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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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工程结算难的原因

1、建筑工程管理存在无序和混乱，制约着建筑工程结算目前，由于在现阶段下的经济体制，我国对合同的管理存在极其不规范的现象，现在的经济体制存在一定的制约性，并且管理手段落后不能够满足现在建筑工程结算的管理。建筑工程合同存在的不完全性就要求对合同进行规划的管理，而建筑工程造价的不确定性则要求对合同实施的工程加强管理。现在，存在很大的问题是在于技术与经济的脱节，施工管理和合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够形成统一，施工人员既不能够对经济有所了解，又不能够有一定的合同管理意识。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一般的管理人员都只是注重对工程质量的管理，而忽略了对合同的管理，同时监管的体制也不能够达到要求，不能够实现规范化管理的要求。

2、建筑工程合同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工程款的不确定性建筑工程合同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不完全性合约，其与一般性的购物合同有所差别。这种不完全性是由于建筑工程本身决定的，建筑工程本身就存在比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签订建筑工程合同的过程中，不能够对每一个细节都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改善措施和解决方案有明确的规定，更不能够对存在不可预知的情况做好实现的补偿和安排。为了能够将改善建筑工程合同这种不完全性，签订合同的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都应该考虑到再协商，再修正，以便更好地解决纠纷，以此来弥补建筑工程合同中这一缺陷。建筑工程合同款的最初造价和追加款存在不确定性，在进行具体施工过程中，需要进行随时的变动，不断地进行调整。

三、建筑工程结算难的治理措施

1、提高解决工程结算纠纷的质量有效地提高解决工程合同纠纷的质量关键在于建立合适的纠纷解决机制。根据以往的案例表明，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建筑工程结算的纠纷，并不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诉讼存在其自身的缺陷，解决工程缓慢，程序复杂，现在应该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来改进我国现在的解决建筑工程结算合同经济纠纷机制。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运用这种解决方式，就不需要做那些复杂麻烦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谈判、协调、调解等等形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式具有比较强的专业性，一旦出现经济纠纷时，能够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简单、便捷，在国际工程纠纷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2、提高合同的签约质量提高合同的质量关键在于能够在签订之前做好防御工作。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应该对采用什么样的结算方式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无论是采用计量与支付，还是建筑工程费用需要变更以及需要进行索赔的都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同时在签订合同时，还应该对合同双方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义务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提高合同质量主要的是提高合同双方人员的综合素质。对采用不同方式来进行签订合同的双方，采用招标工程的，应该将招标文件尽快的转换为正式的合同，并且加强对合同的审查；对进行工作的，应该找好合格的人，并且不断地提供人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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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作者:程明月 单位: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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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法可诉性

从定义上来理解，经济法可诉性是经济法自身拥有可以能够按照司法程序调解经济纠纷的属性，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解决经济问题的锐器。当然，经济纠纷的主体也有权通过合法程序申诉，希望司法部门来解决经济纠纷。从经济法可诉性的对象上来看，它主要是经济纠纷。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法具备的能解决在经济生活中各类纠纷的属性，是当事人有权诉求于司法机关来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和终局性。经济纠纷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易采用协商或是仲裁的方式解决，在行政执法中还要受到其正当性的挑战。从当前我国经济纠纷解决的大环境来看，完成排除行政执行来解决经济纠纷案件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司法解决具有公正独立、程序合规等优点而倍受当事人青睐。具体表现为它可强制那些不愿意介入的主体进入诉讼程序，使经济纠纷顺利解决而不受任何因素干扰，也可以利用强制手段使权益恢复到经济纠纷的原始状态，同时给予主体合法的强制保障，使得主体敬畏法律而履行义务。

三、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途径

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济法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可诉性也被立法者认同，并在法律与法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经济法可诉性的第一个层次，而第二层次是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问题。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执行，一是部分可诉，二是阶段可诉。对于市场受规制主体来看，政府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经济管理行为如果侵害了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主体可以依照行政法规和经济法相关条款启动司法程序，达到保护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从经济法可诉性实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始试行，并未在全国范围里实行。原因是在制度还存在不少欠缺，比如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依法判断过多倾向于行政。

(一)行政前置、司法审查

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的现实，行政执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优势的发挥需要行政前置，这样有利于行政执法的主动性和快捷性真实落到实处，达到及时制止和处罚各类经济违法行为，从而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的发生。当然行政执法也存在诉权滥用的缺陷。我国经济法规定，经济违法的举报如果行政执法机关不受理，或是违反程序原则时，才可以提取经济诉讼。从经济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法院的权限应扩展，审查的范围也不能仅局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而应拓展到社会公共利益所有主体的行为。

(二)健全经济法法律责任

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执法部门，它们均是作为经济纠纷调解的主体，其责任主要表现为对各类经济财产的制裁、经济行为的制裁、经济信誉制裁等。对于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非法侵害带来的损害，需要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主要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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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不同于诉讼、行政裁决和人民调解的优势，具有这几种纠纷解决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能够更好的满足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需求。

一、仲裁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纠纷的优势

仲裁，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也作为我国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其体现了"和为贵"的思想，具有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程序简便、方式灵活、一裁终局、保密等特点和优势。

第一，尊重当事人意愿。仲裁制度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双方必须达成仲裁协议，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是否仲裁，选择由哪个仲裁机构仲裁，仲裁什么事项，选择仲裁员等，提交仲裁须双方自愿，通常不会产生激烈对抗。当事人不但有权以协议选择仲裁方式，而且有权约定仲裁事项、仲裁机构、仲裁员以及仲裁庭的组成形式、审理方式及开庭形式。《仲裁法》赋予当事人自，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当事人希望能较为自主地解决争议的愿望。另外，仲裁实行协议管辖，受案不受地域限制。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只要当事人约定，国内国外、境内境外案件均可受理。

第二，一裁终局。仲裁实行的是"一裁终局"制度，仲裁裁决一经做出，案件审理即告终结，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案件重新申请仲裁或者提讼。比较而言，诉讼则具有一审、二审，甚至还要再审的程序，耗时长、效率低，是商业人士所熟知的。这也是为何有了诉讼，还会产生仲裁制度的最初原因。

第三，不公开审理，保密性强。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可以为双方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不公开审理包括：案件开庭不允许仲裁参与人以外的其他人旁听；仲裁案件的审理及结果，不允许其他人打听、采访、报道。而且，应当事人的要求，裁决可以不写明事实和理由，有利于保护商业秘密，切实维护商业信誉，不公开审理是仲裁的一大基本制度，它能避免双方争议的公开化，可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仲裁法》明确规定了仲裁应当开庭进行，但同时允许当事人以协议约定不开庭。对裁决书的内容规定：一般应在裁决书中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但当事人协议不愿意写明的，可以不写。仲裁的保密性和灵活性为双方当事人解决争议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氛围，使双方能心平气和的解决争议。

第四，具有强制执行力。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具有同样的执行力。仲裁裁决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裁决时，另一方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另外，我国已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使仲裁裁决在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得到承认执行，也就是说，我国仲裁机构所做出的裁决均可在香港、台湾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得到认可、执行。

二、仲裁如何更好地为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纠纷服务

首先，在非公有制企业大力宣传仲裁，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仲裁意识。

仲裁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要贯彻落实好仲裁法律制度，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在街头发放宣传材料，在报纸上设立专版，在电台设立专题，在杂志上设立专刊，在网站上设立专页。宣传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走进社区，服务群众，为社会各界讲解仲裁法知识，组织企业负责人和合同管理人员召开座谈会，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仲裁、走进仲裁，全面提高社会对仲裁的认知率。有关单位和人员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认真学习《仲裁法》，积极动员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了解、选择、接受仲裁，充分认识仲裁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加深对仲裁法的了解和运用，提高非公有制企业仲裁意识。坚持"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根本，融入市场经济是关键"的思想，"密切企业、联系行业、辐射社会"作为仲裁宣传工作的整体思路，坚持以企业为基点，以行业为纽带，大力宣传仲裁制度。根据非公有制企业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宣传工作，举办各种形式的仲裁法律知识宣传培训，为非公有制企业培养解决经济纠纷的专门人才提供法律服务，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非公有制企业家和有关人员进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人员了解仲裁、认知仲裁，使仲裁成为解决非公有制企业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

其次，依法规范非公有制企业的合同文本，积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订立仲裁条款。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预先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或者在纠纷发生前后以其他方式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并选定具体的仲裁委员会。比如，规范的合同争议仲裁条款可以是"因履行本合同(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合同(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将其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新签订合同须加入上述仲裁条款；已印制未使用没有仲裁条款的空白合同，忽视了当事人纠纷解决选择权，应当停止使用；已签订合同的，可主动与对方签订补充仲裁协议，使纠纷解决方式明确下来：在合同修订过程中，各单位应主动与仲裁委员会联系，接受业务指导，商量具体解决办法，认真完成合同文本的修订工作。工商联组织和基层商会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订立符合法律规定的仲裁条款或协议，支持和配合仲裁委员会，为非公有制企业选择仲裁依法服务。有关单位可以通过举办法律讲座和合同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仲裁法律制度，指导他们在签订经济合同时使用规范合同文本，选择仲裁条款，订立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条款）。仲裁委员会要制作符合法律规定的仲裁协议（条款）示范文本，为非公有制企业签订仲裁协议（条款）提供便利。非公有制企业要充分认识运用仲裁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作用，尽可能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最后，采取裁决"裁前告知"措施，依法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优质仲裁服务。

为了使非公有制企业在仲裁活动中合情合理合法的主张得到保障，仲裁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案件，经征求各方当事人同意，在作出仲裁裁决前，可以将认定的事实、理由和拟裁决的主要内容先行告知各方当事人，征求意见和建议，促使各方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认同和理解，从而自动履行仲裁裁决，延伸当事人经济合作纽带。

仲裁法施行以来的改革和发展实践证明，仲裁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解决民商事纠纷的先进法律制度，是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民商事解决纠纷机制，能够结合具体经营特点比较准确地把握合作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找准最符合双方利益要求的方案作为解决矛盾的切入点，聚同化异，从众多解决方案中优选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从而平和地处理纠纷，促进市场主体继续进行合作。依法做好非公有制企业民商事纠纷仲裁工作，对平等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傅桃生：《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谭兵，黄胜春：《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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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基层组织的原因。一是基层组织执行党和国家的土地承包政策不严格，从而引起纠纷。如有的随意缩短土地承包期；有的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高价发包等现象。二是有的基层组织干部以地谋私，在家庭承包过程中自己承包好地，在招标发包过程中发包“关系地”、“人情地”。

2.由于承包方原因。一是由于承包方不及时履行或者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引起纠纷。二是由于承包期内发生合同未曾约定或者预料不到的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等情况。群众要求变更合同引起的纠纷。三是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擅自改变承包地用途引起的纠纷。

3.由于承包合同的不规范。一是有的土地承包采用的是口头合同形式，权利义务约在口头上，发生争议后空口无凭，各执己见，产生纠纷。二是承包合同内容简单，主要条款不全，权利义务不具体、不明确，一旦发生争议，无法解决而产生的纠纷。三是有的因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而造成的纠纷。四是合同违背公平原则而引起的纠纷。

二、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

1.协商。即当事人之间发生土地承包纠纷后，在自愿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达成协议，自行解决争议。

2.调解。即当事人之间发生土地承包纠纷后，可以申请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解决，当事人在相互谅解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解决纠纷。采取调解解决纠纷，必须是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上进行，而且这种自愿始终贯穿于调解的全过程中，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对调解提出异议，当事人不愿意调解的，不能达成协议，调解即为失败。虽然达成调解协议，但是当事人任何一方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反悔的，也可以随时终止履行，这种情形下调解也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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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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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承包方的原因。一是由于承包方不及时履行或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引起纠纷。二是由于承包期内发生合同未曾约定或预料不到的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等情况。群众要求变更合同引起的纠纷。三是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擅自改变承包地用途引起的纠纷。

3.由于承包合同的不规范。一是有的土地承包采用的口头合同形式，权利义务约在口头上，发生争议后口头无凭，各执一件，产生纠纷。二是承包合同内容简单，主要条款不全，权利义务不具体、不明确，一旦发生争议，无法解决而产生的纠纷。三是有的因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而造成纠纷。四是合同违背公平原因而引起的纠纷。

二、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

1.协商。即当事人之间发生土地承包纠纷后，在自愿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达成协议，自行解决争议。

2.调解。即当事人之间发生土地承包纠纷后，可以申请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解决，当事人在相互谅解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解决纠纷。采取调解解决纠纷，必须是在当事人人基础上进行，而且这种自源始终贯穿于调解的全过程中，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对调解提出异议，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不能达成协议，调解即为失败。虽然达成了解决协议，但是当事人任何一方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反悔的，也可以随时终止履行，这种情形下调解也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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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荀子・礼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纠纷的产生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它威胁着现实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与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断内耗的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为此，各国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定发展，人民要和谐相处，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纠纷解决情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透过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和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现代化、公民社会兴起、经济发展状况等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同时，案件的飞速增长使得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纠纷的解决方式。现阶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对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有哪些实际效果?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大量调查结果对上述问题作浅显的分析。

二、理论背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权)。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功能严重失衡、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摈弃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必然。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是世界各国法院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不少国家在注重改革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都在积极探索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学者认为，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关于如何有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纠纷，现有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虽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阐述上比较清晰，但是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如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国家多开辟几条纠纷解决途径就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现阶段，法院和政府为了方便人们处理纠纷的确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诉讼、法院调解等等)，可是这些纠纷解决途径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单位和机构之间是否权责分明、有机配合、互相协调?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即使国家再多设计几种纠纷解决办法或多建立几条解决渠道都于事无补，社会并没有真正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获益。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助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分析探讨当事人所采用的纠纷解决办法的总数，以及其所要解决的纠纷类型是否真的对其纠纷解决的结果和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于200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维权行为方面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研究主体为居住在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31个省、市、自治区有固定住所的18～65岁居民，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现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共完成有效样本7，714份。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纠纷及其解决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此项调查首次将空间抽样方法应用于国家范围的调查，因此将流动人口这一使用传统户籍为抽样基础而无法触及的人群包括进了总样本。

(二)相关结果分析

1．纠纷类型

根据受访人在过去的20年里所亲身经历过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情况归纳，我们得知分别经历过三种纠纷的人数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经历过民事纠纷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经历过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的人数比例则相差无几。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过多种纠纷，因此我们又将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了细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任何纠纷的人数占82.1％，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经经历过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其中有2.5％的人曾经经历过两种以上的纠纷(详见表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所经历过的某些具体的纠纷案例存在着一些差异，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过去20年来，农村居民经历过邻里纠纷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发生离婚纠纷的百分比则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经历过的经济纠纷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并不太

明显。在行政纠纷方面，农村居民经历过的计划生育方面的纠纷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所经历的拆迁纠纷则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现出中国城乡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2．解决纠纷的办法

通过此次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调解、找政府和上法院，这也是现有体制下比较常见的处理纠纷的三种办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调解更为制度化、正式和规范的纠纷解决途径。调解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关系”帮助调和具体的纠纷和矛盾。调查显示，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为贵”在我国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调解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无讼’理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传统的调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解称为“时代的调解”，其特点是体现着政治化功能，渗透着斗争哲学理念，全面承担着社会调整职能，并且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对照的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调解的空前发达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和象征。这说明，在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现阶段，“关系”仍是中国老百姓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没有关系”的人客观上损失了解决纠纷的资源，主观上也减少了解决纠纷的信心。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但是运用调解来解决法律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途径指的是当事人通过直接找相关政府部门或行政机关比如办，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公民需要直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法律方法解决行政纠纷是指公民上法院通过诉讼等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这种民告官解决行政纠纷的司法途径的确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也进一步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解决行政纠纷提供了法律保障。问卷还调查了受访人采取除了调解、行政办法和法律办法以外的其他办法去解决行政纠纷的问题，这些其他办法包括“双方直接协商解决”、“找新闻媒体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纠纷解决的结果

数据显示(表3)，虽然采取了措施解决纠纷，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当事人没有解决纠纷。尤其是经济纠纷尚未有结果的人数比例高，超过了民事和行政纠纷近20个百分点。在民事纠纷方面，因双方各有让步而解决了纠纷的比例比较高。在经济纠纷方面，受访人赢了的比例高于另外两类纠纷中的同类情况；而在行政纠纷中，受访人输了的比例不仅在三类纠纷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纠纷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门)和普通公民，其特点在于公民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当中需要跟比自己的个人力量强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国行政纠纷的常见类型是计划生育、收费收税和拆迁这类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纠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和过程会影响甚至改变普通百姓对政府的认识、政治态度和今后类似情况下的行动选择。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表明，在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输了”是个有趣的现象，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4．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

从图1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事和经济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比较高，相比对行政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对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人们对于行政纠纷解决结果满意度相对较低虽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现象值得仔细分析，这有可能需要从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干群关系和引起纠纷的具体政策问题人手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的解决结果有影响，以及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有影响，本文专门设计了两个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归(Ordinary 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终结果表明：(1)控制住户口类型、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方法数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只有在“没有结果”与“其他结果”之间、“双方各有让步”与“其他结果”之间，方法数造成的差异显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结果之间的对比当中，方法数带来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方法数对于“我方输了”、“我方赢了”和“其他结果”的影响差异是不显著的；关于纠纷类型的影响，除了在“我方赢了”与“其他结果”的对比当中，民事纠纷比行政纠纷更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之外，纠纷类型所造成的差异都不显著。(2)方法数、纠纷类型和教育水平、年龄组对于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结果的满意度的作用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篇（9）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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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伍跃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9，（1）.

[4]杨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J].法律适用，2003，（3）.

[5]胡启忠，胡业勋.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强调谦抑原则[J].人民论坛，2010，（29）.

[6]赵秉志.当代刑事科学探索（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2.

[7]陈灿平.刑民实体法关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篇（10）

在商业银行信贷实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客户并非出于恶意，但是形成了个人贷款的拖欠，甚至有的形成了不良。笔者根据日常催收的经验，总结出了非恶意拖欠原因，对给出了对策。

一、个人贷款非恶意拖欠成因

个人贷款非恶意拖欠成因主要有五种情况：贷款利率变动；新发现贷款未及时通知还贷；偿债能力出现问题；经济纠纷；无法或不便还款。

（一）贷款利率变动

笔者催收过程中发现有一类客户，每月总是拖欠几元、几十元，并且这种拖欠呈现出一种连续的状态，连续几个月都是如此。通过大量对拖欠一期客户进行电话催收、问访等方式，发现客户并不了解：每年的元月一号，银行会按照当日的央行贷款利率，计算客户一年的还款额，在一年内不变动――这是大多数银行的做法，为的是规避利率风险。存在这种可能性，由于上一年度央行加息，造成客户第二年每月的还款额会增加几元，几十元，或者是几百元，客户还是按上年的月供金额还贷，结果造成了每月存的金额不够。

（二）新发放贷款未及时通知还贷

催收中发现，有部分新发放的贷款总是拖欠一期，打印出客户的还款计划，比如：银行放款是07年的10月19日，而客户第一次存房贷是在12月份，这样客户总是拖欠一期。究其原因是客户并不知道，贷款应该是在什么时间开始还。

（三）出现无法还款的事由

无法还款的事由大体包括两种，一种是约定还贷账户出现问题，第二种是客户出差在外地，不便存款。

目前，个人贷款的还款方式一般采用委托扣款的方式，即客户开一个存折或卡，将该折（卡）与自己的贷款账户建立一个对应的还款关系，即委托扣款方式。催收中发现有的客户存折丢了，不知道该怎么还了；有的存错折子了；有的存折丢了之后，自己开了一个新存折，月月存在新折上，却没有签订委托扣款账号变更协议。催收过程中发现，部分客户外地工作，一般都是回到贷款地后再还款，但是有时他几个月还不回来一次。

（四）偿债能力出现问题

偿债能力出现问题一般有以下的原因：家人有重大疾病；经营不善；投资失败(如股市、基金深度被套)等。出现这些问题的非恶意拖欠客户，房贷也还，但是每次还的不够。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很容易形成不良，因为客户无钱可还，越欠越多。

（五）经济纠纷

催收中发现有部分拖欠客户，因为正在办理离婚手续；或者是已办理离婚手续，但是财产分割不明确。离异财产分割不明的，客户不愿意存款，担心还了房贷，法院不判给自己。

还有一种情况，贷款客户将房子卖了，由买家按月还房贷，一定时间之后，再办理过户手续。卖房但未办理过户手续这种情况，类似于转按揭，很容易产生纠纷。举个例子：房价涨了，贷款客户后悔了，不想卖了，纠纷就产生了。

实务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由于经济纠纷，造成了客户不愿意还款，客户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担心还了款，得不到相应的利益。

二、如何应对

（一）多渠道让贷款客户“清清楚楚”还贷

银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让客户清楚还款额并及时提醒还款时间。短信通知：每年的元月一号告知其月供；扣款日未还款提醒，逾期提醒。对账单，账单日将对账单寄至客户的住处或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至客户信箱。银行还可以开发程序，使得客户通过ATM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渠道很容易获得关于贷款情况的信息。

（二）落实回访服务

银行大都规定，首次放款之后的几日内，必须进行电话回访，确认信息，并告知一些注意事项等等。实际上，重贷前，轻贷后，在各银行都较为普遍。回访服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笔者发现有一客户的信用记录上有十几个一(即拖欠一期十几次)，就是因为不知道第一次还款时间造成的，究其原因是回访服务没有做到位。

（三）贷后服务人员要熟练掌握--储蓄、个人贷款业务应知应会知识

存折丢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可以还贷：无折续存；本人带身份证原开户所办理挂失补开；新开一个折(或卡折)，签一个变更委托扣款账号的协议(这里不建议委托扣款账户是一张卡，卡销磁或挂失后，卡号会变)；柜台还贷。贷后服务人员一定要懂得这些应知应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四）法律顾问指导客户解决经济纠纷

银行法律工作人员，可以指导房贷客户如何度过法律纠纷，保证贷款质量。也可以总结一些常见的经济纠纷影响还贷的情况，专家分析解决的方式、方法，将这些案例发给每位贷后服务人员。纠纷较好的解决，客户自然不会再拖欠了。

（五）偿债基金、债务豁免、展期等方式，帮助偿债能力出现问题的客户走出财务低谷

可以建议客户在资金宽裕的时候，多存一些钱，这样可以抵御经营失败、家庭困难等突发性因素影响偿债能力，这些多存的钱，从财务管理角度讲，就是“偿债基金”。银行可以开发相应的理财产品，让客户预存的这部分钱获得高于存款利率的收益，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愿意预存一部分钱。

篇（11）

中图分类号： X50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24.091

“林业建设是事产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林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联系。林业经济不仅具有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也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因此，为了发展林业经济，村都相继建立起了林场。林场的运作形式属于集体式，集体林场数量众多，经营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大力发展林业，可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原料和资源，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林场经营不善，经济效益不高。为转变当前现状，林业站决定承包乡村的林场，实现对林场的集体式管理，使其管理更具专业性与系统性。

1 林业站承包经营乡村集体林场的概述

近几年，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旨在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视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创新，大力发展乡村集体林场，是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如今，为了促进乡村林场经济的全面发展，林业站以承包经营乡村集体林场的形式，对乡村林场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并提供最为先进的种植技术与多元化的品种。我国就乡村集体林场的发展做出了相关的规范，建立了集体林权制度，对林地具有占有、收益与处分的权利，可对林地进行综合的调配，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进行集体林场的管理，充分发挥林业站的重要价值，进而提高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林业经济，能够为制造业、加工业提供所需的木质资源，进而促进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1]。通过林业站的承包与经营，代替了村民进行树种的培养，且培养树种的质量更高，提高经济效益，但也会衍生出林权纠纷、经济纠纷等问题，可见，林业站承包经营在具备优点的同时，也具备相应的缺点，应正确对待集体林场管理形式，并对林业站的承包与经营工作进行完善与优化。

2 林业站承包经营乡村集体林场的利与弊

2.1 优势

通过对林业站承包经营乡村集体林场的分析，得知其具有很大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林场经营模式效益更高。传统的林场运营，由于村民的专业性不强，技术不先进，运用传统的种植方法且林地的管理工作不够全面，导致林场经济发展缓慢。通过林业站的承包与经营，能够对集体林场进行综合性的管理，解决人员专业性、技术先进性和管理及时性等问题。林业站通过承包，能够对林场进行集体性的安排，加大在林场建设上的投资力度，强化对专业性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建立更为专业化的团队，为林场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人员支持，保证林场建设的专业性。同时安排专业人员对林地进行全面化的管理，提升林地管理质量。林业站承包与经营集体林场，相对于村民自身而言，林业站具有资金与技术上的优势，且部分地区的林业站设置了农机服务中心，针对林业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地分析，能够运用最高效、实用的种植技术来培育最新的品种，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2 劣势

林业站承包经营集体林场具有诸多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林权纠纷与经济纠纷问题。在林权纠纷方面，有些村民并不想将林地承包出去，但是为响应国家政策或林业站的相关规定，不得不将林权转让，由林业站进行经营，一旦林地种植产量大，经济效益有所提高时，这些村民就会想将林地要回去，进而产生一系列的林权问题，这种现象主要是村民法律与经营意识薄弱所致，是林业站承包与经营集体林场中一个常见问题。在经济纠纷方面，当林地产生经济收益时，会进行利润的分配，若林业站未按照先前合同中规定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会让村民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很难使村民信服，进而与林业站产生经济纠纷，或是村民只是关注表面的现象，认为经济收益好，当利润发到自己手中时觉得不合算，就会与林业站产生纠纷，影响林业站的正常运营。林权、经济纠纷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经济效益分配不均，林权过度集中而产生的，是林业站承包与经营集体林地中面临的现实性问题。

3 林业站承包经营乡村集体林场的发展策略

3.1 完善集体林场承包法律制度

林业站是对林业管理的重要站点，具备足够的林地发展与拓展资金，满足林地发展的基本条件。实现林业站承包与经营集体林场，是林业经济一种发展模式。但就以往林业站承包集体林场的经验来看，林权与经济纠纷问题很是突出，成为制约林业经济的重要因素，村民与林业站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为应对此项问题，应加强法律建设，针对林业站承包与经营乡村集体林场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双方的各项行为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并将重要的法律条文拟定到合同中去，合理分配双方的利润，并对林权进行明确的划分，林地权归村民所有，林业站具备承包权与经营权，但是不具备林地的所有权，禁止出现村民失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林地纠纷问题的发生，营造和谐的林地发展氛围，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3.2 建立专业的管理团队

为了发展林业经济，林业站应加大在林地建设上的投入，构建专业化的团队，对集体林地进行综合性管理，根据现代社会各类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市场需求，进行树木品种的选择，同时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选择合适的树种进行大面积的种植。林业站可以引进多种树种，实现多种树种的穿插与层次种植，既能满足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需求，也能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速率，能够保证树种的生长质量，促进林地经济的发展。同时林业站设置珍贵树种培育区，打造林地产业品牌。对管理人员进行及时的培训，并传其病虫害防范知识，及时做好林地的除草工作，保持林地内部环境的清洁，解决林地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实现对林地的精细化管理。

3.3 引进先进的林地种植技术

技术决定着林地的发展水平，决定树木的生长质量，技术的规范性与先进性是林地发展水平的关键。技术的选择，可以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形态，选择合适的种植监督与列阵方式，应将林地建设作为一个绿色企业来进行经营与管理，选择优良的树苗品种，制定合理的种植与栽培计划，并对荒山荒地进行大面积的开发，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能积极发展当地经济产业，封山造林，圈出不同模块的林地进行经营，大力发展当地林业种植产业，提高林业站承包与经营乡村集体林地的重要价值，促进林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2]。

4 结语

综上所述，林业站承包经营乡村集体林场的方式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优势体现在能够为林业经济提供专业化的管理，保证林业品种的多元化，对林场种植基地进行合理的分配，提高在林场上的资金投入与技术投入，进而提高林场的经济效益，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林权和经济纠纷日益突出，林业制度不健全是林业站承包经营乡村集体林场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完善制度与优化团队，促进林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冬亮.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与重构：关于集体林权纠纷的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3，11（11）：85-204.

[2] 张利军.浅析如何做好基层林业站的工作[J].生物技术世界，2015，9（09）：40.

[3]李尚勇，单华平.建始县集体林场现状与发展对策[J].湖北林业科技，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