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资金流向大全11篇
时间：2023-09-07 18:08:41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半导体资金流向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持续两年的增长势头出现逆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以下简称“贸发组织”）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18%，降至1.35万亿美元。在全球投资暗淡的大背景下，中国吸收外资略降2%，仍为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家，同时跃升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贸发组织预计，2013年全球资本流动仍将低迷，FDI将接近2012年的水平，但也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国吸收外资则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一趋势表明，面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及政策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仍十分谨慎。很多跨国公司在通过资产重组、撤资等方式重新布局海外投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势头疲软。”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
在全球FDI增长出现反复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走在了前面。报告显示，2012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总流量的52%。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量在2012年实际上略减少4%，但仍处于历史第二高位，达到7030亿美元。在对外投资方面，发展中经济体也占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继续了稳步上升态势。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流向亚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在历史高位，但增长势头有所放缓。非洲吸收的FDI较前一年有所增加，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上升。
而发达国家FDI流入量在2012年下降了32%，降至5610亿美元，接近过去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下降到了接近2009年低谷的水平。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得不对新的投资持观望态度甚至撤回国外资产，而不是进行积极的国际扩张。报告显示，2012年，38个发达国家中有22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下降，降幅为23%。
报告同时指出，在全球吸收外资下降18%的大背景下，虽然2012年中国吸收外资也小幅下跌了2%，但仍为外资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保持在1210亿美元的高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8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从中期看，中国仍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宏观
美国一季度GDP增幅下修至1.8%
美国经济缓慢复苏
美国商务部6月26日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环比增长1.8%，增幅小于此前估测的2.4%。这一数字低于市场预期，但高于前一季度的0.4%。截至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已实现连续15个季度增长。
美国商务部表示，个人消费开支增幅不及预期和进出口数据调整是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相对此前估测下调的主要原因。占美国经济总量近70%的个人消费开支当季增长2.6%，增幅低于此前估测的3.4%，但高于前一季度的1.8%。
此前美联储宣布维持现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但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降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若经济复苏如预期，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并将于明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有分析认为，第一季度增长数据显著调整似乎表明，美国经济复苏并没有先前想象的那么乐观。
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创一年来新高
西班牙、意大利增幅最大
6月27日欧盟委员会数据称，欧元区经济继续回升，经济景气指数（ESI）从5月的89.5升至6月份的91.3，创去年5月以来新高，优于90.3的市场预期。其中，欧元区最大的五个经济体ESI全面回升，西班牙和意大利增幅最大，包括奥地利和斯洛伐克在内的众多小国则下降。
有分析认为，经济景气指数显示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下滑速度放慢。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持续，信心回升将带来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增加，为今年下半年经济重返增长贡献力量。
能源
中俄签2700亿美元石油协议
俄将逐步放开对液化气出口限制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十七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罗斯未来25年每年将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该协议总价值高达2700亿美元，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达成上述协议。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逐步放开对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限制，特别是增加对亚太市场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本次论坛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已签署协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获得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的股权。
据俄罗斯能源部数据显示，2012年俄罗斯石油产量达到每天1037万桶，超过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油气收入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的一半。中国对石油需求日益上升，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由2000年的30.2%上升至2012年的57.8%。
产业
韩国企业加速投资中国
着眼全球战略布局
在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三星电子等韩国产业巨头却加速在中国启动“重磅”投资。专家认为，韩国产业布局中国可谓步步为营，是着眼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上的战略布局。
2012年9月韩国三星电子一期投资70亿美元，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工建设世界领先的闪存芯片生产线；最近中石化与韩国SK公司签署可年产80万吨乙烯产品及250万吨石化产品的武汉乙烯项目合资经营合同，这些公司事件标志着中韩产业正以各自优势加速经济合作，将让巨额投资、先进技术和产业规模所带来的综合效益逐步显现，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产业“高地”。
国际贸易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宗宪表示，三星选择陕西和韩国SK选择武汉以建设全球性的生产基地，首先着眼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上的战略布局，做的是全球产业“高地”的文章。
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表示，中国在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电视等IT产品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趋势，但中国经济增长仍处快速通道，消费市场潜力依然巨大。三星把尖端的半导体技术投放于中国，这是继续先行应对中国正在扩大和发展的半导体市场。
篇（2）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initial number k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n using k-means algorithm, an improvement of the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reduce the difficult of determining an optimal value of k, first, determine the range of the best number of cluster and individually classified method to obtain the divided of the initial clustering, then to estimate the initial clustering is divided according with the function. Applied the improvement algorithm into the quality analysis of polysilicon and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ry hudrogen recovery fail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will help th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Keywordsdata mining; clustering; polysilicon; quality analysis; K-means
中图分类号：P75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随着各个行业的不断发展，能源危机是世界各国相继面临的严峻现实，寻求新能源、新技术是人们不断探索的课题，由此，太阳能光伏产业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太阳能光伏发电将日益成为能源消费的首选，加上基于多晶硅材料基础的半导体器件在各大行业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带动了处于光伏产业链中最上游的多晶硅产业的发展[14]。
中国的多晶硅制造业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积累了很多技术经验，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外技术、资金流向中国，中国企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竞争要求企业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交货及时、服务好等，而传统的多晶硅数据分析依靠统计得出，由于这些数据的分散性和无序性，大大降低了统计分析的可实施性和可靠性[14]。因此，如何高效、准确的从数据中找出隐藏的、有用的知识，是企业决策层一直关心的问题。而另一种知识发现的方法-数据挖掘能从海量数据中自动寻找规律，发觉海量数据中潜在隐藏的知识，它帮助企业将数据挖掘中的模型应用在多晶硅的质量分析中，对引起多晶硅各类质量问题的因素进行预测，从而达到提高多晶硅质量的目的。由于多晶硅质量检验数据具有不确定性、动态性等特点，选取聚类挖掘中经典的K-means算法。
2相关技术简介
2.1 K-means算法
K-均值法以簇的数目k及随机种子数s为参数，将n个对象分成k个簇，以使簇内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簇间的相似度较低。
2.2 K-means算法描述
(1) 任意选择k个对象作为初始的簇中心；
(2) 根据簇中对象的平均值，将每个对象（重新）赋给最类似的簇；
(3) 更新簇的平均值，即计算每个簇中对象的平均值；
(4) repeat；
(5) until 不再发生变化。
2.3 K-means算法分析
K-means算法存在着缺点：
算法中的K值需要用户提前给出
K-means算法要求用户提前给定聚类的簇个数，也就是说聚类的效果依赖于用户给定的参数。然而这个参数是非常难以确定的，特别是无法确定数据分布形态时，这给用户确定k值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根据上述K-means算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种改进的确定K值的算法。
3 改进的K-means算法
3.1确定聚类个数K值的算法改进思想
对于聚类个数的确定是依靠经验来确定k值，尤其是在多晶硅质量检验中有可能是由于设备的不同问题而造成聚类个数无法依靠经验值判断，因此，k值的确定非常困难，但在很多时候可以确定一个最佳聚类个数范围，然后可以从包含n个样本的样本集中计算两两之间的距离，将其平均值作为初始的凝聚点，依次选取离凝聚点最近样本归入初始聚类划分，直到聚类划分中包含了n/k个样本值，然后将所有归入初始聚类划分的值从样本集合中删除，使这成为一个新的样本集合，重复以上步骤得到一个新的聚类划分，当样本集中所有的样本均可归入一个聚类划分时结束。上述方法的实质就是将与初始聚类中心距离d最小的n/k个值的样本点归入初始聚类。最后，根据数据函数[13]初步估算，从中选取一个比较优的k值，这样就可以降低确定k值的难度。
我们用Wkm来表示类内的相似度与内间的相异度，用与Intra ( k) 来表示类内的相似度，kmax，kmin表示k的取值范围。用Inter ( k)来表示类间的相似度，X表示有n个数据对象的集合，Vi表示簇的初始聚类中心。因此根据定义，可以得到：
Wkm(k) = Intra(k) +(1- Inter (k) / Inter(kmax))
在上式中，其中：
表示x中所有数据的相似度， 表示以vi为中心点的相似度；
表示第i个质心与其他簇质心之间的相似度。又根据
当Wkm（k）有最小值时，我就可以得到Kopt,且 。
3.2改进的确定聚类个数K值的算法流程图
改进的K-means算法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改进的确定K值算法流程图
3.3改进的确定K值的算法流程描述
（1）确定k的取值范围kmax，kmin
（2）从Kmin为k的初值, 通过初步划分方法的均值来确定初始的聚类中心[14]
（3）计算W km ( k)的值
（4）判断k值得是否大于kmax，如小于Kmin=kmin+1转（2）
（5）取min(W km ( k))得到Kopt。
篇（3）
一、跨国并购案例的分析
TCL在2002年9月开始了其国际并购之旅。先是收购了严重亏损的德国施耐德公司，2003年11月4日，TCL集团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广州就彩电业务合并重组意向签约换文并联合对外宣布，成立一家合资公司。2004年10月9日，TCL集团与阿尔卡特在北京签约成立合资公司，这是国内手机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企业并购案。经过如此一系列的跨国并购，TCL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彩电生产厂商和第七大手机生产厂商。虽然表面上看，TCL在全球范围内的实力大大增强了，TCL品牌打入国际市场了，但TCL盲目扩张背后隐藏的财务危机，在并购后的若干年内会慢慢显现出来。
TCL并购汤姆逊用的是换股方式，但并购阿尔卡特却支付了5500万欧元（约5.5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并购前的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就已处于亏损状态，并购后整合效应的迟迟不能释放使TCL承担了巨额的亏损成本。2004年TCL与汤姆逊的合资公司TTE亏损1.43亿元，与阿尔卡特的合资公司T&A亏损2.83亿元；2005年TTE亏8.2亿元；2006年中期TTE实亏7.63亿元，总亏损额高达15亿元。由于海外业务多采用信用证等方式结算，平均结算期87天，显著长于国内业务，受此影响，2004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期延长了15天，应收账款额增加了30多亿元，即使考虑了海外业务对存货的消化作用，因海外业务多占用的资金也相当可观。2003年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为6.7亿元，2004年为负13亿元，2005年为负20亿元，2006年中期为负30亿元，三季度重组压缩欧洲业务后仍为负10.7亿元。从上面的几组数据我们已经看到海外并购的高风险以及对现金流的高消耗。而对汤姆逊CRT技术的过度重视已经导致公司在平板电视上落后于国内其他主要厂商，甚至因此让出了全球彩电销售第一的宝座。借助资本市场，TCL获取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但遗憾的是多业务间的平衡使集团总体的金融资源被分散了，结果导致单个分业务上的投入不足。以2004年整体上市募集的24亿元为例，按计划，其中10亿元将被用于兼并收购以支持核心业务发展；1.94亿元用于多媒体业务；1.77亿用于通讯业务；1.95亿元用于非相关多元化的半导体项目；3.8亿用于集团整体的物流和信息化改造。但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海外并购产生的现金流紧张，集团公司终止了无绳电话和半导体项目，拟用于并购的10亿元资金中也拿出6亿元补充流动资金。伴随着大量的现金流消耗，TCL开始出现投资不足的迹象：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投资现金支出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呈逐年减少趋势：2002年，TCL净投资现金支出高达12.6亿元，2003年减少一半到6.4亿元，2004和2005两年均只有3亿多，2006年三季度只有9400万元，紧张的现金流阻碍了公司各业务的成长。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2006年中期报告显示：TCL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5.76亿元，净利润-7.38亿元。各界关注的两大并购项目，手机已经扭亏，彩电则继续亏损。不过公司预计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将有明显改善，经营性亏损会比去年同期减少50%以上。2006年上半年TCL集团彩电全球销量达1088万台，以11%的市场销量份额位居全球第一，国内市场则以21%的市场份额继续保持领先地位。TCL并购的汤姆逊项目(TTE)，今年上半年在北美市场份额持续上升，通过一年的整合，北美业务在去年减亏6000万美元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减亏3000万美元以上。但彩电项目(TTE)公司在欧洲的业务仍在亏损。TCL多媒体(TMT)2006年上半年为欧洲业务提取拨备8.31亿元(国内会计准则口径)，加上欧洲业务本身亏损7.63亿元(国内会计准则口径)，按持股比例对TCL集团合并净利润影响为-6.18亿元，占公司净利润的83.7%。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企业并购的初衷都是好的，并且一旦并购成功的话，势必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收益。在财务方面主要体现为降低资金成本，改善财务结构，提升企业价值。但是一些没有经过深入调查和研究的企业并购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甚至是将企业拖入破产的深渊。不成功的并购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并购整合方面体现的比较明显。例如战略整合，财务整合，人力资源整合以及文化整合等。
二、企业并购整合面临的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又称资本风险，指并购方不能及时地以合理的资本成本和资本结构获得预期所需要的并购资金及多付并购价款的可能性。包括财务信息不对称风险、支付方式选择风险以及融资资金分配风险，其突出表现是现金支付方式并购造成的资金短缺。
1.并购整合中的财务信息不对称风险
在企业的并购活动中，由于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经营理念、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和财务运作方式的不同，在整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如果未能妥当处理将不仅抵销并购所带来的利益甚至会侵蚀原有企业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购买方缺乏经验和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卖方叮能有意或无意地隐瞒一些对买方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买方如果没有对此进行充分洞察的能力，则可能在并购后的整合中尝到“苦果”。
2.支付方式选择风险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多采用现金、承担债务或现金加资产作为支付手段，支付方式的证券化程度较低。被并购或交易的资产多为实物形态资产，而非证券资产。这种以实物资产作为并购或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往往由于被并购上市公司的人员安排、债务处理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使得上市公司并购谈判过程和交易过程复杂化，从而导致并购的低效率。同时这种支付方式使得公司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影响公司的发展。
3.企业融资资金分配风险
我国上市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能够融的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利用和分配关系着企业的正常发展与规模的扩大。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若企业在资金分配时出现估计不足或者分配失衡的问题，企业的一些急需资金发展的业务部门会受到阻碍，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集团整体的发展受到了打击。
三、财务风险的防范
1.调查并得出准确的财务信息
对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调查是并购前调查的重中之重。我们需要对目标公司的股本规模及股本结构进行调查，对目标公司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分析，股票价格直接影响收购成本。最重要的是对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直接影响了收购公司收购后的后续经营成果。收购方要十分谨慎的分析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识别其财务报表时要注意其利润表是否增报了收入，低报了费用，主并企业可以聘请经验丰富、信誉高的中介机构根据企业的并购战略进行全面策划，对目标企业的产业环境、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对目标企业未来收益能力作出合理的预期，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目标企业估价较接近其真实价值，以降低对其定价的风险。
2.选择安全的支付方式
从全球来看，目前混合支付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随着并购法规和并购操作程序的进一步完善，并购企业应当立足于长远目标，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将支付方式设计为现金、债务、股权等方式的不同组合。如果主并企业发展前景良好，对并购后的有效整合有较大的信心，有更大的赢利预期，可以采用以债务为主的混合支付方式。另外，更深入地发展混合支付方式，学习采用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等多种证券进行组合支付也是降低并购中财务风险的重要手段。由于目前我国企业的并购支付方式多采用现金支付，所以应当充分重视因现金支付过多而出现的资金流动性风险。
3.合理安排融资所得资金
企业各业务部门应当针对自身业务发展所需资金编制出资金需求报告，企业管理层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拟融资总量的估算。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或者其他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所获取资金后，应当制定详细的资金分配方案，将这些资金流向正确的部门。同时，企业管理层应当将多融的资金作为储备资金，对企业未来面临的不确定事项进行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王连娟,龙成凤.田旭.民营企业并购实务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肖小虹.并购企业的价值链整合[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篇（4）
一、前言
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中国人均GDP约合6767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迈进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比较优势理论下，一国根据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来生产，而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一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变化。这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往往会面临在劳动力、资源等等要素密集的产品上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技术、资本等要素密集型的产品上不能与发达国家抗衡。这就给我们提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哈佛大学housmann et al（2006，2007）的比较优势演化理论把国家经济增长与该国生产和出口产品的种类和复杂度联系在一起，并且实证证明了一国经济实力决定了产品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路径。收入水平高的国家生产复杂程度高的产品，反之，则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国家倾向于向它们生产的产品收敛。伍其君，张其仔（2012）在实证研究阿根廷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发现阿根廷的产品复杂程度与实际人均GDP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产品复杂度是实际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这说明阿根廷产品复杂性的提高能显著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提升产品复杂性的反馈作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导致比较优势演化缓慢，产业升级乏力，甚至断档，从产品升级到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未能形成，经济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回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日本在1972年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而到1984年则突破1万美元；韩国的人均GDP从1981年的3000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1469美元。我们不难发现一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有自然选择的因素，但相同的都有政府有目的地、主动实施产业振兴计划和进行产业升级的推进，推动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到比较优势的演化。本文通过研究中国投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研究中国投资结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中国2004年至2012年的投资结构与GDP变化的数据，本文把投资结构的变动定义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动，主要研究是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纵向上随时间变化相应增加的投资比例变动，如下表2.1
由上表数据显示可知我国对产业固定投资分布情况，第二产业在2004年―2007年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最高的，表明2004年―2007年我国主要对第二产业的投资热情最高。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异常，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使得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出现下跌，而资金流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2008和2009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甚至高达48.8%和36%。以后期间投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首次跌破20%，其他产业也有所下降。
先对各时间序列组数据取对数，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进行ADF检验后发现，检测值均大于临界值。进行一阶差分后ln GDP的检测值为-2.3，小于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2，其他各组检测值均在相同水平下小于其临界值。则各序列一阶差分后平稳。对各组时间序列进行EG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对残差项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残差项平稳，说明GDP同比增长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Grange 因果检验得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对GDP同比增长因果关系最强，只有6%的概率接受原假设。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对GDP同比增长率贡献可以基本忽略。这符合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国情，第二产业是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观察日韩，20世纪80 年代，韩国政府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修订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并确定以彩色电视机为平台推动产业发展。1984年，韩国25%的制造业投资流向了电子工业，韩国的半导体产业、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得以快速成长。日本在进入中等收入时期，主动改变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石化、钢铁等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通过公共投资、财政补贴、减免税额和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大力扶植以电子业为主导的加工产业，通过微电子技术的突破带动了传统机械制造业的升级。因此，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变动也决定着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三、结论
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高投资率会造成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而我国政府政策对投资资本流向有着很强的导向性，如何通过正确引导投资资本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课题。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从投资角度来看，投资分配结构和投资率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目前，我国主要固定资产投资分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总体呈下降趋势，第一产业投资和第三产业投资变动受金融危机影响变动较大。参考文献：
[1]伍业君，张其仔.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基于阿根廷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2（02）：37-46.
[2]牟陶.重庆市产业投资结构分析及优化研究[D].重庆大学，2006.
[3]关雪凌，丁振辉.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研究，2012（07）：80-86+89.
篇（5）
热钱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高敏感性。热钱对一国或世界经济金融现状和趋势，对各个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各种价格差，对国家经济政策等高度敏感，并能迅速地做出反映。
第二，高收益性与高风险性。追求高收益是热钱在各个金融市场运动的最终目的。然而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因而它们所取得的是高风险利润。它们可能在这个市场赚钱而在另一个市场亏损，或在这个时期赚钱而在下一个时期亏损。
第三，高流动性与短期性。在敏感性的基础上，它们会迅速进入有钱可赚的地方。而迅速逃离风险加大的地方。因而它们表现出极大的短期性，甚至超短期性，即在一天或一周之内迅速进入或迅速退出。
第四，投资的虚拟性与投机性。热钱在各个有价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间流动，以便从证券和货币的每天、每小时、每分钟的价格波动中取得利润，也就是以钱生钱。因而它们既不创造就业，也不提供服务，具有极大的虚拟性和投机性。
二、我国社会热钱的特殊性
相对于国外热钱主要存在于金融领域，我国国内社会热钱更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其造成的影响也不完全同于国际热钱。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协调
国外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即通常所说的虚拟经济，使得随着经济发展逐渐积累起来的资本有了施展的舞台，释放其逐利的欲望，这大大缓解了实体经济资本过剩的压力，正是因为这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而与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不同的是，我国的市场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有些领域还处于垄断，有待开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深，实体经济高速增长和繁荣，而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发展缓慢、规模较小且偏冷。
(二)资本持有人投资偏好不同
与西方的购买系――既有专门的投资基金，又有理财专家为之接手操盘不同，我国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渠道，既没有投资基金，也没有产权交易(购买企业的股权，使投资企业者可进可退)，而且上市公司的量很少，更多的是柜台交易，资金持有者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会有炒煤、炒房产、炒棉花、炒油田、炒商铺、炒车、炒电等等，什么都炒，就是不炒股。
三、热钱流动对经济的影响
热钱流动是一把双刃剑，既会给经济带来正面的影响，也会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
(一)热钱流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1 热钱流动可以增进国内投资。资本流动与国内投资经济理论显示，资本将会从资本富余国家流向资本匮乏国家，因为在资本匮乏国家获得新投资机会的可能性较大。这样的资本再分配将促使投资转向那些需要资本的国家。但这一理论确立的前提是，保证资本的如数收回和形成新的结构，但事实上却并非始终如此，或者甚至并非普遍如此。新的投资会促使那些拥有熟练技术工人和具备较好基础设施的国家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这就是卢卡斯所强调的为什么资本没有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的原因。因此，一个肯定的结论是，新的资本将趋于流向那些过去曾经已经回收巨额资本且在投资者看来业已形成良好商业环境的国家。Deepak Mishra的分析进一步发现，流入非洲的资本增加1％，它所引发的投资额增加则超过1％，也就是说私人资本流动能够增进投资。由于我国国内社会热钱更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的特性，我国社会热钱的流动显然也能够促进投资。这得到了郑长德等研究的证实。郑长德等的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资本的流入带来了更高的资本存量。
2 热钱流动可以提高生产率。博伦茨泰恩(Eduardo Borentztein)、格里戈里奥(jose de Grigoria)和李(Jong WhaLee)的跨国回归研究确认，在具备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的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更能促进生产率。实际上，在马来西亚及我国的台湾和东南沿海诸省，外国直接投资就显著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显然，对于以进入金融市场为主的国际热钱来说，难以有此效果。但对于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的我国社会热钱来说，必然能发挥此作用，虽然其短期性特性有可能会削弱这种效果。
3 热钱流动可以发挥行业平衡杠杆作用。在产业发展初期，或发展过程中遇到资金瓶颈约束，游资可能会代替主流资金进入，维持行业平衡发展。美国的纳斯达克就是以善于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巨大的风险投资资本，支持以生物制药、新材料、半导体、集成电路、网络科技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而闻名于世，，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世界单日最大涨幅股票就出自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因此也成为高科技公司上市的首选之地。
(二)热钱流动对经济的负面作用
1 扰乱正常的市场运行秩序。热钱因其逐利本性，根本不管它所攻击的行业如何发展，根本不会考虑经济过热过冷以及造成的社会效应，除了斩获高效回报外，把留下的一切乱摊子丢给当地政府与其他市场参与者。这样，使得生产要素的供给、需求偏离正常轨道，造成价格畸高、结构落差拉大。
2 干扰宏观调控。热钱的无序流动造成宏观调控无法把握，结构干预无效或干预过度。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加强，各大银行收缩贷款，结果民间借贷异常活跃，利率狂飙，月息高达10％。
3 加剧经济波动。热钱的扰动经市场的放大还会造成行业发展甚至整体经济波动加剧。2001～2003年间，温州游资大量注入上海，沪上楼市随之波澜起伏，最火爆时，不少楼盘的三成到四成都被温州游资“侵占”。
四、对社会热钱流动的对策
当前我国对社会热钱流动的对策应一手抓监控、一手抓引导，且重在引导，以抑制社会热钱流动的负面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完善监控机制，对资金的流向做到心中有数
对热钱的监控可以从以几个方面人手：(1)严格监控银行资金的流动，建立银行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控制体系，规范银行资金运作流程，防止资金的不当运用；(2)大力打击存在于地下的洗钱活动，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3)规范保险、基金、证券领域的资金流动，防止其单独逐利的不理；(4)建立完善的游资(包括国际游资与一国的社会游资)测算方法与体系，增强我国对社会游资的掌控能力。
(二)加强对社会热钱的疏导，防范热钱无序流动
1 完善民间融资体系和集资方式，提高社会热钱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不高，是制约社会热钱效率的内在重要原因。对此，第一，要规范作为最基本民间融资方式的民间借贷的发展，把民间信用的资金引导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上。第二，要建立民营企业产权流转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本地地方性资本市场。第三，要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允许组建民营金融机构。第四，要鼓励社会热钱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公司，开展项目融资。另外，对于以民资组成财团的新型融资组织形式，应允许尝试、鼓励发展、积极规范。
篇（6）
（一）东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东莞一直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尤其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东莞明确将电动汽车、半导体照明、高端新型电子信息和太阳能光伏产业作为近期重点突破发展的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目前东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规模较大；有近250 多家各类型企业进行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研发和生产。完整的薄膜太阳能光伏生产基地就在东莞；LED产业链已较为完整，一共有130多家企业从事 LED 照明技术和产品开发、生产；新能源动力产业具备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拥有多家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大型企业。
（二）东莞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
最近几年，东莞金融业发展较快，有各类金融机构129家，其中银行类机构37家（含1家代表处），保险类机构52家，证券期货类机构40家。但保险?I、证券业和信托等金融机构发展较慢，金融结构发展不均衡。风司也只是刚刚起步，企业外源融资方式比例不协调，结构不平衡。金融机构提品服务缺乏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对外公开信息较少，银行研究调查实施成本较高；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银行需配备专门的技术人员，增加了人力资源成本。
东莞市2000年贷款余额为630.84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为820.25亿元，而到2014年，东莞市贷款余额为5331.63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为5881.18亿元。15年间东莞市金融机构信贷额度增长8.5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2倍。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国有经济投资209.33亿元，增长18.9%；集体经济投资92.79亿元，下降22.8%；民营经济投资949.68亿元，增10.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223.47亿元，下降6.2%。其中第二、三产业完成投资分别为397.45亿元和1029.39亿元。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民间资金并没有有效地被引导进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而从集体经济投资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的增长速度来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大量的外资在转移，形势不容乐观。图1-1表示东莞市贷款余额增长要缓于GDP的增长速度。
由图1-2中可看出金融支持规模衡量指标一直处于上下波动状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至2003年，规模衡量指标一直稳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第二阶段2003年至2008年，规模衡量指标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开始收缩。2008年以后，东莞市把产业升级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促使2008年成为东莞市金融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东莞存款规模高于贷款存款，但资金利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外流；但从民营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民间资金仍比较充裕，资金还没有完全得到有效的配置，民间资金并没有有效地被引导进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而从集体经济投资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的增长速度来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大量的外资在转移，形势不容乐观。
二、国内外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融资模式
（一）国外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验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等两种不同的融资模式。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风险市场，以市场主导型为主要融资模式。反观日本以金融政策为主，市场资源配置为辅的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
1.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美国）
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经济增长点，奥巴马政府实行“再工业化”路线，期望带动新一轮实体经济增长。在金融支持模式上：美国主要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分为：以VC（风险投资）、纳斯达克为核心，通过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为新兴产业发展获得资金支持，而中央政府主要以政策向导为主要管控。该运行过程可以总结为图2-1。
（1）风险投资（VC）和纳斯达克为主要融资手段
风险投资资本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进步；而美国证券市场活跃的资本也带动了美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其中，1998年美国泛美股票交易所和全国证券经纪商协会正式合并组成了现在的“纳斯达克”。极大的增加了美国证券市场的融资广度和深度，目前已成为各国新兴科技企业上市的首选市场，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和竞争力的证券市场。
（2）中小微企业融资体系较为健全
美国的中小微企业较为发达，其生产产值占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美国国内50%的新增就业岗位和科技创新都是由中小微企业完成。其中美国“硅谷”闻名世界，对此美国政府成立了中小微企业管理局（SBA）。对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监管难”等问题起到了较好的解决作用。
2.银行主导型的融资模式（日本）
近几年，日本政府把通信工程、环保节能和新能源动力研发、生物科技、宇宙航空和海洋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构建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使银行系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以银行主导型融资体系。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企业资金的来源高度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与企业间的相互依存性非常强，在再融资、持股、信息交流和公司治理等方面有长期稳定的关系。日本的银行主导型新兴产业融资模式的运行过程如图2-2所示。
（二）国内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验
深圳：
1.推动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
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深圳市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同时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也给产业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在“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的双重推动下，深圳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深交所上市公司近1600家，中小微板首发上市公司数保持全球第一位。深圳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机构、创投、私募机构的数量及资产（或管理）规模等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国前三位。而对比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更有利于本地的金融机构借鉴境内外成熟的金融服务模式，为深圳新兴产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
2.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
截至2015年6月，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9498亿元，比年初增长5.33%，且信贷资源逐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税融通、智融通、上板贷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继续加大支持具有自有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市场需求广阔、竞争能力较强的深圳本地优势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以前海为契机，利用跨境贷等境内外联动优势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发展。
三、推动东莞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议
（一）建设合理的制度保障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1.关注中小微企业，优化金融支持规模
金融支持规模的增长对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都有比较清晰的支持作用。但这不一定是件好事，很多时候“大水漫灌”的形式会掩盖更多的问题。所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重视金融支持效率与质量比关注金融支持规模的增长更有现实意义。因此，从金融支持效率来看，优先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其次要定制多元的差异化产品及服务。东莞市金融支持虽然在近年不管是信贷规模还是资金配置效率都有了较大的提高，?S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升级和知识经济的的迅速推进，针对产业部门不同的特点，地方金融机构需要不断对中小微企业和新兴产业开展调研，根据发展特征、产业所处阶段创新开发更适合企业发展的产品体系，优化产品设计方式。充分运用“大数据”和“收益覆盖风险”等手段，在产品设计初就要充分考虑经营诚信、经营考察等方面，不设置过多的门槛，以此来满足多层次的融资需求。创新信贷产品来降低风险成本与管理成本，关注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和优质的专业市场比如东莞的电动汽车、半导体照明、高端新型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根据行业特点设立具有行业特色的信贷产品。最后，设计具有中小微企业和新兴产业特色的信贷利率定价制度，从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存贷积数等方面制定评价标准，并根据客户的变化积极调整产品的定价水平。
2.推进金融支持的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支持效率
篇（7）
在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从泡沫膨胀到破灭的过程以后，我们有必要对当初支撑2006年至2007年大牛市的理由做一个梳理，尽管这些理由并不新鲜，但对于我们确定未来的合理估值水平是有益的。
2001年至2005年股市的恢复性上涨，一方面缘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此阶段的熊市没有能够对其作出正确反映，这个阶段的走势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熊市中的矫枉过正，但同时也应考虑到是对2001年股市泡沫破灭后的价值回归。
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使得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具体可以通过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资产整合行为，使得老股东能够从新股东那里获得创业利润。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股市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确实是推动中国股市上涨的直接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性的高增长低通胀，使得上市公司业绩的大面积高速增长成为现实。进入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人们对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的预期正在发生改变，国内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高层对其高度关注的态度，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宏观调控的力度难以在近期内得到明显缓解。再加上美国次级债危机不断深化，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也将逐步显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出面临拐点的迹象。上述这些情况已经与2007年上半年之前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高额对外贸易顺差、美元贬值等因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当然，这是一个非核心理由，流动性过剩对股市的推动力是有条件的，它依赖于公众对于市场收益率的心理预期和资金成本的高低。在市场信心丧失，或者资金成本高企的情况下，过剩的流动性难以对股市产生直接的推动，2001年至2005年的熊市就是例证。
关于中国溢价的思考
全球视角的中国A股溢价
从市盈率的视角来定性的观察A股溢价，感到中国A股的估值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市场。
通过对全球各主要市场市盈率水平的对比观察，发现如下现象：
现象1：相对全球各主要市场，中国溢价是长期存在的。在2001年至今的七年多时间中，中国溢价明显存在的时间前后累计大约有六年左右。
现象2：所谓的新兴市场溢价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整体上相对于成熟市场并没有长期明显的溢价。
现象3：自2006年中期至今，A股市场的溢价水平经历了先迅速膨胀后急剧萎缩这样一个大幅波动的过程。
现象4：中国溢价曾经阶段性消失。2004年11月至2006年5月A股市场最低迷的一年半中，此阶段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与全球市场中较高的估值水平齐平，明显的中国溢价在此阶段基本消失。
上述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溢价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经济增长能否对此做出解释？
宏观经济是支撑中国溢价的第一支柱
将中国过去历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分别与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进行比较（见图1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稳定性都是独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中国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解释。同时我们也认为，股权分置造成的资本市场与产业市场割裂，也是中国溢价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成长性溢价为何没有体现呢？对比图1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水平总体上明显高于成熟市场，但是这个差异却没有在估值溢价上得到反映。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认为：较高的波动率（风险因素）对经济增长水平带来的成长性溢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此外，将成熟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和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的通胀水平及其波动率总体偏高，这也可以对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成长性溢价总体上未能体现这个现象作出一定的解释。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对中国溢价和新兴市场无溢价这两个现象，也就是现象1和现象2在宏观方面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但是，现象3仍然不能从上述解释中得到答案：那就是自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溢价水平大幅波动。中国宏观经济自2003年至2007年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而其间的中国溢价水平却经历了剧烈动荡。市场预期和情绪的变动是首先想到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充分，我们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股权分置是支撑中国溢价的第二支柱
在资本市场估值过高的情况下，部分套利资金将会从资本市场退出并对估值泡沫破灭的反思
在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从泡沫膨胀到破灭的过程以后，我们有必要对当初支撑2006年至2007年大牛市的理由做一个梳理，尽管这些理由并不新鲜，但对于我们确定未来的合理估值水平是有益的。
2001年至2005年股市的恢复性上涨，一方面缘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此阶段的熊市没有能够对其作出正确反映，这个阶段的走势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熊市中的矫枉过正，但同时也应考虑到是对2001年股市泡沫破灭后的价值回归。
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使得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具体可以通过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资产整合行为，使得老股东能够从新股东那里获得创业利润。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股市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确实是推动中国股市上涨的直接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性的高增长低通胀，使得上市公司业绩的大面积高速增长成为现实。进入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人们对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的预期正在发生改变，国内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高层对其高度关注的态度，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宏观调控的力度难以在近期内得到明显缓解。再加上美国次级债危机不断深化，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也将逐步显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出面临拐点的迹象。上述这些情况已经与2007年上半年之前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高额对外贸易顺差、美元贬值等因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当然，这是一个非核心理由，流动性过剩对股市的推动力是有条件的，它依赖于公众对于市场收益率的心理预期和资金成本的高低。在市场信心丧失，或者资金成本高企的情况下，过剩的流动性难以对股市产生直接的推动，2001年至2005年的熊市就是例证。
关于中国溢价的思考
全球视角的中国A股溢价
从市盈率的视角来定性的观察A股溢价，感到中国A股的估值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市场。
通过对全球各主要市场市盈率水平的对比观察，发现如下现象：
现象1：相对全球各主要市场，中国溢价是长期存在的。在2001年至今的七年多时间中，中国溢价明显存在的时间前后累计大约有六年左右。
现象2：所谓的新兴市场溢价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整体上相对于成熟市场并没有长期明显的溢价。
现象3：自2006年中期至今，A股市场的溢价水平经历了先迅速膨胀后急剧萎缩这样一个大幅波动的过程。
现象4：中国溢价曾经阶段性消失。2004年11月至2006年5月A股市场最低迷的一年半中，此阶段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与全球市场中较高的估值水平齐平，明显的中国溢价在此阶段基本消失。
上述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溢价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经济增长能否对此做出解释？
宏观经济是支撑中国溢价的第一支柱
将中国过去历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分别与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进行比较（见图1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稳定性都是独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中国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解释。同时我们也认为，股权分置造成的资本市场与产业市场割裂，也是中国溢价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成长性溢价为何没有体现呢？对比图1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水平总体上明显高于成熟市场，但是这个差异却没有在估值溢价上得到反映。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认为：较高的波动率（风险因素）对经济增长水平带来的成长性溢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此外，将成熟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和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的通胀水平及其波动率总体偏高，这也可以对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成长性溢价总体上未能体现这个现象作出一定的解释。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对中国溢价和新兴市场无溢价这两个现象，也就是现象1和现象2在宏观方面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但是，现象3仍然不能从上述解释中得到答案：那就是自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溢价水平大幅波动。中国宏观经济自2003年至2007年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而其间的中国溢价水平却经历了剧烈动荡。市场预期和情绪的变动是首先想到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充分，我们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股权分置是支撑中国溢价的第二支柱
在资本市场估值过高的情况下，部分套利资金将会从资本市场退出并流向估值水平相对较低的产业市场，以获取套利收益，这是调节市场供求，推动市场均衡的重要力量，这部分力量在股权分置时代就已经存在。但是这种套利模式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套利存在一定的风险，当资金从资本市场退出流向产业市场时，如果出现产业市场持续低迷而资本市场泡沫不断膨胀，上述套利行为将给套利者带来损失；二是推动市场均衡的效率低下，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部分投机资金将会出现倒流，从相对低估值的产业市场流向高估值的资本市场，从而推升资本市场泡沫的进一步膨胀，成败取决于市场各方力量的博弈。
与股权分置时代的跨市场套利相比，全流通时代的跨市场套利多了一条通道，那就是股份从产业市场流向资本市场的通道，这条通道在股改前是不存在的。这条通道的出现对于平抑市场供求、推动市场均衡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条通道与原先就已存在的套利资金流形成闭合回路，使得套利行为可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地进行；第二，抽走资金和扩大股份供应双管齐下，大大提高了平抑市场供求的效率；三是套利失败的市场风险几乎消除，如果发生如前所述的产业市场持续低迷和资本市场泡沫不断膨胀的情况，不但不会给套利者带来损失，反而会使得套利收益有所提高，从而激励这种套利行为，进一步强化推动市场均衡的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由于股权分置制度所造成的套利机制的缺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A股溢价。
上述跨市场套利的主要方式有：资产注入、整体上市、兼并重组、IPO、增发股份、直接股权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等。其中资产注入是跨市场套利的典型代表，是股改全面铺开以后的热点现象，也是中国市场比较独特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股改在推升市场泡沫，以及泡沫破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过去的股改过程中，以中国船舶为代表的资产注入概念股风生水起，成为市场各方追逐的热点，导致其市场价格持续大幅度攀升。究竟是炒作还是有其估值基本面的支撑？其背后的机理何在？
调查显示，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原有股东，还是作为资产注入主体的新股东，在市场估值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双方都能够获得相当的重组收益，并且在当前市场估值水平合理的假设下，随着市场估值水平的提升，新老股东双方重组收益也都水涨船高。
在正常的估值水平和资产收益能力的情况下，资产注入能够一次性地摊薄现有的估值水平，从而推动以此为预期的现有估值水平上升，而上升的估值水平又将提升资产注入的重组收益，进一步激励新的资产注入行为。这样资产注入行为与估值水平的攀升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反馈过程，这个过程不能通过其自身的修正机制恢复均衡。
从理论上来说，资产注入是可以源源不绝的，因而对于估值水平的支撑是接近无限的。但是，持续的资产注入最终将导致股票市场供应量的增加，从而打破原有的供求关系，并有可能引发市场拐点的到来。
一旦市场出现拐点，原有的上升趋势转变为下行趋势，估值水平的降低将导致重组收益的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资产注入的动力和预期，从而对以资产注入预期为支撑的高估值水平形成冲击，导致市场估值水平的进一步下降，上述正反馈过程将走向与原先相反的方向。因此，资产注入对股市的影响是助涨助跌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对于股改推动的外延式增长的过度憧憬是除了市场预期和情绪之外造成前期市场泡沫的重要推手，而此后对于后股改时代产业资本参与资本市场定价的忧虑却刺破了此前的泡沫，正所谓成也股改，败也股改。
至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观点前后似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前文因股改而产生的资产注入对市场是助涨助跌的，而全流通时代是促使市场均衡的。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费了一番思考以后，我们认为，上述两点并不矛盾：因为限售期的存在，后股改时代的助涨助跌，是由于全流通时代的套利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尚未解禁的所谓流通股还不能流入交易所市场，即使已经解禁的流通股在实际中流入A股市场的份额也很小 ，因此在这个特殊的后股改阶段，助涨助跌的作用才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具有鲜明的后股改时代特征。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判断：长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通胀将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因素，这一点已经较为明朗，高通胀过后的经济增长减速可能难以避免。
其次，制度方面的不足使得高增长带来的中国溢价难以充分发挥。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之久的经济体制改革，西方主要经济大国还没有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去除，对外经济交往还不得不为此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非市场化因素干扰了企业行为和利益，企业边界不清的现象还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存在。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尚未破冰，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资本市场自身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与成熟市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这些制度性的不足，将制约中国溢价水平的充分发挥。
第三，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受到产业资本收益水平的制约。在永续增长和再投资比率相同的假设下，估值水平将随着ROE水平的上升而提高。尽管这些假设与现实有所偏离，我们认为从统计的角度看ROE对于PE的正面推动作用是存在的。
从表1可以看到，我国的资产收益水平（ROE）在全球处于居中的水平，明显低于墨西哥、印度和英国等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高冠全球，而ROE水平不具有与之相匹配的位置，使得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收益水平差异过大。尽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资本流动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摩擦，但过大的利差仍将激励产业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这将促使两个市场之间的收益水平趋于均衡。近期再融资和PE、VC热潮的兴起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这将牵制中国溢价水平的充分发挥。
合理的估值水平是多少
对估值方法的思考
按照前文的分析，我们即将面临的后股改时代与2005年前后低迷的市场环境具有共同的特征：股权分置这根支柱不发挥支撑中国溢价的实际作用；宏观经济独立支撑中国溢价。这些共同特征为此后进行比较估值提供了支持，与那一段时间估值水平的比较就成为确定未来估值水平的参考。接下来我们将分别用AH比较估值、历史比较估值、基于FED模型的估值以及DDM绝对估值共四种方法对沪深A股市场的总体估值水平进行分析，并综合四种方法的结果确定估值中枢和合理波动区间。
A股与H股比较估值
在估值方面，2005年至2006年的两年是A股对H股比价关系较为理性和稳定的两年。我们选取这个时间段作为A股对H股溢价水平相对合理的区间，并以此为基准确定A股的合理估值水平。其间A股相对于H股的总体溢价倍数在1~1.5倍之间波动（见图3），这期间A股对H股的比价关系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我们认为对这种关系的破坏将会得到市场的修正。现在的最新比价为1.3。香港市场是一个较为成熟和理性的市场，我们认为H股现在的估值水平是合理的。如果以1~1.5作为A股对H股溢价的合理波动区间，由此计算得到上证指数上下波动的合理区间为2105 点至3157点。今后H股估值水平的变动将对A股的合理估值水平产生影响。
历史比较估值
同样基于前文对中国溢价的分析，我们即将面临的后股改时代与2005年前后的时间里具有共同的特征。过去估值水平的低点对未来的走势具有支撑作用，对于该支撑的违反将受到市场的修正。
观察上述时间段市场估值水平曾经达到的低点，对于推测未来股市的底部点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2005年股市最为低迷的阶段，虽然总体市盈率最低曾经达到16.5的水平，但是低于18倍以下水平的时间在过去的六年中仅仅出现18周，我们将18倍以下解释为低迷的市场情绪的扰动，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18倍上方水平。2005年5月至2005年底，上证指数市盈率始终围绕18倍左右的水平小幅震荡，我们认为18倍的水平可以作为未来估值水平的下限，据此我们给出上证指数的估值下限是2235 点。
基于FED模型的估值
从理论上来说，市盈率的倒数围绕长期国债收益率波动，A股市场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4.52%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对应的合理估值水平为22.12倍，折算成上证指数中枢点位是2747点 。由于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使得加息的压力难以化解，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国债利率存在上扬的预期，由此方法计算得到的估值中枢仍然存在继续下探的可能。
现在更加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估值波动的区间是多大？这取决于风险溢价水平波动区间，其下限是0，对应的储蓄收益率的倒数应当成为估值水平的上限，对应的上限市盈率水平为31.6，对应的上证指数上限为3925点。对于估值下限，从长期来看，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应当不低于资本市场，因为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借贷市场的资本可以轻而易举的转移到资本市场，从而降低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并提升借贷市场的收益率，以使得这两种收益率达到均衡。因此，长期贷款利率的倒数能够成为A股市场估值水平的底部。
上述理论得到了美国市场数据的证实，美国市场贷款利率的倒数成为估值水平的底部。图5表明，该理论同样也得到了我国国内市场数据的证实。截至目前这一目标尚未被突破，并且与实际底部尚保持一定的距离。为此，我们将这一理论底部与实际底部之间的距离作一个经验性的向上修正，以反映资本市场的成长性溢价。经过修正后的估值水平的底部在17.8的水平，据此测算得到上证指数的底部点位是2207点。
如果未来的通胀预期上升，将可能通过存贷款利率和长期国债利率的提高而对估值水平产生压力。
基于DDM模型的绝对估值
我们认为在各种现金流贴现模型中选用DDM模型较为合理 。
对期限划分、成长性、分红比率的思考
期限的划分和成长周期（内涵的分红分布）是紧密相联系的。我们认为有效人口周期的峰值、GDP总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将是我们DDM模型中期限划分的重要临界点。
一些研究表明 ，35~54岁年龄段处于人生的高点，相应的有效产出达到峰值，获得的收入回报最高，同时储蓄也是人生的最高峰。大致在2015年，我国的有效劳动力将达到峰值，后续将逐步下滑，之后经济增长的人口支撑将逐步弱化。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中国GDP按照年均8%的增长率计算，并简单的设定人民币在未来5~8年内升值至6.00 RMB/USD, 到2019年，我国的GDP将达到美国2007年GDP水平。而自1998年至2007年的10年中，美国标准普尔1500指数成分公司盈利的复合增长水平为11%；自2003年至2007年底，美国标准普尔1500指数成分公司盈利的复合增长水平为10%。我们有理由预期，届时中国沪深300的盈利增长应不低于美国标准普尔500的盈利增速10%。
DDM估值
根据DDM模型，我们得到当前时点基于2007年盈利的沪深300静态PE 中枢为19.4倍，折算成上证指数点位是2524点。
取各种敏感性分析得到的PE估值合理区间的并集，即最大范围，我们得到DDM模型预测的当前时点的2007年静态PE合理区间为14.4～26.8倍。
综合估值结论
综合上述四种估值方法，将各种方法的估值结果采用适当的简均方法计算，得出A股市场合理估值水平的价值中枢为上证指数2725点，波动区间下限为2157点，上限为3605点。
如上确定的合理估值水平主要受到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上市公司业绩及其成长性的变化；二是无风险收益水平及风险溢价水平的变化；三是比较基准的估值水平。
近期扰动因素
估值体系的重构以及估值中枢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由细分短周期非均衡水平收敛于长期均衡值的过程。短周期内市场估值仍会受到市场环境因素引发的估值干扰，干扰市场估值偏离估值中枢，主要包括市场情绪扰动（包括基于基本面的成长性溢价信心变化）及事件驱动的估值扰动。
对于大小非减持的扰动。产业资本的参与，套利渠道的建立，将大幅度削弱前期基于股权分置改革推升的中国超额溢价，该部分超额溢价下行将成为必然。
对于事件驱动的因素。目前面临的奥运因素将带来良好的政策支持预期，有利于市场在短周期形成适当的溢价。
行业估值水平
在确定了市场整体的估值中枢以后，挖掘价值低估的行业或板块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将只对中国A股市场和美国市场各行业的绝对和相对的估值水平进行初步统计比较，希望能够找出一些在成熟市场相对高估，而在我国市场却被相对低估的行业，也期望能够对行业配置和行业策略有所帮助。
行业估值水平相对比较
国内行业最低PE值前10名的行业分别是：综合金融、银行、运输、能源、材料、汽车及配件、保险、公用事业、半导体及半导体设备、家庭及个人用品。
行业估值水平历史比较
行业估值水平具有较强的历史特征。有些行业尽管现在的相对估值水平较低，这也许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仅仅凭借行业估值水平相对比较，还不能得出哪些行业被低估的结论。为此，行业估值水平的历史比较也许对我们有所帮助。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和稳定性，我们只对全部24个GICS二级行业中的11个行业进行行业估值水平的历史比较。结果显示，制药生物科技及生命科学、消费者服务、资本商品、银行、运输等行业最新的估值水平相对于其历史估值水平处于较低的位置。
行业估值水平国际比较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与西方成熟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将我国的行业估值水平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市场进行比较，仍然是我们进行行业估值的一个基本方法。
经统计发现，A股行业估值水平相对标普1500行业PE较低的行业有银行、保险、综合金融、运输、半导体及半导体设备、房地产、材料、家庭及个人用品、公用事业、能源等行业。其中银行、保险、综合金融等三个大金融类行业A股相对估值水平最低，主要是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导致大量的金融机构业绩出现亏损，导致行业估值水平急剧攀升所致，其他的行业PE走势较为稳定，未发现类似的问题。
篇（8）
上海船运、物流业发展相对顺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暴增，上海集装箱运输由2000年的561万标箱上涨到2004年的1455万标箱，居世界第三位。然而光靠运输业的有机增长不足以拉动上海经济双位数的增长。大、小洋山港仍在建设中，远水不解近渴。这种背景下，房地产便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前台。为了GDP，上海市政府也就对房地产价格的突飞猛进持容忍态度，即使个别时候需要制止炒风蔓延，也往往收效甚微。
政府主导模式
今天上海面临的服务业、制造业脱节，与其过早实施“三二一”发展战略有关，即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的比重像许多国际都市那样提高到70%以上。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来的战略，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执行时机可能过分超前。其实，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吃过一次亏。90年代对浦东的房地产开发和金融区发展就过分激进，导致办公楼和住宅大量闲置，造成巨大资金积压，甚至开始影响个别银行的资金周转。
这几年上海注重服务业的时机比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要好。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出口产品竞争力大增，房地产热乍起，海内外资金云集。但是，体制和市场容量限制了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资本项目不开放，外国银行基本不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股权分置像一柄利剑悬在股市头上。至于运输，增长只能跟着生产和出口走，建立新的运能需要时间。
服务业的出师不利，使上海市回到同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思路上。但是，上海制造业的尴尬是商务成本高、中小企业少。如前文所述，上海的营商成本明显高过周边城市，对一般制造业企业构成沉重成本负担，一批批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退出上海。具有强烈活力的中小企业不足，是困扰上海经济的一个长期问题。以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而言，目前上海只有一家，而江浙的合起来已占1/3强，又为佐证。
政府主导、政策扶持成为上海工业的一大特色。很大程度上，上海走着新加坡的路。其实，新加坡模式并不成功。首先，政府在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上，并不比私人企业高明；其次，政府主导的项目往往是钱堆出来的，资本回报（return on equity）和资金效率（capital efficiency）都不高；再者，企业往往受政策保护，属地头蛇，一旦离开本土市场或政府开放竞争，企业竞争能力便呈弱化。这是新加坡实施政府主导模式40年后发现的遗憾。
上海政府设下了一个东有电子/半导体、南有化工、西有汽车、北有钢铁的布局，可谓精心谋划，期待甚高。不过，仔细看去，除电子/半导体业，其他几个产业均赫然在国家发改委“过度投资”或“可能过度投资”产业之列。当然，上海的钢铁、化工、汽车均处全国生产的高端，产品质量和利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产能大量出现（可能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和投资效率必受影响。
同时，上海面临着电力、交通的瓶颈制约，人力成本、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压迫非扶持产业、企业，近年来造成生产企业的大量流出。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推进“三二一”战略，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主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出去”。纺织、轻工产品本是上海制造的代名词，但在“东锭西移”的政策下，上海的纺织产业大量向新疆转移，轻工产业则流向了江浙、安徽等周边省份。上海轻工业比重由1997年的43.4%下降到2003年30.3%，重工业比重由56.6%上升到69.7%。然而，上海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务业发展不尽人意，推出去的制造企业又令周边的江浙城市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遇。
当年上海看不上眼的苏州，2004年GDP已达3450亿元，超过深圳；注册外资额达147.02亿美元，超过上海，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工业总产值9560亿元，仅次于上海，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芯片产业上，苏州也成为了上海的有力竞争者。在整体电子业上，苏州比上海发展得更大、更快、更均衡。今天群虎环伺的被动局面，是上海当年所料想不到的。其实1992年前后的深圳，也有这样的一幕。当时为了发展高科技产业，深圳开始鼓励简单的“三来一补”企业迁移出特区，结果不仅造成自身经济增长乏力，周边的东莞、惠州也因承接这些企业，经济迅猛增长。几年后，深圳不得不检讨并修正其抛弃“三来一补”的政策。
离现代服务业有多远?
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能说没有基础。上海荟萃着全国各地的人才和一批一流的大学、研究所，近年更是海归人士、港台专才的主要落脚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多选上海作总部。他们不仅带来资金、技术，也带来了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专业人士。长江三角洲在近10年的发展中，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2.1%，出口增长平均为26.1%，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集群（表8）。这为上海的物流业提供了必要的腹地和良好的增长空间。上海的优势和前景吸引了国内和海外的大量资金，其资本优势在国内各省市中可谓无与伦比。同时，上海在基础设施上发展十分迅速。从通讯到交通，从惯例到文化，上海不仅是全国的佼佼者，部分标准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大都市水准。惟一例外是市内交通，建设速度跟不上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
尽管上海拥有众多优势，但许多并未转化为竞争力，更谈不上形成集群优势。例如，上海的浦东机场和磁悬浮铁路都是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但彼此之间的协同效应少之又少，远未能发挥出“1＋1＞2”的优势。上海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人才优势、研究专长远没有被充分利用。它们的商业化程度和对经济所作的贡献，不仅低于国际同行中的领先者，而且逊色于北京的中关村。没有本土研究力量的鼎力支持，没有基础研究、商业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的一条龙作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谈何容易。
时机是另一个障碍。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似乎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但是，以目前的金融体制、银行结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国内外不接轨、市场不规范，希冀金融业拉动全市经济可能不切实际。上海对洋山港充满期待，但是洋山港对物流和整体经济带来贡献最早也要再等三、四年。
另外，上海的经济模式不利于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成长。在大型企业之后缺少广东、浙江、江苏所大量拥有的一个中型企业家人才层，对上海来说是一个缺憾。同时，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在创意和多元化上还有明显的差距，而这些是打造现代服务业不可缺少的。
上海给人的印象是服务业潜力巨大，不过不少领域条件尚未成熟。那么，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战略是否过分超前？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服务业，在人均GDP（以200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元计价，下同）处于2000-4000美元阶段，有一次爆炸性增长；在人均GDP处于8000-9000美元阶段，金融保险、运输物流、法律中介等领域占服务业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房地产及关联产业也再次出现重大扩张。上海追求的不是餐饮、交通等初级服务业,而是金融、物流等高附加值服务业。上海人均GDP在2004年为55090元（合6661美元）。如果这项研究可信，则上海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三二一”战略，也许超前了15年。即使近年提出的“现代服务业”可能也超前了3年。同时，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还须受人民币政策、A股市况等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
未来发展的三种模式
发展战略超前是政府主导式经济开发的通病。上海市显然希望借中国经济起飞、与国际接轨的东风，使经济转型一步到位。高起点、大战略无可厚非，关键是发展战略有无与现实脱节，有无经济基础的支持，实施的时机是否成熟。少了制造业，对发展服务业并不有利。金融保险、运输物流多需要实业支持。
大都市必有大腹地支持。强劲、有活力的腹地经济是发展大都市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彼此有着共生共荣的依赖关系。上海在处理与邻省的经济关系上，有一种对竞争、胜出的执着，而谦让、协调、追求共赢的理念似乎不足。
洋山港与宁波北仑港之间的暗中较劲，正是一个写照。其实北仑港当年上马的初衷是为上海服务，不过可惜北仑港坐落在浙江省，所产出的GDP属于浙江，不属于上海，洋山港的建设于是被提上议程。洋山港的建设成本，至少是北仑港的3倍。更麻烦的是，洋山港没有北仑港那样的环围岛屿，直接暴露在台风影响之下。受台风季节影响，洋山港每年最多可运作280天，而且船期延误率可能远较北仑港高―这是定期集装箱航班的一大忌讳。上海港去年的集装箱吞吐量为1455万标箱，宁波港去年的吞吐量为400万标箱。到2010年，上海港吞吐量达2500万标箱，宁波港达1000万标箱，两者之和达3500万标箱（图15）。无论长三角出口如何增长，大量运能过剩都不可避免。
由于营商成本的上升，上海经济面临着转型。摆在上海面前的有三个模式。第一是伦敦模式―经济彻底转型，走向全球性金融、全球性旅游和全球性文化创意之路。这可能最接近上海自己提出的“现代服务业”蓝图，但以中国/上海目前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度、人才/企业结构和制度上的限制，实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必须看到，伦敦在脱胎换骨完成转型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过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第二种是东京模式―经济立足于本国资源，成为本国银行、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这条路的成功可能性较伦敦模式高，但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日本企业基本集中在东京圈或大阪圈，而中国企业在地理上更分散、更多样，企业变动更受各地方政府影响。第三种是香港模式―产业资金和投资资金出现置换，产业空洞化，经济房地产化，增长动力来自房地产增值，依赖境外资金流入。这是上海最不愿意看到的出路，但是近两年上海经济恰恰在向这个方向前进。今天的上海还有自己的产业，有其内在的增长动力，可是在租金、工资带动下，营商成本急剧上升。热钱流入、产业流出，是上海制造业面临的尴尬，是上海增长模式面临的尴尬。
尴尬与希望
急升的营商成本和制造业的流失，为上海产业空洞化敲响了警钟。其实，今天的许多问题在当年上海提出“三二一”发展战略时已经留下了伏笔，并已经出现。只不过火爆的房地产掩盖了上海经济其他产业后继乏力的现实。海内外热钱百川归大海般地热炒房地产，拉高了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制造着财富效应，但也快速推高着营商成本。
有趣的是，撤离上海的公司，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都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选择不说，不代表他们不撤，也不代表其他公司不会跟随。举目望去，除了房地产外，好像没有哪个大的产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增长动力。
篇（9）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即“研究与开发”，简称“研发”，是指为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工作，是人们不断探索、发现和应用新知识的连续过程，对科学技术进步和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至关重要。跨国R&D投资是指政府或企业R&D主体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投资R&D活动，是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R&D投资是随着R&D国际化浪潮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是全球新一轮先进生产力转移的必然趋势。R&D国际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8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滚滚洪流，对世界各国、各地区正产生着日渐深入和广泛的影响，它表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R&D活动、在海外投资R&D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向。各国特别是跨国公司为把握此次全球先进生产力转移的良好机遇，都纷纷加大了对外R&D投资的力度，使海外R&D投资成为当代国际投资的崭新亮点，而且呈现出诸多典型特征，总体上表现为五大发展趋势。
1 投资动机多样化
跨国R&D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归纳为4大类型：一是为了实现技术本地化，以支撑其在海外的生产经营活动，即生产支撑型动机；二是为了在海外建立技术信息情报窗口，跟踪或获取东道国和竞争对手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即技术追踪型动机；三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的科技人才和研发环境，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即资源寻求型动机；四是出于对外交往和地缘经济、文化等关系的考虑，即对外交往型的动机。
当前跨国R&D投资的动机日益明朗化、多样化，具有下列共同特征：(1)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外R&D投资，基本上是为了支撑其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属于生产支撑型的动机；(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海外R&D投资，大部分是属于技术追踪动机，也有少部分是资源寻求型的动机；(3)对外交往型动机在一国政府对外R&D投资中比较常见。
需要指出的是，跨国R&D投资的动机多种多样，且受到诸多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同投资主体的动机一般不同，就是同一投资主体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其投资动机也不尽相同，如日本在我国投资R&D的基本动机是为了支撑其在我国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其在美国则主要是为了寻求某个领域内的先进技术和利用美国良好的研发环境与资源。
2 投资方式灵活化
跨国R&D投资的方式，按其资金注入的形式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按海外R&D机构的性质可分为独资形式和合资形式两种；按海外R&D机构建立的方式则有新建、跨国并购和跨国战略联盟三种。当代跨国R&D投资的方式灵活多样，呈现下列新特点：
(1)R&D资金一般采取直接注入的形式，这是因为直接投资更有利于投资主体自身对R&D活动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从而降低R&D成本和R&D投资的风险性，也有利于形成R&D活动的集约规模效应，提高R&D活动的效率。
(2)海外R&D机构的建立在前期较多地采用合资形式，在中后期则多数选择了独资方式，因为母国或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情况的逐渐了解，使得采取独资的形式成为可能，而且独资的R&D机构更有利于母国或跨国公司对R&D活动的监控，以防止技术外泄。
(3)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对外R&D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并购是指外国投资者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取得东道国某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投资方式，它可以使母国或跨国公司降低投资成本，直接进入东道国市场进行高效率的扩张，所以近年来有逐渐取代新建R&D机构等方式而成为对外R&D投资的主要形式的趋势。
(4)跨国战略联盟也是跨国R&D投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跨国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职业和事业部门为实现共同拥有市场和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风险共担、生产要素水平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建立跨国战略联盟能有效维持和增强投资主体在某一领域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①通过同一领域内几家R&D机构的联合，有利于获得某项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②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可以缓和与竞争对手在研发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也可以减少该领域内竞争者的数量，从而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③联盟合作可以共同分摊昂贵的研发开支，缩短研发时间，分散或共同承担研发投资的风险。
3 投资行业集中化
跨国R&D投资的行业选择并没有固定模式，不同投资主体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其投资R&D的行业不尽相同，这主要受东道国和母国或跨国公司的经济结构或经营活动特征的影响，其次受到东道国的产品规格或技术标准的限制。从一般情况来看，当代跨国R&D投资的行业高度集中在医药化学、汽车制造和电子通讯等技术要求较高行业。以美国为例，1997年，其所有行业的海外R&D支出与国内R&D支出的比例达13％，其中对外R&D投资最多的行业是医药化学和汽车及零部件，这两个行业的海外R&D支出额均超过37亿美元，合计约占所有行业海外R&D支出的70％；这两个行业的海外R&D机构数量也是最多的，其中汽车及零部件32家、医药化学41家，合计约占美国海外R&D机构总数的10％。1997年，外国附属公司在美国的R&D支出也集中在医药化学、电子和生物技术等行业，医药与生物技术、电子和工业化学三个行业的外资R&D支出约占外国附属公司在美国R&D支出的60％，尤其是医药与生物技术行业，外国公司R&D支出额高达57亿美元，约占同期美国境内所有公司R&D支出额的50％。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跨国R&D投资行业的分散化趋势也不容忽视。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R&D投资，虽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生物医药等几个主要行业，但也开始向农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等领域渗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数百家跨国公司在我国的10多个个行业领域建立了600多家R&D机构。
4 投资流向多元化
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是R&D国际化和跨国R&D投资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在世界全部R&D投资中虽然占主导地位，但其所占比重已开始下降，发展国家和地区吸引的外商R&D投
资和对外开展的R&D投资不断增加，R&D投资主体和资金流向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仍占主导地位。如在美国投资R&D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也是美国对外R&D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从R&D机构的数量来看，目前在美国的751家外资R&D机构中，有667家来自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251家、德国107家、英国103家、法国44家、瑞典42家；美国在海外的R&D机构也基本上分布在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45家、为第一位，英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依次为27家、26家、16家和15家。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R&D外资和对外开展的R&D投资不断扩大。其一，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R&D投资大幅度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正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外R&D投资的重要区域，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R&D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已超过了36％(见表1)。其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对外R&D投资，且动作较快，以韩国为例，从1993年到1996年韩国在美国的R&D支出由5500万美元猛增到3．5亿美元，韩国除在俄罗斯建立了3个研究中心外，还在我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多个联合研究开发中心，目前，其在海外的R&D机构已遍布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和我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也有增长的势头，如韩国在我国投资的R&D项目，1997年为8个，到2003年已经超过20个。
5 研发全球网络化
当代跨国R&D投资发展的第五个趋势是：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和投资日趋全球网络化，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其R&D全球体系的成型和迅猛发展。一个完整意义上的R&D全球体系是由若干个本土R&D机构和若干个海外R&D机构共同组成的全球网络，它们在地域上分布于世界各地、在功能上明确分工、相互协调。随着R&D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R&D的全球网络体系日臻健全和完善。以通用汽车公司(GM)为例，其R&D机构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遍布全球各地，业已形成了统一的全球网络体系，该体系由3个全球性技术中心和9个地区性技术中心组成。3个全球性技术中心是指设在GM总部所在地美国密歇根州底特津市的瓦伦汽车工程中心(Vehicle Eneineering Center)和庞第亚克卡车工程院(the Pontiac Truck Engineering Faeulty)，以及位于德国Russelsheim州的国际技术开发中心(the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Development Center)；9个地区性技术中心分别设在加拿大奥沙瓦、墨西哥哥托卢卡、澳大利亚墨尔本、巴西圣保罗、南非伊利沙贝、英国Millbrook、我国上海和瑞典托尔哈坦斯。
当代跨国R&D投资所形成的R&D全球网络体系发展迅猛。
第一，海外R&D支出急剧增加且增长速度超过国内R&D支出。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R&D支出从46亿美元(1986年)增加到147亿美元(1997年)只花了10年时间，而同期国内R&D支出仅增长了2倍；1997年，美国公司在海外的R&D支出占公司全部R&D支出的比重为10．5％，而在1990年和1985年这一比重分别只有9．7％和6．4％。
第二，海外R&D机构数量迅速增加。海外R&D机构是R&D投资主体在其所在国家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的专门从事R&D活动的部门。各国对海外R&D机构的界定标准不同，但从整体上看，近年来海外R&D机构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多的，以日本为例，1990年，其在欧洲的R&D机构为100家左右，到1995年就超过了300家；1993年，其在美国的R&D机构为141家，1997年则增加到了251家。
第三，海外R&D机构的本地化水平显著提高。海外R&D机构的本地化水平越高，就越能有效地利用东道国在人才资源和研发环境等方面的优势，降低研发成本、维持和增强研发竞争的比较优势。海外R&D机构提高其本地化水平的途径有两个：①建立独立型的R&D机构，以最大限度地弱化母国或母公司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是海外R&D机构提高本地化水平的最主要途径，独立型的R&D机构是海外R&D机构发展的最高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R&D机构的独立强度(即独立型R&D机构占全部R&D机构的比重)和边际独立倾向(即新增加的独立型的R&D机构占全部新增加的R&D机构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2002年1～6月在上海新成立的6家R&D机构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就有4家，边际独立倾向为67％。②实现研发人才的本土化。研发人才本土化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避免与东道国的文化习俗产生摩擦，越有利于提高研发效率和降低研发风险，因而近年来海外R&D机构都非常重视从东道国招聘专门人才。
第四，海外R&D机构的功能日益健全和完善。早先的海外R&D机构一般以产品开发为其主要功能，大多数海外R&D机构与母国或母公司或母体在东道国的生产、销售和服务部门有着密切联系，但现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已开始注意不同区位的R&D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海外R&D机构的功能日趋完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如IBM在东京的Yam-ato研究实验室主要从事计算机科学、存储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研发，在苏黎世的研究实验室主要从事通讯系统及其相关的信息技术、光学电子和物理学的研究，在我国的研究实验室则主要从事汉语认知和数字图书馆的研发。
第五，海外R&D机构的规模不断增大。虽然不同行业的R&D机构有着不同等级大小的经营规模，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不断增大的发展趋势。如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在1999年11月刚刚成立时只有10多个研发中心、到2001年底则已多达25个，其研发人员在2000年时为650名、2002年就增加到了1000名之多。
参考文献
[1] 杜德斌．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篇（10）
一、低信任度国家的两难处境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他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做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把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算做中间类型，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福山的这种假说可以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自己亲属以外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
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都居欧美第二位。而在此后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法国的经济增长远远慢于美国、德国和英国，以致到20世纪初经济实力已经落到欧美国家中的第四位。另一个例子是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拉丁美洲各国。同样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并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融入到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法国在二战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最终使国有企业占到整个GDP的20%，并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福山指出，“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与法国类似，二战后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有系统的指导性计划，组建了大批巨型国有企业，出现了二战后的经济奇迹，真正实现了工业化。
在法、意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社会低信任度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
二、中国的文化环境：香港与台湾的事实
福山认为中国是社会内信任度低的典型，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家族主义。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下，只有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学习、研究、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才能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二战后，香港和台湾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从它们的发展特点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香港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在中国大陆与西方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东亚，香港是唯一真正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几乎没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营制造业和商业大企业，社会内部的信任度低，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导致经理人员腐败行为盛行，资本家实行家族式管理，把企业规模保持在家族小企业的水平上，无法促进技术进步。香港经济制造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到了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的程度。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只相当人均收入仅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在垄断性中介地位逐渐丧失的背景下，香港的科技水平无力维持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发展面临困境。
台湾也因社会内部信任度低很难形成私营的巨型企业。但由于台湾当局强有力的经济干预，台湾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接近经济发达的边缘。台湾的经济是一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行政市场体制”。台湾当局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政策手段促其完成，以弥补私营企业的不足。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台积电”和“台电联”这样的巨型集成电路制造厂商。靠着成熟的产业升级政策，台湾发展起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使半导体产业成了台湾经济的最新增长点。
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要想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取得真正的发展，是不能依赖私有经济的。
三、中国大陆更需要国有经济
中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相似，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私营企业无力成为社会所必需的巨型企业的问题。这一内在原因促使百年来的中国政府都通过兴办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境，从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开始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能导致中国自主地发展起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之后，中国私营企业在技术和筹资上的先天困难日益暴露。由于当时绅商地主之间的信任度非常低，清末著名实业家张謇等人在筹资扩大企业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信人唯亲的心态使私营企业做大非常困难，更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以铁路投资为例，清末民间资本要求“商办”铁路，却难以解决资金问题，进展缓慢。1911年清政府鉴于多省商办铁路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虽然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了民间的“”，但必须清楚的是，其矛盾的双方是中国民族资本与外资，“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历史的结局是，以后在中国兴建和经营的铁路，如果不归外国所有几乎一开始就为国有。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没有能力为铁路这样大的投资项目进行筹资和经营管理。
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公有化政策，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使中国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普遍的论调是认为这来源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这其实是误解。这些年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甚至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大量使用了中国国有部门提供的技术人才甚至管理人才，否则外商投资企业绝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那样多的利润，中国也绝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企业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企业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他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
四、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依赖于国有经济
浙江的私营企业以温州的家族小企业和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代表。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
小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发展日用品的制造和电器开关的制造；90年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所升高，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已经变为低档的鞋和一美元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基本来自国营企业甚至是集体乡镇企业，或者是外商投资企业，但都是比较简单的技术。靠着私营家族小企业克勤克俭、艰苦经营，温州人有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并积累了巨额资金。据可靠的估算，温州的民间资金有3000亿元。可进入21世纪，温州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降为浙江全省最低，投资不振。温州人的大量资金流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许多投向山西煤矿。温州人投资方向的转变，暴露出温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点。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抵制英美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一直以家族为单位经营和运作资金，找不到私人自发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途径。
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企业的迷信造成的。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如果由温州政府主导技术研发，开发温州产业升级的必要技术，并向私营企业扩散，则会带动温州经济走上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之路。
浙江的另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台州，更显示出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台州的私营企业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品也更重型化。台州最有名的产品是缝纫机和摩托车。有名的“飞跃缝纫机”最初源自上海的国有企业。私营摩托车企业也不例外。摩托车制造技术从国有企业“重庆嘉陵”开始，扩散到重庆的私营摩托车制造厂，再扩散到浙江台州的私营企业。
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在东北，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经济支柱，甚至也是东北城市中的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柱。据介绍，沈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几乎全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这些私营企业的技术骨干几乎全都来自原来的国有企业和研究所，有些私营企业还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职员工经营。显然，国有企业和研究单位成了私营企业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但尴尬的是，如此多的私营真空技术企业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没有了国有企业，中国人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最近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克服其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五、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
许多人认为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会降低经济效率，这是完全错误的偏见。这个偏见主要是将“利润低”与“效率低”混为一谈。许多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远低于私营企业，但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这种单纯由于净产值内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润，并不能算做国有企业的无效率。即使只考虑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设计了适当激励机制的国有企业也不一定比主要资金不是由经营者投入的那种私营企业利润率低。
许多人相信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消亡。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亏损率足以说明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近三十多年中的国有企业中，则存在许许多多经营状况在很长时期中一直良好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既有属于垄断行业的，也有属于竞争性行业的。例如，钢铁行业中的宝钢、鞍钢和首钢，新兴的家用电器制造业中的安阳彩玻、大连华录，以及谋求MBO之前的四川长虹，等等。
根据前面的分析，通常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不能由一个人提供的领域内，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而在经营者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领域内，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高于国有企业。可是在中小企业有效率的典型行业――商业零售行业内，也有不少经营很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像北京市 “万方”集团下的“福绥源”小副食店，还有大连的玉华商场和民勇商店。它们同为国有，同样相当兴旺。这些曾经欣欣向荣的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展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下级员工的积极性的重要性。
篇（11）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一国政府借助关税、出口补贴、科技研发补贴等方式，扶持本国的战略产业，增强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企业的战略地位，扩大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将更多的超额利润转移到本国，从而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一系列手段措施的总称。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和“外部经济”两个分支。利润转移理论是指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超额垄断利润，一国的政策如果能诱使外国企业削减产量或扩张得慢一些，本国企业就会获益。利润转移具有三种形式：(1)利用关税抽取外国企业的垄断利润；(2)以出口补贴促进本国企业的出口；(3)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外部经济理论指的是一部分个人或企业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企业那里所获的利益。由于技术外溢性的存在，一国政府应对技术研发者进行补贴，从而调动企业的创新和研发积极性。外部经济分为技术外部经济和货币外部经济：技术外部经济是指企业从本产业或相关产业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Learning-by-doing)中获得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是指企业从本产业或相关产业的集聚中获得的市场规模效应(如原材料供应、技术工人、专业服务等)。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表明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不是最优的，适度的政府干预可以改变本国现存的比较优势模式，从而加速构建本国的竞争优势。
二、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背景的异同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尽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建立起来的，但日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和实践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而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初露端倪，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得以全面执行。
(一)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背景。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通过实施以“贸易立国”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跃居发达国家行列。日本实施贸易立国战略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1.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压力沉重。日本需要通过贸易和投资方式来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从而扬长避短，不断创造和建立新的比较优势。
2.国内市场规模小。日本国内的市场容量有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借助外部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3.赶超欧美的民族梦想。战后初期的日本上下齐心，将重建家园、赶超欧美作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民众全心全意服从于政府的安排，不计个人利益以换取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国内环境。
4.有利的外部环境。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拉拢日本成为其政治盟友。除了提供大量物资和军事订单之外，美国对日本的单边主义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了契机。
(二)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背景。尽管一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但当国家利益面临巨大挑战时，美国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1.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美国政府通过“公平贸易”来对抗外国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2.产业竞争力下降。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软化迹象：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而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上升。在这变革的十字路口。美国要么选择贸易保护，要么进行实质性调整。鉴于保护主义的危害，克林顿政府选择了以高技术产品出口为导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3.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在战后成为了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拥有绝对的统治力，因此美国积极倡导和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在政治上，单边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拉拢盟国的“政治糖果”：慷慨地对盟国开放国内市场，却不要求盟国对等开放。然而随着霸权的衰落、日欧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美国不愿也无力继续提供自由贸易之类的国际公共品。随着冷战的结束，东方阵营的威胁大大减弱，美国转而将经济利益置于外交事务的首位，转变了贸易政策理念，实施“公平的、积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总的来说，战略性贸易政策是特定的历史产物，日本和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既相似又有差异的背景下：政策的实施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反应。
三、日美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共同效应
日本从战后的废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新经济”的繁荣，这些都与战略性贸易政策密不可分，其共同效应表现为三方面。
(一)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日本在战后发达国家中的出口增长率最高，其进出口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直线上升：1950年为1.6％、1.4％，1970年为6.2％、6.7％，1988年为6.8％、9.9％。自60年代开始，日本获得了持续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日本在1985年的对外资产额突破了1 000亿美元。从结构上看，日本的出口商品向高层次转变：从5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60、70年代以钢铁、汽车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再到80、90年代以微电子、新材料为主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
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不断扩大，但美国的出口表现出以高附加值商品为主的结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从1991年的1 016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 274亿美元；新型服务贸易(如电信、数据处理)发展迅速，到1998年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为55.1％，1997年美国从国外获得特许使用费和许可证使用费收入约为303亿美元，顺差额高达228亿美元。
(二)促进了经济增长。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出口可以弥补由边际收益递减造成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日本作为贸易加工大国，扩大出口是维持其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在1975年，日本整个产业部门每增加1单位出口会带动国内生产增加2.38个单位；在1979年，日本的汽车出口每增加100万日元会带动国内生产增加254万日元。在贸易的带动下，日本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飞速上升：1950年为1％，1970年为6％，1988年为14.2％。
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对外贸易在GDP中的比重 相对较小。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稳步上升：出口依存度从1981年的6.03％、1991年的8.5％攀升到2000年的15.03％；贸易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显著。在贸易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90年代美国的出口增长率为9.68％，远高于3.25％的GDP增长率；出口的增长不仅为美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据商务部的估计，美国每出口10亿美元可维持2万个就业岗位。
(三)提升了产业结构。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适时提出了“技术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官产学联合开展技术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由“厚重长大”的高能耗产业向“轻薄短小”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出口结构也由重化学工业品为主转向了包括精密机械、电气机械在内的装配机械产品为主，从而为其缓解石油价格上涨和日元升值冲击、稳定出口贸易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美国政府放松了反垄断限制，包括银行、电信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都进行了合并与重组，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经营效率。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支持、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了美国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四、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特征的异同
日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总体上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共同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导向性。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将经济复兴和赶超欧美作为主要目标，“贸易立国”成为基本国策，对发展所需的原料、能源和技术给予进口优惠，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向国际市场供应工业制成品。正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提出的：充实社会公共设施、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素质和振兴科学基础等。但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全球性经济滞胀和石油危机的出现，严重挑战了“贸易立国”方针。由于自60年代末开始的贸易顺差，日本逐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其施政重点变为在缓和国际经贸摩擦的同时，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技术立国”方针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除了强调大力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还要加大自主研究和创新的力度。20世纪80、90年代，增强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成为了新目标，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日本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美国的贸易政策从历史上看，表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特征：以国家利益为重，将推动贸易自由化与实行贸易保护作为其追逐国内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和手段。美国历来主张自由贸易，但当受到日欧的冲击之后，美国开始强调公平贸易，对其单方面认定的“不公平”行为进行制裁。冷战结束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科技实力决定着一国的国际地位。美国在90年代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是为了保护美国某些与知识、技术密切联系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就业，而且旨在摆脱经济萧条、加快美国经济复苏、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面对巨额的贸易赤字和联邦赤字，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坚持公平贸易原则，一方面以出口贸易为突破口，提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出口战略――“国家出口战略”。克林顿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使美国重新坐上了世界经济、技术的头把交椅。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产业导向性。受资源的约束，日本不能兼顾所有部门的发展：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政策向重化工业倾斜，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在60、70年代超过了60％、70％；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的政策重心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以半导体为例，日本政府通过实施R&D补贴、组织官产学联合攻关等措施，使日本从一个半导体净进口国发展为世界半导体强国。正如鲍德温与克鲁格曼对日美16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竞争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没有政府的保护，半导体产业在日本将不会存在。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高技术产业的兴衰成为一国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克林顿政府通过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保证美国经济实现了整整120个月的增长。服务业成为全美生产率最高的部门之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更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美国也成为了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出口鼓励为主。为了促进和扩大出口，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金融、税收方面的优惠、设立出口保险制度、开拓海外市场准备金制度等。而所有这些都使日本出口企业在经济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帮助和实惠，从而大大激发了它们出口的积极性。日本在战后初期的出口主要是为了获得足够的外汇，以进口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料、能源、设备和技术。而在此之后，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始终居高不下，即使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仍高达8％。日本的出口结构与世界需求结构保持一致，而出口结构的调整也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克林顿在对待巨额贸易赤字问题上，既不愿退到保护主义中，也反对政府的无所作为，而是选择了“政府适度干预主义”，帮助国内企业扩大出口和开拓海外市场。克林顿在两届任期内，分别采取了所谓的“出口能动主义”和“新门户开放”战略，这两大战略主张具有内在的连续性，都将出口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企业为中心。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都是以企业为中心的，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监督者，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而本身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日本的经济体制可概括为“控制下的竞争”，“日本政府并不直接对受到管理的市场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具体办法为工业创造能促进其长远发展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及防范风险的条件。政府的产业战略假定市场的竞争压力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并经常引入他想要的那种竞争。通过为产品开辟市场，使企业能比较容易的得到廉价的投资资本，从而保证企业获得利润并吸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入。”政府的补贴一般不直接资助私人部门，而是用作催化剂，刺激私人投资和加强国内竞争，使日本企业不会成为骄傲自满的寻租者。例如，JDB的贷款主要是为了说服商业银行向新兴产业贷款，经常与私人银行组成银团辛迪加提供贷款。
私人部门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克林顿的智囊机构――“进步政策研究所”曾指出：“最终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经济能量得以发挥的地方一企业，正是在那里，我们在为提高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的质量，为提高我们所提供的劳务的效率而奋斗。”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应为企业提供一个鼓励企业和工人进入高技术产业的环境。尽管风险投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资金流向新兴产业，但由于基础研究的风险高且回报低，还是不能够吸引足够的私人投资。所以美国政府补贴大学和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当取得一定进展后，就引导私人企业进入，转而开展商业研究，并将商用产品推向市场。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小企业经济政策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等法律法规，组织实施了“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SBIR)、“先进技术计划”(ATP)等，支持中小企业进入高风险项目，并助其研发成果转化为商品进行流通。
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特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政府的干预力度和方式。日本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仅干预力度较大，而且进行全方位的行政指导；美国奉行自由主义，主张以市场方式调节经济活动，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2.美国可以利用其大国地位实行单边主义政策，其战略性保护措施具有较强的霸权主义色彩；而日本由于在国际政治、军事事务中要依附于美国，所以其战略性贸易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例如广场协议和自愿出口协定。
3。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更注重技术进步、教育发展与观念交流等动态增长因素，以此作为提高本国竞争力的途径。
4.日本的进口保护措施更具主动性，通产省把自己看作是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积极地利用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而美国的301条款、反倾销机制更具被动性和反应性，美国的美国贸易代表仅把自己视为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
五、日美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的异同
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手段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其共同点在于：在政策运用上，既坚守原则又灵活运用；注重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实施关税保护，并保持着形式各异的“隐形壁垒”；注重不同政策的配合，以发挥整体性作用和互补性优势；将高技术产业作为扶持对象等等。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手段可概括为四方面：
1.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出口。日本政府于1958年成立了对外贸易组织(JETRO)。作为公共品，JETRO向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负责海外市场的调研与开发，安排国内企业参加贸易展会。并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公共关系，促进技术研发的国际合作。
日本政府以财政、金融等直接方式补贴企业的出口：第一，公开补贴与不公开补贴。公开补贴是指日本政府通过官方出口保险制度向因销售条件或价格等因素而蒙受损失的企业提供相当于损失额80％～90％的补偿；不公开补贴是指通过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和双重价格制度减轻日本企业的负担。第二，成立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重点产业提供低息贷款；执行汇率贬值政策来推动出口等。
2.鼓励和默许民间贸易组织推动出口。日本政府允许众多的私人公司组成一个由大银行支持的综合商社，负责销售私人公司的产品，既可以向政府提出建议又可接受政府的委托代为管理，而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综合商社不受垄断法案约束。综合商社在出口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众多中小企业参与到贸易活动中来，这样既节省了交易成本又实现了信息共享，国内9个最大的综合商社的贸易额曾占日本贸易总额的50％以上。
3.实施进口保护。日本的关税法主要由《关税法》、《关税定率法》、《关税临时措施法》构成，利用有差别的关税进行进口调节：对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执行低关税，对消费品执行高关税。
日本的非关税保护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政府采购。日本的计算机产业明显得益于政府的采购，日本政府要求各部门、教育系统优先采购国产计算机。第二，复杂而严格的技术壁垒。日本拥有严格的技术管理体系，技术标准名目繁多，其中多数标准都高于国际标准。进入日本市场的外国商品，不仅要符合国际标准，更要符合日本的技术标准。
有限市场准入措施为日本微电子产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隔绝了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渠道，使日本企业可以在国内形成世界规模的生产能力，而外国企业不能利用技术优势并将其转变为长期的市场力量。封闭的国内市场还能产生强制性技术转让效应，使先进技术有控制地扩散到整个日本微电子产业。通产省强迫外国潜在进入者将原始技术以诀窍、许可证和专有技术形式卖给日本，并且拒绝设立外国独资公司和外国企业拥有多数所有权的合资企业的申请。美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条件，是允许日本企业使用它们的先进技术。通产省还要求外国企业向所有要求获得某一技术的日本企业颁发经营许可，并根据交易涉及的日本企业是否愿意将自己的技术进展通过许可协议扩散到其他日本企业来决定是否允许某项交易。
4.注重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结合。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为一体，日本政府也被形象地比作“日本株式会社”或“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作法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挑选特定产业，从资金分配、物资供应和研究开发上予以全力支持。为了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了有效的产业政策，以R&D补贴、组织官产学合作以及扩大海外FDI等方式替代了直接补贴，这种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效结合也被称为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重塑了日本的微观经济基础，活跃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初显端倪，而在克林顿时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手段可以概括为四方面：
1.发挥政府在促进出口方面的作用。克林顿政府将扩大出口作为经济复苏的一剂良药：建立贸易促进和协作委员会(TPCC)；放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建立贸易数据库，汇总商贸信息供企业免费使用；加强政府的金融服务，提高出口信贷的担保额度，解决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问题，建立出口援助中心；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多元化手段，为美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包括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重点开发“十大新兴市场”。
2.强调公平贸易。克林顿在坚持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坚持“公平、对等”原则，对其单方面认定的“不公平行为”进行制裁，包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超级301条款”。当反倾销程序启动后，美国会对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此外，技术标准、环保和劳工标准也是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常用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