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方法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博弈论的方法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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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光纤通信、云计算、多媒体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社交网络平台的普及和应用，已经诞生了QQ、微信、微博、BBS、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这些社交服务采用了SNS模式，可以为人们提供交友、购物、学习等多种服务，扩大了人们生活交际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1]。社交网络发展过程中，访问控制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论文基于笔者多年的研究，详细地分析了社交网络应用发展过程，探讨了基于博弈论的社交网络访问控制应用设计功能，构建完善的用户信任机制、损益机制和病毒防御机制，能够提高社交网络访问控制能力和成效。

2、社交网络应用分析

随着Web2.0的诞生，人们社交服务采用的SNS平台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以人为本，具有真实化、个性化、互动性等多种特征，目前已经诞生了多种SNS网站，比如LinkedIn、微博、BBS等[2]。具体的社交网络应用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型SNS平台。高校SNS平台发展起步较早，一直走在社交网络的前言，目前常用的高校社交网络平台为人人网、BBS、Facebook等，扩展了高校学生交友、学习、就业渠道，丰富高校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2）商务型SNS平台。商务交往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商务活动是企业推广产品、市场营销的重要任务，构建商务型SNS平台，可以为企业构建商务圈，为企业发展提供合作交流、洽谈渠道，目前最为常用的商务SNS平台为LinkedIn，该平台拥有将近7500万家企业入住，涉及电商、旅游、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

目前，随着SNS服务平台引入更加先进的推广技术，社交网络在各个领域如雨后春笋，诞生了饭否、美团、占座等多个平台，覆盖了人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人们生活信息化、便捷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3、博弈论在社交网络访问控制中的应用设计

3.1构建完善的用户信任机制

目前，许多网络构建信任机制常用的方法是根据网络节点操作记录，判定使用主体可信度[3]。社交网络用户信任可以利用博弈论的网络节点信任数值计算方法，确定用户的信任度，计算过程中利用的数据包括用户注册时间、发帖数量和朋友圈人数等，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1）用户驱动方法。用户驱动方法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朋友圈确定用户信任度，比如用户和朋友圈的许多人都拥有一个共同好友，则该好友的可信度就判定为较高，比较符合用户的实际情况，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2）机器驱动方法。机器驱动方法可以通过SNS平台的发现机制、推荐机制进行执行，平台可以搜集用户的详细信息，利用用户的浏览记录、消费记录等行为，统计计算用户的信任值，可以迅速、客观、简单地分类用户，具有自动推荐等特点。

（3）混合驱动方法。混合驱动方法在集成用户驱动、机器驱动等方法的优点，自动计算和确定用户信任度，为用户推荐朋友圈，并且通过用户判定之后方可建立信任机制，提高了信任可识别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3.2构建用户损益机制

社交网络用户损益是通过朋友圈人数进行确定的，朋友圈人数越多，收益越大，朋友圈人数越少，损失就越大。但是，用户朋友越多，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的概率就变大，为用户信息带来了较大的风险。构建用户损益机制，可以防止网络欺骗，鼓励用户之间真诚交流。基于博弈论的用户损益机制包括欺骗与非欺骗服务、诚实与拒绝服务等博弈策略。如果用户认为来访人员带来的损失超过收益，存在欺骗访问行为，可以通过网络将举报信息发送至服务器或管理员处，通过监管对访问人员进行惩罚；当系统认为收益超过损失，判定为诚实访问，将其列入到用户的朋友圈，扩展用户的朋友圈人数，提升用户收益。基于博弈论的用户损益机制可以较为准确地识别欺骗访问、诚实访问，强化欺骗访问的处罚力度，促使用户不能使用社交网络实施欺骗行为，减少欺骗用户数量，提高诚实访问用户数量，促进社交网络能够健康运行和发展。

3.3构建网络病毒防御机制

随着社交网络服务平台的普及，其在为人们带来高质量、信息化生活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潜在的安全威胁，造成人们的信息丢失，进而钱财、生命安全受到侵害，严重的损害了社交网络正常运行和发展。基于博弈论的网络病毒防御机制可以将用户进行分类，分别是合法用户、攻击威胁用户，这两种用户属于非合作性质的博弈，一方的损失必然伴随一方的获利，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两者之间的损失和收益是不对等的，并且博弈策略偏向维护合法用户，也就是收益时对合法用户影响较大，损失时对攻击威胁用户影响较大，这种策略可以阻止网络攻击，降低病毒对社交网络合法用户的侵害，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4、结束语

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快速诞生，社交网络保存了海量的用户信息，因此亟需提高访问控制管理水平，以便保证用户信息的安全性。论文基于博弈论设计了一种访问控制方法，可以构建用户信任机制、损益机制和病毒防御机制，更加符合人们参与社交网络的应用背景，提高人们社交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宪佳，马建峰，王一川，等.面向社交网络中多背景的信任评估模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5，49（4）：73-77.

[2]陈庆丽，张志勇，向菲，等.面向多媒体社交网络的访问控制模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6）：181-187.

[3]刘娜，叶春晓.线上社交网络访问控制模型综述[J].计算机系统应用，2014（5）：1-7.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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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什均衡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污水排放问题

博弈的分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参与人的多少，可将博弈分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参与人是否合作，可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结果的不同，又可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与变和博弈。一般地，将不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称为“非合作博弈”，与此相对，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称为“合作博弈”。“纳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解概念。政府应该怎样治理污水排放是当今一个热点，也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运用经济学上的监督博弈来处理。

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企业，政府的战略选择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战略选择是排污或不排污。假设A1是企业治理污水（不排污）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如果排污的话，则可以将A1据为所有；A2是政府检查所需成本；W是政府对企业排污所收取的罚款金额；G是企业排污所造成的污染而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假设W>A1，且W>A2+G，即政府对排污企业采取重罚措施。下表即为一个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得益矩阵。

在得益矩阵中，用p代表检查排污的概率，β代表企业排污的概率。给定p，政府检查（p=1）和不检查（p=0）的期望分别为：

E（1，β）=（W-A2-G）γ+（-A2）（1-β）=（W-G）β+A2

E（0，β）=-Bβ+0（1-β）=-Bβ

由E（1，β）=E（0，β），得β*=A2/W。可以采取两种举措：

采取重罚措施；即降低检查成本A2。另外，给定政府检查的概率θ，企业选择排污（β=1）和不排污（β=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1（p，1）=（A1-W）p+C1（1-p）=A1-W・p

E1（p，0）=0

由E1（P，1）=E（P，0）得P*=A1/G，即在现实经济中有许多企业和企业排污所取得的罚款金额W有关，对排污的惩罚越重，企业因排污所获得的生产成本越少，企业的排污概率就越小。

实际上，政府在治理企业排污的时候，应设法考虑收益权的收益问题。由于国民待遇的要求，不可能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罚款数量。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采用行政手段。

同时也要注意地方政府在治理污水中的角色。首先，地方政府的行为要受制于中央政府既定的制度。其次，地方政府亦可亲自组织创新或担当起制度创新的重任。最后，地方政府是制度的推行维护者，对违法排污者实施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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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1-0042-03

博弈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课之一，其应用前景非常广泛。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都活跃着与博弈论交叉的分支学科，为满足当代大学生对博弈论知识的需求，高校加强博弈论公选课建设迫在眉睫。鉴于此，笔者面向全校开设了“博弈论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博弈问题及其启示”两门通识选修课程。

一、博弈论公选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博弈论与经济学、管理学和数学等学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国内本科院校的博弈论课程主要面向经济、金融、管理或数学专业开设，教学的对象通常是本专业或本学科相关专业的学生，很少面向全校开设公选课，这主要缘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博弈理论的建立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国内高校博弈论课程开设时间最长的也不到十年，上述情况导致了课程建设的经验不足、水平不一。第二，研究博弈理论往往需要借助数学的方法，所以，博弈论课程的讲授与学习离不开数学工具和经济学知识，课程内容不得不受制于较高的知识门槛。因而，国内博弈论公选课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笔者在连续四个学期开设博弈论公选课后发现，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　学生问的差异较大

由于博弈论公选课面对的本科生纵跨二、三、四三个年级。横跨本校全部学科的所有专业，导致学生的认知平台和知识面存在较大差异，学习目的和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性，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方也存在较大差别。

2　理论学习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和数学基础

博弈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炼出个体最优决策问题后，利用数学模型对其进行描述，再运用数学工具对其理论进行研究。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B.Myerson)认为，“博弈论是对理人或决策者之间相互冲突及合作的数学模型进行的研究”。虽然博弈论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和较强的解释能力。但它的标准表达是函数形式和集合论形式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过程依赖于数学工具。所以，学习博弈论既要有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正因如此，学生在公选课中接触博弈论时会觉得比较抽象。

3　课程的知识容量受限

为了照顾学生差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会尽可能详细地为学生进行讲解，因而不得不压缩知识的容量，这导致了一部分经济学和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吃不饱”的问题。笔者尝试通过布置课后练习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许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是，有限的课余时间和较快的学习节奏限制了多数学生对公选课知识的进一步学习。

4　缺少合适的教材

缺少合适的教材也是博弈论公选课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博弈理论的应用性和公选课内容的时效性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教材的编写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发挥最大的功效，然而目前的教材往往只能体现前者却难以涵盖后者。

二、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的措施

1　抓住学生的共性

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问题的意愿，对社会热点问题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尤其在理解焦点问题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认知共性。因而应牢牢抓住这一共性，迎合学生在知识需求上的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特点，从当前丰富的信息资源中寻找承载博弈论知识的现实问题，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把丰田汽车赔偿、西南五省大旱、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2008股市大跌等现实热点都搬上了讲台。下面，笔者就通过教学实例进行说明。

在讲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的博弈承诺及其可信性概念时，笔者以制定《反国家分裂法》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由于祖国统一问题是所有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大学生也不例外，所以讲授过程非常顺利，以致学生在课后反馈中把这一案例列为讲授最成功的部分。接着，为了讲解如何应用可信承诺处理现实问题，笔者选择了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第四集中的一个视频片段，进一步强化了知识点。实践证明，人物生动的形象在给课堂增添活跃气氛的同时，也很好地承载了传递知识的作用，以缩影的形式把可信承诺的概念和应用可信承诺策略的方法植入了学生的头脑中。最后，笔者以拆迁补偿合同签订中的一种可信承诺策略为例，对本节课进行了总结，并请学生加以点评。由于拆迁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所以学生对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样，通过抓住学生的认知共性，展示了可信承诺策略在焦点问题上能够将劣势变为优势的强大作用，成功地引导学生了解并掌握了博弈承诺及其可信性概念。

2　增强主题的典型性和知识模块的简洁性

以经典博弈问题为主题有利于组织素材、选择教学内容；简洁地安排知识模块、弱化知识的层次性有利于照顾各类学生在知识面、综合能力和认知水平上的差异；少而精地选择课程内容有利于突出重点；多角度地反复讲解有利于降低知识门槛，提高学习的效果。

例如，在主题选择上，笔者以多数学生熟知的“囚徒困境”作为第一主题；以试验性强、易于展开的“理性基础和有限理性”作为第二主题；以现实性突出的“重复动态博弈”作为第三主题。由于“囚徒困境”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密不可分，所以第一主题既能让学生感受到博弈问题的趣味性和深刻性，又能激发他们对该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使他们逐渐认识到“理性人假设”所具有的超越现实、过于理想的特性，从而部分地为第二和第三主题做好铺垫。另外，有大量关于“囚徒困境”和理性问题的课外资料易于获得，这为学生在课程初期进行兴趣驱动的导读创造了条件。

在知识模块设置上，笔者采取“自成模块、减少关联”的策略。例如，针对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对称”主题，我们选择了以二手车市场为核心，构建了包含药品市场、电脑市场和就业市场等典型主题的知识模块。一方面，这些市场为学生所熟知，易于接受；另一方面，这些市场中包含着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因而通过对市场现象的自然描述完全可以弱化学生对经济学市场知识的依赖。为了弱化知识的层次性，突出重点内容，笔者舍弃了理论体系中的某些知识模块，例如“海萨尼转换”、“斯宾塞信号传递模型”和“斯蒂格利茨信息甄别模型”等。

3　重视案例应用，尤其应重视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关的案例

博弈论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声名显赫”，并且与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系密切。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曾涉足博弈论领域，在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中直接或间接做出过贡献。“名声在外”为博弈论公选课的开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课程的讲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正因如此，笔者才面向全校开设了博弈论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公选课。下面，以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为例，详细说明如何应用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关的案例以及这样做的优点。

纳什是博弈理论发展的划时代人物，纳什均衡是博弈论的核心概念，两者都是公选课中必须包含的内容。为此，笔者设计了以下三个环节：1)借助“囚徒困境”和“情侣博弈”讲授纳什均衡及其不唯一性；2)播放电影《美丽心灵》，并进行讨论和点评；3)布置以纳什为主题的案例设计作业，让同学在课堂上演讲。第一部分是讲解的重点，讲好纳什均衡意味着博弈论课程成功了一半。第二部分可以把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有效融合起来。《美丽心灵》不仅能让人体悟到学生心灵中因爱而生的温暖，还能给出人生原本就是一场博弈的警示，体现出“大人物小故事”的精髓。纵然纳什这样的天才也有无法摆脱的困境，何况他人?所以，在人生的博弈中，既要承认能力的差异，又要找寻属于自己的色彩。同时还应看到，纵然如纳什般为顽疾所缠都可以逐渐康复，何况其他挫折?所以，要以积极、乐观、健康的心态对待人生，要终身学习而不轻言放弃!第三部分是对学生的启发环节。该环节不仅要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还要通过为其提供上台演讲、展示成果的机会，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在设计案例时自学了有名的“智猪博弈”和“恋爱博弈”等经典模型，巩固了纳什均衡概念，还有学生甚至对纳什曾经设计过的一种“六连棋”博弈游戏(笔者对此也知之甚少)进行了分析。

4　重视学科交叉，尤其应重视学科交叉视阙下的学术前沿成果

博弈论已逐渐成为一门为诸多学科提供思维方法和分析技巧的学问，可以说，所有与生命有关的学科都蕴藏着博弈论的应用空间。在公选课中，应重视从学科交叉的视角供给知识，广泛培养各专业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例如，笔者选择生物演化理论和博弈论交叉所产生的演化博弈论作为知识模块，以人类社会的同性恋演化作为典型主题，挑选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案例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在演化博弈论的开创性著作《演化与博弈论》一书中，作者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MaynardSmith)用精妙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和丰富有趣的案例把博弈论的思想融入到生物演化中，推动了对“动物为什么如此”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动物群体行为演变的动力学机制。笔者首先以“哺乳动物一雄多雌”案例作为引导，简单介绍演化博弈论在性选择和性别比问题上的研究视角以及逻辑结构，然后立刻引出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有关性的问题――同性恋演化主题下的性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男男同性恋的存在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因为同性恋相比于异性恋而言成功繁殖后代的可能性太小，那么为什么同性恋的基因没有被淘汰?显然，这一问题接近现实热点，对学生极具诱惑力，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延伸性。为了讲解同性恋基因延续的演化博弈机制，笔者借助2010年2月24日美国心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萨摩亚岛上男男同性恋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最前沿的学术案例详细分析了“亲族选择”假说下的演化博弈机制。教学实践表明，通过这样的内容设计，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的学习兴趣都被调动起来，加深了他们对博弈论的理解，顺利实现了教学的目标。

5　重视开放性，尤其应重视教学信息交流反馈的开放性

信息交流有利于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内容，让有兴趣的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获得知识上的感悟和能力上的提升，并逐步脱颖而出。信息反馈有助于教师突出教学的亮点，发现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中加以改进。

教学实践中，笔者让学生通过电予邮件的形式反馈“课堂心得”，并要求他们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这次课对你影响最深或最成功的是哪部分?

(2)最失败或可有可无的又是哪部分?

(3)对本次课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这三个问题一方面可以督促学生对课堂内容加以回顾、梳理，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发现笔者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在交流和反馈中，许多同学都针对课程的内容、进程和教师的教学习惯、技能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这些批评和建议包括“讲课的速度有点偏快”、“思考时间较少”、“有些理论过于深奥”、“希望针对时事展开分析”、“希望多些互动”、“理论是需要加强的”等，当绝大多数学生赞成“少一点数学知识”并希望“讲得详细点”时，笔者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列出了几本偏重数学工具的参考书让那些“吃不饱”的学生自学。

学生给予的温馨鼓励也让笔者感觉“很给力”。例如，“本节课内容很充实，希望老师保持下去”、“老师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希望老师以后做得更好”等话语激励着笔者，使笔者能够维持浓厚的教学热情使其永不衰减，并且有信心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挑战自我的职业水平。

教学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教师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学生的需求，不断总结、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经验，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下一步的设想

笔者秉承“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希望博弈论公选课能为学生打开“半”扇窗，培养他们对博弈理论的兴趣，激发学生课后自主学习的潜能，做到既为学生提供基本知识，又帮助学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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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水资源已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流域范围内水资源利用的冲突，归根就是各利益主体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合作问题。解决流域环境问题冲突时，排污权分配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以多目标优化模型为技术手段，以达到流域全局最优策略；但各个主体的既得利益也不能忽视，如何通过谈判达到多赢效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博弈论也被广泛应用于流域内的排放、分配问题的研究。污水处理厂作为我国常见的排污个体，由于种种原因仍处粗放式管理，同一流域的污水处理厂，可能存在地域性的不公平，未能达到整体的最优化。本研究从这个角度切入，通过建立最优化-合作博弈模型，研究了同一流域内不同污水处理厂的排污量分配及利益分配方案，实现区域整体最优化，并通过利润再分配减少了各参与主体的成本。

1 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在控制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总量控制下的河流排污权分配，我国学者利用优化模型进行研究，如陈阳[1]等研究了一种基于相互补偿的协商分配模型。刘首文[2]等、黄国如[3]等以基本遗传算法求解多个排放口的最优化处理问题。王艳[4]运用最优控制原理与博弈论，研究了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区域间自愿合作协商促进机制。刘红刚[5]等采用合作博弈论方法，建立了在给定污染物总削减比例条件下各区域环境合作的博弈模型。在国外方面，Deininger[6]使用线性规划方法研究了在保证预设水质要求的条件下污染负荷的最优分布。Liebman和Lynn[7]、Shih[8]使用动态规划识别了污染负荷沿着一条河流的最优分布。Loucks等[9]建议对于同一类问题推广线性规划方法。Ecker[10]提出了一个几何规划模型，并用于在维持现状溶解氧水平的基础上优化河流污染负荷分配，以达到处理费用最小化。CardweIJ和Ellis[11]提出了一种最优化模型，用于在考虑参数不确定性和模型不确定性的清况下，进行多个点源的污染负荷分配。总体来说，国外对环境冲突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博弈论在国外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提出过包括流域污染微分博弈的旁支付方法、流域污染多阶段超级博弈模型等方法，几乎博弈论的每一个最新成果，在环境问题中都能找到应用实例。

2 区域污染物排放量最优化分配模型

2.1 问题提出

假设某一流域存在n个排污口，如n个污水处理厂。将每个排污口作为整个博弈系统的一个参与者，则所有的参与者形成一个集合I 。在给定集合I排放总量情况下，如何分配集合内部各参与者（排污口）之间污染物排放量，并尽可能使其节约成本。其中，不同的参与者用i（i =1， 2， ...， n）表示，其排放量用s表示，各排污口的处理率为η。

由于η为各排污口的处理率，因此可将ηi称为各个参与者（排污口）i的处理策略，将I=（n1，n2，...，nn）称为参与者的策略集。

通常，各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费用，也就是参与者i的成本可以用下式来表达：

区域内总排污成本为：

其中，M表示处理成本，η表示污水厂的处理率，q表示流量，a、b、c分别为参数，具体由于各地区不同工艺设备、成本控制、排污流量等因素而产生差异，需通过具体调查确定。对于同一污水处理厂，若当地管理者要求污染物削减量越大时，则要更大幅度地提高污染物的处理率，以达到更高的治理要求，则处理成本Mi越高。

一般来说，在形成合作联盟之前，各个参与者间无好的信息交流或合作协议，较为公正的排污分配方案是统一采用平均分摊法，例如，每个排污口都采取相同处理率。此时则有：

其中，上标N代表为非合作状态。式2-4即为采用平均分摊方案情况下的总成本。

平均分摊对于每个参加者来说或许是公平的，但这其实是因各参与者间缺乏信息共享、没有形成统一联盟，而形成一个整体高成本的Nash均衡的博弈结果，即所谓的“囚徒困境”。根据合作博弈理论，其结果必定符合Pareto最优，通过形成协议联盟进行合作，降低总体成本，获得额外利益，并进一步将收益公平合理分配，从而使各个参与者合作后的成本都低于合作前的成本，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当采取合作时，则总体成本存在最优化模型：

其中，约束条件（2-6）表示进行区域合作后的排污量必须到达规定排污量削减指标。约束条件（2-7）表示处理率的范围在0-1之间。

此外，根据合作博弈的定义，该联盟合作后的成本必须小于合作前各成员单干的成本，否则该联盟的形成就没有意义。因此还有下式成立：

2.2 优化模型解析解

3 合作博弈分配模型

3.1 优化模型存在问题

经过优化模型分配后的排放量，虽然在整体经济效益上最优的，但对于参与的各个成员来说，则未必最优。最优化的结果通常为大部分参与成员成本下降，某些参与成员反而成本上涨。因此对这些成员来说，他们没有真正参与合作的动机，联盟也就不能成立。因此，要保证联盟成立，统一优化过程可行，还需进一步对联盟得到的利润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使每个参与成员的成本在参与联盟后都比参与前有所降低，确保联盟合作的可行性。

在这个联盟中，Z（I）是所有参与者都参与的大联盟，同时，任意参与者都可能会形成一个子联盟，该子联盟是大联盟集合I的真子集。因此，若存在n个参与者，则共可以形成2n个子联盟。设某个参与者的子集合K形成的博弈联盟为Z（K）。

定义V为联盟所获得的收益，则V（I）为大联盟所获得的收益，V（K）为子联盟所获得的收益。用pi表示参与成员i从联盟最大收益值中V（I）应获得的利润，集合P=（p1，p2，…pi）称为该合作博弈的分配策略。根据合作博弈的定义，pi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整体合理性：

即每个参与者所分配到的额外收益，等于整个合作联盟比合作前增加的额外收益的总和。

（2）个体合理性：

即每个参与者参与联盟后得到的收益，应当高于他未参加合作时（即单干时）所获得的收益，否则该成员没有参与联盟的动机。

3.2 博弈模型的求解

因此，要对合作联盟得到的利润进行合理分配，就是要求解满足上述条件的pi的过程。合作博弈模型的求解方法比较多，本文主要选择Shapley值法与核心法，分别进行求解。

对于一个联盟来说满足式（3-1）及式（3-2）的分配方案有很多种，在一般情况下，或在强有力的约束协议下，只要满足上述两式条件的分配方案都可以被参与成员接受。但是如果联盟协议的约束力并不强，并假设所有参与者都追逐最大利益的情况下，则还要考虑子联盟的情况。若有数个参与者发现当他们组成一个小联盟后，获得的收益比参与大联盟时要更高，这样他们就不会参与大联盟，而形成收益更高的小联盟了，而大联盟也就随之不能成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联盟的分配必须保证每个成员的的收益都高于他任何可能参与的小联盟的收益，才能保证大联盟的稳定性。

由于核心是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的解集，因此理论上来说核心内的解才是最符合联盟收益最大化的。从满足整体合理性及个人合理性的角度来说，以核心作为分配策略才最为合理。但遗憾的是，由于要求过高，核心的解集往往是空集，从而大大限制了核心法的运用，因此只能寻求其他的妥协方法进行求解，从而求得到相对公平的分配策略。

Shapley值法是一个重要的求解方法之一，其可确保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其结果可能在核心集合内，也可能在核心集合外，但能保证存在唯一解。事实上，Shapley值法是对于该博弈联盟的每个参与者，考察其对所有可能存在的子联盟的贡献率及其概率大小，按照该贡献率给出参与者在联盟博弈中的一个分配方式。Shapley值由特征函数V确定，特征函数V即该联盟合作后获得的额外利润。由于当联盟中仅存在一人时，即相当于该参与者单干，因此他采取的策略仍为平均分摊法时的策略，即η。由此可知，当联盟K为单参与者i时，V（i）= 0。

综上所述，根据最优化结果得到的分配方案建立的博弈模型，是以求解分配方案P=（p1，p2，…pi）为目标。首先必须求得联盟的特征函数V，包括大联盟I的特征函数，以及所有子联盟K的特征函数。随后根据式（3-3）（3-4）（3-5），寻找该博弈模型的核心，看是否为空集。

一般情况下都采用Shapley值法进行求解博弈模型，因其是根据成员贡献来进行收益分配，且一定有解，解可能在核心集合内。Shapley值法可根据以下公式进行求解：

上式中，Pi即为Shapley值。|K|为博弈联盟K所含的元素个数，V（K）表示包含参与者i的联盟K的博弈特征函数，V（K＼i）表示在联盟K中，若将参与者i除去后，剩余参与者组成的博弈联盟的特征函数。

4 研究案例

4.1 案例现状及参数选取

本研究选用粤西阳春市漠阳江流域。参考《粤西水质保护规划》，根据不同规划年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的要求，综合考虑水污染源预测结果、污水处理厂建设规划现状、削减量，提出的漠阳江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方案中的重点规划项目，漠阳江上游的春湾污水处理厂于2010年新建，处理规模1.0万t/d，2020年将扩建至2.5万t/d；合水污水处理厂于2010年新建，处理规模1.0万t/d，2020年将扩建至1.5万t/d；春城污水处理厂与2010年扩建至规模4万t/d，2020年将扩建至8.0万t/d。本研究将采用以上污水处理厂2020年数据。

根据上级单位分配给阳春市的“十一五”COD排放总量，规划提出近年内COD目标总量控制方案，见下表。

表4-1 漠阳江阳春市流域COD总量控制目标

本研究采用2020年COD允许排放量数据进行计算。

此外，由2.1节可知，污水处理厂的处理率参数a、b、c，具体由于各地区不同工艺设备、成本控制、排污流量等因素而产生差异。根据文献调查，式（2-5）中的污水处理参数a=200，b=1000，c=0.8，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为650mg/L。

4.2 最优化方法求解排污量分配

根据上节，至2020年时三个污水处理厂运行规模，可以算出每个污水处理厂的平均排污流量（春湾污水处理厂为1，合水污水处理厂为2，春城污水处理厂为3，下同）及COD产生量。又根据表3-2，由于2020年该流域内COD允许排放量为6686t，因此总的COD处理率应至少达到0.77。在形成合作之前，为公平起见，每个污水处理厂都采取相同的处理效率，即都采取77%的削减率，这能达到管理者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式（2-1），各厂的成本分别为：

即，1号参与者采用0.56的处理率，2号参与者采用0.52的处理率，3号参与者采用0.88的处理率时，可以使总成本达到最小。相比起采用平均分摊法的策略，总体成本共节省了45.45万元。

但是如果直接采用这种方法的话，会使1号、2号参与者的成本有较大的降低，而使3号参与者的成本有较大的提升，这样3号参与者必定不会同意这种联盟的实现。因此，为了使得合作顺利实现，必须对合作带来的收益（即经集体规划后节省下来的资金）用合作博弈模型重新进行分配，使各个参与者在参加联盟后都有所收益，才能保证联盟的顺利进行，保证最优化分配的可行性。

4.3 合作博弈模型求解分配方案

5 结语

本论文对在同一流域的不同排污口之间的排污量最优化分配模型及成本分配的合作博弈模型上进行了研究。以同一流域内的不同排污口为基础，为改变平均分摊法导致成本较高的弊端，在达到管理者要求的处理率的前提下，以总体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了排污口处理率分配优化模型，并通过数学方法，求得了该二次规划问题的解析解。由于最优化的结果通常为大部分参与成员成本下降，而某些参与成员反而出现成本上涨，因此这些成员没有真正参与合作的动机，联盟也就不能成立。为保证联盟成立使得统一优化过程可行，通过建立合作博弈的模型，并使用核心解法及Shapley值法，进一步对联盟得到的额外收益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使得每个参与联盟成员的成本都比参与前降低。根据粤西漠阳江流域阳春市范围内的春湾、合水、春城三家污水处理厂，以当地管理者提出的COD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用合作实例用模型进行了验证分析。在满足COD最大允许排放量的情况下，通过组成统一联盟，进行处理率最优化，以及采用合作博弈进行收益分配后，春湾、合水、春城三家污水处理厂分别采用56%、52%及88%的处理率，取代之前的平均分摊法，使得处理成本分别比合作前降低了11.79、10.69及22.97万，分别占总成本比例的4.01%、5.56%和3.86%。可见，通过合作降低成本的做法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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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艳.流域水环境管理合作促进机制博弈分析[J].系统工程，2007，25（8）：54-57

[5] 刘红刚，陈新庚，彭晓春.基于合作博弈论的感潮河网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分配模型研究[J].生态环境学报，2011，20（3）：45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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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hih，C.S.. System optimization for river basin management[Jl. Journal of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Federation.1970.42： 1792

篇（5）

《寻找无双》说的是唐朝建元年间，一个叫王仙客的年轻人去长安市宣阳坊寻找表妹无双要娶她做老婆的故事。无双的模样他记不清了，王仙客和无双曾在宣阳坊一座用作道观的空房子住过，宣阳坊官吏王安、孙老板、侯老板、罗老板这些当年的邻居忘记了他也忘记了无双。罗老板等人说到二十年前鱼玄机在这里住过，不过鱼玄机早已死了。王仙客住在宣阳坊一家客栈里，弄个望远镜观察那个空院子。他对鱼玄机入了迷，找刽子手打听鱼玄机死时为啥骂，还到监狱厨房买了一份囚粮，忽又想起无双，做梦却梦见鱼玄机。他想起来鱼的使女叫彩萍，而无双的使女也叫彩萍，便找彩萍。长安市有六千个彩萍，找了一百多个都不是。人们的传言让王仙客怀疑是自己在牢里了鱼玄机过后又忘了。王仙客被撵走，去了宣阳坊，以拉皮条为生，遇一，摆好姿势他却无动于衷，忽然想她就是彩萍。回忆当年无双听说他家伙太大，逼使女彩萍先与他试水。便与彩萍回宣阳坊寻找无双。彩萍似乎就是无双，比较，宣阳坊的人既喜欢又反感。罗老板等人想揭发这个假无双。罗老板回想三年前政府车裂附逆分子，无双被捆在木桩上拍卖。又说无双病死了。王仙客请客讨无双消息，拿出大刀要割罗老板小脑袋，罗老板这才想起无双“去了掖庭宫”，是个宫女习礼的地方。他从身上扯出当年无双托他赠送给王仙客的汗巾。王仙客继续寻找无双。这已成为他的终身事业。小说最后一句话是：“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

李银河认为《寻找无双》写的是人们选择性记忆病，人们只愿意记住他们愿意记住的，遗忘了不愿意记住的。王小波说他写这篇小说是怀疑每个人都热爱智慧。其实王小波的小说较为混沌，非单一主题，《寻找无双》就写了人们肮脏的心理、卑下的人格、猪狗般的生活，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和敌意，写了人们非同党即奸党的思维方式，也写到了皇权的专制、残酷和腐败。如果说王小波小说有中心意图的话，他的小说是对权力和欲望的嘲弄，嘲弄中还有点儿自得其乐。

王小波的人物皆取俯视角度。作者俯视笔下所有人物包括小说叙述者“我”。他的人物是所谓的愚偶，一个个愣愣怔怔二二乎乎，似乎是精神痴呆症患者，有的简直是疯子。王小波更在意人物卑劣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吃喝拉撒性这些东西・这些人物浑浑噩噩，荒唐，窝囊，卑俗，丑陋，令人恶心。王仙客寻找无双要与之结婚，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他的所作所为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动和尊重。《红拂夜奔》中李靖设计长安城，求证毕达哥拉斯定理和费马大定理，将费马大定理写进春宫画小人书里，发明开平方机器，做出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但他似乎是个无情的人，他与皇帝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谈不上忠与奸，对红拂和情人李二娘也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谈不上爱。鱼玄机杀死使女主动投案自首，坐牢里长了阴虱，受刑时计较于自己的美丽与舒适，最后骂了一句操，也不会让读者同情。读者的感情立场既不会站在刽子手一边，也不会站在鱼玄机一边。作者一点儿也不煽情。李靖而死，红拂说她也不想活了，便办理殉夫手续。申请非正常死亡指标，需刑部衙门批准，刑部权衡之后给了一个上吊指标。然后是礼部手续，礼部认为这季度殉夫的不少，社会风气趋于悲观，让红拂起码要等到下一季度。在礼部填表时，红拂在殉节动机一栏填上“觉得活着太麻烦”，显然不够进步，在人们的一再启发下改为“思念卫公”。其实红拂要求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李靖死后皇帝即任命她为贵妇联主任委员，她要主持会议，还要做大报告，觉得烦不胜烦，因此马上提出殉节申请。按照规矩，红拂上吊前还要注销各种注册、户籍、会员等等，还需绝食，净身，搭台子，受赐御宴等等，一系列程式之后，红拂登上绞刑架，仪态万方，看客如云。但宫中监督她_的魏老婆子让其命悬一线，一直在死，但老死不了。最后还没断气魏老婆子就剥下她的亵衣卖钱去了，红拂的尸体也不见了。

王小波的人物在人格倾向上与王朔、塞利纳、热内笔下的人物有些近似，在精神结梅上与堂吉诃德、阿Q、卡尔唯诺的树上的男爵柯西莫有些相近，在生存状态上与卡夫卡、贝克特笔下的人物相近，但又不是他们。王朔的人物还是正常的，无非有点冷嘲热讽罢了，堂吉诃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阿Q、树上的子爵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干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卡夫卡的人物比较干净，而且理性，贝克特的小说人物与王小波同样粘稠、滞重，但没有王小波人物的痴呆和癫狂。

其故事没有中心矛盾冲突，且有意截断时间流向，将故事肢解成碎片，像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写哪在哪。次要人物也可以浓墨重彩，如鱼玄机之死耗费了大量笔墨。其叙述推进十分缓慢，几乎原地踏步，或者说是不断回到原点，重新出发。一个细节可以多次提及，反复描摹，可称之为细节化碎片化叙述。如第一段第一句：“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第二段第一句：“王仙客到宣阳坊找无双。”后来又有好多此类的开头：“王仙客到长安城去找无双那一年”，“王仙客找无双”，“王仙客去找无双时”，“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王仙客初来长安时”。“王仙客到长安城宣阳坊里 找无双”，“王仙客到宣阳坊里来时”，“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是要找无双的”，“我们知道，王仙客第一次到宣阳坊来找无双是一无所获”，“我们现在知道，王仙客在宣阳坊里找无双时，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等等。每一次重述都有所变化，上一次简单提及的，这一次有可能详细描摹，这样的叙述形成了变奏和回旋效果。这种方法显然是受到了杜拉斯《情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出贝克特、格里叶、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比他们更极端了。

小说的叙述方向，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多向的分岔的，几个方向在中间或最后交织起来，也可以是循环的，最后返回到原点。小说的叙述速度可以是快板，冲突激烈，悬念重重，故事向着最后的目标快速推进，也可以是慢板，故事缓慢推进，录像带慢放般的，甚至原地踏步。《寻找无双》属于后者。它似乎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找到无双，但这个目标总是被搁置起来，不能说它有明确的叙述方向，那就是找到无双，也不能说他的叙述方向是找不到无双。因为寻找无双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虚假的叙述目的。卡夫卡的K进不了城堡，格非的《青黄》里青黄空缺，余华的《鲜血梅花》里找不到仇人，都暗含着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哲学性命题，王小波似乎没有这样的追求。

大量的闲话也延宕着小说的叙述速度。与作品主线、作品主要人物有关或者无关的甚至与作品毫不相干的闲言碎语是作者叙述自由的表现。如王仙客列问题表，王仙客为解决困惑，“打算开一个平方根证明一下，偏巧选择了二来开平方，结果发现开起来无穷无尽，不但把手头的纸全做了算草，还把地板墙壁天花板全写满了。”“王仙客被撵出客栈之前，正手持一根竹竿，竹竿头上拴了一只毛笔，在天花板上写算式呢。据我所知，他是用麦克劳林级数开平方，已经算到了五千项。这一点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一台PC机就能做到，但是在当时可是一项了不得的科学成就。但是开客栈的孙老板不懂这些，只是破口大骂，说王仙客这疯子，把他的房子写脏了。其实王仙客并没金疯，思想还有逻辑：他想开尽了这个平方，验证了自己有运算能力，然后再演算先天妙数，算出自己是谁。这两件事做好之后，再决定是去找无双，还是找别的人，或者谁也不找了。”“据我所知，人在执笔演算时，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目的。其一是想要解决某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结果，就是没算出来，害处也不大，因为可以下回再算，另一种是要证明自己聪明，这样演算永无结果，故而害处非常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如找人来拍你马屁，说你很聪明，是个天才。人执笔写作也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告诉别人一些事，另一种让别人以为你非常甜蜜，非常乖。我个人写作总是前一种情形。假如遇到后一种情况，我绝不会浪费纸笔，而是找到那些需要马屁的人，当面去拍，这样效率比较高。王仙客就是因为犯了演算不当的错误，故而总算不出个头绪。因为本书在谈智慧的遭遇，所以提到这些不算题外之语。”这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智慧。昆德拉写接吻大大议论了一番，甲与乙接吻，乙与丙丙与丁丁再与甲接吻，甲嘴里的唾液和气味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嘴里。《巨人传》中巴奴日到处向人讨教该不该结婚，大家讲了大段大段结婚与不结婚的道理，闲话的疯狂增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叙述的本来面目，使文本变质。这种议论不同于日常的那些乏味的理论、教条，是一种与小说或生活有紧密联系的想象性或反讽性的智慧的揭示和演绎。王小波在后记里说自己的小说是严肃文学，而严肃文学必须公平，作品可以艰涩，可以荒诞古怪，但在这些毛病背后必须隐藏了什么，以保证有诚意的读者最终会有所得。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太笨，读者也不能太笨。中国的作者偏笨了些，我绝不至于太笨。”小说里这些怪异的闲话当然也证明着作者的智慧。

《寻找无双》不是纯正的第三人称也不是纯正的第一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混合起来的混合型人称叙述。小说的主体用第三人称，但叙述人“我”时不时出场，他似乎一直在场，即使不在场读者也能强烈地感觉到他。这个我是一个强势的我，他总要顺便抖搂出一点私货，甚至一堆私货。作者点明他叫王二，四十五岁，是一个医院的电气工程师，年轻时在山西插过队，现与一位姓孙的妇科大夫结了婚，结婚之初患过阳萎引起的精神病。上四中时单恋一个女教师，每晚将其作为对象。有时候他在小说里还直接拿人称说事。如《革命时期的爱情》第七节：“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后面又说，“讲到了这里，我就不能把自己称做王二，这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感觉，不用第一人称就不足以表述。”小说里这个王二时不时站出来说事。导引出许多现代观念和词语穿梭其中，如“上级让你被勒了几道以后死掉，你就得做那种打算，自己有别的打算都不对头。”如宣阳坊居委会主任王安问王仙客有证明文件吗，“王仙客就拿出山东博山府开的路引双手呈上，据说当年日本皇军检查中国人的良民证时，中国人就这样。”王仙客拦一个陌生人打听无双，“那人一言不发，脸上露出偾怒不满的神色，就像我前几天乘四十四路公共汽车到雅宝路碰到的一样。”还有鱼玄机每天晚上要开PARTY，皇帝派空降兵镇压群众等等。再如：“有个善良的人发明了用上等小牛皮制的，但是谁也不肯戴。因为当时熟皮子工艺不过关，所以那东西干瘪瘪像个风干了的小丝瓜。用时还要用带子拴在身上，不然就会掉下来。……但是要等到发明硫化橡胶，制出柔软的，起码要一千年，实在等不及。”有趣的是，这些无厘头语言行为破坏着作者建立起来的古代场景，但这古代场景仍觉可信。这样做的好处是打通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时空，历史与现实互相说明互相阐释，小说的空间更为宏阔，作者的表达可以天马行空，似乎有无限的自由。

篇（6）

中图分类号:TB43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Testing Method of Optical Thin Film's Transmissivity by Monochromator

WEI Nan1,ZHANG Fang-hui1,LI Zhi-feng2

(1.College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Sh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China,;2.Shanxi Keda Electric Company Ltd.,xianyang)

Abstract: Optical thin film is not used in the field of optical element,but also the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used for luminesence in series of display,such as LCD､OLED.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onochromator ,expound the method of testing transmissivity parameter of optical thin films.Propose solutions after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est which based on three ways that the spectroscopic effects､light intensity and monochromaticity. This study has a certain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optical thin films.

Keywords: monochromator;optical thin film;transmissivity

引 言

对光学薄膜如反射膜､减反射膜､偏振膜､干涉滤光片等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受到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重视｡光学薄膜技术中通过理论研究､实验分析,寻找新材料,通过改进薄膜制备工艺,获得高品质器件｡

在光学器件领域,光学透镜中的减反射膜可以减少十倍以上的光通量损失,激光器中用高反射比的反射镜成倍提高输出功率,硅光电池中利用光学薄膜提高效率和稳定性｡在显示器领域,已日渐成熟的LCD显示､新兴的OLED显示器等,都离不开对光学薄膜的应用,如彩色滤色片､透明导电薄膜､增量膜､电子传输层等等｡背光系统是LCD中提供充足强度､均匀亮度光源的重要组件,而光学膜的成本就接近整个背光系统的一半｡光从背光源传输到面板表面过程中,经过导光板､扩散层､增量膜､偏光片､滤色膜､取向层等每一层都伴有部分的光损失,而真正到达人眼的光强只占背光源初始光强的百分之几左右｡在以往的基础上人们也一直在探索新的应用型光学薄膜,如目前ZnO､Alq等新型薄膜的研究和制备｡从薄膜特性入手尤其是透过率参数的改善,来提高薄膜品质特性变得尤为重要｡光学薄膜可以玻璃､陶瓷､光学塑料､光学晶体､金属等作为依附体,其中仍以玻璃基板表面镀光学薄膜的应用为多｡

1 测试原理

镀膜物质的不同因其分子结构的差异,对不同波长的光的吸收､反射程度也不同,从而影响薄膜的透过率｡由于薄膜的透过率随光波长的变化而变化,照明系统A发出的复色光(常用可见光､紫外光)经过光学薄膜进入分光系统B,借助B中光栅的分光作用筛选出不同波长单色光,经接收系统C由光电倍增管转换为光强信号显示出来,通过未放光学薄膜前的初始光强和放置光学薄膜后的透过光强间的相对关系,可描绘出所镀光学薄膜的透过率曲线,反应薄膜的透过率情况(如图1所示)｡

2 测试系统

光学系统中分光单元包括三类:一类是棱镜光谱仪,现已少用;另一类是衍射光栅分光,目前广泛应用;第三类是频率调制的傅里叶变换光谱仪｡本文为第二类光栅分光系统｡

2.1 照明系统

调节钨灯､透镜中心的水平,并调节各部分间距使光学薄膜正好落在透镜的焦平面上(如图2所示)｡图中:a､光源:选用钨灯,提供可见光范围波长的光; b､凸透镜:将入射光线会聚到光学薄膜表面; c､光学薄膜板:镀有光学膜层的玻璃基板｡

2.2 分光系统

光学薄膜F置于分光系统入射狭缝S1处,会聚光①透过光学薄膜进入狭缝S1,S1位于离轴抛物镜M1的焦面上,从而使入射光经M1反射后变为平行光射向光栅G｡经光栅色散后,形成不同波长的平行单色光束并以不同的衍射角度出射,照射到反射镜M2分别会聚成像,恰好会聚到出射狭缝S2的单色光②从狭缝S2射出,会聚到其它位置或没有照射到反射镜M2上的单色光则被分光系统内壁挡住,不会出射｡光栅G安装在转台R上,按某一方向缓慢旋转R就会将不同波长的单色光依次聚焦到出射狭缝S2上,这样相应波长的光就会依次射出狭缝S2(如图3所示)｡

相对于棱镜,光栅的分光能力更强,且出射光波长与光栅衍射角有着简单的对应关系｡选用刻线密度为1,200条/mm的反射式平面衍射光栅,在光栅方程d(sinφ+sinθ)=kλ,(k=0,±1,±2.....)中:d为光栅常数,即连续刻槽间的距离;φ为入射角,即入射光和光栅法线的夹角;θ为衍射角,即衍射光和光栅法线的夹角;k为光谱线级数｡复色光垂直照射光栅上,光栅方程变为dsinθ=kλ,k不为零时,不同波长λ的光对应不同的衍射角θ,不同波长的光便被分解开了｡

2.3 接收系统

由出射狭缝S2出射的单色光经接收系统转换为电信号,并以相对数值的形式显示出来｡显示与调节面板C一方面给光电倍增管B提供一个可调的负高压(一般选择-500V左右),另一方面显示出射光强的强弱(如图4所示)｡

出射光照射到光电倍增管(图5)的光电阴极K上,由于光电效应,光电阴极K被激发而逸出光电子,光电子在极间负高压的作用下被逐级加速飞向阳极A,在加速的过程中光电子以高速度轰击倍增极D1~D5,使倍增极产生二次电子发射,电子数目逐级大量增加,最终到达阳极的电子形成很大的阳极电流｡倍增极的倍增因子通常为常数,因此当光信号变化时,阴极发射的电子的数目也随之变化,即形成的阳极电流随着光信号的变化而变化,由此来反映经光学薄膜的不同波长出射光光强的变化｡

2.4 测试常见问题及分析

(1) 分光效果:为使光栅起到较好的分光效果,入射光应刚好照射满整个离轴抛物镜的镜面,因此可以通过调节凸透镜和入射狭缝的距离控制入射光张角的大小,调节照明系统时先定凸透镜位置再定光源位置,尽量满足d/l=D/f,其中d和l分别为透镜狭缝间距和凸透镜高度,D/f是离轴抛物镜的相对孔径比｡

(2)光强:由于光学薄膜常依附于玻璃基板上,因此在测试中可采用相对测量原理和多点测试平均法减小玻璃基板带来的误差｡若将光线通过光学薄膜玻璃时的显示读数记为T1,取一块和所测的光学薄膜玻璃相同规格的无薄膜覆盖的玻璃基板,将通过基板时的读数记为T2,则光学薄膜的透光率可表示为T=T1/T2,其中T1､T2是在测试片上选取不同点所读数值的平均值｡

(3)单色性:分光系统借助于出射狭缝筛选出进入光电倍增管的各波长的单色光,因此对与狭缝缝宽的选择为:一方面使缝宽尽可能窄,使相邻两波长的光尽可能分开;另一方面,缝的宽窄要保证有一定大小的显示读数,一般选择缝宽约0.015 mm左右｡同时要求测试在暗室中进行｡

3 结 语

光学薄膜可应用于各种反射和投射光学元件,对光学薄膜的研究不仅能改善显示器的性能,也是实现液晶显示器中功能薄膜设计开发所必须的手段,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光学薄膜液晶显示器的可视品质将无从谈起｡光学薄膜透过率参数的测试是薄膜技术领域一个主要的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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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兴建,吴金宏.光电倍增管原理､特性与应用[J].国外电子元器件,2001(8):13~17.

[3] 平面光栅单色仪使用说明[Z].

篇（7）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着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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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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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转贴于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同上。

同上，第6页。

同上，第6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篇（8）

一、博弈论的概述

1.1概念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20]。也就是说，博弈论研究当一个主体，譬如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的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博弈论是一种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中利害冲突的理论，由于冲突、合作、竞争等行为是现实中常见的现象，因此很多领域都能应用博弈论，如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政治外交等。

1.2博弈论模型简介

博弈论自产生到发展至今已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它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种方法，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等都涉及到博弈论。不过博弈论也具有自身的基本模型，可以对一个博弈过程用5个方面来描述，G={P，A，O，I，U}

① P（player）：博弈的参与方。

② A（action）：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

③ O（orders）：博弈的次序。

④ I（information）：博弈的信息。

⑤ U（utility）：博弈方的收益。

以上五个方面是定义一个博弈时必须首先设定的，确定了上述五个方面就是确定了一个博弈。博弈论就是系统研究用上述方法定义的各种各样的博弈问题，寻求各博弈方合理选择策略的情况下博弈的解，也既是均衡。

1.3博弈论的分类

现实中各种博弈可以按照不同的办法进行分类。根据参与人的多少，可以将博弈分为两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参与人是否合作，可以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结果的不同，又可以将博弈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

1.4纳什均衡

1.4.1纳什均衡的定义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20]是一种策略组合，它能够使得每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对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最优反应。“最优反应”指的是该策略带给采用它的博弈方的利益或期望利益，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其它任何策略能带来的利益。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这样的一个最佳的策略组合。

1.5 一些特殊的博弈模型

1.5.1重复博弈模型

重复博弈是目前人们了解的最为透彻的一类动态博弈，参与人每一期都面对同样的“阶段博弈”或“选民博弈”，而且参与人的全部收益是每阶段所得收益的加权平均。参与者基于对博弈过程的认知，例如对过去行为的了解，对未来的预期和对当前情况的观察，在每一个阶段的博弈中选择自身的策略。这些策略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随其它参与者行动的改变而变化，甚至可以是自适应的。

1.5.2潜在博弈模型

潜在博弈是一般形式博弈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存在函数u：SR当单方面的背离发生时，u的变化Δu将被反映到单方面背离博弈者的效用上。

二、在无线通信系统资源分配问题中应用博弈论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无线通信系统的飞速发展，许多概念和技术与现有系统相比都有很大的变化。通信系统将具有智能的资源管理，采用大量动态的、分布式的、自适应式的资源管理方式。

三、基于博弈论的动态频谱接入方法

如何利用博弈论方法对认知无线电技术的研究进行分析，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将博弈论引入到相应算法的设计和分析中，找到算法的纳什均衡点。在开始具体的算法研究之前，需要将所研究的问题抽象成博弈论问题模型。

3.1 分布式自适应频谱接入方法

篇（9）

1、博弈理论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对于博弈理论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极小化极大混合策略解。古诺（Cournot）和伯特兰德(Bertrand)分别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论最经典的模型，两位学者分别从产量决策和价格决策分析垄断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确定了在竞争之下各自的最优反映函数。这些都是关于博弈问题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博弈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博弈论创立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部著作，他们的贡献现在看来主要是创立了博弈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决和对合作博弈的贡献。现在应用更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则是以纳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为标志，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萨尼（Harsanyi）和德国塞尔顿（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

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认为是博弈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该书在总结以往关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的概念术语、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而且，在该书以前，博弈论主要是数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一种数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研究的联系。从此，博弈论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标志着博弈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个时候的博弈论还是比较幼稚的，研究的范围也较小，总体影响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类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博弈理论的研究。1950年，纳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中，将博弈论扩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终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源泉，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的证明，发展了以纳什均衡概念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纳什均衡是对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有关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来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纳什均衡为研究出发点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微分均衡”、“强均衡”、“重复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而且在60年代初开始了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这个时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萨尼（Harsanyi）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外还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释，以及关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严格“纳什均衡”概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进化博弈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等概念。当然，这个时期产生的博弈论成果还有很多，博弈论更多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为80-90年代博弈论的成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博弈论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表明博弈论已经作为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渐走进了政治学、军事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中。尤其是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以及一些关于特殊问题的理论，如拍卖理论、激励理论。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布鲁(J・Debreu)表明，如果没有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没有他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到了90年代，克莱普斯(D・Kreps)、克鲁格曼(P・Krugman)和格罗斯曼(S・Grossman)都是因为在博弈论上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的克拉克奖(Clark Prize)，这是美国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之后，博弈论两度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颁给纳什(Nash)、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塞尔顿(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2005年颁给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类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强调个体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图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博弈类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论的研究趋势及未来

篇（10）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博弈论的广泛应用促使经济学经历了一次巨大变革，而且，目前这场变革还在加速进行。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1951年纳什的文章和1953年夏普里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数学杂志上。但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却最为广泛成功。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达到或实现既定目标的一门学科。但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观点将被另一观点所取代：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为。博弈论在短短10余年对经济学产生的如此深刻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近年来，博弈论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领域。而影响最大的便是微观经济学，甚至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80年代以后博弈论迅速地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健全、逻辑合理和更加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博弈论不但强化了经济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宽了经济分析的广度，从而不但使经济分析以更加符合现实的方式揭示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而且也使信息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

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经济学家的必备分析工具之一，多位博弈论专家也因对博弈论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获得了经济学的中心地位，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熠熠生辉，引人注目。

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如寡占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并形成了经济学新的分支――信息经济学。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博弈论做出开拓性的三位博弈论专家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相隔十年，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度授予在博弈论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专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和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博弈论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开拓了新视野，博弈论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取得了主流经济学的中心地位。

博弈论之所以被经济学家普遍使用，是与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和经济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分不开的。传统经济学在谈到人(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时，往往是假定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个人的效用也只决定于自己的选择，其他所有人的行为都归结在价格这个参数中；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垄断和寡头是特殊情况；信息是充分和对称的。然而现实中这些条件都是很难成立的。第一，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很少有的(例如，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钢铁生产厂家屈指可数，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彩电生产厂家也为数不多)，由于存在产品差异、地域差异和信息差异，任何一个厂商总是处于某种垄断地位(正是这样他们才有利可图)，所以与充分竞争相比，垄断和寡头倒很常见；第二，每一主体在做出自己的选择时不仅要受到其他主体的影响，而且自己的选择也往往影响到其他主体的选择(考虑一下1998年长虹大规模吸纳彩管的情形)；第三，在市场竞争中信息几乎总是不充分、非对称的，获取信息经常是有成本的，有时成本还是相当大的。如果不考虑以上这几方面因素，经济学所讨论的决策其实仅仅是规划问题，是在没有竞争对手时的决策，所解决的也只是资源分配问题。现实世界中决策者要在面对有智能和充分理性的对手与之激烈竞争时做出选择。在竞争对手日益明显、竞争越来越直接的情况下，博弈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另外，经济学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视对经济个体的研究，而在各个经济个体之间，博弈是无时无处不在的。

博弈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博弈论分析范式与新古典经济学不谋而合；二是博弈论符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

1.分析范式的趋同。即强调个人理性，也就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利益主体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终达到一种稳定状态，实现均衡。可以说博弈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链接就是理性人的假设。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套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体系，而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化学等学科就在有它的理性人假设。对此，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到游行人的街道上，没有风吹，也没有警察，我敢打赌，这张钞票会不翼而飞，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推断，可以解释。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大厦便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人类在其经济选择行为中是绝对理性的。这个假设意味着，每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局限条件约束下争取最大化报酬。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市场既定价格，在收入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厂商根据外生的价格水平选择利润最大化产量。各经济行为主体的趋利行为通过竞争，最终达到稳定状态，实现均衡，这包括从单个市场的局部均衡到所有市场的一般均衡。而博弈论研究范式是给出个人的支付函数及战略空间，然后看当事人都选择其最优战略以最大化个人支付函数时将发生什么，这与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完全吻合。博弈论从行为分析入手，坚持并突出了个人理性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因的“最小最大解”，还是后来的“纳什均衡”及其精炼，都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并对理性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理性人行为背后心理作用的过程，加深了对个人理性的信念。博弈论通过研究拥有不同利益的主体在发生冲突时是如何进行理性决策的，并研究利益冲突的主体如何通过理性决策最终达到均衡，从纳什均衡到精炼纳什均衡再到贝叶斯纳什均衡和精炼贝叶斯均衡，博弈均衡概念的创立、精炼和完善及模型界的存在、性质与应用的研究是现代博弈论的主要内容。正是由于分析范式的趋同，经济学家很容易用博弈论工具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使博弈论在经济学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

2.符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对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一话题，历来争论不休，本文作者也不想就此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将数学、物理学等精密科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他们把现有制度视为外在，只研究可以纯粹用目的和手段来刻画和判断的人类理，强调将复杂社会现象简约成某种可以向物理学那样可以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试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因此，经济学的分析和论证尽量仿效精密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无法回避的规范分析之外，主要是实证分析，大量采用了数学方法。作为一种数学方法的博弈论，其创立之初就是为了是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更加精密、科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用深奥的数学理论写成的，对博弈论发展起过奠基作用的论文最初都是发表在数学杂志上。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对存在利益冲突的理性人的选择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使经济学向科学化目标迈出一大步。

自从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以后，经济学改变了传统经济分析地那种以个人孤立决策，其他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影响则被典型地简化为价格信号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而侧重于经济活动中多个利益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从而使经济分析更能反应经济系统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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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哲学进行了语言学转向，此后，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关于语言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语义学属于语言哲学范畴，是关于符号或者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对象关系的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贾可·辛梯卡对博弈语义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强调对博弈语义的基础性思考，将语义解释与博弈理论结合起来，创建了一阶语言的语义赋值博弈理论，形成了博弈论语义学。至今，博弈论语义学已经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

一、内容概括

    博弈论语义学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结合起来，通过博弈过程来刻画人们对命题语义的理解过程，最终以确定语句的真值。辛梯卡首先给出一个个体域，任何指派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加诸对象的变元，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个体域中选择某个对象改变将对象加诸变元的指派，从而将命题的值变为选定的对象，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梯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玩家分别为“证实者”和“证伪者”，对于一个句子，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该句子约化，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以通过直接检查当前指派来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证实者取胜，证伪者失败，反之亦然。①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辛梯卡等人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可以看出，博弈论语言学遵循可能世界理论的路径，实质是对量词做替换解释。辛梯卡认为，“量词所做的事情是从简单或复杂谓词的外延中对实体作出某些选择。”②在博弈论语义学中，博弈过程就是为加诸对象的变元找到指派的过程，这是替换解释的做法。基于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博弈论语言学，我们可以轻松地谈论摹状词。这种处理方案反映了辛梯卡试图摆脱本体论承诺的困扰，将指称问题直接悬置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博弈论语义学中对象加诸变元的指派，体现了将指称赋予语言表达式的蒙塔古格式的哲学进路。这种实际解释的解读反映了辛梯卡通过指派的意义寻求语句真值的诉求。语义博弈的最后将对原子句做出真值判断转化为对指派做出检查，意味着多主体最后将达成意见一致，即对指派形成公共知识。通常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对于某一个具体对象会形成一种较为一致的理解和看法，即形成公共知识。当个人的背景知识与群体的公共知识不相容时，就造成了自己与其他人的沟通障碍。博弈论语义学通过明确指派的博弈语义形成了多主体的公共知识。多主体的博弈进程为自然语言赋值，将语言意义与博弈论对应起来，能够刻画公共知识的生成过程。

二、哲学溯源

自然语言与博弈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观点反复出现于20世纪。Paul Lorenzen 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为逻辑介入了博弈语义。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引人注目地由其《逻辑哲学论》极为清晰的逻辑结构转向由规则生成的‘语言博弈’范例，而正如桑杜所说，有人（如斯泰纽斯）试图在博弈隐喻中添加更多的实质性内容。”③正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辛梯卡提出了博弈论语义学。

辛梯卡说：“我们怎样指出我们的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与可描述的现实的部分如何联系？对于后一问题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称为图像论。”④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在前期哲学中提出了“图像论”，指出某个名称的意义即为其指称对象。图像论是维特根斯坦对于本体论问题思考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图象与实在的关系被辛梯卡运用到了博弈论语义学之中。在博弈论语义学与图像论的关系上，辛梯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⑤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按照辛梯卡的观点，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为辛梯卡确立了名称-客体的对应关系，那么其后期的“语言游戏说”则解答了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实际上是强调语言的使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语词具体的使用场合来确定语词的意义。换而言之，一个词的意义与语境是密切联系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只有在各自游戏之中才能理解词的不同意义。语言游戏的主要目的就是搭建语言和实在之间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转变对辛梯卡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梯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⑥不难发现。辛梯卡同样坚持认为语言的目标导向语言的本质，因此，在他的博弈论语义学框架下所研究的语义博弈，可以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一类语言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