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层治理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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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01.025

1对现阶段农村治理模式的反思

农村社会治理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在党和政府既定的体制、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农村公共权力对农村地区进行领导、调控、管理和共治以实现农村社会有序发展所形成的一种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政府对基层全权统治模式被“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所取代。“村政”是指依靠国家制度的强制力，以依法民选为基础组织自治机构，通过民主集中制而形成内生的行政效力。“民治”是指村民依据意愿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力，强调村民自己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享有高度的自治。但随着城镇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其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一方面，村民自治日益行政化，扮演了国家行政体系“末梢”的角色。当村委会运行由自愿动员转变为行政命令，有些地方甚至是行政摊派，极大损害村民的自身利益，村委会遭遇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单一，难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在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问题复杂化的背景下，基层村委以完成上级政府的指令为主，缺乏对话与协商。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急需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多元化治理新模式。

2扶余市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治理的案例剖析

在传统“村政民治”模式出现问题之时，扶余市的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值得借鉴。受传播文化和乡贤文化影响，该市活跃着一支以村容建设和农村德育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自发建立的“精神文明志愿者”组织，由张利和刘佩文发起，并通过道德宣讲、发展志愿服务带头人等手段不断发展壮大。经过近30年的发展，2011年5月，扶余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协会”，至今已形成了分布60多个村屯，规模达到30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逐渐成为除了村委会、合作社之外的农村社会治理新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1月到2014年7月末，志愿者们共植松树16435棵，安路灯2639盏，制作宣传牌1727块，立迎宾门78个，用红砖硬化路面10200延长米，农村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概言之，此类农民志愿者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生性。与外在于受助者的志愿者提供服务不同，农民志愿者都是本村村民，自愿为本村建设出钱出力，体现出强烈的内生性。本土志愿者模式为基层农村的公共服务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同时保证志愿服务的延续性与持久性。

二是基层文化性。不仅参与村容建设，该志愿者组织强调将精神文明传播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志愿者们利用村里人结婚或老人过生日等人多的机会，以“三句半”、“道德讲演”、“道德小品”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主动开展传统美德等道德宣讲，以激活传统文化道德资源的形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农民自身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化和认可，解决了乡村思想教育分散较难组织的“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难题，最终实现农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三是成为农村治理的新主体。除了村委会、合作社等农村社会管理的载体之外，村民志愿者组织成为农村和谐治理的新型主体，发挥村民自身的积极性，不仅投身于合作社的互助劳动与村务管理之中，还对积极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张利的带领下，王家村的志愿者们自愿捐款，耗资近70万元，兴建了近300平米的文化大院，为村民提供文体活动以及学习文化的场所。

四是乡贤动员性。村民志愿者组织充分发挥了以乡村医生、乡村教师、乡村技人等为代表的德才兼备的乡贤在动员村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扶余市农民志愿者首先是在乡贤张利和刘佩文两人大力宣传传统文化和倡导村民德育的基础上发展而起，志愿者们也都对其高度赞誉，认为正是由于乡村贤人的教化，才促使当地农民践行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积极参与到乡村志愿服务中来。

五是长期性。当地的村民志愿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这种新型志愿者形式克服了当下一些志愿服务时间短、盲目性、流于形式、服务与需求难以对接等弊端。

3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新构想

基于对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的经验的借鉴，政府应转变农村社会治理思路，重视农民内生力量，推动建立多元谐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所谓“多元谐治”是指“政治、经济、德育、善为”和谐治理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也对应着农村社会中四个治理主体，即政治―村委会、经济―合作社、德育―乡贤、善为―志愿者组织。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政府转变农村社会治理思路，重视农民内生力量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政府应在顶层制度设计的高度上转变过去单一式的行政化控制的治理思路，应给予乡贤、农民志愿者等农民内生力量以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利用农村自身资源实现自我发展，着重开发农民自身潜力，激活农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长效稳定发展，这是多元谐治模式得以实现的政治前提。

3.2充分发挥“村政”的作用

村委会在部分地区存在国家行政体系的“末梢”发展的趋势，不妨换个角度来看，重视村级自治机构现有的作用，充分利用农村社会资源，发挥村委会在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机构。村委会作为村民经过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有责任和义务将村民的建议和意见向上进行反馈，以保护村民利益。同时，村委会可以利用自身村民代表的地位为村级建设争取到更多的行政资源，例如政策支持和财政拨款等。

3.3“乡贤”和“志愿者”成为农村治理的新主体之一

在村委会进行行政管理，合作社发展农业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乡贤和志愿者作为新主体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觑。乡贤是指在本地有一定声望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从未离乡离土的乡村能人的作用更是应该激活的乡村治理资源。与强调乡贤返乡建设家乡的浙江上虞模式不同的是，扶余市更为重视挖掘守土守乡的本土乡贤资源，使其发挥社会声望高的优势，开展道德教育，建立村民志愿者组织，参与村貌建设和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培育新型农村公共性。

3.4“德育”与“善为”成为建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

公共性是指在维护私人权益的基础上，公共权力机构公正分配公共资源，同时激活私人的公共意识，共同参与到资源的合理分配中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性曾出现危机，村委会的公共服务功能一度衰退，农民的公共意识难以被激发。扶余模式中的“德育”和“善为”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成为建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农民志愿者在农民认知方面重视“德育”的重要性。乡贤开展传统美德宣讲，通过道德讲堂、文化论坛等多种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并将其逐渐内化于每个村民心中。在农民的行为方面重视“善为”的重要性。乡贤通过身体力行、互助帮扶等方式，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声望，动员村民通过义务劳动、捐款捐物等方式开展志愿服务，不仅积极参与农村风貌建设，还引导村民摒弃赌博等不良恶习，转变社会风气。

3.5“谐治”成为农村新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框架

所谓谐治，就是治理主体各方形成一种目标明确、权责合理、交叉互动、互为依托的关系，成为一种完整和谐的治理架构。目标明确。不论农村社会中存在多少治理主体，但是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美好的农村社会环境。目标明确能促进各方合力，力量集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权责合理。村委会、合作社、乡贤、农民志愿者等村级治理的四大主体都有各自的分工职责。村委会负责政策与资源的上传下达，位于村民自治层面，合作社为农村建设提供经济基础，乡贤在开展德育教育、动员村民方面作用突出，农民志愿者则是其中最活跃的力量，是道德教育的践行者和村屯各项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交叉互动、互为依托。“谐治”并非分治，而是一种互动式的和谐治理。以乡贤开展的德育教育为整合核心，村委会负责村中行政事务，同时给予农民志愿者大力支持;农民志愿者带动普通村民开展道德文化建设，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使村委会的管理更加方便;合作社在受到农民志愿者的帮助和支持的同时，村委会可以为合作社争取资源。各方在相互支持中得以发展，形成一个和谐良性的农村治理系统。

4结论与进一步构想

“政治、经济、德育、善为”和谐治理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在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提炼与总结而提出的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构想。实践证明，中国农民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农村社会是制度创新与新模式探析的广阔土壤，只有立足农村社会，充分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依靠农村内生力量，才能打破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才能促进农村社会进步。当然，依靠内部力量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借助外部资源助推发展。例如建立高校资源与农村志愿服务对接机制。高校可以组织志愿者或社会工作的专业团队以暑期活动或专业实习的形式进驻村屯，在其中扮演协调联络与鼓励支持的角色。利用大学生的活力与创新意识辅助乡贤进行道德宣传。社会工作专业团队可以利用个案心理辅导、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知识帮助农民志愿者队伍朝专业化、高效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方面的建设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其可行性，农村社会未来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0.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

[3]王一.农村社区建设与基层秩序重建――关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J].山东社会科学，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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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运作机制是让大脑的犒赏情绪与惩罚情绪对合规行为的结合。即让合规与犒赏情绪绑定，这样，合规行为就会使人感到一种愉悦，人们称它为荣誉感；同时让违规行为与惩罚情绪绑定，这样，违规行为会感使人到一种难受，人们称它为耻辱感。人们提倡什么，唾弃什么，就是对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的分配的过程，这种自然的结合即为文化本源。情绪经过人为的干预重新与推崇的事件相结合，即为文化建设。

二、违规经营和违规操作屡禁不止的原因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

文化建设的优点是文化一旦建立就有相对的稳定性，难点是合规文化面临着传统文化的挑战。当合规犒赏情绪遭遇亲情、友情的犒赏情绪时，往往前者不敌后者，就在寻求两全其美之策时，违规也就悄然而至。因此，合规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之间常常会有遭遇战。在开展合规文化建设的时环境尤为重要。

三、规范的治理结构是合规文化生存的“环境土壤”。

3.1监督者要给经营者制造压力。压力的最好来源是机构内部的实时监督

3.2监督者要受到重托才能充当守望者。那么又怎样防止监督者自身去指使下层违规呢？监督者同样需要一种情绪支撑，这就是信任、荣誉感，它需要给予重托来建立。给予每一聘任级的聘任权才能建立重托，进而激发信任感、荣誉感，实现一个代表的职责。而相互制衡的机制是既没有信任也没有压力的工作环境，它是导致现实中不忠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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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32.289

1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影响村民自治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强化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直接民主治理形式是维持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途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宗族是一种重要的人群聚合形式。宗族通常表现为若干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世代聚居在同一居住地，宗族成员拥有同一个祖先，从而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人群聚合体。H村作为一个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村民有强大的约束和导向作用。宗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并附加某些经济和物质利益，使其具有许多功能，可以在农村发挥广泛的作用。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活动不可避免受到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H村作为一个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彝族宗族制度渗透到彝族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H村村民自治活动中，由于个体村民在村民自治活动中参与度较低，通过制度性渠道提出政治诉求较难，因而村民寻求通过宗族力量表达其观点维护自身利益，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影响较明显，同时也为民族地区村民团结、稳定的提供精神基础，通过约束村民的行为以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且少数民族宗族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权力制约的作用，对防止基层干部的腐败，减少农村基层组织对村民利益的侵害，捍卫村民群众的自治权力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但是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作为一种伴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产生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的村民自治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

2 H村彝族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

2.1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影响村民自治组织的公平性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的管理机构，其产生深受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1）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选举活动存在影响。县和乡政府制定并解释了选举的规则和程序，向村里派出特别指导小组指导。但是在村委会干部实际选举中，村民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倾向，具有宗族关系的村民成为其投票的主要依靠对象。在对H村村民进行调查时发现，在选举中，大部分村民不能对所有候选人能力都了解和熟悉。大多数村民会认为反正不熟悉，选举谁都是相同的，因此多数人会选择同一宗族的候选人。H村的民主选举是民族制度与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碰撞后的选举，选举中包含着宗族观念和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2）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会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护和主张宗族利益；二是宗族中的个体利益如何实现。在投票过程中，村民在一定程度还是会根据本宗族的利益而作出投票决定。村民的投票是根据与候选人的血缘关系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在选举中更多的是考虑是否是同宗同族而不是看能力。而对于联系较少的同宗同族，存在着上门游说以寻求支持的活动。

2.2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削弱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政策与制度依据，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程序和步骤作了详细的安排和规定。村民自治活动应遵循相应的程序和步骤以保障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然而，“宗族作为一种私人组织，它所遵循的秩序原则是血缘联带原则，在宗族内部按照长幼秩序进行权力分配，是有级别性的，宗族是以血缘关系结成，其社会人群结构上具有狭隘性，这种内在的狭隘性往往外在的表现为排他性”。[ZW（]张厚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366.[ZW）]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建立的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习俗而非法律制度，因此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会破坏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削弱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调查中的H村对“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负责的公共事务，宗族一般不会介入其中，但宗族的实际权力及活动对村干部仍有影响。“各级村干部的职权大小应由相应的制度规定，而实际情况是宗族精英有着更为有效的权力，宗族背景成为影响村干部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因素”。[ZW（]张艳.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利弊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10）：88-89.[ZW）]

2.3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弱化了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自主性和监督

（1）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自主性。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特征是具有自主性，村委会领导村民自主地行使自治权在本村区域内管理自身事务。然而当村委会做出的决定不利于宗族时，宗族很可能动用自己的力量或明或暗对抗和阻止这些决定的执行，这种隐形的力量会对村委会决策施加压力，使决策出现宗族偏向。宗族成员对本民族内非正式制度的强烈认同和遵循限制了宗族成员的行为，使他们潜意识对宗族有着非常强的依赖。在H村的调查中，村民都认同村委会主要任务是管理生产，而村民纠纷矛盾应由族长按族规处理。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已经阻碍村委会展开自治活动的自的行使。

（2）村务监督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实践中，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需要广大村民的参与。然而在对H村进行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村民认为对于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往往认为是上级部门的事，监督也没有用，与自己无关。可见在村委会选举之后，怎样去治村、管村，许多村民就不去管了，认为不是自己的事情。调查中发现村民认为村委会干部都是同族同宗的“熟人”，存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心理，只要不是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大多数村民不会主动对村民自治活动进行监督，自我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3 整合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与村民自治活动关系的建议

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应在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引导的同时，强化村民自治活动组织建设，这样才能消除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影响。

3.1 因势利导、整合村民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性参与，引导其现代转型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其功能的发挥是因其能将内含的精神和文化渗透到人的内心，使宗族成员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认同感很强，对村民而言是村民根植于心的，要想全部抛弃和废除是不可能的。因此，现阶段应因势利导就村民自治中与宗族势力冲突的问题，积极进行整合，引导村民将宗族制度的参与整合到正式参与中来。通过积极培训和学习，提高村民思想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逐渐培养村民新的“认同感”逐渐摆脱以家为本位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制约，确立以个体为本位的公民意识。并逐步消减宗族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确立乡村社会的法理型新权威，逐渐减少传统权威的影响。

3.2 强化农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章程

（1）要加强党对自治组织建设的领导。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不力、基层党员民主观念淡薄、宗族意识强，为了推动工作，甚至鼓励和支持宗族代表在村委会选举中当选。在处理宗族纠纷时，往往对大族、强族采取妥协、退让，或者以牺牲弱小宗族的利益来求得暂时的平静。因此，应加强党对农村自治组织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发挥党员先进模范带头作用，以保证村民组织活动按规定的进行。

（2）要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的各种章程。由于农村基层民主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族地区宗族制度才会有影响力。通过推进民主制度化建设，健全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具体制度，保证选举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逐步减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干预，压缩宗族活动空间。另外，建立健全村委会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制度，以保证村委会自治工作的顺利展开。严格依法依规展开村民自治，让宗族势力影响减弱。

（3）要提高基层组织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针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造成农村基层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松懈，必须提高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自身素质。这是消除宗族势力影响的又一重要措施。可以通过培训和实践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理论、业务、政策、民主素质，在提高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基层组织建设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3.3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减少宗族活动的空间

首先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与教育。在村民中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民主法治教育。引导村民正确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思想上的宗族本位观念。其次是要鼓励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农村地区继承和发扬本地具有民族特色和积极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其凝聚内聚力的功能，淡化其对外抗争意识，引导宗族势力向良性发展。

4 结 论

将宗族权威转变为村民自治需要的权力，宗族关注的焦点转为对整个村庄的关注，以推动农村村民自治活动的顺利展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塑造新一代农民，在潜移默化中逐步促成宗族消解，完善村民自治，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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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极为珍贵的遗产，传统文化向来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根本。当代大学正处在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二者之间本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价值定位谈到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关于“我们的学校为何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追问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管理是一个多层次多内容，彼此密切联系的大系统，它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的内容，也包括对人的微观管理。这是一门值得研究的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高校大学生基层管理工作者，应该积极主动寻求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切合点，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以人为本构建学生管理思路

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以尊重人和重视人为出发点来管理人的。管仲在《管子》一《霸言》篇中，记述了一段对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根“本”;这个“本”理顺了， 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这些思想借鉴到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体现的是重视学生，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这种教育理念是最现代和最激进的教育思想，它既影响人的活动，也借助对人性的认识，由此可以建立起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有效沟通与作用的途径和桥梁。

二、老子“无为”的思想对学生管理的启示

老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见解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示。汉朝刘邦平天下而立汉室，治理天下就用“无为”思想，表面上看，有为和无为似乎是不相容的，但作为工作方法来看，它们能殊途同归，共同达到“治”的目的。无论是“有为”还是“无为”，都只是一种教育手段，真正能让受教育者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这才是重点，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把任务分配给他们完成，并且给他们提供自由且不脱离组织的空间，就可以使辅导员摆脱那些繁琐的日常事务。

三、因材施教的管理理念

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山祖师，孔子早就认识到教书育人要做到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主张根据学生个性的差异和实际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反映在现代教育管理理念里，就是要求教育和管理工作者要清楚认识到每个学生因为受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所以不能追求一刀切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唯才是举、因人而异，重视每一个学生自身的建设和培养，允许学生存在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因材施教”不仅可以提高教育质量，而且可以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及个人差异进行不同的培养。

四、修生正己的管理思想

“修身正己”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端正自己的品德和修行。为了活化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高校的大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首先重视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利用传统文化“言传”，更应注重“身教”。这就要求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断学习，尤其是要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努力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大学生管理工作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直接面对学生，起言传身教和示范带头作用，自身的文化素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水准、敬业精神和思维方式及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等，都会对学生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知人善用的管理方法

高校基层管理者尤其是辅导员老师常常一个人带着4-5个班，平均人数超过200人，如果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过问的话恐怕有十二万分的精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优秀的学生干部能够成为教师和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信息沟通的纽带。如何选择这些学生骨干，是一位高校学生基层管理工作者需要练就的能力。这样经过观察筛选，可以选出学生中的真正骨干，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激发优秀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最后，由于当前大学生年龄阶段已经逐步步入95后，且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生活环境优越，个人主义思想强烈，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性，不太愿意服从学校的管理。提高学生管理效率，全面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修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全体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共同责任，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和榜样力量的引领。充分挖掘并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精神，引导他们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懂得自我管理和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袁涛.基于传统文化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素质的建设[J].科教文汇，2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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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西方，但是协商民主在中国早已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来[2]22。农村是探索协商民主发展的基础，如何充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如何调动农民有序地参与协商民主，如何实现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乡村协商民主的含义

简单地说，乡村协商民主就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利益攸关方的村民通过平等的对话、讨论等方式，围绕乡村社会中的公共问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在协商民主框架下，村民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协商地位是平等的。

乡村协商民主最早的实践形式是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随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协商民主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河北地区，乡村协商民主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咨询会、议事会、谈心会等多种协商形式。正如马克思对民主给予的高度评价：“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3]39-40作为民主形式的协商民主同样是人民的作品，乡村协商民主是村民在实现自身权利过程中不断探索出来的。

二、河北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一）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探索

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治发展。例如，江浙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公民组织发展迅速，这些因素使得公民政治参与得以有效进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也较高，但是从整个民主运行环节来看，经济因素对民主参与起到了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在河北，协商民主形式是随着河北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丰富起来的。与江浙地区相比，河北经济发展处于中速发展状态。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河北农村经济结构依然以农业为主，农村大量的青壮年流入城市，或者外出到北上广等大城市打工，农村空心化比较严重。这些现状导致河北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依然处于一种探索的状态，但是在党的十之后，河北乡村协商民主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探索出了许多形式。比较典型的乡村协商民主治理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1.月协商制度

月协商制度是河北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主要通过月协商座谈会形式开展，每个月举行一次。大名县和宁晋县在探索月协商制度上取得了有益成果。大名县和宁晋县政协为了进一步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搭建了政协委员常态化履职平台，建立了月协商制度。特别是大名县政协正式出台了《关于建立月协商座谈会制度的意见》，这是大名县政协拓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形式、增加协商深度、提高协商成效的有益探索。

一般来说，月协商制度主要是每月上旬，以专题协商座谈会的形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协商，每次就一个专题达成共识，最终形成科学决策。月协商制度在河北各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且月协商制度已经扩展到乡村一级。月协商制度类似于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同样是围绕农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的，“作为农村基层社会的一种民主实践形式，一事一议制度也是一种农村基层民主决策和民主治理的形式，它主要采用协商、讨论、对话的方式来决定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注重的是讨论而不是投票’。”[4]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协商的议题，月协商制度的议题主要是农村中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农民当前关注的主要问题;二是协商的主体，月协商制度是基层政协探索出来的协商形式，在向农村开展过程中县级政协及政协委员发挥着带头作用。

2.搭建三个平台

隆化县政协为了更好地实现协商民主功能，充分搭建献诤言、出良策的三个平台，为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献计出力。具体来说，搭建了协商议政平台、建言献策平台、履职尽责平台，这三个平台有效地将协商民主从县级扩展到村级。

搭建协商议政平台，主要是从县级政府层面对全县经济社会问题开展协商，进一步完善、深化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和基层民主协商，进一步完善各项协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以专委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为平台的协商议政活动。搭建建言献策平台，主要是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问题，以专题形式开展调研，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乡村与群众建立联系，通过撰写调研报告、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履职尽责平台，主要是完善政协联络工作制度，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协调沟通。从横向上看，加强政协常委成员与政协委员之间、专委会与政协各个界别委员之间、政协委员与政协委员相互之间的联系;从纵向上看，加强政协委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通过三个平台的搭建与建设，有效地搭建了乡村与政府、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沟通平台，充分发挥了隆化县政协的协商民主功能。

（二）乡村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从前文分析的两种典型协商民主形式看，我们认为，月协商制度和搭建三个平台主要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村民主动参与或参与协商过程中主动性与积极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公共问题意识不足

协商民主是利益攸关方的村民通过平等的对话、讨论等方式，围绕乡村社会中的公共问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公共问题是协商的关键因素，它背后体现着村民的公共意识问题。如果村民仅仅围绕一些家长里短式的问题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那么这些诉求并没有进入公共问题范围。例如生活垃圾问题，这是农村社会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即针对村民的生活垃圾乱扔、乱倒现象，村民与干部、村民与村委会就如何治理该问题进行协商。但是，如果村民仅仅因为自身利益，就如何治理自己门前垃圾问题进行协商，那么这有悖于协商民主精神。在一些乡村，村民自身利益问题时常超过乡村公共利益问题，使得一些问题在公共协商的框架内无法展开，这种公共问题意识的不足最终会损害村民自身的利益。

2.组织化程度不高

在河北乡村协商治理过程中，组织化程度不高主要体现在缺乏必要的组织将相关利益整合起来。在一些农村，村民的利益诉求始终处于一种碎片化形式进行表达，而这种碎片化的诉求会同时发生在不同的农村，那么这种碎片化的利益诉求如何整合到公共问题中？有的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村委会之间必要的协商进行整合;也有的学者认为，需要建立专门组织对某一公共问题展开协商。针对第一种解决方式，我们知道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少数村委会成员有时会追求自身利益，特别是政治精英掌控着很多资源，很难与村民进行有效的协商，这是影响协商民主开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建立一些专门组织将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同时该组织又能与政协委员建立联系沟通机制，这有助于发展乡村协商民主。

三、完善乡村协商民主治理的路径分析

乡村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针对河北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问题，为了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需要通过以下路径解决。

（一）发展乡村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民出现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私营企业主、互联网商户等，这种结构性分化造成村民针对公共问题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河北乡村结构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务工人员增加、农村大学生流入城市。一方面，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河北农村老龄化、空心化不断加剧。如何在农村开展有效的协商？如何在协商过程中保护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利益？这是协商民主在河北乡村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乡村组织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从协商民主过程来看，乡村组织能够有效地将相同利益群体组织起来，从而更好地代表和表达群体的利益。针对某一公共问题，乡村组织召集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协商，在组织内部首先达成共识;同时，乡村组织与乡镇党委、政府进行协商，表达该组织的利益诉求，通过有效沟通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当然，在现实协商过程中，由于农村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乡村组织协商平台需要进行反复的沟通与协商才能达成共识，这可能会提高协商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乡村组织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协调优势。

（二）培育协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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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兴起及其局限

重属地管理，轻属人管理。属地管理具有明显的静态性管理特征，忽略了现代社会日益增强的社会流动性；属人管理则坚持以人作为其服务的核心对象，对社会实施动态的管理。网格化管理模式虽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了对基层社区公共物品（如对井盖、路灯等）的效率与供给能力及基本服务信息的了解与掌控能力，但其运行理念与实质仍然内含着被管理对象的属地性质，强调对一方地区的管制。

重条块控制，轻整体治理。网格化管理模式致力于将属地分割为若干不同条块，政府“派”专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其主要特点在于各条块职责相对明确。正如“网格协管员”所言，网格就是他们的“责任田”，在其各自分管的范围内，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由他们来解决。在注重条块分割的同时，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也往往忽视了社会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人为割裂了社会系统内部各种联系，往往导致基层社会管理中只重条块、而忽视整体的社会管理模式。

事权下放，治理资源却不足。在网格化管理中，采取“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模式”的运行机制。从表面上看，这一管理方式将管理的权限下放到基层组织中去了，但事实上是责任下放而权限不足，则加重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负担，使得网格运转不良。因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非一级政府组织，但这种管理模式却又反而加剧了它的行政化倾向；它没有法定的财权，却同时又要负有更多的责任。

管理成本过高，政府财政负担重。在网格化管理的推行过程中，政府往往要根据网格的划分来配备相应的社会网格协管员，在面对社会失衡时也需要动用各种人力、物力、财力、技术手段等去面对单个的“居民”，这就造成了过高的社会管理成本。

2、网络化治理的内在价值与理念

网络化治理鼓励社会参与，促进主体多元参与机制。在网络化治理中，政府依然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但政府与其它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构成相互依存的网络体系，各网络结点之间是平等与合作的关系，在合作中“各负其责、各司其能”。

网络化治理注重引导价值共识，促进合作机制。合作机制是网络化治理的主要运作机制。在网络化治理中，各主体之间通过合作共治代替竞争对立，增进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是网络化治理的共识价值，它是高于个人价值、部门价值、地方价值之上的社会合意基础上的共同信念。

网络化治理主张培育社会资本，增进信任机制。社会信任既包括官民之间的信任，还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社会信任是合作的必要前提，是共同行动的基础。当前社会基层政权组织与群众自治组织权威的弱化，与群众对基层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缺乏有关联。“中央政策是好的，只是地方干部念歪了。”而由于地方干部无法取得群众的信任，很多工作难以推进，从而也容易形成基层管理干部“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

网络化治理强调利益共享，增强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增长过程中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公平、公正，利益共享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之间的利益共享，还包括政府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共享，政府与市场、民间社会之间的利益共享。而现实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许多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引发多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等。

3、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型

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价值共识。网络化治理的核心运行机制是通过培育社会资本形成社会信任与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维系不再仅仅是利益的纠葛，更是一种价值上的共识与相互认同。而社会价值共识与社会认同的形成，其根本在于通过社会公共文化建设，把社区建设成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从短期来看，公共文化建设难以见成效；但从长远来看，这实是一项战略任务。而社会公共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发挥传统文化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机制，形成人们在观念、信仰与心理层面的价值共识。

加强公共权力监督、促成利益共容共享。当下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增多，其根本在于利益分配不正与冲突；而利益分配公平、公正的缺失在于对公共权力缺乏监督。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一是通过完善法制建设，通过法律制约权力；二是加强社会协商与公众参与，通过权利监督权力。网络化治理强调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又能起到监督与制约公权力的效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社会利益共容共享，同时还必须尊重人民的选择权与自。

权限下放，促进地方治理的多元与差异。赋予地方基层政权相应的自限，促进地方自治，从而促进地方治理的多元与差异。要改变现有压力型体制下的考核机制，同时改革“条块分割”体制转向注重对“块”的建设，促使基层政权组织从消极“维权”到积极“治权”的转变。

基金项目：2013赣州市社会科学研究百题（13087）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喜，范况生，杨华等.现代城市管理新模式.城市网格化管理综述[J].人文地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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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人才培养，夯实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根基。

文化产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一支德才兼备、开拓创新的人才队伍，只有人才，才是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最可靠的依赖力量，也只有人才，才是保证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储备力量。第一，制定、落实人才方面的相关政策。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关键支撑。要完善创新型人才政策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人才特别是高端领军人才向文化产业园区集聚。鼓励和支持建立各类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创新创业基地、人才培训基地、人才储备中心等人才集聚平台，引进一批高层次研发团队，集聚更多的专业技能强、管理经验丰富、具有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要着力激发创新人才活力，完善竞争择优、开放流动的用人制度，打破人才流动限制，实现科技人才的优化配置，使河北文化产业园区成为各类创业人才集聚的沃土，突破知识产权现有制度制约，最终促进知识技术的有效溢出；第二，打造基层文化队伍。要推进岗位交流，实行岗位互换，把基层每个岗位、专业作为提高文化人才素质的课堂，不断丰富文化人才的工作阅历，培养适应不同岗位的能力。大胆引进地方院校培养的各类高素质文化人才，充实到基层中，进一步改善文化人才队伍结构。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重用基层文化人才，真正使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岗位、干成事的有地位，形成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第三，激发人才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始终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管理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重视对人的能力、创造力和智慧潜力的开发和发挥。要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针对人才的不同层次需要，采取人性化的激励措施，充分发挥人才的潜力，考虑人才个人的特点、兴趣、特长、性格、技能和发展要求等，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努力做到适才适人，人尽其才，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贡献者得到回报，让人才价值得到应有体现。

三、翻新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产业发展的崭新品牌。

河北传统文化资源丰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深厚历史，在文化产业发展的今天，资源储备可谓得天独厚。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凝练和打造独具特色的品牌，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一，加强文化旅游精品建设。旅游产业要进一步加强与文化、体育、科技相关产业的广泛融合，要重点支持和推出若干全国性的文化旅游品牌和特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重点是4条精品旅游线路：承—秦—唐精品旅游环线、保定“两白一山一城”精品旅游线路、石家庄“环省会”精品旅游线路、冰火两重天———张家口冰雪体验及廊坊温泉养生旅游；通过政策引导扶持一批以资本为纽带的文化旅游企业向集团化、品牌化方向发展；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旅游文化产品和具有地方民族特色与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引导、规范旅游文化名街、名镇发展；推进文化旅游实验区、示范区建设；鼓励创意制作符合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创造条件加强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的市场推广；第二，打造强势文化品牌。从“十二五”时期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的任务来看，打造强势文化品牌是未来一个时期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打造“红色太行、壮美长城、诚义燕赵、神韵京畿、弄潮渤海”五大文化品牌的基础上，提炼河北文化品牌的强势项目，在内涵建设方面狠下功夫，挖掘人们尚未认识到的深层次的内容，通过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揭示河北文化的历史和内涵。

四、鼎新开放战略，创设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河北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大环境，河北要想在文化产业领域发展得更好，就必须敞开胸怀，兼容并蓄，在开放中吸收外来的文化和先进的经验，并结合河北的实际融会贯通。第一，要积极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把文化产业的发展融入到全球和全国的发展格局中。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紧紧抓住全球文化市场不断扩大的重大机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根据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市场状况，在“谁走出”、“往哪走”、“怎么走”等政策取向上把握好方向，扭转河北文化企业在海外被动发展的局面；第二，抓住京津冀发展一体化的大好趋势，积极宣传河北文化，不断增强河北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河北历史底蕴深厚，民间文化发达，文化遗产丰厚，要重点打造燕赵文化为主的产业园区、以皇家文化为主的皇家产业园区和以进行革命教育为主的红色文化产业园区，通过充分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把传统文化优势转化为现代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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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诚信，多措并举，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在文化品牌建设工作中促进了文化品牌建设与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一幅幅“航道维护遒劲有力、经济发展乘势腾飞、党建文化春风化雨、民生关怀沁人心脾、文化成果百花齐放、品牌成效百尺竿头”的画面跃然漫漫航路上。

人文人本，忠诚真诚，深化诚信铸品牌

诚信，是该局一直倡导、坚持和弘扬的组织文化，凝聚了全局干部职工的思想和智慧，对单位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多年来一贯秉承的诚信文化，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才得以改革发展的浪潮中不断破浪、乘风、远航。为进一步发扬诚信文化，做到在内容上扩充和深化，适应单位科学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客观需要，自2011年来，局党委全面启动诚信文化建设系统性开发工程，在认真开展调研的基础上，通过“讲、念、树、践”，从忠诚和真诚的角度去理解、践行诚信文化，持续推进了“人文人本、忠诚真诚”这一具有鲜明诚信特色的文化品牌建设工作。

1、由表及里讲“人文”

在文化品牌建设过程中，注重加强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对职工的人文关怀，充分体现“爱党、爱国、爱局”的“颂三爱”要求，从广大职工的具体需求出发，用航道文化、诚信文化、管理文化、民生文化激发大家对单位的无限热爱，对航道事业的无限追求，不断营造团结友爱、生动活泼、互助互学的良好氛围。

2、因势利导念“人本”

在单位发展过程中讲求以人为本，充分考虑职工的特点、性格和兴趣，用人本的理念、用长江航道建设发展的大好形势激发、引导大家对工作和事业的尽心尽责，鼓励广大职工在共同事业目标的追求中实现人生价值，形成组织发展和职工进步相辅相成、共同提高、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3、抓好结合树“忠诚”

在实践中，到要扩大文化品牌建设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必须与航道发展结合起来，与强化畅通服务、稳定和谐结合起来。着力提倡“双向忠诚”的理念，要求职工对单位、对事业忠诚、热爱，明确单位需要对职工忠诚、负责，让忠诚单位、忠诚事业、忠诚同志成为组织内每个人遵循的自觉行为。

4、化虚为实践“真诚”

文化品牌建设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如何将“虚事”做成“实事”？在品牌建设过程中，该局不断夯实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真诚友好关系的基础，将真诚的理念立足于中心工作，待人以真、赢得朋友，对事以诚、赢取伙伴，让真诚相待、协作共赢成为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用诚信打造单位的“金字招牌”。

在“人文人本、忠诚真诚”文化品牌建设过程中，突出“人”、“诚”二字，充分强调个人的素质对“诚信执业”的重要性，以“忠诚”、“真诚”为要义，着力培养了一支忠于事业、敢于担当、求真务实的干部职工队伍。

厚积薄发，励志笃行，多措并举强推进

如果将“人”文化和“诚”文化各比作一个圆，那文化品牌建设工作归纳起来，简而言之就是在两个圆中“选交点、找切点、强特点、显亮点”，始终自觉坚持把文化品牌建设工作放在中心工作的背景下来统筹谋划、实施和推进。

1、厚积——异中求同选交点

紧紧围绕文化品牌建设目标和单位职能，结合航道维护工程单位实际，选好文化建设和品牌建设、组织和个人的交点，寻找“人”与“诚”共性，立足于把品牌做精、把工作做实的目的，在“异”中求“同”的寸土之间因地制宜、深度耕耘文化品牌。

文化宣教入基层。自2011年以来，局党委领导连续两年亲自带队，行程几万公里，在全局所有基层单位和一线项目部、工程船舶中，集中开展了文化宣教、安全检查和高温慰问等工作，对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加以分析、引导，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确立了“高立意、低切入”的文化建设工作基本原则。

品牌文化互通融。文化建设和品牌建设都需要人去推进，同时个人发展和组织发展都需要秉承诚信之本，最终达到以组织发展服务个人成长、稳步增强单位综合实力的目的。该局以贴近员工、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人类文明结晶为着力点立体铺开，通过“精气神”书法、“和祥瑞”音乐和红歌力量、“真善美”摄影、“风骨雅”诗词四个切入点大力组织实施文化建设，推动了“人·诚”理念与文化建设工作的融合。

2、薄发——立足服务找切点

文化品牌建设工作不是无土之木、无源之水，如何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该局从细微之处着手切入，以坚实的创建阵地保障，用持久的举措推进。

找准“窗口”切点。通过在全局范围内推行以“力争诚信一流，力争服务一流，力争管理一流”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一”服务举措，积极探索了优质服务的新理念、新内容，努力将“三个一”服务措施打造成服务长江水运的平台、服务沿江经济的桥梁、服务流域百姓的窗口。

找准“作风”切点。坚持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促进文化品牌建设，以“诚”待人，强化“管理就是服务”的机关管理观，通过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转变机关“懒、散、拖”等不良作风，促进了局机关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侧重“管”向侧重“理”转变，端正机关对基层一线的态度，增进对基层一线的感情，提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诚心诚意为基层一线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的作风，使文化品牌活力四射、单位事业历久常青。

找准“先进”切点。以“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为主题大力开展学雷锋活动，引导职工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诚信光荣、劳动伟大的良好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鼓励单位干部职工争做航道建设的“活雷锋”。

3、励志——创新精神强特点

文化品牌的名称相对固定，内涵却在延伸拓展。它需要在全局性工作中努力填补“空白点”，在经常性工作中积极挖掘“闪光点”，通过创新精神，突出特点，连接起品牌建设中各方面环节，形成树一个品牌、带一片区域、强单位发展的生动局面。

蔚蓝色打造品牌新特色。通过实施蔚蓝色系列文化建设工程，大力打造特色文化，畅通了单位内部沟通新渠道，开启了全员心智新模式，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蔚蓝色故事”、“蔚蓝色讲座”、“蔚蓝色论坛”分别从“看”、“听”、“思辨”三个角度，通过看文化故事、听讲座授课、辩发展大计，将睿智思辨之美、务实求真之美、包容和谐之美融于“蔚蓝色”特色文化之中。蔚蓝色工程推动了单位“信息通畅、齐心协力、稳定和谐”发展局面的形成。截至目前，蔚蓝色故事已出刊45期，涉及诚信文化、沟通艺术、执行艺术、管理艺术等近10个主题共156则故事；蔚蓝色讲座分别以《机关文化与组织发展》、《沟通协调与个人成长》等内容为主题进行了多次讲授；蔚蓝色论坛中主题帖数十条、跟帖量千余条。

座右铭带出品牌新气象。要求机关每一名工作人员亲自撰写自身座右铭，并置于办公区域，体现出发自心底的人生感悟、自律之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立世德为先、律己廉为首”等名言警句座右铭时时提醒着自身的言行，将敬业、负责、忠诚、勤奋、服务等文化观念自觉转变为行动。

4、笃行——统筹推进显亮点

以“外化、内化、实化和默化”四方面工作为着力点，不断彰显文化品牌的亮点，让品牌建设在“万紫千红”中争当“一枝独秀”、在“百家争鸣”中力求“一鸣惊人”。

塑造形象力，品牌形象外化于形。一是通过连续举办长江航运“精气神”书法南京、重庆、芜湖、南通、宜昌展，并于2012年10月，将“人文人本、忠诚真诚”文化大旗和“精气神”书法作品在海拔4600米的长江正源沱沱河进行了展示，进一步弘扬、展示了干部职工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精气神”。二是结合航道工程单位和航道维护工作特点，将党建品牌建设和文化品牌建设有机结合，不断夯实基层品牌工作基础。如指导上海浦东机场项目部将“人·诚”文化品牌融入党建创新工作中，对项目案例进行了总结提炼，并通过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申报、邀请地方媒体宣传等措施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凝聚向心力，品牌理念内化于心。将“人·诚”文化理念融入文化作品之中，在内部出版《“精气神”职工书法作品集》、《“和祥瑞”音乐欣赏、红歌力量Ⅰ、Ⅱ》、《“真善美”职工原创摄影集Ⅰ》、《“风骨雅”职工原创诗词集Ⅰ》等文化作品的基础上，完成了《局机关职工座右铭录》、《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安全生产漫画集》、《蔚蓝色故事集》、《安全指南》、《文化撷英》等十余本安全文化、廉洁文化、特色文化作品的内部编辑出版工作，通过层出不穷的文化成果让“人·诚”理念在职工中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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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安全管理是指以国家的法律、规范、条例和安全标准为依据，采取各种手段，对企业的安全状况实施有效制约的一种活动。而我们目前在安全管理上也是依据那么几种安全管理的手段开展各项工作：通过行政的手段；法制的手段；经济的手段；文化的手段；科学的手段等。

但是，随着高参数、高能量、高风险的现代工业工艺的出现，事故隐患越来越多，事故也更加具有灾害性、突发性和社会性。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低、工人安全意识低下是我国企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归纳和总结安全管理的模式发展历程，可掌握企业安全管理模式发展趋势和规律，对于防止事故发生、保障劳动者安全、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安全问题重视度越来越高，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关注安全管理模式建立。但是在我国，近几年来，企业的生产资金、文化等管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安全问题，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现今阶段，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企业管理中的安全管理模式的建设，注重“人”在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控制企业发展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进而促进企业安全管理模式的构建，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安全管理模式发展到现在，主要分为传统安全管理模式、过程安全管理模式、系统安全管理模式等几方面。

1.传统安全管理模式对危险源实行微观控制的要求，事故隐患没有及时发现和整改，因而风险控制水平低，事故隐患易演变为事故。事故的原因归结为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环境不良等。人的行为、物的安全状态和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互相制约的。因此，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和以设备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预防事故时以偏概全，难免顾此失彼。

2.过程安全管理模式针对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管理缺陷，在一定程度上综合考虑了人、机、环境系统，较大地提高了安全管理的效率，但这种模式还没有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3.系统安全管理模式摒弃了传统的事后管理与处理的作法，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根据管理学的原理，为用人单位建立一个动态循环的管理过程框架。如OSHMS模式以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为动力，循环运行，建立起不断改善、持续进步的安全管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将风险极大程度地降低。

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积淀所塑造出的工人形象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中国国情的影响下，中国工人具有其特有的群体特点及性格倾向。其中，与管理密切相关的主要因素有：民主与法制思想缺失、家庭负担较重、缺乏关爱、直觉思维和爱面子。这些群体特征使中国工人阶层独具特色，区别与国外任何工人阶层，因此国外优秀的安全管理制度在国外员工中能够很好的执行，但是却不能为中国员工贯彻实施。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以人为本、德主刑辅、中庸之道、重视亲情、注重经验、精神激励为主等。这些思想，自古代的治国方略，到现代的企业管理都有着深刻体现，且在管理中效果突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下当代工人阶层的群体特征和现代企业安全管理现状，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体现在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中，形成适应于中国企业的、为中国工人所接受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因此，我们提出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正是基于这一思想。

通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中的融合，提高基层员工安全意识，促使企业安全管理的实现。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的主要思想，融入到企业安全文化体系、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中，用适于中国员工的管理理念指导我国企业安全管理工作，便于员工将安全意识内化于心，达到员工本质安全，提高企业安全水平。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渗入到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企业安全文化体系的建设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的创新之中，使企业安全管理渗透中国管理思想、充满中国文化气息，实现文化与管理的融合，易于被中国工人所接受。

该管理模式是将中国管理思想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现有安全管理当中，其具体的运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企业安全文化体系。企业安全文化体系主要包括企业安全教育、企业安全标志、安全宣传等。可以将仁爱思想、群体价值观念、家庭观念、坚持思想教育、精神激励、树立正反典型等思想融入到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企业视员工如亲人、激励员工似主人，善用员工父母、妻儿的“耳边风”，以改变员工安全意识为主要目标，营造浓厚的企业安全文化氛围，构建和谐共进的企业安全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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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4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049 ― 02

一、研究缘起

农村妇女因其人数众多、素质分化，成为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群体。提升农村妇女的参与程度，对推动农村性别平等，发展妇女事业，保障妇女权益等有重要意义，进而能完善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随着草根民主及其研究的兴起，国内外在农村妇女参政意识和行为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农村妇女参与选举及治理拥有一定参与热情和兴趣，但处于浅层和比较被动。〔1〕参与选举及治理存在性别失衡，女性少于男性。〔2〕她们有参与意愿，少参与行为，二者存在断裂现象。〔3〕

影响农村妇女参与的因素纷繁复杂，既包括传统文化等外部情景制约，也有农村妇女内在素质制约。外部情景制约主要是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家庭分工、婚姻迁徙等。内在素质制约主要指农村妇女综合素质偏低，教育水平有限，限制了其参与选举及治理的程度。

这些成果拓展了研究视野，深化了问题认识。但对农村妇女参与选举及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本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知，忽视了农村妇女的分化和分化农村妇女的行为方式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和对策缺乏针对性。鉴于此，借助农村妇女留守与流动，精英与民众的差异，区分出流动精英妇女、留守精英妇女，流动民众妇女和留守民众妇女四类群体，分析不同类别农村妇女在村级选举及治理的行为，就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农村妇女群体特征的类型学呈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这些流动于城乡的人群中，农村妇女占到总数的1/3。留守与流动，精英与民众中，就有四类农村妇女群体，表现出不同的参与选举与治理行为。

农村妇女精英是具村落生活的精英群体，其受过一定受教育，收入高于一般农村妇女，能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流动精英妇女指因生计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居住，拥有较多社会、经济资源，处于优势地位的成年妇女。她们在流动中脱离原有社会组织和血缘地缘，持有农村户口，往返于城乡但又部分融入城市，成为村落选举及治理的边缘人。

留守精英妇女多是丈夫长期外出打工，留守家庭，维持家庭生产，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她们有一定文化程度，在村里有较高的声誉，办事有魄力，说话有一定威信。她们中大多数家庭收入比普通妇女收入高，经济压力不大，有时间思考生存状况，在村社选举及治理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

流动民众妇女也围绕生计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居住。她们拥有较少的社会、经济资源，对流入地缺乏归属感，容易遭受身份和性别歧视，属于兼具劳动者、妇女、流动人口三个身份的弱势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生计活动占用了她们较多的时间，无暇在城乡往返中顾及村社选举及治理活动。

留守民众妇女是农村家庭的半边天和顶梁柱，既主内又主外。她们承受较强的家务和生计劳动，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事务繁琐，对外出务工丈夫的经济依赖较强，留守生活较为单调简单。相对于留守精英妇女，她们所受教育程度有限，所占社会资源不多，对村务影响不大。

三、类型学下农村妇女村级选举及治理参与分析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在“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有适当名额”。在保护妇女利益与尊重选举结果的选举中，不同类型农村妇女呈现出不同的参与状况，面临着各自的困境。

（一）流动精英妇女“意识强，途不畅”的参与

流动精英妇女文化素质较高，接触社会更多，交际范围扩大，获取信息多，有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她们的城市体验和外出经历增强了其政治参与意识，有参与村级选举、村务管理等意愿。这类群体参与选举主要有参加户籍所在地选举或凭原籍地开具的选民资格证明参加居住地选举两种。

但总体上，流动精英妇女属于选举参与的边缘者。流入地的选民资格认定困难，一些流入地的基层组织和村民没有意愿对外来的流动妇女开放政治资源，不容许她们参与流入地的基层事务。流出地的参与成本过高，她们又不愿回户籍所在地参加村级选举及治理事务。于是，流动精英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分离。与对这一群体，利益表达缺乏制度化渠道。

（二）留守精英妇女“能力强，不主动”的参与

留守精英妇女，一定限度内参与基层组织选举和管理。她们具有一定文化程度，部分有外出学习或务工经历，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办事干练有魄力。她们有很强的事务处理能力，兼顾家庭与工作。隐性的性别偏见阻碍着留守精英妇女在基层选举和村务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在南方村落表现的更为突出。

对待基层组织选举和村务管理等事务，她们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但限于身份等有限的参与一些活动。在村落选举中，她们往往缺乏竞争策略认识，参与力度不足。在村落管理中，他们缺乏主动争取精神，期待他人支持，甘当副职和配角。留守精英妇女对村务管理更多表现为被动参与，较少接触决策性工作，缺乏锻炼机会，潜意识选择逃避具有挑战性、开拓性的工作，只会勤勤恳恳做好分内事。

（三）流动民众妇女“意识弱，缺途径”的参与

流动民众妇女的公民意识较弱，在参与基层组织选举等事务上和流动精英妇女面临相似的环境。她们往返于城乡，经济收入与生活处境略有改善，但对流入地社区没有认同感、归属感，缺少主人翁意识，参与流入地的基层组织选举和管理的意愿很弱。

同时，她们对户籍地的基层组织选举信息不全，对谁当基层组织管理者无所谓，冷淡看待选举和治理。面临高额参与成本，她们基本上基本不能也不愿回原籍直接参选，多以“委托投票”方式行使选举权。

（四）留守民众妇女“能力弱，缺热情”的参与

此类群体，基于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自身能力有限，经济依附性较强。她们文化技术水平较低，无精力和能力参选，介入选举及治理等公共事务不足。这一全体的政治效能和义务感较低，通常主观上认为自己的行动很难实现利益诉求和达到预期效果。具体到选举中，这一群体参选人数少，主动参选人数更少。参与选举多是“别人去，我也去”的从大众，随大流的心理，参与目的模糊。

四、不同类型农村妇女参选缺失的对策探究

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是一种权利，是法律赋予农村女性的政治权利之一。规避不同类型农村妇女参选缺失，需要分类治理，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流动精英妇女参选渠道

流动精英妇女只要参选渠道通常，是最易改变行为、参与村治的群体。对于流入地而言，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这一群体融入流入地的进程，为其参与村治提供法律保障，消除制度障碍。

对流出地而言，村级组织可以采取有效便利措施保障迁移意愿较弱的流动精英妇女有效行使权利。如使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为这一群体参与村委会选举提供便利条件;可充分运用网络等媒体，候选人、选民等信息，开通网络投票等便民措施;可将选举时间安排在春节前后进行，方便流动精英妇女参选参政;可适时进行网络信息公开，便于她们了解村落状况，通报家乡发展变化和村民自治的情况。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流动的民众妇女参选意识

农村流动的民众妇女有一定见识，现代化程度高，经济依赖性低。对于这一群体，不仅需要在参与渠道上进行完善，还需要加强流动妇女的教育培训，提高其认知水平和正确有效表达自身利益。

流动民众妇女绝大多数未认识到参与选举和治理是应有权利，未能积极参与、认真对待，对投谁的票没有任何想法，政治贫困率高。流动民众妇女参选直接为自身的参选意识和素质所制约，应增强其心理文化素质、竞争意识、时代感及政治参与机会、政治责任感。加强村委会换届选举宣传力度，调动选民参与积极性。

（三）强化妇女组织，提高留守精英妇女参选主动性

妇联是妇女的群众组织，它代表和维护广大妇女利益，是妇女表达和实现利益的组织资源。农村妇女组织应明确职能，增强性别意识，代表群体利益，发挥组织优势，协调农村社会各方力量，有效整合农村留守妇女的政治资源，确保农村留守妇女参选权利实现。

农村妇女组织要成为留守精英妇女参与选举与治理的有效组织形态，成为留守妇女的培养培训基地，助理留守精英妇女参加各种学习和业务进修，提高其综合素质，推荐留守精英妇女参与选举和治理事务。

（四）教育宣传齐下，提高留守民众妇女参选能力

留守民众妇女在选举与治理中不能被动等待，需要主动参与。这种状况的实现需要有良好素质为后盾，需要村级组织和群体有意识的进行观念培育、知识普及，培养参与意识，提升参与能力。村级组织可以运用村务公开栏、张贴宣传标语口号、网络短信、座谈会、村集体活动等形式宣传男女平等、积极主动、服务社会等思想，改善性别不平等分工，改善留守妇女们的心理素质，改变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全面提升留守民众妇女的心理特征，提高其参选能力和素质。

五、结语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深入，给农村妇女参与选举和治理带来新的契机，激发农村妇女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其参选能力，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分类指导，有序推进，才能有的放矢的提高农村妇女参与选举和治理以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社会稳定。

〔参 考 文 献〕

篇（11）

高职院校担负着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合格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与重任。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未来的一线劳动者，作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必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目前中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普遍重视专业素质教育，忽视人文科学教育，学生的文化素质缺失。针对这些现象，本文则尝试将“四个文化”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结合，找一条更适合、更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之路。

一、“四个文化”

从广义角度而言，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义，是一个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简单概括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在不同的地域、行业、社会历史范围和区域范围内，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

行业文化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管理理论，是指行业内企业和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业道德规范，是企业思想管理的一种方式。优秀的行业文化可以成为行业发展的可持续基本动力，激励员工爱岗敬业做贡献和遵守行业规则，增强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当今生产生活中，行业文化可以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拓展其外延，被当作是一条新时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新途径。

地域文化是以地域为基础，以历史为主线，以景物为载体，以现实为表象，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可以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当前我国的高职院校招生对象多面向本省学生，针对这一特点，地域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教育资源，可以对各个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一种补充作用，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也是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与地域文化目的一致。

校园文化的主体是学生，主要空间为校园，主要价值导向是“育人”，主要内容是精神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以校园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积极向上、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会在学生的校园实践活动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学生塑造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强大的推动力。学生可以通过良好的校园氛围和丰富的校园活动提高自身的人文道德素养、开拓自己的眼界。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是培养民族心理。民族个性、民族精神的摇篮，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中国人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具有极其强烈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在当今社会，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要去芜存菁，古为今用，不断赋予它新的活力。

二、“四个文化”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意义

有利于深化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内涵 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相比，职业化教育是它的特色，“以就业为导向，满足行业人才需求”是高职院校的教育目标。高职学生毕业之后主要是充实到各行业的劳动第一线，是生产活动中的基层劳动者。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是他们将来进入生产领域的准备阶段，应该让学生尽早的了解自己将来可能从事的行业的特点、以及本行业对从业人员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增强学生对行业的文化认同感，具备相应的职业道德素质。这是行业发展对学校提出的要求。而一些高职学生缺乏秩序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所以学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个更易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成为合格职业人才的教育环境。

有利于增强学生对地域的了解 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以本省学生为主，毕业之后大多数也是留在本省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开展地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了解本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学生对家乡的文化认同感，愿意留下来为家乡的发展奉献自己。学校则可以为本地区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类优秀人才。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除了必需具备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应当具备相应的思想道德素质。由于当今社会一些负面言论或社会负面事件的影响，部分在校大学生思想空虚、颓废，毫无政治热情，功利色彩浓厚，崇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缺乏社会责任感，甚至连最基本的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都不知道。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鉴于此种情况，高职院校应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重视和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培育学生良好的伦理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

有利于书本理论转化为学生的具体实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必须亲自实践。理论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又可反作用于实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缺点就是理论经常与现实脱钩，不少学生只是把它当成一门具体的学科，应付考试为最终目的。没有把它当成提升自身思想道德修养的一条途径。校园文化则可以通过具体的校园活动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理论的认识，更好的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具体行为。

三、“四个文化”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融合的途径

以“促进就业为办学导向，立德树人为办学根本，提高能力作为办学目标”为目的，通过以下方法形成“行业文化、地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导入――富有‘职业’特点的校园文化建设――人才素质教育”三者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