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商业化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非遗文化商业化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特点：

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二、形式多样，多元并存

三、海派风格，中西兼容

从当前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以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自身需要来看，笔者认为上海地区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今后将会在如下一些领域中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较为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1、民间工艺品业。民间工艺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门类，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民间剪纸、民间雕刻、民间彩绘、民间编织等等。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其制作方式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具有较强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这与那些虽然在生产效率以及产品的规范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却较为缺乏个性艺术特点的机器生产类艺术产品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个性化艺术需求的逐渐增强，具有民间手工特点的各种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必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些独特的文化产业门类。

在这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对于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很高，但是日本使用传统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上却至今并无多大变化，直至今日，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在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诸如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回观上海，各种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精湛特点的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并不亚于日本，其代表性的形式主要有三林刺绣、嘉定竹刻、金山农民画、徐汇木雕、南汇石雕、黄浦面塑、闵行剪纸、松江丝网版画、嘉定草编、杨浦微雕、浦东绒绣等等。它们在制作方式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都为手工制作，而且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们具有了很高的民族艺术特色，深受国外市场的欢迎。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些以手工制作为主的民间工艺品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与欢迎，并成为上海文化产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2、民俗旅游业。旅游业是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一种重要的门类，在当今蓬勃兴起的各种旅游形式中，以传统文化为主要游览对象的各种民俗旅游、农家乐旅游、文化生态园旅游等旅游项目具有相当的比例。在这些旅游项目中，人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与现代生活具有鲜明差异性的传统文化事像，以及产生这些传统文化事像的文化氛围。通过这种旅游，人们企图获得一种“审美的距离感”，一种可以激发他们对于“古老”“原始”“神秘”“质朴”“纯真”等诸多传统文化现象产生追寻、好奇与幻想的独特情趣。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雷格本（Graburn）所指出：“越是濒临灭绝和消亡的东西，越吸引当代的都市旅游者。” 正是这种当代人所有的对于古老历史与旧日生活的追寻与好奇，使许多这原本已经逐渐趋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人的文化消费与现实生活中又重新找到自己的出路，经过一定的创意与改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转化成为为满足现代人的审美情感提供某些服务的旅游文化资源。

在上海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了吸引现代人审美兴趣的条件，例如充满乡情野趣的田山歌、阿婆茶、摇快船、棉花纺织、老式结婚；充满海派风情的石库门住俗、时装衣饰、城市叫卖、老字号商业、都市庙会等等。这些资源经过一定的创意与改编以后，都可以融入当代上海的民俗旅游事业之中，并为当代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创造诸多的机会。近年来上海在有关城市民俗旅游方面的一些成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一些特色民俗旅游项目，如石库门风情游、农家乐风情游、古镇乡土风情游、赛龙舟风情游、茶俗茶礼风情游、农民画村风情游等等，已经有了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欢迎。可以相信，这些项目在“十二五”期间势必会形成更为明显的优势，并且成为推动与促进今后上海城市文化产业壮大发展的一些知名旅游品牌。

3、会展业。会展业是当代文化产业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兴产业形式。通过会展，人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所展示的文化产品具有整体的、立体的、多角度的了解和认识，扩大了文化产品的受众面与影响力。在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着大量可以转化为当代会展业的资源，如松江顾绣、嘉定竹刻、徐行草编、金山农民画、乌泥泾手工棉纺技艺、朵云轩木板水印技艺、海派黄杨木雕、海派剪纸等等，它们在推动与促进上海城市会展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盛的活力，可以为上海城市会展业的兴盛与发展提供大量的营养。

篇（2）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2-0008-01

一 研究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是人类珍贵的文化记忆，它文化内涵丰富，但面临着缺乏保护载体，展示平台和充分的资金支持的状况；而游憩商业区（简称RB”）拥有广阔的空间、人流和资金流动，却缺乏特色文化内涵。

那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拥有适宜的空间，大量的人流、资金流的城市游憩商业区，则有可能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增加非遗所需要的人员要素和资金支持，促成非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则有可能将非遗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创造出经济效益，并提升游憩商业区的文化内涵与吸引力，从而推动游憩商业区的发展。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要想实现互动，除了具备“需求”作为内生动力外，还需要有实现二者接触的媒介。这个媒介，需要能够使非遗的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满足游憩商业区的发展需求，又需要具备非遗发展所需要的人员载体，物质载体和空间载体。本文将重点研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互动的媒介。

二 媒介的选择

对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研究发现，RBD的形成实质上是城市商业活动与旅游活动、游憩活动及休闲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文化+旅游+商业”的发展模式是适宜游憩商业区发展的理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文化（内涵）为灵魂，以游憩（活动）为平台，以商业（盈利）为动力，既适应城市居民休闲活动以及城市旅游发展的需要，又实现“以旅促商，商旅互动”的效果。

而非遗文化能否作用其中，成为这个模式中的灵魂呢。这就取决于非遗文化是否具有商业盈利的价值，也就是经济开发价值。经济开发价值是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价值形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价值利用。通过研究发现，非遗文化具有丰富的经济开发价值，包括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休闲文化开发价值、艺术品开发价值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价值等，因此在对游憩商业区发展模式探讨的基础上，结合非遗所具备的经济开发价值，我们认为，非遗与RBD互动的良好媒介就是利用非遗的价值，在游憩商业区开发非遗文化产品。借助于非遗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品等产品或活动，实现二者的互动。通过这些活动项目，非遗实现了其向文化资本转化，产生经济效益，并满足游憩商业区文化需求，推动RBD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在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产生了非遗传播所需要的人流，文化空间，和物化载体。这种媒介可以从内容上来划分，也可以从形态上划分出不同的类型。

三 媒介的类型

1.从内容上划分媒介。

从产品内容上分，可以将非遗文化产品分为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术品，文化创意产品等。

（1）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时空关系中，是传统文化的活的记忆，是原生态的历史遗存，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游憩商业区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之一，借助非遗文化，通过游憩商业区内的文化旅游开发，旅游者融入到文化旅游活动，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文化，满足文化需求。所以，非遗文化旅游，可以满足游憩商业区旅游者对文化的需求，也可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

（2）非遗休闲文化产品媒介。

学者程遂营指出，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国民传统休闲活动的产物，我国现代国民休闲方式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着非常强的休闲价值，可以开发出系列的休闲文化产品[1]。游憩商业区也是城市休闲的重要场所。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的休闲文化开发，可以满足游憩者的休闲需要。非遗休闲文化产品，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人气，是非遗与RBD互动发展的重要媒介。

（3）非遗手工艺术品媒介。

传统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传统手工技艺下创作的手工艺品，艺术水平高超、艺术形式独特，具有观赏价值；有些作品虽历经沧桑，但仍具有装饰、陈列等实用价值，因而完全可以进行相应的非遗工艺品的开发，利用游憩商业区的平台，在游憩商业区中销售，满足外地旅游者和本地游憩者的购物需求，既使非遗文化转化为商品，实现经济价值，为非遗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又使非遗文化有了依附的载体。

2.从形态上划分媒介。

总结起来，游憩商业区所开发的非遗文化产品，构成了非遗与RBD互动的媒介。具体而言，从形态上讲，这些非遗文化产品消费的空间，又构成了互动的空间媒介；消费活动的参与者，也就是商户，传承者，游憩者，构成了互动的人员媒介；而非遗文化的具体物化商品，构成了互动的物化媒介。

（1）空间媒介。

空间媒介为非遗文化提供了展示平台与传播空间，即空间载体，同时也是非遗文化产品得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场所依赖；空间媒介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静态空间媒介，即一定的活动场所，包括游憩商业区的各条街道和商业街上的各种非遗文化产品商铺，这需要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作为支撑；二是动态空间媒介，即各种表演活动和游赏互动的过程，通过观看演出乃至游客亲身参与活动，完成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三是氛围媒介，游憩商业区浓厚的文化氛围，让游客置身其中，即使不购物，也是一种熏陶，此时，媒介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吸引物。

（2）人员媒介。

人员媒介包括非遗文化产品的传承者（包括生产者，经营者），又有游憩者和购物者。这些人员，既是游憩商业区的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主体，又构成了实现非遗文化传播的传播者与受众。

（3）物化媒介。

篇（3）

Abstract：Historical district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urban culture space， the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urban cultural qualit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rban culture 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cultural strategies. A large number of existing reform practice is canonized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local vitality， but also disputed because of development damage on histori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problems of the commercialized rehabilit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o realize the return of cultural values. In this paper， the tur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motivation of commercial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d it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It needs to re-establish cultural values， choose the direction of renovation， promote the renovation process and design methods to find coping strategies.

Key words：consumption culture ； historical districts ； commercial renovation ； mechanism analysis ； coping strategies

中图分类号：TU-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2-94（3）

1 引言

历史街区是指承载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旧城地带，其不仅包括由官方认定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包括其他能反映历史文化特色的规模化区域。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历史文化”不仅成为城市政府的一项保护责任，更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市活力的一种战略资源，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性利用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大量的历史街区改造实践中，历史街区的商业价值被不断挖掘，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触媒。当前学术界，对于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模式存在较大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其创新了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与再生的新模式，缓解了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中资金投入的压力，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历史街区的改造存在商业化破坏的倾向，是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造成了历史街区不可逆的文化破坏。与激烈争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理论探讨和机制分析相对缺乏，且尚未能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

1960 年代后伴随这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西方世界相继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文化、艺术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承载文化、艺术基因的空间亦成为重要的消费对象。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浪潮中，近年来中国社会也呈现出新的消费文化的蔓延现象。消费文化的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行为模式和城市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消费文化的理论探索，起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同样对于以空间营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建筑、城乡规划学科提供了崭新而系统的理论视野，形成了一套透过空间现象观察社会本质的方法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引入消费文化的理论视角，解析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和问题，并从消费文化与历史文化共存互荣的角度探索相关改造规划应有的策略应对。

2 机制理论：消费文化与文化空间的生产

2.1 城市消费文化的转向：以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

在经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之后，西方社会普遍进入了以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以消费激发城市活力的阶段，带来了产业体系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全面变化，进入了所谓的“消费社会”。法国学者鲍德里亚（J.Baudrillard）从符号学角度对消费社会和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现代社会消费开始由物的使用性消费过渡到物的“符号消费”，并断言符号价值将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社会主要的消费对象。符号消费的出现，代表了整个社会消费层次的分异与消费结构的调整――以证明个人购买能力的炫耀性消费和以表现个人品位的风格性消费，将代替纯粹物品使用的实用性消费，成为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资本与消费文化的持续影响，以及国内居民财富的不断增加，加快催生了中国的消费社会。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完全契合了中国正在涌现的“符号消费”的需求，因而具有巨大的市场动力。历史街区是承载历史文化的空间符号，人们在历史街区中进行餐饮、购物的同时，也消费着由空间符号传递的文化体验。这种模糊的“穿越感”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形心态，也将会激化人们的消费热情，诱发炫耀性消费和风格性消费的行为。

2.2 空间生产逻辑的转向：以迎合空间的消费需求

在消费社会之中，消费的需求将会主动控制生产的逻辑，进而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的改造过程。波兰学者鲍曼（Z. Bauman）提出消费场所将逐渐替代传统的公共场所，纯粹的公共空间将被赋予文化的符号，进入商业运作的领域；借由商业运作空间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再生，却不仅局限于真实的文化价值。

当前，中国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正是迎合消费需求的空间生产过程，植入了消费社会的资本运作逻辑。对历史建筑加以改造、装饰，形成迎合现代需求的公共消费空间，将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量化为租金、税收等资金收入，较快平衡改造成本，因此成为政府、开发商甚至是原住民都愿意积极参与的模式。而建筑形式与功能的改造往往以刺激消费需求为导向，通过提炼历史建筑的元素，将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和反复强调，寻找并建立现实空间形象与历史文化的多重联系。同时，在空间的改造中植入符合商业潮流的形象、符号、故事等素材，构建出时尚的空间意向，形成更为多元的消费动机。例如，采用将传统建筑符号与新建筑进行拼贴、基于传统形式演绎出新的文化小品等。因此，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形成以传统商品为消费对象的零售业态，而是要打造出一种以“超现实”的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的休闲业态。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虽然可以实现资本高效回报与社会消费需求的耦合，但却容易会诱发与历史文化保护的更大冲突。

3 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批判性反思

3.1 符号消费导致的文化异化

符号消费的特点以及炫耀性消费和风格性消费的潜在客群，催生了对商业化改造的社会诉求，也导致了历史街区改造过程对于历史文化原真性的忽视和“肤浅”加工，大量以刺激消费为重点的改造方案出现，历史文化的保护被商业利益所裹胁。而在国民文化素质滞后于财富积累的整体社会环境中，看似滑稽、猎奇的设计方式反而容易受到追捧，鲜有人去拷问其对历史文化的真正贡献。现代材料和工艺的历史建筑复制品开始肆无忌惮地出现，历史文化符号滥用于各种场景和建设之中。大到街区的整体环境、小到建筑的细节，都呈现出再创造的痕迹。改造后的历史街区不但没有获得文化活力的再生，甚至丧失了原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以符号消费为导向的改造过程，往往是一种新文化的植入过程，其混淆了商品与文化、历史文化与新兴文化，并将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形成较强烈的冲突。这一切印证了英国艺术家汉密尔顿（R.Hamilton）的观点，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更倾向于后现代的波普艺术（Pop Art），是一种流行、低成本、年轻且有商业效益的艺术。此类再创造手法虽新鲜且易于复制，但也将进一步抹杀文化的特异性，使得本应该各具特色的历史街区却呈现似曾相似的感觉。

3.2 经济利益推动的空间绅士化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原来是居住功能的历史街区，其改造过程往往倾向于引入商业资本，并对于原居民采取整体搬迁异地安置。这样的推动方式，忽视了历史街区现阶段生活氛围的真实性，将彻底破坏原有的社区文化，割裂改造前后历史街区的文化联系。改造后的历史街区纯粹地成为中产阶级、小资群体的消费空间，是一种仅针对特定群体的“绅士化”的空间。这样简单粗暴的改造方式，是基于更容易操作和整体营销的经济理性，却将进一步加剧城市社会的不平等和文化层的断裂。相对贫困的原住民被强迫迁出旧城地区，重新制造的文化空间横空出世，“马赛克”式地镶嵌在城市原有的社会空间中，形成一套为城市精英服务的新的社会关系。而这一过程，也将导致历史街区文化的根治性进一步丧失，并可能带来非消费时段城区的空心化现象。

4 改造策略：文化价值的系统回归

4.1 改造方向：凸显商业化改造的文化意义

首先，应该慎重筛选改造对象，尽可能针对具有历史商业事实的地区进行改造，且充分尊重历史地段原真的商业特性。其次，应该体现局部商业化改造对于城市整体文化资源整合的触媒效应，以最小的商业化改造盘整最大的文化活力。再次，可以创造性地整合城市的文化要素，集中形成民俗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展示空间，通过商业吸引人气，通过公益传递城市文化精神。以南京的老门东为例，改造之前的老门东以居住功能为主，但其历史上是重要的商贸和手工业集散地，直至清末才逐渐为居住功能所替代，因此该地区的商业化改造，其实是一种对于历史商业场景的回应。整合周边明城墙、秦淮河等历史文化资源，改造后的老门东开设了金陵刻经、南京白局，以及手制风筝、布画、竹刻、剪纸、提线木偶等民俗工艺博物馆，体现了对南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彰显；其商业街区以中低端的餐饮小吃、休闲娱乐、商品零售为主，整体上并没有脱离城南地区市井生活的文化根基。

4.2 改造方式：创造商业态和生活态的和谐

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时期的特定场景中，也体现在历史变迁的脉络中。从这个角度看，历史街区的原住民同样也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不应该采取彻底搬迁原住民的方式，粗暴地隔离与此空间紧密相关的社区文化。居民生活形态的消失，容易导致历史街区整体氛围的消沉。因此，理想的历史街区改造模式不仅仅是一项建筑设计工程，更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这个过程中需要广泛征求原住民的意愿，调动原住民力量，合理引导原住民的职业转型，适度保留居住空间，在商业化改造的同时提升居住生活品质。在日本，以尊重原住民社区为前提，采用社区营造的方式进行遗产更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岐阜古川盯、北海道小樽等地区都有令人欣慰的成功案例。除了政府的制度和立法支持以外，真正推动社区营造的是社会团体和普通市民，这与日本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密不可分。当前中国，居民自治的力量相对薄弱，保护生活态的文化价值、协调资本的商业化冲动和原住民利益则成为政府的主要责任。在巨大的市场利益面前，保持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责任的坚守，选择一条相对复杂的改造路径，是对政府地方治理水平的巨大考验。上海的田子坊改造，在没有开发商资本注入、没有大规模动迁的情况下，维系了原有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可算是协调商业态和生活态的一种积极尝试。

4.3 改造方法：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

首先，在空间的设计与改造过程中，应该确定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明确刚性的保护要求，保留弹性的创造空间。其次，历史街区改造应该保留甚至恢复街区总体的街巷肌理、建设强度与高度、建筑颜色基调，保护历史空间总体的文化意向。最后，根据不同建筑的文化价值、区位价值，区分不同的利用和改造方式。

对历史文化价值相对突出的典型建筑，应该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无论是在材质还是工艺上都应该力求保持历史文化的特质；对一般性建筑可以适当加入设计师的个人创造，合理演绎历史符号的现代样式，但应该尽量避免与总体环境的冲突。同时要注意控制创造性元素、创造性建筑的比例，不宜一味地迎合消费需求，避免将具有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时尚文化作为历史街区改造的主要基调。

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已经逐渐成为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行动的基本共识，但是边界设计的合理性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以成都的宽窄巷子为例，在改造设计之初，进行了详细的实地测绘工作，将宽、窄、井巷子中的每一个院子按照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与建筑价值进行了三级分类，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性设计，但这一商业化改造项目，仍因存在较大规模的新建和改建工程而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5 结语

虽然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学界对于实践的效果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对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误区以及应对策略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本文基于消费文化的视角对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认为以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文化，诱发了迎合消费需求的改造模式，并将导致文化异化和空间绅士化的过程。为了应对商业化改造需求对街区历史风貌及文化的重大冲击，需要探索回归文化价值的改造策略：在改造方向上，应凸显商业化改造的文化意义；在改造方式上，应创造商业态和生活态的和谐；在改造方法上，应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在推进商业化改造的全过程，时刻保持对历史文化的崇敬之心；在疯狂的消费时代，时刻保持对历史文化的脉脉温情。

因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试图解析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与应对方法，而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具有广泛而复杂的现象特征与分析层次，尤其对于合理的改造方式、方法的研究讨论更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性，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朱直君.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广义原真性得失[J]. 城市规划，2010（7）：70-75.

[2]王又佳. 谈大众消费文化场景下建筑的价值取向[J]. 华中建筑，2014（11）：19-23.

[3]吴晓庆，张京祥. 从新天地到老门东――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与回归[J]. 现代城市研究，2015（3）：86-92.

[4]李和平，薛威.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J]. 城市规划学刊，2012（4）：105-112.

篇（4）

1　前言

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4]18号)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遗文献化就是对非遗开展田野调查，运用文字、口述访谈、录音、录像、数字技术等手段手集，通过学术分类，加以整理、分析、存储，保存文献、图片、声音、影像及历史资料。

非遗文献化给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非文字、非实体的活态文化知识的采集与收藏。文献化过程中对传承人的保护，非遗原生态空间和模拟生态空间的转换、数字化的技术开发与研究，文献化后的知识产权问题，用户使用层面的管理及服务模式，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应用哲学方法对非遗概念中“非物质”与“物质”、非遗的生存时空、载体及文献化实践活动的目的进行分析，认识和把握文献化的本质和规律。理清这几组关系对开展实践工作具有普遍指导的意义。

2　非遗文献化的几组辩证关系

2.1　非遗概念的哲学理解：“非物质”“物质”之辩

首先，非遗属于物质观的“物质”范畴。物质观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存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据此，客观存在性是物质的根本特性，在哲学里人类实践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被列人物质的范畴。非遗的“非物质”概念是针对载体形态而言，非遗作为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属于物质观的“物质”范畴，同其他一切物质一样处在运动之中，时间和空间是其存在形式。

其次，非遗概念中的“非物质”依托“物质”来表达和呈现。“物质形态”是促使非物质文化得以流传、使之成为遗产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离开了物质的成分，非物质也就无从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单一的超物质的非遗，非遗依附于物质遗产上，它与物质文化遗产相依相存，相靠相生。甚至可以说，没有物质文化的层面就没有非遗，脱离物质层面来谈非遗的保护显然不科学，不合乎实际。

2.2　非遗传承的时序：“古”“今”之辩

对非遗，它的存在形式、生存空间以及发生过程都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内容。在非遗文献化过程中，不能单方面强调其某一阶段的价值内涵而否定或忽视其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和族群的人对非遗的理解和认知不同。随着人类历史的纵向推进，受到不同主流文化思潮和政治的影响，一些非遗发生蜕变、甚至消亡，时间成了传承非遗要经受的最大考验。以昆曲为例。昆曲始于元代末年的江苏昆山一带，它兴盛和称霸剧坛的时间长达约二百三十年之久(1570—1800)，即从明代隆庆、万历之交开始，到清代嘉庆初年。从晚明开始，昆曲经常在封建贵族及宫廷中演出，日益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形式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到清代中叶便转入衰落时期。由于后人大多不能理解它的唱腔，只偏重于曲词的欣赏，导致其题材范围日益狭小，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改进。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剧坛上出现了“花部”与“雅部”之争，直接导致了昆剧消衰。为了经受时间的考验，人们尝试将三维虚拟世界应用于昆曲表演与保护，演员们在一个三维影像捕捉和投影的环境中演出，屏幕是一个随着演员的动作、演唱以及伴奏乐器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虚拟场景。昆曲与交互式三维立体影像技术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昆曲的“古”貌，经受住了时间对非遗的考验，让“时间”停留，对“古”“今”之辩作了解答。昆曲的这一尝试也为解决其他非遗的“古”“今”之疑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2.3　非遗的生存环境：“自在世界”“人为世界”之辩

如果将非遗原始生存环境看作是“自在世界”，将信息交流频繁、对其原始生存环境产生影响的外界看作是“人为世界”，不难发现，“自在世界”和“人为世界”在当前人类交流频繁的社会大环境下正在相互影响，“自在世界”不断转化为“人为世界”，“人为世界”不断影响和改变着“自在世界”。非遗产生于特殊的区域和族群中，通过口传身授得以延续传承，相对封闭的地形保证了它的原汁原味，在这种环境中，非遗的原生形态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但同时也局限了它的发展，使之不得不面对诸如传承中断等问题。随着社会进步，信息交流频繁、经济社会开放、商业化开发等新形势促使非遗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非遗在新环境中与“人为世界”产生冲突。通过环境构建，将“人为世界”转化成适于非遗生存的“自在世界”，形成拟原生环境，使其与人和自然重归于和谐。反之，如果不重新构建新环境，非遗在全新的环境下不再良性生存，假以时日，就面临着损坏、甚至消亡。认真思考非遗在新社会环境下的生存问题和价值问题，提高人们的遗产价值观和保护意识，是解决“自在世界”和“人为世界”矛盾的首要条件。“人为世界”提供的文献化手段更有利于保护与传承非遗，力争使其在保留原始属性的同时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2.4　非遗的传统栽体与文献化后的载体：“言”“意”之辩

庄子对文艺创作客体的审美风格这样论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指出文艺创作应该顺合、恪守自然本性，寻求自然的最高境界之美；文艺创作的手段是为了取得素朴的效果，素朴的美超过天下任何一种美的类型。非遗出自民间，是最为素朴的天地之大美，在悠远的岁月之河中固执地保留着它的“顺物自然”之美。将非遗文献化，即是将这种自然之美“既雕既琢”，能否“复归于朴”，也是对非遗文献化工作的一个挑战。更何况，将非遗由活态性转化成静态性，由活态的人转化成文字、影像，或是录音等等，又会遇到另一个问题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固化的文献载体无法将非遗活态的“意”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只有通过活态的人才能完美地演绎它的自然之美。

非遗的存在和传承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人的智能及其表现形式为主体来实现的，其文化内涵必须要由技艺拥有者个性化的表演或操作才能展现出来，如果作为传承和载体的人不复存在，那么，这种以人的活动(不管是脑力活动还是体力活动)为主要体现形式的非遗就不可能存在。要解决“言”“意”之间的矛盾，在非遗原生环境发生改变和信息载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重构非遗的信息特征，使其适应现代信息环境，促进非遗的信息化生存与发展。

2.5　非遗文献化的目的：“藏”“用”之辩

篇（5）

一、蛋雕艺术的历史沿革

蛋雕艺术即是以各种禽类蛋壳为载体进行雕刻创作的一种技艺。春秋时期，管仲曾于《管子•奢靡》写道“雕卵然后沦之”。这是有关蛋雕最早的史籍记载。自明朝以来，民众自发尝试在蛋壳上雕刻简单的文字图样，并赋予其吉祥的喜庆意味，现代蛋雕艺术由此发源。蛋雕艺术并非为中国所独有，欧洲于六世纪就曾出现寓意“重生”的复活节彩蛋，这一习俗直至今日仍然盛行。在俄罗斯等地，民众更是尝试于蛋壳上镶嵌珠宝等珍品。在中国，蛋雕作品多为传统文化载体，书法、绘画、雕刻等技艺浓缩于作品之中，匠人运用阴刻、阳刻、浮雕、镂空等方式将个人构想呈现于蛋壳之上，或用以讲述历史故事，或用以呈现神话典故，因此广受民众喜爱。近年来中国的蛋雕艺术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于蛋壳上进行彩绘等装饰，并不破坏蛋壳完整性；另一种则是直接于蛋壳上进行雕刻，在蛋壳表面留下凹凸质感乃至镂空的纹样。

二、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桎梏

中国蛋雕艺术传承历史悠久，但当下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现行蛋雕作品局限于民间手工制作，且因原材料的特性致使成品率低下，流通于市场的精品蛋雕更是寥寥无几，传统的蛋雕技艺正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发展桎梏：首先，传承人的流失及缺位。因原材料自身特性（如蛋壳脆弱难以雕刻等），蛋雕艺术要求制作者需经长时间反复机械的练习，以此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与纯熟的雕刻技巧，这就导致蛋雕技艺者的培养时间十分漫长。随着老一辈传承人年龄的不断增长，传承人才缺位的现象也愈发突出。据相关资料显示，当下中国蛋雕艺人年龄集中于40至60岁之间，①乏味枯燥的技艺培养过程并无法有效吸引新生代传承人参与。如若未能及时在社会层面加大蛋雕技艺的宣传力度，拓展传承人群体，蛋雕技艺注定只能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其次，宣传力度的不足。蛋雕艺术是蛋壳上的“舞蹈”，小巧精美即是其最大特点，受限于原材料特性，其技艺只能运作于“方寸之间”，这导致部分群体对其产生“雕虫小技”的刻板印象，认为其技艺不足挂齿。且因原材料极易破碎，作品成功率低，不具备大规模机器生产条件，匠人投入的时间及精力成本往往无法与社会预期价值有效契合，民众更愿意将目光停留于“物美价廉”的手工艺品上。加之蛋雕作品不易保存，民众更倾向于选择根雕、竹雕、木雕等欣赏价值差别不大，但更易于保存的作品，社会缺少有效途径帮助民众了解蛋雕艺术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再次，传承方式的滞后。区别于其他相对独立的手工技艺，由于蛋雕艺术还需制作者具备一定的书画基础，因此从学徒到合格的蛋雕艺人直至艺术家不可避免需要历经多年技艺与经验的积累打磨。在手工艺人的带领下，学徒在长时间不断重复的机械实践与反复练习中领悟、提升技艺，再由模仿向创作转变。这种缺少系统书面记载和体制模式的传承手段导致时间成本巨大且效率低下，并无法有效适应社会发展。如若蛋雕技艺无法找到更佳的传承方式，极有可能陷入传承困境甚至面临失传的风险。

三、蛋雕艺术保护、传承对策

（一）加大对新生代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蛋雕艺术是非遗历史长卷里一抹宝贵的亮色，理应受到良好的保护与传承。对于任何非遗技艺的传承工作，其核心皆在于传承人群体。针对蛋雕此类注重实践与培养的非遗手工技艺来说，老一辈传承人受限于年龄及精力等因素，已无法有效承担起传承、保护与未来发展的重任。而相较于老一辈传承人而言，新生代传承人更具工艺创新的视野、理念、精力及知识储备，能够保证自身承受住高强度且枯燥反复的技艺生产工作，且具备长足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因此社会应将重点聚焦于蛋雕艺术的“新生代传承人”群体。②针对有志于蛋雕艺术保护，能够将蛋雕技艺融入市场性运作的高素质新生代传承人，政府应当大力加以支持鼓励，通过政策保障该群体基本生活的同时加大对他们的物质激励，以此促进青年蛋雕技艺人才的成长，鼓励青年从事蛋雕传承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蛋雕技艺前沿的优秀带头人，从而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拓展新的传承方式蛋雕艺术传统的授徒方式因其小规模、小范围等局限性已无法完全适应非遗传承的基本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将非遗传承纳入到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从而培养出一批理论知识与技艺手段相结合的新时代传承人。对于蛋雕技艺而言，传统的口耳相授固然可以保留最原始的核心技艺内容，但其传承的封闭性很难支撑技艺的现代化发展，而传承人一旦去世或离开行业，技艺就会面临断层甚至失传风险。③因此，如何寻求新的传承方式并使得这一技艺能更好地发展传承成为了当务之急。这要求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打破小范围传承的固有特点，更加积极主动地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比如，蛋雕手工艺人除现有的成立工作室等手段供市民参观学习、授徒教学之外，同时可利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等新媒体手段去扩大蛋雕艺术的宣传面，让更多的群体有机会认识蛋雕、了解蛋雕、喜欢蛋雕、传承蛋雕，进而有效推进蛋雕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蛋雕文创化发展与前景研究

在当下非遗传承工作形势日益严峻的环境之下，除转变非遗传承人选拔培育模式及传承方式外，只有通过面对市场发展的商业运行机制，将传统手工技艺非遗融注于文创化发展之中，才能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技艺的可持续发展。④蛋雕艺术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种，同样可以适用于非遗文创化发展，借市场商业化运作来实现保护传承。以蛋雕技艺为例，除加大宣传力度、增大受众面积等具体举措手段以外，传承人仍可尝试文创化发展的新思路。即创作者将一定的历史故事、文化背景融入蛋雕作品的制作之中，适当衍生一些蛋雕的文创产品，通过展览会、体验馆等形式将其宣传推广，在提高非遗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寻求新的销售途径。对比研究市面上较为成功的文创企业与文创产品，手工自制或许是蛋雕艺术发展的新途径之一。例如苏州博物馆推出的苏绣体验，故宫博物院推出的3D便利贴和手工纸雕灯等文创产品，都是将手工技艺与文化传承聚焦于物质载体之上的成功范例，此类模式无疑为蛋雕艺术的文创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蛋雕艺术的趣味性强，制作者如若能够亲手将个人喜欢的图案或文字雕刻于蛋壳之上，并且在制作过程中要求参与者在构思、绘画、雕刻等环节的情绪投入与精神集中，极易吸引参与者投入。此类活动除参与度高、体验性强等特点外，蛋雕的原材料成本也较为低廉，只需禽类蛋壳即可进行雕刻活动，具有宣传推广的巨大潜力。可见，在引导受众亲自体验的过程中进行历史文化的普及宣传，蛋雕技艺的文创化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大有可为。

五、结语

蛋雕艺术是非遗文化舞台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与极高的欣赏价值。在面对传承过程中如知名度低、传承方式滞后、传承人缺位、市场狭小、受众匮乏等问题时，通过进一步扶持非遗传承人等举措对非遗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积极寻求新的传承途径等方式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改善蛋雕艺人的生存状况，并以此推动蛋雕艺术的创新发展。同时，文创化概念的加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蛋雕艺术保护工作中的迫切性问题，而且能够通过引入市场资源，以合法的商业化运作促进了蛋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满足非遗传承的新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施展,周星宇.关于“非遗文创化”的调查研究——以河南省八项传统技艺开发为例[J].文化产业,2019,(21):7-10.

[2]郑天皓.浅谈蛋雕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J].人文天下,2019,(18):63-67.

篇（6）

记录传统工艺的时代

近几年，各种电视节目中都能看到非遗的身影，如《手艺》《中国记忆》《中国手艺》《非遗中国》等主要充当传统工艺文化记录者角色的纪录片，而这只是传统工艺文化受到国家重视、大众喜爱及各大电视栏目组青睐的缩影。

早在2001年首次进行非遗项目评选之前，中央电视台就已对传统手工艺给予了诸多关注。从上世纪90年代的《综艺大观》，到冯雷拍摄的《中国手艺》，再到现在已录制完成的《手艺・第五季》，说明传统工艺一直存在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这些本就来自民间的文化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21世纪初，因西方文化入侵、机械加工业繁荣等因素，中国传统文化被一点点蚕食，“守住传统文化，留住传统工艺”一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2011年，央视科教频道推出了表现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大型纪录片《手艺》，片中详细记录了各种手工艺制作流程、传承状况等。“《手艺》是为了记录、呼唤、重拾品质，还为了寻找。”在一次公开场合上，《手艺》总编导李浩洋如此介绍。为了拍好这部片子，他每做一集都会思考，并将这些思考有意识地渗入一个场景或一句台词中。

随后，李浩洋又陆续拍了多部续集。其中，于2013年播放的《手艺・第三季》，一改之前“传达对手艺最正统的认知”的呈现方式，重点加大对传统手工艺人命运和情感的关注。而在《手艺・第五季》中，则重点呈现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传统手艺，表达手工艺者对传统的执着与坚守。

与此类似的还有《留住手艺》《打磨时光》等，都是通过忠实的记录，让观众在了解传统手艺、关注传承人的同时，予以启发、思考。

纪录片更多是充当观察者、记录者，这种呈现方式也许对非遗文化的解读是最有深度的，但是对于当下思维活跃的80后、90后，甚至00后，他们是否接受这种平铺直叙的传播方式呢？

手工艺的互动传播时代

与这种纪录片式的传统传播形式不同的是，近几年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呈现方式正在渐渐被“去神秘”化，大化，甚至娱乐化。其中《最强大脑》《天天向上》《我们来了》《非凡匠心》都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三尺生绡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伴随着解说词，陕西皮影传承人汪天稳带着渭南皮影出现在荧屏上，引来观众一片喝彩。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汪天稳还是首次登上类似的综艺节目，为了录制这档栏目，他特别制作了33个皮影人物。除了常见的历史人物，也有颇受观众喜爱的人物肖像，如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周杰伦的“金甲”皮影，就引来现场一片惊呼。尤其是嘉宾席上的周杰伦更是按捺不住惊喜，直接在现场玩耍起来。舞台上的皮影是光鲜的，但是在这种光鲜的背后却是皮影艺人的辛酸。“现在我们也在寻求创新，在保证皮影艺人生存下去的同时，尽量制作出一些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象，如经典动漫形象、名人人物肖像等。”汪氏皮影家族“女掌门”、汪天稳之女汪海燕介绍，许多年轻人通过《最强大脑》认识了渭南皮影，甚至不少人希望定购周杰伦的金甲肖像皮影，这让她看到一点坚守的希望，也因此，她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收藏、展示、礼品功能的产品，为皮影打开了一种新的商业化形式。

《最强大脑》是江苏卫视近3年来持续热播的一档文化综艺节目，自第三季始，我们明显看到其挑战项目有向传统文化致敬的倾向。

虽然同属“传统工艺”传播节目，但是《最强大脑》与《手艺》《留住手艺》等其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节目区别在于，《最强大脑》本身具有庞大受众群体和广泛影响力，尤其林丹、刘强东、章子怡、陶晶莹等名人、明星助阵，更让该节目受到年轻群体的关注。而在此基础上，恰如其分地植入“非遗文化”，通过现场明星与观众的互动，使非遗文化不再像传统文化节目那样“高居庙堂”或“遥不可及”，而是打破了神秘感，变得平易近人。

曾担任《中华诗词大会》《我有传家宝》等多档文化综艺节目嘉宾的王立群教授在谈到当下传统文化植入电视媒体现象时表示：“如果要将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展现给观众，那么利用电视栏目普及传统文化的路径会更宽一些。而且传递时，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手工艺研究所所长，邱春林也曾多次以嘉宾身份在《一槌定音》出现，他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综艺节目传播传统文化能引起更多人关注，这总归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不能过多依赖综艺节目。因为综艺节目终究难以避免娱乐色彩，所传递的东西也趋于表面化。希望文化类综艺节目能做成一个大众审美教育平台，不以收视率和活动现场氛围为目的，更多关注事物的本质与背后的文化。”邱春林说，《一槌定音》之前有一个小环节，在藏品旁边摆放一堆黄金，让观众在藏品与黄金之间竞价夺宝，经过多次与栏目组沟通，终于在近期取消了该环节。作为专家学者，他们不断影响着栏目编导，甚至配合节目进行工艺文化内容选择及提问设置，让大众得以通过节目真正了解工艺与文化。

当然，从手艺人的角度，将手工艺品带上综艺节目也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记得2014年，曾在湖南卫视人气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露过脸的那张具有“超体”般科幻感的沙发吗？那张收放自如的纸质沙发出自“十八纸”的创意，如今早已成为他们的拳头产品，而且常常出现卖断货的“窘况”。

而同属于湖南卫视的《我们来了》是一档传统工艺文化元素更浓厚的综艺节目。节目中不但呈现了苏绣、扬州玉雕、桃花坞年画、苏扇等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传统技艺学习方法，更将其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拉近传统文化与大众现实生活的距离，让传统文化触手可及。

篇（7）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1C-0068-03

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了教育机构和文化部门应该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该法颁布之前的200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对此类工作提出意见，并指出教育机构和文化部门要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选取合适内容，根据教育对象和教育条件编写相关教材，开展相对应的教学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从2007年起，截至2016年公布了5批共424项广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含22个扩展项目），已评出了5批共421名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含16名国家级传承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大力开展起来。但目前不少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开发认识不够，打着经济效益优先的旗号和现代化加工名义，出现不少歪曲民俗旅游的现象，使当地的民俗旅游在开发中变形，民俗旅游庸俗化，很多旅游活动在商业化开发中变味，地陪导游迎合旅游者的好奇心理，对旅游目的地的民俗风情进行错误的传播，使得当地的旅游文化在被误传歪曲，在传播中产生传承变质。广西文化旅游资源种类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全区，在高职旅游专业开设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是传承广西本土文化的渠道之一。该课程应从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搭建课程教学内容、确立课程的定位等着手，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校园多元文化建设相结合，提高旅游专业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

一、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是广西首次在高职旅游专业中开设，该课程的开设对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以及学校多元化文化建设具有很大作用，也会激发学生参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等相关活动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本土文化的认同。

（一）教育传承与文化传播的需要

激发大学生对本土非遗文化的兴趣，促使本文非遗文化的正确传播，这是目前高校非遗文化教育的任务之一。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设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正确地融入这个现代化的社会，让校园教育在非遗教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让大学生也积极参加到保护遗产的行列之中。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可以让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充分利用，教师和学生都将受益匪浅。

（二）校园多元文化建设的需要

现在大学校园里，学校重视校园多元化文化的建设，各种系部活动、协会活动和技能比赛等名目繁多，但学生感兴趣的少，参与人数少，整体效果不好。在网络化的冲击下，出现大量低头族，网络游戏在高校中普遍流行，学生上课缺席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高校本身肩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播的重任，学校设置非遗课程，开展相对应的非遗活动，在学校成立非遗产文化长廊等，不但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得到正确全面的传播，而且可以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的多样化建设，丰富大学生业余文化生活。

（三）旅游行业人才文化素质培养的需要

1.培养导游本土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导游担负着本土文化的传播工作，在从业人员里对文化综合素质要求是最高的，地陪导游如果文化素质低，对本地的文化了解肤浅，那么他们对品位高、等级高的人文旅游资源，解说就会黯然失色。目前在旅游专业的课程设置里，导游实务、导游带团和讲解技巧、模拟导游实训等课程在培养导游带团的规范性和基本讲解上是必需的。但在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上，本土文化熏陶还做得远远不够。民俗旅游现在已经是旅游的重要类型，导游除做好本职规范性工作外，对当地文化的熟练讲解是非常重要的，地陪导游对本土非遗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引领游客进行正确的学习。

2.导游特色才艺培养的需要。导游才艺尤其是带团才艺是一个优秀导游必备的技能，要想带好团，除了讲解水平、服务态度好，在游客面前展示自己的一些带团才艺也是一个好办法。在教育部门、旅游行业协会、旅游局等举办的各种导游职业技能比赛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讲解，导游才艺展示都是其中主要的环节。很多参赛的导游对于导游才艺比较畏惧，但实际上，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本地特色才艺项目，比如当地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体育、武术等，是非常出彩的，而这些可以通过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学习来掌握，难度也相对较小。

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设计

（一）课程定位

1.课程性质：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设为旅游专业学科基础文化课和学校的文化公选课。教材的内容设置以广西的区级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主要教学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教学内容主要考虑能否与旅游专业其他文化课程相结合，能否与学生兴趣、社团活动相结合，能否服务于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能否提高旅游专业学生的才艺、文化综合素质。课程以广西非遗项目中的各类民间民俗、人类文化为基本理论部分，选取广西非遗项目的民族语言、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戏曲、民间手工技艺等有代表性的项目，跨学科搭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内容，理论与实践学时各占一半。

2.课程目标：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目标包含三部分，即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理解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论；掌握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野外调查的基本技能；掌握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讲解技巧；提高学生专业的导游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特色的导游才艺，促进关系本土文化传承与交流。

（二）课程内容体系

课程的内容体系包括三大模块，即知识理论模块、专业技能模块和社会实践模块。模块一是知识理论，包含两大项目，第一项目是遗产的基本定义、形成历史、遗产保护的理论、遗产分类；第二项目是广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这是本模块的这个、重点内容，包括有10大情境，对应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类的内容；模块二是专业技能，包含导游带团的本土人文讲技巧、导游带团才艺和导游大赛才艺三大项目。模块三是社会实践部分，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野外模拟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野外调查。

三、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改革措施

（一）构建团队式教学模式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授课内容涉及的学科较多，因此，应成立多专业跨学科的教学团队，成员由旅游、音乐、舞蹈、体育、艺术等专业的教师共同授课，不同教学内容上课地点都不一样，每个学科的教师负责其中的专业模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和民俗部分由旅游专业教师讲授，民间文学由汉语言文学教师负责，传统音乐、舞蹈等可由音乐教师负责，手工技艺部分由艺术设计的教师负责，体育、游戏与竞技部分由体育教师负责，还将邀请民间传承人和国内相关知名专家进课堂担任客座教授。

（二）建立专业的广西民俗博物馆

建立专业的广西民俗博物馆，该博物馆的民俗文物由每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野外考察中师生共同收集，打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会相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基地和模拟导游校内实训讲解基地。如果学校支持，申报设计主题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廊，该长廊可以作为校内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节庆的载体，为创建学校3A旅游景区提升文化内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

（三）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与第二课堂相结合

通过校企合作共建模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各种平台，比如工艺研发、设计、制作工作室，工艺流程展示室，作品展示厅，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教育长廊等，利用这些基地平台，学校可以参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产品设计，和学校营销协会合作，参与产品的生产、销售。在这些平台，可以进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旅游专业的毕业生要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作品；与艺术专业的师生合作，设计有广西本土元素的旅游工艺品，将其中优秀的作品挑选出来，参加设计类的比赛，比如南宁礼物设计大赛等。

（四）建设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活动平台，建设多元化校园文化

以旅游专业学生为主体力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校园文化活动中，借助课余文化活动的大舞台，由学校团委、各系办主办，旅游协会承办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节，让受学生喜欢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如各种民族体育、武术、音乐、舞蹈等在全校推广。这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节是定期与不定期举行的，如三月三，花炮节等民族节庆必须定期，像大学生校园科技艺术节、寝室文化节、广西礼物设计大赛、手工艺文化节、民族服装大赛、导游技能大赛、学校的桃花节、芒果节等可以不定期举办，这些活动都要融入广西本土的非物质遗产文化，培育成有特色的高校旅游节庆，形成多元化的校园文化。

（五）构建四位一体的合作模式

高职院校、地方政府、企业与“非遗”传承人依托非遗实习实训基地这一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之有效的、科学的保护与传承。聘任民间传承人和国内知名学者进入校园开展相关实训工作与专题讲座活动。专业教师走出校门，向传承人学习，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把企业、传承人的工作间变成学校的校外基地，把校园的非遗课堂建设为非遗知识传承基地。学校要与广西区文化厅、广西非遗研究机构等的相关单位合作，参与广西非遗项目的调查、申报、分类、编目等科研工作，加快师资力量的培养。

（六）实施多样的考核方式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采用的考核方式有期末考核（占总比的30%）和课堂考核（占总比的70%）；课堂考核方式多样，有课堂互动、模拟专项文化讲解、专项文化创意设计，野外非遗项目调查。在课堂考核环节，学生将占主要地位，分成若干小组，每小组成员4-6个，每个小组的模拟讲解或创意设计结束后，其他的小组进行打分和评论，其他的打分小组平均分就是该讲解小组的这个考好环节的分数，教师在该环节起主持的作用。无论期末考核还是课堂考核，都要突出对广西本土文化的培育，把广西非遗产知识的传承与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相揉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为目标。

四、结束语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高职旅游专业的文化基础课和大学的文化选修课，是培养大学生对当地的民族文学、音乐、舞蹈、戏剧、体育、传统技艺、民俗等的兴趣，能提高地方高校的办学特色和促进校园多元化文化的建设，有助于传承和发展广西本土文化，提升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将广西非物质文化的教育落实，拓宽广西本土文化的传承渠道，极大提高大学生综合文化素养，对广西旅游行业和广西高职旅游教育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红.西部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公选课的意义和策略[J].柳州师专学报，2011（5）

[2]宋德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J].天津人民出版社，教学研究，2011（2）

[3]杜红艳.“非遗”牵手高校的理性思考[J].陕西教育，2012（6）

篇（8）

2016年10月27日，坐落于首都银街东单三友商场四层的“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正式揭牌，致力推广传统手工艺文化，复兴非遗手工技艺，拓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美非遗产品，标志着“雪莲”品牌的产品线，又向文化创意提升、转型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当日，雪莲集团与25位手工技艺大师签约，其中不少手工艺大师也是国家级的工艺传承大师。“雪莲”品牌跨界手工艺，其实并不突兀，若梳理“雪莲”的历史，便可知其与手工艺有着不解的渊源。据雪莲集团副总经理赵俊杰介绍，雪莲品牌最早起源可追溯至1919年的仁立商号，创办人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周诒春，并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京城文化名人渊源颇深，曾生产手工地毯，经历“仁立毛纺厂”、“仁立麻纺厂”的时代，而后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研发生产出中国第一件羊绒衫？？“这说明了在“雪莲”身上，从一开始就带有手工的基因。”赵总表示，从这种意义上看，创立仁立时尚手工坊本身就是一种对“雪莲”自身历史文化优势的回溯、传承与发扬。

非遗大师零距离接触

普通人大概很难想象，与非遗大师面对面零距离接触，倾听他们的声音，触摸他们的作品。而今“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成立，让想象照进了现实。“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非遗传承人，包括金丝镶嵌大师黄小群，景泰蓝大师张向东，陶瓷艺术大师赵传玉，画家程忠麟、王一茗，书法家范寅斌，当代油画家王洪旭，著名服装设计师王燕喃，剪纸大师陈玉梅、刘峥嵘，皮影大师赵翠莲，文彩绣大师高彩侠，柳编大师赵丽萍，内画大师张冰，十字绣大师文清，盘绣大师哈承清，新锐服装设计师巨菲菲，羊皮画大师吴勇等等。日前，记者走进“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对话非遗大师，了解这些传承人的从艺故事以及入驻“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初衷。

景泰蓝大师张向东入行已有40年，据他介绍，一件景泰蓝作品的完成，需要经过百余道工序。其中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为最具代表性的五道工序，称为“曼妙五部曲”。研习技艺的过程中，难免会手腕伤、颈椎病、网球肘等职业病，但依旧深深迷恋其中。张向东表示，希望通过签约“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能够促进景泰蓝技艺的传承，“我会一直守着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有人守着，就永远倒不了。”

金丝镶嵌大师黄小群同样已入行40载，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她成为国内最早“下海”的一批手工业者。金丝镶嵌艺术以金属丝展示金碧辉煌的造型，丰富的色彩经高温烧压，在灯光下呈现出闪烁的质感，魅力无穷，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完美统一的精湛手艺，让黄小群的作品一直得到市场的认可与好评，但她表示，可探索的空间无穷尽，未来希望自己可以做出艺术价值更高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培养出能够潜心钻研的传承人。

剪纸艺术大师陈玉梅表示，自己走上剪纸艺术之路缘于受到妈妈巧手的启蒙，过去“逢婚庆节日，妈妈都会被邻居请去剪窗花或喜字。”陈玉梅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通常小孩子不被允许动剪刀，她却自小就挥着剪刀，随手拾起一张小纸片就剪得不亦乐乎。这也让陈玉梅打小练成了画稿在心中、脱稿即剪的手艺。在实践的过程中，陈玉梅不断将剪纸技艺精髓发扬光大，曾受奥组委委托设计制作剪纸作品。

据纹彩绣艺术大师高彩侠介绍，一件纹彩绣作品的完成要经过七八道工序，尤其当需要手绘和手绣时，就更加复杂繁琐，耗时也更长。产品高端的特性、自身资源的紧张以及工艺师人才的匮乏，致使商业化面临困难。高彩侠曾与一些演艺界的明星、设计师合作过，此次与“雪莲”合作高端定制产品，并进一步探索深度合作的模式。

工笔画艺术大师王一茗表示，自己从小喜欢画画，并为此考入正式院校，曾为了梦想来京自费学习三年。据她介绍，一幅工笔画的完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辛苦的付出，尤其是为了参加大型展览赶制作品。但就当下的艺术环境而言，工笔画家经常要纠结于选择生存还是执着于创作。而今与“雪莲”合作，王一茗还得到了一个独立安静的画室，“这为我静心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她表示，也希望自己能为“雪莲”设计出一些好的作品。

据另一位剪纸大师刘峥嵘介绍，剪纸作品的花样均为自己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创新。此次与雪莲合作，会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高级定制的尝试。“雪莲提供平台，帮助我们推广。”她表示，没了后顾之忧，自己便可以安心认真地做作品了。

受访过程中，多位传承人都坦言，当下面临招徒困难以及市场推广的瓶颈。而入驻“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后，这些难题迎刃而解。据雪莲集团副总经理赵俊杰介绍，非遗文化存在着“有技艺”但“无传承”、“无设计”、“无平台”的现状，“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创立，正是致力于为传承人提供平台，搭建渠道，推动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化进程，从而实现传承与发展。

示范纺织产业转型提升

篇（9）

合理的旅游开发和市场利用是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生存能力的重要方式。旅游开发能够帮助遗产摆脱依靠外力扶持的被动状态，形成自身生存的能力，减轻政府经济负担，形成遗产自我生存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旅游活动能够为遗产保护提供经济来源，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旅游开发能激发当地民众文化自豪感，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带来社会效益。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合理的开发是对其最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商品开发是基于传统手工艺类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观光展示营造、体验活动策划、旅游商品设计等一系列旅游产品的开展，是从文化遗产资源到旅游产品的转化过程。受到广泛关注的开发模式包括博物馆、休闲演艺、节事旅游、旅游商品等基础性的开发模式[1]，创新型的开发模式包括生态博物馆开发模式、实景舞台式、文化园区模式、民俗自然村等[2，3]。本文在游客调查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模式的市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市场开发优化策略，以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商品开发能够取得更好的市场反响。

一、旅游商品开发模式概述

旅游购物是旅游消费中的重要环节，有吸引力的旅游商品能够丰富游客的旅游活动，提升非遗的文化影响，实现非遗经济效益，所以物化商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衍生性的重要方向。在由于各地的历史风俗、地理环境、审美观点的不同，各地的传统手工艺各具特色。即使是同一类别，在不同地方也存在技艺技法、图样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使传统手工艺成为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旅游商品开发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成为物化商品的开发模式。

适于进行旅游商品开发的非遗资源以传统手工艺为主，主要包括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大类，除此之外部分养生类医药也能转化成为旅游商品，比如阿胶制作技艺能够产生阿胶商品作为旅游购物商品。

非遗类旅游商品包括：非遗技艺制作的收藏性工艺品，如陶瓷、刺绣等工艺美术作品；非遗技艺制作的实用性生活物品，如柳编、竹编的各种日用品；非遗技艺制成的地方特色饮食，如采芝斋苏式糖果是广受欢迎的旅游购物品；非遗相关出版物，以非遗为内容的书籍、音像制品等；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各种创意商品，如提取戏曲人物元素绘制的T恤衫。其中前三类是基于非遗技艺直接产生的物化商品，是原汁原味的非遗物化商品，第四、第五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次级衍生商品，占市场比重很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分析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一手数据是2015年10月于北京“国际设计周”大型节事活动中的“手作之美”展会进行一手问卷调查，共发放450份问卷，回收438份问卷，问卷围绕“游客对传统手工艺发展方向赞同程度”这一主题展开。二手数据是天久旅游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市场调查问卷数据，于2013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苏州的重要旅游景区随机发放问卷，共回收10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数784份，问卷以游客对旅游商品市场的态度、感知为题项。本文已取得对二手数据的使用许可。

三、模式评述

（一）旅游商品缺乏当地特色

旅游商品市场是国内旅游消费中的一块洼地，不能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缺乏体现当地特色的旅游商品是市场最主要的问题。旅游购物是游客的基本需求，但现在的旅游商品市场并不能提供满意的购物体验。根据游客购物消费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对784份游客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经常在旅行当地购买旅游商品的占到总数的62%，但是对最近一次国内旅游购物体验持非常满意或满意态度的游客只有56.8%。游客认为旅游购物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在于商品特色（55.6%）、商品质量（52.5%）、商品价格（51.4%）。现在的旅游商品市场存在产品吸引力不足的问题，“缺乏特色，全国各地的旅游商品都一样”“在自家也能买到”“老套没有新意”等评论是游客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说明具有当地特色的、新颖的旅游商品是市场短缺的。旅游商品市场存在档次不合理的问题，存在两极分化，即奢侈化和低劣化，国内的旅游景区及周边销售的商品要么是珠宝、工艺品等奢侈性商品，要么是全国各地都一样的低端旅游纪念品，缺乏地方特色和消费吸引力。

（二）传统手工艺拥有旅游商品开发的巨大市场潜力

具有当地特色、携带方便、有纪念意义、价格合理的旅游商品最受到游客青睐，在追求商品质量和文化性的趋势之下，传统手工艺开发旅游商品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游客调查问卷数据表明，旅游者最希望国内景区购物在“商品特色”方面做出改进，比重达到55%。影响游客购买旅游商品的因素中，具有当地特色（88.6%）、携带方便（56%）、具有纪念意义（53.4%）和价格合理（52.3%）是最重要的因素（表2）。而传统手工艺是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充分的地域特色，具备开发游客满意的旅游商品的良好基础条件。在现代化和机械化的浪潮冲击之下，传统手工艺商品一度被机器制造商品所替代。伴随社会对于非遗文化的宣传和大众对手工商品价值的认识加深，精工细作的手工制作商品重新受到市场欢迎。手工艺商品融入匠人的构思和智慧，不同于机器制造的批量化生产，手工作品没有两件是一模一样的，这也使得手工艺作品具有特殊的艺术性和纪念意义。依托传统手工艺资源可以进行多档次多功能的旅游商品开发，既能够开发有实用性的生活物品，又能够开发有美观性的工艺美术商品，满足产品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传统手工艺旅游商品是弥补国内旅游商品市场不足的重要发展内容。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是传统手工艺商品发展的重要方向

非遗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是脱离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与现代人生活脱节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传统文化商品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实用性下降，原有的功能已经不被现代生活所需要。比如年画的张贴已经在城市中较少使用，使得木版年画的传承状况堪忧。其次是部分传统手工艺的样式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作品往往沿袭着传统的审美观，图样、主题、色彩搭配不与时代同步。比如说传统的刺绣旗袍，纹饰鲜艳而复杂，但是游客欣赏之余购买率很小，因为觉得 “图案太浮夸”“无法穿出门去”“可使用性太小”。而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是一条可行性创新性的发展道路，通过探究非遗的文化内涵、艺术审美、功能造型、结构技术以及材料工艺，用设计的思维与现时生活相联结，对传统款式进行功能性改造和美观性设计，满足人们生活功能与审美需求，使传统技艺被现代生活所需要。在市场调查中，认同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方向应该“用现代设计理念重新设计”的游客达到85.39%，其次是“保持传统技法”（79.45%）和“开发高、中、低不同档次产品”（79.68%）（表3）。表明游客对于传统工艺的再设计持非常欢迎的态度。

四、市场开发优化策略

采取“手艺人+设计师+运营商”的模式，打造专业品牌。中国的旅游商品市场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合理问题，部分传统手工艺商品属于高端奢侈商品，超出了普通游客能够消费范围，属于小众化商品。而较为普及的旅游商品则存在质量低劣、仿造、非本土化等问题，不受到游客欢迎。旅游商品市场需要通过批量化生产，实现从小众商品向大众化的中端旅游商品的转变，通过品牌化经营达到造型和工艺水准的保证。“手艺人+设计师+运营商”的模式已经在市场上崛起，由手艺人提供技艺技法，由设计师用现代设计理念进行商品设计，由运营商进行商品生产和品牌运营传统技艺、现代设计理念和品牌运营相结合，打造地方文化的特色品牌。

改变传统手工艺非遗开发过程中“唯购物化”的现状，避免形成商业化过重的氛围，增强公益性文化宣传内容。商业化气氛过重使游客产生负面的旅游体验，应增加公益性的展示与文化宣传内容，以加深游客对非遗的理解。虽然游客对于获取非遗知识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支付费用的意愿很低。比如游客对手工艺品鉴赏的知识十分感兴趣，但却不愿意为此支付费用，所以手工艺品知识宣讲应该作为公益活动融入到旅游活动中，不宜作为旅游经济的来源。公益性的展示和宣传内容可以起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作用，辅助旅游业的发展。

非遗的“跨界”可以是内部的，如蟋蟀盆制作技艺可以与明式家具制作技艺“跨界”整合使砖雕书写板与红木家具配套成为适合当今市场需求的产品；非遗的“跨界”也可以是外部的，如与影视、动漫等多元文化的跨界融合或与房地产、汽车等文化之外领域的跨界组合。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以更大的投入以苏州以外的更大平台来对苏州非遗元素或非遗符号进行品牌运作，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从非遗自身的“流变”，到非遗内部与外部的“跨界”，再到对非遗资源的“合理利用”，更到对非遗元素乃至只是非遗符号的“多元诠释”。特别是对于这些“跨界”与运作，只要是符合《非遗法》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施行传承与传播不同保护措施要求的，我们都应给与积极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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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称，它承载着所在地区生存过的或现在仍在生活着的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但随着近年来各地的城市化建设，许多旧有的街道、建筑不复存在，其原有的名称自然而然被改变。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名变更为例，笔者经过考察发现，仅就小召前街办事处下辖的小巷而言，三十年来的地名变动就有三次，分别是小东西巷（原玉泉巷）、小召前街（原半道街）、公园西路（原新民街），此外，新增设的其他小巷更是多达八处，包括五塔寺召东街、迎春巷、建华街、凯歌巷、二十六中南巷、工艺厂巷等。尽管《呼和浩特市地名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将地名管理纳入城市管理项目之中依法进行管理，要求地名命名不得实行有偿冠名，并就地名分类、地名管理、地名更名与公众参与、历史地名保护等进行了规范，但是由于对地名的保护力度不足、人们的关注度有限等，地名变更与文化流失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发现，在地名变更过程中，民众始终处在被动状态，对新旧地名的变化关注度并不高，尽管许多民众认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原有历史承袭下来的地名，因为这些名字往往蕴含了老一辈人祖辈相传的一些传说、故事等，但如果地名强行被改变，他们也会被动接受，并最终随大流以新地名称之。在访谈时，玉泉区小召前街一位旧书店老板赵先生称，他们对地名变动并不反对，也不赞成，因为地名变动对他们的影响虽然存在，但是并不显著。

由此可见，在地名变动过程中，民众文化自觉性与价值认同的流失已经成为颇为严重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地名变更加速了文化自觉及价值认同的流失，这种流失又反过来助长了地名变更之风，因此这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不仅会造成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也会弱化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培育文化自觉，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质，在人们关注地名变更对文化遗产的影响的同时，更要关注地名变更与民众文化自觉及价值认同流失的催化作用。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文化自觉”与“价值认同”

根据先生的阐述，所谓的文化自觉即是生活在既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也即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学者李艳认为，文化自觉的重要特征包括实践活动下文化创造的自在性与自为性、文化核心精神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文化结构的多元性。笔者认为，处在任何地理环境中的人们都有必要、也有能力了解该地区的文化，并对该地区地名的来源、形成过程有所了解，关心该地区的地名变动并能够主动参与到地名文化的变动中来，这称为文化自觉。

关于“价值认同”，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即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同化过程。吉登斯将认同的概念扩展到哲学的层面，在他看来，认同是连续发展的社会性产物，它不仅指一个社会在时间上的某种连续性，也是社会在反思活动中惯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贾英健进一步指出了价值认同的相关特征，认为价值认同具有主体的自主性、过程性、异质性与一定的流动性。笔者这里的“价值认同”主要指一定地区的民众对该地区文化的认同，在这种认同基础上不仅能够自觉遵守一定的价值规范，也能够主动参与。

（二）地名与文化自觉及价值认同的关系

笔者试图通过进一步分析地名与文化自觉和价值认同的关系来了解地名变更对文化自觉与价值认同关系的影响，试图证明在地名变更中，文化自觉及价值认同与地名变更的影响是相互的：

1.地名蕴含着价值认同：文化与历史的认同

地名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与建筑和文化密切相关，地名的命名体现了这一社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观点与表达。生活在同一群体中的人对所属群体具有认同感，对地名文化会产生自知之明，这是文化的自我觉醒。比如玉泉区因玉泉井而得名，人们会由此名字联想到关于康熙皇帝坐骑的传说，人们会因此形成潜在的社会团结，从而增进对文化与历史的认同。

2.地名承载了历史文化记忆――以地名的文化功能为例

地名文化会整合历史记忆：地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与文化符号，它的延续与传承体现了不同时代群体的记忆，在不断变更的历史中给人变中求稳的安全感，同时整合记忆在价值认同的层面上，促进了社会规范的确立，因为地缘关系而联结成的社会群体会遵守相同的社会秩序，这有利于人们产生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感，进而产生民族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尤其在类似于呼和浩特市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由地名产生的民族认同感尤为强烈。

地名文化会唤起人们的情感理性：随着社会的快节奏化，人们越来越依赖正式的社会制约，作为非正式制约的地名文化会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理性，促进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自觉保护。

篇（11）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从2004年起，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早期的缔约国之一，2006年国家分别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并从2006年开始确立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国定“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确立意义重大，这不仅是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国际规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列，更是通过立法保障，呼吁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关注和保护，让更多人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做贡献，展现民族文明觉醒的重要表现。截止到2014年12月，国务院共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53项，其中包括民间文学（30项），传统技艺（29项），传统戏剧（4项），传统音乐（15项），传统美术（13项），传统舞蹈（20项）和曲艺（13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12项），传统民俗（15项）和医药（2项），另外，从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了解到，国务院分别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公布第一、二、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目，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加已有1219项之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冯骐才先生曾论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物质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共同宝贵的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而无形的文化，往往比有形的文化更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人类无限的情感，包含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在亚洲，我国邻邦日本、韩国和欧洲法国等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效突出，经验值得借鉴。日本政府早在1950年办不了《文化财保护法》，第一次提出“无形文化”的概念，开始注重对诸如戏剧表演、工艺技术、著名建筑和各类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保护，并建立出“人间国宝”的法律制度，经政府认定后的大师级别的艺人、工匠、技工人才，由国家保护享受每年20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的特别扶助金，用以钻研技艺，培养传承人。韩国则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64年启动“人间国宝”工程，众多技艺传承人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和保护，在国家大型节庆活动的不间断下，开设诸如刺绣、农业、钱币、泡菜等方面的民俗博物馆，大量“非遗”项目被开发成商品，并以民间传统艺术为资源，吸引游客，大力发展当地旅游业。法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本国乃至欧洲产生巨大影响。早在1967年，吸收大量民俗歌舞、民俗舞蹈和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艺品列入传统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示，并在全国划定90多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实行整体性地文化保护，首创德“文化遗产日”于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的在全国活动，在法国的积极影响下，其他欧洲国家纷纷举办“文化遗产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存在问题与建议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高新科技技术迅速发展下，随着商业化功利性目的地突出，原本生命力旺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酷的断层与失传的考验，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已迫在眉睫。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笔者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西方文化、新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多元文化冲击，削弱了青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2）社会公众普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情况，认知度较低。（3）市场经济环境下，低收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直接影响到技艺无人继承的残酷困境。（4）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体宣传蜻蜓点水，不够专注、持续和针对性。（5）高校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和培养。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优秀群体，大学生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借助高校独有的教育资源和环境，发挥学生个体特点和群体优势，实施高校“青年保护文化遗产”计划，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

（一）以积极融入人文艺术教育课程，提高青年的文化自信

作为先进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大学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和无限充沛的学习精力，通过有针对、有选择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接，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课程中，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艺术教育课程的“横向”宽度和“纵向”深度，有计划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和综合文化素质培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优秀因素进行改良和创新，提升文化遗产在青年学生中的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爱国情怀。

（二）以文化学术科研为基础，构建青年的文化自立

高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理论研究为基础，通过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发展，建立文化理论研究体系，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加快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深化文化遗产在高校青年群体中的命脉延续，让文化遗产在高校的学术科研中落地生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地位，加强对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自立”，向青年群体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让更多青年担负起保护文化遗产的重任。

（三）以传媒宣传平台为载体，唤醒青年的文化自觉

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立足本土非遗文化，通过微博、微信、学校官网，以及Facebook等国内外多媒体宣传平台，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传媒接受方式，对非物质文化进行定期、持续，有针对性的宣传报道，将蕴含中国的文化中独有的中华民族精神价值通过形式多样的视频、图片、新闻、专访等传媒方式呈现出来，增进青年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新认识，建立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引领学生全面了解文化遗产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精华，唤醒民族的文化自觉，逐渐形成学习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以延伸丰富实践活动，增强青年的文化认同

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优秀的文化遗产活动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深远持久的影响，高校青年积极参与文化遗产实践活动，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学习精神，通过参与喜爱的文化遗产项目，积极联结与民族文化的情感纽带，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色的文化特点无限放大，真正增强青年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识，提升青年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团结，让更多学生发自内心的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民族优秀文化，保护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