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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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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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3-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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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古希腊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发源地，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实现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他一些主要问题都已经有了雏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深入全面。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丰富多彩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当时的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为政治哲学家们所主张的政治哲学观念找到一种终极性的依据，这是第一个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学的原理、观念、原则以及相关理论受到当时的政治实践影响，多以城邦政治为中心展开的。

正义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运用“数”来解释万物的本原，追求和谐，而且用数的关系来表示和谐。在他们看来正义就是数的平方，因为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便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性，正义就是战争。但是关于将正义看作和谐还是把正义看作战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国家与其他学者的国家在性质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积极主张的，只不过他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高峰。他一方面从其哲学立场出发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正义以及其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乃是他的全部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辩证法，问答加归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讨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关于理想国家的观念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城邦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是从最自然的人与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种善为其目的，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也同样是以善为目的的，城邦是一种最高的联合体，以最高和最广泛的善为目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了解到，政治哲学一方面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乃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也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虽然历经批判，但是即使在当代的主要政治哲学流派里面，人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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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覆载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十五、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为现代政治哲学提出经过系统论证的基本观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理论设计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种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间的规则就必须由人自己来订立。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资格，乃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霍布斯完成了人类依据自己的理由来建立社会或国家及其规则的理论论证。洛克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也都能够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而所以要订立契约以建立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拥有立法、行政等权力。卢梭关于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个人权利等问题的一些主要观念是与洛克大体一致的，然而后人对卢梭的评价却意见纷歧而至于大相径庭，最极端的观点将卢梭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祖师。后一种评价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卢梭提出了公意的观点。卢梭认为，建立国家或社会的目的乃是社会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够按照这个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康德的实践哲学深受卢梭的影响，这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一点奠定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是目的。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哲学更具现代性，他的政治哲学既太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也太受他所在的那个王国的局限。黑格尔虽然也强调自由，注意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与社会契约论相反，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将人类社会的制度看作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产物，除了顺应这种规律，人的其他活动都几乎是无足轻重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现实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冲突一样，不同派别之间的观念也始终处在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派别和斗争的内容有其变化，但基本趋势是越来越晚期，两大派的阵营的分野就越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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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谓的当代与现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个当代相对于西方思想和社会的巨大转折而言，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而就整个世界在基本方向方面突然之间趋同这一历史现象而言，当是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的。后一种变化对当下的世界以及对未来的人类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但是它尚未在政治哲学里面反映出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政治哲学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衰落。尽管如此，在这一个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些对当代社会产生不小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多数是在批判现代社会时提出来的，比如，西方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而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通过批判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而深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解，发挥那些体现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观点。这些批判、观点都是颇有价值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导向政治哲学的复兴，但并没有达到这一步。

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第一，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提出新的价值主张和规范，第二，建立了自己的方法以论证自己的主张，第三，从外在的方面来说，罗尔斯的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新论证了自由至上主义（个人权利至上主义），提出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的主张，而像泰勒、桑德尔等人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主张和重新论证共同体（社群）相对于原子主义式的个人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因与罗尔斯的直接论战而突现出他的折衷主义的特点。政治哲学的这次复兴运动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这场复兴所引出的争论似乎没有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争论的那种尖锐和针锋相对的气氛。它所表明的究竟是问题太过困难而无法解决，还是问题无需解决，尚需要我们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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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翠：浅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与内涵嬗变［J］，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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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课程教学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工商管理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教材内容陈旧、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与其他课程之间的交叉和重复等,虽然该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但结合学校层次和学生层次进行的课程改革还不够深入,尤其针对我们电大教学课程设置的特点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考核需要突破的方面亟待研究。

一、针对课程特点进行有效性分析

就考试本身来说不是目的,只是促进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对于这门课所学的基本知识作一系统的总结和全面的回顾。在总体框架上对这门课所讲的主要知识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掌握这门课所讲授的主要内容。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时,应当把握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实现(即资本主义的流通)、剩余价值的瓜分、经济危机和资产阶级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与调节;在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时,要把握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二、认真研读教材,全面掌握课程基本内容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科学,内容比较抽象,仅靠学生自主学习,对其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一定难度。因此,利用一些适合自主学习者自身实际的学习辅导形式,对于帮助自主学习者全面理解课程内容,掌握学习方法,解惑答疑,培养自主学习能力都是有益的。但外因是内因变化的条件。自主学习者无论是参加助学活动,阅读自主学习辅导读物都不能代替自主学习者本人对教材的学习和钻研。切忌在学习中只是听听课、看看辅导材料或是参加几次辅导,而不认真刻苦钻研政治经济学学习提纲和教材。

三、点面结合,在全面系统学习基础上弄懂重点和难点问题

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由这门课程的性质和考试方法所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它有准确的学科术语、科学的体系和丰富内容,其课程内容本身是环环相扣的逻辑展开。例如,不理解商品,就难以理解货币;不理解商品和货币,就难以理解资本。因此,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以及与其相应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都只能通过系统地学习才能全面掌握。考试方式决定了自主学习者必须全面地、系统地掌握课程内容和体系,既要了解每一章的内容和各个基本知识点,又要把握各个章节之间的逻辑联系,才能系统地学好这门课程。当然,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也有自己的重点乃至难点问题。因此,深入地弄懂、搞通重点和难点问题,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地融会贯通全部课程内容。

全面系统学习和掌握重点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全面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才能了解课程体系中的有关键意义的重点、难点;而深刻领会了重点和难点问题,又会带动对课程全部内容的加深理解和系统把握。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全面系统地学习是最主要的。在全面系统学习课程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掌握和领会重点问题,才能带动对全部课程内容的理解.

四、在理解的基础上加深记忆,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分析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透过现象去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它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只能靠人们头脑中的抽象思维能力,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推导出符合客观经济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学习政治经济学原理贵在理解。

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考试的方式都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把理解放在第一位。所谓理解就是指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融会贯通,不仅要准确表达每个概念、知识点和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掌握其立论根据和内在含义。

过去的考核方式存在着许多弊端。首先、多年以来,本课程的考核主要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这种方式的考核一方面忽略了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尤其期末的闭卷考试,往往使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沦为死记硬背式的应付。其次、这种考核方式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经济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新考核方法更注重加强技能性学生成绩的含量,不仅增强学生对专业技能学习的兴趣,而且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提供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的空间。

五、熟练运用远程开放教育的多种媒体

自主学习者要求很好使用媒体包括文字教材、电话、电子邮件信箱、BBS留言板、计算机网页、电子教案、IP课件等工具,很好完成学习任务,那么对于本门课程基本上达到掌握,要想进一步的熟悉运用,还需要在实践中加强。

过去的考核方式存在着许多弊端。首先、多年以来,本课程的考核主要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这种方式的考核一方面忽略了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尤其期末的闭卷考试,往往使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沦为死记硬背式的应付。其次、这种考核方式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经济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新考核方法更注重加强技能性学生成绩的含量,不仅增强学生对专业技能学习的兴趣,而且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提供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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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元帝时，社会危机已由隐而显。上地兼并、贫富分化加剧，士族政治的腐败日趋严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使得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有了流行的温床。在当时儒者看来循天道而行，符合天的意志，天就会以祥瑞（凤凰、麒麟等）表示对君主的赞许奖赏;否则，天便会降灾以示其对君土的不满。“帝土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气候和节气的正常与否对当时之人有着更多社会政治的意味，它们是社会秩序和谐与否的前兆。《周易》以其善言天道、人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识之士为化解危机，纳阴阳、五行、吕律、历法等入八卦，以把握天道的变化以应对灾异。京房即其卓越代表。

西汉后期士人们逐渐将言说所依据的文本由重《春秋》转为重《周易》，除了上述政治、自然的原因之外也与这两个经典的气质不同密切相关。自汉武帝为了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适应大一统的需求，采纳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而定儒术为一尊，以六经为经典的儒家思想就在政治上取得了依靠，经学亦成为时人晋身的阶梯。六经中，不可否认的是以《周易》与《春秋》最重要。《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一个上达，一个下贯，但就其哲学思维的水平而言，《周易》略高一筹的。“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当灾异与人事相比附的言说方式话语权时，以天道推人事的《周易》，因其更为抽象、更为含蓄和神秘的特点，赢得了更多士人的倾心。

二、京氏易的指归

京氏易学也体现出了这种构建宇宙图式的倾向，京房将五行说引入易学，以五行配卦，又把五行与干支、五星相配，从而使其所构建的宇宙图式更精细。但纵观京房一生，我们会发现对宇宙图式的构建不是他的目的所在。可以说京房实以其易道言政治，易道只不过是其所选择的言说政治的工具而已。京房因其善言易道举孝廉。“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悦之。于是元帝急向京房寻取调和阴阳之法，房对日:‘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对于当时官吏的腐败确实是一剂可行的良方，但也使京房站在了当朝权臣的对立面。考功课吏法的提出终于使石显等人等到了时机，随罗织罪名将其铲除。

当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以应对阴阳灾异时就表现出了他与阴阳术士明显不同的气质。他不是以祭祀的方式去灾解难，也不是以阴阳学说对灾异做简单的理论分析，而是提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案。京房将其政见直接与灾异、瑞应相对接，使这一政策的论证具有说服力，可见京房深受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这种直接人事与天道相比附的方法，或许更近于《春秋》的言说方式。但作为一名易学家，京房沟通天道人事的方式却是大不同于《春秋》。而是体现了言人事必先以天道为先行基础的特色，以天道来推演人事。他向元帝上书，希望其不要逆天意，皆借易道而言政治。

三、京房易学的影响

对于汉代象数易的特征，周立升认为:“象数易将阴阳术数纳入《易》，以‘阴阳之分’、四时之序与万物之性相联系的思想为间架，建构起以干支、五行为时空框架，以月令、物性为物理依据，以天人同性、同情为理论基础，以揲筮布卦、推断吉凶为占验手段的易学体系。这个体系，就事实层面说，其核心为卦气说，着重解决‘天道’、物理问题，属自然析哲学;就价值层面说，其核心为‘修齐治平’，着重解决社会治乱问题，属政治哲学;就民俗层面说，其核心为揲筮布卦’，着重解决阴阳灾异、命运休咎问题，属术数之学。”诚然，京房易学的影响无外乎术数与义理。

就术数言，京房的占筮之术是有独到之处，它因吸收了当时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对天象的预测有着较高的准确率。“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他的占筮之法，为术士所承袭，后演变为钱卜之法，成为现在尚且流传的民间占筮方法。其中为当代学者讨论最多的就是《火珠林》与《京氏易传》的关系。火珠林筮法以掷钱取卦，卦爻纳以干支，采纳了六亲、世应、飞伏等说，按干支五行而论生克。火珠林解卦法，除依据京氏易传外，还要依据诸如《左传》《国语》的占例。卢央认为，京房只是为火珠林筮法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而其本身仍沿用先秦筮法。就其终极目的而言，京氏以易学讲占候，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火珠林》讲占验纯属占卜。但不可否认《京氏易传》为《火珠林》成书提供了思想上的资源

就易学哲学而言，京房认为天人是同构的，力图通过易道沟通天人。他构建了一个囊括天人庞杂而有序的易学体系。这个易学体系在京房看就是宇宙的逻辑结构。他建构的这个模型是动态的，其根本动力是宇宙中统一的气，它表现为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这个根本动力既支配着天界，也支配着大地和整个人类世界。因而他认为天地人受一个统一的力量及法则支配，从而导致他认为天地人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使用他的八宫卦或卦气说的模式来进行占测时，不是怀着概率性质的期望，而是一种对天地人二界深层次的考察，用他建构的八宫卦体系来模拟这二界在深层次的相互关系及推论其在表面上的表现，作出原则上是理性的判断。所以，对于京氏易的影响不能只是从术数而论。

京房言:“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于有无。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分岁月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日: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交，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于乾坤，通乎万物，故易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于其道，其理得矣。”可知，在京房来看，八卦因天人在本质上的同构而能够通万物，易道也因此能“包备有无”。有指有形可见的星辰与人事吉凶，无指无形可见的阴阳变化与吉凶相生的内在义理。内在义理必表现于外，所以“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正因此，外在的星辰灾异必为内在义理所支配，所以“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故余敦康先生认为，京房是最先以有无范畴来阐发易理。

总之，尽管在现在看来荒诞牵强，京房易学为后世易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资源和解易的思路，无容质疑。

【参考文献】

[I].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2]》《汉书·艺文志》

[3] 《汉书·京房传

[4]》《读通鉴论》.卷四.《船山全书》第十卷.长沙:岳麓书社.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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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62岁，身高160cm，车床入院。患者1月前因“脑出血”在外院行开颅脑内血中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术后反复入住ICU，长期卧床。术后患者出现发热、咳嗽、气促，胸部影像学提示双下肺炎及双侧胸腔积液，给予抗感染治疗后症状曾有所减轻，后再次加重，近期痰培养示“木糖氧化产碱杆菌木糖氧化亚种”，对多种抗生素耐药，给予中敏抗生素氨曲南治疗，效果不理想。

体格检查：T：38.1℃，P：92次/分，R：26次/分，BP：176/92mmHg，嗜睡状，左侧额顶颞部见一长约15cm手术疤痕，疤痕处及周围轻度凹陷并头发缺失，颈部可见气管切开套管，颈双肺呼吸音粗，双侧中下肺闻及湿性啰音，未闻及胸膜摩擦音。心率92次/分，律齐，主动脉瓣第一、第二听诊区闻及2/6吹风样DM，二尖瓣听诊区闻及3/6吹风样SM.未闻及心包摩擦音。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1级，右侧肢体肌力0级，四肢肌张力偏高，左侧巴氏征可疑阳性，右侧巴氏征阳性。脑膜刺激征阴性。双侧小腿轻度凹陷性浮肿。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WBC10.03×109/L，N%89.0%×109/L，HB95g/l，PLT211×109/L；生化：BUN9.7mmol/l；肝功：白蛋白31g/l；肝酶：胆碱酯酶3600u/l；出凝血常规：PT14.2S，APTT36S；D-二聚体897ug/l；Nt-proBNP4985pg/ml；PCT2.45ng/ml。血气分析：（pH）7.40，（PO2）70mmHg，（PCO2）38mmHg，（FiO2）33%。床边胸片：1.左下肺炎症并左下肺膨胀不全；.双侧少量胸腔积液。心脏彩示：高血压性心脏病变。左房左室增大。左室流出道梗阻（轻微）。左室收缩功能正常。入院诊断：（1）双肺医院获得性肺炎；（2）脑出血血肿清除术后；（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4）继发性癫痫？

2.病程与治疗过程

入院后予抗感染、降压、抗心衰、营养、祛痰等对症治疗。抗感染治疗先采用帕尼培南倍他米隆3d，血培养为MRSA后加用替考拉宁，2次痰培养报告为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治疗10d后患者病情有所改善，感染有所控制，调整治疗方案帕尼培南倍他米隆改为头孢吡肟治疗2d，患者病情出现反复，感染加重，调整治疗方案头孢吡肟换为美罗培南。入院第15d患者因发生急性肾损伤伴高钾血症，行血液透析治疗，停用降压、抗心衰药物，停用替考拉宁、调整美罗培南使用剂量后血钾恢复正常。美罗培南使用7d后降阶梯为头孢哌酮舒巴坦抗感染，患者临床症状改善，血象明显下降，病情稳定，入院31d后出院康复治疗。

3.分析与讨论

3.1血液透析替考拉宁的治疗方案调整

替考拉宁的血浆结合率高达90～95%，80%的原药经肾排泄，与万古霉素一样可造成肾脏损害，且不能被血液透析清除。肾功能不全者，半衰期延长。根据患者血肌酐换算肌酐清除率为49.56ml/min，临床药师建议替考拉宁剂量由0.4qd调整为0.2 q24h或者0.4 q48h。临床考虑患者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明确病原体为MRSA，且为重症感染患者，且多重耐药菌感染，加大替考拉宁剂量调为0.4 q24d。

在经过血液透析后，停用相关可能引起肾损、高血钾的药物后，患者血钾依然高升，此时临床药师分析，血钾升高一方面考虑与分解代谢活跃有关，不除外为肾功能损害所致排钾障碍，目前所用药物替考拉宁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肾损伤。按照药物不良事件因果评价的4项原则[1]，患者发生高钾血症与药物（替考拉宁）的使用符合下列判断条件，即：（1）符合发生的时序：患者于用药后9天出现了高血钾及肾损伤的不良反应。（2）具有生物学合理性：可疑药物与急性肾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3）有实验证据支持：此种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理论和实验基础。故患者发生急性肾损害而致高钾血症与替考拉宁的使用之间关系为“可能有关”。加上患者使用替考拉宁治疗MRSA抗感染已足2周，复查血培养已转已阴性，且已拔除相关导管，考虑导管相关感染已控制，可停用替考拉宁。医生接受建议。在停用替考拉宁后，患者血钾恢复，结果符合不良反应因果评价的剂量-反应关系条件，高钾血症与替考拉宁的使用之间关系为“很可能有关”。

3.2血液透析美罗培南的治疗方案调整

美罗培南血浆蛋白结合率为2%，经肾脏排泄，半衰期1h，可以被血液透析清除。对于血液透析者，《中国医师药师临床用药指南》和有关资料[2]均建议美罗培南每日1次0.5g用药。但美罗培南为时间依赖性药物，疗效与血药浓度大于MIC的时间相关，日剂量分次给药抗菌效果优于单词给药，考虑到患者虽肾功能急性受损，但肌酐清除率在50ml/min左右，比较适合采用降低给药剂量、给药间隔时间不变或给药剂量、间隔同时调整的方法。在患者肌酐清除率49.56ml/min情况下，临床药师建议美罗培南剂量由1g q8h调整为1g q12h血液透析后使用较合适。

3.3延长美罗培南滴注时间

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报道证实，对重症感染，特别是怀疑多重耐药感染菌株，通过延长美罗培南的滴注时间，可以获得更长的T>MIC%的时间，可达到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3]。可以减少耐药率，缩短住院时间，因此临床药师建议延长美罗培南的滴注时间以获得更佳的治疗效果，临床医生将美罗培南1g q8h调整为0.5 q8h，滴注时间为2小时。有研究证明[4]，同一剂量美罗培南滴注时间3h比2h对于重度感染或高度危险致病菌40% T>MIC达标概率 更高。临床药师与医生协商后，美罗培南滴注时间延长为3h，患者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4.体会

临床药师在临床工作中重要的职责就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根据病情，充分运用积累的药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合理化用药建议；改变医生仅凭经验用药的方法，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提高疗效。通过不断努力临床药师被医生所接受，融入治疗团队可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魏水易，王士民，舒丽芯.药物安全性的评价方法（III）——药物不良事件的因果评价[J].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1，4：24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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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临床常用肾脏替代治疗方法， 在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急性肾损伤、急性药物中毒治疗中均有重要应用价值。但有研究指出[1]， 患者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易出现多种并发症， 不仅影响治疗效果， 且会降低患者生存质量及治疗依从性。因此在血液透析治疗中， 需采用有效护理措施预防并发症发生。本研究通过比较， 探讨了预见性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症预防中的作用，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7月～2016年3月在本院行血液透析治疗的102例糖尿病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51例。观察组男28例， 女23例；年龄32～74岁， 平均年龄（53.27±7.19）岁。对照组男29例， 女22例；年龄34～75岁， 平均年龄（53.56±7.22）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符合疾病诊断标准[2]；血尿素氮≥28.6 mmol/L；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并批准；患者对本研究知情且同意。排除标准：严重出血或出血倾向者；重要脏器严重功能不全者；休克或收缩压

1. 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期间行常规护理， 包括心理干预、健康宣教、饮食护理、血管通道保护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预见性护理， 对患者血压、血糖、心率、脉搏等指标予以严密监测， 并密切关注患者肤色、意识及呼吸， 针对不同并发症采取针对性护理， 具体包括：①低血压、高血压：对患者干体重予以准确判断， 并合理设置超滤量， 防止过快、过多脱水；采用低温可调钠透析， 透析温度维持在35～36℃；治疗过程中应当合理使用降压、镇静药物， 透析后用药， 避免透析中进食。②低血糖：治疗期间对患者血糖进行严密监测，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合理选择透析液浓度， 在透析前30 min于透析液中加入葡萄糖；实施个性化饮食护理， 保证营养素供给， 并纠正患者不良饮食习惯；严格遵医嘱使用胰岛素， 并在透析结束前输注葡萄糖。③心律失常：治疗过程中注意倾听患者主诉， 若出现异常情况， 需降低血流量， 并给予吸氧；准备血管扩张剂及抗心律失常药物， 以便及时对症状予以控制。④肌肉痉挛：防止透析间期体重过多增长， 鼓励患者进行肌肉锻炼， 适当提高透析液钠浓度， 对低镁血症、低钾血症等及时纠正。⑤发热：严格遵循无菌操作， 加强透析液细菌监测， 对透析设备予以消毒、清洗。

1. 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治疗3个月后向患者发放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护理技术、健康宣教、并发症预防、人文关怀等， 满分100分， >80分为满意， 60～80分为一般，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为9.80%， 低于对照组的25.4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17， P

2.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94.12%， 高于对照组的80.3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0， P

3 讨论

篇（6）

[中图分类号] R6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8（c）-0039-02

血液透析疗法作为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常用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之一，它能清除体内的代谢产物、维持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常规的低通量血液透析主要以清除小分子毒素为主，但却无法有效清除体内的某些中大分子毒素，因此，临床中尿毒症患者常因血液透析导致体内尿毒症毒素潴留而引起中毒症状，严重影响其生存质量。本研究对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来本院就诊并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40例尿毒症患者给予临床分组治疗，以探讨不同血液透析方式与患者生存质量的相关性，为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及生存质量提供可靠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前来本院就诊并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40例尿毒症患者，按照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各20例。研究组患者中，男性12例，女性8例；年龄21～71岁，平均（52.47±0.79）岁。对照组中，男性13例，女性7例；年龄19～74岁，平均（52.63±0.67）岁。两组患者在例数、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研究组患者给予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进行治疗，采用德国Fresenius公司生产的型号为4008B的高通量聚砜膜透析器，将超滤系数调整至300.8 ml/（h·kPa），表面积为1.4 m2；血流量为300 ml/min；选用碳酸氢盐作为透析液，透析液流量为450 ml/min，每周透析2～3次，每次持续透析5 h，透析过程中使用肝素对患者实施抗凝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血液透析方式进行治疗，选用德国Fresenius公司生产的型号为F6的聚砚膜透析器，将超滤系数调整至68.4 ml/（h·kPa），表面积为1.4 m2；血流量为300 ml/min；选用碳酸氢盐作为透析液，透析液流量为450 ml/min，每周透析2～3次，每次持续透析5 h，透析过程中使用肝素对患者实施抗凝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8周后，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并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1-2]。

1.3 临床评价标准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生存质量测定简式量表（WHOQOL-BREF）对两组患者经血液透析治疗后的生存质量进行评价，此简式量表共有26个问题，涉及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等评分，每题按照1～5分的评分标准，分数越高则生存质量越好[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研究组患者经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治疗后，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关系以及环境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尿毒症的发病原因为患者体内肾功能衰退导致多种毒素无法排出体外，长期存在于身体中，是人体中新陈代谢及相关功能出现紊乱而引起的一种综合症状，目前临床主要治疗方法为血液透析[4-5]。临床研究表明，常规血液透析治疗措施不能够完全对患者体内大、中分子物质进行清除，因此患者体内易出现由于淀粉样变引起的各类相关并发症，如皮肤瘙痒、营养不良、胸腔积液以及腹水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5-7]。高通量血液透析的临床治疗机制为利用高通量血液滤器对患者实施常规血液透析治疗措施，使用对水和溶质通透性较高的透析膜进行透析治疗，透析膜表面具有疏水性，能够有效吸附血液中蛋白质，且未引起任何化学反应，可对患者体内大、中分子毒素物质进行有效清除，能够达到高效的血液透析效果，较好地对患者残余肾功能进行保护，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8]。

综上所述，对尿毒症患者进行临床血液透析治疗时，选用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能够达到更为有效的治疗效果，显著提高患者治疗后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安书强，杨倩，史长生，等.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滤过改善尿毒症并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J].临床误诊误治，2013，26（2）：89-93.

[2] 陈锟.血液透析结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脑病临床观察[J].当代医学，2013，19（3）：37.

[3] 李建英，黄燕林，滕艳娟.运动疗法在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进展[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3，26（1）： 25-26.

[4] 罗玲，雷延兰.心理干预对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期护理的效果研究[J].重庆医学，2013，42（5）：593-594.

[5] 王超.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2012，7（36）：97-98.

[6] 肖伟，黄卫民，田亚非，等.夜间长时间血液透析尿毒症患者营养状况的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3，10（1）：62-64.

篇（7）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入终末期肾衰竭的老年患者越来越多，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老年人比例也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老年人存在着与年龄相关的生理特殊性，从而增加了透析治疗的困难。笔者通过对321例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临床资料的总结分析，提出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治疗中常见并发症的防治与相应的护理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0年1月～2006年5月，共有794例患者在本院接受常规血液透析治疗，其中老年人（≥60岁）321例（占40.4%）。321例中男186例，女135例。年龄60～94岁，平均（67.5±5.0）岁。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119例（占37.2%），高血压肾病85例（占26.5%），糖尿病肾病70例（占21.6%），梗阻性肾病15例（占4.7%），多囊肾8例（占2.5%），痛风肾7例（占2.1%），其它病因17例（占5.3%）。

1.2 方法 采用意大利金宝AK-95及日本日机装DBB-26型血液透析机。患者透析初期行颈内静脉或股静脉置管，4～6周待内瘘成熟后使用动静脉瘘透析。每周透析2～3次，每次4～4.5h，血流量200～250ml.min，每次脱水0～4.5kg，均采用碳酸氢盐透析。

2 结果

321例老年患者透析1～96个月，平均50.5个月，转归中改腹膜透析8例，放弃透析11例。患者 在透析中可能发生的并发症有低血压、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绞痛、低血糖、尿毒症脑病、消化道出血、脑溢血、心肌梗死等。

3 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前，70岁以上老年人曾作为血液透析的相对禁忌证。随着透析技术的提高，现在高龄已不再是透析的禁忌证。我院2000年前老年血液透析患者（≥60岁）占透析患者总数的19.l%，2006年上升至40.45%，年龄最大为94岁。经血液透析治疗的终末期肾病老年患者存活率及生活质量均明显提高，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3.1 血管通路 老年患者多有动脉硬化及静脉纤细、短缺、闭塞的病理特点，手术失败率高。本组8例患者因多次动静脉内瘘阻塞，自身血管无法再利用改腹膜透析;1例因上肢血管无法利用，选择人造血管搭桥建立内瘘，现已成功使用19个月;2例实施锁骨下静脉永久置管术。为减少内瘘阻塞，内瘘术后要严密监测血管杂音及震颤，发现血栓形成及时处理。早期内瘘血栓常发生于手术24h内，主要原因是吻合的血管扭曲成死角，包扎压迫、吻合手术中损伤血管导致水肿，吻合口过小，动静脉剥离不干净或动脉痉挛，亦可见于低血压及高凝状态。措施:及时发现，立即处理，再次手术吻合，改正吻合技术，注意保温及维持血压，有高凝状态者术后给予抗凝治疗。晚期内瘘栓塞常见于早期使用尚未成熟的动静脉内瘘、穿刺和压迫止血不当、低血压和血液过于粘稠。防护措施:①严格掌握内瘘使用时间，一般内瘘成熟于术后3～4周。②要正确操作和注意内瘘护理。老年患者血管条件差、血管脆弱，首次使用要选择有经验的护士穿刺，拔针时在皮肤穿刺部位和血管穿刺孔处准确压迫止血，压力为40mmHg左右，达到在血流不间断的止血部位可以感到波动的程度。动脉止血时间15min，静脉止血时间为10min，确认止血后再用弹力绷带持续压迫止血，定期更换穿刺部位。此外，高超的穿刺技术和精心的护理是内瘘长期通畅的保证。③及时纠正低血压和血液粘稠。老年患者透析过程中较年轻人更易出现低血压，特别是循环系统不稳定的重症患者，由于出入量平衡变化更易致低血压。如果发现血压低，一边探察其原因，一边连续测定血压，持续观察循环状态;同时减小超滤速度和血流量，必要时可以输液，如不见好转，报告医师，请求处理。指导患者限制饮水和盐分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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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心血管并发症 大多数老年终末期肾病患者在进入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前即有明显的心血管系统损伤，血液透析中更易出现心血管并发症，这是本组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

3.2.1 低血压 血液透析过程中，老年人较年轻人更易出现低血压，且症状更为严重。因老年人往往合并左心室肥厚、心肌供血不足等，导致老年患者心脏储备功能低下。当周围血管阻力降低时，心排血量不能相应提高，血管硬化，血容量相应不足，允许血压波动的范围小，血管充盈差。为防止老年患者血透过程中血压下降，我们采取以下措施:①控制超滤速度（

3.2.2 高血压 高血压是血透患者心血管疾病主要的但是可逆的危险因子。对于老年透析人群，血压 控制在140.90mmHg以下可能引起低血压或心肌低灌注，所以

3.2.3 心力衰竭、心绞痛及心律失常 在透析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老年患者的心血管并发症明显多于青壮年组，包括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及心绞痛等［2［ ，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其中心力衰竭主要与高血压、左心室肥厚以及透析不充分等因素有关;而心律失常及心绞痛的发生主要与超滤脱水引起的低血压有关。对于以上情况我们在药物控制高血压的基础上采取个体化透析，即增加透析频率，限制每次超滤量;或采用对血液动力学影响小的血液透析滤过模式（HDF），提高血液透析质量;必要时输血纠正贫血。

3.3 心理状况分析及护理 尿毒症患者普遍存在着心理障碍，抑郁症发生率较高。一部分老年患者因丧偶、经济负担重等原因更易产生悲观情绪，导致不配合治疗，增加了透析并发症的发生。临床中，我们首先争取其家庭配合，同时多与患者交流，努力提高其对血液透析的认识，鼓励患者树立信心，鼓励其适当活动，适当参加体育锻炼。 尽管改善老年维持性血透患者的预后需要多方位的治疗，但可以肯定的是，早期预防其并发症的发生是显著改善患者长期预后的唯一方法。

篇（8）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6-0356-01

代谢综合征（MS）是一种多种心血管疾病以及内分泌疾病的高危因素在同一个体内聚集的病理性过程，其发生机制十分复杂，目前尚未完全清楚，且没有单一的特效药物能够预防及治疗[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13亿人口中约有6500万肥胖患者，成人超重率约为23%，超重总人数达到2亿[2]。血脂高、血糖高等症状是困扰肥胖患者的重要因素。对此，应该注意加强对患者的治疗。本研究中对比了两种治疗方法，即中药组方和氟伐他汀对代谢综合征（MS）高血脂患者血脂水平的影响，现将具体的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了2008年7月至2012年7月入住我院的100例代谢综合征（MS）高血脂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61例，女39例；年龄25～77岁，平均（52.20±5.52）岁；将本组患者按照抽签法随机地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种在一般资料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MS诊断标准。中国糖尿病学会（CDS）关于MS的临床诊断标准，具体包括如下内容[3]：①超重或者肥胖者，BMI在25.0kg/m2以上；②高血糖患者，空腹血糖在6.1mmol/L以上者；③高血压患者，DBP/SBP在140/90mmHg以上；④血脂水平紊乱者，TG在1.7mmol/L者，HDL-C

1.3 排除标准。主要包括[4]：①对氟伐他汀药物过敏者；②排除妊娠期或者哺乳期妇女；③近期出现各种感染以及介入手术治疗者；④急性心脑血管、肿瘤、创伤、贫血以及肺肝肾等系统严重疾病患者；⑤不能自愿参与本试验者。

1.4 治疗方法。

1.4.1 对照组。本组男性患者数29例，女性患者数为21例。服用氟伐他汀药物，40mg，po，qn。

1.4.2 观察组。本组男性患者数32例，女性患者数为18例。服用中药组方：半夏、天麻、枳实、泽泻及菜菔子各10g，白术、生首乌及绞股蓝各为12g，胆星6g，苍术、丹参及荷叶各为15g。上述中药组方用水煎服，每日一剂，采用口服方式。

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可使用磺脲类降糖药物以及非利尿剂类降压药物，以避免使用可能对代谢产生干扰的其他降脂以及减肥类药物等。总治疗疗程为12wk，每4wk对肝功能以及肾功能各复查一次，若出现AST或者ALT水平上升超过正常范围的1.5倍，应退出研究。治疗过程中保持相对恒定的饮食以及运动量，使得患者的体质量不受非观察药物的影响等。

1.5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糖（FPG）、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以及体重指数（BMI）等指标。

1.6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加以统计及分析，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进行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的形式进行表示，采用卡方检验；P

2 结果

本研究结果见下表1。由下表可知，对照组与观察组治疗前后FPG、TC、TG、HDL-C、LDL-C及BMI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中医认为，MS的病因为过食肥甘厚味，素体肥胖，少动或情志失调，病位在肝脾。肝失疏泄，脾失健运，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脾不散精，物不归正化则为痰、为湿、为浊、为脂，郁热、痰浊、瘀血内蕴是其核心病机。清热泄浊健脾是其主要治法。高脂血症为脾失健运，中焦气机失调，痰弊内生，流住经络，渗入血中所致。痰浊混杂血中，阻滞气机运行，日久导致血瘀。观察组所用中药组方中用荷叶、泽泻清暑利湿、升阳止血。本研究主要观察指标为：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糖（FPG）、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以及体重指数（BMI）等指标。结果表明：对照组与观察组治疗前后FPG、TC、TG、HDL-C、LDL-C及BMI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篇（9）

[中图分类号] R5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1（b）-0067-05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and adiponectin in the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IAN Feng ZHENG Zhigang ZHENG Zhongping GUO Xinghua GUO F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CIMT） in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adiponectin （APN） and CIMT. Methods The patient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level of serum uric acid and ultrasound of liver.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UA+NAFLD group， n = 60）， simple hyperuricemia group （HUA group， n = 60）， and normal group （control group， n = 55）. The serum levels of fasting insulin， blood lipid， uric acid （UA）， APN， CRP and CIMT were detected. Waist-hip-ratio （WHR），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result of carotid artery thickness （CIMT） in HUA+NAFLD group was （0.97±0.35） m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The value of APN in HUA+NAFLD group [（8.40±1.85）mg/dL]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2.58±1.22） mg/dL] （P < 0.01）. CIMT， CRP， APN and age， blood pressure， blood fat， BMI， WHR， HOMA-IR， uric acid （UA） were taken straight line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IMT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BP， WHR， BMI， HOMA-IR， TC， TG， LDL-C， CRP， etc （P < 0.05 or P < 0.01）， but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HDL-C and APN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here are more prone to atherosclerosis disease in the hyperuricemia with NAFLD than the simple hyperuricemia individuals.

[Key words] Hyperuricemia；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Adiponectin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常与高血压、高脂血症、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肥胖、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等代谢性心血管危险因素伴发，使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大为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作为一种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因素所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主要特征的肝脏病变，其发病机制与IR为基础的代谢综合征（metabolism system，MS）各相关成分关系密切[1]。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NAFLD作为MS的肝脏表现已成为我国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流行病学资料显示：中国成人NAFLD患病率为20%～33%，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和肝硬化分别占10%～20%和2%～3%；而高脂血症患者NAFLD患病率分别为28%～55%和27%～92%[2-3]。HUA及NAFLD二者同时存在对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否较单纯HUA更为明显，目前临床缺乏相应研究。而脂联素（adiponectin，APN）作为脂肪细胞特异分泌的细胞因子，其基因位置位于染色体3q27，正是MS的易感基因所在区域。该基因的多态性不仅与MS的各种特征相关，而且与胰岛B细胞的功能有关[4]。在近年的研究中APN被证实：它是一种同时具有抗炎、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及心血管保护作用的脂肪细胞因子[5]。以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作为衡量动脉粥样硬化靶器官损害，已被公认为反映亚临床动脉硬化的客观指标[6]，可作为评估大血管病变存在与否的早期指标。本研究旨在明确HUA及NAFLD对大血管病变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盐港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体检人群175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实验分为以下三组：HUA合并NAFLD组（HUA+NAFLD组，60例），单纯HUA组（HUA组，60例），健康对照组（55例）。具体如下：高尿酸血症（HUA）诊断标准按2009年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合并心血管疾病诊治建议专家共识》：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性高于420 μmol/L（7 mg/dL），女性高于357 μmol/L（6 mg/dL），即可诊断为HUA。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依据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在2006年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肝诊断标准》[2]。凡具备下列第l～5项和第6或第7项中任何一项者即可诊断为NAFLD：①无饮酒史或饮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小于140 g，女性每周小于70 g；②除外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③除原发疾病临床表现外，可有乏力、消化不良、肝区隐痛、肝脾肿大等非特异性症状及体征；④可有体重超重和（或）内脏性肥胖、空腹血糖增高、血脂紊乱、高血压等MS相关组分；⑤血清转氨酶和γ谷氨酰转肽酶水平可有轻至中度增高（小于5倍正常值上限），通常以谷丙转移酶（ALT）增高为主；⑥肝脏影像学表现符合弥漫性脂肪肝的影像学诊断标准；⑦肝活体组织检查组织学改变符合脂肪性肝病的病理学诊断标准。排除以下因素：有不稳定心绞痛，或曾有明确冠心病发作病史者；有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或）肾功能不全者；检查前3 d连续进食高嘌呤食物，如：肉类、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等；检查前1 d，过量饮酒（啤酒、白酒）及剧烈体育锻炼者；近期连续服用普萘洛尔、硝苯地平、噻嗪类利尿剂、复方降压片、小剂量阿司匹林、吡嗪酰胺片等影响尿酸排泄药物者；及有长期饮酒史或饮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140 g，女性每周≥70 g；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严重的心衰、肾衰、感染、发热、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肝功能指标≥正常上限的2倍。HUA合并NAFLD组患者60例，其中男31例，女29例，平均年龄（58.5±7.6）岁。单纯HUA组患者60例，其中男33例，女17例，平均年龄（56.4±8.4）岁。诊断符合上述《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合并心血管疾病诊治建议专家共识》中诊断标准。以同期来我院接受体检的55例健康者，其中男32例，女23例，平均（54.3±6.5）岁，为对照组；以上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本次研究的175例对象，在接受本院检查或者是入院时均进行了身高、体重和血压测定，血压由专人、专血压器测量，取坐位测量的3次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的均值。所有受试者均禁食8 h，次晨空腹采静脉血检测血浆脂联素（APN）、C反应蛋白（CRP）、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醇（TC）等指标。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计算公式：HOMA-IR=FPG×Fins/22.5。

1.2.2 脂联素水平的测定 脂联素采用ELISA测定（试剂盒由上海沪尚公司提供），板内变异系数

1.2.3 颈动脉血管多普勒彩超检查 由专人操作，应用德国SIEMENS多功能彩超诊断仪。探头频率为7.5～11.0 MHz，分别测量左颈动脉、右颈总动脉远端分叉1 cm处、颈内动脉起始端、颈动脉窦部3个点的内膜中层厚度（IMT）。两侧共6点值，然后取平均值。因后壁显示最清晰，故以后壁IMT为标准。

1.2.4 B超诊断脂肪肝 具体标准为，肝区近场弥漫性高回声，回声强度高于脾脏和肾脏，少数表现为灶性高回声；远场回声衰弱，光点稀疏；肝内管道结构显示不清；肝脏轻度或中度肿大，肝前缘变钝（由专人操作）。

1.2.5 其他研究指标 腰臀围测量方法为：受试者直立，两脚分开30～40 cm，用一根没有弹性、最小刻度为1 mm的软尺放在右侧腋中线胯骨上缘与第十二肋骨下缘连线的中点（通常是腰部的天然最窄部位），沿水平方向围绕腹部1周，紧贴而不压迫皮肤，在正常呼气末测量腰围的长度；臀围测量是臀部的最宽处。计算腰臀比值（WHR），WHR=腰围/臀围。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非正态分布数据经对数转换为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临床资料比较

三组间性别、年龄、舒张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三组临床资料比较

2.2 三组其他临床指标情况比较

HUA+NAFLD组及HUA组收缩压、BMI、WHR、HOMA-IR、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BMI及CRP指标，HUA+NAFLD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2。

2.3 三组血脂情况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HUA+NAFLD组与HUA组的TG、TC、LDL-C升高，HDL-C 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NAFLD组与HUA组相比，TG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C、LDL-C、HDL-C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3 三组血脂情况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HUA组比较，P < 0.05；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4 三组APN、CIMT比较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比较结果显示：HUA+NAFLD组与HUA组中CIMT，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APN比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PN在HUA+NAFLD组及HUA组中下降（P < 0.05），其中，HUA+NAFLD组下降尤为明显（P < 0.01）。见表4。

表4 三组APN、CIMT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APN：脂联素；CIMT：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2.5 C-IMT与APN、CRP等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对HUA+NAFLD组及HUA组中CIMT、CRP、APN分别进行年龄、血压、血脂、BMI、WHR、HOMA-IR、尿酸（UA）等直线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RP和C-IMT、腰围、腰臀比、TG、HOMA-IR呈正相关（P < 0.05或P < 0.01），与APN水平呈负相关（P < 0.01），CIMT与SBP、WHR、BMI、HOMA-IR、血脂、CRP、UA等指标呈正相关（P < 0.05或P < 0.01），与APN呈负相关（P < 0.05）。APN与腰臀比、HOMA-IR、CRP、C-IMT、UA呈负相关（P < 0.05或P < 0.01），与HDL-C呈正相关（P < 0.05）；与其他的因素均没有相关性（P > 0.05）。详见表5～7。

3 讨论

研究表明：在高尿酸血症人群中，存在许多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高甘油三酯血症、高血压等[7]。一项覆盖1600人的横断面调查中显示：在有代谢性危险因素的中国人群中，男性、女性的HUA患病率分别为20.58%和30.55%；而在HUA个体中，同时合并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及高血压等3种以上代谢危险因素者，男、女比例分别高达76.92%和67.64%[8]，其中，约80%的HUA患者合并高血压，合并超重或肥胖为50%～70%，高脂血症则为67%以上。HUA通过与经典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或独立作用，参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对高尿酸血症进行早期干预，可能会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产生积极的影响。对5929例25～74岁研究对象平均随访16.4年的NHANESⅠ研究结果显示：1593例死亡中，无论是男性、女性、白人还是黑人，其血UA水平与心血管病病死率呈正相关，其中731例（45.9%）归因于心血管疾病；血尿酸每升高59.48 μmol/L，因缺血性心肌病死亡的心血管病危险比率男性为1.09，女性为1.26[9]。本研究观察到：与正常人群相比，无论是否存在NAFLD情况，HUA个体的CIMT均有明显增加（P < 0.05）。进一步验证并提示：HUA个体存在更为明显的动脉粥样硬化趋势，CVD风险更为突出。这种风险与脂代谢异常、胰岛素抵抗、腹型肥胖及血压都有明显相关。

NAFLD是指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导致NAFLD的原因不包括酒精和其他明确病毒感染等因素。作为非感染性因素所致的慢性肝脏疾病，NAFLD目前被认为是MS在肝脏的表现。根据病理和临床表型情况，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类型可以分为单纯性脂肪肝（SFL）、NASH和NASH相关性肝硬化。目前，关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病原因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说法。关于其发病机制的“二次打击”学说，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其中，第1次打击主要是由于IR引起的TG沉积；第2次打击主要是由于氧化应激，导致炎症的发生[10]。NAFLD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IR，使得TG过度沉积，同时合并糖原合成异常，造成内脏，尤其是肝脏内细胞TG异常堆积。存在HUA等代谢危险因素的个体，因IR的病理机制，造成机体对胰岛素的生理效应不敏感，脂代谢途径异常并同时合并脂质过氧化，造成肝脏在IR情况下更易出现肝脏氧化应激损伤[11]。HUA等代谢综合征人群中的高胰岛素血症及内脏型肥胖，目很多学者认为：IR应该是NAFLD形成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特别是：肝源性IR也被认为是NAFLD的发病关键因素[12]。IR使胰岛素抑制脂肪酶的活性下降，外周脂肪组织分解增多，游离脂肪酸（FFA）水解增高，大量的FFA更容易通过门静脉系统进入肝脏，使肝脏对FFA氧化和利用不足，从而脂化形成TG增加，而肝细胞内脂肪运出肝的能力受限，使肝细胞内脂肪堆积形成脂肪肝。NAFLD本身也加重IR。本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出：HUA同时合并NAFLD的人群，其IR程度更为突出，中心性肥胖更为明显，以血压、血脂为临床表象的代谢异常也较正常人群及单纯HUA者更为典型。其颈动脉为代表的血管硬化及内膜增厚等血管损害表现也非常明显。

NASH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已被证实与炎性物质及脂肪产生的激素相关[13]。脂肪组织产生的激素，特别是：APN有独立的心血管疾病相关性，并具有明确的抗炎，抗AS作用。在肥胖合并NAFLD患者中，APN水平比单纯肥胖者降低，提示APN除了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肌肉对脂肪酸的摄取及代谢，降低肌肉、肝脏、循环血液中FFA及TG浓度，从而解除高脂血症所引起IR。同时，APN也直接作用于肝组织，抑制葡萄糖的生产和防止脂质堆积，并通过抑制单核细胞的前体细胞增殖及成熟巨噬细胞的功能而抑制TNF-α基因表达，最终对炎症反应起负调节作用，从而有助于血管受损部位内皮细胞的恢复，对心血管系统起间接保护作用[14]。近期研究中，APN水平降低与转氨酶和α-GT水平增加相关，提示：APN除了上述作用外，还可能在维持肝细胞功能完整性方面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在本项研究中，APN在NAFLD组及HUA组中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下降（P < 0.05），且直线回归分析显示：APN浓度变化与CIMT负相关，也进一步揭示：在HUA及NAFLD等代谢组分明显异常的个体中，APN的浓度降低参与、促进了这类患者的大血管病变进展过程。

总之，HUA合并 NAFLD流行病学形势严峻；与单纯性HUA比较，合并NAFLD的IR更为明显，大血管病变风险更为突出。因此，加强对HUA伴NAFLD患者脂肪肝的综合防治与早期检测CIMT、APN及CRP等非常重要。本研究结果表明：首先，HUA并非NAFLD者，CIMT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相对于正常人群，这两类患者的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更为明显。另外，血脂代谢异常及中心性肥胖等代谢危险因素的存在与否，是NAFLD及HUA者存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增加的重要相关介质。因此，通过本研究可以证明在HUA并NAFLD的患者中，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为增加。同时，本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研究数据所表明的：NAFLD是MS在肝脏中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此项研究结果显示：以超声检查评估NAFLD患者的影像学表现，与其颈动脉内膜厚度增加平行性良好，并与HUA及NAFLD组患者的临床MS表型吻合。因此，早期对HUA及NAFLD等CVD高危人群进行CIMT及超声检查，具有良好的临床实践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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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argher G，Bertolini L. Prevalenc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mong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J]. Diabet Care，2007，30：1212-1218.

[12] Angulo P，Alba LM，Petrovic LM. Leptin，insulin resistance，and liver fibrosis in huma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J]. Hepatol，2004，41：943-949.

篇（10）

(一)一个核心

所谓一个核心,是指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所有问题的圆心,也就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在现代政治哲学理论中,关于核心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观点,将范围缩小至汉语学界,关于核心问题的意见有两种:第一种,对于政治哲学研究,当其归属于汉语学界时,尽管政治哲学问题的分歧非常多,但是核心问题却是确定的,核心问题是指“社会正义”;第二种,此种意见否定了第一种意见,研究者认为,“社会正义”的概念是十分抽象的,对于“社会正义”的解说,不同政治派别的哲学家给出的解说是不同的,进而在意识上形成对峙性,基于此,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用“历史与自由的紧张”来表述。从合理性上来看,第二种意见所具备的合理性更高,由此,在政治哲学中,一个核心就是第二种观点的表述。

(二)双线对举

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对政治哲学进行阐述时,着眼点为独特的问题。政治哲学之所以具备“现代”属性,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来决定的:第一,在当代社会中,政治哲学研究的背景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不相同的;第二,在进行问题论述时,政治哲学所具备的方法预设发生了改变;第三,对于当前的政治,政治哲学对其影响方式发生了改变。在现代政治哲学中,问题的讨论都是对举进行的,比如公共与私人问题的讨论、压迫与解放问题的讨论等,实际上,对举讨论方式的本质是二元思维方式,二元思维方式是近代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对于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多重衍生

在现代政治哲学中,涉及到很多的学科,这些学科会产生边际效应,而多重衍生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哲学问题研究的,同时,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整个政治过程中会具有多种互动,这也是多重衍生的一个方面。对于多重衍生问题,所涉及的政治哲学研究问题领域比较多,而且,这些问题是在人们的生活中经常被发现的,具备极高的熟知度。

二、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

(一)西方政治哲学理论

我国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首要的思想资源就是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而且,此种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还具备规范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在进行政治思想的研究时,通常不会直接将其表达出来,而是将其隐藏在某种政治时事的舆论中,不过,在西方的政治思想研究中,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成就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都是直接的表述出来,另外,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所具备的“现代”非常的独特,与现代国家的社会结构非常的适应,因此,在一些后发展的现代国家中,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有着极强的制约作用。由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研究开始的比较早,而且也比较成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就等同于“现代的”,因此,我国的现代政治哲学在进行研究时,就必须要参考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由此,也使得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成为首要的思想资源。

(二)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

在当今的政治哲学研究中,中国古典的传统政治哲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第一方面,在汉语文化语境中,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会受到传统政治思维非常大的影响,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中,典范性、系统性都比较强,如果以现代的视野来看的话,这传统政治思维的典范性等方面并不怎么强,然而,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这种影响是无法忽视的;第二方面,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当中,其政治思维、政治神经、行动方式都受到中国古典传统政治哲学的影响比较大,再加上这种影响具备长期性,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必要受到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响,另外,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比较现实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传统政治形态的转化,在实现现代政治形态转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政治哲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从而有效地发挥中国古典传统政治哲学的积极作用;第三方面,中国古典传统政治哲学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我国在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进行理解时,传统的政治哲学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物,通过传统政治哲学的对比,就可以明确政治哲学基本理念的排出与接受的种类,划出明确的范围。

篇（11）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