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差异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民族文化差异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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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as the result of diversity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region culture，table ware enterprises need an effective marketing strategy.Some advices about how to implement cultural market strategy for table ware enterprises were given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national culture difference.

Keywords： ceramic culture，national culture difference，cultural marketing

1引言

日用陶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但蕴藏着历史、政治、经济的广阔背景，还包裹着科学、工艺和美学的内涵。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其丰富多变的造型、五彩斑澜的釉色，反映了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和人们的审美价值、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既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一种民俗艺术、民俗文化。因此，将本土文化融入陶瓷的国际营销中，运用文化营销策略迎合当地顾客的喜好，从而获得优势竞争力是陶瓷企业成功销售的必要手段。

2民族文化及文化营销的内涵

民族文化是指由历史延传下来的、现在仍起作用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主要包括特定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等。它是特定的民族群体在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地域环境中形成的。

在全球一体化市场的背景下，人类的营销活动必须尊重不同地方、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及其规律性的要求。文化营销就是遵循这一要求，主动将营销活动融入当地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一种营销策略，其目的是实现消费者满意最大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双赢"。产品文化营销是文化营销的核心，它把人们特有的价值观、具有行为导向的文化内涵融入产品中，在一定的营销方式中创造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以文化推动消费者对营销主体的认识和对产品的认同，使产品成为文化的载体，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从情感上触动消费者，诱发其购买欲望。

3文化营销策略的重要作用

3.1文化营销有助于陶瓷企业转变经营管理理念

当今国际陶瓷市场产品、文化需求日趋多元化、多层次，生产企业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商品处于明显的“优存"、“劣汰"的买方市场，这就需要日用陶瓷企业转变经营管理观念，以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需要。

3.2文化营销有助于陶瓷企业的产品实现差异化

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欣赏个性化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新颖和创新。因此，陶瓷企业应根据不同顾客群体的特殊文化需求，生产出相应的个性化、差异化的陶瓷产品，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产品文化。

3.3文化营销有助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现代的产品观念已突破了传统的产品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有使用价值的有形物质，满足消费者物质上的需求，还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无形产品，给予消费者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文化营销正是适应了这种产品概念和消费趋势，使陶瓷产品有可能超越其物质意义而成为某种精神的象征，从精神方面充裕和丰富产品的价值。

3.4文化营销有助于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陶瓷产品本身包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陶瓷用品逐步由传统日用品向日常观赏品转变，其功能也逐渐从存储器具发展至精神文化制品。赋予陶瓷制品文化内涵，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3.5文化营销有助于构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是一种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日用陶瓷企业应该有意识地逐步构筑企业文化，并将其附加在产品之中，从而形成独具竞争力的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

4民族文化差异对文化营销的影响

各民族因历史发展的不同，产生了差异很大的民族文化，这些差异将导致不同民族对陶瓷文化的不同需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4.1各民族利益不同

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不同利益是跨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当附有中国文化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时，人们会对这种不同产品文化产生抵触行为，为保护本民族产品和文化，他们会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外来产品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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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各民族个性不同

不同的民族文化抚育了不同的民族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不同民族中的群体及成员有着特定的价值取向，遵循着特定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规范。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文化差异给文化营销带来很大影响：

首先，文化差异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营销组合。民族文化的差异使企业在多目标营销过程中无法兼顾各个市场的需求，而我国的陶瓷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资金不足的情况，使得企业无法扩大自己的生产销售规模，也就不能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其次，文化差异成为进入目标市场的一个天然屏障。由于民族文化、民族个性的不同，导致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会碰上巨大的阻力；

最后，文化差异使企业进入目标市场时陷入两种文化困惑。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本地文化的影响，在进行国际营销的过程中，目标市场与本地市场的文化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企业的生产、管理、营销要充分考虑两地的不同文化，若两种文化无法兼顾，最终跨文化营销只能以失败告终。

5陶瓷企业进行本土化的文化营销策略

在国际市场营销过程中，陶瓷企业必须考虑目标市场的特殊文化，将它的文化融入产品中，以适应目标顾客的需求。

5.1对目标市场进行详细周密的市场调研

一方面，要求企业在进行市场调研时，必须全面认真地分析目标市场的消费者特有的文化因素、文化背景，以便将能充分体现其心愿和价值的文化因素融入到产品中。例如，德国消费者喜欢淡雅的颜色，喜欢小动物的造型；而法国消费者喜欢马的图案，马在法国意为着幸福；日本喜欢仙鹤乌龟图案，有延年益寿的意思。另一方面，要求企业注意目标市场忌讳的文化，避免将此类文化带入产品中，否则产品的营销之路必定不顺。例如销往日本的陶瓷产品中不能有“四"之类的含意，因为日本人对“四"忌讳，认为不吉利。

5.2品牌文化的本土化，不断提升企业品牌的国际知名度

在企业开展国际化营销中，将企业品牌文化做到深入人心、赢得目标市场的广大消费者认同是企业产品进入异文化市场的关键。因此，陶瓷企业在进入目标市场之后要竭力在品牌文化上大下功夫，在本企业品牌中加入目标市场的特殊文化，以满足不同文化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品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内涵，是最需要本土化的内容。品牌知名度的提高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提升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和竞争力，也能极大地带动陶瓷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5.3全方位、多渠道的文化营销组合策略

我国日用陶瓷在其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上，一般只针对陶瓷产品的花色品种、款式进行设计，比如为满足西方人对陶瓷制品上图案的喜好，将中国传统的喜庆文化改为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然而，在文化营销中，不仅要求将目标市场的群体文化融入到陶瓷产品的开发、设计、制作工艺、艺术造型等各个方面，还应该将这种特定文化体现在企业的文化、品牌、营销渠道、产品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地将目标文化融入企业整体的价值链中，用多种营销组合将目标市场的文化体现在企业的各个方面，从而更好地满足目标顾客的情感需求。

5.4营销人员本土化的管理

陶瓷企业在国际营销过程中，应尽可能雇用当地人员。一方面减少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顾客更易接受该产品；另一方面，他们更加熟悉本地的地理位置、交通要道、生活习惯、社会习俗、价值理念等，使企业产品更易融入本地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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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层面来看，和谐建构在差异基础之上，没有差异，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同质结构是不可能建构我们所说的和谐的；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纯粹的同质结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而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结构都可以说是一种由多元因素组织而成的十分复杂的结构，其自身内部充满着差异性、多元性，纯粹单一结构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就一个国家而言，往往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各民族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众多的差异。纵然是在一个民族中，其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因为其民族成员之间的人生观念、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程度、人生阅历、审美标准等等，都存在着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程度有时甚至是相当大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内部的完全同一性，也根本不知道这种完全同一的民族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因为这样的民族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它与其他民族之间，也表现在它内部成员之间。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阻碍这个民族内部的和谐化生存，相反，还积极地支持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它的所有的差异都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协调，或正在受到协调，从而使得这些差异逐渐步入一种默契的配合状态。那么，文化的差异是怎样建构社会和谐的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问题。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着相当巨大的人口数量，而每个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都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而且个人的差异性又会因为时间、地点、对象、场合、情境等的差异而出现时空不同下的差异。和谐是关系的和谐，和谐的发展存在于关系的发展过程之中。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情感“强度愈大，整个自我被卷入的倾向也愈大，就是说，整个自我为情绪所支配的倾向也愈大”。就民族内部而言，其成员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情感纽带，它维系着各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也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和谐社会状态。也就是说，情感在调节成员之间的差异方面，事实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成员之间因为某种利益而发生分歧的时候，情感就会自动地在分歧双方的内心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当这种情感因素的调动达到充分状态时，人们原先的分歧就会因为情感的因素而消于无形，从而使得差异得到了较好的协调。这一点其实也无需过多的说明，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每个人对此也不会产生怀疑。情感调节固然在差异突出之时确实发生着作用，但它并不是万能之药，因为人不仅是情感动物，也是理性的动物。当情感调节失效的时候，理性调节也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事实上情感调节与理性调节有时并没有先后之分，它们有时也会同时发挥各自的作用。这种理性调节，在民间又多以“义”的面貌出现。使得这些差异经过这种处理之后，不至于产生矛盾冲突，或者尽可能地起到缓和矛盾冲突的作用。说得再明白些，上述种种调节，如同木工行业中木器的组接所必须将木器做成榫头和榫母一样，民族文化差异本身就可以视为榫头和榫母，种种协调行为其实也就是对这些“榫头”“榫母”加以识别，按照其差异的性质、规模、大小等不同表现进行合理的配合，从而最终完成木器的榫接，建构其和谐的关系状态。

（二）和谐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与发展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的和谐与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发展本身不是均衡，也不可能在均衡的状态下产生，因为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对均衡态的打破，只有打破了均衡态，发展才有可能发生。而要打破均衡态，所依靠的其实是事物内部矛盾的力量。矛盾的协调构建着旧的均衡态，而矛盾的被鼓励，被引导，又会成为旧的均衡态的破坏者，同时也是新均衡态的创建者。只有矛盾的存在，才有可能打破旧的均衡态，建构新的均衡态。我们知道，差异本身虽然不能等同于矛盾，但却是矛盾存在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矛盾才会产生。如果事物内部没有差异性因素的存在，完全都是同一性因素组成，那么，矛盾将永远不会产生，而该事物也将永远不会发展；相反，还会因为缺乏矛盾而失去生命的活力，并逐步走向终结。和谐则是一种类似于均衡，实际上却是一种超越均衡的状态。说它类似于均衡，是因为和谐本身就是各种差异性因素或矛盾性因素在合理配合的状态下所形成的一种极富生机的状态。而说它超越均衡，则是因为和谐本身又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它无时不刻不与外界发生着复杂的联系。在和谐的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被人为的加以，以求达到某种关系的均衡，而是积极鼓励这些差异，培养这些差异，惟其如此，和谐才会是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超均衡态。当某种差异在其积极的鼓励下显得非常突出的时候，倘若又恰逢其时地获得外界因素的适当刺激，就会激发出新矛盾的产生。当新矛盾产生以后，社会的内部就会因其相互默契的配合而汇集成一种强大的活力，这种活力将会对原有的均衡态形成威胁。当这种力量在内外部因素合力的作用下，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将会成为一种打破原有的均衡态，建构新的均衡态，成为推动事物自身发展的力量，从而使这一事物自身获得发展。这就是和谐何以能够促进发展的基本原理。和谐的社会形态之所以需要为矛盾奠定基础，是因为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处理得当，往往会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内驱力。

二、文化差异与民族和谐发展的逻辑证伪

20世纪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我们必须记住，科学方法中神话的巨大意义是，它们能够成为批判的对象，并且能够加以改变。同样，传统也有双重的重要功能，它们不仅创造某种秩序或类似社会制度那样的东西，而且提供给我们某种我们能对之起作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批判或改变的东西。对我们理性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波普尔在这里强调的是，作为科学的方法，其重点不在于论证过程的“可证实性”，而在于它自身的“可证伪性”。在他看来，“可证实性”的判据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为它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而“可证伪性”判据才是符合科学自身的方法。说得更直白一些，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可批判性。在波普尔的观点中，一种科学研究应该是为后人提供批判的对象，只有可批判的东西，才是科学研究方法所坚持的，而不可批判的东西，则是非科学的，也是无价值的。根据波普尔的这一论断，我们在这里也应该对我们自己的逻辑论证过程进行一番批判性分析。其实我们都知道，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事物自身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发展，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是非线性发展的过程。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所论证的逻辑发展过程。我们说差异构建了和谐，和谐协调着矛盾，矛盾推动着发展。从逻辑层面来看，这种论证过程应该是合逻辑的推论。但是，我们的这种“可证实性”论证，还缺乏证伪过程的反证。其实这种反证在我们的论证过程中无处不在。就上述各个逻辑环节中，尽管其自身是合逻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误差，如果这些误差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而任其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改变或者阻断事物发展的逻辑进程，从而使我们的所有论证都指向虚无。

从第一个环节来说，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和谐，是具有某种逻辑发展的必然性的，但是一切必然中都包含着偶然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一切文化差异都会完全驯服地自动地按照人们的主观预想去构建民族和谐。尤其是在社会形态中，文化差异自身并不主动地构建和谐，因而，真正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需要人付出大量的努力才有可能构建成功。而在这种构建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差异的相互配合又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工作，它需要人们对各民族乃至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有着十分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它需要实实在在的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社会思考，这样才会真正拥有对文化差异本质的认识，也只有在这种深入的认识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真正的和谐。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将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对于真正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却是于事无补的。因为高喊口号固然轻松，但是口号并不能代替对差异的认识，也不能代替构建本身，相反还会因为口号而耽误对民族文化差异的认识，从而也就耽误了民族和谐的构建。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差异的深刻认识又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它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工夫，踏踏实实地深入民族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如果放弃这种社会调查，仅仅凭借想当然的“认识”，只能与文化差异的真正认识无缘，而且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连一般的大致正确的认识都不是，更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认识。若只是基于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去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就第二个逻辑环节而言，我们说和谐协调着矛盾。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不仅符合逻辑，而且也符合事实。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对矛盾进行协调，使各种矛盾在这种社会协调中相互联系，相互荡磨，相互激励，从而使得正常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并得以延续。当然，在这种协调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偏差，即协调不当。因为矛盾的协调同样也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工作，它不仅需要考虑到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外界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力的大小，并针对不同的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外界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民族的心理结构、心理特征等等问题，去进行细致的协调。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采取符合当时矛盾情境的协调方式，使这种矛盾的协调达到良好的状态，否则就会出现协调不当，从而事与愿违，不仅不能很好地协调矛盾，反而会刺激矛盾，激发矛盾，严重者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或者伤害社会和谐。因此，从逻辑证伪的角度来看问题，和谐固然能够协调矛盾，但有时候也可能因为协调不当而激发矛盾，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不能眼看社会达到和谐状态以后便掉以轻心，以为一切都已大功告成，纵然有矛盾出现，也会因为和谐社会的内部机制自身的工作而高枕无忧。须知任何事物其实都是利弊兼存，永远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事。为此，我们应该继续不断地工作，认真处理任何一种社会矛盾现象，脚踏实地，正视现实，正视矛盾，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积极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只有这样，和谐社会才会得以持久。就矛盾推动发展这一逻辑推论而言，本身依然有其道理。因为，没有矛盾，也就没有运动，而没有运动，自然也就谈不上发展。社会的发展依靠矛盾的推动，民族的发展也同样依靠矛盾来推动。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矛盾确实是一种活力，是一种完全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矛盾的另一面，即它也有可能阻碍、延迟甚至是消除社会的发展。矛盾的这种性质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么，矛盾在什么情况下推动社会的发展，又会在什么情况下阻碍社会的发展呢？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矛盾的正确引导，正确化解，正确处理的问题。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社会矛盾的基础是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我们不能因为差异会导致矛盾而从根本上消除文化差异。因为一旦各民族之间乃至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被根除，所谓的社会和谐其实只是一种社会内部的均衡态，复杂的社会构成也将转化为一种简单的同质性结构，而真正的同质性结构别说难以发展，其自身的生存也将受到怀疑。因为，在社会现实中，纯然同质的结构是不存在的，也没有资格存在。因此，要想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就必然会构建一个充满文化差异，充满矛盾，充满社会发展动力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和谐社会中，对矛盾的正确引导也就成为关键性问题。一旦在引导过程中出现一点偏差，就可能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矛盾推动社会的正能量，还应该看到矛盾阻碍社会发展的负能量。只有对矛盾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认真地加以对待，正确地加以引导，合理地加以调适，社会矛盾也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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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两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传统，英汉两种语言都是丰富而又发达的语言。英语、汉语都有很多极富民族文化语义的词语。然而，事物本身的属性是一致的，人门对某些事物及其现象的认识能力大同小异，因此，英汉对应词的民族文化语义有共性，其民族文化语义基本相同。例如，汉语中的“狼”和英语中的wolf具有基本相同的民族文化语义，两者均可表示“残忍凶暴”或“贪婪成性”。汉语说某人“狼心狗肺”，则是说他心肠狠毒，忘恩负义;说某人“有狼子野心”，则是指此人如狼一样，毫无良心。此外，汉语中有色狼之说法，英语也有类似说法。又如，“狐狸”和fox，有相同的民族文化意义，两者均表示“狡猾”、“多疑”。例如，英语的cunning as a fox和汉语“像狐狸一样狡猾.，英语an old fox和汉语老狐狸均有“老尖巨滑、诡计多端”的民族文化意义。

同样，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同一词语在构成比喻中具有相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如，英语的“stone-hearted”和汉语的“铁石心肠”英语的”meek as a lamb“和汉语的“驯服得像羔羊”英语的“light as a feather”和汉语的“轻如鸿毛” 英语的“pure as the driven snow”和汉语的“洁白如雪”，英语的“sweet as honey”和汉语的“甜如蜜”等等。

二、 民族文化语义部分相同

汉英语言中有些对应词，其民族文化语义只有部分相同或相似，即对应词只在某些方面其民族文化语义相同，而在其它方面则不同。也就是说，在汉、英两个民族的文化中，对应词语在某些方面会引起共同的联想，而在其它方面却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就民族文化语义相同的方面而言，它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相同点;而对于在其它方面所引起的不同联想说明了汉、英两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即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着个性的差异。以上这类词语不少，如，英语的“rose”和汉语的“玫瑰”在西方和中国有着相同的文化语义，即都象征着“爱情”。但是，在英语成语under the rose中，rose的民族文化语义却是“秘密、沉默”的象征。再如，owl和“猫头鹰”在英、汉两种言中都有“不吉利、凶兆、死亡”的民族文化语义。在中国文化中，猫头鹰俗称“夜猫子”由于它在夜里发出凄历的叫声，所以被人们将其与“倒霉、厄运、不吉利”等联系起来，并被认为是一种不吉利的鸟。它落到谁家，谁家就要遭殃。民间有忌讳“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其意是指猫头鹰能带来厄运。这就是英语、汉语中对应词语owl和“猫头鹰”的共同的民族文化语义。但是，英语却有汉语没有的“精明、智慧”，“神情严肃的人”等民族文化语义。

三、 民族文化语义不同或截然相反

汉英语言中对应词在各自的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语义，有些语义在不同的文化中大相径庭，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由于英、汉语言是使用这两种语言的社会成员的不同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的产物，而英、汉民族在认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与英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英汉民族文化语义的差异性。除此，英、汉两民族的不同，以及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决定了英、汉语言中的对应词的民族文化语义差异。如:“西风”和west wind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当西风吹起来的候，英国正是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的季节，而中国，则正至深秋或隆冬。

再如，“龙”与dragon在汉英文化中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在汉语中，“龙，，象征吉祥、尊严、权力等，如，“龙凤呈祥”，“龙颜”，“望子成龙”等等。中国人甚至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称“龙年”为大吉大利之年。然而，在英语中，dragon却是“神话中的一种妖怪，口吐火焰，全身长鳞，长有双翼，爪子和长尾”，象征邪恶、灾难、凶狠等。A dragon year就是a disaster year(灾年)。注意到了西方dragon的民族文化语义，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时，就译成了four tigers，因为英语的tiger有褒义的民族文化语义。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把自己文化中的某一意义套用到其它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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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速的今天，品牌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进攻国际市场的一大利器。西方商界流行一句话：Name is the game，也即决胜于品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商品交流将更加广泛，中国这个蕴藏着巨大商机的大市场将向世界迸一步开放。品牌像一个人的名字，是自然、美学、理性、情感和文化因素的综合，其目的是使卖方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竞争对手。换句话说，该品牌被视为真实产品的标志，它在消费者心中能产生一种感知，是一种包装和指引。此外，品牌也是企业信誉的集中体现，是企业树立良好形象，打开商品销路，占领市场的重要营销竞争手段。品牌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广泛重视，品牌问题已经被提到国际战略的高度上来。我国企业的品牌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一批颇具竞争力的品牌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必须看到，企业在品牌建设中仍存在诸多不足。与国际品牌相比，缺乏足够的品牌竞争力。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然而在最新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中，只有海尔跻身其中，且排名第95位。中国缺乏世界级知名品牌的现状，与目前所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对于意欲走出国门，创建国际品牌的民族企业来说，打造国际化品牌成为当务之急。在打造国际品牌的战略中，企业对品牌的宣传和品牌的选择要定位于国际角度，营销策略首先要考虑各国的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品牌的跨文化传通策略。为此，我们要首先要掌握我们同主要贸易伙伴方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上。

一、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文化的经典性定义出自英国学者泰勒(E．B．Tylor，1871)。泰勒指出，所谓文化或者文明，即知识、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萨莫伐尔扩大了“文化”概念的指涉范围。在《跨文化传播概论》中他提出：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意指方式、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问观念、空间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的积淀。鉴于文化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点，而产品品牌的实效性决定了研究中西文化差异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所涉及的语言中的文化信息问题，包括种种文化行为――具有特征的语言差异、民族心理行为和表层的消费好恶习惯，宗教习惯等。

1．语言差异。汉语是一种典型的表意语言，它的根本单位是字，一个字一个词能表达出很丰富的意境或情感。英语的最小单位是音节，音节记录的是发音，每个单词都是由一个或多个节所组成的，记录丰富的发音和强大的造字能力是英语的大优势。可见英语单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表符号。汉语是表意文字，汉语的最小单位是字，每个字都有在的意义，字与字组合成词，就能表达丰富的内容，这种巨大的意义组合能力正是汉语的独特优势。国际品牌的汉译，之所以大部分都有美好的联想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由汉语的这种内在特点决定的。不少国际品牌其本身的英文名并没有深刻的含义，只是在译成汉语之后，由于汉语凝练意的独特优势，才具有了丰富而美好的联想意义，如奔驰（Benz)、宝马(BMW)等。

2．民族心理差异。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由民族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特征，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心理特征，由此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消费心理和对品牌名称的不同联想。

东方文化追求家庭温情和安宁的文化价值观。儒家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家庭观念的文化内涵是备受关注的体现。对“家国”的重视导致了求“和”盼“吉祥如意”的民族心理。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人们都非常重视大自然，亦是他们眼中的“天”、“地”和“海”。中国人对大自然抱着欣赏、敬畏和赞叹之态度。

西方文化非常强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常常提倡个人的努力与贡献，高度重视自我的尊重，一向提倡征服大自然的信息，希望能够战胜大自然，认为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中最重要的财产和思想。这个想法可谓与中国的“社会主义”(socialism)背道而驰，东方人对“家”的重视，与西方人对自身的宣扬相映成趣，两者在民族文化上有着莫大的影响。其中可在西方的商品命名中明显地反映出来，以人名作品牌名称的例子在西方的确随处可见。

3．消费习惯差异。出于结家、国的重视，中国人一直都有喜欢一些具有良好含义的字词，以盼望为自己带来好运气，比如含有快乐、成功、美丽、高雅、健康、活力等含义的词语。如字符“吉”(运气)、“乐”、“喜”(幸福、快乐)、“佳”(优秀、美好)、“宝”(珍贵)、“美”(美丽)、“雅”(优雅)、“益”(有益，好处)、“健”(健康)、“能”(能力、精力充沛)、“富”(丰富、富有)等等。西方国家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消费习惯，他们更喜欢新颖，有特点、简洁、明快的产品品牌才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4．差异。宗教是某社群对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风俗，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通常有着不同的，相应的也有着不同的宗教禁忌。了解这些禁忌对商标翻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人们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二、中西品牌命名上的现实差异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甚大，尤其在语言文字使用方面，两地各自都存在着文化色彩。品牌名称亦是一种商业文化，品牌命名直接受着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探讨品牌命名方法之前，要先分别看看中西品牌命名上的民族差异，从而再细分中国品牌英译及西方品牌汉译的做法。

1．东方品牌命名的民族特色：（1）品牌名称与大自然融合。中国人喜欢用“天”、“地”和“海”替其品牌命名，将商品与大自然融合，合符我国的传统特色。很多中国商品都能验证以上说法，其中例子有香港龟苓膏品牌“海天堂”饮品及国内电器产品“海尔”(Haier)等，这些都是用了“天”、“地”和“海”作商品名称的一部分，以表示出中国人对大自然的重视。（2）产品名称多象征吉祥。凡传统中国人都崇尚吉祥、如意。这观念在众多中国品牌中都轻易看到，例子有新顺福集团其下的“寿桃牌拉面”、健康食品集团“鸿福堂”（“寿桃”在中国社会中是用来祝寿，品牌的喻意是，在使用这些商品之后，就可以“寿比南山”及“鸿福齐天”，背后的意思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民族思想。不过在英译这些据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品牌时，很难把其中国思想放进外国文化）。

2．西方品牌命名的民族特色。（1）多以产品原创人的姓氏为商品命名。例子有“Giordano”(佐丹奴)和“Vienne westwood”(薇薇安・卫斯伍德)等，在翻译此等以人名作为商品名称时，大多采用最简单直接的音译方法，不对品牌名称作任何信息的转换。（2）以有意思的词语组成新的合成词命名。这是以变化的方式，在原来词语的基础上，加减字母或改变字母，或者将两个或以上的词语拼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合成词。以合成词作商品名称能更易让消费者了解产品想传递的信息。例子有“Vitasoy”(维他奶)，品牌由“Vitarnills”(维生素)与“soya”(大豆)组合而成，传达出该产品是富含多种维生素的豆奶饮料的信息。这类的品牌多以音译加意译为主，另外如文章开首提及的电池品牌“Duracell”(金霸王)，以“Durable”(耐用的)及“Cell”(电池)二字组合而成，在英文中这种电池予消费者一种耐用的感觉。译名用了意译的方法，但亦不比英文名称逊色，“金色”在中国文化上与“黄色”有着相近传统特色，在古代只有天子和皇帝能够穿着该颜色的衣服，代表着尊贵及王者的身分，“霸王”更清楚表达该商品“称霸”的形象，译名巧妙地运用了东方文化的特色，把产品信息转换得出神人化。（3）以英文缩写命名。产品名称以英文字母的头一个字作为缩写，在翻译这类品牌名称时，比较好的方法是，用其缩写后的发音音译及意译。美国香烟“KENT”(健牌)就是一个好例子。众所周知“吸烟危害健康”，国际卫生组织亦曾向人们发出警告，要求人们戒烟，而“KENT”就是以“Kiss Ever Never Teach”(接吻永不需要教)的缩写为品牌命名，原名给西方消费者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有与香烟接吻的暗示，厂商亦希望利用这浪漫的气氛盖过抽烟对身体有害的信息。以“健牌”作为其中文译名可谓别出心裁，“健”字除音译了“KEN”之外，更在东方市场中给予消费者一种心理的暗示，认为这种香烟是“健康”的，不会对身体有害。

三、民族品牌字母化中的具体策略

1．注意字面意义上的差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带有良好祝愿的中文词超一个很好的名称，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有时在西方却有不同步的意义。比如：“芳”通常用来形容美丽芬芳的花和漂亮优雅的姑娘。当它根据中国拼音翻译成英文时，在英国读者的心理，它不是美丽优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其英文意思如下：（1）长而锋利的牙齿，尤其是狼和狗。（2）注入毒药的蛇的牙齿。随之，很容易想象英国人在读了这个商标时，一只长而有锋利牙齿的狗或蛇代替了此口红，字面意义非常差。仙牌洗衣机英译名为“Narcissus”。水仙在汉语里象征着“冰清玉洁，正直高尚”，而其对应的英译名“Narcissus”在英语却有“自恋狂，极其自负狂傲的人”之意。上海著名内衣品牌“飞马”内衣，她的英译名“FLYING HORSE”也不甚理想。“飞马”在汉语中给人的印象是腾飞、进取。而“FLYING HORSE”在英语中却无法表达这个含义，不能在西方人心中激起类似的联想。再如。爱多VCD的品牌源于流行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但它的英译名“IDALL”却很容易让英语国家的人误认为“IDLE”(懒洋洋的)，与“爱多”的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容易使消费者怀疑爱多VCD的质量。

2．注意文字内涵差异。东西方不同的土地和文化使人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一种被命名为“蜜蜂”的香皂，制造商可能想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一块含有很多香料的香皂，这些香皂都是在蜜蜂的帮助下从几百万花中采集而成的。但是，这种内涵超出了英语国家认的理解范围，他们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他们认为蜜蜂上可能有很多无形的细毛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因此，很少有人愿意购买这种产品。

3．迎合民族审美情趣体现民族文化价值、体现民族特色。品牌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标志，它不但代表一种特殊财富、无形资产，而且还蕴藏着一种社会文化和理念价值。在品牌名称翻译中，要体现或增加一定的品牌文化含量，反映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品牌名称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源语商标的音和意，更多的是关注到消费者在购买该种商品时的普遍心理包括文化的、审美的追求。品牌文化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基点，“只有民族的，才会是世界的”，这句话既适用于品牌的本土化营销策略，也适用于品牌的翻译策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品牌营销实行“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策略，品牌名称的翻译也要与时俱进，一个品牌可采取多重转换方式来满足市场需要、体现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法国Poison(香水)一词的原意为“毒药”或“毒物”。以它命名商品是一种反向思维，据国外市场专家分析研究发现，有些女性追求一种野性、粗鄙的异国风情，为迎合其口味，精心设计的Poison香水受到不少国家女生的青睐。但是把它译到中国，如果照其原意译为“毒物”，中国传统女性岂敢追求这种野性?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的销路，把这种香水通过音译转换成了“百爱神”，这一文化形象顺从了中国的文化习惯，也能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

4．增添译语文化形象给受众以美好的品牌联想。增添译语文化形象是广告文体功能所决定的。一则广告在原语文化里可能只具有商品信息而不具有文化形象信息，此时只有通过译介，来增添商品文化形象才利于产品在“异国他乡”迅速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德国汽车公司生产的“BMW”在德语里不具有多少文化意义，只提供有关BMW品牌车的商品信息，但经译者根据“B”和“M”两个字母的发音，结合中国汉字象形和会意能够望“文”生义的文化特点，把BMW的商品信息形象转换成了“宝马”这一在中国喜闻乐见的文化形象，使中国消费者将汽车的优越性与宝马疾驰如飞的特性联想到一起，从而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

以上只是对品牌字母化的初步探索。当然，品牌字母化还涉及语言学、语音学、社会学、美学、营销学等等学科。在品牌字母化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原名的发音、含义、产品的特性、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既做到发音优美、易于记忆，又做到避免负面意思，深谙中西文化的异同赋予品牌美好的含义，这样才能真正把品牌建设好，使品牌跨越东南西北，有的放矢。为企业顺利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信赖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张成智，李敏．品牌翻译和中国企业的世界化之路．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2006（1）

[2]周剑波．品牌翻译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因素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J]．2005（6）

[3]王远．从文化角度看商品品牌翻译．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2007（5）

[4]黄泽萍．文化差异与品牌翻译的原则与方法．科教文汇[J]．2007（6）

篇（5）

关键词：英语教学；习语；民族文化；差异

Key words: English teaching；idioms；national culture；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3-0212-01

1英汉文化差异在习语中的体现

1.1 生存环境差异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有异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习语。英国四面环海，以渔牧业为主，因而英语中产生了大量的相关习语。如：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take the ropes了如指掌，to trim one' sails to the wind随机应变，a poor fish可怜的家伙，a cold fish冷淡的人，queer fish怪人，a shy fish羞答答的家伙等。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 ，以农业为主，所以汉语中有许多与土地、农业有关的习语，如：水到渠成、土生土长、卷土重来、揠苗助长、顺藤摸瓜等。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 spend money like 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常是骄阳似火，赤 日炎炎似火烧。而英国夏季气候凉爽宜人，常与可爱、温柔、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做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在汉语中东风是春天的使者，在英语中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1.2 生活习俗差异生活习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民俗是习语赖以生长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英汉习俗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丧家之犬、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腿子、狗头军师”等。尽管近些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 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

1.3 历史文化差异中英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典故和神话故事，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皆来源于此。如“毛遂自荐、卧薪尝胆、负荆请罪、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等，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而英语中也有许多丰厚文化底蕴的习语。如to go to something at hammer and tongs（全力以赴地），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Achilles' heel（致命的弱点），Pandora's box(无穷的灾难)等。

1.4 宗教差异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人中国已一千多年，人们相信佛主和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很多习语如“万事皆空、五体投地、借花献佛、回头是岸”等与此有关。在英美，人们多信奉基督教，习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 自助的人），Go to hell（下地狱），the sword of Damocles(即将临头的危险)，at the eleventh hour（最后时刻）”等来自《圣经》。

2英汉文化差异在教学中的导入

英语教材课文选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也包括了许多跨文化的习语。所以，应该结合教材导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

2.1 设置选修课程开设如《圣经》、《欧洲文化》、《古希腊神话》等课程，或就有关专题以讲座形式向学生全面介绍西方国家的民族特性、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等，使学生对这些国家、民族情况有一个整体把握和了解，并从中比较出它们与本国、本民族的总体差异所在。

2.2 充分利用外籍教师的优势在英语教学中，外籍教师有着中国教师所无法企及的优势，这就是英语是他们本民族的语言，甚至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因此利用外教的这一优势，让他们在课内外与中国学生交流的时候，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到书本上所不能学到的东西。

2.3 广泛运用英文电影和歌曲的教学方法运用英文电影歌曲教学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那些英语基础薄弱、对英语学习抱有排斥甚至恐惧心理的学生，在教学中能够使用图文并茂，有情节有故事的电影无疑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而有效的学习环境。另外教师选择的影片应该是具有西方文化底蕴，影片的故事情节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内容，在影片中所使用的语言取材于现实生活，更加生动和规范。歌曲应该通俗易懂易学。在愉悦的环境中引导学生思考、提炼影片歌曲里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习惯，将之与中国文化和汉语语法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达到学习的目的、巩固学习的效果。

英汉习语结构凝练、意义深远、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含蓄幽默，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并都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是民族文化在语言里的结晶，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芒。教师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逐步渗透文化教学，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帮助学生从习语中发现文化，再通过掌握文化去指导我们外语学习与实践，寓文化教学于语言教学之中，培养学生文化意识，增强他们文化差异敏感度，从而使学生能准确、恰当地运用语言进行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刘艳芹．从英汉习语看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J]．平原大学学报，2006（4）：87-89．

篇（6）

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有异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习语。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因而英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来自航海用语的习语。如：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take the ropes了如指掌，to trim one’ sails to the wind随机应变，nail one’s colors to the ma坚持到底等等。英语 中有不少用鱼来比喻人的习语：a poor fish可怜的家伙，a cold fish冷淡的人，queer fish怪人，a shy fish羞答答的家伙等……

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土地、山水对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汉语中有许多与土地、农业有关的习语，如：山崩地裂、东山再起、水到渠成、土生土长、卷土重来、揠苗助长、顺藤摸瓜等。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又如，中国盛产竹，竹子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语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罄竹难书、节外生枝等。古代的文人墨客也咏竹之高洁与坚贞。英美民族生活地区不产竹，bamboo是舶来品、借用语，所以英语中与竹子相关的习语寥寥无几，更无联想意义。形容事物迅速发展，汉语用雨后春笋般、如雨后春笋，英语用 like mushrooms。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常是骄阳似火，赤 日炎炎似火烧。英国夏季气候凉爽宜人，英国人形容夏天是如“爱人”般可爱、温柔、美好。在汉语中东风是春天的使者，在英语中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著名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二、风俗习惯差异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民俗是习语赖以生长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要表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汉语有习语“小菜一碟”英语有习语 a piece of cake。汉语的“小菜”与英语的“蛋糕”都有“容易(或轻松愉快)的事情”之义，这与两国的饮食习惯有关系。蛋糕是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所以他们就用piece of cake表示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在中国，小菜在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吃一碟小菜对中国人来说易如反掌，因此常用“小菜一碟”来形容一件事情很容易。这两个习语反映了英汉两个民族不同的饮食风俗习惯。

在性格方面，中国人质朴凝重，谦虚宽容；英美人性格外向开朗，看重自我，从不贬低自己。汉语习语如“不为祸死，不为福先”、“知足常乐”、“安贫乐道”、“枪打出头鸟”、“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中无者莫强求”…等表现了中国人以自苦、中庸、明哲保身为特点的为人处世哲学。而英美人则强调人要不断创新，不满足现状，标新立异，寻找新的机会。如No money，no honey．没有钱就休想得到称心如意的女人为伴侣 ；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在爱情和战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等习语就是这种形象的反映，这些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是接受不了的。

三、历史文化差异

中英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皆来源于此。由于古代中国长年战争，许多习语如围魏救赵、临阵磨枪、毛遂自荐、四面楚歌、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三顾茅庐等出自国家间的征战故事，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 古代的英国，磨坊和铁匠铺是农村的主要手工业生产地，许多习语如 a rut! of the mill job没有多大变化的普通工作，to go to something at hammer and tongs全力以赴地，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 ，to come under the harmer被拍卖”等与此紧密相联 。

四、典故和神话故事

大量英汉习语源于典故。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黔驴技穷”等是源于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画龙点睛、愚公移山”等出自神话传说。英语习语如cat’s paw受人愚弄的人，the bear and the two travelers患难见人心，the dog and the cook吃一堑，长一智”等出自《伊索寓言》，A laddin’s lame能满足人的一切愿望的东西等出自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以其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丰富了习语 ，成为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对事物认知的差异

汉英民族对客观事物各持己见，赋予事物不同的内涵。如“龙”在汉语中象征着吉祥尊贵、威严和力量。习语有“望子成龙、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有时也用“腾飞的巨龙”来形容我们的国家，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然而在英语中dragon是邪恶的代表，是一种凶残狰狞的怪兽。撒旦被称为dragon，凶暴的女人称为dragon，“亚洲四小龙”是Four tigers，而不是Four dragons。又如在中国北方，猫头鹰出现就是一种凶兆，和吉祥全然无缘。英语中却有 as wise as an owl，表明西方人把 owl象征“狡猾、机警、聪明”。两个民族都养狗，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多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丧家之犬、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腿子、狗头军师”等口语。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狗讨厌之至，对狗没有任何赞美之意。

然而，对西方人而言，狗既可以看门或打猎，也可以做人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多数有褒义。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top dog优胜者；a gay dog快活人；a water dog水性好的人；You are a lucky dog．你真幸运。”又如中国人用“花花公子”表示“只追求享受、过纸醉金迷生活的轻浮阔少爷”，用“拈花惹草”表示作风不正派的男人。而英语的 flower却无汉语中提到的含义。再如daffodil汉语中是“黄水仙”，仅仅是一种花而已，但在英语中它是春天、欢乐的象征。在色彩方面，英语中的白色象征着快乐、纯洁。例如习语“days marked with a white stone幸福的日子，a white lie无恶意 的谎言，white elephant大、笨而无用之物”…。但在汉语中，白色蕴涵悲怆贫寒，衰败死亡之意。如“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一穷二白”，都勾勒出苍凉寂凄、衰败哀愁的意境。

篇（7）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提高，现今，在少数民族不断汉化，各民族不断交融的过程中，凤庆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已失去了其原生态的色彩，其音乐形式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和变异。

1．早期采用的佤族音乐

1990年，凤庆茶道文化的音乐早期以佤族茶道音乐为主，通过佤族歌舞音乐形式直接引用于茶道表演，体现佤族民间单一音乐风格，以此传播佤族民间风情，乐器主要有佤族民间葫芦笙，常用的乐曲有佤族小葫芦笙吹奏曲《小半翻》（见谱例1）。

这首《小半翻》为2／4拍节奏，速度较为轻快，全曲都围绕上述谱例反复吹奏，旋律简洁，和音简单明了，整首曲子音程跳动幅度不大，最大音程跳动不超过5度，运用了打音和颤音，如第2小节就出现打音（如谱例中的“丁”字符号，此为打音），吹奏时根据指法的方便，用某一音或某二音来衬托旋律音，形成和音以加强节奏感。

在第7小节中的“duo”上面出现虚指颤音，吹奏时右手大指在底按音孔上快速连续开闭，这样旋律听起来就更加动听，再次显出轻快地感觉。该旋律音乐形象鲜明而集中，好听、易记。

2．当前使用的佤族音乐及其变异分析

（谱例2）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凤庆茶道文化中的音乐也发生了变异。谱例2小葫芦笙吹奏曲《小半翻2》便是根据谱例1《小半翻》改编而成的，通过改编，两首曲子在节奏上有了明显的区别，谱例2乐谱的节奏型比谱例1乐谱的节奏型更简单，谱例1中出现的颤音，谱例2中并没有出现，这就突出不了佤族小葫芦笙的特色，倚音也少了很多，只是单音进行，没有了和音，在原来的基础上显得更加简单化。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佤族民间器乐的吹奏，现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且与早期的音乐相比，音乐的形态变得更加明了，音符的时值不再丰富多样，节奏型更加简单，在背景音乐中，加入了许多电子音乐。同时，现在，凤庆茶道文化中所使用的音乐也吸收了白族歌舞的音乐成分，至于这白族歌舞是否来自民间?是否传统?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虽然，现在凤庆茶道文化中所使用的音乐，吸收了更多民族的表演形式和音乐成分，但是，难以突出各民族的风俗，已没有了“凤庆茶道文化”特色的存在。虽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也在逐渐转型，但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失去了更多地方的传统特色。

佤族民间音乐由保存的音乐形态从中心特征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可能不是完全改变），那么即使这些乐器，演奏的还是原来的乐曲，还是在茶道文化音乐中使用，但无形之中其音乐形态已经变化了，中心特征的变异，导致音乐形态的变迁，在传统的音乐中也产生了变异。20多年以来，佤族的音乐形态从封闭的，不开放的跃迁到社会主义阶段，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必然对其音乐产生影响。

结论

看到佤族音乐在凤庆茶道文化中发生的变异，我们不得不想到其他民族的音乐也会随之产生变异，面对现实，对凤庆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应该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呢?

本文认为，至少应该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大对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挖掘整理研究的力度，这就要求对音乐工作者进行专门地培训，懂得更好地收集、整理民族民间音乐。

二是加强对民间艺人的保护，政府行为显示出非常的重要性，即由政府部门带头，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指导对民族民间文化财产的鉴别与选择，就像博物馆一样，择定有保存价值的多种民族民间乐队以及深怀绝技的老艺人进行重点保护，每年给予一定的给经济支持。最好是茶文化艺术团、研究所能够选择一些民族民间的乐种，乐队进行重点地扶持帮助，参与进去，建立自己的基地，更好地对其所保存的音乐传统进行挖掘整理研究，使其摆脱目前自生自灭的状态，并逐渐巩固这些阵地，可以有效地阻止荒漠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专业音乐工作者在不断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努力把传统音乐的精髓，富有成效地运用于音乐创作之中，成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新传人，使凤庆民族民间

乐的传统得以更好地延续。

对于凤庆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一是应该保留传统，以此体现凤庆茶道文化音乐的特色；二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多、更好的创新。继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统，包括利用现代手段对传统民间音乐的记录、凤庆茶道文化中的音乐代表着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层积淀，就民族民间音乐的表现来说，则是传统音乐文化中心特征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遗产存在的现实意义，尽可能将其经原生态的方式加以保存。

参考文献：

[1]项阳《论制度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

[2]冯文慈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音乐研究》 1986年第1期。

[3]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篇（8）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151－08

在我国中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存在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区域文化圈，即与古老的巴、楚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从远古时代开始，其地域范围就是属于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先秦时属巴国和楚国的一部分；秦汉时分属其巴郡、南郡、黔中郡、武陵郡和洞庭郡，主要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以东长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湘西武陵山地区和黔东北地区。这个区域迄今仍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众多少数民族混居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现今行政区划上，分属于重庆市黔江区及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四个自治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五峰二个自治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常德市石门县，贵州省铜仁地区(辖有玉屏、印江、沿河、松桃等自治县)。

巴楚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是在这个特别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下，经过长时期民族融汇和文化交流生成的。它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迄今仍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区域传承。区域文化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在这～地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将以武陵山区为中心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作为一个整体，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利用其实物遗存、文化事象等资源，探讨巴楚民族文化圈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当前本区域各民族聚居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及社会文化变迁的进程中，有关传统文化、法律意识、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以致于整个中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独特的地域性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在地理上处于北纬30度，中国地形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其地貌以丘陵、山地、溪谷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区域文化的领域看，都是我国东、西、南、北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区域。“武陵山区崇山峻岭，地老天荒，东汉马援称之为‘鸟不飞度，兽不敢临’，唐代李吉甫谓‘溪山阻绝，非人迹所履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土著政权拥兵割据。在文化上，武陵山区处于洞庭湖区与四川盆地两个文化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这种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从上古一直持续至今。它的历史发展，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逻辑。…由于地理上溪峒深阻，这一地区很长时间内处于羁縻州和土司制度下，加上历代‘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这块土地与四周的阻隔日益加深，到宋代，成了‘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的孤岛。”尽管“这种千年沉寂，也由于中国大历史的机遇而一度打破。战国中期以后，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楚之间，除了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以外，横穿武陵山脉的古代盐道酉水成为‘自巴蜀瞰荆楚’的出奇制胜之道。”但这个地区依托独特的山地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始终被视为“蛮夷”之地，是一个完全处于华夏族“包围”的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圈。

这就是我国唯一位于中部内陆腹地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它与北方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南方百越文明，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异。独特的山地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有着深刻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

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传统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展的。文化古今沿革，有其时代性；文化因环境之别，又有地域性。《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先民们，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各类文化，在人们不断改造和利用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的文化。地域性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固定，而人们按照自己的素质去创造生活，又使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在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文化发展、经济状况、历史传统的差异，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而成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与华夏族文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别。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受到源远流长的华夏儒家文化的冲击和融汇，但仍然顽强地固守自己的领地，成为特定地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在一些区域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圈。诸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西域民族文化圈、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圈、南方百越民族文化圈等。

这种文化的地域性，集中表现为该区域的民风民俗，即今人所谓“民俗区”、“民俗圈”，汉时则称为“地分”或“域分”。史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礁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对于民风民俗的地域性，西汉人已认识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且 因其关乎各地区的有效治理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民俗”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不仅是因地域形成的区别，因人所致的差异，也是构成文化地域性的元素。因为，如果将民族分布的不均衡性和相对的地区特定性作为人文地理的一项特征。则“因人而异”未尝不可视为“因地而异”。特定地区的稳定人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为“民族”)，同样也构成“地理”的组成部分，所以地域就不仅包括政治地缘的范畴，而且也应包括民族地理的概念。只是有些区域文化圈的形成，自然环境的因素相对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的巴楚民族文化即是如此。如史籍所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u，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　‘有教亡类’。又“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觚赢蛤。食物常足。故[此日]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祀。而汉中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可见，巴楚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性早在汉代就为统治者所认识。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具有同源性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通常都经历了千百年的民族进化过程，由若干个古老部族的分子，基于各种原因先后组合而成。早在远古时代，“巴楚民族文化圈”就是“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苗蛮”部落集团在向民族形态演进过程中，出现多元化的分流运动，一部分融入华夏族，成为汉族的祖源之一；一部分成为后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的祖先。现散居在“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各少数民族作为“苗蛮”的后裔，其民族文化带有鲜明的巴楚文化烙印，都具有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程不尽相同，但他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不断迁徙、分化聚合、相互融合混血的直接后裔。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的“一源多流”格局，具有鲜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就区域文化而言，“一源”是指本区域内各民族文化的渊源具有同源性。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的关系。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主要民族，迄今在传统意识、生活习俗、生产方式诸方面，仍保持着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即是明证。“多流”则是指各民族各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各自向着单一的民族发展，渐次形成同源异流、各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各自的民族意识，形成现今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民族。这与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大混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相适应的。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主要族源：巴人

巴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古老部落联盟。与其他众多民族的起源一样，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山海经》，也将巴人的来源与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西南有巴国，大白皋生成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夏后启之臣曰盂涂，是司神于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曾提及巴人氏族部落后期一次贵族争夺酋长位置的斗争：“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睥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至迟在殷商时，巴人及其建立的国家已见称于世。殷卜辞称之为“巴方”，并有巴方与殷商屡次发生争战的记载。表明巴国已成为具有一定实力方国。此后，巴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逐步向南扩张，成为镇抚周朝南土的诸侯国之首。《华阳国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春秋战国时期，巴国迫于强邻楚国的军事压力，逐步南迁。《华阳国志・巴志》称秦举巴以前，巴地“东至鱼复，西到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一区域大致指东至奉节，西至宜宾。北接汉中，南迄渝东南及黔东、湘西等地区。尽管巴地自古以来居住着濮、{、苴、共、奴、犷K夷、蛋等若干部族，广而言之，凡居住于巴国境内的属民均可泛称为巴人。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将巴人视为“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共同的主要族源，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民族学、考古学对“巴楚民族文化圈”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早期历史及其形成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历史文献中被冠以“蛮夷”、“南蛮”、“苗蛮”、“巴郡南郡蛮”、“板J蛮”、“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盘瓠蛮”等蔑称的族群，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中的主要成分正是源于古老的巴人部族。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共同的祖源传说和图腾崇拜：盘瓠

盘瓠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创造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南蛮”诸族多有盘瓠图腾崇拜及盘瓠神话的广泛流传。在《搜神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风俗通义》等诸多古籍中有盘瓠神话记载。

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日盘 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骨禺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人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而据《水经注・沅水》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椭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水又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南梁《十道志》则称：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灭巴国后，并未挥师继续东进，在秦楚之间留下了一个巴人小政权。约20年后，楚顷襄王攻取巴枳地(今重庆涪陵)，巴国群公子继续南逃，流亡于黔中地巴故土。“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说明作为“盘瓠种落“的武陵蛮与巴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搜神记》：“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缔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另《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的“盘瓠”条中，引用了一条唐人所记关于盘瓠的神话：“唐樊绰《蛮书》卷十引王通明《广异记》云：‘高辛时，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弃于道下，七日不死，禽兽乳之。其形继日而大，主人复收之。当初弃道上之时。以盘盛叶覆之，因以为瑞，遂献于帝，以盘瓠为名者。后立功，啮得戎寇吴将军头，帝妻以公主，封盘瓠为定边侯。公主分娩七块肉，割之有七男。长大各认一姓，今巴东七姓田、雷、再(冉?)、向、蒙、叔孙氏也。’亦盘瓠神话之异闻。”巴东向为巴人活动的地区。这个神话在无意间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盘瓠蛮部族与巴蛮部族有着同源的关系。

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还显示，“巴楚民族文化圈”是盘瓠的始居地，也是盘瓠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民族文化与盘瓠文化是同源的。南朝盛宏《荆州记》：“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唐人张守节《史记・苏秦传》注：“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硬。”《九国志・楚志・彭师禺传》：五代时湘西地区“其蛮有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长沙、黔中、五溪蛮皆盘瓠。“《舆地记胜》：“蛮则盘瓠之种。”宋人朱辅《溪蛮丛笑》序：“五溪盘瓠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宋史》卷四六一《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称：“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等等。

有关盘瓠的神话传说故事至今仍在苗族、瑶族、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以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或古老的图腾(犬)崇拜。如苗族神话古歌中有《歌》、《王制天地》、《盘王》等；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辰州沅陵壤杂苗獠，祖皆尊盘瓠。”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徭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棰髻跣足，衣边斓布褐。名为徭，而实不供征役。”每年农历十月十六至今仍是瑶族盛大的“盘王节”。畲族的神话史诗有《歌》(也叫《高皇歌》、《盘瓠王歌》)。土家族有“跳丧”习俗：“初丧，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各地有众多盘瓠文化遗迹与事象遗存，如盘瓠洞、盘瓠山、盘瓠墓、盘瓠庙、盘瓠祠等。这些文化遗产，既有反映心理方面的，又有行为方面的；既有反映精神上的，又有物态化的。特别是，因盘瓠神话与盘瓠崇拜而产生的歌谣、舞蹈、绘画、雕刻、服饰、工艺等等，在民间至今仍有所遗存或有所反映。

值得提及的是盘瓠文化对华夏族的影响。华夏族将本为某一民族起源之推原神话，演绎为天地开辟之推原神话。盘瓠也音转为，成为能给人以光明与幸福的王。南朝时，梁人任日方在《述异记》中把盘瓠氏推崇为“天地万物之祖”。

三、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演变具有趋同性

在《辞海》中，“趋同”被列为生物学概念：“亲缘关系较远的异种生物，因所处的生活环境相同，显现相似的形态特征。”其实，世间诸多事物的演化都存在趋同的现象。文化趋同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种渗透和影响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趋同是文化进步的主要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田野调查实例显示，少数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呈现出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并存的趋势。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在华夏文化的融合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逐步实现转型，民族观念转人隐性，文化趋同性演变普遍存在，涉及范围广泛，包罗了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祭礼仪式、神话传说、农耕起源、巫术占卜、婚嫁习俗、神像器皿等最重要的文化模式。

如前所述，巴楚民族文化圈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与我国边疆各民族文化圈有较大的差异。各民族主要经济模式都是以山地农耕为主，兼营林、猎、牧业。他们的分布区界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大分散中有集中，聚居中有散杂居，杂散居住区中又有小集中居住，绝对单一聚居区的构成始终从属于民族大杂居这一总体范畴之内。各民族世世代代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相互接触、交往和融合的混居格局。这都为各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创造了外在条件。

因此，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在先秦时，苗蛮部族的分支荆楚部族创造了楚文化，另一分支巴人部族也创造了具有浓厚土著文化色彩的巴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后来的走向却是相互混融，成为地域性的巴楚文化，巴楚文化又不断吸纳其它文化因子。新发现的湘西里耶文化，即具有多类型文化交融的特点。现本区域各民族文化皆具有混融型的巴楚文化的“遗传基因”。

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圈相比较，巴楚民族文化圈位于中国腹地的地域特点，使其与周边华夏族紧密相连，交流频繁。经过长期的多向交融，致使该地区民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深重影响，其民族色彩相对淡薄，凸现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趋同性特征。尤其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这种表层结构上的趋同远比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这种深层结构上的趋同要深刻得多。

篇（9）

一、文献回溯与问题提出

1.“文化反哺”的国外研究

青少年的社会化问题是究青少年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社会化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对其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简单与复杂的刺激能够给予合适、稳定反应。

传统的社会化有明确的方向，即父母、老师和其他教育机构作为施教者，青少年作为受教者，接受父母或老师关于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这是因为父母与老师是传统知识与权威的代表，一个新的社会成员若要能够在已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生存下去，必须向这些传统权威与传统知识的代表者学习基本的言行思维的标准规范。但当社会出现剧烈的变迁，这种文化规范的自上而下的传递模式就会受到冲击，从而出现“文化反哺”的现象。

人们对“文化反哺”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传承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又有晚辈向长辈提供最新的信息与生活模式，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可以为长辈指点迷津，提出建议与意见。1968 年，贝尔发表《再释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被认为是研究“文化反哺”问题的奠基之作，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儿童与家长关系的“双向模式”。1970 年，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理论，指出“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而且后喻文化也成为新时代的一种基本文化传递模式。”同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赖克在其著作《美国的返青》中提出“第三意识”理论，指出“年长一代应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学习进行再教育”，并充分肯定了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1986 年，马赫列尔在《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中指出：“后喻文化影响下的教育价值取向，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这一取向首先是基于对同喻文化影响下的制度化教育的批判”。

2.“文化反哺”的国内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将上述国外论著译介到国内，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由此开始，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1988 年，周晓虹先生发表《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文化反哺”问题的奠基之作，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文化反哺”概念。至此国内开始了有关“文化反哺”的相关性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1）研究“文化反哺”的内容与表现。例如：陈正良《“文化反哺”现象及社会意义探析》（《宁波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白显良《青年社会化中的“文化反哺”现象探析》（《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研究“文化反哺”的成因。例如：刘浩《青年文化反哺现象及对策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08年第1期）；弓丽娜《现代社会青年文化反哺的新趋势》（《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3期）。

（3）研究“文化反哺”的社会意义。例如：王凡《文化反哺：新时期青年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理论教育》2005年第7期）。

（4）研究“文化反哺”与学校教育。例如：雷维运《从伦理角度看文化反哺对师生关系的结构与重构》（《大众文艺》2008年第6期）；吴小红《从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教学与管理》2011年第8期）。

（5）研究“文化反哺”与家庭教育。例如：杨立《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调查与研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6）研究“文化反哺”的引导。例如：王凡《文化反哺：新时期青年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7期）。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从教育方面的、亲子代际方面的、以及一些概括性研究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我国少数民族青年文化反哺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新疆是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一个部分，对新生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他们的民社族会心理、语言能力、知识结构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文化反哺的内容、效果有特殊之处。对上述因素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能够完善这一邻域的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反哺”是新疆未来的多元文化的前期准备，由于医学生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认知能力使得他们的“文化反哺”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正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而又充满魅力的部分。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2.网络时代中的青少年所面对的社会生活与学习状况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即使在新疆的边远农村地区电脑与网络的使用也非常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思维活跃，有较高的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心理上对采用新技术来改变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有极强的一种渴求感，传统的社会化内容与方式在当今互联网技术普及的今天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青少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变化的新时代的需求。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多数成年人包括父母与老师对电脑与网络的知识与应用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青少年。这些使得青少年在与父辈的交往关系中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父教子承、师传生受的学习方法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网络时生了极大的变化。

3.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是以新疆医科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生为调查对象，从2013年4月开始，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收集资料，并辅以个案访谈。实际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8份，有效回收率88%。

二、数据分析

互联网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使用极为普遍，使得他们在现实社会之外有了另一个交往与生活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处于新技术的领先地位、新观念的引领地位、新规范的制定地位，他们凭借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技术与心理上的优势，与以成年人为主导地位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发生着或轻或重的冲突与不协调。

1.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化反哺”的态度问题

在问卷中，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文化反哺”的态度问题，从而设计这方面的问题，用来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网络社会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背景下，由于在技术上拥有优势地位，及对“文化反哺”所拥有的看法及产生的变化。

针对问题 “当您的父母或其他长辈不太了解网络等新技术时，您是否建议他们试着学习使用”，88人中，“强烈建议”的占15%，“一般建议”的占52.1%，认为“无所谓”的占25.9%，“从不建议”的占5.6%，“其他”为1.4%。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当今网络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父母学习使用网络等新技术的建议是相当积极的，这实际上反映出了他们对“文化反哺”的一种积极认同态度。也可以看出， 他们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领先地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父母或其他长辈在电脑网络等新技术上的不足能较为敏锐地察觉到，能够自觉地对父母等长辈进行劝导，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出反应。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您从互联网上获得最新的消息或新的知识，您是否会主动告诉父母？”在所有填答的回答中“几乎不告诉他们”的只占总人数的1.9%，而回答“总是告诉他们”和“经常告诉他们”的却占4.9%和30.3%，其总数共占35.2%。这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长辈获得信息渠道的单一性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和时间普遍超过成年人，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其中有不少信息都是从传统媒体无法或很难获得的。子女将这些信息告诉父母、老师等长辈，也是“文化反哺”的重要形式之一。

2.“文化反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

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可反应现出网络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如果您的父母向您请教电脑方面的知识时，您会觉得怎样？在88人中，30%的回答“觉得自豪，乐于解答”；41.66%“觉得他们基础差，应付一下”；6.9%对此“不屑一顾”，另外2.5%有“其他”答案。通过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面对父母长辈关于电脑网络的咨询，青少年很乐于帮助。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困难的，更不用说是子女教父辈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了。但是，从从此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父母长辈请教自己关于电脑网络的知识十分自豪，很乐意解答，父母与子女在这方面的交流是相对畅通的。这样的交流也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体会到了成长的喜悦，对于他们掌握新技术的积极性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使得他们更加自信乐观。

3.网络时代“文化反哺”中少数民族家长的表现

为了了解长辈对电脑网络知识的态度的目的，问卷中设计：问题，“当您使用电脑、网络时，您的父母或其他长辈是否表现出兴趣？”，其中选择“很感兴趣”和“一般”回答的分别占32%和50.4%，肯定性的回答占总数的82.4%，而明确回答“父母不感兴趣”的问卷只占16.5%，两者之间具有巨大而明显的差距。

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的父母承认您的理解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超过他们吗？”回答十分一致，回答“承认”和“口头不承认，但心里承认”的人数之和占填答总数的92，其中口头承认的占66.6%。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成年人已经意识到并承认，在电脑网络方面他们的子女已经超越了他们。

从这样的结果来看，少数民族家长对电脑网络等信息技术是比较感兴趣的，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这方面的技能，对向子女学习的行为也能认同和接受。这是成年人对青少年技术优势的认可，既体现出是对现代技术的理性认同，也体现出对于现代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三、对于少数民族医学生“文化反哺”行为调查结论

从本次调查看来，网络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对传统的教育模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庭中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单纯地由父母或长辈等传统教育力量对青少年进行知识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教化与指导，出现了很多由子女向父母长辈进行逆向的教育行为，其中电脑互联网知识及技能的传递尤为突出。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网络时代中对“文化反哺”显得十分积极主动。

首先，当今社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一个部分，对新生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对于民族文化起到引领的作用，他们在学校学习现代互联网技术，锻炼良好的语言能力，知识较为多元化，他们已经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次，青少年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父母长辈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方面的不足；第三，他们对于自己在向父母长辈推广电脑网络知识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有着很明确的认识。

2.“文化反哺”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家长提高自己的电脑网络知识及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的适应现代化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同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有较好的作用。

从调查中可以知道，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沟通良好的“文化反哺”，可以建立良好的代际关系，有助于家长与学生间的沟通与交流，明显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与积极性，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向上和乐观主动的心理素质，有助于青少年的人际交流的能力培养。

3.考察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中少数民族父母长辈的表现，可以发现，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父母生活在电子信息化的洪流中，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已经深刻体会到现代信息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也感受到自身在这方面的欠缺和紧迫感，所以他们能比较坦然接受技术上的落后，对子女在掌握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表示了认同，同时希望能到帮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家庭中“文化反哺”的积极作用，以期提高全社会的电脑网络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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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汉两个民族都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两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俄汉两种语言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俄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也渗透和反映在翻译之中。原文语言所包含的各种文化信息能否准确地反映在译文中，直接影响着译文能否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译文是否成功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一、俄汉民族的文化差异

（一）历史文化差异与翻译

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因此在其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历史典故。历史典故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最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要对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进行恰当的翻译，就必须了解它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二）地域文化差异与翻译

俄汉民族生活的地域不同，气候特征、自然环境、动物种类的差异使得人们对周围的世界的认识和感受也不同，因此即使描述同一件事物的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在俄罗斯，皑皑的白雪、高大的白桦、辽阔的原野构成了俄罗斯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也反映在语言中，如：как снега на голову（突如其来）， как грипы после дожля（雨后蘑菇）。而汉语则为“雨后春笋”，这是而我国盛产竹子，因此汉语中与竹子相关的成语有很多，而俄罗斯雨后大量生长的则是蘑菇。

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得俄汉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具备这种文化意义。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而俄罗斯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他们视马为吃苦耐劳和勤勤恳恳的象征，所以，汉语说的“老黄牛”译为“ломовая лощадь”；“他像牛一样干活”译为“Он работает как лощадь.”等等。

（三）习俗文化差异与翻译

习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恭维、称谓、婚丧嫁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习俗。倘若不了解该民族特有的习俗文化，就无法正确地进行翻译传达原文信息。比如，在俄罗斯人喝晚茶的时候，一般同时吃一些点心。这与中国的喝茶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翻译“чай”这个词时，就应该考虑到这点，把它和中国的“茶水点心”或“夜宵”联系起来。

禁忌、征兆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的一个写照，反映在语言中，形成各自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习语。如俄罗斯人，认为левый（左边的）表示不好的意义，因此清早起床若左脚先下地，表示一天都不吉利。右脚先下地才是好的兆头。翻译时要考虑到这类的文化习俗因素，并将词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语义传达出来，才能更准确、更巧妙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四）宗教文化差异与翻译

不同的民族信奉不同的宗教，并将各自的宗教语言、行为反映到作品中，在翻译中应准确地译处这些宗教行为与观念，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性，避免张冠李戴。如“龙”在汉文化中具有“神圣、高贵”的象征意义，在中国古代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在西方人眼中，“龙”是一种凶恶的怪兽。俄罗斯人对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常常无法理解。所以，大家所熟知的“亚洲四小龙”不能译为“четыре драгона”，而是译为“четыре тигра в Азии”。

除了以上几种因素，思维与表达习惯、社会制度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俄汉翻译。而恰恰是这些给翻译增加难度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内容使原文作品充满了异国文化气息。所以，当原文出现以上内容的描写时，应仔细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并尽可能地传达出来，使译文起到交流文化的作用。

二、翻译中俄汉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一）修辞色彩不相同。即译文的修辞色彩和原文的修辞色彩不一致。比如在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有这样一段话“Что вы,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продолжал он отрывисто “Незнаете порядка•••”在这里，如果把“вы”译为“您”表面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文化现象，即在俄语中，通常用вы表示对不熟悉、关系一般的人的称呼，而用ты来称呼关系密切的人，但在汉语中却用“您”表示客气尊重，就会发现，此处“вы”译为“你”才是恰当的。

（二）联想意义不相同。即原文中的语言所表达的事物或行为在译语中不具备相似的联想意义。如俄语中гусь（鹅）的联想意义是“滑头”、“不讲信用的人”，这些联想意义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如果只是简单的直译这类词汇或句子，它的联想意义即文化内涵就不能被传达出来，同时也容易引起读者理解上的偏差。

（三）指称意义不相同。即原语中所指称的事物在译语中不存在。如самовар，这一词在汉语中并没有对应物，这时就要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等方法，尽量的传达原语的指称意义。译为“茶炊”即“烧茶的炊具”基本传达了самовар的内涵。又如，汉语中的“太极拳”、“功夫”等指称意象在俄语中也不存在。

三、翻译俄汉文化差异词汇的原则

特有的文化环境赋予词汇特有的文化意义，认识这种差异对翻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由于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是翻译的一个重要任务。处理俄汉文化差异词汇通常可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是代换法，即在保留原语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意象相近的词代替原词。当无法在译语中再现原语的文化意象时，可用符合译语表达习惯并为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词汇来替换原语词汇。

其次是直译。词汇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直译能保存词汇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融，并能加强译文语言的表现力。

第三是意译。一些词汇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直译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这种信息，而更换又容易破坏这种民族气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意译，即用译语中文化意象较弱的词汇去传达原语中所传达的信息。

总之，俄汉民族在语言文化上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困难，不了解俄汉民族文化的差异就很难进行准确的翻译，因此在进行俄汉翻译的同时，要翻译出原文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巧妙地传达信息。（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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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息息相关。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国际通识课程的教学与文化因素的教学必须紧密相关。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克服他们在日常生活交际中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交际障碍，以期使我们的国际通识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国际通识课程中文化因素在词汇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国际通识课程中，语言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而词汇作为语言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比语音、语法更容易受时代变迁、社会习俗、伦理道德以及思维观念等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事实证明，人类任何语言的词汇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本民族的文化烙印，是民族语言中最为敏感、内涵最为丰富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部分。因此，在词汇教学中，我们应将词义与文化关系作为教学重点。认识、挖掘词汇中的民族文化蕴含也是词汇研究和词汇教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二、词汇文化蕴含意义差异的理论依据

人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一方面，人类的基本生存能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类相同的自然生理构造使人们具有某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共性，因此，各民族的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各个民族都共同生活在“地球村”，在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又具有一种天然的文化共性。另外，人类各个民族都在从事着基本相同的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和人自身生产活动，所以又具有社会生产的文化共性。这也是汉英文化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正是人类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得以交流沟通的基础，亦即汉英文化得以交流沟通的基础。由各民族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孕育的特定民族心理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特征鲜明的生产生活习俗惯制等文化特征，自然会使得人类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从而导致不同民族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和文化内容及形式的多样性，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个性，这也是汉英文化的个性。由此，便使得人类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理解、文化尊重及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和谐共荣成为必要，也使得汉英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日趋频繁。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标志，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这便决定了人类语言在价值功能上具有共性。再者，由于人类语言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具有同一性，语言也就具有了符号学中所谓的“所指的同一性”。而人类在语言表达手法、修辞方式上亦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但是，作为民族文化核心要素的语言，无论在其形式与内容上都必然受到该民族文化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而语言的重要要素――词汇，也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含义。下面以英汉吃喝类动词为例进行说明。

三、汉英吃喝类动词的文化引申义形成的原因

（一）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汉英词汇不同文化引申义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赖以产生繁衍的河谷型和山岳型自然生态环境，其内聚、封闭和排他性等地域文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先民的生产、生活与生存方式。地域文化的内聚性使中国先民世代群居，和睦相处;地域文化的封闭性使中国先民代代相袭，重土难迁;地域文化的排他性使中国先民血缘至上，宗亲唯尊。这些由地域文化导致的民族文化特征，便是农耕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这种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产不仅使汉民族自古便养成了敬天崇地、重土难迁的生活习俗，也使中国文化自古便打上了靠天吃饭、“民以食为天”等“饮食本位观”的深深烙印。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因素，汉民族具有的“饮食本位观”的鲜明文化特征，自然也会渗透到本族语言的各个方面。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汉民族是在语言上用于食物和饮食词汇术语最多的民族。汉语中的饮食词汇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渗透力强，载义丰厚，除直接表示饮食意义外，运载的其他文化意蕴更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汉语的这种文化特征在汉英吃喝类动词词义的对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汉语中“形容大口地喝”，可以用“牛饮”这个动词。这是因为“牛”在中国的传统农耕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世世代代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人对“牛”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显然，“牛饮”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与中国大陆型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它形象而清晰地显示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鲜明特征。而在英语中，形容“大口地喝”却用“drink like a fish”。显然，这是因为英国四面环海，其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海洋型文化决定了英语词义的文化走向。

（二）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与汉英词汇不同文化引申义的形成

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直接现实和物化形式，无论是其表层结构还是深层内涵，无论是在词汇语音还是语法修辞上，都必然会深深地打上特定民族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心理模式等在内的精神文化烙印，这自然也是汉英词汇不同文化引申意义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汉英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汉民族传统偏好综合思维，英美民族偏好分析思维。如：吃喝类动词“品”，其基本意义是直接表示对食物的“品尝、体味”，但在其词义的理解和使用上，汉民族习惯于传统的综合思维，将“品尝”这一事象的各种属性及与其相关的各种事物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观照，因此还引申出以下常用文化引申义“鉴别”。第二，汉民族传统侧重于形象思维，依赖于直观经验，注重运用形象类比推理的方法来表达思想。例如，吃喝类动词“咬”的基本意义是指上下牙齿相对，用力夹住或切断压碎东西。但在对其词义的理解和使用上，由于汉民族习惯于形象思维，注重运用形象类比推理的表达方法，从而使“咬”在其基本意义的基础上产生了生动而形象的文化引申义。例如，汉语中的常用语“咬耳朵” 中的“咬”就已经不再表示“咬”的基本意义，它在这里指的是：“凑近人耳边低声说话，不使别人听见。”第三，汉民族传统习惯于一种呈螺旋形的思维方式，而英美民族则习惯于运用一种主要呈直线式的思维方式。比如：吃喝类动词“食”的基本意义应当是：“泛指（人或其他动物）吃食物”，但是，在对“食”的理解和日常运用上，由于受汉民族传统的螺旋形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往往在其基本意义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引申义。例如，人们常常使用的“食言”一词是对一种不讲信用、不守承诺的不道德行为的批评。与汉语“食言”表义相似的英语短语是“eat one’s words”，但它却并不是表达对一种不讲信用，不守承诺的不道德行为的批评，而是直接表示为：收回说过的话，指当面认错道歉。

汉英民族价值观念的不同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汉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英美民族传统的天人相分是汉英文化在宇宙价值观上的基本差别之一。比如：在汉语“吃”的基本义“把食物放入嘴中经咀嚼咽下”的基础上，由于受天人合一观念的驱导，人们在日常运用中又使“吃”派生出“依赖某种事物来生活”的文化引申意义。例如，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口耳相传、父子相袭的常用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突出地反映了华夏民族对于自然强烈的依赖性，也鲜明地坦呈着汉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第二，汉英民族文化中人生观的差异。英文化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执着进取，然而好走极端;在伦理上表现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一定的自私欲念;而对物质享受，尤其是对饮食，相对而言则较为平常。所以，在英美文化中饮食文化显得相对贫乏，其相应的饮食语言也显得相对单调，尤其是其中的吃喝动词的文化引申义更没有汉语那么丰富。而汉文化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正心修身、忍让服从、克己复礼;在伦理上表现为权力至尊、忠孝为上。由于个人命运与宗族群体国家息息相关，因此，个人的身家性命就显得格外重要，若随意毁伤，则为不忠不孝。而与个人身体性命相关的物质生活，尤其是饮食也就被特别看重。

（三）不同的民族文化习俗惯制与汉英词汇不同文化引申义的形成

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包括思维方式、心理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经千年积淀，历代沿袭，便会发展成为群体约定俗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族习俗惯制。具体而言，几乎每个民族的习俗惯制背后，都自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时代风貌以及鲜活的历史人物、生动的历史事件与活动情节，它们都会投影式地保留在各个民族的语言词汇之中。汉英两种语言中都有着大量的这类民俗语言词汇，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及鲜明的文化个性，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与文化习俗惯制。比如：在汉语中，有“吃小灶”一词，表示享受特殊照顾;而在英语中没有，在其他民族语言中也很少见到。这一词汇广泛使用于中国时期，那时，公共食堂是大锅饭，但是当一些干部来检查工作或其他特殊人物来时，就区别对待，另设“小灶”款待。后来，“吃小灶”的词义泛化为某人享受特殊的待遇。

结语

英汉吃喝类动词词义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差异，是我们在国际通识课程语言学习模块中的词汇研究与教学中应该特别重视的问题。而归纳、对比其民族文化差异，探寻并解释造成其民族文化内涵差异的原因，便是把文化内涵更好地融入到词汇教学之中，以消除第二语言学习者由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上的鸿沟。注重词义中的民族文化差异不但能促进语言的有效学习，也能加深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从而使国际通识课程的目标得到最大实现。

参考文献

[1] 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2] 耿龙明，何寅.中国文化与世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