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制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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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1)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导向，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首先是分设了专业银行和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体制的框架。先后恢复和分设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其次是成立投资信托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发展城乡信用合作社。1979年至1984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以及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以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投资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4年以后，不少大中城市相继成立城市信用社，成为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

三是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地位，以及明确了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化。

(2)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银行间接金融调控机制。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宏观调控手段从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转变的关键。从1979年起，先是在部分地区试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但新体制仍然存在各专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之间吃“大锅饭”的问题，指令性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框框仍然没有打破。

(3)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金融市场，建立了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行，使人们重新考虑建立金融市场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拆借市场；二是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中的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市场首先得到培育和较快发展。1981年上海市首先出现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正式开办了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94年以后，商业汇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省市被广泛使用，成为企业主要的结算方式和融资手段。1985年，中国先后在广州、武汉、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成立了同业拆借中介机构，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为依托，跨地区、跨系统的同业拆借市场。

2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产生广泛影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在稳步进行，金融开放渐进扩大，但也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滚滚而来。金融变革和金融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同时，在国内也遇上了经济发展格局从需求过旺到需求不足的变化。在这种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2.1积极进行金融组织机构的深化改革

今后除应完成机构调整任务，加快新机构同各方面关系的磨合，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发挥新机制的优点，进一步搞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工作外，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加强金融监管。并把这一工作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尤其要与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运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彻底消除新的亏损的各项改革相联系。商业银行要真正企业化，真正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优胜劣汰。

2.2银行利率市场化

目前我国利率仍处于双轨制，官方规定的利率水平较低，而市场上利率较高，其原因是违约风险贴水较大，这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面临困境，对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降低违约风险，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逐步扩大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完全放开利率管制。按照自主经营的原则，银行有权自定贷款条件。在中央规定的最高利率和最低利率幅度内，银行可根据时常资金供求情况自定利率，灵活调整利率，运用利率杠杆，调节资金供求。实现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

2.3谨慎对待金融自由化。稳步把握市场开放的程度

金融自由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对我们来说，金融自由化也就是走向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持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稳妥地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丰富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培养一大批能熟练进行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精通国际金融活动的金融财务人才。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民币不但应该实现自由兑换，而且应该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世界货币之一。今后引进外资银行的力度会加强，因为中国需要借鉴其管理体制和操作方式，提高银行的管理水平与素质，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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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在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策性金融支农战略，一直是其改革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的弱化，使原本发展就不够健全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再次陷入发展的困境。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由于面临着许多无法解决的政策性问题，其发展水平与规模，逐渐停留在改革的初步阶段，不但无法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经济改革体制的健全发展。近几年，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虽然其存在与发展倍受广大农民的关注，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功能缺位问题，其具有局限性的业务范围，始终无法真正的发挥政策性支持作用。此外，农业开发、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生产设备更新等的发展，都离不开政策性支持的作用。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必须强化国家政策性金融支农策略的有效性。

3.民间金融组织发展水平较低。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农村，由于民间金融组织在资金流转方面具有贷款手续简单、贷款期限相对宽松、贷款方式相对灵活等优点，广受农村人们的青睐。但是民间金融组织在运行中，由于受到合法身份、监督机构缺位等问题，始终无法有效的扩大规模，导致其业务范围具有局限性，并伴随着很大的经营风险。最终由于民间金融组织发展水平较低，其自身职能无法有效发挥，使之还是无法有效的支撑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4.农业保险承保效果不明显。目前，在大部分农村，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由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规模比较小，数量相对较少。加之其发展结构失衡、大多农民由于保险意识薄弱，在农民购买力较低的情况下，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此种状况的长期发展，导致大多数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的意愿不强，农业保险的相关业务，只能由政策性银行来经营。农业保险市场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农业保险承保效果不明显，难以满足国家对于新农村经济的规划发展。

5.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呈现出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高借贷组织等组成的主导模式。政府对于民间高借贷组织的发展，一直是用政策进行限制的同时，扶持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三个民间金融机构以低利率水平为广大农民服务。一方面，由于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贷款利率较低，资金使用成本相对较低，在农村资金缺乏、供不应求的地区，金融部门为了顺利履行机构职能，在政府政策控制下进行金融服务。这种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得不到有效发展。

二、促进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有效策略

1.进一步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综合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状况，整合农村金融资源，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才能为发展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事业，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需要在结合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调整金融机构在部分农村地区的布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尽量改善部分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聚集，而在部分经济基础较差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较少的不平衡式金融服务机构布局情况。积极的发挥政府政策职能，合理确定农村金融网点的布局安排，优化农村金融网点的布局结构。同时，要逐步深化农业发展银行业务支持新农村经济的主导职能。在具体的执行工作之前，可以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透彻了解农村金融机构运行中存在的重要问题，积极反馈给当地政府部分，努力解决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切实从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2.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建立科学的信贷管理制度。为了更好的促进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发展，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建立科学的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综合近几年的社会实践工作，建立科学的信贷管理制度，需要综合考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阻力因素，严格控制部分落后地区金融资金的不必要流出。同时，应及时的建立相对科学的信贷人员考核办法，进一步规范民间信贷工作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执行信贷人员考核办法的工作中，也应适当简化信贷审批程序、相关的手续。

3.建立健全农村经济贷款补偿机制。目前，建立健全农村经济贷款补偿机制，是促进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策略之一。在鼓励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建立健全农村经济贷款补偿机制，对于贷款中由于非人为因素导致的损失，经审核确定真实情况后，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偿。建立健全农村经济贷款补偿机制与核销农村经济风险贷款制度后，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利差收益率的办法，积极的调动金融部门从事农村经济贷款的积极性，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

4.加大扶植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力度。加大扶植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也是促进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策略。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植。国家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以及发放部分财政补贴，可以全面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可以在充足的运行资金状态下，促使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事业平稳、有序的进行下去。

5.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确保农业生产的发展。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确保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事业进行的基础性措施，是实现农业保险纳入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的切入点之一。政府完善农业保险体系，估计农民积极的参保，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并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需求，增加保险的险种，对于确保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具有积极的意义。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也会拉动更多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进而促进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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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除了最主要的FBC和FOPI（这两个机构目前监管着大约330家银行和200多家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还由很多监管机构承担。

（一）监管机构框架

1．联邦银行委员会（FBC）。（1）组织结构：FBC由7至11名成员组成，由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FBC在行政上隶属于瑞士联邦财政部（以下简称FDF），但独立于联邦委员会的指示。FBC基于其独立性对金融部门的各个部分的监管拥有绝对权威。（2）监管活动：瑞士的银证监管是采取两级监管体系，银证监管是基于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的FBC和一些得到授权的审计公司之间的任务分工。在这两层监管体系下，FBC委托授权的审计公司进行现场审查，而自己保留负责全面监督和执法措施的权利。FBC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进行直接现场确认审查。由于大银行集团在瑞士金融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FBC需要自己亲自对瑞士两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S）实施直接监管。同时，为确保监管体系的活力，FBC对授权的审计公司开展质量控制和检查，有时FBC会直接监察审计公司对银行或证券交易商的审计程序。（3）运行费用：为了维持运作，FBC每年向受其监管的机构征收监管费。监管费的多少是比照FBC上一年度的支出来征收的。因此，监督机构的活动经费是独立于邦联的财务预算的，同时也不用纳税人承担。

2．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管局（FOPI）。FOPI受联邦委员会委托对瑞士私营保险业：寿险、意外险、损害保险和再保险进行监管。它的主要权限有给保险公司颁发经营许可；对人寿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审批；审查保险公司递交的年报；为保险业起草有关法律文件；代表瑞士保险业签订国际协定等。此外，作为对联邦社会保险局（FSIO）监管的补充，FOPI开始监管可以接受的健康保险。从2006年初开始，保险中介机构也纳入FOPI的监管范围。

FOPI实施监管的费用由被监管的保险公司承担，该办公室每年发票的税收额就可以完全涵盖监管当局购置的保险设施所带来的成本。

3．反洗钱控制局（AML-CA）。AML-CA行政上附属于FFA组织，AML-CA有四个部门：自律监管组织（self-regulatingorganizationsSROs）部门，直属金融中介（financialintermediariesdirectlysubordinatedDSFIs）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审查部门。审查部门协助其他三个部门完成工作设在联邦财政部财政事务管理局，负责直接或通过行业自我监督组织监管所有其它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另外根据FATF的要求成立了洗钱报告处（MROS），隶属于联邦司法部，负责报告洗钱嫌疑问题，也是瑞士的情报中心。

4．瑞士国家银行（SNB）。SNB在他的职责范围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SNB必须按照宪法和章程的规定以国家利益为首位，其首要目标是确保物价稳定，同时考虑经济发展。

（二）监管规则体系

瑞士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利有法律保证，同时必须严格遵从法律规定。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对金融问题进行裁决必须有法律依据，严格依法执行监管行为，从法律上保障了监管权威性。

在瑞士，金融部门是多层次的，反映在金融监管规则上也是如此。瑞士联邦行政局有权参与联邦立法，除了宪法、联邦法以及联邦条例以外，监管规则架构里还包括监管当局的通告和通知。规则架构的完整性还包括指示：指示自律规则在监管范围不同程度的执行。这些指示部分是基于法律的授权委托（如股票交易的自律规则就是基于联邦股票和证券交易法），另一部分是通过达到监管机构授权的准标准化条件作为最低标准（如SFBC的某些通告）。自律规则比较贴近市场，在瑞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有许多与金融监管规则相关的双边以及多边协议，如与欧盟、WTO/GATS的双边协议。

二、监管体制特点

（一）监管主体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1．金融监管当局拥有高度独立性是国家金融体制健全的表现之一，瑞士金融监管拥有的高度独立性主要表现在行政独立和财政独立上。（1）行政独立。在瑞士担负银行监管职能并不是国家的中央银行，而是银行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的七名成员由瑞士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七名成员除主席外，其余均为兼职成员。由于银行委员会的特殊性质，银行委员会成员不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任职，其现任成员多为瑞士著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者，每月定期举行会晤，研究谈论金融监管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每年向联邦委员会提交本年度工作报告。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由联邦政府任命，但联邦政府却对银行委员会没有指示权，无权插手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和内部事务，亦无权过问银行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高度的自主性无疑成为银行委员会有效、充分地行使监管职能的前提。（2）财政独立。瑞士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费用不是来自联邦财政部的统一配置，而是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来弥补监管成本，维持机构运行。并且监管当局独立编制本机构的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支出，这样监管当局通过财政独立而拥有充分的监管行使职能。

2．瑞士银行委员会拥有绝对金融监管权威。FBC每年向银行公告，对银行、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的有关法律条具体阐述和解释；银行委员会有权在联邦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起草、制定涉及金融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规定，经联邦委员会批准即生效执行；在监管工作中，如果遇到难以参照现有法律条款解决的问题，或根据新的国际条约必须对瑞士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和调整，即由银行委员会牵头，会同国家银行、瑞士银行家协会等机构，共同组成专家工作组，制定出相应的补充管理规定或法律条款修订草案，送交联邦委员会审批。FBC有权根据法律获得全面的信息，即使是银行保密法也不能例外，但是审计公司例外，因为其信息来源需要多方面的审批，通知规定，通讯及其他机关的报告，客户或第三方、以及媒体报导等。除审计机构必须向银行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外，各银行对银行委员会有诸多的报批义务和申报义务；各银行在一个营业年度结束的60天内必须汇总所有核心数据，直接提交银行委员会，以便银行委员会及时掌握银行业最新动态，尽早察觉薄弱环节。在银行违反银行法规以及出现其它弊端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采取措施，以维护金融秩序并消除弊端。措施的严厉程度视违规情节轻重而逐步升级，例如：指出银行的违规行为并予以警示性告诫；责令银行重新制作年度财务报告；指示银行进行机构变动，乃至明令将某人开除出银行董事会或业务领导层等。在债权人的债券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将审计公司人员派到该银行作为观察员，对该银行业务进行深入监督，这种监督对银行的业务有时会构成直接干预。银行出现违法行为时，银行委员会将报告给联邦财政部，由财政部对银行进行跟踪调查。在银行已不能再履行其基本义务，或对法律构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将撤销其营业许可，任命清查人员对该银行进行强制性的停业清查。银行委员会必须本着公平、适度、诚信的原则采取上述措施。银行若对银行委员会的决定持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法庭上诉，但联邦法庭一般都赋予银行委员会极大的权衡及操作空间，而且通常留置对专业问题的评判。

（二）重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培养

瑞士监管当局一直注重人才的培养，每年投入大笔资金用于行业培训，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员。不但如此，它们还从国外招纳大量人材，以弥补本国市场上人力资源短缺的弱点。瑞士监管机构的就业人员一向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而著称，成为了瑞士监管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大法宝。同时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提升了监管当局的权威性以及监管能力。

（三）监管法律体系完整，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础和保障

瑞士的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法律领域上，同时也表现在法律结构上。

1．瑞士目前的法律体系涉及瑞士现行的各个金融监管领域：银行，证券，投资，私营保险等，瑞士于1934年公布了《银行法》，按规定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瑞士银行是否依法从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银行经营范围的逐渐扩展，瑞士又相继颁布了《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以及《银行和储蓄银行规则》、《外国银行管理规则》、《投资基金规则》、《交易所和证券交易规则》和《洗钱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瑞士监管当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所拥有的权限和各被监管机构必须履行的接受监管的各项义务，在各个金融领域使得金融监管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2．瑞士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有不同层次的法律保障，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宪法、联邦立法的保障，如瑞士七大法律如《银行法》、《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法》、《保险监管法》、《洗钱法》，这样就从高层次上保证了监管的权威性。同时还有各种细则性法规，如《银行自有资本条例》、《银行流动资本条例》等又为监管当局的监管提供精确的法律尺度，保证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瑞士的分业监管以及两级监管体系形成了一套对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立体监管制度，同时打击黑钱和各种恐怖融资活动。此外，加上监管主体的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保障使得瑞士的金融部门非常发达，保持了瑞士作为国际著名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提供的数字，瑞士的金融业掌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私人境外资产，几家著名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世界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虽然瑞士的监管体系对瑞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监管政策背景的改变以及国内金融的动态发展，瑞士现行的监管体制逐渐暴露出了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有些监管规则的适用非常良好，但是缺乏法律基础，如审计公司的审计程序，以及洗钱报告处的信息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减弱了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其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兴实体和集团实体的出现，比如银保集团等，在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对该类新兴实体和集团就存在着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问题；再者，与国际监管规则相比，现行的监管手段单一，效率不高，不适应防范金融发展带来的新风险防范的需要；监管主体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及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公平对待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同时瑞士为了稳定其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的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同时瑞士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各种新兴集团实体出现，创新的节奏加快，跨境资金流动加速，国际金融业务竞争压力增强，以及应国际协定和监督标准要求等。为了稳定瑞士的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政策。

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对金融市场极其重要，它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增加国内外公众信心。假如没有合适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瑞士的金融中介机构就无法在国际规范的环境中运作，那么瑞士的金融中心就无法生存。因此针对动态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架构是不容置疑的。这个结果使得监管当局不仅具有额外义务，而且必须改善和简化现有的监管框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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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我国不断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创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金融机构也应该大胆创新。地方金融行业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创新存在盲目性，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仍然还存在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与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顺畅，比如地方金融机构中包含大量担保公司与典当公司，国家并没有很好地将其纳入管理范畴，增加了地方金融系统风险；第二，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国家很难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甚至出现许多金融机构脱离了国家金融监管范畴，增加了金融风险的发生可能。另外，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不同地方立足于本区域利益，制约了地方金融发挥其合力，不利于地方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地方金融管理主体权责有待强化

各省市建立的地方金融管理主体不尽相同，甚至有些省市没有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成立的金融管理部门名称存在权责不清晰、职能不明确、多头管理等问题。比如有的省市对不同地方金融机构设立不同的管理部门，省金融办、国资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负责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多头管理的存在，会导致金融管理机构职能交叉情况的出现，对于充分发挥地方资源的优势是很不利的，也容易引发不同金融管理机构互相推诿扯皮，导致金融管理效益低下。

(三)地方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发展不符

当前我国对地方金融机构实施“一行三会”管理模式，对地方金融机构准入严格把关，在抑制地方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不同省市对金融资源需求不一样，中央政府对各省市地方金融采用“一刀切”管理模式，没有考虑到不同省市金融资源需求的差异性，导致有些省市金融资源严重不足，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下放到省市，让各省市能够针对本省市需求情况合理配置地方金融资源。

三、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建设的建议

(一)引导建立正确的地方金融发展观

地方政府只有树立正确的地方金融发展观，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现状，切实做好地方金融发展规划。为此，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权责进行规范，中央政府主要对地方金融预算做好管理工作，控制地方金融风险。

(二)对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的边界进行明确规定

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优化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需要界定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的边界。中央对地方金融管理发挥总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管理的良性发展，使得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更加协调。中央对地方金融管理领导过程中，要遵循“垂直监管，地方协调”原则，即中央金融机构负责监管工作，地方金融机构负责协调工作。总而言之，地方金融管理体系要秉持中央金融机构监管，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负总责，理清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职责，规范地方金融日常管理制度以及风险处置流程制度，确保地方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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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篇（6）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语境成为我国目前的主要目标。对于农村的经济建设，主要的目的是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农民的收入。根据农村经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村金融业在解决其经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农村金融业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尤其是金融抑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因此，加强对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农村金融抑制的具体表现

（一）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完善

根据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其金融组织存在多样化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这些金融组织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导致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其中首先是农业发展银行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日常营业务十分有限。同时，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只能通过农产品的收购来发挥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这样导致其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严重限制。其次是农业银行的业务与商业银行类似，这样就导致其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促使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唯一正规金融组织，担负起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渠道的责任。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农村信用社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并不能稳定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渠道。

（二）单一的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单一是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交易手段落后和交易品种的单一是农村金融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对于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而言，这样的情况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存贷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导致金融商品的交易渠道受到严重限制。其中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中间业务的缺乏，除信贷业务之外的其它业务覆盖范围很小，并且证券投资等综合性金融业务在农村地区很少，导致农民不能有效的方式获得更多金融投资渠道，影响农民的收入。

（三）利率的资源配置作用不能正常发挥

根据我国的情况来看，统一的利率管制在城市地区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但在农村地区的作用显得十分有限。虽然政府针对农村信用社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性策略，但也未能让农村金融的资源配置得到较好的配置。同时，利率策略的制定缺乏实用性，导致农村银行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阻碍。另外，农村中邮政储蓄的利率过高导致资金大量外流，从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二、金融深化的有效策略

（一）加强对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

对于农村金融的发展而言，金融产品的创新是其根本途径。其中可以通过对融资渠道的拓展，让农村的金融发展能够有更多外来资金的支持。同时，要不断对农村金融担保的方法进行创新，通过有效的农业保险措施的制定来加强其风险保障能力，避免农村金融因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阻碍。另外，由于农村地区对保险的认识不足，导致其保险的购买率很低。因此在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的宣传，让农民们对保险的重要性有全面的认识，从而积极购买相应的农业保险。在实际的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并且要将现代化的移动互联网逐渐应用到农村经济建设中，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减少对农村金融的管制

农村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在对农村金融进行改革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农村利率的管制，并且要减少金融机构的审批限制。其中可以根据供求情况对利率进行适当调整，从而避免利率对市场的运行造成影响。并且能够有效调整农村金融中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从而让市场机制得到充分发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民营金融业，不断改善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质量，积极引进先进的金融工具，从而提升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其次要不断对农村资本进行开发，让农村金融中的资本具有多样性，从而促进市场竞争的正常进行。并且改变邮政储蓄在农村金融中的单一资金吸纳状态，通过更多的产品让农村的资金能够得以保留，从而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三）改善农村资金流动现状

目前的农村资金流动主要以外流为主，这对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在不断发展农村金融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改善农村资金的流动状况，让更多的外地资金流入农村，并减少农村资金的外流。其中可以增加农村的投资渠道，并给予其政策上的资金引入优惠，让更多的外来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同时，可以对农民进行金融常识的宣传和教育，让农民能够有基本的金融观念，从而通过农民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促使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

三、结束语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农村金融抑制将会导致农村的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对农村金融的管理，通过有效的方式让农村逐渐形成多样化的金融市场，并丰富其金融产品，从而让农村金融得到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雅卉，谢元态.试论我国县域金融抑制与深化[J].农村经济，2013，06：76-79

篇（7）

现阶段银行在激励约束方面存在的问题

缺乏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还没有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要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决定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可能建立起股份有限公司制下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各级分行的行长由上级行任命，并只对上级行负责，而不是对本级行的干部和员工负责。对分行行长的约束来自上级行，而不是来自本级行内部。但是，来自上级行的约束常常不能及时到位，这使得各级分行的领导层缺乏来自内部与外部的约束。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会滋生贪污腐化等违法违规问题，从而加大银行资产损失的风险。

同时，在现行的委托——关系下，限于银行内部人的干预，目前一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内部监管部门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未能有效发挥其监督作用，它们对各级行的稽核起不到防范内部人道德风险和控制成本的实质作用。

货款审批权和信贷经营约束。首先，货款审批权高度集中。近几年我国各商业银行总行纷纷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体制，严格控制授权授信，欠发达地区贷款权限迅速向总行及省分行集中。而且，目前各行发放一笔贷款信贷手续繁琐。其次，信贷经营策略约束。1998年以来，各商业银行纷纷调整了经营策略：工行选择对重点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农行把优势产业、优良客户作为信贷支持重点；中行实行“四重”战略；建行贷款向大企业、大行业集中。这种信贷资金的集约经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欠发达地区信贷投入的增加。

现阶段银行在激励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首先，激励方式单一。目前，我国银行偏重物质激励，对人们其他方面的需要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主要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的心理需求激励不足。

其次，薪酬和考核制度不合理。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收入水平整体偏低，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员工在收入上差距较大，抑制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二是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员工工资实行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员工个人报酬与工作绩效虽然挂钩，但是两者之间不成比例。

再次，人才激励机制过于僵化。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干部管理制度依然是传统的公务员式的官本位激励体制，采取干部任用制的形式，这与企业管理的要求是相背离的。另外还缺乏完整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培训等方面“人治”较严重，难以为优秀人才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和环境，不能有效地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

（一）按《公司法》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

第一，要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庞大，需要降低国有股的份额，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因此，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需要注入较多的民营资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管理层需要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促进其公司制改革的深化。

第二，要有充实的银行自有资本，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清理不良资产，满足《公司法》的要求。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就必须严格按《公司法》的要求补充资本金，降低资产负债率，以及不良资产比率，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产生。第三，要理顺银企关系，减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阻力。企业是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企业的经营机制，营运效果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及其资产质量。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造也必然要求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并提高其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只有理顺了银企关系，才能在资金借贷上实行双向选择，提高融资效率。要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造，就要采取措施改革我国的资金融通体制，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减少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二）在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

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薪酬制度。国有商业银行要在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和制定科学、可操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员工的工作绩效，合理拉开工资差距。高层经营者的薪酬可以考虑采用年薪制。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可以由董事会或其下属的薪酬委员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年薪制的实施可以对公司经营者产生强烈激励作用，但它仍没有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还可考虑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和对经营者实施股票期权制。

坚持差异化激励。商业银行的员工包括多种类型，而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特性，他们的需求、个性、期望目标等个体变量各不相同，这就要求银行根据激励理论处理激励实务时，必须讲究原则、方法和技巧，对不同层次的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所以银行应该充分考虑其发展成就和成长需要，将眼前的短期激励和未来的长远激励结合起来，建立一整套的尽可能照顾到其各个层次且多方面需要的激励机制。

（三）构建银行企业文化

构建银行企业文化，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注重银行的长远发展。通过创新企业文化，使员工的人员需要得到满足。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员工身心的健康发展，并使员工参与到银行的经营管理中，由此把“银行的目标”变成每个银行员工“自己的目标”，在银行员工之间结成科学家倡导的“心理契约”，使银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员工的年平均工资比全国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高出400元以上，在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排名中名列前茅。现在作为一个整体，我国商业银行员工已不再满足于初级需要的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等更高层次的需要的重要性开始凸现，物质激励的边际效率呈递减规律。因此，必须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坚持以发展前景为基础的物质激励，尽可能地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

（四）完善约束机制

在注重激励机制的同时，也应建立起对员工可能出现的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谋取个人私利行为进行有效制约的、全方位的、相互补充的、完整的制度化约束体系，这里主要指对信贷人员的约束。首先，适度给予中层信贷管理人员与责任、能力相对称的信贷审批权限，根据其能力、客户信用等级来确定，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能力越强、客户信用等级越高，授权其审批金额越大。其次，建立合理的信贷经营管理制度和贷款经营损失责任必究制度。凡贷款发生损失的，应当区分情况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归属。最后，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上级行派驻信贷监督员、存款大户的监督、行内员工监督、借款人的反监督和公共舆论的终极控制，完善对信贷人员的有效约束。

（五）发挥声誉的激励及约束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会趋于完善，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会出现，而职业经理人市场就是经理人个人声誉的变现场所，它可以为职业经理人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预期收益。经营者之所以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是因为声誉往往对其长期职业生涯有重要的影响，如果他在一个企业工作时的声誉不好，那将会影响他将来的求职和发展，甚至断送掉职业生涯。职业经理人市场为经营者所提供的事业成功所带来的职业声誉、社会声誉变现的机会既是激励银行经营者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银行经营者的市场力量。

篇（8）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允价值计量问题

    公允价值是与市场最相关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而言是最相关的计量属性,而对衍生金融工具来说是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在此次危机中公允价值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市场不活跃时,公允价值的确定问题。公允价值要做到公允其所依赖的市场必须是活跃的,以活跃的交易价格为最佳估计。而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情形下,市场不活跃,有序交易难以确定,缺乏可观察的公平公正的市场报价这一经济背景之时,公允价值的这一优点将不复存在。问题是如何改进?FASB与IASB在危机后对公允价值准则提出了改进方案,FASB采取的措施是允许在不可能获得可观察的市场输入数据时,使用主体自身关于未来现金流量按适当风险折现的现值为公允价值,此种方法所确定的公允价值只是估价,缺乏可靠性且会给报表编制者留下巨大空间来操纵利润,对投资者产生不利。IASB为解决在市场不公允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定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允许金融资产在极少数情况下(指金融危机下,难以估计公正可靠的公允价值)进行重分类,为交易而持有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重分类,将非衍生金融资产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类型中转出,且当金融资产满足贷款与应收账款的定义且未曾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时,只要主体有意愿且有能力持有该金融资产,便可重分类为贷款与应收账款。这种改进降低了公允价值变动对期间损益与权益的影响,使会计信息进一步接近真实。

    三、对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思考

    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服务于会计目标,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观。而这些人不仅仅关注企业过去和现在的经营业绩,而且关注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也就是希望财务信息面向未来,这就使得信息的相关性成为重要的质量特征,排在可靠性之前。只要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仍然得到认可,公允价值会计的基础就难以削弱。事实上,现阶段没有比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更好的替代性选择,暂停157号会计准则是实践的倒退,将会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的不一致和混乱,回到历史成本计量将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4月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认为: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仍然是未来的趋势,其中一个关键挑战,就是要改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框架,以加强市场约束和促进金融稳定。要完善公允会计准则框架,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正确认识公允价值计量,谨慎

篇（9）

2．农户是农村金融风险的主体。由于农业的弱势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对农业投资具有风险大、成本高、收益少、资金周转慢等特点，加之农村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和农村市场信息的不充分，使得农村地区的盈利性投资十分稀缺。

3．村级债务问题严重。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行，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收入大幅度减少，盈利下降，进一步导致偿债能力下降，债务问题突显，债务问题己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诱因。按照农业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全国村级债务估计有4000亿元。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基层政府组织融资能力有限，必然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这样，规模庞大的村级债务仅靠自身财力很难消化，大多数村委会采取挤占、挪用或摊派等方式用于借新还旧，势必影响上级财政对地方经济建设的正常投入。

4．农户之间借贷平凡影响金现有融体系发展。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十分脆弱,，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大、收益小,商业化的追求使得国有银行的营业机构纷纷退出农村金融领域。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就成了金融机构不愿光顾的空白地带。而且，民间信用和融资多种多样，如担保抵押借贷、民间票据贴现、各种协会和互助会等。而正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不健全，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和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生产和生活对资金的需要，农户不得不到民间金融市场去获取。但民间借贷多数还是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圈内，大多数的借款多是无息或低息的。主要以小额应急的借款为主，用于经商和农业投放的大额借款占了一定比例。事实上，农户之间的相互借贷非常普遍，较少从信用社(银行)获得借款。

二、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新思路

1．重建农村金融机构。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内在的动力，因为它能够通过农户之间的互不吃亏的交易推导出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并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的规则。所以，应进行农村金融体系自我平衡机制的建设。

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农村金融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工具创新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主要指通过农村金融营业网点电脑及附属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运行效率。工具创新指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全面开通省辖电子联行业务，推进信用卡业务，丰富中间业务品种，以便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创新多样化贷款产品如开办助学、养老、建房、大病统筹、家用电器购买、特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要根据农业资金需求多样化的特点，科学细分市场，适时加大贷款新产品开发力度，制订农户贷款管理办法，改进创新农户贷款担保方式，即在推广完善农户联保、钱物结合、农户授信、小额贷款证等。

3．满足农户小额信贷的金融需求。鼓励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利用农信社的网络系统，开展对农信社的批发金融和委托服务等业务，引导资金回流农村。积极探索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结合模式，促进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农村金融需求一般主要包括存款需求、贷款需求、金融投资需求、中间业务需求和保险需求等。新农村建设创造了巨大的有效金融需求市场。农民对突发支付性需求的低应对能力、农业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增加非传统农业收入需要的资金投入，都决定了农民对贷款的迫切需求。调查发现需要贷款的农户占调查总户数的63.8%；贷款需求的最低数额为20元，最高数额为500万元，一般需求为10000元左右。因此，与农业弱势产业和家庭经营规模的小型化有直接联系，所产生的借贷需求具有明显的小额性。同时，收入低和抵押品的缺乏导致农民贷款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

篇（10）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分业监管，监管领域确定而单一。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着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维护金融稳定、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外汇管理和反洗钱活动。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形成较晚。从2003年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以来，我国制度性的缺失、改革相对滞后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发展等，导致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现象严重。一方面，分业监管格局不能完全覆盖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可能促使其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低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不是统一监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性无法提高，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的情况下，造成大量的重复监管。金融监管措施落后、监管知识不足、水平不高，导致效率偏低。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综合化水平正在迅速提升，现行的金融机构准入审批制度早已不能满足现实的监管需求。同时对应复杂多元的金融混业背景下的法律规则尚未健全，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跟不上金融业的发展。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金融市场部分领域无法可依，信用制度、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全面的、深层次的监管法律也未及时更新。另一方面，监管的随意性大，主观性强，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不配套，监管规定普遍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操作性不强。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我国虽已建立了系统的监管机构，制定了较健全的规定，但是缺少严格遵守规则的执行力，往往某些行政手段就可以打破金融监管，那么监管规则就形同虚设，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足。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大量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监管当局管控混业经营风险的能力受到巨大挑战，既不能满足市场监管的需要，也不利于本国金融机构在全球竞争中的发展，难以与国际大银行开展竞争。针对消费者的保护规范有局限性。当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存在利益冲突时，监管者往往偏重于保护强大的金融机构方而忽视弱小的消费者，无法创造和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保险机制的缺乏使消费者在面临巨大风险时得不到基本的保护。

篇（11）

1.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概述

1.1 农地流转与农地金融

农地流转指农民将自身的土地通过转租、转包、入股、换地等方式实现经营权的变更。所谓农地金融是指以土地产权的抵押作为获取信用的保证，使土地经营者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解决土地经营者的资金短缺困难，以实现农业单位投入的产出增长。

1.2 农地使用权抵押

农地使用权抵押指农民以自身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抵押，从而获得自身经营所需的资金并履行按时足额偿还借款的义务。由于农业自身的高风险性，银行一般不愿向农民提供信用贷款，而农民又无法向银行提供理想的抵押物。作为农民主要财产的土地，不仅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因为土地的稀缺性，价值一般不会随时间而贬值，这恰好能满足银行所需抵押品的要求。

2.农地流转金融支持的必要性

农地流转，特别是农地使用权抵押，与金融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农地的资源稀缺性，其价值的货币衡量往往数目巨大，特别在人口剧增的情况下。这就使以农地使用权抵押为代表的农地流转所需的资金很大。同时，由于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往往与农业长期性投入相关，投入期限较长，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政府财政都无法满足其资金的长期需求，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支持就成了农地流转的唯一选择。

通过e-views对1990～2010年的支农资金和第一产业产值的相关性分析可得，二者的相关性达到了0.85，建立二者的线性方程：

其中：nc表示农林牧渔总产值；zz表示支农资金总额。该式中变量的t检验和f检验都是显着的，可决系数也达到了0.732，能通过经济意义上的检验。可见，金融支持对以农地抵押为代表的农地流转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3.我国金融支持农地流转主要潜在制约因素分析

3.1 农地流转的支持金融机构缺失

金融机构要实现长期持续的农业支持，必须保证一定的赢利性，这就要求农地流转的支持金融机构将追求利润，或者至少是保本微利作为经营目标。

农信社在经过1996年的行社分离和国家注资消除部分历史包袱后，经营已经倾向商业化，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亏损扭转，将原本具有双重属性的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业务交给商业化运作的农信社来负责，对农信社来说不仅会间接加重其运营成本、增加其资金运用风险，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目前农地流转的支持金融机构是缺失的。建立符合农地流转规律、具有双重属性的金融机构是我国农地流转金融支持的当务之急。

3.2 农地流转的资金缺口大

（1）长期的“以农哺工”政策致使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弱，无法完成农地投入的完全自身积累。

（2）农业生产回报率低，农民放弃经营土地。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我国农业的回报率偏低。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劳动力放弃经营土地，开始进入经济发达的城市务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这样，农村的大量土地要么交予家中的老人经营，要么闲置，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该部分土地的流转需求相当旺盛，这就加大了对农地流转的金融资金的需求。

（3）农业自身的高风险性，农民贷款缺乏理想的抵押品。由于农业生产的对象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导致农业自身拥有很高的经营不稳定性。农业的高风险，农民贷款缺乏理想抵押品的条件下，使得追求利润的金融资金不愿涉足。

4.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金融支持的合理选择

4.1 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金融支持的选择

借鉴农地金融比较成功的国家、地区的经验，我认为目前国内流行的一种观点较合理：我国的农地抵押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信社共同承担。具体说，由农发行作为主管机关来主管农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并且负责发行土地债券，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农发行的基层机构来负责农地抵押贷款的发放、回收等具体的业务。

4.2 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金融支持模式的可行性

从我国金融支持农地流转的政策性和商业性入手，其资金来源主要有：

（1）财政部支农政策资金。土地抵押贷款有一定的政策性，目的又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那么财政性资金理应成为其资金的来源之一。政府可以将每年财政预算支出中的比如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项资

金，通过“农发行总行——农发行分支行——农信社土地抵押贷款部”发放到农民手中。由于农信社土地抵押贷款部的上级直接是农发行县级支行，而且该部门业务专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财政支农资金被挪为它用。

（2）股金。合作性质是跟农业的自然特性紧密联系的，合作化经营对降低信息收集成本、监督成本、管理费用以及化解风险方面都有帮助。为此，贷款农民在取得贷款的同时，以贷款额的一定比例，比如5％购买农信社土地抵押贷款部的股份——美国农地系统便是采用的这种方式。这样，整个农地金融系统可以凭借乘数效应创造更多的资金。从理论上，100rmb股金可以通过农民入股的方式变成（假设农民购买贷款额5％的股份）：

银行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支持，能更好的执行土地抵押贷款的业务，贷款农民在每年年末还可以获取一定的股息以及红利，这是一个双方都乐于接受的结果。

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在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可以参照美国联邦土地银行的方法：政府在其成立之初，以入股的形式投入一笔“种子资金”，但是所得股权不具有投票权，不能干预银行的正常运转。银行在今后的运营当中，逐步归还政府的资金，直至还清为止，政府完全退股。

（3）土地债券。以农地使用权为抵押的农地金融的国外运作成功经验之一便是以抵押土地做担保发行土地抵押债券。农地抵押贷款由于农业土地价值高、期限长，需要相当大的资金量来支持，商业性银行无法承担，发行土地债券，不仅能获得大量的经营农地抵押贷款所需的资金，而且能将位置固定、价值较大的农地分割为便于流通的、价值较小的债券。这在扩大抵押贷款的参与者同时也将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的资产证券化，为金融机构带来了充分的流动性，加速了资金的流转速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