文不值），salad days（无经验的年少时期）。从这些习语中，英汉两民族的饮食习俗可见一斑。

（六）礼俗规范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在汉语中，“您过奖了”，“哪里哪里”，“不敢当”是在面对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时做出的自我否定或淡化赞扬的反应，表示谦虚；而在英语中，这种对别人夸奖的否定会被视为对别人判断力的否定，是不礼貌的。英美人通常坦然接受夸赞并说thank you（感谢）。同样，在收到礼物时，中国人通常会说“您破费了”之类的话语表示客气，而在英语中，也只需要坦然接受礼物并说thank you（感谢）就足够了。

中英习语涉及到英汉两个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所折射出的的文化差异也数不胜数，以上列举的只是某些方面而已。

二、中英习语中的相似表达

虽然中英文化在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上都有许多差异，但也不乏共同之处。有的英语习语不仅可以在汉语中找到相似的对应表达，并且在喻义和构词上都很相似。例如，burn one’s boat（破釜沉舟），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castle in the air（空中楼阁），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稻草），walls have ear（隔墙有耳）等。部分习语所表现出的相似的构成和文化特征反应出了英汉两个民族有一些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认识过程，以及整个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共性。

三、结语

由此可见，习语承载着巨大的民族文化信息。英汉习语是长期的历史发展和许多代人创造和积累的成果，其纷繁复杂的词汇和丰富的语义需要我们去了解和掌握，这对我们更好地学习语言和文化，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篇（9）

木头是有生命的物体，它有着与众不同的温和、美丽与纯朴的品性。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因材施艺，结合利用木材的特性，从原始材料的形态属性中挖掘出美的要素，以充分体现木头的趣味和材质之美，用他们聪明的智慧、灵巧的双手创造出了许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木雕艺术。

木雕是雕塑的一种门类，在我们国家常常被称为“民间工艺”。中国木雕具有悠久的传统历史和强烈的民族传统色彩，包含造型凝练、刀法熟练流畅、线条清晰明快的工艺特点。木雕艺术不管处在哪个历史时期，始终都融合着具有灵性的传统文化之本源，以此来表达各种不同的寓意，诉说不同的情感世界。文章将通过历史传承、题材类型以及创作方法来谈论木雕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传达的浓厚的文化寓意。

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艺术史是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发展中考察历史的。中国木雕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出现不少初具雏形的木雕工艺品。距今7千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有木雕鱼出土，这是我国木雕史上留存最早的实物。河南信阳战国大墓出土的木雕镇木兽，湖北云梦汉墓出土的彩雕木俑均为我国早期木雕作品。战国和汉代即有大量木雕俑和动物雕刻。秦汉时期木雕工艺趋于成熟，绘画、雕刻技术精致完美。汉墓出土的动物木雕作品中，更可以了解到汉代木雕工艺发展的水平。动物作品有马、牛、狗等。这些动物造型生动，身长分别在14～55cm之间，都是以分部制作粘合而成的办法雕制的。因为木材是由纤维细胞组成，而四足动物是由头、身、足三部分组成，3个部分的尺寸不可能一样大小，总体形状是头高、身长、足高，根据这种特定形式用整木雕制的是汉代木雕工艺的一个创新，为木雕工艺创作品类众多的艺术品。这是木雕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

唐、宋时期有人物、仙佛、鸟兽等木雕。唐代是中国工艺技术大放光彩的时期，木雕工艺也日趋完美。许多保存至今的木雕佛像，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的杰作，具有造型凝练、刀法熟练流畅、线条清晰明快的工艺特点，成为当今海内外艺术市场上的“宠儿”。宋代，是在唐代辉煌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对木雕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营造式法》中，详细叙述了创作的题材，如神仙类、飞仙类、花生类、狮子类、凤凰类、角神类等，来表现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我国木雕作品日臻完美，特别是明清木雕工艺已非常成熟和精湛，主题也拓展到了生活风俗、神话故事和吉祥花卉等题材上，并在建筑、家具和日常用品等领域广泛使用。木雕艺术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的反映，是一定思想文化的具体化。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木雕作品的不断出现以及题材类型的不断丰富，蕴含着重要的时代文化意义，是老百姓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生活水平、社会面貌等的真实写照。

二、丰富的题材类型，饱满的文化寓意

中国木雕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意义。木雕艺人通过丰富的题材、精湛的雕工、鲜明的主题等方式，将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融入具体的木雕创作中，再现了现实生活的本质，也使木雕艺术成为传承和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手段之一。同时，也表现了人们对美满婚姻、子孙繁衍、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等至善、至美、至真精神的追求，使人们在艺术享受中得到心灵的震撼与警醒，又感受到了中国古文化的精髓魅力。“艺术来源于生活”，木雕艺术的题材大多是民间生活的内容，具有着普遍性，一般有吉祥图案、神话传说故事、戏曲人物、山水花鸟、民俗风情等几大类。

1.通过吉祥元素来构造画面，寄予美好愿望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中，传统吉祥元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思想和情感。在《庄子·人世间》中所表述的“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又如成玄英《注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等句子中皆可以看出，“喜庆吉祥、福寿平安”是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追求，是一种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民间传统吉祥图案都带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气息，这些元素传达着重要的文化信息，构成了图案的主题、情调、气氛和意蕴。在木雕艺术中，由吉祥元素构成的画面都具有一定的情景意义，这些元素多是由艺人利用汉字同音相谐的特点或者象征性寓意的手法，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吉祥元素有花草类如梅、兰、竹、松、、牡丹等，牡丹花插入花瓶中，瓶子的瓶字与“平”同音，喻“平安”。两个意思连在一起喻“平平安安”。牡丹花又喻富贵。以上三种物品组在一起喻“富贵平安”。动物类有龙、凤、麒麟、狮、虎、鹿、鹤、鱼等。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吉祥动物形象，其中，“青龙”又称苍龙，是东方之神；“白虎”为西方之神；“朱雀”指凤凰，为南方之神；“玄武”是龟蛇的合体，是长寿的象征，为北方之神。它们代表着四方平安，更是蕴含着盛世太平、国家繁荣寓意。笔者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也经常采用这一种艺术手法，如木雕作品《喜上眉梢》，采用精微透雕的手法将喜鹊、梅花、牡丹三种元素组合在一起，“喜鹊”是吉祥的象征，在古书《禽经》中记载：“仰鸣则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梅花”，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而“牡丹”象征着富贵吉祥。三者的结合寓意着春天的到来，喜事的降临。此作品在造型方式上强调了意象美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字与图画同源、相通相融的特征。

2.以人物、传说故事、民俗民风等题材教化社会大众

在中国历史中，许多名著、神话传话说以及民俗中的故事都脍炙人口，被老百姓传唱不衰。在木雕艺术中，这些题材也是被创作的重点，被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如《西厢记》《牡丹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名剧以及其中的人物像关羽、张飞、武松等英雄好汉经常被刻画。传说故事如观音送子、八仙过海、嫦娥奔月、姜太公钓鱼、牛郎织女等。而中国是一个佛教大国，佛教思想深入人心。通过塑造具体佛像，成为人们思想的一种寄托，像观音、弥勒佛、释迦牟尼等。像小叶紫檀作品《立荷叶净瓶观音》，观音脚踏莲花宝座，莲花是圣洁、吉祥的象征。左手持净瓶，右手承佛印，眼视下方，似乎俯望着人间的芸芸众生。用自己的滴水梵音度众生之苦，用慈悲之情感化大众，传达着善念。

三、山水、风景等作品寄托情感，歌颂祖国美好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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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作者不仅在她的作品内容上喜欢选用中国传统题材，而且在作品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剪刻技法上也自然地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这种流露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剪纸中的感情表达方式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方法论中的“五行运化”理论也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故而可以达到统一。这种思想熔铸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融入在剪纸艺术品中，就是剪纸的“心里想的”，注重表现抒感和理想的意念。“天人合一”论中强调了天与人的统一。也就是天地、自然界是大天地，小天地是个体的人，大天地与小天地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人体中感情的发生表达，以及它的走向和互相作用的规律，都是与天地相互统一的，即人的情感世界，也遵循自然界中物质运化的规律。

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交流喜悦之事，倾诉悲愤之情，抒发哀怨之思等，都是人体自身经常需要的，但这些情感历来都是受到伦理制约的，绝不是动物性情感的自然宣泄。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看艺术所具有的协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价值，高度重视并利用艺术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作用，用以加强其精神统治。所以，“天人合一”论，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又是艺术扩展自身，把对周围事物深刻的了解和体验高度升华到意念，注入艺术自我情感，表现大自然、大天地的需要。在精神领域里让人与山水、自然界的动植物产生某种情感的交流，也就是让人在欣赏自然时得到启示，从而精神得到升华与净化。这种人和自然的情感交流在剪纸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承认人的现实存在，同时也承认在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在不受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了伦理规范制约的意境中，民间剪纸艺人把自己的感情大胆地宣泄到了他们思念向往的形象中，把不曾见过的天堂仙境抽象成月宫瑶池等，把不存在的龙凤、鬼神兑现为神奇可视的艺术形象。这一切都带着明显的心理体验特征。在人与周围环境的现实关系中，一旦摆脱了“外物”的桎梏，就能在精神世界中更体会到自由人的“小天地”的存在。民间剪纸往往都是从当前利益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后，就创造出无数描述自由、美丽的“小天地”的艺术作品，并且是带着个体的强烈的情况，使艺术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释放出艺术的光辉。

缺乏感情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所带的感情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强行加入的感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每位艺术承受者会欣赏、了解艺术中的感情。人的情感基本可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这七种情感可归结为五大类：

喜，包括快乐、舒畅；怒，包括愤怒、威严、至尊至上；忧思，包括忧愁、思虑、远见卓识、思想；悲，包括悲痛、伤心，没落；惊恐，包括惊吓、恐惧、害怕、畏缩。

这七种（五类）情感的表达在剪纸制作中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运化理论，从客观上解释了自然界和人体中生克制化的关系。在剪纸艺术的情感表达上也同样适用。

在图形占有面积上，向外发散占有的最大空间是圆形。在数学中，当周长一定时，面积最大的是圆；在四边形中，面积最大的是正方形。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常用圆形和正方形，以及向外发散的线条造型来充分地表达喜悦之情，总造型是圆形或正方形。要使剪纸作品表现出喜气洋洋，应尽量使之发散，不加边框。比如经典作品《老鼠娶亲》，在创作时样稿几次改变，最终把花轿放在正中间，四周二十个老鼠，不论是放炮的、吹唢呐的，还是送礼的、献花的，都显得喜气洋洋。由于周边不加限制，似乎炮响一直继续，欢庆的气氛在不断扩展，使作品中“喜”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

使正气消耗的“悲”的情绪在剪纸的表现上是一派无力、萧条的景象。要剪悲情的人物，此人一定瘦弱无力，风吹欲倒。如果弯腰驼背有碍于美，在作品中只有使其削肩、细腰、低头、内视等。悲情的动物一般表现为低头、皮毛不乍起而顺之下滑，并瘦弱无力。悲情的植物一般表现为枝条软弱，叶茎细小并下垂，随风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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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3-0105-01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转型，诸多利益的纷争，国人道德伦理、人情伦理已经显得非常弱化，严重影响到国人的礼仪素质，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礼仪文化和道德建设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有诸多道德伦理知识，富含诸多社交礼仪文化[1]，对于当代国人的礼仪发展具有诸多的借鉴作用。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一、中国传统社交礼仪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交礼仪，内容非常丰富，从社交用语、社交场合、社交平台、社交目的、社交行为等方面均能够窥视传统社交礼仪的诸多精华。[2]与现代社交礼仪、西方社交礼仪相比，具有诸多的特色。

中国传统社交礼仪的内容广泛，从类别来分，有君臣之礼、长幼之礼、同辈之礼、男女之礼等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交礼仪，有着非常严格的社交礼仪规则和习俗。从具体的社交礼仪场域来看，要注重社交中的称呼用语、语言表达，注重社交场域的座次安排规则[2]，注重社交鲇蛴貌偷睦褚堑鹊取

二、中国传统社交礼仪的当代价值和开发利用的注意事项

（一）中国传统社交礼仪的当代价值

1.从思想文化视角思考

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当代中国的公民教育。[3]传统社交礼仪富含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其中关于人的思想道德要求非常多，因此，传统社交礼仪具有很强大的思想文化功能，能够推动当前中国的国民教育，推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2.从社会层面来说

中国传统社交礼仪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文明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传统社交礼仪非常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相处，非常重视人情人际关系的善意发展，这种以和为贵的社交礼仪能够促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交往和谐发展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助推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3.从礼仪本身发展而言

有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向现代社交礼仪发展。传统社交礼仪内容内涵非常丰富，从建设方式、价值取向和内容等层面为当代中国社交礼仪发展提供诸多的资源，尤其是传统社交礼仪的和谐互尊互敬至上的价值取向、诸多严格的礼仪形式，对于当今中国现代礼仪的规范化发展能够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4.从国民的现代素质视角来思考

中国传统社交礼仪文化的推广有利于塑造完美人格，激励个体成长。中国传统社交礼仪对一个人的社交往来作出了很多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对一个人社会能力成长、对于一个人的个人修为发展具有很多伦理道德的引领约束作用。因此，传统社交礼仪对当今国民的成长发展具有很大助推引导作用。

5.从家庭关系层面讲

传统社交礼仪也包含了丰富的家庭关系处理方法和资源，对家庭内外的关系和交往做了诸多详细的规定。通过这些传统社交礼仪的规定和约束，能够维系一个家庭基本的运行纽带。

6.从国家层面上讲

传统社交礼仪的推广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传统社交礼仪其实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二）开发利用传统社交礼仪的注意事项

传统社交礼仪具有多层面的价值和功能，因此当今中国理应好好发扬光大。不过，在开发利用传统社交礼仪时，我们从社交礼仪场域的话语表达上，要注重筛选，注重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注重与时俱进；从社交礼仪的形式上，我们务必要注重结合西方现代礼仪的发展，将中国社交礼仪的形式不断创新和完善；从社交礼仪的价值理念上，我们务必要注重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代公民教育等结合起来，将真善美的价值取向融入其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的社交礼仪发展取向；从社交礼仪的思想上，我们务必要积极吸收现代文化、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等三大文化系统中优秀有益的东西和成分，坚持现代开放多元的社交思想文化，推动传统社交礼仪容纳一切先进文化，不断提升其文化性和思想性。

三、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对当今国民道德素质与社交往来的发展引导具有诸多价值，对和谐社会构建也具有很大促进作用。我们应该努力根据四全战略的要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文化资源，不断推进当代国民现代礼仪素质发展，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礼仪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