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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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货币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强大压力下，现有货币金融体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金融业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研究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现状及政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初步探讨了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现状，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金融体系的现状

目前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机制的不畅，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金融体系的现状也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我国金融市场不统一、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到位三个方面，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金融市场不统一

我国金融市场由于受发展程度和体制因素的制约，参与主体不够广泛，市场容量有限，目前为止货币市场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割裂的状态，整个货币市场不能真实的反映货币供求状况，难以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足够的“冲力”。就整个货币市场而言，货币市场包括很多子市场，由于货币各个子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大多数货币子市场仍然处于分业经营阶段，严重影响了金融发展的进程。加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分裂，不同市场上的利率不同，导致资金的利用效率也较低。

（二）金融体系不健全

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如金融结构类型偏商业银行机构、银行所有制结构偏国有银行，银行贷款对象结构偏国有大型企业贷款等，金融体系建设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致使利用金融市场这条途径传导货币政策的渠道受限，导致金融水平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能。

（三）金融监管不到位

金融监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理念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监管内容和范围狭窄，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对货币市场的监管还处于事后监管的阶段，金融监管的总体水平不高。另外，我国货币市场的监管者同时也是经营者，监管过度与监管空白并存，难以体现监管的客观性以及有效性，影响了金融监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运作的效果。

二、完善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对货币政策机制具有重要的影响，针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金融体系的现状，完善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政策可以从统一货币金融市场、健全货币金融体系和加强货币金融监管三个方面入手：

（一）统一货币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的统一进程成为当代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发展的主流，完善我国货币金融体系，应统一货币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成为一个整体，保证各个货币市场之间的相通与相容性。在统一金融货币市场中，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货币市场应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强各个货币子市场之间的联系，应以利率统一为切入点，通过循序渐进的放松管制达到利率市场化的目的，促进货币市场统一。另一方面，要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在功能上相互补充，有效发挥货币市场的作用，并进而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健全货币金融体系

货币金融体系构成了金融活动的总体框架，完善我国货币金融体系，应健全货币金融体系，从根本上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很快，交易迅速扩大，健全货币市场结构，首先，市场需要多元化投资主体，要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政府应放宽对货币市场主体资格的审查，加强货币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其次，就是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彻底改变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工具单一的局面。最后，就是在金融工具创新的过程中应注重各个金融工具之间的互通，进而促进货币资金在各个不同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

（三）加强货币金融监管

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监管是一国金融稳定的前提条件，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完善我国货币金融体系，应加强货币金融监管，保证金融业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监管，一方面要尽快出台规范货币市场的相关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应尽快成立一个专业的货币市场监管机构，实现对金融机构及其从事的金融业务持续有效的监管。其中，制定规范货币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在立足当前的货币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使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监管机构对货币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则应在公共、公平、公开的前提下依法处理。

三、结语

总之，货币市场作为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货币市场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在新的金融环境下，为进一步发挥货币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应尽快制定出完善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政策，健全货币市场结构、统一货币市场以及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监管，以促进货币市场运行机制的顺畅。

参考文献

[1]闵晓莹.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10(03).

[2]郭菊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与运行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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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美元本位制，美元作为计价货币而使用，目前，用美元计价结算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量的48%。用美元交易的比重在国际外汇市场中也超过了90%①。美元还是实行钉住汇率制国家的“锚货币”。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为了防止爆发金融危机，都在增加自己的国际外汇储备。而又由于国际贸易的计价货币及有些国家的“锚货币”主要是美元，所以全球外汇储备主要是对美元进行储备。

尽管近年来国际贸易不断发展，但国际货币体系仍是不完善的，其内在的缺陷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屡次爆发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首先，由于美元的发行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实际上建立了美元的霸权，形成的是一种浮动的汇率，各国得不到债权保障；其次，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有缺陷，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认缴的资本多，它们的投票权也就多，投票权占到总投票权的23.81%②和45%③。从而缺乏约束机制，无法监督美国对国际社会应负责任的实施；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决策权和平等参与权受到忽视，少数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安排国际贸易制度。美国利用金融投资将风险扩散到各国，使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美国的错误埋单，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当前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

至今，已经爆发了多次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同时，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保证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世界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了，就可能导致经济大萧条，甚至是引发各国间的战争。④

美元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上拥有的特权，使它不会考虑他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⑤美国具有惊人的国际收支逆差，而顺差国尤其是能源出口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这种国际收支的失衡，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还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安全、平稳发展。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但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其他国家处在，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中心国——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外输出美元，得到的实际资源通过满足国内消费来维持物价的稳定，还能从铸币税上得到收益。而那些拥有大量美元的国家，既存在着美元贬值的风险，同时本国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的制约，不良国外投机资本就可能造成该国的金融危机。

美国人的消费观是先消费后储蓄，其生产理念是先消费而再生产，美国民众可以依靠向政府和私人举债的方式进行消费。因此，美国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大量购买国外的商品，美国源源不断的流向他国，尤其是进行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利用他国的剩余资金进行无约束或无限期地负债运转。但由于美元与黄金是脱钩的、美国国债也没有大量的国内储蓄作为支撑，因此，对于纸币的严重依赖将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用泡沫，其特征是资产价格暴涨和经济过热。如果大部分信用泡沫成为追不回来的不良资产时，其他国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措施

加强对金融的监管虽能暂时扼制危机继续深化，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之下的世界金融秩序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可能会为日后更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埋下隐患，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主要改革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好坏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而美国现在已不能独立承担这个责任了，因此，要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2003年欧元占外汇储备的比例达到了19.7%⑥，结束了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能够使各国减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对改善国际储备资产结构和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供给来说是有利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使各国采用不同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各国国内宏观经济的运作更加协调。如何选择国际基础本位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可以通过促进多元化的国际贸易交易货币与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等方式来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最终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中黄金的数量

黄金能够保值，因而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有重要地位，是拥有财富的标志。往往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因为手中的纸币大幅贬值，资产严重缩水，就会大量购买保值的黄金。各国持有大量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金融危机中由于美元贬值而损失惨重，各国所积累的财富相应的大幅度缩水。因此，各国应将本国的国际储备替换成一定比例的黄金储备。黄金是国际储备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储备的黄金量能够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加大黄金储备是规避风险的正确选择，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措施。因此，各国政府应当减持美国国债而增加黄金储备。

（三）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调节机构

一直以来都是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国际经济调节机构，这一问题如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就不能使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所改善。首先，国际经济调节机构的投票权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尤其是美国投票权最多，因此，要对投票权进行合理分配，让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得到实现。其次，当前国际经济调节机构对美国监督不力，应对美国的国内经济发展、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加强监管。再次，有些大国将国际经济调节机构当作干涉别国经济政策的政治工具，因此要避免其政治化。最后，国际经济调节机制应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推行多边主义，发挥国际多边协调的作用。

（四）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降低美元本位制所带来的风险。⑦首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将是商品或服务，而中国向外国提供的将是人民币，是资源与纸币的交换，因而中国是无成本的贸易。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后，既能减少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又能让对外投资的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源，加速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最后，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就有权参与世界货币的发行，既增加了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影响，又增加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整体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大国，能够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加速中国经济发展。

注释

①许少强著.《美元霸权：生存基础、影响和我国的对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4页.

②李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③IMF，Annua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April 30，2004.

④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

⑤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⑥江涌著.《“国际金融恐怖平衡”与美国的金融陷阱》，《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第55页

⑦李晓，李俊久，丁一兵.《论人民币的亚洲化》，《世界经济》，2004年第2期，第21页.

参考文献

[1]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铂著：《货币、银行与经济》，洪文金、林志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李若谷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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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有两个大事值得铭记：一个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周年；一个是新世纪全球性的一次新危机。美国前财政部长RobertRubin曾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观点归纳为“两大阵营”：一方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全面的重构；另一方则强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整。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将全面扭转这一方向，并将把这种思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新的视野。这次发起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表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模式并不能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合适的标准，同时它也没有指明什么样的标准才是真正合适的。因此，在未来的世界金融史上，2009年必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里程碑，也将成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起点。

二、从三个视角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从国际储备货币视角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综合来看，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演变存在三种可能性。

1.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体系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也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行性，而且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元的这一地位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然而从根本上讲，美元能否长期维持其中心地位，则取决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减少和未来通货膨胀的控制。历史上，没有一个中心货币自愿退出世界舞台，因此美国也必然会尽最大努力维护美元的地位。

2.美元失去中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短期内，虽然美元仍将是主宰性国际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甚至人民币都只能是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然而根据IMF的测算，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英国”、“金砖四国+日本”三大区域经济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和31%，这意味着届时世界将演变成势均力敌的三极。因此，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元的不断衰落，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将走向多元化和分散化，届时将不存在绝对的主宰性货币，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必将加剧。

3.创造一种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这种主张最早来自于凯恩斯的天才设想。早在60多年前，他曾建议以30种代表性商品为基础设计一种“Bancor”的国际货币。然而，创造一个新的超主权货币不仅需要政治家超凡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经济学家长期的系统性研究。因此，从现实出发，权宜之计当是逐步扩大SDR（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使之发展成为理想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二）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机制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国际收支失衡。

1.全球储蓄率结构“再平衡”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恒等式就是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于国际收支的差额。据此，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储蓄定义为国内储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以及外汇储备，那么国际收支不平衡本质上就表现当代财经2009年第11期总第300期为全球储蓄率结构不平衡。从时间序列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储蓄率结构失衡已是一种客观现象；自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率结构的分化则变得更加突出。从数据上看，1998-2008年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5%，同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则分别为35.1%、37.9%和15.2%。高储蓄率国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3~15个百分点，而低储蓄率的美国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从单个国家来看，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之最；而美国仅为12.6%，也是历史之最。尽管从理论上说，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涉及到民族文化、家庭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等方面，并且关于全球储蓄率结构失衡的学术研究也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示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储蓄率结构不平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否则它将继续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新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再平衡”

全球储蓄率结构失衡的另一面即表现为：高储蓄国家消费不足，需要出口；低储蓄国家消费过度，需要负债。目前来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仍未实现消费驱动型增长，GDP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统计数据显示，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39.7%；而美国的同期水平仅为16.6%。然而，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也同样难以持续。因此，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这种转变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内消费必须提高。

（三）从国际资本流动和管理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治理机构来负责危机应对和全球金融稳定。现在的一个主流设想是，在未来一个时期，把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Fund，IFSF），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

篇（4）

一、金融危机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1.牙买加体系的特征。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Kingston)召开会议,并达成了《牙买加协定》。牙买加体系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无统一汇率制度,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放任自由制度。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本位已经与实物价值完全脱钩,并达成了多种强势国家的信用货币。牙买加体系的明显缺陷是大国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货币合作,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2.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汇率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中心―架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处于绝对地位,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资源输出国位于体系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结构决定了世界性的两极对立:对于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本币可以无限创造或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融资途径来解决国际支付问题,国家则必须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否则就会发生债务危机。

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危机出现的必然性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也是美国过度利用这个体系缺陷为本国经济服务的必然结果。

1.新的“特里芬难题”。任何一种国际货币都面临“特里芬难题”的挑战:强币必有外需,外需必伴逆差,逆差弱化强币。只要美元在储备货币中仍然占据核心地位,只要美元仍然充当国内通货和国际货币两种职能,“特里芬难题”就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必然影响美元信用,引起美元危机;美国若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会断绝国际储备的来源,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2.美国对“特里芬难题”的过度利用。美联储为什么能长时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可以凭借着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来攫取国际铸币税,低成本地使用其他国家提供的资本。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为什么要拒绝加强金融监管。如果看到美国金融服务业(含房地产)占GDP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11.39%上升到2007年的20.36%,其原因则不言而喻。亚洲和中东地区为什么要维持高储蓄率,除文化及发展阶段等原因外,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IMF令人失望的表现,亚洲国家不得不自己积累起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应对今后可能再出现的金融危机。危机出现的必然性是由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决定的,也是美国过度利用这个体系缺陷为本国经济服务的必然结果

3.汇率调节机制作用局限。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选择钉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会诱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发生了过度波动。加之美国可以会同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控制汇率水平,使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筹备和国内市场遭遇很大的汇率风险。

4.制度缺位导致监管不力。首先,是IMF的功能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独立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对走向危机的国家进行早期预警,并提供条件宽松的贷款尽可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其次,缺乏协调的“超国家”配套制度。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存在协调的“超国家”制度,各国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又常常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为此世界各国间协同战略无法有效实施,协作性利益也无法取得。

三、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展望

1.美元本位仍将存续较长时间。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短期改革不符合现行的世界格局。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方而看,为了避兔爆发金融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具有长期性,且充满摩擦和矛盾。其次,从目前看,美元的实质地位并未受到损害,美元汇率还在走强,这是与美国经济在全球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分不开的。

2.全球货币竞争将加剧。美国金融危机给世界上有实力的国家,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了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元、欧元和日元的货币竞争趋势将会更加激烈,国际货币多极化的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欧元已成为美元最具潜力的竞争对手。IMF统计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从1999年的71%下降到2007年底的63.9%,同期欧元的比例从17.9%上升到2007年底的26.5%。多极化、货币区域化、竞争化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显著特征,也鲜明地表明了世界政治格局由美国独霸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3.东亚地区将加速区域货币合作进程。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2000年货币双边互换的《清迈协议》和2003年“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使亚洲金融合作从构想变为现实。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东盟10国及中、日、韩三国决定将原计划的300亿美元亚洲共同储备基金提高到1000亿元,为未来亚洲区域货币的产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此基础上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将会加速推进,货币互换多边化、将东亚储备库倡议做实,将是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方向。

4.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虽然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IMF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贷款机制,以增强反应速度,但次贷危机的爆发依然对IMF提出质疑:首先IMF失败的预测危机的爆发;其次IMF有限的资金规模对于危机救援而言微乎其微。鉴于此,IMF必须加强和具有监管职能的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了增强IMF可动用的资源,IMF有必要进行增资。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协调,则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功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

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使用分析表象的方法,需要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二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货币体系体系本质上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反映,从短期来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很多政策的选择仍需要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进行。

参考文献

[1]高珊珊.美元贬值背景下重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D].云南财经大学.2008(12)

[2]黄泽明.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暴露的重大缺陷[J].金融资本.2009(1)

[3]枫澳.金融危机催生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N].中国财经报.2008 (11)

[4]祝丹涛.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J].中国发展观察.2007(11)

篇（5）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有两种相反的倾向和趋势。一是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力量，继续扩大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入；另一是大力推动保护贸易的力量，在全球衰退时期，贸易利己主义明显抬头。多哈回合被称为“发展回合”，人们期望通过本回合谈判，可以开放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然而，事实说明，让大国让渡其自身的利益越来越困难。从1999年西雅图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失败，到2001多哈再次启动成功。国际社会10年来的不懈努力，依然没有打破僵局。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被区域化、本地化、保护主义所分解，不平衡以及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随时有可能导致开放趋势的逆转。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主张开放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力量。在其中，金砖国家有着更大的合作空间和推进变革的责任。

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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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多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两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个是当前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十年之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亚洲和全球不少经济学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研究思考，有研究者把当时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的观点归纳为“两大阵营”：一方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全面地重构：另一方则强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整。由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看作是新兴市场的危机，对整个主流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可能只是算作一次边缘性危机，跟美国和欧洲中心国家关联不大，所以第二种观点、在论战中占据上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把一些号称“最佳实践”的标准在亚洲积极推广。

10年之后，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扭转这一方向，并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金融史角度看，这是新兴经济体第一次未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这次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使得一些新兴市场对西方国家所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模式产生了不少的怀疑，并引发了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反思。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有一句被广泛应用的名言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Our currency，your problem)，这实际上是要求应该更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野应对全球性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完备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平衡与国际资本流动及管理。从这几个角度看，当前的国际赞币体系均存在一些缺陷。这次金融危机，也促使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作更多的反思。

二、从三个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从国际储备货币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从历史经验看，以一国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无法克服的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实现国内目标和履行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之间往往面临艰难抉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以刺激国内需求。然而，这必然威胁到美元的价值稳定，并直接影响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价值储藏工具的吸引力。相反，如果美元专注于履行其国际储备货币职能。那么美国的国内目标将无法实现。“特里芬难题”仍然是储备货币发行的重要约束之一，同时在储备货币国和使用储备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利益转移，最终还是由相对单一的国别货币来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这种格局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实际上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平衡。因为这种几乎惟一的储备货币地位，使得国际剩余储蓄自然会选择流入这种货币，就会促使该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综合各个方面的研究看，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演变主要存在三种备选的建议：

1　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

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这种可能性大概也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行性，而且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恢复对美元的信心，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然而从根本讲，美元能否长期维持其地位则取决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减少和未来通货膨胀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同时，这种格局并没有改变此次金融危机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2　美元逐步失去中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短期内，虽然美元仍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等只能是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然而根据IMF的测算，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英国”、“金砖四国+日本”三大区域经济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届时世界将演变成大致均衡的三极。理论上，区域经济多极原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因此，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元的不断衰落，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将走向多元化和分散化。

3　创造一种新的超国际储备货币

这种主张最早来自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设想。早在60多年前，他曾建议以30种代表性商品为基础设计――“Bancor”的国际货币。这个建议对于改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具有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金融制度调整中。创造一个新的超货币，更需要的往往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平衡，以及一些原来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的智慧和勇气。从目前的情况看，权宜之计是逐步扩大SDR的作用。逐步使之发挥超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些职能。

(二)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机制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一个运转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历史上，金本位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进行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布雷顿森林体系则通过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安排进行失衡调节。然而。当前美元信用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的效率并不高。这样一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常态和典型特征。然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应该长期持续。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国际失衡。

1　全球储蓄率结构“再平衡”

从时间序列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储蓄失衡已是一种客观现象。自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率的分化则变得更加突出。从数据上看，1998～2008年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5％，同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则分别为35.1％、37.9％、15.2％。高储蓄国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3～15个百分点，而低储蓄的美国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从单个国家来看。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最高；而美国仅为12.6％，则是历史最低。尽管理论上，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涉及到民族文化、家庭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等方面，并且关于全球储蓄失衡的学术研究也并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醒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储蓄不平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否则，它将

继续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　新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再平衡”

全球储蓄失衡的另一面即表现为；高储蓄国家消费不足，需要出口：低储蓄国家消费过度，需要负债。目前来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投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增长格局上仍对出口较为依赖，短期内还难以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GDP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表现在统计数据上，投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的几十年不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39.7％，而美国的同期水平仅为16.6％。然而。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的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同样面临挑战。因此，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这种转变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消费必须提高，内需市场必须作为拓展的重点。

(三)从国际资金流动与全球治理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国际金融系统遭遇破坏性冲击时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设立的。IMF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国际资金借贷，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银行通过提供中长期信贷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然而，简单考察一下金融危机的历史，从1980年的阿根廷银行业危机、1994年墨西哥国际收支危机到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更加频繁、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危机的破坏性也更加严重。尽管IMF并没有引起危机，但是危机本身却显示了IMF应对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就经常被批评，因为当时IMF非但没有加强对国际性投机资本的监控与约束，反而对实施援助附加苛刻的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格林斯潘也在1999年批评亚洲没有“备用轮胎”，也没有准备足够多的外汇储备。这直接促使东亚国家形成一种逻辑，提高国内储蓄和积累充足的外汇储备，依赖自己的能力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而不是依赖于IMF或其它国家。东亚国家的这种政策反应直接加剧了全球金融失衡。2009年，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G20通过决议将IHF的资本金增加到1万亿美元，但是，这对拯救整个银行系统这～使命而言，任务还相当艰巨。更何况，IHF的资本金主要控制在几个大股东手里，而这些大股东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

因此，已经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客观上需要一个更能够同时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更公平、更合理的治理结构。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中国需要一个真正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机构，来更为积极和灵活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中国最近看到有不少的研究者开始建议，把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ity Fund，IFSF)，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这种建议是否可行还需要继续研究，但是至少表明这是改进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三、从金融危机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从理论上来尝试进行总结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始终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对投机性较高的市场保持谨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杠杆率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与此次危机中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过高的杠杆率和主动承担的过高风险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预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时，也会始终持一种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同时相对审慎的稳步推进的策略。

当前，在国际金融研究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预示着亚洲和新兴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并必将在未来的国际赁币体系重构中成为重要的一极。实际上。从当前的发展程度观察，在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金融资产的规模、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等方面，从总体上说亚洲市场仍无法与美欧相比。从IHF数据看，2007年全球GOP为54.5万亿美元，经济体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欧盟(15.7万亿)、北美(15.2万亿)、亚洲(11.8万亿，但是除去日本只有7.5万亿)。全球的金融资产，包括银行资产、债券和股票，共有229.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21％，其中欧盟的比例最高，为GDP的549％，北美为442％，亚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为419％(但是除去日本只有370％)。换句话说，亚洲金融资产的杠杆水平远不及美欧那么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亚洲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中国的选择面临不少的挑战。从目前的研究看，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推进：

(一)当前的重点：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来促进全球货币体系的逐步改进，支持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尽快恢复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的效果来看，在及时推出的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基本已成定局，这对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大量的进口，对稳定全球资源市场和促进国际贸易恢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带动作用。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平衡的角度看，中国还可以从促进经济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来促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平衡。

1　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加速推进城市化，促进消费和内需的增长

2008年底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可以说完全由内需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为负值(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1％，其中内需贡献10个百分点，而出口贡献负2.9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实际上，家庭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支主要引擎，它也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在1988～2007年间，家庭消费平均为每年的实际GDP增长贡了3.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投资的贡献率为4.0个百分点。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的消费，使得中国的消费增长在危机中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不平衡格局明显改善，这次经济增长中中西部地区增长高于东部沿海地

区。同时。中国通过在金融危机时期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有效带动了内需，而且增大了对国际市场的进口。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　金融领域：推动本土化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从特定角度看，这次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新兴市场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成为“金融风暴中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家庭过度借贷和过度支出、金融机构高风险的借贷活动等。这种“过度杠杆化”本质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不对称。金融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金融工具异常复杂，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长期游离于监管者的视野。

然而，新兴市场的状况却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等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发展很快，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依然需要继续赶上。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本土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才使大量储蓄和国际收支盈余流出到国际金融市场，从而面临“资产错配”和“货币错配”风险。同时，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富有活力的增长空间，使得中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贸易和资本流入的“双顺差”格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格局的校正，不可能完全依靠汇率的调整。而更多地需要推动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从中国角度看，积极推动居民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策略。目前中国在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上的管制已经大幅放松，从趋势看，这种放松的空间还广泛存在。

(二)中期的重点：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格局的改进

全球金融动荡对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反思和重构本地区的货币体系和金融架构，这是东亚新兴市场参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必备前提。然而，从目前的情景看，东亚地区在跨国货币合作、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要进行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蓝图相比。东亚差距甚大。然而，此次危机同时提醒全球以及亚洲国家。东亚区域经济与货币、金融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尽管目前东亚尚未达成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在汇率和货币合作方面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的产业转移，使得当时基本上所有的东亚货币都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国是亚洲商品的最终消费者，美元也是亚洲最主要的贸易结算与投资货币。东亚金融危机对这种非正式的货币与汇率合作带来重创，并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多数国家开始积极调整，并逐步转向参考一篮子国际货币等其他形式的货币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东亚经济体也开始尝试与本地区的其它货币保持联系。可以预测，从中期趋势看，全球储备制度将逐步从一种储备货币向多种储备货币转变，尽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应当已经逐步成为趋势。对东亚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艰难选择，这需要东亚经济体能够在正式货币与金融市场合作方面实现大的突破。从亚洲金融界的研究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研究和讨论，例如，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中央银行，负责促使各个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性安排，并为出现金融或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还有的研究建议考虑“区域中心货币”的可能性。同时，推动亚洲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十分重要。

(三)长期的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

篇（7）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篇（8）

2007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债危机将全世界拖入了新一轮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之中，与以往经常发生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不是从新兴市场国家发端，而是直接从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爆发，进而蔓延到欧洲大陆、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几乎无一幸免，从股市暴跌到银行系统倒闭，从全球需求急剧下降到世界经济陷入前所未有衰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巨大影响。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将带来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终结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如何看待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探讨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以期透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变革方向，也为中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建议。

一、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

关于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国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做的相关研究，在他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中对从金币本位制开始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描绘，巴里•埃森格林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通常会与金融危机的发生相伴相生，并具有一种“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旧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会终结于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这些结论为我们探讨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提供了角。［1］

国内方面，代表性研究如钟伟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他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分成五个阶段：(1)1870―1914年间的古典金本位时期；(2)1915―1945年间的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3)1945―1975年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4)1975年以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5)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货币区域化和美元化时期。［2］回顾这些历史，钟伟认为：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寻找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形成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货币体系的更替通常是由于原有的本位货币和货币体系已经难于适应最新世界经济的情况和需求，从而导致大规模国际失衡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进而导致新的货币体系的产生。最后的结论是：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史几乎同时也就是百年危机史，旧的货币体系常常因一场大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而终结，全球各个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防范则常常引来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

在我们看来，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因为在每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有所谓的“中心国家”和“国家”，［3］中心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上的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通常起到引导和稳定整个货币体系的作用，国家则采用盯住中心国家的策略来进行相应制度的安排(包括汇率、储备货币的选择、危机的救助等)，并以中心国发行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在这种安排下中心国和国的关系变化势必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并有可能直接诱发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具体来说，在一个货币体系的早期，中心国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中心国无论在资源和生产力上都处于最高级，因此它此时主要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向国家提供资金，从而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储备货币，并说明国家通过借贷获得资金用来向中心国家购买商品，进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生产能力。随着发展，在货币体系的后期，情况一般会发生逆转，此时中心国的地位开始明显下降，即国家开始实现顺差，中心国家实现逆差，中心国家通过逆差的方式输出货币、获得实物资源，国家则通过输出实物资源的方式获得中心国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中心国霸权地位的逐步下降，［4］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发行的储备货币价值的信心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储备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在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过程中，中心国通常会出现两类金融危机：一个是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具体表现为中心国的货币危机；另外一个就是中心国的债务危机。下面我们来分别分析：

（一）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机制

这类金融危机主要指随着中心国的经济实力和霸权垄断地位的下降，国对其发行货币的信心开始下降，并抛售该种储备货币的行为，通常发生机制如下：中心国国际储备货币供应过大世界各国对储备货币信心下降各国纷纷抛出储备货币，购入黄金或其他货币储备货币的汇率大幅贬值，中心国出现货币危机为维持各国的贸易竞争力，可能出现各国汇率竞相贬值的情况各主要国家出面联合干预，以稳定货币当信心彻底难于扭转，中心国的储备货币地位消失，新的储备货币替代原有储备货币。

根据上面的逻辑推演，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储备货币发行过大会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即中心国家自身出现货币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主要为美国。根据我们的统计，如果将一国货币在一年内贬值15%以上的情形定义为货币危机，从1945年至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共发生了4次货币危机，具体年份为： 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5］我们将1960―2009年间每年美国M2的增长率数据与美国发生货币危机的时间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图。

根据上图我们发现，美国在经历较高的M2增长年份后，自身随后通常容易发生货币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离美国货币扩张时间会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为1―2年）。如1969年、1971年美国发生货币危机，在此之前两年的美国M2的增长率在1967年为9.16%，1968年为7.9%，这两次货币危机最终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5年美国再次爆发货币危机，而之前的1971年、1972年美国的M2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13.28%，12.92%，1973年、1974年开始回调但仍然维持在5%以上，当1975年M2增长率再次上升到12.65%时候，货币危机马上触发；2002年美国再次发生货币危机，同样的，在此之前是美元M2大幅飙升的时期，2001年美国的M2增长率为10.52%。本次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为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而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货币，这使得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正在不断积聚。

（二）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

关于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我们将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来进行分析，回顾历史上英国发生危机并最终将中心国家过渡给美国的例子来进行论证和总结。下面的历史片段描述主要来自巴里•埃森格林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相关总结和分析为本文自行归纳和梳理。

中心国的更替，以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和英国中心地位的丧失为例。从1925年回归金本位开始，英格兰银行一直与黄金储备的流失做斗争。这种斗争的一种重要支撑就是这个国家“看不见的盈利”：它包括英国在海外投资的利息和分红；外国游客来英国的旅游收入；海上运输和保险带来的收入；为外国人提供的金融服务带来的收入。然而从1930年开始，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的竞争，很多国家开始对贸易施加高额的关税，这直接严重打击了世界贸易，从而减少了英国从海上运输和保险所带来的收入。另外由于1930年全世界商业环境的恶化，英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和分红也大幅下降。1931年，拉美的债务危机以及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国对利息转移支付的禁止进一步恶化了英国在投资方面的收益和分红。1929―1931年之间英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6000万英镑，更致命的是，英国“看不见的盈利”减少了1.2亿英镑，是贸易逆差增加额的两倍，这导致英格兰银行保持英镑与黄金的官方兑换比率越来越困难，英镑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1930年下半年，英国的黄金储备流失进一步加剧，这迫使法兰西银行、美国的美联储不得不联合进场对汇率进行干预，以支持英镑保持黄金平价。但即使这样，英镑的汇率还是从4.86（1/4）美元每英镑下跌到了4.85（1/2）美元每英镑。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不断恶化的经常账户正不断抽干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同时也招来了对英镑的投机攻击。按理说，英格兰银行此时仍然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来应对这种情况，那就是提高贴现率，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也这么做了，它在1931年7月23日将贴现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一星期后再次提高了1个百分点，希望以此吸引黄金的流入，从而对冲经常账户恶化导致的储备流失。然而，黄金储备却仍然继续流出，因为市场上已经开始认为英格兰银行上调贴现率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过高的利率将进一步提高已经很高的失业率，同时还将削弱在议会中已经不占多数的工党政府所得到的支持。利率上升同时还将提高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到中欧经济停滞影响导致盈利下降的英国银行体系的经营状况。另外，高利率还将提高政府国债的融资成本并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由于政府在一战中累积了大量的“战争负债”，并且其利息支出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利率的上升使得英国政府在1930―1931年期间进一步掉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投机者们认为，如果英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财政赤字进一步上升，英格兰银行放弃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变得不可避免，因此，投机者们开始出售英镑。

历史学家认为，尽管英国的失业率维持在20%的高位，如果没有投机者们的攻击，英格兰银行还是可以通过3.5%的贴现率（1931年7月23日的水平）来维持英镑的黄金平价。然而由于德国危机带来市场对欧洲复苏前景的进一步暗淡，市场上对英镑的投机进一步加大，投资者们坚信民选政府无法在面对20%的失业率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利率，因此，对英镑贬值的投机攻击进一步加剧。终于，1931年9月19日，英格兰银行停止了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从而宣布了英国退出金本位制，作为一战前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绝对中心国家，一战后的世界双中心国家之一（和美国），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宣告了世界金本位制的解体。英镑也在随后的3个月内对黄金的比价贬值了三分之一。这种下降同时摧毁了世界对其他信用货币的信心，各国央行纷纷将其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这种行为进一步压缩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供应。从1932年开始，世界上大约24个国家放弃了原来的金平价水平，并将其货币贬值，从而彻底宣告金本位制成为一种历史。在英镑危机发生之后，1932年开始，英国接着出现债务危机，这彻底标志着英国不再担任世界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角色，其中心国家的角色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从英国作为中心国家衰落的历史中，我们总结出一个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心国家已经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中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如英国到后期严重依赖其“看不见的收益”来支撑其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2)原来的中心国家经济实力占世界经济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世界上已经出现潜在的中心国家接任者。我们认为英国出现英镑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统治地位的崛起，它为世界寻找新的中心国家找到了支点，这也加速了世界各国对英镑信心的丧失。(3)中心国家的更替最重要的因素会是世界对中心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信心的下降，直接表现为国家对中心国货币的抛售，从而带来中心国货币大幅贬值的压力。在1929-1933年这段历史中直接表现为“英镑危机”。(4)中心国家发生货币危机还不是该中心国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其发生债务危机才是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另外中心国家更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继任者的出现。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在英国之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心国家”，下面我们回顾一下美国的历次货币危机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危机。

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美国成为中心国家后，已经在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其中的1969年和1971年的货币危机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典型的中心国家霸权垄断地位下降所引致的金融危机范例。从70年代开始，美国也完成了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然而，与英国的更替不同，即使到今天，世界上还一直没有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的，虽然危机多次发生后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减低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欧元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在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除美元外，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可以以欧元作为储备资产之一，但从美国和美元的实际影响力上来看，美国仍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心国家。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是否在不断下降？未来的新的中心国家会是哪个？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是什么？下面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中对各国实际GDP的估计和测算，我们将美国、中国、德国、印度、日本这5个国家以国际元（million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①）为单位的实际GDP除以世界的实际GDP，得到各国从1970―2008年实际GDP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从而得到表1。

我们发现，在2000年之前，美国一个国家的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0%以上，日本即使在其本国经济最辉煌的80年代，其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比重的峰值（8.7%）也一直远低于美国，从来没有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真正的威胁。然而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迅速崛起似乎正在改变这一趋势，根据上表2008年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实际GDP占世界的比例已经达到17.5%，而美国已经下降到18.6%。不过就此判断中国将在未来替代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位置还为时尚早。

根据前面对英国例子的分析，我们认为一个中心国家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将是这个中心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同时它的前提条件是新的中心国家替代者正在出现。如果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增加了这种更替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新的货币体系的更替或者说美国中心国家地位的丧失将是等待美国债务危机的出现。表2为美国国债目前前10个持有者的数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截止2011年2月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数额已经达到了42743亿美元，其中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占美国全部国债的25.79%，这与上一次中心国家更替时新中心国家美国是旧中心国家英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极其相似。我们认为，美国中心地位衰落的标志性事件或许就是美国国债危机的爆发，即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不愿意再持有美国国债。这也就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三、结 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霸权地位开始逐步下降后，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会开始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的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中心国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会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中国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的霸权垄断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还没有发生，究其原因，一个是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还未真正出现；另一个是美国虽然爆发了次贷危机，新一轮的美元货币危机的发生压力也在增大，但其目前还未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因此中国作为国家和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应重点关注美国国债市场的变化趋势，并及时做好应对措施。

注 释：

①国际元（英语： Geary-Khamis dollar），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1990年或2000年常用作基准，与其他年份作比较。国际元由罗伊•C•吉尔里于1958年提出，萨利姆•汉纳•哈米斯于1970―1972年发展而成。国际元建基于通货购买力平价与日常用品国际平均价格的双生概念。国际元和国际汇率皆可用作比较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在比较各地生活水平时，国际元比国际汇率更准确。

主要参考文献：

［1］Barry Eichengreen,2008:“Globalizing Capital: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nd ed, ISBN 978-0-691-13917-1

［2］钟 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J］．国际金融研究，2001(4)．

［3］张 明，覃东海．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资源流动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2)．

［4］何 帆，张 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J］．财经问题研究，2005（7）．

［5］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2010:“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R］.NBER Working Paper No. w15795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 TianpengAbstract: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es have a close linkage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hen the central country's hegemonic dominance begin to decline, the periphery will lose the confidence in the central country's currency and induce the currency crisis in the central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ill be symbolized by the sovereign default in the central country, not the currency crisis.Considering China is still a peripheral country in the monetary system,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U.S.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select the correc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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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但在统一向前的大步伐中，世界各国的发展仍体现出明显差异。为了增强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协调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制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制定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等国际统计准则。2008年联合国专家组又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进行了修订，推出了08sna。

sna以全面（综合）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会计账户方法对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的统计核算，为宏观经济分析、决策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sna作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准则，其中包含相当丰富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

但是，在2001年，经过长期研究和多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颁发了一部专门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用于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概念和原则上，mfs与1993年sna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手册》（简称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简称gfs）等国际统计准则相互协调。

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sna与mfs的区别与联系，并以金融工具分类为切入点，细致探讨两者的具体不同。

二、宏观把握sna和mfs的区别与联系

sna是关于整个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mfs则是专门针对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仅就货币与金融统计而言，两大国际准则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核算目的不同

sna是为了核算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而设计的。它以整个社会再生产为主线，全面核算再生产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全面测定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的总量。在sna中，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pdi）等。国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全部活动以账户和矩阵的形式列出。账户形式即会计账户的借贷格式，借贷双方平衡，最基本的是生产、消费、积累和国外（即国际经济往来）四大账户。体系中包括：国民收入计算，投入产出表，资金循环表，国民资产负债表与国际收支表等内容。

mfs是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表述方式的国际准则，是为了测定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状况、分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设计的。mfs范围覆盖了广义金融的各个方面及相关经济活动，内容包括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定义、分类、指标、方法和表式等。它以经济体中的资金运动为主线，侧重于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金融资产负债的流量和存量核算，在金融领域自成体系。

核算目的的不同是sna和mfs最根本的区别。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不同

mfs和sna两套核算目的的不同导致他们建立的理论基础也不同。sna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活动是一个生产-分配-流通-使用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物质运动与价值运动的过程，生产活动是一起经济活动的中心，以此为指导，sna全面核算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价值和实际的流量与存量。其总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总额等。

而mfs以金融理论为依据。金融理论认为：货币供应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给可以制约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此为指导，货币与金融统计全面统计了金融交易形成的流量和存量，根据金融性公司的职能不同，核算了影响经济和金融过程的重要指标，详细描述了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债权和债务。

（三）sna和mfs的主要联系

1 核算主体一致

一国之内的单位、个人和国外的单位、个人参与的经济与金融活动，是sna和mfs核算的主体。

2 核算客体一致

尽管sna和mfs在核算内容上与有关于生产、分配、使用等方面的差异，但是金融资产和负债额流量与存量是二者相同的核算客体。

3 基本概念一致

sna和mfs在经济核算的许多基本概念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比如常住单位。机构部门、金融交易、金融资产、负债等，两套核算体系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定义。

三、sna与mfs金融工具分类比较

mfs的统计标准是以sna的统计标准为基础的，sna的统计标准是组织、计量、处理经济体中非金融和金融活动的完整框架。因此，sna的基本原则决定了mfs的统计原则。但是，由于两者统计的目的不同，因而sna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就以金融工具的分类为例，具体来比较sna和mfs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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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11-0076-07　收稿日期：2011-04-02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已成为国内外普遍共识，改革国际金融货币日系的呼声日益强烈。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人行网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已充分暴露在世界各国面前，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建立在以下两点事实之上：首先是经济全球化与货币金融体系单极化之间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不同货币体系都是特定时空下多方博弈的最优结果，在每一时期都发挥着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制度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情况的变化，现行货币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的实体经济发展。其次，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权利格局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凸现，其对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才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学界众说纷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但都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例如推动超储备货币、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特别提款权(SDR)份额、回归金本位等。因此，分析牙买加体系改革的必要性，探求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探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最优路径与制定相关制度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理论综述

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规律的研究分为两大块：一是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逻辑的定性分析，二是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规律进行的定量分析。对演进逻辑的分析包括金德尔伯格(1962)的霸权稳定论思想，蒙代尔(1972)的超级大国理论和由蒙代尔(1976)提出并由克鲁格曼(i982)等人发展的“三难选择理论”。将同际货币体系的演化作为对象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不多，而可以作为间接分析的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前者以Sa|anl和Henderson(1978)以及Krugman(1979)的文章为起点。 Salant和Henderson的重要贡献是意识到放弃同定黄金价格的机制是内生的。而krugman将他们的思想用于同定汇率的投机攻击中，开始了所谓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由于Krugman的模型为非线性，无法求出固定汇率崩溃时间的解析解：Fhmd和Garher(1984)川线性模型简化了Krttgman的模型，并求出了解析解，完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基本框架构建，通常称之为Kr/lgmtll3-Flood-Garber(KFG)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将政府政策内生化，代表人物为Kydland和Prescol!(1997)、Obstfeld(1994)和Drazen和Masson(1994)。此后，一些学者从许多方面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分析对于此次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一批学者是从国际经济失衡角度进行探讨。Cooper(2004))认为，美国对外投资及回报的增长是支撑其贸易持续逆差的源动力。Mann(2005)等认为美元贬值的“支出转换效应”的减弱是来自丁世界性低通胀和新型市场竞争格局造成的“价格传导率”降低。同内学者盛宏清(2006)、姚枝仲(2006)、张纯威(2007)等也从陔角度进行了探讨，王曦(2009)论述了此次金融危机属于结构性与周期性。宋晓峰(2004)的分析显示，欧元的引入可以增加国际货币之间的替代性，从而限制美元通过自我贬值来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性。熊爱宗，黄梅波(2010)认为多元化的同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同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

探讨全球金融危机的相关文献较多，但大多数是从美国国内经济运行角度分析，而从同际货币金融体系角度探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文献并不多，其中一些也是简单概括与局部分析为主，缺乏有效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与标准的分析框架。同时，以往文献主要研究某一时期特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很少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演变规律；本文从货币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双重视角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机制与规律，分析牙买加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及“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思路。

三、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内在机制与规律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走过200多年的历史，期间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从最初的同际金本位制，依次过渡到国际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牙买加体系。不同货币体系是否存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是内生还是外生?滦入探讨这些问题可以为现行同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一些改革思路与方向，同时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定位提供适当的借鉴。

(一)国际货币体制――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的权衡取舍

在货币所有的职能中，最为基本和广泛的职能是交易巾介职能：为了保证交易的顺畅和高效，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既要为交易提供足够的额度，即流动性；同时交易媒介自身要币值稳定，具有稳定性。因此流动性与稳定性是货币的两大主要特性。然而流动性与稳定性两者之间存在权衡取舍(trade-off)关系，稳定性对流动性形成制约，而流动恤又冲击着货币制度的稳定性。当货币供给量小丁“事前”货币需求量，产牛流动性不足，引起通货紧缩行降低交易效率；当货币供给量大于“事前”货币需求量，过度的货币投放所形成的流动性过剩最终还是要被经济主体所吸纳，产生了投资与经济过热现象，引致通胀压力，使得货币的稳定性减弱。凶此成功的货币体系需要同时满足充分的流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使两者达到某种均衡。

流动性与稳定性同样是国际货币最主要的特征，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提供清偿力，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减少了结算与储备的不确定性。但两者也是相互制约，具有稳定价值的同际货币无法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从而制约实

体经济发展；能提供充足流动性的货币又不存在内在稳定机制，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增加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冈此理想的国际货币要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为市场交易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然而，历史上的围际货币体系都无法达到这一理想的状态，都是在流动性与稳定性两者下进行权衡取舍。

(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

1.国际金本位制演变的内在机制――稳定性对流动性的制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是188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度，该制度下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国境，是国际储备资产和结算货币。

黄金作为货币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表现在该体系下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黄金以及其他代表黄金流通的铸币和银行券之间的比价以及各国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币值稳定的原因在于该制度遵从市场选则的货币发行机制，金铸币可以自由流通和储藏，也可以按法定含金量自由铸造，各种金铸币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国际金本位的货币稳定性对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各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尽管该制度下的货币发行机制遵从市场选择规律，具有内生的稳定性，但是货币的供给依赖黄金存量，而现实中黄金产量的增长远远无法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对黄金的需求。因此，货币的稳定性(黄金的供给)对货币的流动性形成了显著的制约。在国际金本位制时期，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1929～1933)对于该体系的崩溃有直接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由于对外投资与世界贸易的空前增长，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急剧增加，而作为货币的黄金供给量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黄金存量的有限供给形成了制约流动性的瓶颈。

2.国际金汇兑制演变的内在机制――流动性对稳定性的单相冲击。为了节约黄金的使用，弥补金本位中黄金量不足的劣势，金汇兑本位制孕育而生，该种制度下，黄金依旧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各国纸币仍规定有含金量，代替黄金执行流通、清算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节约黄金使用的角度而言，该货币制度在一段时期内是成功的，克服了国际金本位币制时期的流动性不足，缓解了稳定性制约。该种货币制度实质是黄金和信用货币共同运行的双轨币制，各同货币价值以黄金背对，同时可以发行纸币。因此，实质上并未解决金本位制度流动性不足问题，世界贸易发展对黄金的需求和黄金的产量之间的缺口仍然存在。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各国政府发行纸币的硬约束，当纸币过度发行时，纸币贬值，黄金数量无法满足兑换比率的需要，尤其是在汇率频繁波动时用黄金干预外汇市场来维持固定比价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从1929年开始，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度逐渐瓦解，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3.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的内在机制――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双向冲击。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旨在设计一种能在维持货币稳定性的前提下能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的货币体系。最终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货币之问的同定比价关系。从稳定性与流动性角度分析，货币的稳定性体现在固定汇率的制定，同定汇率稳定了世界金融市场，减少了结算与储备的风险，在保证货币稳定性的同时，美元的发行解决了国际储备短缺的困境(黄金短缺)，为国际市场交易提供了流动性。但是该制度创新仍没有超出国际金汇兑的范畴，只不过由以前各国货币白行汇兑集中到以美元为巾心的国际金汇兑。该制度正常运作的前提是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然而现实中这两者无法持续同时满足。因此该体系演变过程出现了“美元荒”(DollarShortage)和“美元灾”(Dollar Gult)两种迥然不同的极端现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黄金与美元按固定比例挂钩确保了美元充当国际货币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对于美元的流动性施加了限制，使得美元流动性不足，形成了“美元荒”。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美国国际收支逐渐恶化，荚国加大了美元的发行，流动性不足转为流动性过剩，美元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的危机，实际上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导致了“美元灾”，美元不断贬值破坏了该体系的稳定性，最后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牙买加体系演变的内在机制――流动性对稳定性的单相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虽然美元的国际本位和同际储备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因此，相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牙买加体系的不同之处在在于放宽了对美元发行的约束。从稳定性和流动性视角而言，国际货币的流动性必然损害其稳定性。黄金非货币化，国际货币不具有内在价值，属于纯粹的信用货币，因此流动问题从原先的流动性不足而引起的货币稳定性问题开始转向流动性过剩对稳定的冲击。美元，单一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时，美元通过贸易与投资方式向世界注入流动性。但是当美国政府面对国内经济衰退时，往往采取振兴经济计划，例如政府加大投资并配合低利率政策，这些以振兴国内经济为目的的政策产生的对外效应是向外输出美元流动性。对美国而言，向外输出流动性的收益是多方面的，收取铸币税的同时，还向外传输通货膨胀。但是对外流动性过剩累积到一定量时，以单一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就受到威胁。浮动汇率制度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混乱，套汇和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大量泛滥，先后引发多次金融危机，同时，汇率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效率，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引发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强时，该体系所同有的稳定性问题日益凸现。

(三)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规律

如图1所示，通过对同际金木位制、金汇兑本位、布需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形成的背景和运行机制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从同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双重视角探寻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从而得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规律。

1.流动性与稳定性是历次国际货币体系的两大主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件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提供清偿力.而国际货币金融休系的稳定性减少了结算与储备的不确定性。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计在于能在保证同际货币稳定性的前提下为市场交易注入足够的流动性。

2.流动性与稳定性两者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父系，稳定性对流动性形成制约，而流动性又冲击货币制度的稳定性。由于同际货币的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所以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存稳定性与流动性两种之间某求均衡。国际货币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当稳定性制约或流动性冲击超过某临界值，便导敛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3.金本位制崩溃的原因是稳定性对流动的制约.有限黄金的供给(稳定性)满足不了了H益高涨的对外投资与贸易需求(流动性)，流动件不足

是金本位制度崩溃的最主要和直接原冈.与金本位相似，金汇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样是以黄金为背，从稳定性视角而占，这两种货币制度都未能从实质上解决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所引起的流动性不足问题。

4.在缺少货币发行约束机制与存效监管时，国际信用货币体系都具有内生的导致流动性过剩的激励机制(内生流动性对稳定性的冲击)，冈此历[史上的同际货币体系都呈现出内在的不稳定性..对于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实质为复木位，黄金与信用货币同时运行，复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都存在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政府有不守信的内在动力，因此存在扩大流动性的激励机制；而牙买加体系足单一国货币作为同际货币，在这种对信用货币发行缺少硬约束与监管的制度下，必然存在美国以牺牲对外经济目标来实现对内经济日标的激励机制。

5.国际货币流动性对稳定性冲击，最终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是国际信用货币发行约束与监管的缺失所造成：金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时期各国政府肆意地发行符自的银行券、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放弃美冗兑换黄金的承若与义务、牙买加体系巾美围对外经济月标从属于对内经济目标都表明吲际信用货币发行缺少“硬”约束。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流动性过剩足国际信朋货币体系不稳定最主要的原因，要想建立一种科学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就必须克服流动性过剩的冲击，而流动性过剩又是起源于缺乏良好秩序和约束体制的环境，所以一种理想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包含相应的约束机制与严格的监管。

四、流动性与稳定性视角下的牙买加体系

(一)牙买加体系的“内因”与“外患”

1.牙买加体系改革的外部动因。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货币金融体系单极化的失衡――文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冲突。尽管货币有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但是其最终的决定基础还是实体经济，即虚拟经济(货币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贸易体系)?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各次国际货币体系都是为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不可否认，不同货币体系都足特定时空下多方博弈的最优结果，在每一时期都扮演着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然而随着制度赖以存在的文体经济情况的变化，现行货币金融制度不冉适应新的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经济全球化(实体经济)与货币金融体系(虚拟经济)单极化的失衡，牙买加体系不能高效地服务于文体经济的运行.因此实体经济全球化趋势对现行的货币体系改革形成了外在的动因。

其次，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权利格局的冲突。从国别层面分析，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显著的提升，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相应的地位与权力份额变化甚微，造成了国别经济实力与权益的失衡，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提出对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诉求。

2.牙买加体系内在的非稳定性、流动性对稳定的冲击。单一货币充当世界货币会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原因在于单一货币工具无法同时实现对内与对外两个政策目标，当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相互冲突时，对外目标必让位于对内目标，以牺牲外部均衡来实现内部经济目标。因此以美元为主体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也必然存在这种内在的冲突。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为了减少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积极地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进行干预，通过贸易赤字与国际资本流出方式对外加强流动性供给，流动性过剩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造成负面冲击，使IMF难以达到保持世界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然而，IMF的最终目标又对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提出要求，因此产生了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诉求。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这种诉求更加强烈。出于交易的目的与审慎性原则(Heller，1966)，大多数国家都持有国际储备，美元以牺牲外部均衡寻求内部经济稳定的方式，必然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损失。以中国为例，美元的国际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使中国大量的美元储备缩水，另一方面通过外汇的倒逼机制迫使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导致货币政策失效与通胀压力剧增。2008年我国利率高企与人民币值的“双高”现象(高利率、高汇率)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

(二)牙买加体系酝酿危机，危机冲击体系

世界货币必须向世界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保持交易的平稳性。因此，当美元这种单一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时，美国经济对外的失衡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美国政府通过利率与汇率政策向外输出美元，向外部市场注入流动性。通常的做法是高估本国货币对外价值并配以低利率政策，就是常说的“双驱动”(图2中虚线方框内)，美元的高估与国内的低利率促使美国连年的对外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使得美国成为贸易赤字与净资本流出的“双赤字”国家(图2中虚线方框内)。但与此同时，美国低利率政策的对内效应是向国内市场注入了流动性，主要表现为私人投资的扩大。当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可以吸收掉过多流动性时，经济可以保持良好运行；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经济的增长消化不了因对外提供流动性而产生的超额流动性时，国内市场就产牛了流动性过剩。过剩的资金将进人高风险的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形成资产泡沫，当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破灭。资产泡沫的破灭给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并影响居民的预期，引起经济的衰退：从这一机制来看，单一货币执行国际货币职能必然引发美国国内金融危机。因此，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自身的缺陷是造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

美元作为货币，同时肩负着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使命。当美国国内经济面临衰退时，需要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例如，美同为应对次贷危机而采取的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l)是在美国金融危机激化的条件下于2008年11月24日提出投放6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用于购买南房地美公司、房利美公司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和担保的债券。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继续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2)，其内容是在2011年中期以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投放6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相对于平均每月投放75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一举措的对外效应是向外输出流动性，向世界各同收取铸币税的同时还向外传输通货膨胀。当对外的流动性产生过剩并累积到一定程度，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就受到冲击，这就是金融危机冲毁国际货币体系的机制。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与牙买加体系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归结为“牙买加体系酝酿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冲毁体系”，图2总结了这一过程。出现这种互为因果的难题，原因在于单一货币执行世界货币

职能时，该货币被赋予了国内与国际双重目标，而这两个目标之间本身又存在互不兼容性，所以这种制度的设定违背了丁伯根提出的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相配比的基本原则。既然金融危机内生于现有国际货币制度，那么可以预测，如果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得不到本质性的改变，那么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将无法得到彻底的消除，偶发的金融危机也必将是这一国际货币体制内在的特征。要解决这一互为因果的难题，无非两种选择，一是美国实际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点，从而可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其二是改革现有的单一货币为本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三)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短期思路

既然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具有必要性，那么短期改革应遵循什么思路?IMF的最终目标是保持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价格的稳定，该目标要求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其核心是汇率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具体包括汇率制度、储备制度、国际收支失衡调节和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四方面。美国与ROW(Rest ofWorld，除美国外的其它国家)通过四个方面与IMF进行对接：接受IMF汇率安排；美国通过逆差向ROW提供流动性，形成储备的供给，ROW通过顺差取得储备，形成储备的需求；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美国与ROW通过IMF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平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加强国际失衡调节。图3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国与ROW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其中虚线箭头表示美元的世界循环流动路径。

单一货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流动性最后必然会冲击到货币制度的稳定性，最后危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种机制内在的缺陷必然导致制度的变迁。但是在现行的IMF体制下，美国是现行货币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而且美国叉掌握了IMF的话语权，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寄希望于IMF自发的实质性改革不太现实。因此短期内，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仍将是在现有框架下的边际改革，即对原有制度的修正与过渡；而且，如图3所示，改革推进的力量来自两方面，美国主导的IMF内部边际改革与ROW施压下的外部边际改革。如图3所示，ROW通过三条途径与IMF相连接，分别为参与谈判、储备的需求和汇率制度安排。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下，通过谈判与汇率制度安排的方式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能性较小；ROW之间通过非美元结算，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其效果可能更加显著，并且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谈判能力的增强，可进一步加强改革的力度。

(四)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定位

篇（11）

中图分类号　F12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4-0063-04

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的传导和扩散，对全球整体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但有利于推动自身在金融及其相关领域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为防范和消除金融危机，促进全球金融、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提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思考。

一、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造与更新

随着二战后确立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步解体，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时有发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性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严重影响了全球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使得国际社会开始逐步认识到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和世界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性，必须加强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以逐步改造现有的全球货币体系。

毋庸置疑，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主导货币的强势地位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仍然承担着世界市场中货币流通和交换的主要责任，但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合理化和深度化改革的呼吁不绝于耳，而其争论和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作为世界储备基础的本位货币选择问题。在实践当中，频繁爆发的金融动荡和危机使得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更加明显，日益阻碍其发展。面对着此种严峻局势，各个国家纷纷采取不同的策略、方式来谋求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塑。实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和合理化的诉求，已经得到世界上相当多数国家的认同。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发挥其交换和平衡功能的地位不易动摇，而英镑、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作为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的实力作用和日渐上升的地位和影响则不能够忽视。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逐步衰落，国际储备货币繁荣格局必将出现多样化、多层次和多领域发展和变化的趋势，而在此过程中国际货币体系机制运作和实行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普惠化倾向也将强化和拓展，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且能够兼顾、满足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演化。

二、跨国信息共享体系与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

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加剧了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无序状态，诱发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世界经济的长效健康增长。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改革，有利于在新的环境和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进而逐步形成稳定、健全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和提升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首选目标。需要从下几方面入手：

1　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披露体系，减少信息获取和运用不对称性。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机构和组织必须定期公布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测信息，建立有效的危机、风险预警机制和监控调节机制，根据市场变化态势来适时引导各国及时迅捷调整本国的经济、货币和金融等政策。

2　强化对国际流动资本的控制和管理。金融自由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对国际投机资本自由无序流动的放任，由于国际市场资本自由流动极易导致金融风险和动荡，因此需要对其实施必要的监管和调控，使之能够以规范的渠道和合理方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防范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不良发展。

3　形成对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统一系统监管模式。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动现象日益显现，这一方面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对资本流动的统一监管、协调组织机制，并且制定出针对对冲基金，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产品和工具的管控和治理架构；另一方面则是强化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跨国监控协作，通过磋商厘定核查调控规则，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和提高市场交易透明度，规避和治理金融危机。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转型和决策改变

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规则制定和话语权主要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掌握，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不足，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权益的普惠和保障。因此，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更新和转型，发挥其在维护地区和全球金融秩序稳定、强化金融监管、监控资本流向以及金融风险预警等方面的作用，将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健全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和推进影响。

目前，对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改革和更新重点在于：

1　增强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公开性、透明性和普遍性。特别是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中，加快协调和决策机制的创新和改造，使之更加公正、高效和透明。

2　改革和更新特别提款权制度。应主要依据世界各国在全球贸易比重来重新分配提款权，并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储备、支付的重要补充方式手段，进而避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一旦汇率发生过大幅度的波动而产生金融动荡和风险，从整体上维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

3　提升IMF在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绩效。鼓励成员国推进货币金融政策的透明度，引入新的政策指导方针，推动双边和多边监督以强化金融稳健度；通过改造和推行国际新标准，支持各国金融部门的结构性改革，以推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健康运行；推进私营性部门的活跃和发展来限制道德风险、强化市场规则和秩序；针对汇率制度、资本市场的开放进行系统研究，并对融资便利设施、金融资本来源和组织结构予以相应调整，以适应全球货币体系的长效发展。

4　更新和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运行的基本规则。特别应在IMF的股份比例和组织人事安排上进行适应性调整，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规则的制定权和投票权以改变长期以来少数国家对于决策和投票程序的垄断和控制局面。同时修改和更正IMF的决策规则、管理机制以及组织结构，增添具有地域代表性和应对突势的机构和组织。

四、人民币汇率机制安排的调整

采取灵活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有助于降低国际套利资本引起的汇率风险。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世界各国相继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和钉住汇率制。在这其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美元、欧元或自选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而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汇率政策和制度问题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于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来寻求全球金融秩序稳定和发展的中国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选择和制定显得更为重要。而就目前状况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大局限性在于缺乏一定程度弹性，其长期处于相对固定的幅度区间内波动必然会日益僵化，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长远发展造成损害，也将影响到中国未来金融安全的稳定。因此，健全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1　改变单纯依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被动确定人民币基准汇率的方法，而要按照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调控目标来确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内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来制定整体性汇率政策；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使市场交易主体能较为自由地根据相关信号来做出反应，使之能够较为真实准确地表述市场供需关系的消长变化。

2　逐渐放宽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最高特汇规模的限制以增强其头寸限额弹性，从而有助于提高其运作活动的灵敏性和主动性。

3　循序渐进地减少对企业持有外汇的限制，使一些具备条件的大企业集团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间接参与者，从而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运作机制。

4　强化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和管治，善于运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以及外汇管理政策等的协调作用。

五、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