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趋势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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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增-0089-04

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也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乌海市地处西部,是典型的小型资源型工业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呈现出投资偏高、消费偏弱,出口偏低的“单一投资驱动”的典型特征。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一、乌海市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乌海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在波动中持续增长。2000-2009年上半年GDP增速均保持在12%以上,2004年最高达到31.7%。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乌海市经济发展明显下滑。2009年以来,国家和地方“保增长、扩内需”政策在乌海市收到了较明显的成效,经济发展逐步企稳,经济出现企稳回升势头,经济整体呈现积极向好的趋势。

但金融危机打破了工业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绝对优势。乌海市经济以能源、化工等资源型产业为主,具有高耗能、高污染、层次低、链条短的特点。国际金融危机使乌海市工业经济发展受到强烈冲击,出现明显下滑势头(见图1)。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使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乌海市工业产品大量滞销,停产、半停产企业急剧增加,最高时177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停产87户。目前,乌海市仍有停产企业36户,主要工业产品大部分在盈亏平衡点左右浮动。而且,企业效益持续下降,利润大幅缩水,经营亏损严重,偿债能力减弱等问题仍是乌海市经济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仍不稳固(见图2)。

二、乌海市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分析

(一)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不稳定性

近年,乌海市投资占GDP的比重呈明显的“N”型发展态势(见图3),与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2000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9.83%,2005年上升到75.16%,之后受宏观调控、节能减排等政策的重压快速下滑;在经过了短期的调整之后,又从2006年的40.46%缓慢上升到2009年6月末的49.6%。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决定地区的投资结构。乌海市的投资受地区产业结构限制以外延性为主,投资增长方式粗放,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单位投资产生的GDP波动较大,反映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单位投资产生的GDP从2000年的3.36下降到2005年的1.33,在经过了2006年的激进式增长后,又开始持续走低,从2.47下降到2009年6月末的2.02。从总体情况看,乌海市的投资效率较为低下。

(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偏弱,但效率增强

一般来说,消费水平会随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对经济的贡献也将逐步加大。近年,乌海市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弱。2000年,乌海市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2.33%, 2009年6月末下降至20.80%,而同期全区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6.83%,高于乌海市1.17个百分点。

同时,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日趋合理,乌海市消费效率日渐提高(见图4)。2000年,单位消费产生的GDP为3.08,2009年6月末上升到4.81。消费效率不断增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合理化转变。

(三)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微弱

乌海市的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存度较低,一直以来乌海市基本没有进口贸易,以出口贸易为主。2000―2009年6月末,乌海市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均在0.3%以下(见图5),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所以,在考虑乌海市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时,出口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四)经济增长与消费的相关性提高,与投资的相关性降低

调查显示,投资的大起大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难通过数据体现出来,特别是高投资增速并没有带动经济的高增长,充分表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低;相反,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了较为一致的水平,体现出较强的相关性。所以,从长远来看,通过扩大投资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短暂而有限的,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应该是消费需求。

调查显示,乌海市单位投资创造的GDP在下降,但投资占GDP的比重却在上升;单位消费创造的GDP在上升,而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削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种效率极低的运行方式。从总体发展趋势看,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现,但乌海市的经济增长仍过分依赖投资,投资仍是拉动乌海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已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金融危机对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

(一)投资需求呈“V”型发展态势

1.金融危机为投资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条件。高增长速度是乌海市投资的主要特点,但2004-2006年期间,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环保政策及节能减排任务的压力下,新上工业项目的准入门槛不断提高,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的欲望被严格控制,乌海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逐步回落,2006年投资增速同比下降31.6%。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2007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回升。2008年,金融危机对整体经济产生强烈冲击,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下半年以来,政策环境的松动使原本过热的投资预期得到快速释放,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被进一步强化,年末投资增速达到62.7%。2009年,在国家“保增长,扩内需”政策的刺激下,固定资产投资更是突飞猛进。1-6月份,乌海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8.58亿元,同比增长72.05%(见图6)。

2.第二产业投资是投资主动力的特点得到强化。一直以来,第二产业投资占乌海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保持在60%以上,第二产业的投资又以工业投资为主。2008年,金融危机使乌海市工业企业整体陷入低谷,但工业领域的投资增速仍保持在70%左右。2009年,国家“保增长,扩内需”政策的刺激使工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大。2009年6月末,第二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21亿元,同比增长84.4%,高于固定资产增速12.3个百分点(见图7)。

3. 房地产开发投资显著回落。伴随着旧城改造和滨河新区的建设,乌海市房地产业保持了近10年的调整增长。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房地产业刚性增长的神化。2009年1-6月份,乌海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8.39亿元,同比下降21.12%;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2.23%,同比回落14.44个百分点。乌海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均呈降势,分别同比下降59.5%和58.3%。6月末,乌海市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8.54万m2,同比增长13.87倍。

(二)消费需求在轻幅波动中稳步增长

2000年以来,乌海市消费需求始终保持了缓慢却平稳的增长态势,消费总量持续扩大,消费增速有轻微波动但不影响持续走高的总体形势。特别是金融危机对乌海市消费需求的影响表现不很明显。2008年,乌海市消费品市场仍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水平,增速达到25.3%左右,在整体经济不景气、居民收入水平不稳定的情况下,能保持这种增长速度实属不易。2009年,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乌海市消费市场呈现小幅走低态势。6月末,乌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6亿元,同比增长19.1%(见图8)。但是,乌海市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文化娱乐、休闲体育、旅游观光等消费项目增长较快。

(三)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

乌海市出口产品一直以来大都以初级产品为主,基本处于产业链条的最上游,下游任何产业发生变动都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传导的过程中会被放大,而且往往来势凶猛、冲击力强,乌海市的出口需求面临的正是这种局面。硅铁产品是乌海市多年以来的主要出口产品,由于国外市场需求下降、成本上升、出口限制等因素影响,目前乌海市硅铁企业自营出口已全部停止;玻璃产品出口降幅较大。电石、烧碱等产品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发生少量出口业务,2009年春节后其出口增势逐渐显现。2009年6月末,乌海市出口总额为276.68万美元,同比减少946.32万美元,下降77.38%,出口下滑势头非常明显。而且,乌海市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幅萎缩,基本处于保本经营状态,维持生产主要出于占有国外市场份额的目的。

四、构建地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对策建议

要想在金融危机和市场动荡中稳步发展,就必须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启动出口需求,提高投资效率,构建以国内消费为主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体系,调整、优化、协调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是实现乌海市经济稳步、健康、持续发展的最终途径。

(一)构建完善的消费保障环境

1.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增加职工工资在GDP中的比重。经济的快速增长应该带来职工工资总额的同步甚至更快增长。但调查显示,乌海市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水平远低于企业效益的增长水平,而且每年的平均工资增幅主要是由少数高收入层的权数拉起的,多数职工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同时,近年乌海市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由2000年的16.18%下降至2008年的11.54%(发达国家的比例在50%以上)。这种趋势对全面启动消费相当不利,必须使职工工资收入与GDP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逐步提高职工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夯实扩大内需的基础。

2.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调查显示,近年乌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49.16%下降到2009年6月末的32.17%。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极不相称,经济发展成果没有合理转化为居民财富。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有需求无能力,这极大的影响了乌海市整体的消费水平。努力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优化居民收入结构,逐步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分配比例,应该成为促进消费合理增长的重要途径。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消费者放心消费,构建新的增长动力的重要条件。一方面要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水平,特别是扩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不断减轻针对个人的税负,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投资属于政府型需求,而消费属于居民需求,我们必须改政府消费为居民消费,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二)提高投资效率,改变国富民穷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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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证券化能够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帮助，其具有的优势与好处十分明显。金融证券化究竟能够创造怎么样的优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怎样的意义，本文中给予详细阐述。社会经济发展能够为一个国家创造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因此，现代国家也均大力倡导经济发展，并实现经济金融化发展。金融证券化开始发展并取代了经济金融化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必然趋势。网络信息技术的传播速度飞速，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都实现了更好的流动，金融证券化正式基于这种需求的一种满足。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实现飞跃，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一、金融证券化概念

金融证券化主要是指以金融形态完成的证券化发行，主要是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间接金融贷放转变为证券发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完成对资产流动化能力的提升，并可以将债权以及债务关系实现证券化，从而可以让贷放以及证券发行两者之间相互融合。金融证券化所形成的趋势主要形成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定阶段，也就是市场发展的成熟期。世界金融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将近六百年的时间，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则只能够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计算，尤其是进入到七十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工具、市场以及金融体制才开始变革，金融实现证券化的发展已势不可挡。

金融证券化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融资证券化内容，其二就是银行贷款证券化。金融证券化实际范畴更加广泛，但是资产证券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相对更加单一，金融证券化具有十分明显的流动性特征以及可实现债权的市场化特征。

二、金融证券化的实施背景

1.金融管制层面存在问题

金融证券化发展的速度十分快，为此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对我国实现资产金融化面向金融证券化造成了负面影响。现阶段国家与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针对金融管理方面采取了放宽管制的策略，市场准入资格不断降低，促使商业银行与其他形式的金融单位之间产生的竞争性越来越强，为此，金融市场当中就开始形成大量的资金流动，促使客户并不需要通过银行就能够获取大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大客户以及商业银行两者之间具有较为稳定的关系受到影响。基于此，西方国家之间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后就不断进行金融自由化方面的改革。结合改革现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在经营形势与范围方面都存在重叠现象，彼此之间的经营界限不断模糊，使得金融投资机构等开始将金融服务内容范围进行扩大，并开始在金融市场当中存在大量的资金。

2.金融创新发展问题表现

现代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网络信息化建设程度加强，这些都促进了多种类型的降低利率风险以及相关功能的金融工具。结合现代化发展需要，计算机技术针对传统类型的金融机构的数据化以及功能拼接等都发生方式上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大量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产品。其中包括了零利息债券、金融期货以及欧洲商业票据等多种类型的产品。

除此之外，我国金融证券化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国有银行当中所产生的商业道德风险问题同样十分严重，因为并不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市场，商业银行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会从中收取费用，这样一来客户信用开始丧失，也会造成用户发生信用方面的问题，金融证券化市场的稳定性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三、金融证券化的问题分析

金融证券化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能够促进证券化的优势发展，需要正视当前阶段存在的问题。

在实现金融证券化的过程只能够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资产内容，但是现阶段能够提供给予我们的资产部分十分缺乏，我国企业主要采用的是负债资产方式存在，并不需要通过资产抵押或者是稳定供给等。尽管能够对银行逾期房地产进行抵押，但是这种方式仍然无法真正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证券化需要。这种畸形资产发展形势也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我国金融证券化的过程中，缺少投资机构运作，为此只能够通过借助房屋抵押债券等形势进行，住房抵押债权也需要具有长期的稳定资产提供支持，这样一来又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制造苦难。我国现阶段证券化发展水平不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较多，国有银行当中商业道德风险相对较高。因为形成的市场存在缺陷使得商业银行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会对客户的信用等级不断下降，当客户信用发生问题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就会对证券失去信心，这样一来就将会严重影响金融证券化的发展。

四、金融证券化的发展

1.放宽金融管制实现证券化

从我国投资方式当中分析，金融证券行业当中完成证券化阶段，商业银行采取的主要投资类型包括：财政债券、国家债券、保值公债、以及股票等，现阶段我国主要应用的投资形式主要是国家债券。针对当前阶段可实施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管制策略需要能够有主意实现商业银行发现优质稳定投资，并且也有助于提升对闲散资金方面的使用效率，实现对投资的收益回报。与此同时，也能够转变对证券市场方面的调控与管理方式，结合金融证券行业方面的创新并能够不断加强对投资力度以及相关间接调控手段，能够更进一步促进证券市场方面的良性稳定发展。

2.促进金融资产领域的证券化发展

完成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就是对金融资产方面的一种证券化建设。我国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证券化建设就需要不断适应国内外证券化发展经验，以此实现对我国国内证券化领域与国际市场接轨。为此，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实现多样化发展，也就是对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与形式进行多样化建设，实现单一类型资产的多层次、多结构的方向发展。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面向商业抵押的方式发展。第二，环节不良资产类型，借助于资产证券化建设形式解决存在的资产不良等情况，降低资产浪费等问题的发生，降低证券市场实际发展情况。

3.实现证券化发展的主要策略

第一，需要综合分析现阶段我国资产主要形式，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可以发现，采用住房抵押的方式毕竟不能够真正意义上促进证券化发展，因此，需要加大投资机构的建设。商业银行所采用的贷款形式与其他类型的住房抵押贷款具有较为良好的收益效果，风险相对较低。为此，住房抵押主要对象经济行为相对更加的简单。但是因阿红高低压住房贷款所产生的期限相对更加漫长，形式也更加单一，这些原因都是造成金融证券化的主要成因。

第二，作为具有专门性特征的服务系统，针对证券化的中介单位需要建立严格且具有标准化的标准，以此实现对市场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水平提升。中介服务员也应当对掌握的相关信息内容等进行规范。

五、实现金融资产证券化相关建议

金融证券化发展属于经济背景环境下的产物，属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进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融证券化发展开始成为了能够代替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容。金融证券化债券实际发行比重不断提升，金融证券化同时表现出流动性、稳定性以及安全性等多方面的优势。金融证券化除了具有一定优势，还具有产生一系列效应的能力，能够对我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金融证券化能够促使集资规模不断扩大，并可以促使资产社会化规模加快，实现更好的融资，刺激双向投资机制形成。

通过结合实际情况完成对我国金融证券化的发展，需要从分借鉴当前阶段国内外成功经验。第一，国家政府应当给予政策性支持。我国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大，为此，可以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对金融证券化发展提供帮助，此外，政府也可以形成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促使金融市场的发展符合法律要求，促进金融市场的合法化运作。

第二，提升对金融创新方面的建设要求。通过放宽管制形式，可以为建立金融管理机制环境，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建设提供帮助，并能够更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证券化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金融证券化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获得的收益不断提升。在实现金融证券化的过程中也需要加强对其造成的问题的思考与分析，通过加强对相关策略的完善与调整，以便可以有效提升金融化的推进。由此也能够不断适应现代我国社会国情与市场发展，实现我国经济的繁荣与富强。并在文件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关注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也应当加强对其他金融领域方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立泰，刘万明.自由化背景下全球金融监管发展趋势及对我国金融监管变革的启示[J].科学经济社会，2010，01：32-37.

[2]胡军.法国公司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在资本全球化下的变迁——对中国金融法典化道路的借鉴与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10，02：37-40.

[3]杨继贤，何迎庆，张秀云，张冰.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趋势及煤炭企业对策[J].中国矿业，2010，08：54-57.

[4]徐亚平，张瑞.证券化、流动性与货币政策——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J].财经科学，2009，07：18-25.

[5]梁洪杰.论全球经济低碳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抉择[A].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清华大学法学院.WTO法与中国论丛（2011年卷）[C].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清华大学法学院：，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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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在2009年到达谷底

尽管如此，美国金融市场也很难重演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后整个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各大金融机构倒闭消息纷至沓来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对次贷危机的严峻程度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预期，而美国政府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救市政策的效果也将逐渐显现。2009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可能逐渐恢复，市场将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笔者认为，金融市场危机有望在2009年到达谷底。

受负向财富效应与信贷紧缩影响，美国居民开始压缩自己的消费计划，而耐用品消费成为重中之重，这也是2008年美国汽车业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也只有美国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才能降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逐步恢复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尽管美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然而随着消费者失业风险的加大，我们认为，美国居民将在2009年继续调整消费，消费增速将继续保持在低位。美国房地产投资从2006年年初就一直陷入负增长，这一负增长将在2009年持续下去。由于对居民消费的预期黯淡，再加上股市下跌与银行惜贷限制了企业的外部融资，预计2009年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不容乐观。此外，随着欧元区、日本等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已经陷入衰退，2009年美国的出口增速与2008年相比将会显著下降。因此，次贷危机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支柱均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将持续到2009年全年。在2010年初，美国经济有望重新恢复正增长。但要恢复到次贷危机爆发前3％左右的增长水平，可能还需要3～5年时间。

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较快走出低谷

即使次贷危机没有爆发，欧元区经济本身也出于周期下行阶段。次贷危机的爆发重创了欧洲的商业银行体系。由于欧元区金融市场中银行间接融资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意味着一旦银行惜贷，欧洲实体经济将面临比美国实体经济更为严重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欧元区先于美国步入衰退的原因。此外，美国经济衰退也会影响到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尤其是欧元区最大国家德国的出口。我们预计欧元区经济走势基本上与美国保持同步，而且欧元区经济反弹的时间可能晚于美国。

日本经济实际上一直没有能够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时间经济萧条中完全走出来。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目前日本主要是依靠对美出口以及对华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同样不容乐观。

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在2009年也将集体面临增速显著下滑的局面。次贷危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传导的机制如下：发达国家进口需求萎缩首先影响到出口产成品的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东亚国家经济减速会导致对能源与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下滑，进而影响到能源与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无论如何，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显著下降，但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极小，且经济反弹的时间将早于发达国家。如果说发达国家经济将走出一个底部较长的U字型，则新兴市场国家很可能走出一个V字型。

次贷危机已改变全球资本格局

次贷危机已经显著改变了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从跨境资本流动上来看，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向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显著的资本净流出。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大量的账面亏损，这些亏损既包括直接投资次贷产品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全球金融市场形势恶化之后发生的连带损失。出现大量账面亏损之后，国际机构投资者只有一个选择，即去杠杆化――这意味着进一步出售风险资产，获得现金后偿还之前的日元或美元贷款。去杠杆化事实上也是日元或美元套利交易的平仓。由于国际机构投资者在过去几年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大举投资，去杠杆化就必然导致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上大举抛售，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这将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本币贬值、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赤字，甚至引爆金融危机。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可能导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2009年上半年爆发金融危机。而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当前基本面最为脆弱的群体既非拉美国家，也非东亚国家，而是中东欧国家。从经常账户余额与GDP的比率来看，2007年东亚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盈余为5.3%，拉美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为2.2%，而中东欧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高达10.1%。从外债与GDP的比率来看，2007年东亚国家为18%，拉美国家为23％，中东欧国家高达53%。进入21世纪之后，中东欧国家不仅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恶化，而且净外部借款的增长额远超过外汇储备的增长额。因此，如果跨境资本继续流出，则部分中东欧国家极有可能在2009年爆发货币金融危机，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乌克兰等基本面最为脆弱的国家。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提出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不得不面临诸多挑战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之一是外需下降。不仅美国外需下降，次贷危机还造成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外需普遍下降。例如目前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也显著放缓。在外需下降、劳动力成本提高、信贷成本提高、原材料与燃料价格上升、出口退税率下降、环保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等各种不利因素冲击下，中国出口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这种压力为中国出口行业的产业升级与收购兼并提供了外部动力。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压力造成太多的出口企业倒闭，不仅会危及短期经济增长，甚至也不利于长期的结构性调整。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出口月度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负增长，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09年上半年。尽管进口增速的下降远快于出口，但2009年上半年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降低至零。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多年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已经步入下降周期，则遭受房地产投资下降与出口下降双重冲击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无疑将大幅下滑。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已经降低至9％，在2009年确保经济增长8％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之二是外汇储备价值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两万亿美元，其中至少一万亿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两房的倒闭使得中国机构债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而两房的国有化不过意味着潜在损失由美国机构债转为美国国债。2008年年底美国的未清偿国债余额为10.7万亿美元，市场预期2009年美国政府可能需要举债2万亿美元，一旦新增国债供给量（占存量国债约20％）超过市场需求量，新增国债的收益率将会显著上升，导致存量国债市场价值显著下跌，则中国持有的数额巨大的美国国债将面临严重损失。此外，如果美国政府通过印刷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救市成本，这将导致美元贬值，使得占中国外汇储备大约70％的美元资产遭受巨额损失。事实上，只要中国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就不可能从次贷危机这一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中脱身。中国央行也很难通过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来降低系统性风险。虽然美元资产面临着信用等级下降以及美元贬值的风险，但如前所述，欧元资产的前景不容乐观，日元资产的收益率太低，而其他币种资产或者市场规模太小、或者流动性不足。从长期来看，如果中国政府不积极调整出口导向的外贸外资政策，不及时地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外汇储备规模将会继续上升，而中国政府也将持续面临外汇储备购买力缩水的冲击，次贷危机不过是冲击的开始。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之三是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际收支与资产价格的冲击。笔者对2009年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趋势判断是，2009年上半年，由于国际机构投资者依然在进行去杠杆化，这将导致短期国际资本继续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因为资本外流而再度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下半年，随着去杠杆化进程的结束，国际机构投资者将重新面临盈利的巨大压力，在这一压力驱使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再度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更加汹涌的资本流入。这就意味着，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将面临的持续的资本外流，外资的撤离可能进一步打压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同时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速。而到2009年下半年，资本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激增可能再度造成中国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重新流入的国际资本可能再一次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甚至形成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一，是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可能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到目前为止，方方面面的证据证明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国际能源与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新劳动法的推出、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措施的出台，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优势已经被显著削弱。中国出口行业需要通过收购兼并、产品结构升级换代来实施多元化以及提高产品附加值。但由于出口行业吸纳了太多的就业，造成出口企业利益集团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要目前中国出口商品还有价格优势，出口企业往往就缺乏进行调整的动机。因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一方面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另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而将显著恶化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这就给了中国政府对出口行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利用这一时机，积极调整出口产业政策，容许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兼并收购，鼓励出口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附加值，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增进整体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缓解随之而来的外汇储备累积和流动性过剩。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二是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时机。次贷危机启动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重估。各大股票市场指数纷纷回落，金融机构与企业的股票价格大幅下挫。目前全球资本市场估值处于较低水平，投资价值相应上升。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性机构的股权投资通常是持警惕和抵制态度的。然而次贷危机爆发后，为缓解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发达国家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现在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基金的投资持谨慎欢迎的态度。因此，次贷危机为中国政府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进行股权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中投投资黑石、摩根士丹利的案例表明，如何判断股市的行情是否到了底部，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危机提供了机会，但是如何把握投资的时机以及选择投资的对象，这并不容易。我们建议，中国国有投资机构可以和美国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合作投资，例如让美国机构投资者主投，而中国国有投资机构跟投的方式，用这种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做法来学习美国机构投资者的眼光和经验。中铝和美铝联合投资力拓的案例值得效仿。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三是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的地位逐渐上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很可能加快上述进程。如果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凸显出来，中国经济的引擎效应将会更加明显。虽然中国政府实施了比较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但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化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随着次贷危机造成美元持续大幅贬值，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成为结算货币的概率显著上升。中国政府应把握好次贷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的机遇，积极推进人民币成为一种区域货币。例如，中国政府、中国金融机构和中国企业可考虑在香港等境外金融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机构债和企业债，以及设立人民币的清算中心等，这一方面可促成在海外人民币的流转、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此外，于2008年底签署的中韩本币互换也标志着人民币区域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不同地区影响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沿海城市受到的冲击较明显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东西部开放度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国家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各主要地区的冲击是不对称的，简单而言，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出口行业依赖更大、房地产价格泡沫较为严重的沿海地区遭受的冲击更加明显，中西部和内陆地区遭受的冲击要更弱一些，且时间明显滞后。

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省市是中国发展程度最高、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是遭受次贷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重灾区。受外需萎缩影响，这些省份的出口企业面临新增订单不足、进口商拖欠货款甚至赖帐等严重问题。在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时期，为降低未来生产经营成本，很多出口企业囤积了不少原材料，当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突然下跌之后，这些高价购入的库存对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显著不良影响。在次贷危机冲击下，沿海省份有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倒闭。由于大部分出口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企业的倒闭使得非熟练劳动力的失业问题浮出水面。在广东、山东等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多的省份，也出现了大量的外国投资方一夜之间突然撤离的案例。由于净出口以及出口导向的投资在上述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将会显著影响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而快速上升的失业人口也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此外，对以深圳为代表的部分沿海大城市而言，房地产价格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达到了居民收入不能维持的水平，次贷危机的爆发则成为房价泡沫的导火索之一，并加剧了这些城市的房价调整，而这又通过影响房地产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冲击。

内陆城市冲击小，时间带有滞后性

相对而言，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开放度和贸易依存度比较低，受到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较小。但是，当次贷危机的爆发影响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后，就会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对内陆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第二轮冲击：第一，由于很多内陆地区是沿海企业能源与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因此沿海地区出口企业的集体不景气导致对内陆地区资源与原材料需求的显著下降，从而影响到内陆地区的企业销售收入与政府税收；第二，很多内陆企业是为沿海企业提供配套支持的附属企业或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的不景气将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游企业的经营状况；第三，对中西部很多不发达地区而言，通过输出非熟练劳动力（农民工）而获得的汇款收入是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沿海出口企业倒闭造成的非熟练劳动力失业，导致汇款收入大幅缩减；第四，沿海地区失业农民工的回流也会加剧内陆地区的失业问题与社会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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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l展的趋势

互联网金融作为这个时代的新鲜事物，既拥有互联网的便利性也能对金融起到增值的作用。互联网金融由于互联网平台拥有大部分网民，它的发展也以顾客的需要以及相应要求为主体。通过对它进行分析，总结出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趋势有如下几方面。

1.第三方支付平台成为支付方式主流

随着网络技术以及智能移动设备的发展，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代表之一，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得到快速发展。现在网上购物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也支持线下支付，人们平时出门都不用带现金就可以完成购物。据资料显示，2016年我国第三方支付网上交易规模将达到15.6 万亿元，发展十分迅速。

2.投资群体年轻化

根据资料显示，网民中年轻人使用互联网金融中相关业务的比例高达“88%”，逐渐成为互联网金融使用者的主力军。主要是年轻人上网的人数比较多，能够更好的吸收新鲜事物，而且随着那些工作者的工作能力的增加，工资的增加，能够实现定期还贷，对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3.存贷款业务更加便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普及，现在普通百姓贷款十分便利。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以及普通群众存在放贷难等问题，而互联网金融的借贷业务能够提供一定的援助。互联网的应用广泛性以及机构简易性使得金融企业成本以及交易成本降低，从而促使供需双方都有可能达成投融资模式。

三、互联网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1.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补充与完善

互联网金融在实质上并没有取代传统金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补充与完善。首先，互联网提高信息利用效率。互联网金融的原理是通过网络技术包括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等电子商务以及社交平台等形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通过计算机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输出所需信息，提高了将金融市场的信息转为己用的效率。同时，互联网金融业务方面也能得到很好的拓展。其次，降低了企业成本。互联网金融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以及风险评估，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较低，同时解决风险的成本比传统金融也有所下降，并且在互联网上进行投资与融资能有效提高资金配置，减少交易成本，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成本花费方面有所下降。最后，操作灵活。由于互联网金融没有复杂的机构设置，操作方面更为灵活，决策管理也更为有效。交易也能得到较大的简化，更具有可操作性。

2.有效促进金融体制改革

互联网金融让传统金融得到补充与完善，目前，随着支付宝、微信、京东的快速发展，弥补了电子商务在运作与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这些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与发展对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及为资本市场的多样性注入活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互联网金融在理财、借贷、融资与投资等方面的创新为传统银行提供了借鉴之处，共同为金融体制改革做出努力。

3.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是以用户为主，只有顺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带动所有人一起创新、一起创业才能让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各个地方小企业的成立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来说尤为重要，互联网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尤其是小企业、个体创业者以及普通老百姓等这些群体。比如人们在银行借贷需要很多手续以及信用考虑，而且一般小企业向银行的借贷会比较困难，以支付宝为例，这些企业可以通过支付宝里面的蚂蚁花呗等工具进行贷款，有了资金的支持，才能够实现发展。这些方面的创新能够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

4.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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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金融是指与为了获得与未来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的流动资金供应（或转移）有关的活动[1]。什么叫做经济金融化？顾名思义，对其的准确理解是经济与金融紧密联系，不可分离，市场经济也是金融经济的一种。在经济金融化中，企业利润的来源不在是传统意义上通过贸易与商品生产来获得，而主要是借助金融渠道来获取利益。

1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向的成因

在我国经济金融化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常见。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造成我国经济金融化有多种原因，文章将介绍以下几种：

1.1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

我国实体经济整体状态不容乐观，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经济利润都处于一个下滑的态势；两者相比民营企业整体经济利润下滑幅度最大。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当前，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深入发展，实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甚至出现恶性竞争挤兑对手，经营环境恶化；我国的民营企业相对来说负税沉重，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导致大量的实体经济进入到泡沫经济领域中。例如：大量的实体经济进入房地产行业，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业没有增值税，很轻的营业税，房地产业的整体的负税与实业要轻很多。

1.2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提高

科技成果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应用十分迅速，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与以往相比，在同等的时间下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提高为经济金融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1.3经济的自由化和快速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三十年里，为我国社会积累的巨大财富；社会经济的不断积累，社会财富需要不断升值，就必须寻求新的投资渠道；社会财富以货币的形式来体现，大量的货币缺乏新的投资渠道，不得不大量投资金融领域，导致了我国资产的价格的不断攀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前经济自由化程度都是最高的，有利于资本的流动。

1.3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各国的资本可以在全世界比较自由的流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大都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资本具有趋利性，大量的热钱涌入我国套取利润，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金融化创造了外在条件。

2应对经济金融化的对策

2.1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

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不断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资本转向金融领域，不在进行生产与贸易。要扭转这种趋势，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为它们减负， 尤其是取消花样繁多的违规征收制度，以扩大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另外，加强金融方面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有效的控制实体企业的交易成本。重视小型金融与乡镇金融的发展，使我国的乡镇企业，可以得到金融支持，最大限度的缓解小型企业的资金压力。

2.2加强政府对金融管制

针对我国金融交易呈现出过度、短期的特点，政府需要加强管制的力度；金融交易的过程交易是金融业的特征，大量的衍生金融交易品进入市场[2]；这使得我国金融业虚假繁荣，其金融交易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行业短期投资过多，投机行为盛行，压制了金融的长期投资。政府应对金融交易进行管制，尤其是短期投资，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降低金融交易的频率；对其中的产生收益，可以缴纳一定的所得税，以限制获利预期。

2.3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近些年来，我国为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力推行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是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将投资与消费相统一，我国高投资的基础上，也应考虑到民众的消费能力；在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下，需要稳步提高民众的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群众才敢将存入银行的钱拿来消费。较低的工资水平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共同的限制我国民众的消费能力。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3]。需要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刺激国内消费；过度依赖出口来动经济增长我国经济不利。

3结语

当前，金融关系已经扩散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金融手段成为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的主要手段。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我国要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挑战，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立体，有效加强对金融的管制，限制金融领域的过度繁荣。对金融领域管控的得当，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蔡则祥，王家华，杨凤春《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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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中国人民银行了2013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据统计，今年1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狂飙，录得2.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倍，环比增长70%；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也创出近3年新高，同比多增3340亿元。社会融资反映非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在宏观经济回升趋势尚未完全确立之时，社会融资规模的超常规增长，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资金面的紧张状况。

客观分析，今年1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迅速增长，是上年末融资需求延后和今年融资需求前移这两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存在“早投放、早受益”的经营惯性。按照现行财务会计制度和金融机构绩效考核要求，若年末大幅发放贷款，不仅当年确认收益有限，而且还要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且增加来年业务增长压力，不符合金融机构经理人员利益最大化要求。针对年末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需求，金融机构往往是在完成审批后并不即时发放贷款，而是延至来年1月份。此外，在我国，社会融资仍是一种稀缺资源，除少数大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政府融资平台、项目投资均需要在生产建设启动前确保资金已经到位，导致部分融资需求前移。

应该看到，社会融资迅猛增长，也是实体经济资金紧张状况的侧面反映。社会融资演变，存在顺周期特性。在宏观经济回升态势尚未确立之时，微观经济主体大多行为谨慎，融资意愿相对不强。除非出现资金面紧张状况，迫切需要外源融资缓解燃眉之急。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贷款的大幅增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实体经济资金面的紧张态势。

事实上，当前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规模仍在高位，财务费用增长较快，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下降，将会明显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资金运转。通常，为保证企业正常运转，同时又最大限度加快企业产品销售，应收账款规模应与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一定比例。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规模达8.22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较2012年6月末提高了0.5个百分点；应收账款与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8.97%，较上年同期提高了0.7个百分点。以上情况表明，当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向现金收入转化的机制还存在一定障碍，这不仅影响到工业企业经营利润的质量，而且也会给企业内部资金正常流转带来消极影响。企业资金面紧张状况在工业企业财务费用上也有明显反映。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数据，2012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发生财务费用1万亿元，同比增长27.2%；虽然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4.8个百分点，但财务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1.22%，较上年同期提高了0.18个百分点，显示财务费用已经成为侵蚀工业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合来看，为缓解微观经济资金紧张状况，同时在项目建设之前注入启动资金，是逆周期宏观调控的本质要求，有利于稳定经济回暖基础。但考虑到我国货币存量规模已经很庞大，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大幅增长不仅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削弱融资约束机制作用，而且还会造成资源闲置与浪费。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社会融资和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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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115-04

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熊彼特(Schumpeter,1911)、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爱德华・肖(Edward S. Shaw,1973)、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1973)和卢卡斯(Lucas,1988)等等紧跟其后进行深入研究 [1~3] 。近十多年来,单个国家和跨国家的实证文献得以迅速的积累,从国别、跨国研究到多时空尺度的区域研究 [4~6]。现有文献集中于被解释变量时间维度特征的条件均值统计建模,两个比较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拓展方向是:其一,基于被解释变量空间维度特征进行空间统计数据挖掘,空间统计学可以提供方法支持;其二,对横截面数据、聚合数据(Pooled Data)或者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位数统计建模。本文主要是就后者进行一个研究尝试:基于中国中部六省共82个样本地级市区的聚合数据(Pooled Data),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优点

Koenker和Bassett (1978)最早提出线性分位数回归的理论 [7]。分位数回归是对以古典条件均值模型为基础的最小二乘法的延伸,用多个分位函数来估计整体模型。中位数回归(最小一乘回归)是分位数回归法的特殊情况,用对称权重解决残差最小化问题,而其他条件分位数回归则用非对称权重解决残差最小化。

由于分位数回归本身计算的复杂性,所以它没有迅速普及,但相关的理论研究在逐步地完善。由于分位数估计可以选择不同的分位(tau:τ)的对被解释变量分布的头尾部分进行研究,将不同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综合就得到了该条件分布的完整描述。在研究对象的分布呈现异质性,如不对称、厚尾、截断性等特征时,分位数回归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8]。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其用于分析在被解释变量的不同水平下受到解释变量影响作用的差异和变动[9~12] 。分位数回归大致可以分为参数回归模型、非参数回归模型、半参数回归模型这三类,每种模型都有其各自的估计方法。

分位数回归采用加权残差绝对值之和的方法估计参数,其优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它对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不需做任何分布的假定,这样整个回归模型就具有很强的稳健性;(2)分位数回归本身没有使用一个连接函数来描述因变量的均值和方差的相互关系,因此分位数回归有着比较好的弹性性质;(3)分位数回归由于是对所有分位数进行回归,因此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4)不同于普通的最小二乘回归,分位数回归对于因变量具有单调变换性;(5)分位数回归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11~12] 。现在主流的统计软件都可以加载分位数回归软件包,分位数回归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经济、医学、教育等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的实证分析运用EViews6.0进行计算。

二、对象描述、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按照《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07)的界定,考虑到行政区划的局部调整,中国四大经济地带省级省市区和样本地级市区的分布情况如下:东北三省36个地级市区,东部十省市87个地级市区,中部六省82个地级市区,西部十二省区131个地级市区,全国三十一省市区共336个地级市区。这里选择中部六省82个地级市区,针对地级市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献中,生产函数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基本估计框架。这里也将它用于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设定总量生产函数(t期)的形式,把产出抽象为金融发展水平与控制变量的函数,控制变量是除金融发展水平以外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可以表述为:

Yt=f(Financet,Comtrolt,) (1)

其中,Yt是产出或者增加值,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替代;Financet是金融发展水平;Contiol是控制变量。

一般地,如果进行弹性研究,就可以在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具体拓展。为了基于可得数据研究中部六省地级市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里被解释变量就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增长,用GDP表示;解释变量取两组变量,即金融发展水平和控制变量。

第一组变量是金融发展水平。根据数据的可得性,这里考虑地级市区金融相关比率指标,用FIR表示,等于金融机构存贷总额与GDP的比。

第二组变量是控制变量。包括那些能够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差异的变量,目的是用来控制其他可能导致地区经济差异的因素。(1)实物资本投入。这里用各地区的固定资本总额占GDP的比值反映各地区的物质资本的投入水平,用INFIXP表示。(2)人力资本投入。在地级市区的研究中,一般用各地区的中小学毕业升学率或者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近似的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地级市区财政金融的紧密联系,这里设置了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占GDP的比值综合近似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财政金融的紧密联系,用LGEXPP表示。(3)经济开放程度。考虑到地级市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与金融的紧密联系,这里设置了外国直接投资额(或者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GDP的比值综合近似反映各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与金融的紧密联系,用FDIAUP表示。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是要进行弹性研究,把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则实证研究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LnGDPP = β0+ β1*LnFIR + β2*LnINFIXP + β3*LnLGEXPP

+β4*LnFDIAUP+μ (2)

为了保持指标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实证研究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07》,数据的实际时间范围是2000―2006年,加入WTO过渡期为2001―2006年,增加2000年的数据是为了增加样本容量。

三、中部六省地级市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条件分位数回归结果与统计分析

(一)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的估计结果比较

2000―2006年中部六省地级市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数据,一共包括82个地级市区七年的共574组样本数据,样本比较大。为了进行对比,运用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由于EViews6.0软件对变量名称没有区分大小写,以Ln开头的变量在输出结果表与图都显示为LN开头的变量。这里主要关注估计方法、统计检验(拟合优度、方程显著性检验、变量显著性检验)和方程系数估计结果的异同。

1.估计方法。条件中位数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条件均值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条件分位数(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二者所运用的估计方法是不同的,条件分位数(中位数)回归运用LAD (least absolute deviations)估计量进行估计,条件均值回归运用LSD (least squares deviations)估计量进行估计,因此,估计结果自然会因估计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2.统计检验。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的方程显著性检验(Quasi-LR检验、F检验)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统计显著的。变量显著性检验(t检验)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统计显著的。由于计算方法不同,两种估计方法的拟合优度值的大小明显不同。一般地,基于相同的数据, 伪拟合优度值(Pseudo R-squared)明显小于拟合优度值(R-squared),调整的伪拟合优度值(Adjusted Pseudo R-squared)明显小于调整的拟合优度值(Adjusted R-squared)。在表1中Pseudo R-squared 为0.2810,Adjusted Pseudo R-squared为0.2759;表2中R-squared 为0.4351,Adjusted R-squared为0.4311。另外,表2中D.W.值为0.4328显示了一阶序列正相关性,如果运用广义差分法在模型设定时引入AR(1)就能够明显地提高拟合优度值,R-squared与Adjusted R-squared都大于0.85。由于表1的条件中位数回归没有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为增加可比性程度,这里不给出引入AR(1)的条件均值回归的结果。

3.方程系数估计。对应系数的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和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大小明显不同。三个解释变量(LNFIR、LNFIXPP、LNLGEXPP)系数的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明显大于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LNLGEXPP的系数为负值;一个解释变量(LNFDIAUP)系数的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明显小于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四个解释变量系数对应的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与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符号没有发生改变,其弹性意义也是比较直观的。

(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的差异与变动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水平下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需要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分位数水平进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具体估计时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分位数的选取和系数标准差的计算。首先,在分位数的选取上,这里取10分位数和20分位数分别估计。受篇幅限制10分位数回归只给出5个分位数的结果,其中,5个分位数(Quantile)的对应分位分别是τ=0.10,0.30,

0.50,0.70,0.90。其次,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标准差用自助法(bootstrap)重复抽样200次求得。取自10分位数回归的5个分位数的结果(如表3所示),全部20分位数回归系数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变动情况(如下图所示)。

1.不同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差异分析。在经济增长的某个具体分位数水平,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具体地说(如表3所示),在被解释变量LNGDPP的不同分位数水平,解释变量LNFIR、LNINFIXP、LNFDIAUP的系数都是正值,绝对值则是LNINFIXP的系数最大、LNFIR的系数次之、LNFDIAUP的系数最小;LNLGEXPP的系数是负值,绝对值都比较大。另外,容易看出,用自助法(bootstrap)重复抽样200次求得的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标准差也有一定的差异。在经济增长的每个具体分位数水平,解释变量LNFDIAUP的系数的标准差都是最小,而解释变量LNFIR、LNINFIXP、LNLGEXPP的系数的标准差都比较大。另外,0.5分位数附近的回归系数标准差相对比较小,往两端走靠近0.1、0.9分位数附近的回归系数标准差相对比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系数显著性检验的尾概率P值出现了两处大于0.05的情况,即0.1分位数回归变量LNFIR(该变量估计结果对应的第一行)的尾概率P值0.5911,0.9分位数回归变量LNFDIAUP(对应结果的第五行)的尾概率P值0.0751。

2.相同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变动分析。在经济增长的每个不同分位数水平,某个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如上图所示),随着被解释变量LNGDPP的分位数水平从0.05逐步增加到0.95,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系数的点估计(中间带圆点的折线)和区间估计(上下不带圆点的折线)都在变动。这里集中分析系数点估计的变动特点具体地说表现为:截距项在7.8附近波动(考虑排版因素,在上图中略);解释变量LNFIR的系数是在0.25附近先是比较快地变大,从LNGDPP的0.30分位数处LNFIR的系数开始再逐步微弱地变小(除了0.50、0.80分位数处的两处小幅跳高以外),中间伴随着局部的波动,波动的幅度则是在0.40分位数以前波动的幅度比较大,在0.40分位数以后波动的幅度比较小;解释变量LNFIR系数变动的这一特点基本反映了在中部六省地级市区LNGDPP的不同分位数水平金融中介(商业银行)作用的基本规律;LNINFIXP系数变化的上升趋势比较明显,从0.40一直增大到1.10以上;解释变量LNLGEXPP的系数表现为明显的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在0.50分位数处系数为最小值-1.0904;解释变量LNFDIAUP系数变化表现为明显的逐步下降趋势,两端的局部下降更加突出,这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分位数水平,中部六省地级市区LNFDIAUP和LNFIR、LNINFIXP、LNLGEXPP对LNGDPP的影响特点是显然不同的。

(三)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

总结以上实证分析我们有以下基本结论: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的估计结果表现了一定的差异;与条件均值回归相比较,条件(多)分位数回归能够揭示更加深入全面的数据信息;利用2000―2006年中国中部六省地级市区的数据,条件(多)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了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某个具体分位数水平,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现了解释变量作用的差异性,在经济增长的每个不同分位数水平,某个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现了解释变量作用的波动性;实际上,同时进行的分地带计算结果还表明在经济增长的每个不同分位数水平,LNFIR、LNFDIAUP对LNGDPP的影响特点在其他地带(例如全国、东部、西部)的地级市区是显然不同的[13~14] 。这些基本结果对于制定协同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2]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3]爱德华・M.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4]尼尔斯・赫米斯,罗伯特・伦辛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理论与经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5]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罗斯・莱文.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朱闰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文汇,2004,(6):46-64.

[7]Koenker, R. and G. Bassett (1978), “Regression Quantiles,” Econometrica,(46):33-50.

[8]Roger Koenker(2005),Quantile_regr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Koneker R, Schorfheide F. Quantile spline models for global temperature change[J].Climate Change,1994,(28):395-404.

[10]Papapetrou E.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public-private sector wage gap in Greece: evidence from quantile regression[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6, 13(4):205-210.

[11]陈建宝,丁军军. 分位数回归技术综述[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3):88-96.

[12]陈娟,林龙,叶阿忠.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8,(2):16-27.

篇（8）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已经成了国家发展的核心，近些年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正在迎接着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跨国企业越来越多，不断冲击着传统的金融规则与秩序。就此看来，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监管模式似乎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一、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现状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为主，以银证保三者为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金融监管体制。而金融监管体制的主体则是国务院，国务院委托监管三大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体制只有通过国务院才能发挥其监管职能，所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明确指出，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要对国家的证券市场采取统一管理、统一监督的措施，来维护市场秩序，以保障市场正常的运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虽然管理比较集中，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过于集中的管理模式，才导致了监管体制之间缺少合作与交流，形式比较单一，与国际的交流少。而这种现状已经显然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

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危机主要是通过贸易来对中国进行影响的。我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增长的缓慢，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业务。在2007年年初汇丰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有60%出口的物资输到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占了28%。2009年、2010年以来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不大，但不良贷款风险存在的条件下，房产等投资出现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停滞。此外，中国企业销售的账款回收风险进一步提高。间接上造成银行业效益增长停滞，银行不良贷款出现反弹。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随着世界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金融行业正在进行不断地发展变革。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总理曾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必须要处理好金融开放、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加强管理与监测跨境资本的流动，维护金融行业的安全与稳定。金融创新是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应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谨慎创新，避免因金融创新而造成的十分严重的后果，使创新成为中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业一直在不断创新，不断走向更高的阶段。但中国的金融创新无论是在制度、产品还是手段上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初级阶段的金融创新，导致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缺乏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过高，竞争程度不高，缺少新型金融机构。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结合自身国情，密切地联系金融市场，防止业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化，密切关注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监管程度，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金融监管的前瞻性、全局性与有效性。

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

（1）向合作化发展。金融危机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特点也使金融危机的危险性扩大，波及范围也扩大，以至于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甚至是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行业。我国的银行、保险和证券金融行业，特别是发达地区的行业，已经导致许多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一些沿海地区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内地的金融行业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承受住金融危机的打击。为了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处于不败之地，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必须丰富起来，最好是能够采用灵活、多变、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广泛协调、合作团结的监管体制，向合作化发展。

（2）向混合化发展。金融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激烈的竞争背景下，金融业已经开始了创新和变革，新的金融产品也层出不穷，比如说由金融衍生出来的产品交易，受网络环境的影响，网上银行交易等创新业务也相继而来，我们只有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管理体制，鼓励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开展多种类型的金融业务，为行业提供新鲜的服务和产品。监管的方式也应该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以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适应混合化经营的需要，推动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开始逐渐向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发展。

（3）向国际化发展。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很多金融活动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界限。但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不一致，导致许多跨国企业利用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来逃避国家的金融监管，钻国家的法律漏洞，从事高风险暴利的非法经营活动，导致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散。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要以国际为标准，将国家内部的监管法律法规与国际保持一致，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强化联合监管，使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也趋于一致，走向国际化。参考文献：

篇（9）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衰退，再次引发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研究。金融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方面，在风险管理、信息提供、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直接反应区域性的特点，而且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的发展水平。因此，探求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制定适合本地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一国经济金融跨越式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1955年、1965年托宾在其《动态总体模型》和《货币与经济增长》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托宾在该模型中引入了货币金融因素，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的机制在于：货币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又影响其消费或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20世纪七十年代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等发展金融学论著问世，标志着发展金融理论的形成。1955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0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以及1967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标志着格利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他们的主要观点有：①货币与各种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类同性与替代性；②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③金融发展的过程是从不发达社会的初始金融制度向发达社会的金融制度的演进；④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创新。麦金农和肖（1973）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这两本巨著的问世，才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提出了金融发展开创性的观点。Kapur（1976），Galbis（1977）等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论证提高利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模型，形成了麦金农-肖学派。Hellmann、Murdock、Stieglitz（1997）等主要从有效需求观点和信息不对称角度批评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上升对经济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可能带来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可能带来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经济增长；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银行从事高风险行业，竞争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也会加剧金融时常的不稳定性。熊・彼特（1990）首先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大影响。此后，第二代金融理论摒弃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把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考虑在内，认为金融体系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形成的，因而也叫内生金融理论。

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这样，导致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金融的运行必然具有区域性不平衡的特点；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的总称，由于自然资源、经济条件、独特区域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重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导致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作用。

1、区域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效率。经济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能够增加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另一方面还可带动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经济运行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通过提高金融市场上融资者和投资者的需求来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同时，经济结构的突变可以导致金融结构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化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导致资源要素的跨区流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会造成金融资源在空间的分布不均衡。

（二）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通过资金优化配置机制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除了要不断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之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注重投资质量比注重投资数量更为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配置，同时金融体系通过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是通过资本积累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资本积累的关键是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首先，金融体系从本身的职能出发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吸收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并转化为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其次，通过金融业务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强、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进而优化储蓄结构、提高边际储蓄倾向；再次，金融机构部门通过利用信用扩张功能，高效运用资金，不断强化风险管理水平，降低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量，增加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将储蓄资金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通过金融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影响和带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内涵增长。金融业是经营资金信用的行业，而资金的运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金融业被称为高风险行业，但同时也是追求经营管理质量的行业，金融部门为规避自身风险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对于其他经济组织则会起到影响带动作用。因此，金融发展不仅从宏观方面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转移，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还能从微观层面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管理机制、经营体制的转换和组织形式演化，推动企业由粗放式向集约化、内涵式方向发展，继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转型。

四是通过资金流导向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提升质量和内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质量与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则。银行业将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和对资产投向的正确引导，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产业、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行业和企业的供给，不断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尽管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本文遵循马尔科・帕加洛（1993）的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揭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假定人口规模是静态不变的，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AK（1）

则经济增长率gt+1为：

gt+1=yt+1/yt-1=Kt+1/Kt-1（2）

为体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该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用于投资。如果用于投资，每期将以δ比例折旧，因此t期总投资为：

It=Kt+1-（1-δ）Kt（3）

假设不存在跨期消费，在一个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总储蓄St等于总投资It。如果金融发展不完美，即总储蓄中有一部分在金融中介过程中损失掉，则总投资仅为总储蓄的一定比例，即：

It=?兹St（4）

将（3）式和（4）式代入（2）式得：

gt+1=It/Kt-δ=A?兹St/yt-δ（5）

去掉时间下标，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率为：

g=A?兹S-δ（6）

其中，s为储蓄率。从式（6）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来影响经济增长率，即θ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储蓄转化为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

（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由（6）式，可以得到：

g＋δ=A?兹S（7）

两边取对数有ln（g＋δ）＝lnA+ln?兹+lnS，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因此假设技术水平和储蓄率在样本期对经济增长不存在影响，可以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GRE=β0+β1FIR+β2FME+β3DSM+β4DIM+ut

（三）指标的说明

1、区域经济增长GDP。本文选择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计量标准。在数据的处理上，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即：GRE=Ln（人均GDP）。

2、金融相关率。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选取云南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均值与该地区当年的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名义GDP。

3、金融中介效率。该指标衡量金融机构资金投放和运用的效率，基于数据可获性，本研究以云南省历年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ME=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名义GDP。

4、股票及证券市场发展程度。股票证券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金融衍生品，反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数据的处理上，本研究将其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水平的度量，即：DSM=股票筹资额/名义GDP。

5、保险市场发展程度DIM。保险是金融重要组成部分，保费收入的多少已经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程度考量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认为，保费收入的高低，可以很容易、很直观地看出该地区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即：DIM=保费收入/名义GDP。

（四）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获性，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09），其中的缺失数据我们利用SPSS软件技术运用线性趋势方法来补足。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的检验。在对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在ADF检验办法下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第一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第二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三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四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五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对时间序列平稳性分析表明，该时间序列组合中的各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这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用ADF法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该序列一阶差分平稳，即序列GRE、FIR、FE、DSM、DI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方程有意义。（表1）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GRE=8.734300-2.007334×FIR+3.285805×FME-1.596637×DSM+38.30740×DIM+ut

t=（29.45565）（-2.438044）（2.975432）（-1.272835）（2.841637）

R2=0.981147adjR2=0.962293

F=52.04057DW=2.374559

从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R2值达到0.98，说明该模型能解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98%，而F值也达到52，其相应的P值也小于0.01，说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该模型是显著的。除DSM变量的统计不显著外，FME、DIM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FME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而DSM变量不显著是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难，近年来虽然不少企业（目前有27家上市公司）通过上市融资，但对经济的贡献还是较少。

（三）误差修正模型。为反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短期作用，我们还引入了误差修正模型（ECM）：

其中，ecmt=ut=GRE-（β0+β1FIR+β2FE+β3DSM+β4DIM）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

GRE=0.260937+1.601170×FIR-2.848265×FME+1.538301×DSM-25.86136×DIM+0.330031×ecmt-1+?着t

t=（2.974781）（1.061053）（-1.232467）（1.392336）（-1.024402）（0.369877）

R2=0.767911adjR2=-0.392537

F=0.661737DW=1.650707

从该误差修正模型来看，拟合效果不好，F值很低，方程不显著，因此需要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利用OLS估计原模型得到残差序列ut，然后利用残差序列的绝对值四次方的倒数作为加权序列，最后利用OLS估计得到新的模型。

t=（6.589094）（-0.212610）（-0.542057）（7.213355）（1.912352）（-4.201929）

R2=0.999999adjR2=0.999996

F=76.34800DW=0.866411

通过修正后，模型的显著性提高，F值也提高了很多，可决系数R2达到0.99，说明方程的解释能力提高。但是DW值有所下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可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作用，这点可以从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看出，长期和短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在长期，金融相关率和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对经济起重要作用；而短期却是保险市场发展和金融效率推动经济的发展，符合云南的实际情况。

（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着力鼓励有实力的地方企业上市融资，推动大中型企业发展，加大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力度，解决其融资难问题。适应当代政策取向，有目标、有步骤地建设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服务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云南地方企业发展、进出口企业融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提供基础与准备。

（二）推动云南地方保险市场发展，扩宽保险渠道，不断增加保险收入。不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云南地方现有金融机构体系，不断进行金融工具与产品创新，适时引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机构落户昆明及周边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昆明开展金融服务，使得整个云南金融体系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从而真正地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中介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篇（10）

唐山市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虽历经旷世巨灾―1976年大地震的毁灭性打击，但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和全市人民的发奋努力下，很快完成城市复建和经济振兴，逐步发展成为河北省的经济重心。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全市按照总书记2006年视察唐山时的指示精神，以科学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总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城乡等值化、社会治理和谐化、党的建设科学化，使全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GDP跨入4000亿元俱乐部，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4469.08亿元，为2005年的2.1倍，“十一五”年均增长13.4%；总量跃居全国城市第18位、地级市第4位；全部财政收入438.95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95.84亿元，分别为2005年的1.9倍和2.4倍，均保持全省第一位。

金融业作为“百业之首”，同样取得了超常发展，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为全市“十一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资金支撑。“十一五”期间，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由8家增加到18家，2010年底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215.3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758.93亿元，存贷比为65.45%；有4家证券公司设立营业部20个、服务部2个，有9家企业成为国内或国外上市公司，1家企业通过上市初审，全市境内外上市的8家公司“十一五”期间累计融资人民币138.08亿元，港币19.25亿元，美元130万元，发行可转债30亿元，发行各类债券208.1亿元，并有 4家期货公司营业部落户唐山；地市级分支机构的保险公司从12家增长到38家，2010年全市累计保费收入120.67亿元，赔付支出28.19亿元，“十一五”期间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分别增长253.97%、 321.38%。尤其难得的是，在近两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情况下，全市金融系统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各项经济金融政策，有效应对和防范金融危机，使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十一五”期间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继续保持“双降”，2010年不良贷款率已降至1.76%，保持全省最低水平。

“十一五”成绩的取得，既离不开上级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金融系统内外多方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有四点：一是市委市政府把金融业作为重要产业来抓，措施得力，工作到位。在组织人员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和产业发展长远规划，对金融机构加大在税收、土地、城市规划、人才及家属安置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引入全国性金融机构，推动经济金融双赢发展。自2008年起，市财政还设立促进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对金融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还将在凤凰新城中心位置规划建设“金融街”，为金融机构升级上位提供一切有利条件。二是曹妃甸经济区开发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巨大空间。“十一五”期间，全市抓住曹妃甸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机遇，全力实施以曹妃甸为龙头的唐山湾“四点一带”开发战略，在南部沿海地区规划设立了四个功能特色明显、产业相互协调、协作关系密切的产业聚集区，构成起沿海经济隆起带，使之成为科学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前沿阵地。其中，仅曹妃甸就已累计投入开发建设资金1525.9亿元。巨大的金融需求和融通市场，对金融产业超常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三是金融改革稳步推进，经营管理和社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金融资源配置基本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发展需要。“十一五”期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顺利实施，股份制商业银行迅速发展，竞争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全力实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重组，扭转了其管理混乱、高风险运营的局面。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在全省率先完成央行票据兑付工作，信用社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工作稳步推进。扎实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和村镇银行筹建工作，各类创新型非银行融资机构为延伸拓展金融服务搭建了新的平台。四是金融监管框架逐步完善，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唐山是全国设立保监分局试点的5个地级市之一，初步形成了以人行、银监局、保监局为主的金融监管体系。而且随着金融监管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和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大，全市金融运行环境明显改善。依托市金融证券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合力推动金融领域重要工作的开展，辖内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明显提高，金融案件得到有效遏制，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诚信原则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重视，恶意逃废金融债权的案件逐步减少。2009年唐山市还被评选为第六批中国金融生态城市。

二、当前唐山市金融业发展面临的基本形势

从宏观上分析，唐山市金融产业面临历史上非常难得的外部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国家重点扶持“环渤海湾经济区”发展，为唐山金融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二是京津唐区域合作不断推进，为唐山金融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积极打造金融中心，为唐山市金融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发展环境。唐山依托两个临近的金融中心，经济发展步伐将不断加快，从而为打造区域金融强市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三是曹妃甸工业园区及科学发展示范区的建设，为全市金融产业提供了广阔市场。根据曹妃甸新区发展规划，在今后的5-10年内，将其定位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级重化工业基地和京津冀城镇群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已成为国家级高新区。国际大港和国家级高新区的开发建设，必定带来多层次金融需求，同时成为区域金融产业发展的强大内在驱动力。此外，河北省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强省的规划，也为唐山市金融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证和支持。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家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等，使唐山市金融产业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从区域内经济金融发展现状看，也面临较大发展压力。一是现代金融日益呈现市场一体化特点，使地方金融机构的自表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对地方金融发展产生日趋严重的制约。二是区域城市间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实质上是对金融稀缺资源的争夺和试图垄断，微观上往往形成恶性无序竞争，特别是周边大城市争做区域性金融中心，竞相出台扶持金融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和一些大的举措，保持“压倒性”竞争优势和对区域内的“虹吸效应”，使类似唐山市这样的二线城市面临金融资源流失的困境。三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唐山经济和金融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唐山市作为重工业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繁重。在经济转型的重大历史关头，金融产业能否保持高速发展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四是唐山市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从发展总体情况分析，今后一个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不足、资金短缺以及金融服务业的落后仍是制约经济发展全局的“瓶颈”。金融业能否适应形势，尽力满足日益增加的金融服务需求，是其必须面对和破解的重大课题。

从唐山市金融业自身查找不足，还存在许多“短板”现象。主要是: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辐射作用不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实力弱;金融组织结构、信贷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失衡现象;金融业服务单一、落后，创新能力不足;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基础尚未有效形成，服务效率偏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任重道远;金融高端人才缺乏。

三、唐山市金融业“十二五”战略部署

面对继往开来的“十二五”，唐山市从自身发展需要发，要矢志不移的坚持打造区域金融强市的战略目标，确保经济与金融协调快速发展。为此提出了金融产业 “五四三二一”发展构想：打造“五大基地”――临港工业金融服务基地、航运金融服务基地、物流金融服务基地、民营经济金融服务基地和资源金融服务基地；完善“四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信用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实现“三个突破”――金融机构更全面、金融产品更丰富、金融市场更完善；形成“二个中心”――初步形成立足唐山、辐射渤海湾的产业投资基金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完成“一个目标”――建立独具特色的唐山金融产业，推动唐山城乡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银行业发展目标：银行业机构组织体系基本健全。形成以大型银行为主体，股份制银行为生力军，政策性银行、地方法人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非银行业机构和三类新型农村银行业机构为补充的多类型、多层次现代银行业组织体系。银行业经营规模稳步较快增长，主要发展指标实现“641”的目标，即未来5年，唐山辖区银行业存款规模年均增长保持在18%以上，到2013年末达到6600亿元左右；贷款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2013年末达到4000亿元；银行业实现年度账面利润110亿元以上，资产利润率达到1.6%以上，银行业机构盈利面保持100%。银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左右，到2013年达到120亿元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以上。全部法人银行机构资本充足率保持8%以上，核心资本充足率保持4%以上。金融机构不良率全部达到4%之下。优化银行业业务收入结构，力争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到11%以上。银行业总体存贷比逐步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规划期末争取达到70%以上。力争至少新引进6-10家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入驻唐山。证券期货业发展目标：增加证券期货公司的数量，扩大业务规模，促进证券公司在业务扩展、产品设计、客户培育等方面的创新，推进唐山证券业整体活跃度。直接融资比重显著提高，债券发行市场获得较大发展，形成能够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和其他证券业务需求、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均衡发展的证券市场体系。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力争进驻唐山的证券公司达到8-10家，并争取在各县（市、区）全面设立至少1家证券营业部，总数在25家以上，并尝试建立1家本地证券公司。积极吸引更多的外地期货公司在唐设立分支机构，力争规划期内驻唐的期货公司达到8-10家，并尝试建立1家本地期货公司。始终保持培植50-60户企业作为上市后备资源，规划期内上市公司力争达到15家以上，上市公司质量提高,结构优化,骨干带动作用明显。证券交易额大幅增加,直接融资规模逐年扩大,从证券市场首发融资或再融资总额力争达到500亿元以上。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和资产证券化等融资规模达到300亿元以上。产权市场交易规模达到100亿元，融资30亿元。积极运作设立曹妃甸产业投资基金，规模达到200亿元以上。研究探索建立曹妃甸离岸金融试验区。保险业发展目标：建立起市场体系完善、组织机构聚集、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与唐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保险业。力争到2013年，在唐山设立地方法人保险机构1家、驻唐保险公司总数达到50家左右、保险中介法人机构30家以上。保费收入在2009年88.8亿的基础上，力争到2013年超过150亿元，年均保费增长速度在18%以上。保险深度达到4％以上，保险密度超过2000元。计划到2020年，使唐山成为有特色保险机构的聚集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创新中心、有特色保险产品的研发中心、保险人才的交流培养中心、保险资金的运用中心，成为在中国北方领先的保险发达城市之一，并向国际成熟保险市场看齐。中介组织发展目标：建成比较完备的金融中介体系，金融中介机构种类齐全，业务多元，监管有力。加快各类中介机构发展，完善服务功能，鼓励和支持创办各种类型的信用担保机构、再担保公司。力争在规划期内各类较大规模担保公司达到50家，同时总担保基金总额应达到100亿元左右。积极支持国内外有实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在唐山市设立分支机构。

为确保上述目标实现，提出如下举措：

（一）进一步加强领导与监管，形成长效工作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依托市金融证券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全市金融业发展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组织协调、指导推动等工作，定期研究和解决金融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切实加强对全市金融工作的协调和领导。加强对全市金融业发展的统一谋划、统一协调、统一指导，改善发展环境，促进健康发展；健全完善金融协调监管机制，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分析。

（二）完善市场组织体系，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

认真研究解决当地银行业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之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强化基础管理、形成各具特色的业务优势和运营模式。进一步推进唐山市商业银行加快发展，优化多元化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使之尽早成为大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鼓励配合全国性金融机构到唐山市设立分支机构，并争取在引进外资银行方面取得突破。积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发起设立证券融资公司，为券商提供抵押贷款、质押贷款、信用贷款和证券融通服务。争取创造条件设立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与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改组为地方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并引入战略投资者组建跨区域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创造条件，设立农业担保有限公司、县级农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研究制定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商业保险服务“三农”。

（三）不断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潜力

全市当前以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为主导，加快由资源主导型经济向沿海开放型经济转变。在此形势下，要充分发挥唐山市金融产业能量，促进区域工业体系结构调整与产业链的形成，为钢铁、石化、机械制造和港口等优势产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与服务。

（四）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市场直接融资比重

积极推进后备企业上市。重视并加强对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系统研究，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资产置换、整体上市等方式加大资产重组力度，力争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上市公司群体。鼓励和支持期货公司不断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拓展业务空间，增强竞争实力。充分利用国家大力发展债券融资的有利时机，有效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积极鼓励、引导一批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加快发展。鼓励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五）快速发展新型金融市场，构建股权投资基金产业链

加强股权投资基金的研发、政策配套和集聚功能等措施的建设，促进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实现资本集聚。打造多层次（市、区）、多类型（风险投资、产业投资、私募基金）、多规模（50亿以上、50亿以下）的股权投资基金产业链，形成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与民间金融的金融组织体系，以此实现直接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产业链的过程中，把风险投资基金（VC）作为重要的突破口，并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支持民间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

（六）鼓励金融创新，在深化金融改革和推进金融开放方面与时俱进

强化五大金融创新观念，即投资观念、市场观念、客户观念、风险观念和人才观念，推进金融观念创新，为建设创新型试点城市贡献力量。积极支持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转变盈利模式，提高竞争能力。支持加快金融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发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保险产品，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创新保险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能力，更好地发挥保险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的作用。

（七）发展和健全金融中介机构，不断完善金融服务

进一步加强会计、审计、律师、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建设，完善和发展证券投资咨询、保险经纪、、专业理财服务等机构，着力培育和完善运行高效、服务规范、种类齐全的中介组织体系，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发展信用调查评级机构。大力发展符合国家要求的企业贷款担保机构，积极建立地方性再担保机构，加快形成规范的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发挥已有优势，设立区域性票据交易中心。

（八）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升级

篇（11）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1-0086-07

一、问题提出

2016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下文统称《规划》），绘制了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版图。根据规划指导，中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要在2020年跻身世界前15位，正式加入“创新型国家俱乐部”；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由当前的55.3%提增至60%。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关注点不仅仅框限在科学技术研究本身的革新和发展，而是更加注重关乎国民经济主战场，关乎面向科技前沿，关乎面向重大需求，比如科技金融（SCI-TECH Finance）问题。在《规划》中也鲜明指出，“要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金融体系”。自此，构建合理高效的科技金融体系正式成为国家级的战略规划。不难发现，中国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双重叠加的大背景下，经济结构转型优化，提升产业科技内涵成为当前国家发展的核心要义，如何围绕经济结构部署创新链条，并围绕创新链条辅之以金融服务，探索科技和金融的最优结合机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技金融正式进入中国理论界的视野应当追溯到1993年[1]，在历经一个较为充分的发展阶段后，科技金融体系发展在实践中有着怎样的阻力，又应当如何解决？在科技金融实践中是否存在某些误区，以至于学理界对科技金融体系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响应实践的需要？现有的科技金融体系是否存在帕累托优化路径？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践分析，归纳出当前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中的宝贵经验与实践误区，尝试为政学业三界厘清问题导向，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体的改进路径，为下一阶段的中国金融结构体系改革优化提供经验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文献轨迹述评

有关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阐述，具有早期代表性的研究当属Schumpeter（1912）[2]的信用创造论，该理论认为，具备复合功能的银行机构可以对那些运用新生产技术的企业进行有效甄别和支持，并由此促进了科技创新。Hicks（1969）[3]甚至认为，工业革命的贡献不应主要归功于技术创新的结果，而应突出金融革命的核心地位。King and Levine（1993）[4]的研究则展示了科技与金融融合创生的可能路径，即金融体系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评估企业家、归集资本、平滑风险以及预估技术的收益等服务，从而缩短了技术革新的周期并提高了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多层次、有递进的科技金融体系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5]。

相比之下，国内科技金融的理论研究则存在一定的滞后。在赵昌文、陈春发和唐英凯（2009[6]）之前，“科技金融”概念尚未从理论的角度来进行严格界定，亦没有形成独立性的科学内涵。学者对科技金融的定义多停留在“金融机构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进而在“金融机构与科技管理部门密切合作”的含义上使用[7]。直至赵昌文、陈春发和唐英凯（2009）才正式系统地描摹出科技金融应具备的轮廓框架：科技金融对于科技研究开发及其后续的成果转化、产业化所衍生的各种金融问题，也包括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金融解决方案，是理论、政策、工具和服务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之上，洪银兴（2012）[8]进一步拓宽了科技金融的视野范畴，认为科技型企业所内生出的特殊“科技”属性（无形资产为主、产权交易不活跃、难定价等）决定了适配这种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具有更高的准入门槛和特殊性。传统金融结构在对接科技企业时极易产生金融渗漏。由此，财政性和政策性资本注入成为科技金融的重要方式。随着经济进程的推移，商业银行机构同资本市场一道，也逐步适应了科技企业的特征模式，并成为科技金融的重要构成。

前述文献已从不同角度在科技金融的领域内进行了有益尝试，但仍可在某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针对科技企业初创期和成长期的风险特质，应当形成以创业投资为主体，以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科技信贷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科技金融体系，并在政府支持和中介服务的框架下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对接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9]。中国现有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长期存在[10]，形成了银行机构的科技信贷是科技金融体系下的主要力量的思维范式。然而，银行机构作为理性的经济个体，具有着明显的“嫌贫爱富”行为偏好[11]，在面对处于孵化技术、科技创新试验推广阶段的科技型企业，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政府引导政策性金融来解决这种市场失灵问题成为科技金融问题中的重要一环。但是，银行机构的风险厌恶、资产抵押偏好和政府调节的滞后性决定了这种间接的科技金融模式极有可能存在效率沉降乃至导向偏误。因此，以天使投资为代表的具有主动性和专业性的直接融资模式颇受学者的青睐，洪银兴（2012）认为，面对大数量级且呈分散状态的科技成果研发、转化项目仅依靠资本市场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而集中性的孵化器所具有的共享性和公益性可以有效地促成产学研的合作平台，当然，这仍离不开政府机构的“牵线搭台”。尽管目前的科技金融体系面临着显著的进步，但依旧免除不了低效化的症结。吴翌琳和谷彬（2013）[12]的研究发现，虽然现有的科技企业的资本来源多元化趋势明显（金融机构科技信贷、政府资金、财税政策、风险投资等），但这些创新资本之间更多地呈现出了拮抗的特质，未能形成有效合力。这也说明中国现有的科技金融体系中仍旧存在桎梏，需要进一步从实践中寻找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三、中国科技金融的实践误区与偏差

（一）实践上的误区：科技金融的核心调节手段拘泥在市场机制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倚赖市场“无形的手”来对资源进行调节分配成为诸多学者的期盼与共识。在科技金融格局中，同样坚定倡导由市场决定的金融来接洽科技型中小企业。从理性趋利偏好来考察，基于科学技术创新所内生出的金融需求，以及金融自身更新换代需要创新支持的角度，由市场决定的金融应当主动与科技创新活动相融合，并演变成为科技创新投入的主力军。然而，科技创新所内含的极高的风险特质决定了把市场配置作为科技金融的导航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泥淖之中①。科技型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资金的介入。但必须承认的是，不同阶段的风险释放特征以及金融的风险偏好，决定了不同类别的金融资本进入科技创新的阶段性选择的巨大差异[13]（见图1）。

在科学技术思想蝶化成为技术孵化的初级阶段，即图1中所描述的“科学范畴”和“技术范畴”阶段，是对资金需求量最大的阶段。而在现实中，上述这两个阶段的资金投入却最为匮乏。在这个阶段，创新收益几乎为零，且超出了传统金融资本所能承受的风险边界，理性的市场性金融更偏好于“商品服务范畴”阶段。在科技创新和孵化过程中的企业难以按照市场规则获取资金支持，特别是在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导的“创意设想―科学研究”阶段，其距离市场也最远，回报率极低的事实也导致了市场性金融对其产生了明显的行为排斥，而该阶段恰恰是科学技术研发的奠基阶段。因此，现今主流理论所强调的由市场主导的科技金融模式，使得金融资源都汇聚在了商品服务阶段，并在该阶段中形成了资金需求度低和资金供给量大同时存在的异象，降低了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具备十分明显的社会正向收益，在该模式下创新收益难以收敛到具体的个人和企业，这种正外部性现象本身就是市场机制缺陷所造成的“失灵”，因此想要简单通过市场机制对其进行修复并扭转科学技术研发初始阶段的资金匮乏之像，具有很大的难度。

（二）融资对象的误区：科技企业本质把握偏移

在现有的科技金融理论体系中，对科技企业的把握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大量的科技企业处在初始发展阶段，企业规模较小，也构成了现有科技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认知基础。以至于在对科技企业融资问题进行探讨时，容易将原有的“小企业融资”理论简单地挪移到科技企业融资问题上来，使得科技金融在构架和塑造时陷入了原有的路径依赖之中，脱离了科技企业的风险和生命周期特征。更何况，传统的理论范式框架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小企业风险高―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实践悖论[14]，这种融资理论范式的效应就更值得存疑。第二，传统的科技金融的关注对象出现了损漏，仅将融资支持的对象集中在市场“经济主体”上，对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金融支持上，甚至出现了真空和断层的现象。应当说，高校、科研院所是创意设想、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科技型企业生产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但却由于其非经济主体的地位被现有的金融体系所忽略。当然，强制性地要求经济理性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非经济主体（高校、科研院所）的高风险研究中确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符合市场运作的经济效率原则的。因此，寻找一种替代性的金融体系（机制），用以接洽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研发行为，成为当今实践条件下科技金融的一大重要内容。

（三）融资机构（市场）的偏差： 金融机构机制失灵、资本市场循环梗塞

1.金融机构融资机制失灵

现有的商业银行机构对于科技企业的本质把握失当，使得科技企业在间接融资市场上屡遭困境。传统银行机构的授信模式并不能契合科技企业的重要特征（无形资产突出等），加之科技企业初创期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等难以在市场上寻求到合理的定价模式。因此，银行机构只能拘泥于原有的固定资产抵押技术，而这却恰恰是科技型企业的弱项所在，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缺乏固定资产的科技企业难以在银行机构信贷市场上通过传统方法来取得（足够的）资本金。即便银行机构开发出了以“三品”、“三表”和“三流”为主的具备一定创新价值的“软”信息技术贷款②，但仍可将其归类为流动性贷款，这种仍旧拘泥在“本量利”分析模式下的审贷流程，很少有基于项目投资前景提供的中长期信贷服务，并不能客观科学地反映出科技企业的特异于一般类型中小微企业的“四高”模式（高科技、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风险）。这样的信贷结构特征对于时常面临支付脉冲的传统小微企业而言尚可，但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大量资本注入的科技型企业来说，并无裨益。

进一步地，银行业大小银行机构的差异构成了现有的“企业融资―银行机构”格局的认知基础。在面对中小型的科技企业时，传统的“小银行优势”理论也被简单地挪移到该融资领域中来，强调小型金融机构与科技型企业的适配度更高。这种理论导向忽略了科技金融的融资对象和传统金融融资对象之间的巨大差异。具体来说，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阶段前移至了“种子期”和“初创期”，在该生命周期内，绝大部分的投资行为毫无利润可言，甚至亏损已成常态③。那么银行机构想要很好地接洽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其融资思路必须从传统的“逐利目标”向“社会责任”的方向转移。然而，这对小型的银行机构而言是难以企及的。特别的，银行机构是可以吸收社会居民存款的特殊金融机构，其对所面临的风险较之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有着更低的风险容忍度阀值，更不用说小型金融机构囿于经济规模制约，在风险冲击下是否能够有效管控。如不以利润为导向的话，在现今的经济市场环境中，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想要延续生存周期则显得十分困难；从客观来看，希冀小银行机构承担带动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只能倚赖国家的政策引导，但对于营利性机构而言，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大型银行机构多有着国家信誉链条的嵌入，其在经济实践中更能响应国家号召，也具备了更高的风险容纳能力[15]，能够更好的接洽科技企业的融资。不难发现，原有银企融资范式的沉珂，明显阻滞了科技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

2.资本市场融资退出机制缺失

在现有的文献研究中，暂不论诸如天使投资等科技金融运作模式同样是存有规避风险之倾向，并对于企业的种子期和初创期而言形成了玻璃门阻隔，就投资资本循环周转方式而言，真正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其测度的手段一方面在于金融支持的对象的发育程度；另一方面在于金融本身流动的绩效状况。具体而言，能够有效测量科技金融发展的一大观测点，可能不在于科技金融嵌入科学技术创新研发链条的效率水平，而在于金融资本投入之后能够顺利获利并退出的程度。单纯考虑“融入”的绩效而忽略了“退出”的贡献，就类同一个只“进”不“出”的生命系统，是难以长久运行的。在传统的资本市场融资理论与实践中，这本就是一个被忽略的内容，更不用说在新兴的科技资本市场上构建一个资本循环渠道畅通的机制了，在现有的经济实践中，鲜有资本从种子期、初创期进入并顺利退出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科技企业成长期乃至成熟期进入的资本，实质上是落入了“嫌贫爱富”的囹圄之中，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言仅仅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研究这种类型的资本退出渠道已不是提高科技金融融资效率的重点内容，过多地研究科技企业成长期、成熟期的资本运转状况甚至还会将我们的科技金融工作引入困局。

（四）科技金融的融资链条断截： “为金融服务的金融”环节缺失

从金融结构、资本市场的体量来看，中国的金融总量历经了高速的增长，直接为科技创新研发而服务的金融正面临稳定的增长。然而，“为金融服务的金融”却出现了极大的损漏，成为科技金融链条中“缺失的一环”。具体而言，第一，为了适配科技企业的融资特征，对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核定和估价成为松释其融资难题的有效路径。然而，要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要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而又必须经过查册、登记等相关程序。以广州市为例，其相关的评估机构十分缺乏，对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无法在当地进行，而需要在北京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下属的产权交易中心等机构进行无形资产相关文件的查验和评估，毫无疑问，这极大地延缓了授信进度。第二，由于科技企业的运行特征较之原有的小微企业而言存在极大的行为、经营模式差异，想要准确把握科技企业的周期运转模式和风险变化，并为金融资源流向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离不开第三方的咨询服务支持，以此帮助金融资源对优秀的科技型企业进行准确“瞄定”。然而，在现实经济实践中专注科技型企业融资的智力密集型知识服务管理型产业的发展尚处于空白之中，限制了科技金融的发展触角。第三，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从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范围的变动趋势以及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及其趋势来看，简单的资金支持功能呈现淡化，依靠金融结构所派生出的其他金融服务的价值链条作用正在凸显，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的“辅助经营”功能已经逐步成为诸多科技型企业的期盼，此时的科技型企业对金融的需求不仅局限于资金投入，而更加注重是否能够获得全方位式的配套支持，但可惜的是，现有的金融服务链条仍旧处在单一化的资金支持上。第四，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种子期阶段，承担“创意设想―科学研究”任务的大多为高校、科研院所，在当这类机构形成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后，还要走出“象牙塔”跟企业、实践相结合，这种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则可看成是“惊险的一跃”，如若缺少了专门为科技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以帮助高校、科研院所顺利评估、定价、协商并让渡知识产权，那么这种科研技术创新链条则会出现断裂，最终变成“纸张上的创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科技企业在取得优良的科研技术成果后，如果通过中介机制反作用于高校、科研机构，促使其进行进一步的创新，相关研究尚未形成有效系统的研究，在实践中也缺乏典型的经验可谈。在此境况下，不单耗费社会资源，还使得企业科技创新缺少源头活水，那么科技金融的支持也就无从谈起了。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从侧面“为科技金融服务的金融”仍有缺失，这也制约了科技金融的发展空间。

四、科技金融发展的新导向：普惠性科技金融

从中国的科技金融发展的现实境况来分析，金融服务的广度（Breadth of Needs）和深度（Depth of Engagement）都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科技金融行业“盈利导向”的盛行导致金融覆盖行为的排斥性特征显现，优质且大数量级的资本汇聚在科技企业的成长、成熟阶段，而使得真正对资金有着渴求的种子期和初创期对金融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对接。这个情况加剧了当前科技金融发展的扭曲与失衡，也对现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了严重的阻滞效应。本文认为，针对科技金融的发展态势，应逐步对其引导并塑成具有显著“普惠特征”的科技金融体系。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立足于机会平等的原则，在政策性导引下健全金融体系，在合理的成本负担框架下为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被排斥在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之外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16]，这与中国的科技金融的导向是具备良好“通约性”特征的④。易言之，科技型企业在承袭了传统小微企业的无抵押物、经营风险高、信息不对称等症结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技术风险高、本量利财务指标法失效、无形资产突出、资金需求时间（规模）标准高企等特征，使得这类企业在融资市场上步履艰难。而科技金融的出现旨在将这类被排斥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科技企业重新覆盖起来，保障科技企业创新研发领域的金融权利，实现科技企业与金融产业链的全方位嵌合。不难发现，科技金融的内涵主旨中有着明显的“普惠特质”。但是，也正是由于普惠性金融与科技金融乃至其融合体“普惠性科技金融”与传统金融结构有着较大的差异，加之科技金融体系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使得科技金融在逐步镶嵌普惠金融特征时应当总结和厘清相关问题。

第一，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坚持盈利目的导向。从理论上看，普惠科技金融体系的受益对象是所有的科技型企业，而这类企业的资本投入回报率之低，已然超出传统金融所能接受的可控边界，金融资本投入科技创新的意愿趋向于零。换句话说，当超过一定的风险水平时，传统的市场金融体系会放弃这类项目融资机遇。在普惠性科技金融的扩展过程中，受益的是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创新发展投资，优化的是整体社会的科技创新福利，而相应的经济成本由商业性的金融来背负是不切合经济伦理的。在此情况下，普惠性科技金融极强的外部性特征将严重框限自身的发展。因此，普惠性科技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属性”，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引导力量成为这类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不仅依靠市场的“理性导航”。本文认为，当下的科技金融亟须转变思维方式，创造一种不同于市场金融的金融模式，肩负供给侧结构调整转型之重任，聚焦长远回报，甘愿承担科技创新及其技术孵化过程中所衍生的高风险。同时，与科技创新研发的正向外溢相适配的，需要有特殊的、非市场化的融资制度安排。就中国而言，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金融无疑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种模式下的“政府金融”能够充分体现政府政策导向，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部分公共性责任，不再简单地以经营利润来作为金融运行的准绳，由政府来承担科技创新体系的资本融通支撑，具有弥补市场机制失灵、实现国家科技创新研发战略目标，推动具有正外溢性特征产业的发展及进行超偏好的风险平滑管理。

第二，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普惠。在经济实践中，科技金融主要将金融融通的功能集中在发展阶段处在成长期、成熟期的科技企业上，对于科技企业发展的种子期和初创期却少有关注，这造成了科技创新研发链条的断裂。普惠性科技金融的重要着力点，在于对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的支持上，这种有重点的全面普惠才是真正的普惠性，那种讲求真正平等、全面的普惠性科技金融体系，最终又会落回偏爱成长期、成熟期的窠臼之中。在金融资源面临约束线的条件下，对企业所有生命周期提供泛化性的金融覆盖其实是背离了普惠性的宗旨理念的。因此，应当引导政策性金融的直接扶植与强力推进功能，针对现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的特性，以必要的制度进行引导、激励和培育，激励现有的银行性和非银行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引导足够的金融资本投入到科技型企业的阶段向创新的前期阶段尤其是孵化新技术阶段位移，最终促进科技知识的孵化和实现科技型创业企业的融资目标。

第三，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经济主体（企业）的普惠。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高校、科研院所承担了大多数的科学研究开发工作，但在实践中却由于其非经济主体的地位从而受到政府乃至市场金融的忽略，以至于这类处在创新链条上游的机构难以获得（足够）的科技金融支持。应当转变原有的思维观念，将这类研究机构视同为（类）经济主体，对其创新研发活动给予更大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服务的支持，从而扩大科技金融的普惠覆盖面积。

第四，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对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普惠。李苍舒（2015）通过对中国既有的普惠性金融体系进行分析后发现，普惠金融的构成中，金融可获性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使用状况，而金融服务的质量所具备的权重最低。在科技金融体系中研究也发现，科技金融更多的集中在对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上，但围绕科技企业相关的金融服务乃至质量水平，却着墨不多。应当说，无论是普惠性金融还是科技金融，都有着重资金融通、轻金融服务的症结，当着两种金融模式进行融合创生时，更有可能出现“重硬轻软”偏好的叠加强化。如上述，需要强调的是，普惠性科技金融，更应当注重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和链条化，通过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担保、评级、律师咨询、会计审计、等）来促使科技企业进行研发、协同和再生产，比简单的资金支持更为有效。

第五，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局限于资金需求侧作为受益对象。普惠性科技金融体系应以政策性金融为主要构成，但政策性金融在科技金融道路上过分地“孤军深入”时，又会引起金融运转低效甚至衍生腐败的苛责。想要降低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效率沉降，则必须重视市场性金融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调动市场性金融参与普惠性科技金融体系构建的积极性？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了如何将科技金融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研发市场中，却忽略了这种金融资本应该如何“全身而退”的路径。其考量的重点都集中在了科技企业的经济福利上，对资金供给方的受益（退出机制）却语焉不详，这种资本有去无回的境况必然折损了市场性金融进取的积极性。本文以为，为市场性金融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疏导退出机制，实现市场性金融的循环再造，从而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⑤，才能提高市场性金融的运作效率。如此演绎，一方面，是科技企业显著受益；另一方面，是科技金融介入后获得了相应收益。从而实现了科技金融供需两侧的“琴瑟和鸣”。

[注 释]

① 市场金融是厌恶风险、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偏好于排他性地占有收益；而科学技术创新研究却具备了“九死一生”的高风险和强烈正外部性特征的领域范畴。市场金融在此情景下难以获得全部收益并同时涤除风险可能，由此带来了“上帝不能创造自己搬不起的石头”的悖论。

② “三品”即人品、产品和抵押品；“三表”即水表、电表和税表；“三流”：人流、物流和现金流等符合经营特征的非财务性指标。

③ 根据美国布茨・阿伦和汉密尔顿咨询公司的调研总结，一般而言，新产品设想到成果产业化之间存在着高强度的筛选机制：产品设想能够进入经营效益分析阶段的，通过率约为35%，按照盈利原则进入研究设计阶段的，占总产品设想数目的30%，当跨越到了生产阶段后，仅有5%的产品能够通过实验性生产并形成最终产品，但到最后能被市场所承认的，占比不足2.5%。

④ 在库恩（1962）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指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不可相互解释特征。在本文中，“可通约性”解释为普惠性金融本就具备科技金融改革目标的内质，或者说科技金融改革中，存在着与普惠性金融的共同区间。

⑤ 或说通过政策性金融对市场金融进行补偿和激励。当然，这种回馈可以是非经济性、间接的。

[参考文献]

[1] 房汉廷.促进科技金融深化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J].中国科技产业，2011（1）：49-52.

[2]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theory of economy developmen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2.

[3] Hicks.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

[4] King， R G.， R. Levine.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3-542.

[5] Jeong H ，Townsend R M. Sources of TFP growth：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financial deepening[J]. Economic Theory， 2007（32）：179-221.

[6] 赵昌文，陈春发，唐英凯.科技金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7] 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M].London： Elgar，2002.

[8] 洪银兴.科技金融及其培育[J].经济学家，2011（6）：22-27.

[9] 陆岷峰，张玉洁.中国科技金融创新模式选择的争论评析与思考[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90-94.

[10] Demirgüc-kunt A， Feyen E， Levine R. The Evolving Importance of Banks and Securities Markets[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1， 27（3）：476-490.

[11] 李华民，吴非.谁在为小微企业融资？――一个经济解释[J].财贸经济，2015（5）：48-58.

[12] 吴翌琳，谷彬.科技与资本“联姻”：科技成果转化的金融服务体系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3（4）：109-112.

[13] 杨雨清，李华民.基于风险功能视角的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禀赋[J].南方金融，2013（9）：27-31.

[14] 韩亚欣，何敏，李华民.大银行何以为中小企业融资？――基于某大银行支行的案例分析[J].金融论坛，2016（1）：72-80.

[15] 李政，吴非，杨雨清.适配小微企业的银行融资调整[J].金融理论探索，2016（4）：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