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我国当前劳动经济的现状

（一）宏观经济形式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特殊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行暂时符合我国国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经济稳定，GDP年增幅在相对良好的轨道上高速稳步运行。但在1998年之后，我国的经济环境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通货紧缩”等问题接踵而来，并成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代名词。在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下，造成我国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劳动力过剩

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成为首要因素，一线城市劳动力源源不断涌进，二三线城市的劳动力也相继围绕农业方面发展。

2、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生产力过剩，国民失业率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国民经济大幅度下滑等现象出现。

3、当劳动力过剩时有效需求的不足伴随着通货紧缩

我国自2002年起，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GDP增长率高达8%。但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鲜有的下滑态势。①GDP增长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②劳动力投资增长19.6%、比上年同期上升将近7.2个百分点，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将近1.9个百分点。③工业企业在2002年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些情况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④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中央财政收入在2002年以后比上年同期减少将近163.6亿元，下降值为7.3%，而支出增长23.9%。⑤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由于我国现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并且出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消耗越大的原因继续呈现下滑波动之势，从而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并未出现。

4、潜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政府货币政策以及超量发行货币刺激国内经济。我国货币政策自从放开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断增高，这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海外发展，造成很多外贸型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不得不转型国内，而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升温，以及CPI年年创造新高，这足以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甚至由此会出现通货滞涨，而这种经济形式更难以解决，正是这些问题还引发了比如物价持续上涨，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尖锐，贫富差距过大，失业率增加等问题。

二、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国自建国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就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至今，劳动关系类型从多元化走向复杂化。

我国的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在生产关系构成中，劳动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在对劳动关系发展的认识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其时空性和动态化的特点。相对于欧美等比较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建立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劳动关系状况必然是不断变化的，我国的劳动关系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带动我国经济领域的变化，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变化又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变动。

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发展主要表现为多样的类型、灵活的形式；相异的内容、复杂的格局；明晰的主体、分化的利益；法律体系等基本形成。以古观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促使劳动关系发生改变，但劳动关系又牵涉到其他领域，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劳动关系处于多样化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外经济运行态势影响劳动关系整体运行的稳定性；我国内部经济形势及策略的调整，使劳动关系主体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关系波动风险；我国正逐步朝着法制社会的方向前进，劳动关系运行与法制相互依存，且程度会逐步提高；新兴媒体业对劳动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影响力，且力度会逐步加大。

篇（2）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说，就业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从2011年开始，招工难现象却在多个省市多个行业普遍发生。企业用工已从“季节性缺工”逐步变成“常年性缺工”，普工和技工双短缺。直观上，企业缺工的程度与企业工资福利、劳动条件、行业特性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看，“用工难”不仅是就业问题，更是宏观经济问题。持续性的“用工难”与其说是真正缺人，不如说是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以“三低”（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成本和低产品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就业难”和“用工难”同时出现，看似矛盾，其实它们都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沿海地区缺工，很大程度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结果。大量制造业北上西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可以不必抛家舍业地到人生地不熟的东部地区打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想招到人，就要拿出比内地企业更好的薪酬待遇。但这只是仅宜之计，东部企业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快产业升级，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金、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

一、“用工难”和“就业难”的现状

（一）“用工难”与企工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密切相关

从微观层面看，缺工程度与企业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呈反向关系。2009年底和2010年底，一部分企业通过加薪和人性化关怀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缺工问题。从宏观层面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仍不能有效降低缺工程度。以浙江省为例，从2008年到2011年，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达到了36.7%。2010年制造业和商品服务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为14.11%，而同期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的求人倍率仍为2.07，商业和服务业人员求人倍率为2.47。可见，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以及员工工资的上涨并没有有效解决浙江省缺工现象，“用工难”问题依然困扰着浙江省众多企业。

（二）“用工难”与企业规模和行业特性密切相关

从企业规模来看，现阶段出现用工难的企业主要是从事中低端产品加工制造的中、小企业，尤其是过度依赖贴牌、代工生产又缺乏定价权的外向型或半外向型企业。从用人单位经济类型来看，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个体经营的用工需求占企业总需求的80%左右，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劳动需求呈某种程度的互补之势。从产业需求来看，第二、第三产业仍是吸纳劳动力的主体产业。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比重仍然最高，大约占总比重的45%。与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对经济形势和季节的变化反应更明显。从行业类型来看，制造业、住宿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需求较难满足。据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10月份的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和住宿餐饮业企业中表示招工存在较大困难的比例分别为24.7%和34.3%，在所有行业中位居前列。

（三）“就业难”与经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

就业主要靠经济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快，企业活力足，岗位就大量增加，相反，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发展停滞，岗位就会减少。经济增速的放缓，已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不利因素。从过去的经验看，经济增速放缓，不仅对劳动的新增需求会缩减，已经就业的劳动力也可能面临失业。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给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问题带来变数。

（四）“就业难”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就业提出了挑战，这其中的新兴产业会促使就业增长，但不会那么快，而在控制过剩产能、节能减排中淘汰退出的企业带来的岗位流失则已在发生，经测算涉及20多个行业上百万企业职工的安置。

（五）“就业难”与劳动力总量密切相关

我国人口数量预计在2030年左右达到16亿的峰值，劳动力总量的变动趋势也类似。2009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是10.6亿，预计到2020年会达到11.5亿，到2030年将达到12亿以上，劳动力的总量会持续增加，并会给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目前，我国每年需要解决就业的劳动力总量是2400万左右，预计“十二五”期间还会增加。城镇化建设的加快也会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也很大，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存量依据现有生产力水平估算还有1.2亿，需要转移就业。按照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点可以吸纳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现有存量还要有12年才能转移出来。如果农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转移的过程将变得更长。

有一种说法是“新成长劳动力开始短缺”。事实是新成长劳动力的增速开始下降，但总量还在增加。而且由于是在高位上增长，增速再小，绝对量也不少。此外，新成长劳动力的概念是以16岁为标准，真正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包括了20-30岁的人。比如高校毕业生，通常是在22岁以后就业，“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在610万左右，“十二五”期间则会增加到约660万。

（六）“用工难”和“就业难”交织并存。

在“用工难”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却日益突出。以浙江省为例，2007年-2011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量分别为19.3万人、21.49万人、23万人、25.04万人、25.4万人，初次就业率分别为92.47%、93.24%、93.30%、95.89%、96.95%。虽然初次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而且初次就业率与实际就业率之间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另一方面，“4050人员”的就业压力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45岁以上求职者人数分别是93930人、140681人、126515人、101159人、153084人、96917人和93065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分别是+0.34%、+1.60%、+1.08%、+1.40%、+0.14%、-0.82%、+0.84%。其它省份也与浙江省的情况较为相似，反映了全国性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将至少伴随着整个“十二五”时期并且有越来越突出的趋势。

二、“用工难”和“就业难”成因分析

企业用工首先是一个就业问题，它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密切相关。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引致需求或派生需求，宏观总需求及其变动都会经由产业结构传导到劳动力需求上，包括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的素质和需求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总量和结构及其变动，中西部崛起对流向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截流”，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追求个人发展”

和“享受现代文明”的打工方式对就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也都制约着劳动力的供给。其次，企业用工又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资金短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一路走高使得处于经营逆境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挤压”更弱小的劳动者，无力通过提高工资或增加福利的方式来加以应对。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从不同侧面昭示着，以“三低”（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成本、低产品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三、缓解“用工难”和“就业难”的对策

（一）就业岗位技能要求与劳动者技能素质和技能结构不匹配，造成了“就业难”和“用工难”同时并存。因此，要大力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做好企业自主培训。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体功能，根据自身发展的用工需要，科学制订好用工和培训计划，通过生产带培训、老手带新手的办法，自我培养一批熟悉企业生产运作的熟练工。第二，开展短期技能培训。要充分依托劳动力培训中心和职业学校开展培训，通过“政府出钱买单，农民免费学技，企业按需用工”的形式，对城镇失业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培训，直接为企业输送紧缺人才。第三，开展“订单式”培训。由政府支持，企业资助，根据打造产业的长期发展需求，委托职业高中和技术学校开设相关定向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搞“定单式”培训，让学生免学费、生活费进行定向培训，毕业合格后就可为相关企业服务。

（二）由于经济总在不断的变动中，信息又不可能绝对对称，所以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存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对企业而言，首先，应当转变发展模式，开发人力资源，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减缓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如果企业能够提高劳动力绝对成本，降低劳动相对成本，通过提高单位人工成本的产出率和经济效益来消化绝对成本的上升，那么将大大缓解用工难的问题。同时，企业应当从“成本依赖型”竞争战略向“创新推动型”转型，使企业从“低技术、低价格、低收益运营模式”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收益发展模式”转变，从根源上破解“就业难”和“用工难”，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良性互动。

（三）“就业难”和“用工难”有时也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导致。也就是说，企业不知道去哪里找合适的人，求职者又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工作。对此，应当加强招用工基础平台的建设，就业相关部门都应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和改善用工环境，促进劳动力供求有效匹配。依托各级人力资源市场，深入开展各类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实时对接平台，重点推进网络平台的建设，实现企业之间、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信息无缝交流。同时，积极探索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公共就业服务的对接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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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常态 影响 经济转型 制约因素

一、新常态视域的中国经济特征

新常态是异于旧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它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新判断。学界认为新常态是一种无法回到过去高增长状态的新的经济态势。新常态下的经济表现有：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人们的物质消费相对减少，社会储蓄数额增加，企业利润相对稳定，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和再监管能力一再加强。从新常态视域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实质特征上是客观经济运行与主观政策调整叠加作用的结果。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受此影响，一旦经济潜在产物难以维持原来的水准，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回落或疲软现状，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二、新常态下制约经济转型的因素

（一）工资性收入增长困难。有关调查研究指出，在社会主义薪酬结构大致固定的情况下，我国工资性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日渐下降，民众工资性收入表现出增长缓慢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我国工资增长速度数次再创新低；长期内，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如2012年，我国工人平均货币工资为35000元左右，比1986年增长了将近30倍，但是同时期人均GDP却增长了将近35倍。专家分析，我国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难度现状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实际工资增长困难，不但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还不利于扩大消费和内需。

（二）劳动力结构变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新常态下，我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所以采取减速策略，除了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调整外，还有就是人口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发展给劳动力的要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生育理念也出现了变化。2012年底，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比净减少约400万，60岁以上人口同比净增加约900万。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资源净减少严重，老龄化人口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渐减退。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劳动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发展困难。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减少对人口的依赖心理，加大技术创新步伐。

（三）宏观经济波动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为了鼓励科技创新，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这极大鼓舞了企业和个人的研发创新能力，许多企业都加大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来源主要来源于内源融资和股权、债权融资，在宏观经济波动频繁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都深受影响，企业现金流下降和分布也表现的更加缺乏规律性，企业创新研发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冲击增加了资本市场的管理风险，企业股权融资难度也不断加大，企业借贷成本、短期融资成本也相应加大。受此影响，许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研发增幅。

（四）地方经济较为脆弱。就目前来说，我国地方经济尤其是乡镇经济始终以粗放型经济为主。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会对刺激性措施进行适当调整，国家对粗放型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会逐渐减弱，财政金融的去杠杆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此一来，地方经济的脆弱性也就表现出来，如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下降，地方债务增长过快，公共债务扩张无序，地实体经济和金融风险加大，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转型；地方政府在管理上会更加小心，在稳中求胜心态的影响下，他们会将经济重心放在房地产、地方资源优势行业上，使得地方经济体系更加单一，地方经济结构趋同化严重。

三、新常态下消除影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的思路

（一）政府要加强供给管理，提高供给效率，改变过去那种以劳动力、资本高投入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减少环境、资源对经济的束缚，减少落后产能供给，以解决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结构性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整中，变需求管理为供给管理，通过有效的供给管理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经济管理创新。

（二）提高改革成果的共享力度，让社会群体共享改革红利。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应正视利益调整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改变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完善社会福利机制，让改革红利惠及普通大众，增加民众的工资性收入，以实现更加全面的社会公平，增加人们对改革和经济转型的信心。

（三）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差异化发展。地方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方经济繁荣兴盛是消除国民经济转型制约因素的根本。因此，政府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减少对地方政府的投资，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尽快找准定位，提高地方经济管理和服务能力，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放宽市场进入限制，允许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同时提高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公益性和服务能力，完善市场责任制度，争取在多样市场主体的参与下减少市场对资源、人力的以来，提高投资和市场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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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力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根据加速原理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加大资本投资，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来增加全社会的资本积累［1］。同样人口增长率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是全社会的就业人数，一个社会的总人口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即:少年阶层、青年阶层、老年阶层。其中我们认为青年阶层是社会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而劳动力又分为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我们将有工作能力且想要找工作而此时又没有工作的人称为失业者，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就业者［2］。就业者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非就业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分析［3］，在宏观方面，若是青年阶层变多，他们会增加储蓄，从长期来看，储蓄的增加有利于个人收入的增长，但是，在短期看来，由于青年阶层变多，因而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与消费有关的投资品减少，GDP下降。而如果少年阶层和老年阶层变多，少年阶层会因为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可能会比青年阶层消费更多。老年阶层如果排除为后代积蓄的话，也会比青年阶层消费更多。在微观方面，可能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供给和家庭收支结构的变化。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本文的研究内容

为了比较好的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分析

本文选取主流所共识的劳动力比重、老人人口抚养比(指社会中老人人口数量占劳动人数的比例)、儿童抚养比(指社会中儿童人口数量占劳动人数的比例)。其模型可以通过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老人赡养比(o)和青年劳动者(w)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该模型取对数之后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二)实证分析

对上述三个模型分别作线性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模型(1)的F值为6000．3(0．00)调整的R^2为0．97，模型(2)的F值为666．87(0．00)调整的R^2为0．98，模型(3)的F值为1566．3(0．00)调整的R^2为0．99。(1)模型1－3的F检验都非常显著，因此三个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调整后的R2都在0．95以上，说明解释变量能够非常好的解释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信息能够被解释变量解释。(2)三个模型中Ink前面的系数均为正数，这符合经济规律，说明资本的增加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Inw前面的系数同样也为正数，说明劳动人口的增加同样能够使得经济增长，这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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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数字一般被视为能够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指标,在社会统计比较发达的国家,失业率往往是每个月最先发表的经济数据,所以他是市场上最为敏感的月度社会经济指标。很多国家都是根据失业率来调整利率、工资价格等。失业率同样也是重要的社会指标,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所以,现在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每月都要公布失业率,每季度要公布调整后的数据。

一、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的本质区别

登记失业率是根据政府就业服务机构或社会保险机构的行政记录而获得登记失业人数,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其中的就业人数与登记失业人数不是来源于同一次调查,而是根据有关资料加工得出的。调查失业率是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通过向调查对象(抽中的家庭成员)询问一系列问题,从而综合判断某个家庭成员目前是否处于失业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其中就业、失业数据来源于同一次调查。

登记失业率指标不能客观反映我国城镇失业状况,不能真正起到监测宏观经济运行和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也不利于国家间比较。而调查失业率则是通过定期抽样调查和入户抽样调查取得的失业率指标。该调查所使用的失业定义符合国际标准,可以用来进行国际比较,它相对于行政管理系统之外,可以用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情况,构造人力资源变化情况和构造其他指标。相对于登记失业率而言,调查失业率更能反映宏观经济状况,反映整个国家的失业状况,所以调查失业率更适合作为国家对外正式公布的失业率指标。

两者的本质区别是:

1. 组织方式不同

登记失业率的基础是各级失业机构的行政记录,通过将各级的行政记录进行汇总而得到登记的失业人数。这种组织方式的优点是不需要组织专门的调查,可以较快地取得记录上所有的汇总数据,但其关键是要有健全、完备、高效、便捷的机构体系和数据传递体系。

调查失业率的基础是对住户进行的调查记录,通过将一家一户的调查记录进行汇总而得到有关劳动力就业与失业的数据,并据此推算出劳动力数据、就业数据、失业数据以及劳动参与率、失业率等一系列数据。这种组织方式的优点是通过一次调查可以取得全部有关劳动力的一整套数据,便于数据的衔接使用,但其关键是要有完整的抽样框和业务熟练、责任心强的调查员队伍。

2. 使用的失业定义不同

登记失业率使用的失业定义是具有当地非农业户口,男在16岁至59岁,女在16岁至49岁,具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已在就业登记机构进行了失业登记的人。而调查失业率失业的定义基本上是国际普遍采用的定义,即:在一定年龄以上,在参考期内没有工作,当前可以工作,并在特定的时期内采取具体寻找有薪就业或自主就业的所有人。

比较这两个定义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失业登记对人员有严格的限制,只有对具有本地非农业户口的人才进行登记,也就是说只有具有本地非农业户口的人才有可能被统计为失业人口;而失业调查没有任何限制,只要符合失业的三个判定条件,都会被统计为失业人口。二是登记注重的是登记本身,只有进行了失业登记的人才被认为是失业;而失业调查只看状态而不论是否进行了登记。三是登记记录的是过去的状态而不是当前的状态,也就是说登记之后又就业的仍可能被统计为失业者;而失业调查记录的是当前状态,只要在调查时点前的一周内符合失业的判定条件就会被统计为失业而不论其经常的状态。

3. 数据的作用不同

登记失业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据此对失业保险金的发放进行管理。二是通过对个人情况的详细记录可以准确掌握那些劳动力市场上的弱者,以便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就业援助。鉴于登记失业数据的这种作用,对其所使用的失业定义只能进行种种限制。

调查失业率数据主要用来反映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它强调的是失业率的变动趋势而不是失业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因为失业人数的增加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失业人数的减少也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失业人数只能单方面的反映劳动力的供给情况,只有失业率才能从两个方面反映劳动力的供需关系。也正是失业调查数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这一职能,决定了它所使用的失业定义必须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一切因素,而不能像登记失业数据那样对调查对象进行种种限制。

通过对两种失业统计系统的比较,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调查失业率注重从市场的角度反映失业问题,它关心的实际上是经济意义上的失业问题。而登记失业率注重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反映失业问题,它关心的实际上是社会意义上的失业问题。

二、调查失业率的产生过程以及它的优势体现

1. 调查失业率的产生依据以下计算公式: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数)]×100%

这个定义有几点需要做一些解释:

(1)调查范围确定为城镇常住人口。国家统计局采用了目前人口调查的城镇范围,即:设区城市的区、不设区城市的街道以及镇的委员会。

(2)没规定年龄上限。做出这种规定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条:首先,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定义中没有年龄上限,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规定年龄上限,这有助于了解全部劳动力的情况。其次,中国目前只规定了职工强制退休的年龄,没有规定也不可能规定劳动年龄的上限。第三,劳动力抽样调查中虽不规定失业人员的年龄上限,但在进行失业登记时,还应当明确规定年龄上限,这与失业的统计定义并不矛盾。

(3)有劳动能力。这是指在体力上和智力上可以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员,其中包括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4)在调查周内未从事有收入劳动。即调查周内从事有收入劳动的时间不到一小时或为零小时。

(5)当前有就业的可能。具体是指在调查时点以后两周内能应聘上班。

(6)正在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主要包括:调查时点前三个月内,曾经去职业介绍所登记;去各种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进行应聘洽谈;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和网络寻找工作;自登求职广告;托亲友找工作;自筹资金准备从事经营活动等。显然,登记只是寻找工作的一种行动而不是全部。

2. 调查失业率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这种调查所使用的定义最接近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建议书所推荐的标准定义,便于用来进行国际比较;由于它是通过使用来自同一调查的失业人员估计数和总的劳动力估计数(就业加失业)计算出来的,其失业人员比例数据更加可靠;可以用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情况;可以构造人力资源变化情况;它相对独立于行政管理系统之外。

调查失业率对于失业主要是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角度来定义的,即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无论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无论是在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求职登记的还是未进行求职登记的,只要符合失业的定义,就作为失业人员进行统计。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城镇劳动力调查,由于采用的是国际通行的指标定义和调查方法,已经考虑了下岗职工、外来人口甚至退休人员中的求职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应该说其结果基本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应能作为我们判断当前中国就业形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所以它能真实反映社会失业人群所占的比例。

三、国家要在十二五期间实行调查失业率的原因分析

1. 因为调查失业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调查失业率尝试了城乡统筹失业率统计方法。以前没有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看作失业人口的原因,是把土地作为承载农民就业和生计的基本保障。而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足够的土地来供养自己和家人,而且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而由于农村过剩人口涌入城市使一部分城市劳动力被替代,也在影响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准确性。所以实行城乡统筹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势在必行。

(2)调查失业率更据真实性。在现行的体制下,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一些地方政府不会夸大本地的登记失业率,只会千方百计地缩小本地的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到劳动保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的失业人员数量不够全面,因此,登记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数据而已。

调查失业率的调查对象包括城镇、农村人口。而对于城镇人口的确定并不以户籍为依据,这无疑打破了以往登记失业率中的户籍限制,以及没有涵盖农村失业者的弊端。也是当今最接近真实数字的失业率统计方法。

(3)与国际接轨。鉴于失业率正在成为度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调查失业率。城乡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将全部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完成。这与国际上失业率统计的常规方法相一致。另外,城乡劳动力调查每年两次,分别于5月和11月进行。这项统计与国际通行的调查失业率统计标准和方法完全一样。

2. 现行的登记失业率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以本地的城镇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不能全面反映失业率的真实情况。主要理由包括:一是不能反映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失业状况,二是不能反映事实上已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大量进城农民工的失业状况,三是不能反映那些在城市间迁徙流动而并未转移户籍的那部分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状况。把这样多的劳动力排斥在我国的失业统计范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

(2)对统计对象的年龄限制过窄。1995年以前我国城镇失业登记是以男16―49岁,女16―44岁为申请登记的年龄界限;1995年以后将年龄界限放宽至退休年龄,即男16―59,女16―49岁。国际通行的惯例是就业和失业统计都不设年龄上限。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失业统计应以退休年龄为年龄上限。

(3)将登记作为失业统计的前提,缺少科学性。以失业登记为基础数据来源,使该失业率指标的失业定义局限于行政登记行为,即登记了才统计为失业,未登记就不统计为失业,从而使登记失业不能反映实际失业规模。有学者指出:“登记作为政府帮助就业和发放失业救济金的前提条件是有作用的,但反映宏观失业状况是不可能的。”

(4)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能反映隐性失业状况。现行失业率指标只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显形失业(即公开失业),而不包括我国实际大量存在的隐性失业,所以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失业率水平。

分析表明,我国失业率统计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以调查失业率替代登记失业率也是大势所趋。

四、如何让调查失业率更加真实反映社会失业状况

1. 把社会调查失业率作为政府公开的失业率指标,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我国劳动力供求基本形势,可以宏观上判断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规划指标、控制指标和考核指标的执行情况。

2. 进一步完善抽样方法,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各地可在国家抽样基础上,适当增加样本或统计指标,达到调查结果本地化的目的。根据抽样调查“样本越随机分散,代表性越强”的特点,改进目前按小区抽取样本的方法,扩大抽取的小区个数,压缩同一小区的样本抽取规模。

3. 重视开展特殊群体和重点行业的失业率专项统计。有针对性地设计指标,采用最适合统计对象的方法进行专项抽查,并根据特殊群体或重点行业的特点对失业结构、时间和地区分布等进行分析,调整和把握其失业节奏,避免过于集中而影响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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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9%,尤其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更是稳步攀升,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业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4%至6%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城镇失业率虽然在4%左右,从数字表面看上去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但我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依据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统计计算出来的,这与国际上的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方法不同,我国的实际失业状况更为严重,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与低就业并存的现状。

二、中国高增长与低就业原因浅析

宏观、微观经济因素同时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宏观和微观涉及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在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一直相互作用和影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转型的不断加剧,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强化,共同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高增长、低就业并存。具体的原因如下:

(一)人口总量和结构因素

我国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约束不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过剩,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始时显著不同的一个经济条件。决定一国就业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因素是多元的和多方位的,但其基础是作为劳动力资源――人口的状况。一个国家人口的变动轨迹决定了其劳动力资源的变动轨迹。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较晚,但由于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增长率迅速,且劳动参与率高,但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比较低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对劳动力的吸收。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高低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统计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人口已达1200万人,按8%的经济增长率计算,经济的增长也只能容纳800万人的新增就业,,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二)产业结构因素

我国现阶段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经济增长仍主要靠工业增长拉动,产业增长表现出对投资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不仅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失调,而且三次产业内部各自的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偏热”与服务业“偏冷”并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整体的产业结构水平低。

从中国经济的出口结构来看,产业结构水平低主要表现在由国外直接投资带动的加工贸易迅速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中超过70%的份额投入到了制造业领域。制造业是由设计、研发、加工、营销服务等产业链组成的有机整体,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和营销服务等都在国外,目前我国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制造业产品附加值还相当低,整体的制造业依然处于中低档产品及中低端生产环节,结果导致了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中低档产品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只能进行低水平的价格竞争,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高的产品严重短缺,必须依靠大量进口。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并存,即一方面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低价格的恶性竞争,必然带来相关企业的破产倒闭,这些因破产倒闭而被淘汰的企业中原有的就业人员便成为了失业者;另一方面国内有效需求的很大一部分被进口产品替代,进口替代淘汰了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也淘汰了这些生产企业原本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例虽然高达90%以上,但国内生产部分大都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组装环节,长期实行的“两头在外”使产业链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难以在国内延伸,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贸易增长缓慢。

第三产业起步较晚且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这主要与其内部的结构变化有关,第三产业中的传统行业包括零售业、餐饮业、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进入90年代以来发展基本趋于饱和,对就业的贡献也大大减弱了,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产业包括房地产管理业、金融业、保险业、咨询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在90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大大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素

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了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随着经济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但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对就业的“拉动”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通过提高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等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总体影响却是“挤出”效应大于“拉动”效应,但不同时期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大量投资从国外引进了各种技术,这一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以扩大生产能力为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因此,技术进步总体上引起了就业的扩大。1992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大,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增大;在20世纪80年代对就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乡镇企业,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纷纷被关闭停产,大部分劳动密集行业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逐渐萎缩,众多乡镇企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整体环境下,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也纷纷引进技术,但大部分技术的路径选择偏向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技术的选择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另外,技术水平也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由于国外对先进技术出口的限制,核心的高新技术也无法通过进口获得,现阶段的整体技术水平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导致了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资本不断深化。

资本深化是指每单位劳动所占有的资本不断增加的过程。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加可以带来平均每单位劳动产出的增加,在规模报酬不变、不存在信息成本、不存在外部性、技术外生且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条件下,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

可以推导出

上式表明了平均每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全要素增长率和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长率与资本产出份额的乘积,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长率的提高,即资本的增长率快于劳动的增长率,亦即同样多的劳动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或同样多的资本吸纳了更少的劳动,投资增长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拉动了数倍于资本投资量的经济总量增长,但却没有拉动就业的同步增长。

(四)经济转型因素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效率的提高与经济体系中的隐性失业是不相容的,所以在经济转型中必然带来隐性失业的公开化。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不断使隐性失业显性化,这是导致城市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的冗员是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的隐性失业人员,国有企业改革逐步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按照边际产出雇佣劳动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拉动了经济增长。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是导致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之一。

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加上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和一系列的城市化抑制政策,农村劳动力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相关政策的松动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用地的不断减少等导致了农村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配置比例严重失调,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隐性失业不断显性化。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另一方面由于体制转轨,城镇职工下岗人数日益增多。尽管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同的就业竞争领域,但国企下岗职工中大多为技能不高、年龄偏大的人员,农村劳动力随着寻求就业经验的提高和通过种种技能的学习不断积累的技能的提高,这些城乡人员对有限的就业岗位的竞争就不可避免,竞争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使得城镇失业率不断上升,也恶化了整体的就业形势。

转型背景下的低度城市化导致现有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向乡镇企业转移。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乡镇企业在生产要素供给、产品的市场需求上占有很大优势,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在降低。低度城市化也是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创造。

三、结语

我们着重从人口总量和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转型这四大方面分析了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现状的的原因,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试图分析了其中的几点原因后,根据这些原因,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指明了方向:制定相关政策,实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调整所有制结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积极调整城乡结构,促进城市化进程;消除价格扭曲,促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等,除了这些建议,为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仍然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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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失业现象。从1993年，由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开始突出，我国开始出现大的失业高峰，当年登记失业人员为420.1万人，失业率为2.6％。之后，失业率逐渐增长，到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失业人数已达800万人，截至2007年6月末，中国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38万人，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十一五”时期，预计我国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到2010年我国城镇失业人数预计将达13390万人。就业压力巨大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长期性问题之一

一、 我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的失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上升，是当前中国失业问题面临的突出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不断提高，原来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显性化，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在逐步加快，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已经达到了8000万人，大大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目前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城镇失业情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如果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

第二，下岗人数增长,是近年来出现的中国特色的严重失业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可是，中国近年来却出现了经济和失业双增的特色现象。目前失业下岗人员主要集中于经济欠发达和经济落后的省市。从下岗职工的行业分看，主要多集中于纺织、机械、冶金、电子等传统产业部门。目前的失业率统计中没有包括下岗职工，如果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那么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就将更高。

第三，城镇新生代隐性失业凸现。是当前中国失业面临的新问题。近年来，我国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未升学或就业的青年逐年增加，从“九五”计划末开始，一部分大学生也开始成为失业人员的组成部分，高校扩招后，更多的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又使这种局面更为严峻。1999年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的学生在2003年毕业，该年的毕业生比2002年增加了46.5％之多，导致大学生毕业压力异常巨大。据统计，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有215万人，但一次就业率却只有70％，尚有63万大学毕业生未能落实就业岗位，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己达到420,比上年增加75万人，2007年高校毕业生达495万人，比上年净增82万人，毕业总数为2001年的将近4倍。

二 、我国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造成当前中国失业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相对过剩的失业。一国就业状况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平衡情况，劳动力供给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劳动力参与率等。对于劳动力供给人口，国际上通常将15――64岁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统计（我国通常是男性16-60岁，女性16-55岁）。按照这一指标，我国劳动力供给成逐年上升趋势。尽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实行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会有所下降，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过大，新增劳动力绝对数仍将大幅度增加。形成我国就业人员的过剩。

第二，体制性失业。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显性化。高失业率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实际上约为1．3亿人，按市场机制标准衡量，国有企业中大约有30％的冗员或“在职失业”者，即绝对人数在3000万以上。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这些隐蔽失业或迟或早会以显性失业者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公有制经济吸纳劳动就业能力不断下降并大量释放富余人员的现象。这使得公有制经济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数的比重迅速下降。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的70%以上也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就业的。这意味着无论是提供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还是吸收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都已不足30%。

第三，结构调整对失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结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产业采用旧技术的领域，由于资本存量的调整，许多旧的工作岗位被淘汰，劳动力需求逐渐下降，当新增加就业岗位的规模和速度赶不上被淘汰的工作岗位的规模和速度时，就会出现失业现象。同时，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很多原来从事农业、工业的人员会向其他部门流动，在他们还没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时，这部份人也处于失业状态。

除了以上这些根本性的原因之外，就业环境恶化、就业质量下降，就业弹性持续下降，城市化进展迟缓等因素也是造成目前我国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

三、 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

针对以上我国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我们应该采取以下积极措施解决失业问题。

第一，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之一， 也是现代所有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目的。因而，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力争做到充分就业。因此， 我国应当把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要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就业管理体制，改革就业制度，对就业人员全部实行市场就业。要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资源的合理布局，从政策和管理上引导劳动人口流入需要的行业和缺乏劳动力的行业，流入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解决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问题。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信急网络系统，，扩人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居民的生活保障程度，保持社会的稳定。通过劳动力供求信急的采集、传递，实现供求双方的沟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

第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拓展和扩大就业空间。首先，要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就业率水平。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调整优化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布局，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和“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优化发展能源工业，调整原材料工业结构和布局，提升轻纺工业水平，积极推进信息化，拓展生产业，丰富消费业，促进服务业发展，使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等政策，有利于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政府的政策导向将促进经济的合理布局和经济发展。其次，要进一步鼓励发展非公经济。近几年来，民营经济已成为吸收社会劳动力的重要支柱，而且在就业中显示出了相当的优势和就业潜力。为此，当前应该进一步营造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从法律上保护民间合法财产和民有资本，鼓励劳动者自己创造“饭碗”和规范雇用劳动关系。“十一五”期间我国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非公经济的大力发展：在政策上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而非仅仅是服务业；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第三，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完善再就业服务体系。首先，加快劳动制度改革，建立起全新的就业机制。要抓好市场化就业的方向和要求，改变传统的劳动管理制度，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的选人机制，使劳动者能通过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原则获得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要建立灵活的用工制度和劳动预备制度，对新加入的劳动力，实行劳动预备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新就业者的素质，另一方面可以缓冲就业压力，建立起劳动后备军队伍。其次，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公开性和竞争性，打破城乡隔离、条块分割以及既定的身份界限，建立起劳动者能够平等竞争、自行选择、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使劳动力能够真正通过市场就业，有效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再次，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目的是为了使劳动力就业具有可就业性，即提高就业能力。学习培训、就业、再学习再培训、再就业，应当是劳动者正常的生活轨迹。对劳动者进行培训，一方面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能力所要求的，另一方面也是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措施。国外一些国家通常也是通过对劳动力实行先培训后就业或就业培训一体化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从而缓解再就业矛盾。

第四，建立失业预警系统。目前由于我国相关统计系统建设滞后，统计数据失真严重，缺乏失业预测预警系统，因此还很难准确地把握总体经济增长率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动和结构变化，更难以知道具体行业发展变化可能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减，以致就业政策缺乏针对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就业问题的加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劳动力供求及其结构变化的预测预警系统，对劳动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各行业发展速度变动与劳动力供求关系、失业率的调控空间及预警线等进行前瞻性的预测预警。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王艾青，杨兆兰.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原因探析[J]. 理论导刊, 2007，2：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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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网络化影响着宏观经济管理

（1）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发展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跟人们所做出的决策有一定的关联。美国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人们不能完全了解经济信息有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对当前经济的发展不能做出很好的判断或者是不能掌握完全的市场信息，那么企业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进而导致经济出现波动。然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信息网络化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首先，信息网络化引起了传统产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指传统产业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变化，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近年来，信息产业的发展使得传统产业的经济波动对于国民经济产业的波动逐渐减少；此外，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起到合理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有利于促进市场供给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减少了产品过剩状况的发生，加快了市场上各个要素的流通，克服了市场调节落后性的弊端；再者，信息网络化推动了我国的产业调整，信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合理地调整了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为产业失衡带来的经济波动状况的发生。（2）降低经济运行所耗费的资金。实践证明，对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扩大网络规模减少网络运行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网络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建设网络时所耗费的成本，第二个是对信息进行传递所耗费的成本，第三个是对信息进行处理加工耗费的成本。扩大网络人数可以减少这方面资金的耗费。此外，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极大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当市场交易主体进入到信息网络之中时，其获得更为准确的市场信息所花费的资金将会极大地降低，再者，网络处理信息速度极快，这就使得企业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自己所需要加工整理的信息。其次，信息网络系统可以为企业生产销售资金服务，大大减少了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结算，可以使得企业对于当前公司存货等资产有一个很好的了解。（3）促进效益的增加。首先，网络信息技术的利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就可以促进资源效益的增加，有利于节约物质资源，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当前物质资源耗费状况较为严重，推进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可以减少我国物质资源的消耗，减轻资源短缺的现状。其次，信息网络化的提高改变了劳动力的结构。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带动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可以为广泛吸取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做出贡献，这样就使得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优化了劳动力的结构，从而节约了劳动力资源。此外，利用信息网络化还可以节约资本，现在大多的企业利用信息网络实现了电子支付，一些电子支付卡逐渐普及，一些金融产业推销电子转账业务之后，大大减少了流通过程中资金的使用，有利于加速资金的周转活动，可以极大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进行管理需要政府角色进行转变

在信息网络化逐渐推广的今天，网络化加大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其联系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政府监督经济运行以及合理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做出了相关要求。（1）减少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国家经济的主要调节手段是市场，政府必须明确这一点。在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几件事：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合理配置资源，不同行业的发展对于资金和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将会出现严重的弱肉强食的现象，一些产业根本无法生存，为了生产的平衡，政府应该做好管理人的角色；着力于向“中立型”政府转变，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角色是指导者，为此，政府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再者，政府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竞争原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政府要通过相关的立法工作来实现公平竞争，第二个原则是权力下放原则，政府需要通过权利的分开来管理，要发挥政府的“指导”方面的功能。（2）改变自身运作方式。政府要向电子化政府转变，转变的内容主要包括办公自动化、信息处理自动化等。就我国而言，我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政府应该任用一些相关的网络技术人员来实现对于网络信息的利用，让信息充分流动。政府的采购也可以采用电子化，这样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并且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这就类似于电子商务，可以减少货币资金的使用，对于经济往来的记录也减少了贪污现象的发生。（3）直接与民众进行沟通。在以往的社会发展中，政府工作人员很难与群众进行沟通，网络信息化则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桥梁。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电子调查问卷来切实了解民众的需求，这样就有利于减少政府决策的失误，也就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贴合群众的需求。再者，政府与群众的交流也有利于民众了解政府运行的现状，切实把握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于经济政策及时进行反馈，政府还可以集思广益，共同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三、 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1）要求政府对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提高。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进行过程，信息千变万化，巨大的信息库的涌动需要政府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极大地提升。其次，政府要提高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完善相关的预警系统，切实把握经济发展动脉。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引导经济朝着健康发展。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时需要制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立足于对网络信息所提供的数据之上。（2）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电子货币的大量使用可以减少纸币的使用，加速了资金的周转与配置。为此，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是必须的，要减少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情况的发生，要加强对于动态的金融系统的分析，合理控制电子货币的使用。（3）政府加强了对财政的控制力度。政府日常工作中电子办公的出现，有利于减少政府贪污受贿现象的发生。为了达到足额的财政税收入库，信息网络化为其提供了方便。信息网络化加强了对于税收的监督与管理。再者，从国际角度来看，利用网络来实现国际贸易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税收跨国发展将有利于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税收发展差距。（4）信息网络化需要劳动政策。随着网络技术应用到工厂之中，使得工厂的生产与管理逐渐分离，其中不缺乏相关的跨国案例的影响。据此，对于劳动政策其也做出了相关的改变。在网络上进行工作人员的跨国分配为我国政府对于劳动力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合理制定相关的劳动政策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其关乎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以上关于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以及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转变角色只是初步的研究，相信经过众学者的讨论，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看法。合理应用信息网络化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及企业需做好迎接机遇与挑战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李晓东.信息化与经济发展[M].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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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重要的概念：教育平台和成组课程。“教育平台”源于计算机科学中的计算机平台，由于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中的若干课程之间，高等职业教育中文科与工科的若干课程之间，高等职业教育文科或工科不同专业中的若干课程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多相同部分，但由于各自服务的对象目标不同，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不能替代。但是借助于平台，他们中的一些相同的部分，就能服务于不同的对象目标体系。“成组课程”源于现代机械工业的成组技术。教育科学借助于成组技术的概念，将内容相关的学科组合成成组课程，服务于一个共同的对象目标，同样也能达到提高教育效益，降低教育成本的目的。

2．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的框架模型。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的框架模型主要是由教育平台和若干组成组课程构成。在成组课程中又根据课程的特点区分为核心课程和拓展课程，所谓的核心课程是指该成组课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其服务对象相对来说比较宽广；所谓的拓展课程是指该成组课程中明显带有个性的部分和显著变动的部分，其服务对象相对来说比较专一。所以该模型又可简称为P-C模型，如下图所示：

第一教育平台：公共基础平台。该平台由高等数学、大学语文、英语、计算机基础等核心课程以及若干拓展课程构成。所有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生都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到达这个平台。登上这个平台之后，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路径选择。一是进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文科类课程学习；二是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工科类课程。第二教育平台：大类专业基础平台。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生在登上公共基础平台之后，可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继续攀登大类专业基础平台。我们以文理兼收的管理学为例：根据现行的国家颁布的专业目录，文理兼收的管理学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大类专业，一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大类，二是工商管理大类，三是公共管理大类。第三教育平台：专业基础平台。学生经过努力在登上大类专业基础平台之后，可再次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社会需求继续攀登专业基础平台。

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在一个专业中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设立多个专门化方向。现以工商管理大类市场营销专业为例，市场营销专业可根据营销方向的不同，分为商品营销、房地产营销、保险营销等等，在商品营销专业中仍可根据商品的类型，分为汽车营销、家用电气营销、服装营销等等，在商品营销专业中还可根据商品的业态，分为电子商务、连销经营、百货经营，甚至移动商务等等。该平台由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等核心课程以及若干拓展课程所构成。其中的核心课程都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主要课程，无论哪一个营销方向都离不开这些课程。这部分约占整个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的50％左右，另外50％的课程，为拓展课程，是根据各个专门化方向的特殊要求而设定的，相对于前者来说，他们更容易发生变化。

以上是我们构建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框架模型的基本内容，当经济发展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时，我们的第一教育平台；第二教育平台和第三教育平台，可基本保持不变或进行少量的变化，专业成组课程中的核心课程也可相对保持不变，需要变化的仅仅是专业成组课程中的拓展课程，而这一部分课程占专业总课时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技术和方法

本文提出的职业教育新专业开发技术和方法是在借鉴了国外职业教育开发新专业中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之后总结而成的，是建立在宏观经济分析、劳动力市场分析、职业能力分析和教学分析等四个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1．宏观经济分析。要开发一个新专业，首先就要对该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做出分析。这种分析往往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实现。通过分析，就能初步把握学校所在的经济区域内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哪些产业属于朝阳产业，就应加强开发相关专业；哪些产业属于夕阳产业，相对应的新专业的开发工作就不能继续进行下去。

2．劳动力市场分析。一是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分析。主要通过对区域内的常住人口的总量进行分析，通过修正，得出每年该区域的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再根据普职比、大学毛入学率计算出今后若干年就读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数量。二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实时分析，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中获取有用的信息。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供不应求的职业有哪些，当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职业有哪些，从而根据供求情况设置有市场需求的专业。三是对竞争对手的分析。是否开发一个新专业，除了必须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之外，还必须考虑自身的情况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自身的情况主要是看将要开发的新专业是否具有相应的教师、教学设备和教学经验。而竞争对手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要分析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分析参与竞争的对手的总量，分析每一个竞争对手的具体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你无我有、你有我好、你好我特、你特我全”的策略。

3．职业能力分析。职业能力分析是新专业开发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做职业能力分析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选择合适的人选。职业能力分析应选择两类人员参与，一是来源于基层第一线的负责人；一是企业的领导者和总工程师。前者拥有丰富的生产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是对该职业最具发言权的人，他们能够准确地、直观地、生动地描述职业的种种要求；后者则是站在该行业的高处，能够清楚地了解该行业国际最新发展的动态和今后若干年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两者有机地结合是该职业能力分析的最佳人选。兼顾长远，与经济同步。众所周知，教育需要一个周期，当前决定的事，往往要在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才会有毕业生。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似乎在所难免。因此，职业能力不应只涉及到当前，还应顾及到不久的将来，即3～5年后的情况。准确定位、定时。职业能力分析不仅要准确地提出某一职业所需的全部技能，还需要确定掌握某项技能所需的培训时间。这就要求计算每一项专业技能的重要程度系数、难度系数和频度系数，然后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该项专业技能获得所需的培训时间。

4．教学分析。教学分析是新专业开发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新专业开发的最关键的环节。教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职业能力分析中某个职业所需的全部专业技能点逐一转化成知识点，然后将这些知识点按照新的技术学科的要求组合成一门门新的技术活动课程。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的基本目标是满足企业的需求，学生的需求，教育自身的要求和各级各类教育衔接转换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必须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实现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转变；必须立足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深入人才市场或有关行业产业进行专业人才需求的调研，根据宏观微观经济理论和现状进行合理地预测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为专业开发计划的制定提供指导。在四个分析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调研资料，按照技术学科和能力双导向的指导思想，将专业按不同的内容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对每一方向进行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再结合学生综合素质和发展能力的分析，制定专业培养目标，进而设计教育平台、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刘来泉．世界技术与职业教育纵览——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邓泽民．CBE理论与在中国职教中的实践．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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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2-0068-05 收稿日期：2009-09-14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服务业正逐步经历着与制造业相似的变化：全球服务贸易与投资迅速增长，服务业规模日益扩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趋势也愈加明显，其中以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组成的服务外包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包业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是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地，其中以亚洲承接最多，约占45％，印度是最主要的承接国，其次是中国和东盟。

近年来，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势头迅猛，2007年，中国服务外包出口合同执行金额为20.94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18％；2008年，在国际经济形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服务外包出口仍保持较快增长，2008年1～8月共执行服务外包出口合同金额19亿美元，同比增长17％。截至2008年8月底，我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1800多家，从业人员33万多人，取得各类国际资质认证的服务外包企业450多家。但是，我国承接服务外包起步较晚，规模还较小，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和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现有关于中国服务外包的研究，大多是从国际与中国服务外包的现状出发提出发展对策。例如，詹晓宁和邢厚媛(2005)总结了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分析了服务外包对东道国的影响，并提出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战略；刘重(2006)对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7)分析了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背景、特点、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力；杨志琴和祖强(2007)指出承接服务外包是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我国应当通过积极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为开放型经济的科学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国内外一些学者研究了国际服务外包的动因，但多是从发包国的立场出发，只有极少数文献从承接国的角度进行分析。Dash(2006)对作为服务外包基础之一的人力资本加以研究，认为一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取决于该国熟练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而不是相对比重，虽然印度与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很低，但绝对数量很大，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相对较低，这是美国将服务外包到这两个国家的重要原因。薛求知和宋丽丽(2008)利用41个外包承接国的相关数据，对影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IT基础设施状况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外包区位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归纳起来，国内外理论界对于承接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还较为缺乏。

一、服务外包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人力资源成本　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看，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的基础。人力资源成本在服务产品总成本中通常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在软件开发成本中70％是人力资源成本，因此服务产品成本的节约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成本的降低。发包方进行服务外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利用接包方廉价的人力资源来降低企业全球运营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人力资源成本的高低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承接服务外包能力的大小，作为接包方，如果拥有大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禀赋，就会在服务外包市场上占得先机。

(二)人力资源素质　服务外包业属于劳动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服务外包业务的运作不仅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相关人才。服务外包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外包承接方的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禀赋和成本，而且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素质。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才能创造高质量的服务，接包方的人力资源水平是影响服务外包选址的重要因素。印度能够在承接软件外包方面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拥有丰富的专业人才的储备。

(三)服务业发展水平　根据新贸易理论，通过外包将特定业务交给专门的服务提供商完成，有利于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外包承接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越高，其在相关行业外包业务方面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就越高，服务企业开展业务的能力就越强，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也越高，这正是服务外包发包方所期待的。而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分析，同样可以说明承接国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是发包方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承接国服务业发展越成熟，服务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厚度”就越大，发包方就越有可能找到所需要的承包商。

(四)基础设施状况　服务外包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并极大地降低了跨国信息传递的成本，同时，信息网络技术独特的虚拟平台优势为服务外包跨越时空障碍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服务外包对承包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有着较高要求。除此之外，一国的交通、公用事业设施状况也直接影响该国承接外包的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便捷的交通网络、发达的通讯设施、普及的网络宽带等，都会成为吸引服务外包的有利因素。

(五)宏观经济环境　承包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影响着发包方的选择。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稳定的经济环境能够为高质量、高档次的服务提供有力保障。并且，如果承包国的经济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消费量和潜在需求，就有利于发包国将部分外包产品就地销售，经由外包商向当地客户提品或服务，开拓当地市场。发包国往往寻求经济状况良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进行外包，通过外包不仅为本土提供服务，而且实现开发市场、增加利润等目的。

二、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与劣势

如图1所示，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主要优势在于低廉的人力资源成本、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而在人力资源素质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方面则处于相对劣势。

(一)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主要优势

1.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中国具有丰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虽然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北京、上海、深圳等东部地区主要商务城市的工资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但我国幅员辽阔，还存在着一大批劳动力充裕而工资成本相对较低的内地城市，如西安、武汉、成都等，这些城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国服务外包业务。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仍会保持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这是承接服务外包的巨大优势。表1以编程人员的工资为例，对我国和部分国家服务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做了比较，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的成本优势。

2.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近年来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入快速增长，2003～2006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同定资产投资总额120271亿元，年均增长26.1％，比同期同民经济年均增速高15.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铁路、公路、民用航空、水运和管道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成了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信息通信基础网络，以及业务种类齐全、网点分布广泛的公用邮政网络。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我国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开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9.6％的高增长，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声望。2007年中同的GDP总量达到337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根据同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GDP将达到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其他同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投资机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成为吸引跨国外包极为有利的因素。

(二)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相对劣势

1.高素质专业人才较为缺乏。服务外包业务的特殊性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计算机、通讯技术等专业技能，并且，需要的往往是即懂技术又懂营销、管理并精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而我国这类高质量的人才供不应求。如表2所示，中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不仅在技能方面，而且在包括外语、文化适应性等在内的与客户互动和交流能力方面均落后于爱尔兰、印度等重要外包供应国。此外，中国的法律、会计、金融体系和英美等国家有所不同，承接外包时还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再培训。

2.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承接服务外包能力不足。尽管我国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但是总体发展仍然滞后。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0％，远低于发达国家72％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52％的平均水平。我国在“人世”之前已经开始有步骤地开放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开放整体上晚于制造业，开放的程度也相对较低受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的限制，目前我同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型服务外包企业。大部分服务外包企业缺乏国际化的服务意识和经验，尚未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缺少健全的研发和营销网络。并且，与国外相比，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也存在一定差距，例如，2006年中国的IT服务公司超过8000家，但最大10家公司的市场份额之和只占总体市场的20％，相比之下，印度的IT供应商不到3000家，但前10名企业占据了45％的市场份额。我国服务业总体和服务外包企业的上述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

三、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将承接服务外包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进来，设定计量回归模型型如下：

InRSO=β0+β1InWAGE+β2InEDU+β3InDVP+β4InINT+β5+β6InGDP+μ

其中，RSO表示承接服务外包的规模，由于目前我国缺乏有关服务外包的统计资料，同内学者一般用服务贸易出口额来代替，本文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法，并且遵循WTO有关服务贸易的定义剔除了其中的政府服务。WAGE表示人力资源成本，用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来衡量。EDU是反映人力资源素质的指标，由于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一围劳动力素质的重要体现，此处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来代表。DVP表示服务业发展水平，用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INT表示基础设施状况，反映基础设施状况的指标很多，此处采用邮电通信行业的基本投资额来衡量。CDP是周内生产总值，用以反映宏观经济环境。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86～2007年。回归分析中所需要的WAGE、EDU、DVP、GDP四个指标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INT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RSO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safe.省略)公布的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涉及的价值量绝对值均剔除了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以相关物价指数调整为1986年不变价格。

(二)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1.模型的估计。采用上述模型和数据，对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使用的软件为Eviews 5.1，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回归模型及其中包含的各解释变量均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的拟合度很高。

2.平稳性及协整检验。由于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会造成伪回归问题，所以需要对变量进行乎稳性检验。表4列出了对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进而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上文已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因此只要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5所示，残差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上述回归结果不是伪同归。

(三)计量结果分析

本部分的计量分析验证了上文对承接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均与理论预测相符。具体说，承接服务外包的规模与人力资源成本(WAGE)负相关，而与人力资源素质(EDU)、服务业发展水平(DVP)、基础设施状况(INT)、宏观经济环境(GDP)都呈现正相关关系。中国低廉的人力资源成本、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吸引发达国家服务外包的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素质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也会影响服务外包的区位选择，而我国在这些方面还有所欠缺，这些方面状况的改善和提高将对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产生积极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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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来自农业的收入持续下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农业与农村以外转移。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农业比较效益低和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最主要动因。62%的外出者是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想外出多挣些钱;26.4%的劳动力是因为家中人多地少无活可干而外出。目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农村劳动力总量还在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渐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林牧渔业所需劳动力规模还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业压力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转移空间越来越小。

第三，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职业适应能力差。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素质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行业选择上的局限性。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大多数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当前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的步伐加快，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素质较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很难适应这一变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会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国城市中低级劳动力市场竞争过度，高级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这也给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增加了难度。

第四，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视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

对于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走了一条非均衡式的发展道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采取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剥夺，城乡间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显。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国建立了森严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将户口与就业､福利等挂钩。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实行“大包大揽”和低价补贴政策，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福利则由农民自行解决。这种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大量的农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农民的全面贫困。改革开放后，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现象，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有人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抢了城市劳动力的“饭碗”。

许多地方还出台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辞退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将其岗位转让给本地劳动力;收费，即向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或外来人口个人征收就业管理费､就业调节金､暂住人口管理费，以用于下岗工人安置的相关经费;限制，即限定外来劳动力进入的行业或岗位。实际上，这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怀疑的。首先，这种通过“腾笼换鸟”政策腾出来的岗位，本地劳动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没有经过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职业技能普遍较低，无法胜任城市工业的某些现代化劳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一些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工作。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整合。

二､农村就业制约因素

对于农村就业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讨:(1)对于我国农村就业的特点､范围､趋势､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失业､农村贫困､农村和城镇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压力等;(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村就业的影响;(3)对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和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对工作数量和收入减少的估计;(4)农村就业中的性别问题;(5)农村就业的政策框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还很不平衡。已经建立的中介组织，特别是乡镇级的服务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统一､信息畅通､运作规范的中介服务网络。从劳动力转移的渠道看，通过劳动力中介机构的占少数，多数属自找门路､自行外出，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较大。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进一步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素质偏低。目前已经转移的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而仍滞留于第一产业､难于实现转移的劳动力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低，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不多。三是农村滞留劳动力进取意识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识较强。

2､转移空间的制约。首先，乡镇企业吸纳能力的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一批乡镇企业倒闭了，一批好的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趋于绝对饱和和相对短缺。其次，城市容纳有限。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队伍不断扩大，新增劳动力加速，对农民工产生“排挤”。再次，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减弱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功能。

3､配套政策滞后的制约。首先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放弃土地､脱离农村的农民工进城后得不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医保､养保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使转移劳动力还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成为离农不离土的兼职农民。第二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土地流转，从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农民不能成为规模经营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因土地的牵制而成为兼业农民。第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一部分想脱离农村､扎根城市的农民，因为户口不能解决，而导致住房､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四是缺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上的扶持，使农民出国､进城务工支付过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

1､逐步打破城乡壁垒，取消各种歧视性政策。传统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之间明显的经济势差和社会势差，劳动力市场中也出现了很多歧视性就业政策，最终影响城市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对其实施深度改革。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则逐步推进。在这一渐进过程中，关键在于社会总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农业部门吸纳一个劳动力，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资本投入。同时，应当逐步打破各种行业壁垒和区域分割的局面，使农民能够逐步进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从业的行业，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2､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政府对劳动力的调控应从仅由面对城镇就业，扩大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就业，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把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1)加强各地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业率作为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加快各级政府在提高再就业率､采取再就业措施方面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控制失业率､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摆在优先位置。政府部门应成立对农村劳动力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部门，建立一套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法律和政策体系，包括防止就业歧视､保护平等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打击欺诈行为､消除市场障碍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为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地运行创造环境和条件。同时，依据政策法规和劳动合同，开展争议仲裁处理和劳动监察工作。还应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信息沟通不畅的局面，由各级政府牵头，以劳动主管部门为主，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组建区域性或省级统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

(2)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尽量依靠法制调控劳动力市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要以国家现行法规《劳动法》为“龙头法”，通过制定就业促进法､职业介绍法等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为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应当完善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动用劳动监察手段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督，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以便保护企业和劳动者择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正常发育和运行。

(3)建立完善的劳动监测指标体系。把农村的失业率､工资增长率､工资结构､劳动关系紧张程度等作为监测内容。同时，建立统计监测制度､联络员制度和信息反馈系统､监测预警系统及综合调度系统，逐步实现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监测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