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的方式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消费扶贫的方式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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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S941.79 文献标志码：A

FAQ of GB 5296.4 ― 2012 “Instructions for Use of Products of Consumer Interest ― Part 4： Textiles and Apparel”

Abstract： In order to help textiles and apparel producers， traders and testing agencies to timely understand new standards， the main contents of GB 5296.4 ― 2012 “Instructions for Use of Products of Consumer Interest ― Part 4： Textiles and Apparel”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and the FAQ d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s stated. In the en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tandard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pparel； standards； instructions； FAQ

作为服装销售的一部分，“使用说明”在当今购销关系中体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服装销售过程中可帮助买卖双方避免产生过多的交易摩擦，同时也是质检判定合格与否的重要依据。与服装使用说明相关的标准是GB 5296.4― 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为强制性标准，将于2014年5月1日起实施，主要规定了在国内销售的纺织品和服装的使用说明所必须满足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1 标准主要内容

“使用说明”在服装上最常用的形式有 2 种：悬挂标签（即吊牌）和耐久性标签。主要包含 8 项内容：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产品名称、产品的号型或规格、纤维成分及含量、维护方法、执行的产品标准、安全类别、使用和贮藏条件的注意事项。除此之外，基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考虑，产品质量等级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也要体现在使用说明中。其中产品的号型或规格、纤维成分及含量、维护方法等3 项内容必须以耐久性标签的形式来体现，其他内容可用吊牌等其他形式体现，不必出现在耐久性标签中，当然，耐久性标签的内容也不必在吊牌中重复出现。但是，如果同一内容出现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中时，必须保持一致。

2 应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解析

2.1 制造者名称和地址

标准规定，纺织品和服装应标明承担法律责任的制造商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进口纺织品和服装应标明该产品的原产地（国家或地区），以及商或进口商、销售商在中国大陆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对于该条款的理解，很多人往往局限于字眼“制造商”上，其实关键点应该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因此，很多品牌企业由于没有吃透标准内容，在授权生产的服装标签上不仅注明了自己的名称和地址，还想尽办法在小小的吊牌上挤下了生产企业的名称和详细地址，使得使用说明变得更加冗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原产地的标注，此为针对进口产品而言的，但是很多国内生产销售产品也多余地标注了此项内容，甚至精确到了市级以下的名称。事实上，对于在国外生产的进口产品，只需标明国家名称； 而对于在中国生产的进口产品，除港、澳、台地区生产的产地标注为香港、澳门和台湾外，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均标注为中国。

2.2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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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就提出了消费扶贫的理念，但从目前我县的情况看，消费扶贫的理念还主要限于扶贫体系内，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导致扶贫产品的销售量不是很好，个别乡镇为了打开扶贫产业的销售渠道就变相出台了一些强制消费扶贫产品的措施。

建议：要加强宣传推介消费扶贫，组织各类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公益广告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扶贫产业推介农产品品牌。扩大宣传面，提高大众对消费扶贫的知晓率。同时坚持自愿原则，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发挥主动性，积极参与到消费扶贫这个“大家庭”中来，壮大参与消费扶贫的“朋友圈”，营造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良好氛围。

二、目前市场上多数扶贫产品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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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指消费扶贫智能专柜、消费扶贫专馆、消费扶贫专区。“一平台”指中国社会扶贫网平台，中国社会扶贫网是全国消费扶贫的第四方平台，主要功能是集中展示扶贫产品，对接销售渠道，监测交易数据。

消费扶贫智能专柜是指主营扶贫产品的智能货柜。各县区要科学制定本地区消费扶贫智能专柜建设规划，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市场化办法，择优确定专柜投资运营企业，组织动员机关事业单位、开发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区、学校、医院、车站、景区等，积极落实优质点位，并对智能专柜给予免费铺设。消费扶贫地方馆是指有关市场经营主体采取市场化方式建设运营消费扶贫线下实体地方馆和在中国社会扶贫网消费扶贫服务平台上规范建设运营的消费扶贫线上虚拟地方馆。消费扶贫企业馆指以企业为主体、由企业出资建设、销售扶贫产品的专门场馆。消费扶贫专区指企业在经营一般商品的同时，设立的专门或主要销售扶贫产品的独立区域或单元。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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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实践往往被简化为项目的实施，甚至被简化为直接给钱给物；同时从内容来看，这些项目的目标往往局限在直接提高收入、改善基础设施之上。这种简化的做法便于扶贫工作的推进，但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项目供给与农户需求脱节、多部门难于形成扶贫合力、农户缺乏积极性、易滋生r户“等、靠、要”心理、项目实施绩效差、返贫率高等缺陷。

首先，贫困是一种涉及物质匮乏、能力不足、社会地位低下、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多维现象。相应地，扶贫措施也应该是多维的，除通过各类项目进行经济扶持外，还需有改善医疗、教育、住房、信息接收渠道等的社会安排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其次，经济扶持是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即“社会态”之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对经济扶持具有促进或制约作用。如果经济扶持与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态”不相契合，扶贫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会破坏“社会态”。部分地区扶贫资源不公平配置导致的村庄分化和村民关系紧张，扶贫开发造成的贫困人群“等、靠、要”心理都是现实的例证。因此，除通过扶贫项目进行经济扶持外，精准扶贫需引入改善“社会态”和改造贫困文化的视角，建构能保障持久脱贫的社会、文化基础。 构筑精准扶贫的社会基础

精准扶贫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源供给和配置。要保障贫困人群有效利用和分享扶贫资源，就应有相应的机制，也即是所谓的社会基础。结合当前农村地区的扶贫实践，所谓构建精准扶贫的社会基础，就是要增强贫困社区及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建立表达、维护和促进贫困人群利益的机制，建立有助于可持续脱贫的社会兜底政策。

精准扶贫的效果高度依赖贫困人群的能力，而他们之所以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力缺失。这是一个悖论，其破解之法就是提升贫困社区及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首先，吸纳多维减贫理念，建构生产和生活性公共服务体系，比如改善饮用水质、加强卫生保健工作，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等；提供涵盖劳动力流动服务、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技培训和推广、农业生产风险防控和保险等的生产性公共服务。其次，增进村民之间关系的和谐、生产生活的互助。农村社会历来具有高效的互助功能，但市场的入侵、贫富差距扩大、劳动力流动、扶贫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等原因逐渐侵蚀农村社会的机体，故应重建农村的公共性，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恢复农村的互助能力。再次，要把项目的实施与农业技术和手工技能培训结合起来。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不仅决定着项目的成败，更是打开可持续脱贫之门的金钥匙。

精准扶贫是以政府为主要推手的民生工程。政府在筹集扶贫资源和快速实施项目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面对广大农户复杂多样的需求时，面临政绩锦标赛压力的政府往往无力提供细致、耐心的服务，反而倾向推动扶贫资源流向村干部、大户、能人等能较好实施扶贫项目的农村精英，导致“精英俘获”和扶贫资源瞄准偏离。要抑制精英俘获和瞄准偏离的现象，需构建社会监督和利益共享机制。首先，政府要转变角色，放弃扶贫项目具体实施者的角色，将项目实施的任务转交给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和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自己则专注于监督项目的实施、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服务。其次，通过政府购买扶贫开发服务，引进、支持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共享”理念为指导参与扶贫。再次，将允许贫困群体以土地、资源、扶贫资金入股。

在“两线合一”政策的推动下，“两无”贫困人口、暂不能脱贫的人口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被纳入了兜底扶贫的社会救助之内，由政府直接提供货币和物资救助。这是典型的“收入转支”的扶贫政策。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认为，社会政策设计应促进穷人进行储蓄和投资，进行资产积累。根据他的思想并结合纳入社会救助的人群的实际情况，兜底扶贫政策也需按“分类施策”原则重新设计：只对无力脱贫者提供“收入保护”；对于无业可扶者、暂不能脱贫人口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则应采取有助于资产积累的、增权的社会政策。 有效利用文化资源，努力改造贫困文化

“文化开发”和“文化扶贫”是扶贫工作中两种常见的文化态度。前者认为文化是建筑、服饰、手工艺品、歌舞、仪式、习俗等可开发的资源，贫困的原因是文化主体缺乏开发文化、发展旅游业的市场意识和能力。后者认为文化是知识水平、科技水平、公共文化设施、生活观念、生活方式，贫困的原因是教育水平低、科学知识缺乏、文化设施匮乏、传统落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两者对贫困的诊断相同，都认为贫困的原因是意识的制约和能力的贫乏，有其合理的一面。我们应该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文化，应尊重和发挥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尊重他们对生计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权。

首先，理解贫困地区人们的认知、思考和做事的方式。从内外因的关系来看，外部导入资金、人才、技术、信息、思想等扶贫开发资源能否发挥作用，有赖于激发贫困地区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要调动贫困地区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则需考察贫困人群自己的认知框架，考察他们如何阐释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当前，农村家庭普遍的劳动分工模式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妇女、小孩留守在家，而且农村人深知种植业的绝对收益和比较收益都比较低。之所以积极性不高，是因为缺劳动力和预期收入不高。政府补贴补偿了他们的生产成本，补贴终止则意味着自担成本增大，收益降低甚至亏损，所以补贴终止后，农民即中断生产。这些项目之所以遭遇困境，原因之一就是项目设计者没有与贫困人群进行良好的文化互动。所以，未建立在贫困人群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环境的看法、对发展的看法的基础上的扶贫方略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其次，发掘和利用传统的生计方式。特定生计方式是人们适应生存环境所谋取衣食和居所的整套手段和方法，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适应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成果。传统的生计方式有其合理性，而且村民们也能够根据自然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调整其生计方式。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去发现和利用他们生计方式的价值，选择与其传统生计方式契合的扶贫开发项目。

再次，适度控制和改造不适宜的贫困文化。尊重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并不是不加取舍地照单全收他们的文化。依照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的观点，贫困文化是持久贫困的人们应对贫困的一套文化态度、信念、价值观和实践。突出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过高的人情消费、宗教消费、节庆消费、祭祀消费，这些传统取向的消费挤占了农户用于改善生计的投入；第二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和扶贫开发造成的“等、靠、要”心理。对于前者，应采取说服教育、政府规范等途径加以引导和适度控制；对于后者，要发挥能人的示范效应，塑造“等、靠、要”可耻的舆论氛围，培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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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制定方案。根据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反馈问题，结合我区实际情况，起草制定了《关于做好2019年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发现问题整改方案》和《区关于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行动方案》，成立了区消费扶贫领导小组。

（二）认真安排及时部署。发改局紧紧围绕消费扶贫工作，主动作为，积极推进我区消费扶贫工作。及时召开了消费扶贫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向各乡镇、区直各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宣传发放消费扶贫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购买贫困群众农产品，2020年9月我们启动了消费扶贫月活动，帮助贫困群众销售蔬菜160多吨，消费扶贫助力了我区贫困群众脱贫的步伐。

二、科技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及技术培训。多次开展科技下乡服务活动，出动宣传车一辆，发放科技读本、农业技术知识宣传资料1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让贫困群解决了有需求群众在种植技术方面的需求，新品种得到了推广应用。组织群众开展农业技术会诊、农业技术培训，先后培训群众多人次。同时，还聘请人员对科技特派员进行集中培训，提升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意识。

（二）是把培育发展农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主要工作来抓。乡镇企业遍布乡镇农村，是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梯度培育、差异扶持、集群发展”的思路，强化对农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发展，实施农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针对农业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拓宽扶持方式，扩大区农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积极加快特色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申报认定工作有序开展。

（三）是广泛宣传营造氛围。为使科技扶贫工作深入人心，我们一方面加强科技服务，提高群众致富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宣传，营造良好服务氛围，宣传科技扶贫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鼓励大家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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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消费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致富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在全县推进消费扶贫过程中，XX镇共涉及8种农副产品，达成意向金额40万元，预计参与贫困户110余户，人均增收1200元。在此，XX镇郑重承诺：我们将全力引导贫困户树立诚信经营促脱贫致富的理念，确保扶贫产品质量优、价格廉、安全可靠，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放心满意的产品，确保贫困户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具体将做到以下三点：

一、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今年，我们围绕“中国黄米之乡”名片，推广种植了万亩“榆糜二号”新品种，高标准实施了千亩有机谷子、有机糜子基地项目，优质糜谷种植面积达20000余亩，成功创建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实施了3个采摘园项目，种植杏、苹果、葡萄等水果500亩；建成了66座双膜拱棚，示范种植瓜果蔬菜等；扶持合作社大力发展养殖业，全镇存栏羊8000头、牛500头、猪500头、鸡3000羽，走出了“种养结合、集中连片、特色精品”的发展路子。

二、实现购销精准对接

年初，我们为全镇87户贫困户实施了到户产业项目，种植了糜子、谷子、绿豆、马铃薯等农作物。在县委文件出台后，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对各类扶贫产品进行了摸底登记，形成了产品种类、数量和价格清单，供认购单位、企业和个人选择。同时，我们还将继续扩大消费扶贫格局，进一步引导贫困户扩大种养殖规模，向认购单位、企业和个人提供长期定向认购、订单式生产认购、单位临时团购、个人爱心认购、旅游带销等模式，实现扶贫产品与市场精准对接，帮助贫困群众构建便捷、高效、稳定的产品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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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基本原则、驶好舵、驾好航

（一）坚持政府引导，把握正确方向。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政治意识，强化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主旋律；坚持守正创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脱贫攻坚正能量，确保各项活动正确政治方向。

（二）坚持务实创新，动员广泛参与。

创新思路，搭建平台，运用新媒体，探索新宣传路径、内容和形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保持势头和工作干劲，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凝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三）坚持依法合规，注重务实节俭。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县委、县政府相关规定，严格遵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到务实节俭、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

二、充裕活动内容、创造良好氛围

（一）积极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为全方位、多形式的宣传扶贫日系列活动，扩大公众对扶贫日的知晓度、参与度，营造人人参与扶贫济困的浓厚社会氛围。我乡在五个村以及乡政府内悬挂宣传标语共计6幅，向辖区农户发放倡议书400余份，在乡LED宣传板滚动播放扶贫日宣传口号，并通过移动公司软件移动云MAS业务平台发送774条扶贫日宣传，激励带动社会各界积极加入“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行动中来。

（二）积极做好脱贫攻坚评选推荐表扬工作。

按照上级工作安排和相关要求，为开展好2019年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我乡以勇挑重担、无私奉献、事迹突出、群众公认、满意为选择推荐基准选择了一名第一书记和一名支部书记为我乡2019年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三）积极开展消费扶贫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销售质量，扩展贫困户增收渠道，促进产品稳定销售，为展示我乡脱贫成果。积极联络组织协调我乡一家自营企业参加县级开展的扶贫日特色农产品展览活动，为开展好消费扶贫活动增添一份来自高山的助力。

（四）扶贫济困、你我同行积极开展自愿捐赠活动。

为汇聚扶贫爱心力量，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本着“扶贫济困、个人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雪中送炭大爱无疆，多彩社会同步小康。我乡干部职工以以购代捐的形式，共计采购1200元的扶贫物资，充分体现了我乡干部职工对扶贫事业的大力支持。

（五）抓好中国社会扶贫网推广工作。

为做好中国社会扶贫网推广工作，大力宣传爱心帮扶典型、自主典型脱贫经典案例，特色扶贫产品展示，我乡107名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带头下载注册APP，并要求做到一传十十传百的要求，形成全民参与、全社会关注的浓厚氛围。

（六）开展“脱贫攻坚，法治同行”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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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3-0133-02

1 引言

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人们对它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45 年联合国成立之时就把“消灭贫困”写进了《联合国》[1]。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近年来，乡村旅游扶贫工作被列为扶贫开发10项重点工作之一。据统计，全国12.8万个贫困村中，至少一半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发展乡村旅游的贫困村又可以带动70%的贫困户脱贫。目前，全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旅游脱贫人数达1000万人以上，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主渠道。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重庆市最北端，集“老、边、山、穷”于一体，现有90个贫困村、10994户贫困户、贫困人口37567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全重庆市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

2 相关概念辨析

2.1 全域旅游

在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传统的景点旅游发展模式已不能满足旅游发展要求，必须转变旅游发展思路，创新旅游发展战略，加快旅游发展阶段演进，推动我国旅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2]。随后，全域旅游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厉新建[3]重点研究了全域旅游应具备的核心理念，提出要有全新资源观、全新产品观、全新产业观和全新市场观的四新理念，以及落实全域旅游理念的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时空、全方位、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的“八全”架构。而张辉则认为，全域旅游不应从“全”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域”的角度来解释，要通过全域旅游的实践，实现空间域、产业域、要素域和管理域的完备[4]。2016年2月，国家旅游局了《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验收标准》，并公布了首批包括262个市县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全域旅游作为一种开放共享式的发展理念，对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2 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是指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5]。我国关于旅游扶贫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开发带动当地脱贫致富的实践经验总结而兴起的。由于我国旅游资源富集区往往与贫困乡村有很大的重合性，这便在“发展旅游业”与“扶贫”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增强内生动力的产业扶贫方式，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巨大的带动作用，在我国扶贫开发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以其锐不可当之势正成为我扶贫攻坚的崭新生力军。

2.3 全域旅游与旅游扶贫的关联

2.3.1 以“共享”为特征的全域旅游为旅游扶贫理论提供了新支撑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旅游扶贫作为一种产业扶贫方式，其积极作用已被广泛认可。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曾指出，推进全域旅游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现实要求，是旅游扶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全域旅游强调“共享性”，即旅游发展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然而，我国旅游业发展目前还处在以景点旅游为主，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与民争利”、“受益不均”和“社区排斥”现象。发展全域旅游，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全社会共建共享，通过全域旅游推动和助力我国扶贫战略目标，让广大群众在旅游发展中真正受益。因此，以“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全域旅游内含了“共富”的理论基因，为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而实现“共富”的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6]。

2.3.2 以推进“旅游+”为核心的全域旅游为旅游扶贫的开展指明了新路径

跨界融合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全域旅游的核心不在于空间上的各种“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融合发展方式转变，改变以单一旅游形态为主导的旅游产业结构，构建起以旅游为平台的复合型旅游产业结构[7]。乡村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的重要资源基础，立足地域特色，充分利用“旅游+”的手段，通过加大旅游与农业、商贸、金融、文化、互联网等产业的融合力度，形成综合新产能，将有效地激发区域经济活力，提高旅游产业链本地化水平，提升乡村旅游扶贫效应。因而，“旅游+”不仅是实现全域旅游的重要途径，也是旅游扶贫开发的新方向。

3 城口县全域“旅游+”扶贫发展模式

城口县位于重庆市东北边缘，四川省、陕西省、重庆市三省（市）交界处。全县幅员面积3292 km2，人口25万人。城口生态优势明显，常年平均气温13.9 ℃，夏季平均气温23.0 ℃左右，颇为宜居。森林覆盖率达64.5%，是难得的天然氧吧，享有“中国生态气候明珠”的美誉。建有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综合指数69.62，居全市第一。此外，城口的物产资源亦相当丰富。城口山神漆器、九重山牌野生山核桃被列入国家级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首批保护产品；城口山地鸡、城口蜂蜜、鸡鸣茶叶等多个生态产品获有机食品认证。

目前，城口仍是全市发展最滞后的地区，集“革命老区、边远山区、高寒深石山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于一体。其贫困的主要原因有：①基础设施落后，缺乏连接周边大中城市的快捷交通，是全市唯一没有铁路、高速公路、航空覆盖的贫困县；②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业体量不大，工业效益低，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刚刚起步，特色产业优势不突出。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依托其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生物资源发展旅游扶贫，已成为城口县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希望所在。

3.1 “旅游+农业”农旅融合推动旅游扶贫。

农作物的生产过程、自然的生态环境、传统的农耕文化以及质朴的农家生活对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通过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交叉融合，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的生态农业旅游，将有助于激发传统农业的潜在活力。生态农业旅游的基础是农业，立足点在农村，主体是农民，对象是旅游者，本质在体验。通过创意活动的设计，满足游客对农业活动全面体验的需求，将成为贫困乡村旅游脱贫的突破口。

自2012年起，城口县政府引导村民创建了“大巴山森林人家”的农家乐品牌，时至今日，挂牌评星的已有280多家。做好体验型生态农业旅游，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构建优美绿色环保的自然环境。二是增加游客真实的农业生产体验。游客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城市生活压力，享受乡村田园式生活，因此应充分挖掘乡村田园的体验要素，吃农家饭、干田间活、赏梯田景、住田园居，使耕作、采摘、烹饪、科普等体验都能在其中找到对应诉求，有效地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基于此，常住游客在当地的消费将成为贫困户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体验型农业旅游可以使农民全面展示农事特长，全面参与旅游经营，且从业门槛降低，一年四季均可接待体验旅游者，接待周期的延长也将增加农民的直接收益[8]。

3.2 “旅游+养老”农家养老助力旅游扶贫。

老年旅游是新兴旅游市场。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居民超过1.6亿人，到2020年将超过2亿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旅游需求大幅上升，旅游消费潜力巨大。旅游养老是老年人为了寻找更舒适的养老环境离开他们的常住地，到其他地方休闲、度假、养生，连续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9]。一般来说，宜人的气候、优质的空气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候鸟式”旅游养老者目的地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而城口县依托其突出的生态优势，可发展为老年人休闲养老的不二之地。

城口旅游发展应正视外部交通瓶颈的问题，将“长宿”作为城口旅游的核心认知来塑造，依托其处于大山深处良好的生态优势，把交通的距离的劣势转化为营销上的卖点和竞争上的特色吸引力，引客并且留客。将闲置农宅统一承租给合作社或公司，根据养老需求进行统一管理和改造，大力发展农家休闲养老。由于老年人时间充裕，多选择错开大众旅游高峰而出行，并且会在农村停留较长时间，这不仅可以化解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休闲设施的季节性闲置问题，还可以缓解城市不断增大的养老压力。从旅游扶贫的角度，拓展旅游养老市场不仅可以使村民获得房屋的租金收入，按年度获项目盈利分红。同时，还可以通过在养老产业中的服务岗位上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

3.3 “旅游+互联网”信息网络加速旅游扶贫。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O2O电子商务的兴起，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方式、消费习惯、支付环境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旅游扶贫应更加注重市场环境的变化，立足消费者体验角度，从资讯获取、购物流程、服务体验、评价回馈等多角度建立贫困户与旅游客源市场的联系，探索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旅游扶贫模式。

2015年，城口全面启动“网上村庄”电商扶贫村建设。将贫困村内的乡村旅游、农特产品等资源与电商平台进行对接。但服务内容单一，仅限于食宿预定和农特产品网购。为扩大扶贫的效果，可规划将“网上村庄”升级为“e老乡”乡村旅游云平台。平台由老乡筹、老乡游和老乡汇三个板块串联农业项目的筹资、生产、销售三阶段，打造一条消费者体验产业链。其中，老乡筹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募集社会分散资本的“众筹扶贫”模式，让都市人群与农村贫困人群互动起来，帮助贫困户的农业项目筹集资金。老乡游是指游客通过互联网认购一定面积的田地或果树，委托贫困户代为管理，并预付所需的生产和管理费用。游客闲暇时可来地里亲自种植和采摘，体验农耕的乐趣，将虚拟的“开心农场”在线下实现。老乡汇则是指在农产品成熟S收后，由贫困户直接将产品通过物流回馈给曾经参与众筹的出资者以及认种土地果树的消费者，既让城里人奉献的爱心有了回报，又让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有了合适的销路。“e老乡”乡村旅游云平台的建立为乡村经济的提质增效以及精准扶贫的落实提供了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李 佳，钟林生，成升魁.中国旅游扶贫发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3）：156～162.

[2]李金早.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我国“十三五”旅游发展开创新局面[EB/OL].http：///xxfb/jdxwnew2/201601/t20160129_759445.shtml，2016-01-29.

[3]厉新建，张凌云，崔 莉.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2013（3）：130～134.

[4]张 辉，岳燕祥.全域旅游的理性思考[J].旅游学刊，2016，31（9）：15～17.

[5]丁焕峰.国内旅游扶贫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4，19（3）：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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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5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3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3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设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拟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重，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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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指出，目前我国“食物生产还不能适应营养需求，居民营养不足与过剩并存，营养与健康知识缺乏”。这些问题急需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从人群的膳食状况及特征上划分，这些问题及解决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食物营养过剩人群 据卫生部门监测统计，按照中国成人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2010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为30.6%，肥胖率12.0%，城市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于农村；全国有2.6亿人口被确诊为慢性病患者，约占总人口的19%。产生超重及慢性病的风险因素有很多，究其主要原因，是这部分人从食物中摄入的热量、营养素超过了身体需要，加上身体活动不足，导致超重和肥胖患病率急剧增加，并向低龄化人群蔓延。控制体重、预防肥胖的首要措施，是把这类人群作为重点，使之有效地节制饮食、合理调整膳食结构。通过平衡膳食，从根本上调节其能量及营养物质的摄入水平，同时加强身体运动，把过多的食物消费及体重降下来，才能真正实现营养与健康相互促进的预期目标。

食物营养不足人群 按照2011年确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我国有1.28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最低营养需求为每人每日2100千卡热量（1986年制定），与《纲要》推荐的目标值相比，该基准值偏低。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较大导致了其食物营养消费差距也很大。因此，贫困地区是我国居民营养不良的多发地区和营养改善的难点地区。必须针对贫困地区环境条件差、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实际，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采取扶持与开发相结合的方式，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创新食物营养改善方式，如保障人均基本口粮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合理开发利用当地食物资源，采取营养干预措施，以提高其食物消费水平，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

食物营养改进人群 目前我国这部分人群数量最大，其特征是已经稳定解决温饱，实现了小康，衣食无忧。但在市场琳琅满目的美食诱惑下，加上缺乏食物营养知识，普遍存在肉类油脂等动物性食物消费过多等不合理的膳食行为。对这类人群的膳食调整，必须及时应对，加强指导，加大食物营养知识普及的力度，倡导文明生活方式和合理膳食模式，以控制高热量、高脂肪、高盐饮食，降低营养性疾病发病率，使其由吃饱吃好转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当前我国食物营养面临的新问题相互交织，相当复杂。要在《纲要》的指引下，通过全社会的努力，运用多种形式的营养教育及干预措施，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食物消费模式和科学的膳食模式，传承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辅的优良膳食传统，预防和控制营养性疾病，方能促进生产、消费、营养、健康协调发展。

篇（11）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科学谋划特色产业发展之路。大力推行“五个一”产业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重点打造秋雪蜜桃、赣南脐橙、马家柚、高效蔬菜为主的“五个千亩”产业扶贫项目，今年投入900余万元扩大种植面积，目前，累计种植面积达11000余亩（其中：秋雪蜜桃4850亩，脐橙1447亩，马家柚1530亩，安福蚕子1545亩，茶叶872亩，高效蔬菜700亩）。项目已带动1100余户贫困户入股，基地产生效益后可获取股金分红；为300余户贫困户提供就业，户均年增收4000余元，110余户贫困户获得土地流转收益，户均年增收300余元。预计“五个千亩”全面进入丰产期后，利润的50%将纳入县扶贫基金，为攻坚期后有致贫风险的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确保贫困户后续收益有保障。

（二）不断壮大带贫经营主体队伍。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入脱贫攻坚队伍，支持“一领办三参与”产业扶贫合作模式，目前，全县带贫新型经营主体共计204个（其中：龙头企业2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34家，家庭农场2家，农业致富带头人143人）。为激励带贫主体积极性，对带贫能力强的新型经营主体给予相应奖补，2020年共计奖补11家带贫主体，发放奖补资金20万元，通过吸纳就业、基地带动共计带动100户贫困户，户均年增收达5000元以上。在脱贫攻坚期间，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帮扶主体，例如一村食品、大富乳业、、林耀农业、江莲实业共5家企业成功获批为“农业产业化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荣誉称号。

（三）合理制定产业奖补政策。为进一步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激励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快速增收，通过对全县各乡镇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现状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结合实际制定产业奖补政策扶持自主发展产业贫困户（具体奖补类别标准：种植业：蔬菜1000元／亩，果业1000元／亩，中药材500元／亩，水稻300元／亩，油菜500元／亩；养殖业：羊100元/头，牛500元/头，鸡、鸭20羽以上的每只补10元，鹅10羽以上的每只补20元，蜜蜂200元/箱，水产养殖500元/亩）。2020年共计发放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奖补资金300余万元,惠及2034户贫困户，户均奖补1400余元。

（四）强化技术培训，提高贫困户脱贫致富能力。一是下发了《关于举办2020年县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的通知》，成功举办3期，共计143人参加，涌现了韩纯、徐德纯等典型致富带头人，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二是制定印发《2020年县产业扶贫培训工作计划》，根据贫困户发展产业需求针对性开展优质稻、蔬菜、瓜果等产业培训12期，累计培训贫困户达802人。三是借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近三年全县共计培育1093名新型职业农民，其中贫困户70人。

（五）建立健全项目监管机制。一是实行领导班子挂点乡镇制度，分成9个小组对全县历年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摸底督查，采取项目基地现场实地查看、翻阅项目台账、询问项目负责人等方式掌握产业扶贫项目目前运转情况、利益联结机制、贫困户受益情况等。针对存在问题的项目下发督办单要求乡镇立即整改，完善项目台账，确保项目程序到位，贫困户受益有保障。二是对产业扶贫项目开展绩效目标考评，切实追踪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对2016年-2019年的所有产业扶贫项目开展资产清查工作，保障项目资金发挥扶贫效益，确保贫困户受益。

（六）借助消费扶贫打造品牌效益。积极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做好扶贫产品认定工作，截至目前第一批认定了11家企业、20个农产品为消费扶贫产品，第二批认定扶贫企业产品47家，第三批认定扶贫企业产品8家。大力推进扶贫产品进机关、进企业，建立了县消费扶贫生活馆和消费扶贫网，组织全县10余家农业企业的30余款产品参与产业扶贫直播，组织扶贫企业、合作社参加省市扶贫产品展销活动3次，全县累计线上购买扶贫产品金额达600余万元。

（七）应对疫情灾情迅速出击。出台了《应对肺炎疫情影响做好当前产业扶贫工作的五条措施》，第一时间深入各大农业扶贫基地进行摸排调查，发放疫情告知书300余份，联合有关部门及乡镇按照上级要求有序推进扶贫龙头企业（合作社）做好复工复产及落实日常防控工作，并开设绿色通道为14家扶贫经营主体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确保了产业扶贫基地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复工复产。积极推进“六进”活动购买滞销农产品，最大程度降低疫情期间农产品销售影响。联系银行开展多品种的放贷活动，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八）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到位。根据县级整改方案，主动认领了15个整改问题，24条整改措施，并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整改方案，细化整改措施，按照时间节点已全部完成整改销号工作，建立了整改台账，将长期坚持的措施列入整改工作动态更新，确保整改切实到位。

三、主要典型经验

近年来，我县积极探索各种帮扶模式，梳理了一批扶贫亮点，如：银河镇伍玖诚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统一服务对象、统一提供菌种、菌棒、芦笋苗、统一栽培技术、统一销售，统一扶持方式”的“五统一”管理方式，引导周边65户贫困户参与到公司的生产活动，带动贫困户增收超2.5万元，实现企业、贫困户利益共享。镇禽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依托政府平台，按照“三送三保三有”（即：送种苗、保脱贫、有门路；送技术、保质量、有发展；送销路、保收入、有成效）模式进行产业扶贫，为贫困户送鸡苗、送技术、送销路，逐步形成统一购买鸡苗、统一购买饲料、统一进行技术服务、统一禽蛋销售、统一协调资金的“五统一”发展格局，带动530余户农户从事蛋禽生产经营，年人均增收3000余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8户，实现公司、农户、社会“三赢”。通过这些产业扶贫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扶贫开发领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四、下一步打算

一是进一步摸清产业扶贫底数，准确掌握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情况及产业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情况，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