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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大全11篇

时间:2023-10-29 09: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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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篇(1)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20-02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

(一)转移数量庞大、任务艰巨

目前,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年,东部、中部、西部的较大型城市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速度上要慢于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岗位的需求。加之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对环境、工资、岗位、保险等的渴求度不断上升,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任务艰巨。

(二)非物力资本缺乏、受教育程度低

现今有69.9%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处于初中阶段,并且他非物力资本缺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转移就业中面临很多困难,知识积累不足、劳动技能缺乏、再社会化能力低等因素导致他们主要从事低层次的、技术含量小的工作,如餐饮行业与制造业。

(三)外出务工男女比例失衡、分居式家庭激增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男性人数占68.6%,而女性人数只占31.4%,他们大多数只身一人外出打工,脱离家庭、夫妻分居,分居式家庭的激增也导致了亲情淡化、理念冲突以及农村离婚率大幅上升,留守的孩子则面临教育危机,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四)内向型转移、文化传播滞后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多选在省内进行,仅仅有25.8%的人在省外务工。此外,吉林省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经济相对落后,本省在接纳农村劳动力方面能力有限,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滞后又进一步拉大了外省的就业信息与工作理念的传播,不利于吉林省的快速发展。

(五)转移途径单一化、组织化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主要依靠自行外出和亲戚介绍这两种方式,很少通过政府及相关组织。这种单一化的转移途径由于主要受“熟人社会”影响,组织化程度低、合法权益得不到落实、社会保险得不到保障,加大了劳工矛盾。

(六)体力型从业结构、风险成本增加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以体力型为主,缺少技术型,主要从事低层次工作甚至是有害有毒的工作,建筑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制造业这四大部分成为农村劳动力从业的首选,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风险成本大大增加。

(七)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趋于“边缘化”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益上升,而处于底层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他们遭受着工资低、环境差、风险高、权益少的不公正对待。他们在生存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过程中也会受到排斥与歧视。

(八)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不健全

目前,吉林省的培训机构在项目设置时不能与农村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切实联系。在教学过程中不符合就业需要,加之实习地点远、费用高,使得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获得专业技术。

(九)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由于当前从事低层次岗位的农村劳动力处在弱势地位,加之用人单位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误解,经常出现工资拖欠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损害了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十)就业呈“短期性”趋势、稳定性较弱

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与就业过程中,一方面工作单位缺少相关法规约束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选择相对自由,随意性大,对工作单位缺少认同感,这就出现了阶段性就业、兼业式就业等形式,“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的现象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

二、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对促进工业发展、城市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从家庭中脱离出来转移到城市中去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变得尤为重要。

(一)目前农村劳动力在规模上日益增大,同时竞争压力也日益增强,但是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分析其原因有二

(1)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人均收入的比较上,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要高于农民的人均收入,城市居民还享有福利待遇、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政策,而这些政策在农村劳动力身上则不能体现。这种情况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由于农业价格的波动,土地产出的有限性,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增长也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要快于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通过利益比较,离农意识会越来越强,最终会选择转移到城市中去务工。

(2)唐纳德・博格的“推力一拉力”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流动时主要是由于两种力量的影响,即推力和拉力。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提高收入以补贴家庭或个人发展而进行迁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由于迁入地存在吸引人们的力量,如更优的环境、更稳的工资、更好的教育。而迁出地农村环境差、收入低使得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迁移时找到心理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平衡点。

(二)当前,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有69.9%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处于初中阶段,主要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的原因造成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都对经济快速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只重视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那么劳动力在就业中就会出现低技能、少知识的问题,而且他们的择业辐射半径就会大大缩短,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同时,由于缺少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的创新能力不高,适应能力不强,在工作岗位中的提升空间与潜力都很小,也就不利于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男性人数是女性人数的两倍,打工者与家庭脱离,导致离婚率上升和青少年犯罪增加,原因有三

(1)当前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大大推动了社会流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会在不同时期和阶段采取理性的行动,来达到利益最大化与目标最优化。农村劳动力如何使家庭的经济收益最高成为每位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

(2)由于男性农村劳动力单独外出打工,这就使得他们与家庭脱节。家庭系统论认为: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单位而存在,家庭成员在一定的、稳定的环境中发生互动,在心理认同中发展。而互动与心理认同都有一定的平衡机制,当家庭成员出现变动,稳定性会降低,平衡机制被打破,这时整个家庭就面临解体的风险,如果不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动,角色不能快速调试,家庭就会分崩离析。

(3)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指出:人的发展与人格的形成都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的顺序与任务。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的家庭留有一位家长,还有的家庭夫妻双方都离家务工,孩子的教育与社会化成为问题。由于家长的缺失,孩子没能在不同的阶段完成相应的任务,这时孩子会产生“自我疑虑”“孤独无力”等感觉,不利于孩子的成L,由此青少年的犯罪率也在逐年增加。

(四)吉林省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多在省内,主要通过自行外出与亲朋好友的介绍选择职业,转移的范围有限,转移途径单一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社会成本较高

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由于文化差异、就业制度不完善又缺少熟人介绍等因素,通常面临低保障、高风险的社会成本。有的企业打着招工的幌子,骗取女性农村劳动力从事活动。而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抢劫犯罪又成为另一个社会成本。社会治安出现问题。

(五)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逐渐成为边缘群体,原因主要是他们在生存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过程中也会受到排斥与歧视

文化震惊理论认为:人们生活在一种文化下,当他们初次接触、了解其他文化时思想上会产生混乱、心理上也会出现压力。如果快速适应则会融入到群体当中;如果适应出现问题,则会被边缘化。目前农村劳动力长期生活在伦理情谊的“熟人社会”中,转移到城市以后则要面对“陌生人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情往来淡化、自我意识增强都会对农村劳动力带来文化冲击,这就导致了边缘化问题的产生。

(六)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存在缺陷以及农村劳动力权益无法保障,究其原因有四点

(1)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分析:目前农村劳动力每年都在不断增加,大部分的劳动力都从事体力型工作,由于技术含量低使得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培训机构不愿花费过多的资金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人数过剩合法权益也会降低。

(2)从法律角度分析: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存在缺陷,当用人单位以牺牲农村劳动力的切身利益来提高自身经济效益时,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到位。

(3)从农村劳动力自身角度分析:缺少必要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很少借助集体、相关组织部门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4)从社会保障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也没有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制度。

(七)“短期性”务工形式降低稳定性,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对企业缺少心理认同与归属感

用工企业由于缺少对企业文化、企业道德、企业形象方面的大力宣传与培训,这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归属感降低。另外,由于农村劳动力择业自由、流动性和随意性大,而且农忙时节需要返乡务农,这就出现了间歇性的就业形式与兼业式的就业形式。

(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过程中的制度阻碍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限制,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转移可以平衡劳动力机制,促进劳动力从过剩地区向短缺地区转移,从而实现收入与待遇的均等。当前,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大量的偏见、排斥与歧视的问题,诸如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其次,户籍制度也导致了城乡差别,这种农民身份使农村劳动力在享有待遇方面也受到阻碍。

三、结语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与就业过程中面临诸多的问题。要针对所提出的问题,运用相关理论详细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便于进一步采取措施、政策并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篇(2)

二、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受教育程度低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有女孩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父母认为,对女孩的教育或者技能培养是不明智的投资。在这些父母的认知中,女孩将来要嫁人,对女孩的投资是很少甚至是没有回报的,因此多数家庭很少对女孩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多农村女性劳动力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辍学之后大量不够就业年龄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过早地加入劳动力队伍,由此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又刺激更多的家庭放弃对女孩的教育,由此导致大多数农村女孩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整体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她们的视野不够开阔,外出就业的观念就比较淡薄,就算有外出务工的打算,可供她们选择的职业也会因为自身技能和素质有限而受到限制,进入城市从事的也大多是一些底层的职业。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两种相互交织的过程,所以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没有完善的保险和信贷体系,在农业生产遭遇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问题时,农村家庭无法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帮助,所以很多家庭为分散风险,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是无法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旦没有获得收入或者遇到挫折,则只能以家庭所获得的农业收入作为支撑。所以,农村家庭出于分散和规避风险的考虑,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部分家庭成员留守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家庭成员的性别和年龄不一样,技能和素质也不一样,应根据不同家庭成员的比较或相对优势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到各种活动中。任何在市场上具有某种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应该完全参与市场,而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则留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由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生理上的差异,使得男性劳动力具有从事户外劳动的比较优势,而女性劳动力则具有从事以养育子女为主的家务劳动方面的比较优势。所以,从家庭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家庭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农村男性劳动力会选择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而农村女性劳动力则选择留守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照顾老人和养育子女等工作。

(三)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平衡,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到了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 只能进入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中,在某种程度上“重男轻女”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性导致的,社会观念和习俗的影响很少有企业能够超脱。比如,在对待两性劳动力的态度和评价方面,几乎所有企业都会认为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劳动率水平要高于女性劳动力,且女性劳动力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面临着结婚生子以及照顾家庭的责任。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数企业会选择直接倾向于男性劳动力。虽然两性劳动力的生理及心理差别影响了他们生产力水平的发挥程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更加不可否认的是,重男轻女的观念甚至是性别歧视的行为在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可想而知,作为女性与农民两个身份的叠加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更难获得就业机会。

三、推动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一) 努力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首先,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义务教育的贯彻实施,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女生辍学的现象,防止女性文盲的出现,全面提高农村女性劳动的受教育程度。

其次,在保证农村女性劳动力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大部分农村女性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就业难的现象是因为她们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因此,政府和社会应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通过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素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二)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免除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

在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村家庭的惟一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险。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一日不解决,农村家庭与土地的紧密依存关系必然存在,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实现整体的、彻底的转移,进而造成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难度加大。

(三)消除就业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就业

受传统观念以及我国当前社会进步程度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腐朽观念依然残存在社会生活中。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开展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培训等多种形式增强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消除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偏见和歧视。建立健全保护女性劳动力权益的法律法规,保护女性劳动力的各种权利,在法律层面上消除劳动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建立城乡统一、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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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北京市作为中国特大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北京也是农村劳动力净流入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为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京市经济增长受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非常明显。本文研究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对北京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将更好地推动运用经济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模式,在现实上也能为特大城市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定义为: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新兴的二、三产业。包括农村就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口和流向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将特大城市的定义为:根据《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标准,市区常住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将经济增长的定义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的标志。

2.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均有相关研究。

在国外,刘易斯(Lewis,1954)在农业部门劳动无限供给和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描绘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增长情形;乔根森(D.W.Jogenson,1967)认为工资率是随着资本积累上升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他认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工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利利安(1982)在其提出的部门转移理论中强调,产品市场上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波动,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异,进而促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Poirson(2000)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要素的再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对人均GDP的贡献率为年均0.75%;世界银行(2005)估计,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再配置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如有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则导致总体经济增长0.5%。

国内学者谭崇台(2001)和刘怀廉(2004)则从著名的“推拉理论”来解释农村人口流动这一现象;李培林(2003)也指出由于农业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在农村甚至出现农业收入负增长态势,这使得农民对种地愈发失去兴趣,农民便离开土地流向城市;蔡昉(2005)证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会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方面,刘乃全(2005)从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资本和技术要素效应、就业替代效应与竞争效应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崔传义(2010)则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效应。

3.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图1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在1978-2011年间呈现出上升态势,根据人口的具体增长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略有上升,但整体增长缓慢。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大城市经济辐射能力虽增强,但是受户籍制度等行政制度的制约,人口流动依然存在较大阻力,故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幅度缓慢。第二阶段:1995-2000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在波动中快速上升。其中,1995-1999年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愿也因此受到冲击,人数略有下滑;1999-2000年是快速上升的一年,由于经济危机的缓和和新千年城市经济的重新复苏,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二、三产业转移。第三阶段:2001-2011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迅速提高,增长速度空前。尤其是2009-2010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直到2011年城市资源初露饱和现象时才开始放缓。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2》

另外,根据图1还可以看出,北京市1978年不变价GDP从1978年至2011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可以将整个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9年。此阶段北京市经济增长较为平缓,从1978年的108.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45.1亿元,平均增速在7%左右。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刚开始显现,经济增长加速尚不明显;第二阶段:2000-2011年,此阶段北京市GDP增长速度加快,从2000年末的507.6亿元增长到2168.5亿元,平均增速为14%。这十余年间的高速增长表明,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稳步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环境净化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推动了北京市经济在十余年间的高速增长。

4.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定义变量

本文用1978年不变价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记为GDP=北京市历年国民生产总值。用Immigrate表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记为Immigrate=北京市历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

为了减小原始数据的波动性,将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设置为lnimmigrate和lngdp。

4.2 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对Immigrate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原始序列的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故可以认为,Immigrate和GDP二者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二者均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一阶差分变量是平稳的。这说明上述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对于非平稳的经济变量。对于非平稳变量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其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可取的,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检验。通过E-G两部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文中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出于文章版面要求,相关检验结果没再文中列出。

4.3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明两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证明变量间存在确定性的相互影响关系需要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以看出,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Immigrate)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Immigrate)也是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理论上证实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市作为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其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所作出的贡献。

4.4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gression Model,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变量间共同变动的关系,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它常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因素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根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C(Schwarz criterion)法则判定滞后阶数为1,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内为标准误差,[ ]内为t检验值。

4.5 脉冲响应分析

为讨论变量间关系,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即通过比较不同变量的脉冲响应,来判断变量所受冲击效果大小,进而判断变量间互动关系。

根据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对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始终为正,且呈上升趋势。说明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对北京市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在前4期推动作用相对较弱,自第5期开始作用逐渐增强。同样,北京市经济增长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增强。

5.结论

第一,北京市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是其单向格兰杰原因。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相对较小,随着期数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加强,并且始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第二,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的增长与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是其单向格兰杰原因。由于受投资等原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如后者对前者的作用明显,但趋势是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和影响也在不断加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增长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持续且正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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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晓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保障;服务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增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发展,是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准确了解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推进情况,找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症结所在,研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措施,我们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199.28万人,转移比重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个百分点,新增转移3.5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98.65万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个百分点,新增外出2.27万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转移劳动力中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并且比重仍呈扩大之势。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岁的占60.1%,对7570名劳动力调查后的数据汇总显示,转移的劳动力中在25—45岁的共有2797人,占这一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77.4%;从文化上层次上看:以初中为主。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从技术技能看:转移劳动力中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提高。调查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实际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占33.6%,较上一年增加5.4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来,南通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对农村经济作用凸显。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价值,近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年均递增9.0%,高于同期农民收入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缓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总的来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推进比较顺利,成效也明显,但从了解的情况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剖析

从南通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在移动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多矛盾和制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要求进一步提高,加上内外部一些条件的变化,制约因素仍然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素质不适应

劳动力素质偏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过高,只愿从事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的岗位,而高技术活又没能力干,这些均导致“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文化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产业发展,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增长的劳动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越高,就业岗位就越稳定。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市劳动力素质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从整体素质上来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在转移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专文化程度占0.9%,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劳动者素质低下已构成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二)社会保障不到位

总体来看,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农民工的处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现状仍不容乐观,不少企业用工欠规范,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农民工月平均工资830元左右,基本从事苦、脏、累工种,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时,其中52%的人没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时以上,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时间,且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有63.2%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随意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工资报酬低,部分企业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故意漏缴或少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就业的积极性。

(三)服务体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不到位。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负效应产生和放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是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目前政府的这种职能尚待完善。政府还不能比较完全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的基本情况。在公共培训和技能培训上,政府部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劳动力培训未形成一盘棋的局面,培训机构缺乏,专业设置雷同,缺乏办学特色,培训资源不够集约,这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就难以加快推进。

在就业制度中,政府还没有完全把农民纳入劳动就业体系,导致农民工有组织外出的比例较低。尽管农村劳务输出人数的比例较高,但真正有组织转移的比例并不高,调查显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务工,正式经亲友介绍外出务工的、有组织的(包括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仅占12.7%,这就带来了工作人员跟踪管理服务缺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不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对部分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或信息不准以及盲目流动,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三、积极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其进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个较长的过程。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如果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为初步完成劳动力转移的标志,那么完成这个过程英国大致用了300年,法国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国、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国是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真正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再次表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转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负面影响降到较低程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当前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加强综合管理和服务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工作的思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工作的水平。

(一)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综合素质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条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长久稳定转移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健全培训体系。以现有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以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党校为主要阵地,以各种社会办学力量为补充,尽快构筑起适应南通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的培训体系,各类培训机构和办学力量,要依拖现有办学资源和条件,尽快办出特色,提高知名度。其次,推进就业培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注重实效为原则,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符合本地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符合用工单位要求,重点要突出就业指导培训,农民致富技术培训,以及与当地行业特点相适应的岗位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劳务输出相衔接,要瞄准市场需求,主动与劳动力市场挂钩,发展“订单”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走专培与代培相结合的道路,要走实用培训与系统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再次,要确保培训质量,努力提高我市劳动力的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结构由体力型向智力型、专业型、技能型转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力量。要在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建设一批农村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形成一批优势专业和特色工种,创立一批劳务培训和输出品牌。

(二)规范用工管理,促进维权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当前存在农民就业同工同酬,合法权益没保障的现象,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针对目前劳务输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利等问题,尽力搞好各项服务,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改善进城农民就业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全面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工作。重点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提高签订率;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取报酬的权利,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将进城的民工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强行政执法检察力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农民享受相应的待遇;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方式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方针政策和典型事例,进一步加深社会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篇(5)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2-0095-04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由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或者本地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引起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状态发生的变化,被称为转移就业效应,这种变化对于社会整体效用来说是提高的,但是具体到某个方面,有正面效应,也可能出现负面效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避免出现那些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行驶。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农村转移到城镇和本地非农就业,对于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一定的条件,增加了农民的人均收入,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转移后的就业市场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促使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主动习得一定的技能,将先进文化和理念带入农村,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观念差距。但是由于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多为农村中的优秀人才,所以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若缺乏有力的补偿机制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农村的“386199部队”现象,留守儿童和老人比例过高,农村人口整体人力资本存量下降等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面效应

(一)转移就业的收入增加效应

农村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二三产业就业,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城镇组织,都增加了转移主体的收入。尽管整体的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事实上转移就业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转移就业的工资水平较转移之前从事农业更高,这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力,同时也是转移就业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是依靠农业生产经营,主要是以粮食作物等实物形式为收入来源,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变化,农村居民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比重逐年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

据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经由1985年的13.2%增加到2006年的27.4%,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由1985年的73.2%下降到2006年的54%。虽然农业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但是转移就业的收入已经成为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扩大,转移就业收入将成为农村家庭总收入增长的新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有外出成员的农户家庭,户均外出务工的收入已经占到家庭收入的近四成,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同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均年收入达到6471元,年均寄带回家现金3411元,由此推算2004年年初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约为12942亿元,年均寄带回家现金6822亿元。这种通过转移就业实现的资金资本的积累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而且增加的收入还可以投入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产业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效应

劳动力地区之间和产业行业之间的转移流动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过程的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了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促进城乡信息的交流,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出就业、二三产业就业、工作中的培训和经验的积累,“干中学”的过程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转移就业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农村之外的城市生活、开阔了眼界,能够初步打破二元经济社会造成的落后观念,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观、财富观、效率观、价值观、竞争观、人才观等现代观念,有利于二元经济中社会结构的转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不仅是收入的增加,资金的回流,由于特有的“两栖人”的特点,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还有人力资本的回流示范效应。现有转移就业的主体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转移后收入的增加、生活的变化,会影响到未转移的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观念,加强对自身或者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延长受教育年限或者主动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也会增加健康投资或者进行迁移投资,从而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得以提升。正所谓“农民在流动中改造了自己,也在改造别人”。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通过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来实现的。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加快,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远低于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后,不但满足了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转移劳动力对基本生活的消费,带动了城镇交通运输、餐饮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加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有显著的提高,由1949年的7.3%到1978年的17.9%上升为2008年的45.68%②,而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步伐,尽管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功不可没。对照钱纳里(1998)的研究结果,我国2008年的人均GDP为3300多美元,应该处于6、7阶段的52%一60%之间的城市化水平,而我国只有45.68%,若根据我国实际80%多的非农产业结构看,城市化率应该在60%以上,但是若根据60%左右的就业结构的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看,城市化率应该在50%左右。可见城市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同步的,而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因此,我国还应该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进一步的城市化水平。

根据2007年和2006年的城市化率和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变-化,可以计算出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与非农从业人员偏离系数为0.40,说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变化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通过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之后,形成农村土地规模相对扩大的效果,以及转移劳动力寄带回现金的经济支撑,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的自由的有限理性流动无疑已经提高了要素的生产效率,农村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

部门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了认可。据世界银行统计,就业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1978-1995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解释16%的GDP增长。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的负面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带来的个体收入增长效应、外溢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效应、整体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示应该大力推进该项工程的进行,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也为移出地和移人地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方面,会出现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负面效应,应该更为关注这些负面效应,正确分析对待,并尽力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抵御这些负面效应产生的不利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产生移出地的农业发展减缓的 负面效应

由于工业化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特点和人力资本水平导致的能力和素质差异,相对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资料统计,2006年11891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平均年龄为33.1岁,男性为65.8%,有74.6%的转移劳动力是初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具体见表2所示:

正如上表中所示,年轻力壮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比较大,而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是老人(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44.3%)、儿童(义务教育的力量不能使所有的孩子都读书上学,有些儿童过早成为农业劳动力)、妇女(因为孩子和老人要照顾,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女性转移就业的比例低于男性)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低(55.3%的农业劳动力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可以想象,这样的劳动力结构肯定会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个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矛盾,确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转移者个体的收入,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移出地来说,资源优化配置的属性使得转移就业的流动是理性的,但留给移出地的无疑是一种优质资本流出之后的荒凉与无奈。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和越来越宽松的户籍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转移劳动力选择留在城市,寄带现金数量和资金回流效应已经减弱。

对于移出地的负面作用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土地荒芜现象,由于现有土地政策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不会转让原有的土地,有家人的就简单维持,没有家人的甚至撂荒,尤其以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重庆、湖北等地最为严重,一些地区的撂荒率甚至达到20%,总体的撂荒水平也在5%一6%之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的土地撂荒的现实影响了我国的粮食生产,不利于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产生移入地的二元分割效应

如此之大规模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由于能力、技能、素质等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他们只能进入到不稳定、工资水平较低、受尊重程度不高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713.86元,而同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为965.38元,后者仅为前者的一半多一点。如果按照小时工资计算,考虑转移劳动力的加班加点和工作时间的延长情况,则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就更低,仅为4.05元/小时,低于城市劳动力5.7元/小时的平均水平,且每一类岗位都要低。而且就是这种比较低的工资还经常被克扣、被拖欠,其他的劳动权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转移的农村劳动不仅就业上受到歧视,生活状态同样也不容乐观。衣食住行中,穿衣可以不讲究、吃饭可以简单对付、交通可以步行或乘公交或骑车,但住房是个大问题。凭借转移后只能维持生存的收入,在房价飞速飙升的城市中要想买房是不可能的,租房也只能是到偏远的城乡结合带租住简陋的房屋,基本生活条件比较差,治安较乱,而且逐渐形成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聚居区,或成为城中村,造成了城市中的二元分割状态,就连农村劳动力的子女也受到分割状态二元教育的影响,不能与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同等资源的受教育权利。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内部二元分割的状态中,一方面是比较差的生活质量和艰苦条件,另外还承受着来自鄙视的屈辱,文化娱乐本身的匮乏和法制观念的淡漠,经常出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扰乱社会治安甚至违法事件。有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是通过增加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共同作用形成。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确实为移人地增添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对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状态和工资收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原来的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影响大于就业率影响,城市劳动力会降低保留工资而不是放弃就业,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没有对城市中高收入阶层造成影响,说明转移就业活动将会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更大,会产生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城市二元分割现象。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导致差距扩大效应

尽管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同时和各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关系,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各种收入差距关系上,学者们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

1.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如前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转移的个体有收入增加作用,这种效应同时会增加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原本贫穷的农村地区。富裕地区中转移的劳动力一般出自低收入家庭,而贫困地区的转移劳动力一般出自中上收入的家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二三产业的就业,在乡镇企业或者城镇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6年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1375元/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长17%,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总量的贡献率为60%。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应该源自于各地区之间、各家庭之间、各劳动力之间所获工资性收入的差异。

2.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由于我国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三就业,对一级劳动力市场基本不产生影响(当然,可能会因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而产生管理岗位,会增加对一级市场劳动力的需求,工资会更高)。工资等薪酬是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体现,既然是价格,就会受到供给的影响,由于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分割状态的二级市场的劳动力供给,造成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下降,从而会扩大原有的一级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别,形成城镇组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我国每年新增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中,有一半在省外就业,这种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是复杂的。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对移入省做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经济学家厉

以宁教授所言“没有广大农民工的南下和东进,沿海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就业,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相应地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我国地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扩大,随着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394元,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0.12上升到0.21。由于农业更易受到自然变化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农村的地区收入差距大于城镇的地区收入差距,且波动更为明显。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主要原因。越是落后地区,其内部的地区差距越大,西部地区的内部收入差距最大。

4.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就业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同时降低或者抑制二三产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如此循环缩小城乡差距,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而达到二元向一元的转化。然而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同时在发生,学者的实证分析也证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并没有实现理论预期的效果。我国劳动力大规模乡城流动与城乡差距同时扩大是个“理论悖论”。

篇(6)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增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发展,是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准确了解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推进情况,找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症结所在,研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措施,我们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199.28万人,转移比重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个百分点,新增转移3.5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98.65万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个百分点,新增外出2.27万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转移劳动力中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并且比重仍呈扩大之势。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岁的占60.1%,对7570名劳动力调查后的数据汇总显示,转移的劳动力中在25―45岁的共有2797人,占这一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77.4%;从文化上层次上看:以初中为主。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从技术技能看:转移劳动力中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提高。调查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实际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占33.6%,较上一年增加5.4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来,南通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对农村经济作用凸显。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价值,近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年均递增9.0%,高于同期农民收入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缓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总的来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推进比较顺利,成效也明显,但从了解的情况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剖析

从南通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在移动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多矛盾和制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要求进一步提高,加上内外部一些条件的变化,制约因素仍然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素质不适应

劳动力素质偏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过高,只愿从事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的岗位,而高技术活又没能力干,这些均导致“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文化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产业发展,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增长的劳动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越高,就业岗位就越稳定。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市劳动力素质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从整体素质上来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在转移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专文化程度占0.9%,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劳动者素质低下已构成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二)社会保障不到位

总体来看,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农民工的处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现状仍不容乐观,不少企业用工欠规范,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农民工月平均工资830元左右,基本从事苦、脏、累工种,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时,其中52%的人没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时以上,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时间,且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有63.2%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随意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工资报酬低,部分企业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故意漏缴或少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就业的积极性。

(三)服务体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不到位。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负效应产生和放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是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目前政府的这种职能尚待完善。政府还不能比较完全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的基本情况。在公共培训和技能培训上,政府部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劳动力培训未形成一盘棋的局面,培训机构缺乏,专业设置雷同,缺乏办学特色,培训资源不够集约,这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就难以加快推进。

在就业制度中,政府还没有完全把农民纳入劳动就业体系,导致农民工有组织外出的比例较低。尽管农村劳务输出人数的比例较高,但真正有组织转移的比例并不高,调查显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务工,正式经亲友介绍外出务工的、有组织的(包括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仅占12.7%,这就带来了工作人员跟踪管理服务缺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不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对部分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或信息不准以及盲目流动,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三、积极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其进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个较长的过程。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如果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为初步完成劳动力转移的标志,那么完成这个过程英国大致用了300年,法国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国、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国是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真正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再次表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转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负面影响降到较低程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当前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加强综合管理和服务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工作的思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工作的水平。

(一)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综合素质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条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长久稳定转移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健全培训体系。以现有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以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党校为主要阵地,以各种社会办学力量为补充,尽快构筑起适应南通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的培训体系,各类培训机构和办学力量,要依拖现有办学资源和条件,尽快办出特色,提高知名度。

其次,推进就业培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注重实效为原则,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符合本地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符合用工单位要求,重点要突出就业指导培训,农民致富技术培训,以及与当地行业特点相适应的岗位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劳务输出相衔接,要瞄准市场需求,主动与劳动力市场挂钩,发展“订单”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走专培与代培相结合的道路,要走实用培训与系统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再次,要确保培训质量,努力提高我市劳动力的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结构由体力型向智力型、专业型、技能型转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力量。要在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建设一批农村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形成一批优势专业和特色工种,创立一批劳务培训和输出品牌。

(二)规范用工管理,促进维权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当前存在农民就业同工同酬,合法权益没保障的现象,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针对目前劳务输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利等问题,尽力搞好各项服务,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改善进城农民就业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全面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工作。重点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提高签订率;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取报酬的权利,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将进城的民工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强行政执法检察力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农民享受相应的待遇;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方式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方针政策和典型事例,进一步加深社会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活跃就业形式,拓展转移渠道

篇(7)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始终没有间断过,且已发生了流转,出现了流转经常化、流转区域分散化、流转行业多元化、流转主体代际化等现象(,2010)。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297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较1985年增长了16264.5万人,增幅达242.3%。然而,2009年的中国农村人口仍有712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3.4%,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未能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仍是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一、相关研究回顾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引起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关注,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系统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要属Lewis(1954)提出的著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为止。Rains和Fei(1961)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并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展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

基于以上劳动力转移理论,大量研究人员对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教育虽然不是引发和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但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已有的研究理论中,多数学者认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正向作用(陈玉宇、邢春冰,2004;盛来运,2007),能够增强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动机和能力(朱农,2005;程名望、史清华,2006),并能有效提高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李实,2001)。具体来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会使得一个人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分别增加2.2%、3.2%和1.5%(陈玉宇、邢春冰,2004),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增加0.3个百分点,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就会上升2.2个百分点(Johnson,2003)。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如此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可以降低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和心理贴现率减小;二是教育能够为雇主提供劳动力能力的信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迁移者更容易被雇佣,也比较容易从事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产业,实现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而且大大增强了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张林秀等,2000)。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愿意从事农业,非农劳动参与率低。与正规教育相对应的是职业技能培训,大量研究证实,专业技能培训能够弥补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任国强,2004),大大提高其非农就业的机会(盛来运,2007)。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在不同地区有着明显差异,二者在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基于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早期研究者的经验,本文采用人均教育投资、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因素,并引入人均加以控制,来检验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计量模型,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自变量,把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为消除不同计量单位可能产生的异方差,采用双对数模型,对等式两边的所有变量取对数,具体模型如下:

LnLt=?琢+?茁1LnRHt+?茁2LnGDPt+?滋t (1)

式中,下标t表示第t年;RH表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GD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滋t表示随机误差项。为了考虑各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影响,故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的滞后项,滞后阶数将根据估计结果的优劣进行确定:

2、变量分析与数据来源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因计算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是由总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数减去农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得出,由于统计指标变化,2006―2009年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与前面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其中2008、2009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用当年总的农民工数量代替,2006、2007年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是临近5年农村劳动力数量加权平均值。数据来自1986―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统计公报》和《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单位:万人)。

第二,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是由农村总的劳动力数量乘以各种受教育程度所占的比重,再与教育折算系数相乘得出,公式表示如下:

(3)式中,下标t表示第t年,i表示第i个受教育程度;P表示农村劳动力数量;Q表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渍表示教育折算系数。关于教育折算系数,胡永远、周晓和李勋来进行过讨论。胡永远设定的教育折算系数如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为1,小学为1,初中为1.2,高中为1.4,大专及大专以上为1.6;周晓等则分别定为1、1.07、1.254、1.308、1.643;李勋来等设定为l、1.1、1.2、1.4、1.6,它们之间的差距非常小。本文计算农村人力资本存量采用了李勋来测算的教育折算系数。数据来自198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第三,国内生产总值。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数据来自198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元)。

3、实证分析

对不同样本期间内的模型(2)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估计,删减不显著变量,最终得到表1所示的结果。从各估计结果的F值以及调整后的R2值,可以看出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好;人力资本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在5%显著水平上,且通过了t检验,说明模型的估计值比较显著,即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关系。

从所有的估计值来看,人力资本总体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明显的推动作用。大样本期间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促进作用,不同的滞后期,起到的作用存在差异。但总的来看,推动作用大于不利影响。从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系数的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说明样本期间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相关关系;但估计值也存在差异,1995―2009年间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就大于1985―2000年间人力资本的作用。

从掌握的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得知,近期子样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另一子样本,这说明人力资本促进作用的发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第二、三产业繁荣起来,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拉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缩减,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量会迅猛增加,而技术劳动力又体现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上,这就解释了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因此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是需求决定型的市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985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教育投资使得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从而提升了农村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能够适应较高要求的职业,大大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然而,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越容易发挥出来;反之,则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不大,甚至有不利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与结论,要加快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增加教育投资。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发展重点的形势下,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使其具备转移的主观条件。

二是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加大教育投资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由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程度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增加教育投资额度,同时要注意教育投资结构。因此,增加正规教育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增加在短期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作用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投资,改革农村的教育制度,确保农村教育的质量。

(注: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BJY068。)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劳动力流转与政府政策调试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2] Lewis,W.A: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

篇(8)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增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发展,是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准确了解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推进情况,找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症结所在,研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措施,我们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199.28万人,转移比重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个百分点,新增转移3.5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98.65万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个百分点,新增外出2.27万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转移劳动力中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并且比重仍呈扩大之势。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岁的占60.1%,对7570名劳动力调查后的数据汇总显示,转移的劳动力中在25—45岁的共有2797人,占这一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77.4%;从文化上层次上看:以初中为主。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从技术技能看:转移劳动力中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提高。调查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实际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占33.6%,较上一年增加5.4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来,南通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对农村经济作用凸显。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价值,近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年均递增9.0%,高于同期农民收入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缓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总的来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推进比较顺利,成效也明显,但从了解的情况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剖析

从南通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在移动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多矛盾和制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要求进一步提高,加上内外部一些条件的变化,制约因素仍然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素质不适应

劳动力素质偏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过高,只愿从事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的岗位,而高技术活又没能力干,这些均导致“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文化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产业发展,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增长的劳动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越高,就业岗位就越稳定。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市劳动力素质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从整体素质上来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在转移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专文化程度占0.9%,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劳动者素质低下已构成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二)社会保障不到位

总体来看,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农民工的处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现状仍不容乐观,不少企业用工欠规范,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农民工月平均工资830元左右,基本从事苦、脏、累工种,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时,其中52%的人没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时以上,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时间,且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有63.2%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随意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工资报酬低,部分企业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故意漏缴或少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就业的积极性。

(三)服务体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不到位。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负效应产生和放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是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目前政府的这种职能尚待完善。政府还不能比较完全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的基本情况。在公共培训和技能培训上,政府部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劳动力培训未形成一盘棋的局面,培训机构缺乏,专业设置雷同,缺乏办学特色,培训资源不够集约,这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就难以加快推进。

在就业制度中,政府还没有完全把农民纳入劳动就业体系,导致农民工有组织外出的比例较低。尽管农村劳务输出人数的比例较高,但真正有组织转移的比例并不高,调查显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务工,正式经亲友介绍外出务工的、有组织的(包括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仅占12.7%,这就带来了工作人员跟踪管理服务缺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不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对部分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或信息不准以及盲目流动,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三、积极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其进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个较长的过程。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如果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为初步完成劳动力转移的标志,那么完成这个过程英国大致用了300年,法国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国、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国是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真正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再次表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转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负面影响降到较低程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当前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加强综合管理和服务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工作的思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工作的水平。

(一)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综合素质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条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长久稳定转移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健全培训体系。以现有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以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党校为主要阵地,以各种社会办学力量为补充,尽快构筑起适应南通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的培训体系,各类培训机构和办学力量,要依拖现有办学资源和条件,尽快办出特色,提高知名度。

其次,推进就业培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注重实效为原则,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符合本地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符合用工单位要求,重点要突出就业指导培训,农民致富技术培训,以及与当地行业特点相适应的岗位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劳务输出相衔接,要瞄准市场需求,主动与劳动力市场挂钩,发展“订单”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走专培与代培相结合的道路,要走实用培训与系统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再次,要确保培训质量,努力提高我市劳动力的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结构由体力型向智力型、专业型、技能型转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力量。要在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建设一批农村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形成一批优势专业和特色工种,创立一批劳务培训和输出品牌。

(二)规范用工管理,促进维权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当前存在农民就业同工同酬,合法权益没保障的现象,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针对目前劳务输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利等问题,尽力搞好各项服务,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改善进城农民就业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全面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工作。重点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提高签订率;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取报酬的权利,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将进城的民工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强行政执法检察力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农民享受相应的待遇;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方式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方针政策和典型事例,进一步加深社会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篇(9)

从转移的行业看,这些劳动力由于80%都是初中及小学文化,文化素质较低,一般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简单的手工和体力劳动,属于低层次的转移。其中70%的人属于季节性流动,农忙的时候在家务农,农闲时才出去务工;只有30%的人长年外出打工。从转移的方向看,季节性流动的主要以省内为主,长期外出打工的有60%以上在省外务工。从年龄结构看,年龄在26―35岁的劳动力人员比重最高,达65%。这是因为年轻人大多不愿呆在农村,通过进城务工的途径体验城市生活,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自然以40岁以上的人居多。从收入状况看,往年收入增加、今年以来有所减少。转移就业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开工减少和部分企业工资下降。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1 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还不高。全镇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容量还不够,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处于盲目、自发阶段。由于我镇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组织化程度偏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自发外出和通过家庭成员、亲戚或同村村民带出这些途径,因此,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职业稳定性差,就业往往缺乏可持续性和确定性,缺乏有效引导,难以形成合力。而且由于没有劳动力流动中介组织介绍,劳动力需求信息渠道不畅,农村劳动力很难针对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就业机会,也难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另外,大多数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他们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3 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就业技能。我镇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有些只具备小学文化,整体素质偏低,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有限,大多数无专业技术特长,难以向非农领域和第三产业转移。随着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加,在与城市下岗工人的竞争中农民工往往出于不利地位,大多只能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粗重体力活,例如建筑施工、道路、桥梁建设、搬迁装卸的体力劳作以及餐饮、娱乐等服务生的简单工作,这些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劳动医疗保障差、安全系数小、社会地位低。这些原因使农民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和建议

1 进行农业深度和广度开发,在农业内部吸收和容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要加快推进农村产业化经营。农村产业化经营,实行农工商、产加销一体化,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很大的潜力。一是大规模开发生产基地,依托现有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进一步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紧密连接起来,全面引进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带动千家万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二是要切实把第三产业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培育新的就业岗位,加快剩余劳动力向农村流通服务、交通运输第三产业转移,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渠道。三是通过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容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对加工的农产品进行销售转移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步伐。

篇(10)

关键词:资本增长 产业结构 劳动力转移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人口流动率极低。然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推行,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农村人口拥有了自由支配劳动力的权利。随着非农产业的快速增长,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产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趋势。本文试图从资本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角度来系统论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进一步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提出相关对策。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会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组合,从而极大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人数不到劳动力总数的40%。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的转移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国外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中,最初的研究成果是美国经济学家W.A.Lewis创立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他认为农村部门存在“零值”劳动力,即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为零,只要工业部门提供高于农业平均收入的工资,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一旦剩余劳动力消除,劳动力就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变得稀缺。基于“理性选择”、“生产要素流动性”、“效用最大化”等假设,新古典学派揭示了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力流动现象,解释了劳动力流动来源于地区之间的福利水平差异。M.Todaro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考虑了城市失业的存在,从而补充了刘易斯模型。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基于“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的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综上,刘易斯、托达罗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典模型以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前提,认为劳动力的转移是无障碍的,这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城乡劳动市场分割及劳动力转移障碍是不相合的。D.Jorgenson从宏观消费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得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关键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农村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斯塔克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相互孤立的个人行为主体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关联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比较典型的就是家庭作出的。

国内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研究中,大多是从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背景、转移状况、影响转移的因素及转移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着手分析。在建国之初,国家为了保证农业优先发展,通过户籍制度和就业双重管制把劳动力围堵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劳动力的限制,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涌入。针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式,农业部课题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是,在发挥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基础上加速城镇化进程。刘建进(2002)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报酬的关键因素,并且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苗瑞卿等(2004)对托达罗模型作了修正,修正后的模型揭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改革户籍制度和提高人力资本。程名望(2009)运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微观决策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农民工是理性的,他们是以收益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转移行为。

当前国内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以前的研究涉及到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因素的影响及个体理性等方面。本文将修正后的刘易斯模型作为研究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察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与工业存量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模型建立及理论分析

一国经济在它的生命周期过程中由欠发达向成熟阶段过渡,通过增长规律或资本积累规律的变化表现出来。只要经济仍处于不发达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农业部门就是工业化和增长过程所需要的人力、食物和原料的主要来源。随着完全商业化的出现,经济的二元特征就萎缩了,农业部门的使命就完成了,这时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业部门。为了将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规律同经济欠发达阶段的增长规律对比,需要集中考虑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及技术革新这种重要的“三位一体”在两种场合的不同作用。根据Ranis. G的分析思路,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以上方程式A与经济欠发达阶段相联系,方程式B与经济成熟阶段相联系。将方程式右边的变量看成外生变量,左边的变量看成内生变量。首先考察方程式A,描述了二元欠发达经济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吸收方程式。此阶段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尽可能迅速的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方程右边的ηk表示工业资本积累,B表示劳动力使用要素偏向程度,J表示技术创新,方程左边的ηw表示实际工资增长速度,ηL表示劳动力吸收速度。方程指出,工业资本积累、技术革新及劳动力使用要素偏向程度,在因果关系上决定着实际工资增长和劳动力吸收速度。

方程式B表示二元成熟经济的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方程式。这里人口增长ηL和技术革新(Bk,J)被看作外生变量,它们在因果关系上决定着内生变量,即资本增长率ηk和利润增长率ηπ。将上述两个方程联立,表示了生命周期两个阶段存在一种结构上的对称性。

方程式B的经济意义与成熟经济增长的停滞主义论点是一致的。该论点基本承认资本在富裕社会是一种丰富的生产要素,人口增长和创新活动的外生力量有逐渐减弱的危险,而这二者对于提供充足的投资机会和防止利润率下降是必不可少的刺激。上述观点与经济欠发达阶段形成鲜明对比,方程式A中,资本被看作是稀缺的要素。在这种经济中,低水平的储蓄和技术革新能力成了阻止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吸收到生产活动中去的瓶颈因素。

上述两个方程也表明,由外生变量的数量变化而产生的影响,将通过要素中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数量调整而被吸收。在经济欠发达阶段,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对于防止要素的价格调整起着缓冲作用,保证了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的数量变化,完全落在要素数量的调整即劳动力吸收上。另一方面,在经济的成熟阶段,人口增长和技术革新的波动影响,不仅被要素数量,而且还被要素价格的调整所吸收。

纵观本模型的理论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随着一国经济水平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在二元欠发达经济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而较低的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水平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而劳动力实际工资不变。当经济处于较发达水平时,资本积累比较充足,此时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同时影响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模型的结论为我们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两个有待检验的问题:一是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实证检验及结果说明

(一)分析方法与变量设置

模型1检验总体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模型2检验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解释变量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建筑业及服务业的GDP。本文选择的模型为多元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所估计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反映了被解释变量的增长与解释变量增长的关系,适合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分析了资本增长与产业结构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而没有实证分析技术进步的影响。计量模型结果如下:

模型1:LnL=β+β1LnGDP+ε

模型2:LnL=β+β1Lnigdp+β2Lnagdp +β3Lnsgdp+β4Lncgdp+ε

模型1中L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GD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模型2中agdp表示农业生产总值,igdp表示工业生产总值;cgdp表示建筑业生产总值,sgdp表示服务业生产总值。

(二)数据来源

为全面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资本增长、产业结构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中国国内1978-2010年的城乡就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此来推导确定每年劳动力转移数量(本文劳动力转移的口径定义为:到外乡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或虽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反映资本增长的指标GDP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农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建筑业生产总值、服务业生产总值等变量,其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6.0对模型1、2进行OLS估计,结果如下:

见表1,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解释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0.395%,表明1978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力转移有促进作用。

见表2,模型2 的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当农业生产总值每增加1%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1.88%。表明当农业生产水平提高时,剩余劳动力可以自由的向其他部门流动。当工业生产水平每增加1%时,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1.85%。表明随着工业产能的提高,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参与生产。当建筑业生产总值每增加1%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0.2997%。当服务业生产总值每增加1%时,农村劳动力剩余增加0.90%,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加速劳动力的转移。

结论

综上所述,贫困问题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之一,而贫困的根源又在于较多的人口占有较低的要素生产率及不合理的制度,从而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按照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发展脉络,分析得出资本增长和产业结构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

(一)累积资本增长促进劳动力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积资本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城镇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使得城镇的就业需求增加,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拉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村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就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素质不匹配。因此,农村人力资本及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保障。此外,我国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大量职业技术学校得到资助,国民的教育水平得到普及并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拥有了一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有机会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选择其它职业来改善生活,从而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

(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劳动力转移

不同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有重大影响。由实证分析得知,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呈正向关系,表明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促使更多劳动力有条件走出农村,转移到农村非农产业或城镇;工业经济增长和服务业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呈正向关系,因为伴随着工业化和服务业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从而带来劳动力的快速流动。建筑业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呈显著正向关系,随着我国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对建筑业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且该行业对劳动者的专业技能要求不高,这使得他们必然以建筑业作为主要的就业去向。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伴随着技术的革新,各行各业必然会增加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政策建议

(一)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可知,加快城市化发展、顺应工业化趋势、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配置是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根本出路。随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必然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同时,由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的需求从物质水平上升到精神水平,必然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滞后,一方面对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地域的选择有了较大限制;另一方面,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拥有足够的发展潜力,且对于劳动力的专业技能要求不是很高,对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调整产业结构,使区域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各异,相关部门应抓住其资源优势,发挥地方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地区特色产业,使地区产业具有不可复制性。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的传统产业由于缺乏创新,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感了。因此,加快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在最近一段时期,第三产业由于对劳动力的专业要求不高,同时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第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在未来的若干年,第三产业将成为我国吸收新成长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同时也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

(三)发挥政府职能,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政府职能应该建立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利用“看不见的手”来有效调节资源配置,消除一些针对农民的不平等政策,如户籍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一些不平等政策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以户籍制度为例,建立在这一制度上的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消除类似制度因素对劳动力专一的约束,会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此外,政府应营造有利于劳动力转移的软硬环境,硬件方面主要是加强农村交通设施建设,方便劳动力的出行;软件方面主要是拓宽进城务工途径、加强相关法制法规建设,保证农村劳动力的合法利益。最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人民,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合理政策,既不损害农民的利益,又能使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流动。

(四)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地区经济

在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倾向于向经济高度发展的城市转移,如北京、上海、广州等。这种密集型的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的承受负担,影响了当地的教育水平和交通秩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从而加大了交易费用。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范围,更便利的安置剩余劳动力。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可以大力改造传统农业,优化产业布局,努力发展特色农业经济,为新农村建设打下基础。

(五)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义务教育才刚刚起步,目前农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部分服务业部门的流动,而只能长期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需求了,我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大部分农民工承受着失业的威胁。鉴于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扶持力度,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使更多的劳动力可以接受专业的技能培训,从而适应现代技术的革新。

(六)政府应加大关注力度,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信息系统建设

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应关注和帮助从农村转移进来的流动待就业人口。加强城市劳动力就业信息系统的建设,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就业工作的规划和调控中来,及时更新城市中未就业人员的信息。从就业信息系统中,搜集农民就业的特点进行集中管理,然后与用人单位进行匹配,实时公布劳动力需求信息,实现劳动力供需的动态管理。城市就业信息系统的完善,可以有效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过多的问题,保证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能得到妥善安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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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萍.国外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理论研究综述[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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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含义的分析

所谓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是转移农业劳动力,进行第二、三产业结构的劳动力转移优化。随着国家城市化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城市范围的逐渐转移,这是我国市场经济运作的一种趋势。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常见的现象,这是社会经济体制不断优化的一种标志。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块的分析,可以保证当下的工业经济的稳定运行,这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优化的一种途径。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这两个环节是相互协调的,是当代市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目前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是中东部地区、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良好,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比较大。

经济待遇问题是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向城市的转移,在此过程中,应该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意义非凡,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其应对措施

1.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问题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日益成熟,但是目前来说我国的市场劳动力体制依旧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统一性的缺乏,难以满足现阶段的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有些城镇、城市并不能就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展开具体的就业体制的健全,难以确保农村劳动力的统一性、科学性的规划应用,正是这种城乡统筹策略的缺乏,才导致现阶段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操作过程中的麻烦。我国城乡的劳动力中介组织体系也是不健全的,难以确保农民就业群体的自身利益的保护,难以就城镇转移问题及其农民收入问题展开剖析,影响了现阶段的农民劳动力环节的正常应用。由于确保必要的市场劳动力资源配置,农民外出务工转移工作不能得到科学的配置,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常开展。

受到我国社会就业市场性质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不平衡的,经常出现某些岗位的过度饱和,有些岗位过度缺乏的现象。这对于农民工不合理就业的影响非常大,当然这与农民工的自身技能环节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就业岗位对于技能要求比较严格,即使是建筑类型的岗位,也需要应聘者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这与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知识教育水平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农民工基础教育体系的缺乏,其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专业技能比较单一。其外出打工人员较多从事搬运工、建筑工等,难以满足现代化工作岗位的需要,比如需要一定的机械维修技能、电焊技能、车床技能等。

目前来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权益也是难以得到维护的,这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在就业过程中,农民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也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权益,特别是户籍管理制度的应用,加剧了这种不公平性。我国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是非常不乐观的。比如社会上一些错误就业观念的影响,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歧视。随着时代得到发展,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应用,关于行业限制、工种限制等的问题不断得到解决,但是受到国家硬性制度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大军在就业过程中依旧被歧视。随着农村劳动力生活成本的提升,如果依旧保持原有的工资,是很难满足农民的正常生活的,上述几个因素都影响了农民工流动性就业。

2.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对方案的优化

为了满足当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对体系的健全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进行劳动力市场体系的优化,进行城乡市场劳动力体制的优化、统一,进行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健全。在劳动力市场应用过程中,要进行劳动力网络资源的共享,实现其统一规划,确保城乡区域的就业信息网络系统的健全,积极做好劳动力岗位供求信息的相关工作。通过对城乡劳动力资源信息共享体系的优化,确保城乡统筹模式的正常开展。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政府也要进行行政干预,确保一些劳动力资源配置政策的出台,要按照市场的具体需要,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在工作过程中,政府要明确好自身的角色,确保劳动力市场服务水平的提升,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就业服务网络的优化,确保农村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实现城乡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健全。

为了更好的进行市场劳动力结构的平衡,要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问题展开优化,比如进行农民工技能的培训,比如建筑工程、水利建设等技能培训工作的应用,确保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升。在培训过程中,也要积极进行新型技术模式的应用,确保符合市场的培训模式的应用。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自身性质、居住特点、流动特点,还可以展开夜校教育、函授教育等模式的开展,确保农民培训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解决过程中,也要进行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的保护,确保社会矛盾的协调,进行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要针对城乡区域的市场工作模式,展开跨区域的合作机制的应用,进行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对劳动保障监察制度的应用,进行劳动力市场监察工作的强化,以有效解决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进行市场劳动法的有效落实。针对一些劳动环境差、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展开行政处罚模式及其经济制裁的应用。在劳动力市场体制健全过程中,也要进行企业社会保障模式的应用,进行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

三、结语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的剖析,可以更好的进行应对措施的优化,从而优化劳动力市场,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利用。(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