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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为社会带来了根本性改变,它可以在多个领域上进行更快更大规模的数据处理,以此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和结果。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脉络久远,积淀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资料等多种文学信息。由于时间跨度长,历史深厚,在研究上也有着一些阻碍,很多问题难以获得解决突破。大数据作为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我们应该积极将其利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寻找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向。
1大数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性
大数据作为新的概念应用于社会,我们应该对其有基本的认知。“2008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BigData:ScienceinthePetahyteEra》一文,将大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式推出,使其超越于数据在“量”上的单方面描述,指向了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对待数据的全新的态度、理念与处理方法。”[1]也就是说,大数据从表面上理解,即指大量的数据,但它并不只是指庞大的数量,还包括对数据的利用,以及对其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大数据所带来的改变会涉及到每个大领域上,更重要的是还会体现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信息上,这些独立的个体信息会让我们获得与之前大为不同的认知和体验。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带来了社会的大变革,也为我们带来了认识世界的新的观念和探索方法。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累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宝库。古代文学发展的时间跨度大,资料多样,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还包括很多相关的艺术审美,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等多个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中需要综合考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作家、作品、文学创作、接受、批评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都可以称之为变量。”[2]大数据就是这些所有量的集合,并且这些数据也会随着古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而进行实时更新,为我们提供最新和最客观的数据资料。我们不必再费时费力地对各种繁杂的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大数据会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这样不仅会提升我们文学研究工作的效率,还便于我们对古代文学基本的文学信息和研究情况有一个全方面的了解。古代文学的文学艺术价值就好比是等待人们开发的巨型宝藏,大数据就是挖掘的工具,大数据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就目前来说,很多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去进行研究论述,而从细微方面的论述研究又过于分散独立,没有一个很好而又完整的体系。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固有的研究理论或成果来进行“为什么”式的追问论述,无法摆脱固有思想的阻碍进行角度创新。笔者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从作家的个人角度切入,进行深度的研究和解析,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体系。高中甫说:“一部作家的接受史,它一方面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家,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社会思潮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3]从作家本体出发,对其作品和所处时代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对当时文学的审美倾向和文人们的艺术水平,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多个问题有一个进一步的整体感知。我们在立足作家个体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个体剖析,用多数据型的立体思维来思考问题,解析当时的大环境。数据的客观庞大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充足的论据和可信度。
2全数据分析模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可以量化的时代,关于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献材料等多方面资源都可以被数据化,成为庞大数据库中的部分存在。全数据分析模式是基于所有样本数据而言,与传统的随机分析法相对。全数据分析模式抛弃了随机性的样本研究,而是贯彻样本即是总体的整体观念,强调充分利用每一个数据,并将每个数据集结成一个整体,重在对整体的分析研究。全数据分析模式不仅重视对事情的整体感知,有一个宏观的掌控,更强调基于全数据实现信息的细节化,提高认知的精确度。可以说,“全数据模式是一种理想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保证资料占有的全面性,又可以避免资料的片面性带来的误区。”[4]全数据分析模式的优势在于它能在所有数据的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研究依据和考量,并且能够毫无遗漏地反映该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傅漩琼先生在《唐诗有了排行榜之后……》一文中说到:“依据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否科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采样的全面与否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5]全数据分析模式重在一个“全”字。比如关于“小李杜”的信息,数据化的相关信息资源都会被大数据搜集成一个数据总集供我们分析研究。这就解决了数据采样全面的问题。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则在于我们能否对信息进行有效利用。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我们可以对小李杜进行全面性的对比研究。二人并称为“小李杜”必有其中的原因。李商隐和杜牧作为晚唐的杰出诗人,都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和文坛地位,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不分伯仲,但两人的文学理念却存在个体认知上的差异性。这些问题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数据整合,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比较二者的异同优劣。在所有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的精确性,并将之前笼统的大概念加之细节化。对于小李杜的争论颇多,对于二人的并称说法有着很多不同的见解和认识。基于这种理论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对这些研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会反映每个观点的比例,从比例中看出各个观点达到什么样的认知程度。我们也会在数据分析中发现各个观点之间具体的不同点和矛盾所在。大数据讲究的是事实,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因此,我们在全数据分析模式下可以看出当下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性认知,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可以实现怎样的观点创新。我们可以基于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对“小李杜”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无论是诗歌领域还是骈文领域都要给予关注,还可以从宏观视角上对两个人进行深度的个体剖析。将两个人分开研究分析后,我们会得到完整而又立体的李商隐和杜牧的形象,再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整合,抛开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以全新的立体视角来进行两人的对比分析。这种全视角的立体思维会让我们看到平时无法注意到,甚至是没办法去想到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找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切入点,在全数据的基础上实现认知上的全面提升。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动因复杂,我们应该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在我们的研究中构建一个立体的“小李杜”时代。我们可以将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个性品行及其艺术追求等等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模拟构建出一个他们生活的时代。李商隐和杜牧虽然都处于晚唐时期,处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由于自身的个体经历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差异性。在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二人又同受杜甫的影响,但两个人对杜甫的吸收和继承却不尽相同。我们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立体式的整体分析可以清楚地掌握他们的发展脉络,并能够清晰地了解每个方面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基于大数据对两个人的发展变化和创作走向有一个整体把握,然后将对“小李杜”的研究朝向更细节化的方面发展。
3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是基于对相关联的数据的应用,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数据的相关关系追求现象结果的认知,重在预测事情的发展。数据的相关关系强调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与我们现在追求因果关系的观念正好相反,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有这样的思维转变,才会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角度,开拓新的视野。这种逆向思维可以让我们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文献资料和已成形的研究结果之中,而是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开拓新的天地,征服更广阔的领域。大数据不追求因果而是让数据发声,这种客观认知会让我们避免在研究上产生偏差。笔者可以通过搜集与研究相关联的各种数据,在联系中分析问题,预测结果。我们对大数据相关性利用重在预测,同样,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预测也是大数据的核心。从相关关系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文化继承与接受的发展情况,并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李商隐和杜牧都对杜甫的文学创作理念都有所继承和发展,但对于杜甫的继承两个人又有不同的选择。两个人在同受杜甫的影响下,李商隐又融合了李贺的创作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想象丰富,注重艺术审美;而杜牧则又受到韩愈等人的影响形成自己雄壮沉郁的诗风,关注现实,注重文学的思想性。两个人在这种继承和自我吸收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发展了诗文创作,并且也影响了后代诗人的文学创作和发展。由于信息的独立分散,在对于“小李杜”的研究上很难全面兼顾到这些纷繁复杂的关联,而且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对于数据化的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具有的绝对优势,深入文本将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抽调出来。”[4]193我们可以先对这些抽调出来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在理解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将数据进行串联,整合成一个合理完整的体系。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阻碍就是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很多事情无法找到原始记录,只能靠我们的猜测和推敲。因为诸多问题长时间无法解决就导致很多相关的文学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这种因为时间的跨度太大和历史信息记载的残缺造成很多文学信息难以追溯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来解决,在合理的分析研究中进行有效的推理和估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搜集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在这种关系的延伸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可利用信息,而且在这种信息辐射中,我们常常会发掘到平时无法寻找到的关联信息。这样的数据网络会将数据间所有的联系客观具体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去研究探索它们的内在关联,找出事情的关键要点。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事情的整体构建有一个深刻的认知,还有利于我们的思维延伸。数据是我们研究的依据,数据的相关关系不仅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之前的发展轨迹,还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未来的研究走向。
4结语
大数据时代就是一个变革时代。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大数据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6]在文学量化的进程上,古代文学研究的形式与方法有必要与时俱进,不仅要更新我们的文学研究理念,还要积极引进和发展新技术来推动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古代文学因为其独特深厚的文学艺术价值成为文学界里璀璨的瑰宝,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研究,挖掘古代文学的潜在价值,开拓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宋学清,刘雨.大数据: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的一次变革[J].情报科学,2014(9):15.
[2]张三夕,张世敏.古代文学研究中计量分析的应用与限度——由唐诗宋词排行榜引起的思考[J].社会科学,2013(2):176.
[3]高中甫.《歌德接受史》“引言”,转引自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前言[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7.
[4]丁莉,宋学清.大数据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影响[J].作家,2015(2):192.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进行此方面研究的学人在开展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进行相关的学科训练,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阅读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著作,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便是这样一部惠泽学林的方法论著作,全书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介绍,既有逻辑性,又有系统性,既有对文学思潮、批评视野、思维科学等理论层面的介绍,也有研究方法、学术伦理、论文写作等操作层面的评介,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全书分为十讲,第一讲是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概述,要言不烦地阐明方法论的概念,介绍方法论课程的功能、作用及特点。第二讲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编者在综述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分为四种类型:为兴趣、为致用、为求真、为自我完善。第三讲主要谈读书的方法,读书人人都会,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读书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掌握的,本讲编者总结出针对古代文学学科的读书方法,不仅具有极强地可操作性,而且层次分明,逻辑性强。首先,应该阅读有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与目录学相关知识的书籍,培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和相关文献的能力,此乃治学之基础。其次,精读本学科内的基本经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不读原典则研究无从谈起。再次,要阅读经、史、子及一些宗教学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学研究是与邻近学科紧密联系、互为佐证的,如果对这些领域不了解的话,欲透彻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学,近乎痴人说梦。凡可称一代宗师的学术大家,都是各领域打通,以一种贯穿俯视的眼光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无不如此。最后,还要阅读古代文学领域的经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现状、学习前辈的研究方法。编者在此处还不厌其烦地列出数十位学术大家的姓名,读者读书时按图索骥去查找相关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学者大有指点迷津之功。第四讲、第五讲互为对应,分别介绍中学思潮和西学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尤其可称赞的是第四讲中学思潮与学科研究,此讲以时间为序,分别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五部分来论述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注重历时性的梳理,极具系统性与逻辑性,此讲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学术小史。而在历时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时性的概括,比如在讲到佛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时候,分别介绍了佛教对古代诗歌、词、小说、戏曲、散文等十个方面的影响,这种分类,切实合理,易于读者掌握。第六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第七讲介绍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第一节列举文献书目,尤以资料翔实宏赡见长,二、三节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学方法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第八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九、十两讲探讨学术伦理及学术论文写作。该书以问题立论,不尚空谈,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将宏观的考论与微观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学通史那样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创新的原则下追求实质性问题的解决。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导论》一书,有几个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此书力避空谈,注重实际可操作性,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使学术研究有法可循。编者在第八讲分九节列举了九种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每种方法之下还有更细致的方法划分,又有具体学术案例的实证,使读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讲到使用批判法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编者列举了两组非常规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砺锋先生与周裕锴先生关于“夺胎换骨”说的争论,其二是莫砺锋先生与李定广先生关于《唐诗三百首》中有无宋诗的争论,这两组文章确实是针锋相对,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读来令人大有酣畅淋漓之感,确实值得读者仔细揣摩驳论文章的写法。
第二,这本书引述资料宏赡,多贴近当下学术前沿,无枯燥说教之感,编者亦在书中独抒机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讲中述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时,提到班固《团扇赋》的断句问题,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团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系于赋尾。但编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根据《艺文类聚》所录班固《竹扇赋》诗判断《竹扇赋》并不是七言诗。虽有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将《竹扇赋》重新断句,但其断句仍有不通之处,编者在此显示了良好的学术眼光与修养,并没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断句的结果,而是细心分析,查阅诸多典籍,将《竹扇赋》重新校点,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此书还提到了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论的《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书中详细列举了各方观点,使初学者得以迅速了解这场学术论争的来龙去脉,编者只陈述客观事实,并没有掺入个人看法而遽下定论,其审慎态度可见一斑。
第三,此书普适性强。虽然现在学界也有一些讨论词学或诗学研究方法的书,但其囿于一种体裁或一个时段,指导意义不是很大,而此书作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普遍适于古代文学学科的研习者使用。另一方面,此书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引进一些西方理论及现代研究方法,给人很大启迪。比如,在讲到研究方法时,既列举了传统的归纳法、比较法,又列举了较新颖的统计法和GPS与时空定位法,反映了编者与时俱进的眼光。
但此书也有白璧微瑕之处。首先,综览全书之后感觉无论是论述还是例证,其探讨的问题与资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汉、魏晋、元明论述相对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书第一百四十页在提到著名唐诗启蒙读物《唐诗三百首》时,将其作者写作“横塘退士”,笔者查阅了好几个版本的《唐诗三百首》,包括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处版本,“横”都作“蘅”,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字临西,无锡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著有《蘅塘漫稿》。
一、困难与对策
研究式教学模式的展开,困难与阻力无疑是存在的,当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教学模式所形成的教与学的心理定势与教学习惯,对接受并极积参与研究式教学是一种阻力。人们按照习惯或原有模式行事,往往觉得较轻松;而新的习惯与行为模式的形成须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是不适应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一旦变成了新的习惯与模式,就会同样感到轻松,甚至能够让参与者感受到创新所带来的愉悦。
第二,研究式教学必须具备一定规模的图书资料,目前我们这样的地方新升本科院校图书资料还不能充分满足研究式教学的需要。由于这些地方本科院校大都处于较偏远的地区,经济文化欠发达,社会上的其他图书馆的资源也非常不足,使研究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困难。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网上资源十分丰富,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源的不足。
第三,如何发挥研讨课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教改成功的关键。讨论课对教师的掌控能力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求老师有充足的教学准备,具备解决多方面问题的能力。比如,如何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式学习,如何调控课堂氛围;如何调动所有上课学生的极积性,解决好点与面的关系;如何掌控课程教学的进度;如何使教师的讲授与点评既有深度又有针对性;如何指导学生对讨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式学习,如何收集、整理和积累研究式教学的资料等等。这些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一一加以解决,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老师与学生都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教学的过程变得更具挑战性,师生双方的能动性进一步被调动起来,教学活动更具有活力。
第四,如何将课堂教学向课外拓展,如何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教学活动,也是教改的重要环节。如举办读书报告会,开展征文比赛,成立专业兴趣小组,创办内部专题刊物,外请专家讲学等等,通过一系列课外活动的开展,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培养初步的研究能力。
第五,如何改革学生成绩的评定方式,如何更科学地反应学生的学习成果,也是教改过程中的一道难题。研究式教学对学生成绩的评定不仅要看结果,更要看过程;不仅要看期未成绩,还要看平时参与讨论、撰写读书笔记和研究式小论文的情况;不仅要看课程学习情况,还要看课外及社会实践的情况。因此对学生成绩的评判也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全方位的考量体系,而不是单纯的看学生的期未考试成绩和平时作业。要纠正一些学生仅仅满足于考试过关拿到学分的消极态度,要把古代文学的学习作为获取知识、培养能力、陶治情操、提高素质的重要方式,并把这些方面作为个人主动追求的目标。
二、善事与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有效地开展研究式教学,我们要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必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例如,必须教会学生如何检索和利用古代文学的文献资料。学生不会利用资料,仅从老师讲课中被动地获取的知识,其知识量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嚼饭喂人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在教师方面可能是苦口婆心,而在学生方面却并不一定受益。学生学会研究式学习,必须具备一定的文献学知识。就拿查找人物资料来说,人物资料在文献中的分布以史部传记类书籍最为集中。传记类图书中有人物的行状、年谱、宗谱,还有汇集多人事迹的传纪资料集。例如,张撰写的《汉丞相诸葛武侯(亮)传》、吕大防撰写的《杜工部年谱》、记载朱熹家族有关资料的《紫阳朱氏建安谱》,以及朱熹撰写的《名臣言行录》,元代辛文房撰写的《唐才子传》,清代阮元的《畴人传》等,都在史部传记类书籍中,利用传记类图书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大部分资料。此外,正史中的本纪、列传部分有很多人物资料自不待言,而笔记野史中的人物资料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如《世说新语》《大唐新语》《唐摭言》等也有大量的人物资料。此外,还有书目提要中的传记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但对历代一万余种图书的内容得失、版本异同进行评论的考订,并且对作者的爵里生平、人品学术亦多有论述。另外,诗文总集中的小传也不乏人物资料。唐人编选的唐诗总集如《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往往载有入选作家的字号、籍贯、仕履,能为进一步查找资料提供线索。又如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载集》、王昶的《湖海诗传》、符葆森的《国朝正雅集》,据统计载有三千多诗人的小传,而民国时期徐世昌的《晚晴诗汇》收诗人多达六千余人,亦大都附有作家小传。地方性的文献资料,如《江苏诗征》《江西诗征》《两浙轩录》《两浙轩续录》等等,也收有大量的人物资料,其中后两部书选录了浙江自清初至晚清九千多名诗人的小传和作品。再则,别集中的人物资料也十分丰富,不过这些资料比较分散,查找利用不太容易。但也有些工具书可以利用,如陈乃乾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把清代很多别集的碑传文按碑传主的姓名编出索引,为利用别集中的人物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最后,方志中的人物资料也十分宝贵,古代方志中的人物门、职官门、杂记门等往往有不少人物资料。如南宋史安之修、高似孙撰的《剡录》卷五收录了许询、孙绰、王羲之、谢灵运、孙稚圭等人的资料。而康熙年间徐相国等人撰的《湖广通志》、清代邓显鹤辑的《沅湘耆旧集》、陆宝忠编的《沅湘览秀集》等等有关地方志资料对查找人物资料也是非常有用的。
进行研究式学习必须具备目录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情况,这对我们查找古籍很有帮助。如要查找《瀛奎律髓》一书,不明白这本书的内容和体例,对古籍的分类方法又不太清楚,不知道这是一部诗歌总集,而误以为书中有大量论诗之语,就到《四库全书》诗文评一类中去查找,结果是找不到的。其实这部书收在集部的总集类中,有人把《瀛奎律髓》作为诗话著作,是因为书中不仅汇集江西派诗人的诗作,而且有江西派诗许多作家的小传和大量的论诗之语。可见了解和掌握中国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三、个案与体会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是研究式教学的关键性环节。人们一般习惯于消遣式的阅读,阅读过程中未能发现问题,这样的学习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层,知识与能力难以得到深化。寻找问题式的学习与此不同,有时一个小小的问题深入挖掘下去会越挖越深,知识就象滚雪球似的增加,甚至于能够发现大的学问,产生重大的创造性成果,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在教改中,我的一位学生在阅读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有关中唐著名诗人刘长卿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一个句子读不通,前来请教。原来是《唐代诗人丛考》引用《皇甫持正集》卷四的一句话:“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单独看这一句,不太好理解。其实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语句,宋元以来著书人常常引用,其意思是说后世有些儒生自己学问不深却自视甚高,菲薄前贤,目空一切。《皇甫持正集》引文前还有:“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十字,引文后面还有:“书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读,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等数语。引文未引全句,所以不太好懂。通过进一步查找资料发现“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句中“举语”一词,很多不同版本都作“笔语”。“举语”是古人常用语,“笔语”则不可通。傅先生引用的明代毛晋汲古阁本作“举语”,没有错误,汲古阁本版本价值较高,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唐人作文尚很重视骈偶,“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读,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从后面的“举语”“读书”“书字”(宋代有的引文“书”后有一“字”字,今本《皇甫持正集》当是有夺文)三个词语来看,这是鼎足对语,可知首句“诗末有刘长卿一句”前应还有一字,方才符合对偶的要求。元代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五引此文即为“读诗末有刘长卿一句”,可见“诗”前有一“读”字。汲古阁本《皇甫持正集》中已经脱去此字,傅先生据汲古阁本,所以引文也漏了此“读”字。这说明即便是好的版本,也不是没有问题,读书求真,何其不易!学生茅塞顿开,我也有新的收获,真所谓教学相长啊。至于前一句“一谦三十年之说”,仍然是个疑问,古人常说“一谦而四益”,这句话最早出处是《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小序,颜师古的注释为:“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意思是谦虚的人,天、地、神、鬼、人都会益助他。颜师古的话又是出自《易经》的《谦》卦中的《彖》辞。至于“一谦三十年”之说,不明何意。此语在唐以后的文献中虽亦数见,然而它的最早出处,并且也是唯一出处,却都是皇甫的《与李生第二书》一文,也许是当时的一句俗语,也可能是皇甫的一个误笔。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只好留待今后了。
发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其意义不低于解决这个问题。而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获得新知。开卷有益,探求问题的开卷更有益。学生自主地学习、极积地阅读、细心地发现问题,师生共同努力去解决问题,这样的教学应该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比较传统且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专业。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开始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其所创造的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卷帙浩繁,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
(一)研究内容极为丰富
中国古代文学是以中国上古至近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共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辽金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及近代文学九个部分。按文体分也有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大基本类别。其中,在文学史上有卓越贡献且影响较大的作家就有数百位、作品数千篇,更不用说在当下文学史上提及甚少或默默无闻的作家作品了。
(二)研究问题相对隐蔽
中国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内容丰富、因素众多,研究具有相对的复杂性与多元化。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也呈现出相对隐蔽的状态,很多观点的解读、审美倾向的表达、艺术手法的运用都不是简单的呈现,其中不仅蕴含着作者文学思想与审美理想的表达,还有诸如文体的选择、审美风尚、文艺思潮等的渗透,甚至受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研究者必须通过相关问题的认知、归纳、辨析,才能揭示出研究问题的真谛与精髓。
(三)价值评判较为主观
“文学”即“人学”。文学的主体是人,作品中所抒发的情感、表达的思想,甚至是所运用的表现手法,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充满了个人的价值判断。文学的受众亦是人,不同的人其生活经历、情感体验、思想倾向都有差异,所以很多时候对同一位作家、同一部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即使是学者们已达成基本共识的研究尚有不同的声音,更遑论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了。基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这些特点,研究生在探索其中的具体问题时,往往无法于相对丰富且驳杂的内容之中发现深藏的较为隐蔽的问题,无法做出自己主观的价值判断。所以,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主体性对科研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不同于本科阶段的基础性学习,研究生更注重研究性、自主性学习。在自主性学习模式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所充当的是学习的指导者与协助者,包括对于学习内容与方法的指导,营造包容与独立的对话场域,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等。所以,这种学习模式也决定了问题意识培养的关键不在于教师的教,而在于如何在教师的引导与协助之下,让学生自主地学习,主动地阅读。这里要说明的是,研究生所要阅读的文献,既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所涉及的古代文献(原始古籍、影印本、排印本、点校本、注释本等),也包括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期刊论文等。
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文献阅读的策略
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各类书籍席卷而来,到底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么读呢?有效的阅读不能盲目,要建构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并将吸收的知识有机结合到知识框架之中,才能使知识体系、思想体系更加有条理性,考虑问题才会更加有思辨性。概括来说,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读书方法,是为明智之选。
(一)文学作品“细”读
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起点与基础。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美的新批评流派就提倡“细读法”。在这种批评中,“批评家似乎是在用放大镜读每一个字,捕捉着文学词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1]。英国文艺理论家瑞恰兹随后提出了“细读法”的具体步骤:“(1)从字、词、句含义的释读入手。(2)细致分析表达手法和修辞技巧。(3)层层解剖内在的结构层次。(4)全力开掘多侧面的主题内涵。”[2]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基础文本的阅读。这不仅包括对作品细节尤其是中心词、重点段落的多侧面、多层次解读,还包括文本所附带的内容与形式的意义。当然,“细读”也必然要求研究生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如古字的辨析能力、古文的阅读能力、句读能力、分析能力及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二)专业文本“深”读
储备专业知识是研究生阅读的重要目的。只有夯实基础,准确把握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文人交游、文化思潮、文坛文风等,才能真正理解、分析研究对象,了解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的话语环境。这样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就不再是客观的体系,而是具有鲜活特色的思想史。研究生也更易于通过心理认同解读先贤的思想历程,从而更深切地体会学术传统形成的原因与过程,进而准确把握作家、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
(三)相关文本“泛”读
在文学作品与专业文本阅读的基础上,也不能忽视跨学科、学科交叉领域的知识融合。李浩教授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应由纯文学的研究进入杂文学的研究,由狭义文学研究进入广义的文学或大文学的研究,提倡广谱研究,以期突破古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3]。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大家、名著及相关问题已被研究烂熟,新问题的发现更是难上加难,但学科间的沟通不仅会增加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而且还可以兼顾多学科,达到知识的融合与沟通。在阅读的过程中,还要善于提出问题、否定问题,形成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要有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更关注思维的真实性、精确性、意义和价值,更强调思维的见识性和思维性。”[4]因此,研究生要勤于思考、勇于质疑、科学分析、理性判断。
三、文献阅读在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
“问题”的发现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主动寻找,而是在一定积累基础上的阐发。文献阅读就是让研究生广泛涉猎,不断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从而激发研究生的思考,形成有效的“问题”。
(一)可以有效扩展研究生视野,积累相关专业知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研究生表现出的问题意识不强的现象源于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整,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相对于本科,研究生阶段更注重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在原有知识结构上某一环(专业领域)的强化与深入,而这些知识往往是本科教学及研究生教学无法直接达到的。研究生所研究领域的相关知识大多需要通过个人的文献阅读获取。比如,在整体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同时,研究生还需要深入了解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域、某一类文体的作家作品、文学批评、文学流派、文艺思潮,及其所产生的背景、因素、与相关文学现象的关系及所带来的影响等。
(二)可以合理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当大陆的元曲研究陷于中断时,台湾的元曲研究者在郑骞、张敬、汪经昌等由大陆至台的几位学者的坚持和引带下,基本上保持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像郑骞《景午丛编》(1972)、汪经昌《曲学例释》(1962)、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1960)等都是难得的诚实、严谨之作。
在大陆第二阶段的元曲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58年元曲大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年,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全国报刊发表的各种关汉卿的论文不下百篇[2](P99)。1958年的关汉卿纪念活动,直接的社会效果是提高了元曲在我国文艺史中的地位,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一个,为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在元曲研究未被中断之前,关汉卿、《西厢记》以及其他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前两个阶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拓展。元杂剧研究的成果尤为显着,仅1978年至1994年16年间,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各种论文约为千篇,这一数字是建国后前17年的三倍[3](P317)。据笔者粗略统计,70年代末以来出版的元曲研究专着近30种(其中不包括各类戏曲通史和文学史着作),这一数字是诗、文、词、赋等其他各体文学研究难以相比的。80年代中后期,围绕元杂剧兴衰的原因、元杂剧的历史分期、关汉卿的生平等问题,元曲研究呈现出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二个。这一阶段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前一阶段已开始试用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历史考据的方法也重新得到提倡。我们对元曲历史内容的把握远比前两期为深入,文本研究不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的存在或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感悟赏鉴,文学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得到揭示。
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相比,第三阶段的杂剧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的一面,杂剧的舞台表演、音乐、剧场等因素也成为研究考察的对象,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1981)、李修生《元杂剧史》(1996)等论着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变。戏曲文物研究也开始成为重要的研究分支,戏曲文物研究者们栉风沐雨的野外奔波,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元杂剧的认识,元杂剧的研究也免于单向性和平面化。在这一阶段,一直冷落的元散曲的研究也开始得到重视。1990年,中国散曲研究会在河北石家庄成立。1991年,在江苏扬州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吸引了台湾的元曲研究者。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像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1991)、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1998)等比较优秀的散曲专着。
这一阶段出版的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2)、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1985)、王文才《元曲纪事》(1985)、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1980)、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1983)、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等着作,与前期同类着作相比,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后出转精的特色。王季思、王学奇、徐沁君等学者则在元曲文献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元曲的论文、论着照出,在数量上也不是“锐减”,但研究者们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元曲研究转入一种低沉的局面。南戏研究因为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直在平稳中行进。明清传奇杂剧开始得到年轻一辈研究者的青睐,80年代末以来的“目连戏热”、“傩戏热”也足以吸引人们的一些注意力。维持元曲研究冷清局面的仍是过去一批中老年学者,像对《西厢记》一往情深的蒋星煜先生等。
元曲是否果真已被我们说完了,道尽了?随着20世纪的终结,我们是否将揖别元曲而心中无憾?研究者们也许正陷入深深的思考,谋求未来的进步。这其中,研究思路的转换也许很重要。笔者于此虽思虑已久,终不敢以为是,谨申述所思,就教于方家达者。
刍议之一:讲一点还原法?
还原,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少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个人主观随意的解说,尽可能客观地面对历史材料,走近古人,阐释古人。元杂剧和关汉卿的认识、评价都存在一个历史“本来面目”的问题。
王国维显然是以西方戏剧为参照来构建他的《宋元戏曲史》的,在王国维看来,中国有中国的戏剧——“戏曲”,元杂剧就是一种“真戏剧”。《宋元戏曲史》之后的元杂剧研究也大都是“戏剧”的研究,关汉卿被称为“伟大的戏剧家”。 元杂剧既是一种“戏剧”,按照我们对于“戏剧”的理解,元杂剧人物刻划、情节结构、戏剧冲突以及创作主旨的剖析似乎就应当成为我们的切入点。然而,这一思路是否适用于元杂剧呢?
一教学目的如何体认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基础性、人文性属性,决定了其教学目的在于传道,既传天之道(真),亦传人之道(善、美),即将自然、社会、心灵的真、善、美展现和发扬出来,最终达成“立人”的目标。
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力求践行以上理念。为了突出教学的研究性,教师不仅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具备学术眼光,而且应着力培养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问题意识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起点,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能锻炼人的创造能力。举例而言,笔者在讲授完唐五代的词之后,紧接着讲宋词,为了让学生对两者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有意将唐五代和宋初几位重要词家的生卒年份排列出来。花间词的代表温庭筠卒于866 年,韦庄卒于910 年,南唐冯延巳卒于960 年,李煜被宋太宗赐死于978 年。而宋代最早的有成就的词人柳永、张先、晏殊和欧阳修四人,则分别生于公元984 年、990 年、991 年和1007 年。如此一排列,果然就有学生看出了问题。他们说,柳永等四人的创作活动显然都要在11 世纪20 年代之后,而此时距离宋代建国已有60 年时间,距李后主去世也将近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词在这一段时间内几乎是沉寂的。大家原来都以为有了五代词的积累铺垫,宋词马上就会踏上辉煌之旅,但没有想到宋词并未随着宋王朝的建立而立即发达,而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低迷才迈上高峰。几位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这一问题,便来请教笔者。笔者提示他们可以从宋初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词体本身的发展等方面去寻找原因,并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几个学生得出了各自的答案,笔者又鼓励他们写出学习心得。其中一位同学据此写成了《试论宋初词坛沉寂的原因》一文,此文经过充实成为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
显然,如果只是满足于基本知识点的讲解而不具备研究性的目的和眼光,则我们就不会想方设法诱导学生发现问题,学生的学习也就不会具有主动性、探索性,所得也就很有限了。
如果说研究性的教学目的要求培养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那么人文性的教学目的则侧重于提高学生感受、领悟和处理人情的共情能力。前者的核心在于“理”,在于锻炼受教者求真求实的智商;后者的核心在于“情”,在于提升受教者求善求美的情商,二者不可偏废。对研究型教学而言,后者尤为重要,因为研究型教学主要培养有探索能力和全局性能力的人,因此人文素质和能力重于知识[3]。为此,首先要求教师本身具有较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和人生阅历,具有较高的情感感受和传达能力,具有美善相兼的文化心理。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先入乎其内地被作品所感动所牵引,然后再出乎其外地将学生感染、将学生诱发起来,在教师———作品———学生的三维关系中起到良好的介质作用。
二教学内容如何确定
教学内容即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一方面有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规定,一方面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和条件,诸如学生基础之厚薄、授课时数之多寡、教师对内容之生疏与熟稔,等等。目前,研究型教学还不能也不必覆盖课程的全部内容,我们大致选取了30%的内容进行研究型教学尝试。这30%的教学内容之确定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价值的大小,二是教师和学生研究能力的高下。前者考虑的是客观必要性,后者照顾的是主观可行性。
以研究价值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3000 余年的发展,积累了十分厚重的文化遗产,从理论上、从传承传统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具有研究的价值。研究型教学就是要从这些内容中选取适合学生自主研讨的部分来进行教学实践。
我们在选取教学内容时兼顾了研究对象的纯粹学理价值和现实情理价值两个层面。比如,汉末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论,如果通过考证能够确定其作者,当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突破。但其意义主要是学理上的,对本科学子而言,这一命题并不切近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以引发参与热情。又如,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品《琵琶记》,曾被晚明思想家李贽批评为“画工”,虽也不乏生动形象之意,但终究不如《西厢记》《拜月亭》这样的“化工”之作自然天成,尤其是情节上“三不从”的构思,颇受后人诟病。但在教学中,我们考虑到这一情节很能凸显传统道德系统的裂痕,对当今道德文化建设也很具有参考意义,所以将之作为研究选题让学生自由探讨。大家果然各抒己见,形成了争论,深化了相关认识,教学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一个好的研究论题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又循此旁涉到其他知识点、思考点、情感点,由点及面,学生思考和体会的深度与广度因之拓展开来。
以研究能力的高下而言。首先是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眼光。笔者在教学中的体会是,一方面要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选择合适的研究论题进行教学,以保证教学的学术性,此即以科研促进教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甚至应该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域,在教学中与学生一道探讨更广泛的学术问题,甚至可以将教学中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的学术思考和写作中去,此即以教学促进科研。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可以相互触发思想的火花,彼此问难,教师就不仅仅是“教”,也是在“学”了。三教学过程与方式如何创新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4]。总之,传统教学方式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课堂之外的教学活动时间既少,效果亦微。研究型教学在方法上要实现对以上局限性的突破。
从纵向的教学过程来看。研究型教学要打破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导、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充分尝试建立以课外研讨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以保证研究性、人文性教学目的的实现。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试图将教学过程梳理为五个环节,特拟表1 以示。
很明显,五个环节按照:课外课堂课外课堂课外的顺序逐次开展教学活动。其中,课堂教学在整个教学时间上所占比重并不大,且其作用仅限于教师对课题的导入、必要的背景知识精讲以及最终研究成果的展示。事实上,研究型学习的主体即文献阅读、逻辑思考和成果写作等均需学生在课外进行。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其主要活动就是阅读文献、思考问题和写作文字,这些活动怎么可能在极为有限的课堂中完成?而且“所有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件,有4/5 发生在课堂外”。所以,我们认为课堂交流主要是一个成果展示的平台,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课外研讨才是研究型教学的主要部分,是水面下的冰山之根。
与此相应,教学主体也应由教师转换成为学生。在课前准备环节中,学生要根据学习范围精读相关作品和文献,获得初步的感性认识。在自主学习和小组研讨环节中,学生要泛览教师提供的
参考文献,搜集相关研究成果,思考论题,在师生、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报告。在课堂展示环节,小组代表以ppt 演示的形式向全班同学汇报本组研讨的成果,教师和其他同学可以随时提出辩难。在课后拓展环节,有深入研究兴趣的同学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继续探讨相关问题直至写出专业论文。
从横向的教学方式来看。课前准备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训练较好的文字感受能力。不同于一般的预习,它要求教师提出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围,学生不仅需要熟悉教材,更重要的是要精读一定的文本,获得初步的感性体验,教师则以不定时交谈和翻看读书笔记的方式加以督促。
自主学习和小组研讨是研究型教学的关键,经过此前的阅读和导学,学生们对研讨内容有了基本了解,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入具体的研究状态。如在一次教学实践中,笔者在系统讲述了唐五代及北宋词史的基础上,确定以“苏轼的词风”为题让学生研讨。先布置大家细读了苏轼的所有词作,然后将全班50 名同学自由组合为3 个小组,分别研讨“苏轼词风的表现”“苏词对前代词人的沿革”“对苏词的评价”等3 个分论题。同学们进行了小组分工,有的查找资料,有的负责筛选,有的拟定提纲,有的制作ppt,有的执笔撰写研究报告。大家有分有合,每组先后组织了两次集体讨论。最后写出的研究报告,笔者则逐一批改。经过一番钻研,多数同学的头脑都动了起来,对论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有一个小组谈苏轼词风的表现时,还能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来分析其词风的变化,比较难得。课堂展示也是研究型教学在方式上的一种创新。每组选出一位同学在课堂上以ppt 演示文稿的形式汇报小组研讨的成果,其他同学可以就相关问题提出看法,进行交流,教师则适时加以点评。这样的做法既能看到学生们集体研究的结晶,也能锻炼一定的师范技能如ppt 课件制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现场控制能力等。实际上,3 个小组的ppt 文稿制作得都很不错,陈述者能清晰流利地表达看法,其他同学也多能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讨“对苏词的评价”问题时,班上同学还各执一词,形成了争论,现场气氛热烈。大家都反映,经过成果的现场展示,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楚和深入了。
四教学效果如何体现
教学效果即教得如何的问题,是对本文第一个方面———教学目的的回应。研究型教学的效果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在教学过程中某个环节所取得的具体效果,二是整个教学所实现的整体效应。教学效果的表现形式也不应拘于一律,或是物化的文字成果,或是无形的心理跃迁。笔者从教学实践中总结了阅读、表达、思维等三个衡量指标。
1 阅读效果
当下的年轻人其实并不缺乏阅读,从各种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体上他们接触了大量信息,但那些文字、图像和声音多数缺乏深度,有些则完全是信息垃圾。阅读方式的碎片化不利于深入的思考,反而助长着浮躁的风气。一些本科学生除教材之外极少专业阅读,导致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捉襟见肘,让论文指导教师很是为难,相信有过毕业论文指导经历的高校教师对此都深有同感。
有鉴于此,在课前准备和自主学习阶段,我们要求学生对专业书籍进行深入阅读,旨在开阔其眼界,沉潜其心境,培养良好的感受力。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首先即要求研究者对文字具备敏锐的感受能力。文字塑造形象,文字蕴含情感,文字传达道理,对文字的敏锐感受即是对形象、情感和道理的敏锐感悟,而论题的提出也需在大量的、精细的专业阅读中才能实现。如在进行“北宋婉约词”的研究型教学中,学生较全面地细读了柳永、晏殊、欧阳修、秦观、晏几道等几位北宋重要词家的作品,便对北宋词的基本风貌有了具体感知,对词体的特点获得一些体认,为更深入地研讨打下良好基础。当然,为保障阅读效果,教师需多花精力指导、督促,有条件的话最好定期开展读书会之类的活动。比之一般教学,教师的付出会更多,而学生之阅读实效也会更好。
2 表达效果
文学不外乎对事、情、理的书写,如果说文学的阅读是对这些要素入乎其内的感受,那么文学的研究则是对这些要素出乎其外的表达。因此,包括口头和文字两种形式的表达能力的培养,当然是研究型教学的要求和教学效果的体现。笔者的要求是,对事的表达要具体、完整,对情的表达要有感染力,对理的表达要有说服力。
在小组研讨中,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切磋有助于相互激发表达的欲望,理清表达的思路,选择表达的方式。为了检查小组研讨的实际情况,笔者有时会参加学生的集体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一般不轻易发言,而将话语权充分交给学生。笔者发现,一些平素较为内向寡言的学生也慢慢开始想说话、有话说并且说得不错起来,在此基础上,笔者鼓励大家将心得写成文字。一开始,也许并不熟练和规范,也较少创意,但总算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较之在网上复制抄袭而上交的那些“作业”要有价值得多。经过多次打磨,每个小组的研究报告基本上能够做到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有些甚至言之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大有提高。
3 思维效果
应该说,研究型教学对学生最根本的训练是思维的训练,这一训练及其效果也见之于教学的所有环节和细节当中。比如,阅读中的感受力,侧重于形象思维;表达中的说服力,侧重于抽象思维;对某些问题的较为深彻的领悟,则往往依赖于直觉思维的作用。但是要追问的是,通过整个教学活动,我们希望受教育者达到一种怎样的思想状态?对此问题的回答,当然因学科、课程之不同而有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性基础课程而言,我们认为,应该让学习者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养成一种情感认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文化心理。
笔者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有些同学对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非常热爱,但菁芜不择,茫无入处,可谓有心而无力;也有些同学虽然思聪意敏,资质尚佳,但盲目跟风,灵魂无根,可谓有力而无心。因此笔者认为,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型教学中,要让青年学子对于所学内容产生“爱”和“懂”的心理效果。爱就是情感认同,即对于传统文化的崇敬心、自信心、担当心;懂就是理性思辨,即对于传统文化的辨别力、分析力、运用力。由爱而懂,因懂而爱,两者互为因果,共同建构起当代青年面对传统文化时的基本思维特质。笔者认为,研究型教学(也包括一般教学)要达到的这一思维效果相当重要,因为现在95 后的一代大学生,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他们的文化认同、文化姿态将决定中国梦的色彩。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汇路口何去何从?他们应该有心,也应该有力。
当然,从较现实的方面看,研究型教学的直接效益是对于学生学位论文写作和考研考学的积极推助。几轮教学实践下来,一些同学跟我反映,毕业论文的选题一下子明朗了,犹豫不决的考研方向一下子决定了。而作为他们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因为在平时的教学中便已有过不少交流,因而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就感觉省力不少,论文写作质量也明显提高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R].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734/200507/8296.html.
国家教育部早在2001年9月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4号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积极推广使用外语进行专业课教学,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后又出台了其他积极推动高校双语教学的政策,使得我国高校的双语教学持续升温,西部地区的一些高校也逐步开展了双语教学的课程。国内高校理工科类的双语教学实践及理论建设已初见规模。参照国外(如加拿大等国)双语教学的具体实践以及理论,广大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对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师资培训、学生外语水平、教材选用、具体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学类双语教学却是地位不明。“双语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上用两种语言进行的非语言类的学科教学活动”的界定,将语言类教学活动排除在外,虽然有个别高校(如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过古代汉语的双语课,但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否可以使用双语授课界定显得模糊。双语教学研究对中国文学类双语教学更是鲜有涉及。在很少的开设双语教学的汉语言文学系部,双语课针对的课程一般为“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等,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使用双语授课的非常少。当然,非常少与没有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至少表明有这样的计划及实践存在着。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可以以双语授课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本文拟以高校中国古代文学为切入点,谈谈高校古代文学双语教学的相关问题。从目前很少的中国文学双语教学实践情况来看,主要存在教学目标定位狭窄、教学课程设置不合理、没有适合的教材、适任授课教师缺乏以及教学方法落后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双语教学的认识,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双语教学中,要始终坚持知识传授为主,语言能力培养为辅,学科知识的获取是主要目的。通过双语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获取学科知识时所使用的媒介不局限于母语,而包括母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这样,从各个方面给学习者创造更多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的条件,使他们在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能尽可能多地使用需要他们掌握的第二语言。而对于中文专业学习双语课程(多如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同学来说,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双语课的学习,可以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史和作家、作品,了解相关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并且掌握一定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双语教学的所提供的学习环境,补充外语课的知识与语言能力结合的不足,更好地将自己塑造成为新型的复合型人才,满足对外汉语教学或者国际文化交流等的实际需要。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双语教学的课程设置问题,仅就课时问题略谈几句:一般情况下,如果古代文学的某一阶段的一门课程需要耗时54课时的话,理想的双语教学学时应该在此基础之上增加20%左右,即65课时左右(视各个学校教学时数要求及学生英语水平而定)。虽然实际授课时数不大可能计划的非常精确,但适当增加课时确实是必要的。之所以要在基本课时之外增加授课时数,一方面因为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某些英语词汇的学习解释需要占用额外的时间,另一方面因为双语教学中为了同步提高学生的口语及听力水平,需要组织师生互动这样的环节。所以说,只有适当增加授课时数,才能保证完成正常的授课内容,达到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的目的。此外,还需要注意每堂课中使用英文(或其他外语)讲授的时数比例问题。
目前双语授课有全英文讲授或者部分英文讲授,因为文学类学科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学不大可能用全英文讲授,或者说全英文讲授的效果反而不一定好。按照目前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英文讲授的比例不宜超过50%。实际上,如果把握得当,用30%-50%的英文授课有比超过50%更好的授课效果,这当然是指对学科内容的掌握以及对英文的学习两方面情况综合而言。笔者曾经在所授课的班级做过调查,超过60%的学生认为双语教学中英文讲授比例最好不要超过中文,即英文讲授的比例不要超过50%。当然,英语讲授的比例绝对不是固定的,一般都存在一个由少到多,最后大致固定的模式。双语教学的备课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备课的方式和内容,首先取决于上课方式。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授课,备课过程中,都需要搜集大量的英文资料。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几乎可以说没有一本合适的英文教科书作为参考,市面上或者说网上书店能找的英文中国古代文学类书籍寥寥无几,可供参考的有冯沅君的Ashorthistory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外文出版社出版)和姚丹的ChineseLiter-ature(九州出版社出版),可惜都太简短,参考作用有限。另外一个原因是价格昂贵,九州出版社出版的ChineseLiterature,一本157页的书,码洋达到90元,能不能买到还不一定。所以说,为得到更全面细致的帮助,就只能参考某方面特定内容而非文学通史的书籍,比如贾福相译著《诗经•国风》英文白话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道德经》(TAOTECH-ING)、《论语》(THEANALECTS),冯友兰的《庄子》(CHUNAG-TZU)以及许渊冲译《汉魏六朝诗(汉英对照)》等等。互联网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是Victor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这当然只是参考作用,比之内容与观点,个人认为大量的可供借鉴的专业词汇更加重要。一般而言,国外教材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注重学术前沿的发展及最新的科研成果。但是文史类的教材却更重视已成公论的观点和逻辑清晰的事实陈述。在没有更好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教材之前,还是应该以中文的文学史课本为主。现在所采用的文学史课本系统性强、叙述严谨、知识体系清晰,整个编写思路及难度也符合我国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同时也已经为广大的教师及学生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相应的或者说配套的作品选教材以及其他的专业课教材,比如古代汉语、文学理论等等,都与古代文学课本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及思想理论方面的统一性。
在双语教学实践过程中,许多其他学科的双语教学会优先考虑PPT,因为使用多媒体授课,可以节省在黑板上书写较长的英文专业词汇所耗费的时间。另外,也可以避免书写中的错误或者习惯了中文板书而看不清楚英文单词的问题。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双语授课中,个人认为使用多媒体与否各有优劣。使用多媒体的好处无庸赘述:清晰、准确,一目了然,节省时间。但同样也有不足之处:在PPT上使用大量的英文,包括章、节标题及主要授课内容,那么学生的注意力比之平时更多地集中在PPT上面的英文单词上,对老师所讲解的内容的注意力大为下降。如果PPT上面英文生词较多时,学生们往往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理解PPT上面的英文内容,而不是跟随老师的思路及其所讲授的内容。在调查中,少数学生还提到这样的问题:夏天日光强烈时,多媒体的屏幕看不清楚。长时间盯着屏幕看,还会导致眼睛疲劳不适。所以,如果使用多媒体的话,PPT上的内容不宜过多,字体不宜过小,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要使用较深的颜色,一般不宜使用明黄、浅绿或者蓝色等不常用的字体颜色。同时要尽可能地使用浅色的、比较亮的模板背景。PPT上面的内容,学生都能听明白教师讲授的英文意思,比如某一章、某一节,可以使用中文;诗、词等作品一般都只用中文,如上古歌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等。当有些专有名词或重点词汇则尽量在中文之后标出醒目的英文单词。以上大致是使用多媒体的情况。当然,如果不使用多媒体,也是完全可行的。黑板板书中章、节语句以英文为主,而关键词及重点词汇以中文写出,同时辅以清晰的英文。
其他的板书组织与中文授课没有太大的差别。而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对黑板上或者课本中的学习内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英文讲授的。学生在看黑板的同时,不用转移目光,同时就可以注视教师,理解教师的英文讲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注意力不会很容易被分散。实际上,无论使用多媒体与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双语授课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双语的授。简而言之,在引导学生掌握主要的词汇的英文翻译的基础之上,用英文营造出氛围。在此过程中,包括组织教学在内的大量的课堂语言要使用英语。每节上课,教师用英文简要回顾复习上节课所讲内容,重点词汇要强调。这样习惯之后,当老师说到“lastclass(lasttime)wehavelearned……”时,学生已经非常熟悉这些每节课都出现的程式化的英文,而听力或者说注意力会自然会集中在learned后面的内容上。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们应该习惯于这样的授课方式:黑板或者PPT上,中文是第一章第一节,但老师都只会说英文chapterone(firstchapter),sec-tionone(firstsection),theBookofsongs,而不必费心费力地再去用中文重复:第一章,第一节,《诗经》等。在新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摒弃逐句翻译的授课方式。英语在授课中的作用是理解课程内容的另外一座桥梁,而不是课程内容的英文翻版。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与教学内容关联较少的英文,比如:well,so,asweknow,asyouknow,pleasewritedown(指着板书或者PPT中某些内容),Bequiet,order(如果有噪杂声的话);在讲解作品或者需要学生们翻书(比如袁行霈高教版)看某个注释时,说openyourtextbook,turntopageXX或者pageXXplease.要学生们回答问题:whowouldliketoan-swerthisquestioninEnglish?或者whovolunteers?上课过程中,当老师完成一段内容讲解,问“youun-derstand?”“Youclear?”学生习惯性地回答yeah(当然指的是学生真的明白的情况下)。始终要让学生感受这样的英文氛围,培养习惯于英文氛围的意识。这样的英文氛围的营造实际上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学生了解经常使用的套语,熟悉了授课教师的英语发音,应该会很快熟悉并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因为除了教师英文口语语音或许存有的个体差异及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词汇的障碍之外,古代文学双语授课与一趟英文课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有些同学在中学英语课上就已经领教了,只不过对英文基础好的同学而言困难更小而已。因为涉及到学生的英语能力培养,还有个学生参与互动的问题。如果是一般的用母语讲授的古代文学课,提问对学生没有更多的意味。但在双语课上,提问并不要求学生提供自己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领域的独特见解和看法,而只是需要听懂老师就某个问题的英语发问后,尽量用英语完整地回答。这个问答的过程中,问题的深度一般不大,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英文语言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就算知道答案,而且也有能力用英语讲出,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用英文回答还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完整地或者至少能够正确而又让老师和其他同学听懂地回答问题对同学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另外,对古代文学具体内容的英文讲解,需要尽可能多地参照英文资料,这样可以更全面更准确。
以《诗经》为例,theBookofSongs没有任何问题,诸本皆同。但是国风就不一样了,有的本子是folksongs,(民歌,民谣),有的本子是air,“Air”means“wind”or“educating”,Theairsmovepeopleandmakethembetter.意思就是“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大序)。还有的本子是拼音feng;再如,“雅”的翻译除了拼音之外,有的本子翻作festalsongs,小雅为minorfestalsongs,大雅为majorfestalsongs,有的本子则把“雅”翻作oads;“颂”有hymnsandeulogies与拼音song,这都需要教师仔细地各个甄别,确定使用哪种翻译。如果有些专有名词有多种译法,有时也可以一一列出,选择最佳的英文翻译。如楚辞的翻译有Chuci,PoetryofChu或者PoetryoftheSouth,而《尚书》有DocumentsoftheElder,Shujing,BookofDocuments,TextsoftheOld等好几种。同样需要教师选择最恰当的翻译。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有些经典名句,最好也应该把英文写出来,方便学生学习体味。如:《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notdotootherswhatyouwouldnotlikeyourself”[1]。钟嵘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asinglewordisworthathousandpiecesofgold”等等。此外,对于中西文化差异引起的翻译问题,有时也可以适当加以探讨。比如:《秦风•蒹葭》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伊人”应该是女性,但在一些英文版本中,“伊人”却以男性的面貌出现,WilliamJennings的版本:“Onewhomtheyspeakofas‘thatman’,Somewheretheriverranged.”理雅各翻译作:“Him,themanIhaveinmind,BythiswaterIshouldfind.”[2]另一国外版本翻译作:“Mybelovedsodeartome/Issomewherebeyondthewa-ters.”后面紧接着点明了是他:“UpriverIsearchforhim,Thewayisarduousandlong.”但是国内的翻译,比如贾福湘的毫无疑问地是:“atthewater’sedge,aladywhomIlove.”[3]这个现象可以作为一个较特殊的例子,以提问的方式去引导学生思考,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话题,可以从《诗经》的接受史角度去探讨,也可以向中西文化的差异,中西情爱心理的不同延伸。
一般我们理解此处翻译的不同鉴于这样的理解:此处国外版本的翻译一般还是比较重视传统的解释,比如说毛诗和郑笺。而国内的《诗经》研究、接受以及英译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已经从汉儒的解经发展到今天的依据文本内容而阐释《诗经》(当然不能忽略历史背景)。《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从政治说教着眼,汉郑玄笺注云:“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更加确定“伊人”为“知周礼的贤人”。到宋代解释就比较灵活宽泛了,朱熹认为“言秋雨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没有明说伊人指的是谁。到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继承毛诗郑笺注,都说这是一首招贤诗,“伊人”即“贤才”:“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或谓:“征求逸隐不以其道,隐者避而不见。”今天虽有学者仍力主此说,认为“伊人”就是“贤人”,但一般认为“伊人”实际上就是“恋人”,如高亨、程俊英等学者对“蒹葭”的看法均持“恋歌”之说。在这种情境下,依据一般的男女情爱心理及表现,“伊人”自然就是女性形象了。有些翻译则尽量忠实还原人物身份,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理雅各翻译作:“Youstudent,withthecollarblue,Longpinesmyheartwithanxiouspain.”再翻回中文大致为:“你这蓝(青)领子的学生,让我焦渴的心长久地憔悴痛苦。”远没有诗的含蓄悠长的情致和兴味,但是student这个词从中可以引导学生理解“子衿”,一下子记住主人公所思所恋者的学生身份。
参考文献:
[1]ArthurWaley.TheAnalects[M].Beijin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1998:145.
《山海经•南山经》中记载“九尾狐”,作为一种独特的狐神形象,其能够“能食人、食者不惑”,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兽类,人们不敢亲近它。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视为妖兽,非常排斥。直至东汉时期,才发生了变化,在赵晔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九尾狐的形象,但是它已经一改往日妖兽的形象,而改为瑞兽。人们开始转变对狐神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狐是一种具有灵性、高尚情操的动物。如在许慎的作品中,他说“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前小后大...”狐狸毛色棕黄。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黄色是典型的中庸之色,而狐狸身型有小到大的变化具有递进性特点,与传统观念中长幼尊卑的观念高度契合。加之狐狸死亡之时,头部往往朝着自己的家,是不忘本的表现。
2、魏晋六朝时期
魏晋六朝时期积累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志怪小说中,常常出现雄性狐狸精。如《搜神记》中记载了很多雄性的狐狸精,化身为女性的丈夫,并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故事。此外,还有“狐博士”等形象的出现,所谓狐博士,是指讲学传道的儒师,教出学狐、才狐等,具有了狐狸精形象,在后代的文学作品中很常见。
3、唐代时期
唐代文学中关于狐狸的题材非常多,究其根本是人们崇信狐仙。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朝野简载》中,唐朝以来,百姓们特别相信狐神,并祭拜他们。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在民间广为流传着“无狐魅、不成村”的言语。正是该时期,狐神开始朝着人性化方向转变,具有性格、思想,甚至人情味。在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任氏传》。书中主要描写了狐妖变身为美丽的少女,与郑六相爱一生,而郑六的有钱亲戚心生嫉妒,试图对任氏不敬,强势暴力,但任氏宁死不屈,充分展现了其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唐朝时期,对于狐神形象的记载和描写,能够充分展现出唐代人民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具有极强的时代精神,充分展示了人们当时精神面貌。
4、古代文学中狐神形象背后的传统文化分析
众所周知,《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代狐妖故事的集合作品,作者将狐视为动物与人类。在作品中,狐不仅具有人性,甚至具有神性,但却没有失去其兽性这一本质。如《董永》故事,主人公深夜归来,看见床榻上躺着美人,非常高兴,但其发现长尾巴后想要逃跑。而此时,狐妖基于自身欲望,开始采用各种手段骗取董永的信任。面对美色、谎言,董永失去了理智,最终狐妖将董永的血全部吸干而死。但这其中也有很多狐妖是向善的,狐狸精具有法术,幻化为人形后,与人类相处并产生了情感,运用自己的法术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躲避灾难。诸如此类的故事有很多。这些狐神不仅具有人形,且能够接受人们的道德规范,最大限度上实现自身价值。狐狸作为一种古老的动物,与人一样,希望得到爱护、爱情。以狐狸精为题材的《聊斋志异》表现非常突出。如《莲香》中桑生作为一个缺少母爱的书生,莲香为其才华所感动,主动追求他,帮助他,充分展现了狐狸对爱情的渴望。古代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最终形成了充满亲情的美好形象留存在人们心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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