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大全11篇
时间：2023-09-27 09:19:37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明
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篇（2）
引 言
随着计算机软件行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作为产业的核心所在，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担负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特别是金融危机后，软件作为第三产业的高科技产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构建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成为学着们热议的焦点。
1、计算机软件的概念与特征
1.1计算机软件概述
"软件"一词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现常称它为软件。软件是计算机系统中与硬件相互依存的另一部分，它包括程序、相关数据、及说明文档。我国新修订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包括了源程序和目标程序。
1.2计算机软件的特征
现代知识产权理论趋于一致地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表现为创照性成果、经营性资信、经营性标记等多种形式。①计算机软件系统是一种提供人与计算机沟通的桥梁，它将使用者的命令转换成计算机的可执行程序，驱使计算机执行工作后，再把结果反馈给使用者。具体而言，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具有以下特征：
（1）无形性：计算机知识产权本质上保护的是研发人员的智力劳动产生的价值，并以一种客观形式表现出来，使知识产权创造者 以外的人能够了解。
（2）可复制性：计算机软件是通过计算机语言程序编写的，因此，客观上对代码这一载体的"可复制性"是显而易见的。
（3）确认性：我国商标权的获得，也是实行注册制，只有向国家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经审查核准注册后，才能获得商标权。正是因为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像有形财产那样直观，这就要对其智力创造性成果的财产权予以审查确认。
（4）独占排他性：未经其权利人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使用，否则就构成侵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周期性：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更新迅速、发展快，生命周期短。
（5）多样性：计算机软件由不同的语言、代码、符号以及不同的固定载体组成，其程序表现为形式多种多样，呈现出其作品性。
（6）专业性：计算机软件凝聚了人们潜心钻研与开发的时间和精力。其往往是集中了多数人的智慧凝聚而成，专业性强。
2、计算机软件行业国内外的发展现状
2.1 我国软件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我国的计算机软件立法一开始并未打算采取著作权保护的方式，而是准备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并且也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立法的起草工作②。在1989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中国方面承诺在制定著作权法时，将计算机软件列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③。2001年又颁布了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和适用，构成我国软件著作权法保护的基本框架，使计算机软件获得了基本的法律保护。但是，从我国软件行业的发展过程来看，立法的滞后，软件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国内软件的盗版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2.2 国际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现状
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问题，德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后来，英、美、德等国家学者也进一步提出了许多保护方案。在1981年美国著名的Diamond V. Dieher案（450U.S.175（1981））中，最高法院首次公开了一项计算机程序与硬件结合具有可专利性的判决。1991年，在东京召开的第三次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国际会议上，就肯定了国际上用专利法保护软件的发展趋势。
3、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意义
随着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软件功能也不断强大，技术的复杂多元化，已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完成，整个开发过程往往要集中多人或多个团队才能较好的完成，对于模块化的设计与编程也更加细化，分工也更加明显。由于计算机软件的程序、代码等容易被他人剽窃，模仿和广泛无限次的复制，也使侵权者可以不用成本的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从而获得利益。这样对计算机软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更严重打击了新软件开发的积极性，阻滞了这个新兴产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如何对计算机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问题越发明显。
第一，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是时展的必然需要。对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他关系到巨大的国家利益，是实现科教兴国的必然产物。
第二，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是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构建我国计算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第三，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是产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一是将有利于提高我国计算机软件创造者的工作热情，发挥软件工程师创作的积极性。二是有利于在网络外部性方面凸显优势，计算机软件市场内消费者从软件产品中获得满意的程度随该产品的其他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三是有利于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今天，有效创新营销手段，运用高科技发展产业已成趋势。
4、构建我国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4.1加强计算机知识产权素养，规范软件工程师职业道德修养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软件运用在社会各个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延伸，对其依赖也越来越强。软件工程师作为软件开发的核心，是直接关系产业发展的动力。由于软件工程师队伍的日益壮大，就软件工程师自身的能力水平，修养各有不同。因此，必须加强软件工程师综合素质，修养和能力的规范和培养，以便更好地发挥软件工程师的作用。
4.2 加强各级政府部门监管力度，引导计算机软件行业自律
我国的专利保护一般都是依靠司法保护来确定保护权利的实现，但在某些情况下，行政保护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增强专利行政机关的执法力度，和司法保护相协调，加强专利执法力量，提高专利行政执法者素质④。除了相关政府部门加强计算机软件行业监管力度外，行业自律也是保障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许多监管职能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来承担，强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有效行政执法，打击各种侵权行为，避免行为的继续和扩大，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4.3 加强政府舆论法制宣传力度，严厉打击盗版事件
对于国外软件的盗版倾销，我国可鼓励国内政府，企事业单位优先购买国内软件。并大力宣传软件盗版的危害，让广大消费者尽量选用正版软件来使用⑤。进一步加大计算机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击非法音像制品经营活动，采取制作展牌、集中宣传、巡回展览和利用报纸加强舆论宣传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当然这种模式可以说是软件专门立法前的过渡阶段，不可否认，软件专门立法仍是软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
注释：
① 吴汉东等，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②黄勤南.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2003（2）
篇（3）
引 言
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了因法律行为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要以登记作为必备要件。也就是说，因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消灭、设立负担，除了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行为——债权行为成立且有效，尚须到不动产登记机关践行登记程序，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方才发生。由此可见，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鉴于我国不动产登记的传统和现状，人们对不动产登记的性质和功用在认识上发生一定的偏差，在登记的理论和实践层面存在着一些分歧。辨清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性质，正确认识不动产登记的功用，对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对不动产登记的统一立法，尤其对广泛存在着的不动产登记的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不动产登记是民事行为抑或行政行为
鉴于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现状，不动产登记由各类不动产的专门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比如土地物权变动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房产物权变动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林木物权变动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等。由各类不动产的行政主管机关对所管理的不动产进行登记，如若不申请登记，这些不动产或不动产权利不能发生变动。这种登记的现状往往给人造成错觉，主体之间就不动产或不动产权利发生变动，尚须相应行政主管机关的登记认可，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被看作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这种观点成为目前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1]某些行政法学者甚至认为，主管机关的审查登记行为是一种带有行政职权性质的许可行为。[2]在学界与实务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识，是由我国目前有关不动产登记立法的现状所决定的。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是从对不动产进行行政管理的角度进行立法，不动产登记自然被纳入到行政管理的范畴。
主体之间就不动产权利变动达成协议，以使不动产权利发生变动，实现财货流转和交易目的。不动产权利具体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是物权，物权具有支配性和排它性，让任何第三人知晓该不动产上的权利状况，有利于该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和不动产效用的发挥，有利于该不动产的顺畅流转，以建立稳定有序的财产流转秩序，这种主体之间就不动产或不动产权利发生变动的情况就必须借助一定的可足够为众人所知的公示手段彰显出来。在诸如法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被实践证明了的最有效的公示手段即为不动产登记，即由一个有足够公信权威的机构将不动产权利变动情况通过设置专门的薄册的方式公之示众，人人皆可以查询，以知悉不动产上的权属状况。我国不动产权利变动情况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动产权利变动情况相通，运作原理相同，所以将不动产权利变动登记看作是主体之间不动产物权变动情况的公示，是促进不动产的利用和实现财产稳定有序流转的必备手段。登记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不动产物权权利状况的公示，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只关乎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变动状况，登记服务于不动产的高效利用和有序流转，不动产登记行为应是民法上发生民法效果的行为，所以应属民事行为。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不动产登记的民事行为属性，是由不动产登记的功能所决定的。《物权法》通过之后，确立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动产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手段，主要功能即将不动产权属状况公之示众，以利不动产的利用和流转，任何欲在该不动产上设定权利之第三人即可根据公示出来的权属状况做出正确有效的交易决策，而要改变过去那种认为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行政管理机关对不动产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传统看法。主体之间就不动产权利变动达到协议之后，只要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按《物权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提供了登记所需的材料，不动产登记机关在审查以后对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就必须予以登记，以完成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程序，而不能借对不动产进行行政管理为由对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不予登记，这一点在《物权法》中也得到确认。
二、不动产登记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
对不动产登记的事实行为属性或是法律行为属性的探讨，是建立在对第一个问题论证的基础之上，即是以不动产登记行为属民事行为为探讨的前提。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同属法律事实的范畴，都是引起民法效果的原因。但是，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引起民法上效果的作用机理不同。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3]主体欲要发生的民法上的效果，即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产生、变更、消灭，受制于主体的意愿，只要该意愿合法、有效，意愿所达成的民法上的效果就会相应地发生，所以因法律行为所引起的民法上效果的发生要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事实行为则不同，事实行为无需考虑行为人内心意思，事实上有此行为，即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行为人有无取得此种法律效果的意思，在所不问。[4]由此可见，事实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好了的，与行为人内心意思无关，不受行为人内心意思的影响。不动产登记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就要看不动产登记所要发生的法律效果——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设定负担、消灭，是否取决于不动产登记申请人的效果意思，若是则为法律行为，若否则为事实行为。
不动产登记是法律行为抑或事实行为，必须在物权变动的不同立法模式下考虑。综观他国民法理论和实践，因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形式主义，二是意思主义。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变动的完成除当事人的意思合致外，尚须登记、交付形式的做成为必要的立法主义。[5]根据物权变动是基于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还是物权意思的不同，又可将形式主义分为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要求物权的变动须当事人的债权意思合致，并且要履行登记、交付程序，如瑞士。物权形式主义要求物权的变动须当事人的物权意思合致，债权意思合致只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并不决定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物权变动效果取决于物权意思合致，另外尚须践行登记、交付程序，如德国。在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就不动产物权变动而言，不动产登记是必备要件。意思主义，是指物权变动仅以当事人的意思合致为已足，不以任何形式的作成为必要的立法主义。[6]意思主义中的意思仅指债权意思，也就是说，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仅以当事人债权意思合致为已足，登记、交付的形式要件不是物权变动的必备要件，但为了保护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让第三人知悉该物权变动的具体情况，意思主义规定登记、交付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如法国和日本。不动产登记在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显现出不同的功用，是源于不同立法模式不动产登记性质的不同。
（一）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行为属性
已如上述，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变动取决于物权行为，债权行为只是物权变动的原因，不决定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但是物权行为究为何物，登记是否就是一种物权行为，则众说纷纭。“传统见解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包括物权的合意）本身即为物权行为（单独行为及物权契约），登记或交付则为其生效要件。”[7] 按照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包括效果意思和意思的表达方式，如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行为等。如若将物权意思本身等同为物权行为，单纯的物权意思表示（物权行为）则不能引起物权变动实际效果的发生。某种物权的实际取得或丧失，端赖于另外的实际履行行为，即动产的交付和不动产的登记。如此一来，单有物权行为不能发生实际的物权变动，而这又与物权行为概念本身相矛盾。为了克服这种矛盾，有关物权行为的传统见解在维持物权意思即为物权行为的基础之上，把实际的履行行为——交付和登记看作是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但此种嫁接让人不免产生牵强附会之感。台湾著名学者姚瑞光先生在洞悉物权意思即为物权行为的矛盾后指出：“物权行为者，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而成之要式行为也。……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始能成立所谓物权行为。惟有完成此项方式后之物权行为，始能发生物权得丧变更之效力，始能不残留所谓履行问题，亦即物权行为一经成立，即生效力，不可认为物权行为因意思表示而成立，登记或交付不过其生效要件而已。”[8]姚先生认为，物权行为是物权意思和实行履行行为——交付、登记的结合，交付、登记也是物权行为的内容，虽然此种观点克服了物权意思本身即为物权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关于物权意思和交付、登记之间的关系仍不甚明了，交付、登记的法律属性仍不明确。
要探究物权行为的本质，弄清楚物权行为和物权意思之间的关系以及交付、登记的法律属性，必须从物权行为产生的源头上分析。物权行为理论的创造者德国法儒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制度》一文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它们是债产生的最基本的源泉。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仅将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它的外在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它的本质是契约……。”[9]法儒萨维尼这段精僻的论述清晰地告诉我们：交付本身即为一法律行为，买卖中的交付，核心要素是当事人转移动产所有权的意思，但该意思不是法律行为，其必须依附在交付这一有形的外观之上，物权行为即为交付。
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交易种类的多样化，不动产交易在法理上和交易实践上逐渐呈现出与动产交付不同的交易状态，即被后来各国所广泛确立的不动产交易要以登记作为表标方式。以萨维尼抽象出“交付也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同样的论证出发，由于不动产登记成为不动产交易的常态表征，如理相同，不动产登记也是一种真正的契约，是一种能独立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以萨维尼物权行为理论为立法基础所采取的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就不动产物权变动而言，不动产登记即为一种能独立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的观点明晰可见。
（二）债权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不动产登记的事实行为属性
债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与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虽然都有债权行为的存在，但债权行为在实际的物权变动中所起的功用不同。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单有债权行为即可引起物权变动，连债权行为的实际履行——交付、登记等都没有必要。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债权行为是引起物权变动的决定因素，但只有当债权行为的实际履行——交付、登记完成后，方才发生物权变动。在这两种模式下，债权行为对物权变动起着决定作用，债权行为无效、被撤销，物权变动就无法发生。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已如上文所述，债权行为只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实际的物权变动取决于物权行为，即使债权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只要物权行为有效，物权变动就能实际发生。
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交付、登记是真正的契约，不动产登记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遵从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生效要件等的判断规则，适用法律行为一般原理。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依债权行为达到物权变动的最终目的，端赖于当事人债的实际履行。债的履行完成，即动产完成交付和不动产完成登记可发生多重法律效果：一是当事人之间的债因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而消失，二是当事人之间所欲达到的目的，就物权变动而言，物权变动的发生即可确定地实现，三是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作为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的外观，对不知交易实情的第三人来说，具有公示权利变动的效果。因此，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交付、登记是债的履行行为，该履行行为产生既定的法律效果，是物权变动的必备要件，因而应属于事实行为。
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就物权变动的法律要件来说，交付、登记并非必需。但从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不完成交付和登记，买方不取得对物的实际占有，物的使用价值无法实现。从另一个角度看，物权是支配权，具有排它性，物权的行使和变动不仅关涉物权人本人的利益，还关涉到该物之上其他权利人、欲取得该物之交易相对人等的利益，关涉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交付和登记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公示功能，并且此种公示功能在复杂的物权变动中尤为重要。基于此，意思主义立法模式虽不强求不动产物权变动必须办理不动产登记，但规定未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不能对抗第三人，这就使得取得不动产物权之当事人如若未办理登记，其所取得的不动产物权随时有被他人取得的风险，正是此种风险的反激励作用，当事人因顾及风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得不办理登记，这一点从王茵博士的论文中可以清晰地得到印证，意思主义立法模式的典型——法国，于“1855年法就大多数所有权及其他不动产物权的设定、移转，规定以誊记为第三人对抗要件，显著地扩大了誊记范围，几乎所有的物权变动都要公示。”[10] 由此可见，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交付、登记作为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的公示要件，法律效果确定，因而也属于事实行为。
结 论
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就采取何种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是否采用物权行为理论等问题，众说纷纭。就已实施的《物权法》相关条文内容来看，“不动产物权变动非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是一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地役权的设立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并且立法上未采用“物权行为”概念。由此可见，我国就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上采取了以债权形式主义为主，兼采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结合上文的论证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就不动产登记而言，一般情况下，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法有明确规定，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特定情况下，不动产登记起着“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公示作用，其法律效力也为法所明文规定。由此可见，在我国，不动产登记的行为属性应为事实行为。（原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4；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0.
[2] 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246；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构想[C].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优秀论文选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30.
[3] 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50.
[4] 赵勇峰，马瑞娟.对民事法律事实体系的再思考[J].学术交流，2005，（10）。
[5] [6]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0.29.
[7]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7.
注释:
[1]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4；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0.
[2]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246；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构想[C].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优秀论文选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30.
[3]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50.
[4]赵勇峰，马瑞娟.对民事法律事实体系的再思考[J].学术交流，2005，（10）。
[5]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0.29.
[6]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0.29.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7.
篇（4）
知识产权(1ntellectual Property)是公民或法人对其在、技术、文化、等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规定“知识产权”包括：‘关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权利；关于表演艺术家演出、录音和广播的权利；关于人类发展的一切领域的发明的权利；关于科学发现的权利；关于品外观设计的权利；关于商标、服务标志、厂商名称和标记的权利；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一切其他来智力活动的权利。”那么，我国政府在管理活动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质押，当然也应有相应的法律对之规范。
一，知识产权的一般法律特征
在民事权利制度体系中，知识产权是与传统的财产所有权相区别而存在，既不同于一般财产权利，也不同于一般的人身权利。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知识产权是财产权和人身权两权一体的权利，具有双重性。知识产权因为其权利客体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与权利主体的脑力活动与身份密切相联而首先表现为一种身份权利。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是其权利主体通过对智力成果行使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能而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通常表现为智力成果被出版或上演或者以其他方式利用，权利主体获得报酬权、专利权人和商标权人取得使用费和转让费等权利。
2、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无形财产指不具有某种实体的存在，仅为某种“拟制”的物体。智力成果是人类脑力劳动的结晶，是一种以思想为内容的精神财富，只有通过其载体——物质表现形式，才能被人们传播和。
3、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独占性、排他性、 垄断性)。权利人有垄断这种专有权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权利人有权自己行使其享有的专有权，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使用等形式处分其智力成果，并从中获取收益。任何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或未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占有，使用他人的智力成果，则构成侵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知识产权的法律效力要受到国家领土的限制，即具有严格的领土性。如果知识产权所有人想在其他国家使自己的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只能是根据其所在国与其他国家订立的相互保护知识产权的条约或两国间采取的对等保护原则获得保护，或是按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重新办理手续后取得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只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间受法律的保护，期限界满后，该知识产权就丧失了法律保护的效力。
二、质押及其法律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三)款中规定， “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质押。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出质的财产或权利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 以该财产或权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受偿。质押作为债的担保的一种方式，对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交易安全和债权的实现，稳定社会经济次序，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截止1998年7月， 日本开发银行已经向40余家提供了余额为30亿日元的知识产权担保融资，其担保品主要是专利权和著作权。
1、质押权具有附随性。质押权本质属于担保物权而质押权的设定须以有效的债权债务的设定为前提。即它以主债权的存在为依据，主债权消灭，质押权即不存在。这时如果他人占有一方的物品，即构成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另外，质押权随主债权的移动并不一定导致质押物的移转。
2、质押权属于他物权。他物权是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的物权。它是在对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某一方面对物的支配权。质押权是在他人之物品或权利之上设定的担保物权。
篇（5）
荷兰民法典。荷兰是新民法典编纂运动的杰出代表。早期荷兰的私法体系基本上是法国法的翻版，自19世纪末开始受到德国法的影响，至20世纪在糅合“法学阶梯体系”与“潘得克吞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荷兰民法典结构。1992年荷兰民法典分为10编，包含传统的民法、商法，以及消费权益保护法和其他私法法规，并把具有重要价值的判例也编入其中。民法典中关于知识产权编的设计，后来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困难而被取消。另一重要原因是，自“马斯特里赫条约”签订之后，欧盟一直致力于制定一个适用所有成员国的“欧共体法”。自荷兰民法典颁布后，欧共体先后制定了统一商标法、专利法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条例，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与其保持一致，而不能进行补充和修订。荷兰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将上述法律搬到新民法典第九编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不仅仅包含私法的内容，而且各类知识产权有不同的转让、设置的规则，可见知识产权难以融入民法典体系之中。
俄罗斯民法典。1922年苏俄民法典有关财产权各编没有涉及知识产权。196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及后来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法典既弥补了以往的缺陷，同时也带来新的缺陷，具言之：该民事立法纲要及民法典在第四编、第五编、第六编中分别规定了著作权、发现权和发明权，上述制度列入民法典之中的仅限于调整有关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规范。这一体例设计是对1922年民法典体系的重大突破，但这三编并没有总括为“知识产权”编，同时它将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的工业产权排除在外，其有限的内容也不可能概称为知识产权。199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推动俄罗斯民事立法模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民事立法纲要的基本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著作权，在生产中利用发明的其他创作成果的权利、继承权、国际私法规则共7编。其中，除著作权以外的“创作成果的权利” 包括专利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商号权、合理化建议作者权、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不完整地再现了这一纲要所设计的模式，拟定的知识产权编为第五编，冠名为著作权和发明权，没有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事实上，1992年9月，该国已经以特别法的形式颁布了“专利法”和“商业标记法”。这部被称为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民法典”尚未完成世人关注的“知识产权编”，但其总则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一节中已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有关问题。立法者将“信息；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与物、工作和服务、非物质利益等同列为权利的客体。新的俄罗斯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规范有两点值得检讨：首先，总则拓宽了权利客体的范围，一是承认作为财产权利的无体物，将知识产权本身也作为客体；二是将信息及智力活动成果作为另类客体，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物。但是总则关于“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的规定，将两类客体混为一谈，令人费解。其次，民法典拟定的知识产权编限于著作权和发明权，其他知识产权则以特别法形式出现，这就肢解了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与1991年民事立法纲要的初衷相去甚远。
越南民法典。1995年越南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典编纂运动的产物，其体系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受199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和 1994年俄罗斯民法典的影响。越南民法典专编系统地规定了知识产权，在法典于1996年生效时，废止了1989年“工业所有权保护法”、1994年“著作权保护法”、1988年“引进外国技术法”。越南没有像意大利、俄罗斯那样采取基本法与特别法并用的方法来规定知识产权，这在世界立法例中是不多见的。越南民法典第六编名为“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权”，含“著作权”、“工业所有权”、“技术转让”三章。应该说，越南民法典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颇具代表性，是乞今为止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最为集中、完善的一部民法典，但它的示范作用也是有限的。该法典仅仅规定了传统的主要知识产权类型，而对新兴的知识产权制度没有回应；同时，该法典似乎像其他民法典一样，无力解决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问题，有关知识产权的程序性规范、行政法与刑法规范只能交由单行条例或其他法律部门来完成。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我们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上述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 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不足效法。
单行立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篇（6）
1.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冲突的概念是指设计了两个或两个以上那个的国家的民事法律对该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不同，但又要求适用于该民事关系，从而造成了民事关系在适用上出现了冲突。本文认为，在判断知识产权是否存在法律冲突的时候，过度的夸大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以及国际性，这是不可取的[1]。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发生，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探讨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问题时需要结合上述因素进行综合性分析。
首先，国家对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是被承认的。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公民，还适用于在国外的本国公民。任何国家在制定法律时都可以以自己的确定本国具有域外效力，但是域外效力只有当别国根据原则承认该过有域外效力，此时域外效力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各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观念越来越深，无论是国内立法的转变还是国际条约的签订，都充分体现了知识产权及其立法逐渐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在法律制度上，知识产权法和民事法律制度一样，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等不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一定也不同。所以，跨国的知识产权关系会随着适应不同国家的法律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么就应该适应那个国家的法律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同是民事法律冲突产生的基础条件[2]。
最后，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正常的民事交往，因此会结成大量的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国际间相互交流越来越频繁，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日渐加强，当一个国家进行，另一个国家就已经完成，第三个国家取得知识产权，第四个国家取得成果的现象广泛出现，紧跟而来的是跨国知识产权关系的大量出现。
2.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
前面提及到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知识产权只在其依法产生的地域内有效。一国在本国域内只保护依本国知识产权，而不承认和保护外国知识产权。因此关于知识产权的授予田间、内容、期限等事项应该有授予该项权利的国家的法律来支配，这样可以看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一个压倒其他因素而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3]。总体而言，各国有关知识产权适用的规定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知识产权本体关系适用于争议的权利所在地法。关于知识产权本体关系的争议是就知识产权客体的适法性、权利效力、权利内容以及权利归属等问题产生的纷争。争议的权利所在地并不一定是真正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关系成立地，而是当事人自己认为其应享有知识产权所在地。比如，A国人和B国人就A国人能否在A国享有知识产权发生争议的时候，应该先适应B国的知识产权法。
其次是侵害知识产权关系适应侵害事实发生地法。该适用规则是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和传统国际私法中在侵权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对于跨国侵害知识产权的案件应该根据事实发生地所涉及的国家，这种侵害的不确定性说明需要多国的合作以期达到保护的目的。一味的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去保护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对于发展中国相对来说是不公平的。
最后，知识产权合同适用作为合同制标的权利所在地法，知识产权合同由知识产权本体和合同关系构成。在一些工业产权授权契约的标的和设计的行政法规内容受权利所在地支配，然而合同的基本问题其中合同的成立要件、效力等仍以一般合同的准据法为依据[4]。在知识产权合同关系中，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起关键作用，法律的适用应当以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为主，因此对于它的适用原则应该依权利所在地的法律维护国家利益并体现国家的价值观念。
3.对我国立法现状的建议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规则的制定应该坚持尊重国家的、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及履行国际以期相结合的原则，其中平等互利也是私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则，同时，知识产权的性质在法律选择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上述各种法律适用中，知识产权适用权利授予国法最为合理，但其调整范围未包括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的纠纷的相关法律适用。
为此，我国的知识产权冲突规则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完善：首先，在知识产权的初始所有权的法律适用方面，事先注册权利的初始所有权，适用权利注册国的法律；其次，在知识权的建立、效力、范围、期限等方面，适用被请求保护国的法律；再次，在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侵权原则上应适用被请求保护国的相关法律，该被请求保护国的法律是侵权行为实施地国的法律；最后，在知识产权合同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合同应当适用当事人协商一致并且以明示方式选择的法律。但当事人不得选择下列问题的法律，权利的可转让性问题，当时人签订合同是行为能力问题、转让和许可登记的形式要件问题等。
就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承认和法律适用的现状而言，不仅大部分国家，没有在立法中做出相应规定，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形成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文件会国际惯例，这充分表明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强烈需要国际间相互协调与协作。综上所述，通过相应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中存在的法律冲突，进而寻找适当的法律适用原则，以期保护知识产权权利所有人的利益，这样有利于促进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篇（7）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7-0887-03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ve Problems of the Protection of Spor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U Yan-zhong, ZHANG Chun-y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Shandong, China)
Abstract:With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data,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spor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analyzed and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bout spor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well as its research are further analyzed. Many conclusions have been done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marks right and sports TV relay right, but there is a lack of its basic study and legal protection. The sports game and phys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national phys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nd sports non-patent information right haven't been completely studied, and there are a lot of idea problems.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spor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ught to be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体育的竞争已经从原来的体能的竞争扩展到经济、科技、智力的竞争等广泛的领域，也就产生了大量的体育知识产权，从奥林匹克标志的保护到电视转播权的经营，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大量体育知识产权被侵犯的事实也进一步表明，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其研究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国内外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事实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今后的研究与保护提出自己的见解。
1 国内外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国际性知识产权公约较多，有些与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如《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尼泊尔条约》等，某些体育著作权、体育专利权、体育商标权等受到该类条约的保护，而国际上最早的体育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条约是1981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奥林匹克会徽条约》(于1983年生效)。该条约规定成员国有义务拒绝包含奥林匹克五环会徽图形或者相似图形的标记注册，并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在商业活动以及其他活动中不经允许使用该标记。该公约主要是对奥林匹克会徽进行保护，对奥林匹克的名称、旗帜、吉祥物，以及电视转播权等没有列入保护的范围。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主办城市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1)对奥林匹克知识产权内涵界定进行了扩展。如将与奥林匹克、奥运会、奥运等专有名称和使用这些专有名称的社会活动、出版物等归为国际奥委会的署名财产，将奥运会申办机构使用的标志和其他创作成果收归奥委会，对“奥运会举办城市名称+年份”和其他与奥运直接相关的标志提出比照商标进行注册保护。2)在保护的时限上，奥林匹克标志的部分内容进行永久保护而不必登记注册。其实，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在《奥林匹克》中也有体现，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与内涵的扩大，内容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第一章中有7项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并制定了12条附则。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1999年1月30日至12月3日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主办的世界体育部长和负责体育教育与体育高级官员会议上，通过了《埃斯特角宣言》，其中第8条中提出：“部长们支持按地区和国家文化遗产原则去保护和发扬传统体育运动的政策，包括列为世界范围内的传统游戏和运动项目。鼓励举办地区性传统体育节。”将民族传统体育列入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此外，按国际惯例，国际体育组织与举办竞赛的国家和城市签订关于电视转播、标志等方面的竞赛合同，是一种实际的保护措施，国际体操协会对重大创新技术动作以运动员名字命名，实质上是对精神权利的保护。
知识产权不能像物权那样根据法律事实自然产生，它作为一种无形物，必须依靠国家法律特别保护。因此，在相关国际性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基础上，各成员国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早在1993年，国际奥委会就在中国商标局对奥林匹克会徽进行了商标注册。北京获得2008奥运会举办权之后，2001年5月中国奥委会商用徽记也进行了工商注册保护。2001年11月制定了《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规定》，2002年2月4日国务院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对体育知识产权中关于奥林匹克标志作了具体的保护规定，保护的客体内涵逐步扩大。
2 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问题论析
2.1 加强体育标志权与电视转播权保护以及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法律建设 体育标志权与电视转播权的保护已经达成共识，但目前对体育标志权的研究主要是以奥林匹克标志权为重点，其他关于运动竞赛标志权的研究虽也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关于奥林匹克电视转播权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规则，由于缺乏体育标志权与电视转播权的专门法律，致使在实际操作中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依据，出现了在一般竞赛的电视转播权还存在严重的歧义，尤其是我国的电视转播权的归属问题上却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对体育比赛集锦的产权问题业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保护的力度不足。而且相关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建设是在一种被严重侵权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台，诸如悉尼、中国申奥成功以后，就有大量的奥林匹克域名和相关的域名被注册等，影响奥委会与组委会的市场开发，于是分别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由此我们应该把研究的视角拓展到整个体育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应立足于体育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对体育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专门性的全面研究，而不是针对奥林匹克等某一特殊领域，也就是说，要出台带有体育普适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即《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而不是单指奥林匹克的标志权或电视转播权，进而制定具有体育特色的专门性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法律。
2.2 确认运动竞赛与表演的知识产权
根据《罗马公约》第九章的条文――“任何缔约国可以在其国家的立法中将此公约中所述的版权保护扩大到进行非文学或艺术创造性是艺术家身上”，比较艺术作品定义中“个人特色”和“智力”两个关键因素在运动竞赛表演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但目前运动竞赛与表演作为体育特有的、最普遍存在的智力成果未列入保护范围，甚至未得到社会承认，在相关研究中也存在许多分歧，这也是当今体育知识产权研究的焦点问题。
关于运动竞赛表演知识产权的客体，运动竞赛表演凝聚着运动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只是在表达的方式上，但这不是本质性的差异，至少“艺术性的体育表演体现了人类的思想，具有作者的个性痕迹，因而应当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将许多运动员看作了表演艺术家。而其他运动员也起码享有对自身形象权利免于被非法利用。”但从当前研究的的进展情况分析，对于艺术体育类项目的运动竞赛知识产权保护初步达成共识，而分歧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体育与艺术的归类问题，因为杂技已经列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体育与杂技的动作编排、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共性因素，而体育因为有其特殊性，对体育竞赛知识产权的研究没有从基本的法理上分析。体育运动竞赛表演知识产权包涵大量的智力成果，它不是单纯是一种肢体的运动，更是一种特殊智力因素的凝结(肢体运动智力、科技服务等)，既然体育有其特殊性，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要立足于体育的特殊性进行研究。
2.3 明确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产权的内涵
优秀传统民族体育项目深植于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中，每个活动无不浸透着文化的烙印，在《埃斯特角宣言》第8条的条款说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文化遗产性。我国少林寺和太极拳准备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设立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郑成思根据非洲产权组织的保护范围，将民间文学详细列举为6大项，传统体育列在第4项。张厚福同志根据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实深入研究认为，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民族独有性、遗产性、技艺性、强身健体性和大众性，是民间艺术作品，应当受到知识产前的保护。而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应当立足于两个层面，因为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以对个人权益有限期保护的私权利益为基础，从而达到鼓励创作、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的目的。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知识产权不完全等同于现行知识产权，也不同于平时所理解的简单的、静态的、封闭式的保管、保存式的保护，那无疑于固步自封，使之失去前进的步伐。民族传统体育是在群体中创造和流传的，开放性和广泛性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体现的更多是群体的文化特征，只有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结合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能单纯从市场价值的角度认知。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应是对其能否持续存在、源远流长以及是否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而不被歪曲和利用为主，当然也会关注经济利益。即在精神权益和物质权益的双重属性中，更侧重于精神权利，注重以集体利益、社会效益的开放式的保护。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注意两个平衡点：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有形部分仅仅作为文化古迹、遗迹而实施比较严格的保护，而不开发利用，就会使武术文化成为一种毫无生气的“死”文化，也必将增大当地居民和政府的负担，保护促开发，开发促保护，我们应找到二者的利益的平衡点；二是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无形部分的利益平衡是在权利人与作为资源提供者的社会公众与相关创作者之间的平衡，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鼓励创新，既保护了“源”，以不妨碍“流”。
2.4 体育非专利技术更注重精神权利的保护
知识产权主要包括精神权利(moral rights,亦称人身权)和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亦称财产权)。关于体育非专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张厚福教授认为关键的运动技术动作、成套技术动作、运动技战术、运动训练与恢复方法、体育运动测试方法与手段、饮食与营养药物配方等这些有实用价值、又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的非专利技术，体育非专利技术与体育为公开信息充满着集体的智慧与经验，应当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申立同志则从“体育属于公有领域”的角度对“重要的运动技战术”和“科学先进的运动竞赛战术”分析认为，若是新的技术受到保护或专有，那么相对其他选手就不公平。而且一旦进入体育这个公有领域便失去了专有性，因此不应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如果授予专利不利于项目的发展，如不予任何形式的奖励和保护，则不符合体育法、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支持和鼓励社会成员为社会作贡献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也不符合《宪法》及《民法通则》中人的正当的财产权、人身权都应受到社会的保护的法律精神。体育非专利作为体育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育工作者的权益，应获得社会的肯定和适当保护，而且在公开使用前按技术秘密保护，公开使用后应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得到社会的肯定和予以荣誉权、防止篡改和歪曲。而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既要有经济权利的保护，更重要的精神权利的保护，诸如“李宁正吊”、“李小鹏跳”、“冢原跳”、“特卡切夫腾越”等动作的命名，排球的“时间差”战术是中国队发明等，这些本身就是一种对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而不是中国的专有，别人不能使用。也就是说，体育非专利技术不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专利技术，其保护也就不是一种专有式的保护，更重要的精神权利的保护。因此，体育非专利技术是体育运动有的，既不受国家安全法，科学技术保密条例保护，又不受专利法保护的普遍存在于体育运动训练竞赛中的专门技术，应当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且应更注重精神权利的保护，这也是当前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在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与实践中，体育标志权和体育电视转播权保护已达成共识，对运动竞赛知识产权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体育非专利技术和体育未公开信息等方面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分歧，而且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操作性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与探讨。2)目前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法律不多，应加强体育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专门性研究，建立反映体育特殊规律的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
3.2 建议
1)由于对体育知识产权的研究的相关依据不足，理论研究与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面对大量体育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有时束手无策，在研究过程中仍然以传统的知识产权的理论模式进行研究，没有结合体育的本体特点进行辨证论析。我们不仅要以基本的法律理论为依据，加强体育知识产权的法理学研究，而探讨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更应该把握体育的特殊规律，立足于体育的实践作专门性的研究。2)在体育知识产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从奥林匹克标志权到运动竞赛表演的知识产权、体育非专利技术等，存在重视竞技体育领域的研究倾向，对体育其他领域的研究较少，诸如学校体育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创新问题的知识产权问题，全面健身技术信息、健身运动处方以及健身俱乐部经营等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至今很少涉及。因此，加强体育各个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的全面性研究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张春燕，张厚福.体育知识产权研究进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1)：14-18.
[2] 张厚福.体育知识产权的产生与客体[C].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研讨会论文集，2001.11：11-18.
[3] 姚依民，刘铭徽.体育科研与著作权法[J].安徽体育科技，199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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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法超，于善旭.体育标志权的实现与救济[J].天津体育学院，2002，(3)：1-4.
篇（8）
我国在《刑法》中制定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专门条款，如《刑法》中对商标权的保护专门规定了假冒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等罪名，对专利权的保护专门规定了假冒专利罪等罪名。除此之外，还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条款，如在《著作权法》中规定著作权受到侵犯性质严重并且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进行刑事制裁；在《商标法》中规定了侵犯商标权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在《专利法》中规定了侵犯他人专利权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等。
2.程序法領域
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归为“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受到侵犯的知识产权人可以不经过检察机关而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将刑事诉讼的程序启动，来达到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目的。法院对于知识产权人依法进行的起诉应当受理，并通过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来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依法进行刑事制裁。如果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或者已经严重的将社会的经济秩序扰乱，这类案件就应该归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诉案件，应当由公安机关来进行立案和侦查活动，从而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相关制度不管是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上都在不断的完善，但是我国知识产权在刑法保护上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1.立法模式上的不足
目前我国在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文件中，如《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刑法的规定，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而在《刑法》中则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反映了我国通过利用刑法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坚决态度。但是这种立法模式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屡禁不止，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刑法要随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断出现新变化而实时的做出调整，但是，刑法本身有其特殊性，不能频繁的发生变动，必须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性，这就使刑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对惩罚犯罪的需求，造成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与刑法的稳定性规定相冲突。
2.过高的起刑点
我国在2004年开始实行的《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构成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并将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标准规定为涉案数额较大或者发生严重的犯罪情节。从这个规定中，我们不难发现，该规定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标准过高，也就是说，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有过高的倾向。这样一来，就使很多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无法受到刑法的严厉惩罚。
三、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相关建议
对于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刑法的保护，不管是从实体法上还是程序法上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简单分析，增加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相关建议。
1.制定专门适用的知识产权刑法
我国目前主要在《刑法》中对知识产权进行了规定，但是刑法由于其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不能频繁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现实的社会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必将会出现新的形态，《刑法》中的规定也就不能有力的打击到新出现的犯罪形态，这也就造成了刑法与不断变动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为了将这一冲突合理的解决掉，又能很好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出现的新形态，建议将《刑法》中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保留的同时，专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刑法，将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集中放到一部法律中，并能够随着新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形态的出现而适时的加以更改和补充。
2.知识产权犯罪的起刑点适当降低
这种关于起刑点的规定不但比发达国家的标准要高，而且也不符合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建议将知识产权犯罪的起刑点予以适当的降低，使刑法能够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及时的调整。在我国，对于将涉案的数额较大这一标准予以降低的做法具有很强的可行性。虽然对于具体要降低多少数额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考虑到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在起刑点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将涉案的数额标准予以降低是势在必行的。降低知识产权犯罪的起刑点，可以更严厉地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和打击，为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四、结语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也仅有30年的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实践相比，存在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现象。在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上出现问题时，要在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适合我国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的形成需要时间，法律条文的修订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但是一种观念的传承却需要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要靠全体法律人甚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我国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凯.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构建及完善[J].知识文库，2016（15）.
篇（9）
一、知识产权法课程采用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一）知识产权法采用双语教学的政策背景
1.双语教学的内涵
国际社会对“双语教学”一词尚无统一的定义，英国《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所给的定义是：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即在学校里使用外语或第二语言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我国学者认为，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学中使用中文的同时，使用第二语言（如英语）或使用第二语言教材（如英文教材）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其最早起源于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它不同于外籍教师给中国学生进行的语言教学，也不同于在教学中使用标准语和方言这种语言变体进行的教学。
2.知识产权法采用双语教学的政策背景
2001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各高校要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特别是为适应我国加入WTO所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力争三年内开出5%~10%的双语课；2004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同年8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再次提出：“适宜的专业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金融，法律等双语课课程比例≥10%”才能评为A等。
法学专业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国家的法律大多仅在本国内有效。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密切相关，《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WTO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知识产权法课程极有必要采用双语教学，目前很多高校率先在知识产权法课程中实行双语教学。
（二）提高知识产权法的教学效果
1.清晰掌握法律概念
概念是一种认识过程中的工具，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法律概念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它是指表达法律和认识法律的认识之网上的纽结，即对与法律相关的事物、状态、行为进行概括而形成的法律术语①。法律概念在法律运行和法学研究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借助法律概念，立法者制定出立法文件；司法者对事物进行法律分析，作出司法判断；民众认识法律；法学研究者描述法律、评价法律、改进法律。清晰掌握法律概念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知识产权法双语教学过程中，可运用双语教学的特点达成对法律概念的清晰掌握，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其英文为intellectualproperty，但翻译成中文却有不同的译法，中英文对照可使学生提高专业知识及外语水平，也可促使学生从不同侧面探究法律概念的内涵。
2.准确理解相关国际公约
世界贸易组织文件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产权法的重点教学内容，但1994年前关贸总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分协议的标题，经常有人译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使学生误认为“知识产权”中包括“假冒商品贸易”，结合原文和知识产权法的相关知识，该标题应该理解为“这个文件既要规范与一般贸易活动有关的知识产权，也要规范与假冒商品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应译为“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双语教学方式可使学生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公约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为实践中的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培养高素质人才，与国际接轨
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知识产品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是国际上通行的确认、保护和利用著作权、工业产权以及其他智力成果专有权利的一种专门法律制度。2001年我国加入WTO，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与TRIPS协议全面接轨，全球经济形式的发展，知识产权贸易与纠纷的增加，国家需要大量能够运用外语和精通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以参与国际竞争。如关于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与发达国家的国内立法均为英文，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定也有较深地了解，知识产权法课程进行双语教学，是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培养复合型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途径之一。这些复合型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应该是既掌握我国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又掌握相关国际公约并同时掌握专业英语的复合型人才，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任务与高校知识产权法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难看出，为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以适应国家的需要，知识产权法教学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部分高校已认识到运用双语教学方法进行知识产权法教学的重要意义并已着手实施。
二、知识产权法课程采用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一)各高校有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鼓励措施
自从2001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和2004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各高校为响应教育部的号召，不断出台各种鼓励政策，积极推行双语教学建设。一方面，各高校加大对双语课程的经费投入，很多高校拨付专项资金资助双语课程，比如笔者所在的学院规定，一旦所申请的双语教学课程建设项目被立项即可获得学校1；1的专项配套资金，还有的高校拨专项资金进行双语教材建设，甚至多付双语教学课程的课酬；另一方面，各高校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双语教学教师队伍建设：比如，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请外籍教师或留学国外多年的华裔教师到学校讲解知识产权法或者对讲授知识产权法课程的教师进行培训，并创造机会和条件让本校教师到外国进行中短期的学习交流，如南京师范大学曾聘请外籍教师集中一周的时间用英语讲授知识产权法（同时有专业人员进行中英文翻译），又如有的高校通过开展双语教学竞赛来充分宣传双语教学工作。
总之，从目前各高校的具体行动来看，为鼓励和支持双语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均有不同程度的双语教学课程的鼓励措施。
（二）教师具备开设双语课的素质，学生具有接受双语课程的能力
1.教师具备开设双语课程的素质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素质与教育质量有着直接关系。近年来，高校教师总体素质有较大提高。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工作的教师自身都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如取得了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类教师在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入学考试和在校培养过程中英语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更有部分跨专业高学历教师，在本科或硕士就是英语专业；又如属于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留学经历使得这类教师具有很高的英语水平，他们甚至很了解国外的知识产权法；还有部分知识产权法教师有到国外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他们利用国内外高校合作，互派教师进行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提高自身的素质。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高校中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工作的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良好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先进的教学理念，完全具备开设双语课程的素质和能力。
2.学生具有接受双语课程的能力
篇（10）
继续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严惩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以2007年为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2684件，判处犯罪分子4322人。其中，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判处的案件904件、1371人，同上年相比分别上升17.56％和13.12％：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判处的案件477件、89人；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的案件1296件、2024人，以其他犯罪判处的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7件、42人。
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受理和审结了大量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案件类型覆盖所有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案件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2007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7877件，审结17395件，比上年增长25.73％和23.75％；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2865件，审结2870件(包括2008年未审结案件)，比上年增长6.66％和8.22％；受理和审结再审案件39件和45件，比上年下降7.14％和增长7.14％。
在2007年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中，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案件占了较大比例。著作权案件新收7263件，占一审案件的40.63％，同比上升27％，其中，著作权侵权案件为4262件；专利权案件新收4041件，同比上升26.44％，其中，专利侵权案件2941件：商标权案件新收3855件，同比上升52.92％，升幅最高，其中，商标侵权案件2566件，同比上升45.30％；不正当竞争案件新收1204件，同比下降4.14％，其中，侵犯商业秘密案件211件，下降22.14％损害商业信誉、商业声誉案件76件，下降6.17％；仿冒、伪造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案件117件，上升14.71％：技术合同案件新收669件，同比下降1.76％：新收植物新品种案件113件，发明权和发现权案件5件，其他知识产权案件727件。
2007年审结的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中，判决6542件，占37.61％：调解1957件，占11.25％；撤诉(含和解撤诉)7693件，占44.23％：驳回297件，占1.71％。2007年未结一审案件4376件。
认真履行对涉及专利、商标等授权、无效和撤销案件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职能，2007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新收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1001件，同比上升41.78％，其中专利599件，上升30.97％；商标392件，上升66.81％。审结947件，同比上升35.09％。
加强审判指导工作统一司法裁判标准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法院开展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工作开始，特别是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审判指导工作，共制定和修订了20余款知识产权司法解释，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合同、不正当竞争、计算机网络域名、诉前临时措施等知识产权审判的各个领域，涉及知识产权审判程序和实体的各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确保司法原则和标准的统一。2007年，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3个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依据，结合审判实践，重点解决了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中关于仿冒、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和界限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主要解决了侵权行为认定、鉴定、临时措施适用及责任承担等问题。2007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与2004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明显降低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标准：明确了侵犯著作权罪“复制发行”的含义，统一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适用，进一步规范了缓刑适用，以列举方式明确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情形，在依法适用主刑的同时，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力度，明确了罚金刑适用的幅度；落实法律关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刑事自诉权利；根据知识产权犯罪的特点，统一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充分表明了我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的具体举措和中国政府为保护知识产权所做的不懈努力，有利于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案例等形式，对审判实践中的许多具体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指导。为解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和专利侵权认定标准中的有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关于专利侵权认定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也在起草中。
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建设
2007年，各级法院围绕法院工作重点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在加强诉讼调解、落实司法为民、强化审判监督、增强裁判公信力、注重司法效果和宣传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指导方针，加强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工作，着力化解矛盾，增加和谐因素，确保社会稳定。认真贯彻司法为民措施，依法加强诉讼指导和诉讼释明，向当事人提供知识产权诉讼指南，全面实行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和诉讼风险提示，积极探索举证指导和判后答疑，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强化
知识产权审判监督，落实再审申请审查听证制度，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确保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及时进入再审。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特点，重视案件中的专业技术事实认定，充分发挥专家陪审员、专业技术人员出庭说明、专家咨询、技术鉴定的作用，增强知识产权审判的公信力。建立知识产权重大案件信息报告制度、关联案件沟通协调制度和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备案制度，确保知识产权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注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通过“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及时公开知识产权裁判文书。
探索知识产权司法综合保护模式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涉及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等审判部门，如何发挥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保护的整体效能作用是摆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前的重要课题。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了法院内部审判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包括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的业务沟通与协调，以及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与立案、执行、审判监督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力争形成整体合力，发挥整体效能。有许多地方法院根据当地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合一”的模式，以达到整合知识产权审判力量，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2007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内容不仅涵盖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也涉及立案、执行和审判监督；不仅包含基本的司法指导原则和政策，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工作措施和保障措施，对指导和开展今后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内容涉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以及基本原则、严惩知识产权犯罪、妥善审理民事案件、监督和支持依法行政、加强审判监督、健全执行制度、完善案件管辖和受理、加大赔偿和民事制裁、正确适用临时措施、注意专业技术事实认定、禁止权利滥用、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强化诉讼调解，落实司法为民措施、加强队伍建设、健全审判组织、做好职能部门间协调和配合、探索司法保护新机制、加强司法解释和立法建议、深入开展调研、开展司法建议、加大司法保护宣传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各个方面。人民法院还主动加强了与相关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协调，加强了与公安，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刑事执法中的工作配合与相互制约，加强了同有关部门的信息沟通与相互协作。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力量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取得巨大进步与最高人民法院着力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机制是分不开的。专利案件、植物新品种案件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一直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法院审理，实行的是相对集中的管辖。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具有专利、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管辖权的中级法院分别为69个、38个和43个。根据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发展的需要，经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了40个基层法院审理部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目前，全国各高级法院和许多中级法院以及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都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从适应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要求出发，选配了一批业务素质较强、学历较高、审判经验较丰富的法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审判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当然，在审判任务不断加重，案件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各级法院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如何进一步提升审判水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篇（11）
1 我国法律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不足
首先，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法的范围不大。就现在来说，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严重不足，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现在已经立法的法规数量还是说在面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理质量上都说明了这一点。
现如今我国的法律的规定了著作权、商标權、专利权等等的12个具体名目的知识产权，然而这12种知识产权中，仅仅只有4各个得到了法律的明确保护，也就是说法律法规的不够完善，使得在处理知识产权问题方面会有许多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如何保护等，没有有效的保护好知识产权也使得知识产权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嚣张。
4种受到明确保护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商业秘密权，但是即便如此，这4种知识产权也没有得到非常全面的保护，只是仅仅保护了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专利权的保护，保护力度十分的弱，可想而知现如今法律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不足。因此现在应当赶紧完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原本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来说已经非常的脆弱了，那么一旦和网络挂上钩，如何处理这类的知识产权犯罪将更加难。现如今，在司法中，对于此类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上会有几个问题：一是定性难，合法性和非法性经常混在一起，没有办法具体确定侵犯金额。二是调查难，网络数据复杂而且容易复制，一般很难具体认定谁是最初的侵权的犯罪嫌疑人。三是法律适用难，传统的法律很难和网路上的犯罪相适应，。正因为这些难题，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保护更加的难。
互联网、网络的高速发展，不仅仅对于人们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也影响了我们传统的法律体系。因为是网络性质的犯罪，使得传统的法律法规没有办法能完全的保护好受害人，网络犯罪以及其虚拟性的加入，传统的法律如何面对，如何认定犯罪事实都是司法机关，立法机构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然而在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上面，问题更为显著：一是网络环境下，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不够清晰，第二就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危害结果，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认定。
2 关于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势政策、立场变化
既然网络对于知识产权的犯罪这一影响不可逆转，那么相关的部门就需要顺应这一个潮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
一是从适度保护到同等保护的转变。一直以来，我们国家都十分重视传统的有形财产的保护，对于知识产权这类新型的智慧财产权不是十分重视，因此在法律方面也不是十分完善，所以，在刑事法律上来说，同等保护应当是以后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最基本的立场。这里的同等保护是指知识产权保护应当得到和其他财产保护相同等的保护。现如今我国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粗犷型的发展转变为集约型，这时候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是必然要求。如今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由此可见，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更加有利于新型社会的发展，保护知识产权能提高国家发展，适度保护显然已经落伍了。
二是知识产权同等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现在已经有许多的案例告诉了我们，知识产权的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应当也是必须要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同等保护的这个转变十分重要。如若能够得到刑法的支持，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一旦到了具有极大社会危害的时候，那么刑事责任，打击犯罪，保护知识产权才是现如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做的地方。由此可见同等保护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应该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过度保护，在以后，对于无形财产的保护，也就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会越来越完善，对于此类的保护应当避免走向过度保护这一极端。
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的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更多的是保护范围的扩大，而不是过多的增加保护强度。如今危害严重的知识产权犯罪的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也有各个执法部门之间的处理协同不畅，侵权案件没能及时移送，以及随着网络、互联网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侵权方式不断变化而立法没有顾及到等等多种原因。因此，保护范围的扩张才是现如今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
既然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过窄已经是阻碍知识产权犯罪保护的最重要问题。首先是现如今互联网、网络、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多，却也同样极容易被侵权。再者就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越来越多，而且其侵权的危害也越来越大，由于网络的发展，技术越来越新颖复杂，在网络之中，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不用认识被害人就能做到知识产权的侵权。第三就是在网络知识产权中，立法，执法等都处于一个灰色地带，没有有效的保护，在认定方面有时候都不是很明确，对知识产权没有做到一个完善的保护。这些种种，都体现了现如今知识产权保护扩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3 网络知识产权应当具有经济型和及时性
如上所说，网络知识产权的完善非常必要，同样也不能没有时效性。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法规订立的时候周期不能过长，要保证对于一些新出现的犯罪手段要有有效的制裁措施，这就需要司法刑法相互协作。
我们在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中要选择的就是推动立法更新。在立法完善的过程之中也必须要谨记，不能太仓促，要抓重点，分层次的推进。太过着急的更新会带来法律自我相悖，新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的其他问题，会给处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带来各种不利的影响。只有在刑法结束下无法解决的才能采取立法的手段。
在如今社会的发展情况之下，法律的不完善，没能及时更新我们应当理解，现在我国的社会发展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没能及时订立新的法律也是情有可原，但是，没能来的及不意味着就不需要更新。社会的发展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比如这次我们所说的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刑法司法等部门所需要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何在如今的大环境之下能够一步步的做到应对这些新问题，能够及时订立新的法律来完善对于被害人的保护，才是重中之重。我们可以通过对于现有法律的更新完善，同时在更新之中确定新的法律来应对新的问题，比如对于现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来预防一些网络知识产权犯罪。
4结语
以上就是我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的问题所得出的看法和相应的应对方案和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