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的概念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生态文化的概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自生态旅游一词诞生以来，虽然人们对其理解越来越深化，但仍有大量文章在不断讨论这一概念，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统一定义。（见表1）

二、生态旅游概念的共性特征

以上各种概念尽管雷同（表1），但也有理解上的侧重，共性的特征主要涉及到以下11个。

（1）环境友好。生态旅游能照顾到环境安全，能使旅游活动对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的影响最小化，从而有助于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2）责任感。生态旅游能让游人尊重当地的文化、社会和生态自然环境，也能让旅游企业关心环境，以环保为出发点来开展经营管理。

（3）教育性。生态旅游能使旅游企业、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受到与大自然和文化有关的教育，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

（4）低影响。生态旅游不会给大自然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有时甚至是零影响。如：人们常说的轻度踩踏，没有采摘，只带走照片，留下脚印等。

（5）休闲浪漫。生态旅游能让人们走出家门，欣赏风景秀丽的大自然。

（6）给当地带来福利。生态旅游不仅能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和就业机会，还能创造社会效益。

（7）文化体验。生态旅游能让游人体验到当地的文化和自然历史。

（8）生态体验。生态旅游让游人体验到诸如原生态住宿或生态导游等经历。

（9）可持续性。生态旅游能通过适度利用和有效的保护管理，为下一代留下文化传统和自然资源。

（10）社区参与。生态旅游能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各种旅游活动及管理。

（11）游人参与。生态旅游能让游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互动。

以上这些特征是人们通过实践中的观察而总结的，它们更强调旅游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存，却较少涉及旅游经营者的收益及商业环境，原因主要来自于为生态旅游下定义的群体。例如：生态旅游协会等专业性组织，它们的成员大多是自然保护主义者，因此定义中必然会反映出这些成员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按传统的效益最大化理论，不管企业的唯一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还是兼顾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最终目标都是使利益最大化，这显然与生态旅游当前的定义不相符，也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负面影响。有的生态旅游看上去与大众旅游没有太大的区别，令人担忧。还有的企业把“生态旅游”当成市场营销的时髦用语，打着生态旅游旗号对原始偏远的自然文化景观进行无节制开发。因此，可以说，现存生态旅游定义中最大的不足是缺少对旅游企业责任的更多说明。

三、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

篇（2）

    1.自然主义的艺术追求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舞蹈是一种记忆的创造。“情感比起感觉,是更深刻更亲切的心理活动。离开单纯的情感时,我们才算进入想象的领地”。[2]从民族情感走向想象的创造,是舞蹈家情感发展的一个过程。杨丽萍舞蹈精神的主旨和文化内涵,与她的民族记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艺术想象不可分。在艺术表达的文化范畴中,首先,她的表述离不开对民族图腾象征的关怀与崇拜,并通过对图腾的体现,表述自我的信仰观,如《雀之灵》。其次,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间生活为基调,通过展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来加强各个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如《云南映像》。再者,是以生命信仰为主题的仪式表述,如《藏谜》。总之,她从自身民族历史的记忆中出走,却从来没有重复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她是一个体现灵性而又具备灵性的艺术家,而灵性的起点与归属都是“生态”情结关照之下的“图腾”、“大地”、“天堂”等文化范畴的表达元素。其创作吻合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民族的认同与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附注于艺术实践。即起于图腾崇拜,实践于民间的欢欣,而归望于对生命的信仰。这让我们懂得“舞以宣情”始源于“感”,“舞以尽意”终归于“理”,无论是人理或是天理,都道出了民族民间舞蹈的“天人合一”的本质观念。从有关云南地区题材的舞蹈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审美情趣、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民族信仰等诸多文化特征,以及地域生态和民俗文化对她的熏陶。杨丽萍曾说过:“我的舞蹈和表演中,我无法摆脱故乡生活对我的施与与影响;无法不对人的、自然的、鲜活的生命给以责无旁贷的、过多地强调,他们简直像长着胳膊长腿的生灵一样缠着我的神经,在细胞里鼓噪。我就是这样地扭动着、扭动着把她们表现出来。”[3]对自然地域的归恋使她的作品体现出了高度的艺术理想与人文主义关怀,这种人文关怀是建立在她承认艺术形态的存在与人类的情感的一致性。她深信:艺术史上任何一种范型都不可能永恒不衰,“原生态”这一命题的提出就是以承认范型间的世代更替,并只有以新陈代谢为前提,才会有民间舞蹈艺术的生生不息。

    2.浪漫主义的艺术造像

    在《雀之灵》中,“食指与拇指轻捏,其余三指分开的孔雀头,在艺术家杨丽萍高度控制下变换着造型而充满灵动之气,其是舞者心中对孔雀的理解”。[6]本文认为“原生态”民间舞蹈不仅有形式意义的存在,也有个人精神取向的延续。“《雀之灵》正是杨丽萍将傣族孔雀舞提升到了一个精神的境界。这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作品,是一个源于生活又极大地高于生活的具有生命意识的舞蹈。杨丽萍的《雀之灵》从作品到表演都是极端地‘杨化’了”。[7]这种个性化的创作验证了着名学者余秋雨教授提出的观点:“平庸的艺术家和了不起的艺术家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在于她是不是创建了自己的符号”。[8]从孔雀的手指变异,到孔雀开屏,杨丽萍创造着自己的身体符号,而这种符号的出现又是她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理解与尊重。综上所述,舞蹈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原生符号,其创作在尊重民族文化属性的基础上,不仅包含着个人成长的感性情结,而且要与时代文化的发展规律相统一。“《云南映象》的成功是一个有着使命感的天才舞蹈家眼中的舞蹈世界。她的仪式理念、审美价值和趋向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同和赞许,因而她是独特而不可照抄的。”[9]在民间艺术创造的道路上,杨丽萍在把握个人的情感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当代民间舞蹈发展状态的理性思考。在面对民族民间舞蹈被都市化的历史困惑面前,她的创造永远都在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处思考,这种思考的归宿是在民族身体语言在当代被同化处境中,对乡土文化的重返。从涉及民间风俗到关注民生苦难、从倡导舞蹈文化的高贵到实现民族信仰,她并没有一意孤行,她引领的是新时代下民族文化困境中的民生呐喊,以及对平民化的生活信仰与默求。

    3.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

    在杨丽萍的概念里,“原生态”舞蹈是动感的,而不是静止的;是进行时态,而不是过去时。诚然,民族民间舞蹈受自然生态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作为身体动态艺术,具备很强的主观性与多变性。在杨丽萍的心中,舞蹈没有静止的状态,只有符合民族民间“真、善、美”的行动。以“原生态”的名义把民间舞搬上舞台,无意中契合了民族民间舞在当代的发展特征,也契合了民族民间舞蹈所要表达的“真、善、美”。舞蹈学者彭松先生认为:“舞蹈家不是哲学家,但是一个舞蹈家如果想创造出出类拔萃的作品,就必须具有时代的高层次的审美理想,对客观世界的美丑、真善作出自己的评价,作出本质的揭示。”[10]首先,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杨丽萍的舞台个性化创造成为真、善、美的独特体现与表达,她在共性中寻找个性,在情感中体现理智,使时代与艺术家的个性趋于合一,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如《雀之灵》就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体现;其次,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成为杨丽萍心中真、善、美的基础;她的美学观念传达出了自己在本土民族文化演进中对原生态文化的尊重,并加强了各个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使创造成为民族文化觉醒的一种方式,如《云南映象》,在引发全民关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思考的同时,增强了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信和自尊;再者,对民生信仰心灵默求成了杨丽萍真、善、美的终极指向,如歌舞乐《藏谜》,以民生的信仰实现自我的信仰,在人与神的对话中思考着生命的意义。

篇（3）

一、生态旅游

目前，在学术界“生态旅游”的定义仍处于一个探索发展阶段。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态旅游特别顾问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献中使用的。

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态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视，在以后20几年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旅游造成的生态问题的严重，

生态旅游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到对生态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中，据不完全统计，生态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种（彭晓娇 2009）。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目前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对未受干扰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区域去旅行”。（二）生态旅游学会（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3）：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域会议上对生态旅游定义为：倡导爱护环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应的设施及环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损害生态系统或地域文化的情况下访问、了解鉴赏、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按生态学的要求实现环境优化，使物质、能量良性循环，经济和社会优良、高效、和谐地发展，并有丰富的值得观赏的生态项目，以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旅游活动。（五）郭来喜（1997）则把生态旅游界定为以大自然为舞台，以高雅科学文化为内涵，以生态学思想为设计指导，以休闲、度假、保健、求知、探索为载体，旅游者参与性强，品味高雅、形式多样，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识增益.又能增强热爱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护环境的意识，弘扬文明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体系。（六）加拿大生态旅游学专家戴维・A.芬内尔（David 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态旅游》一书论述：“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可持续旅游形式，主要强调的是对自然的体验和学习，这种旅游经过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种低影响，非消费性和注重当地影响的旅游。它一般发生在自然区域，并能对这些区域的保护和维护作出贡献。”（七）郭舒（2002）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本质属性应从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续旅游发展，作为一种理念，它的主体应该是旅游地；对生态旅游基本特征的归纳，应是在生态旅游本质的规定下进行，其所描述的应该是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活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应该同时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2003）：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培养人们对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上可持续的旅游。（九）卢小丽等（2006）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槊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十）吴楚材等（2007）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

从以上的定义中，可以提炼四个生态旅游核心标准：即以自然为基础、教育性或文化性的体验、当地社区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

（一）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的关系

1.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

在规模经济驱动下，大众旅游以其固定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以及大批量的销售形式成为的旅游热点。大众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却给接待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代名词，受到诸多批判，人们开始探讨寻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众型旅游。选择性旅游就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成为极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是相对于大众旅游（mass tourism）而言的一组产品簇，它突出体现了环境意识和小规模开发，是由当地人掌握、具有自觉价值意识的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为当地社区带来利益并具可持续性（肖小玉等 2010）。

总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替代传统大众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与大众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将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的相互关系描述为一个全集表示旅游，两个子集分别表示为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而且这两个子集互补的关系（图1）。

2.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

一般认为，生态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识，从适应阶段的理念看来，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更科学、更客观的理性旅游阶段理念的出现，我们有必要对生态旅游和大众旅游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李燕琴 2006）。如今部分大众旅游景区，利用建设栈道等旅游游憩系统，进行有益的资源循环利用，减小对旅游景区的破坏，同时建设科普教育基地，还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景区的保护中来，这符合本文关于生态旅游的核心标准，生态旅游没有实质性的理由不成为一种大众旅游方式。所以大众旅游的一些部分应该要包含到生态旅游之中（图2）。

摘 要：本文对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有关界定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更具本质规定性的生态旅游定义，并以此定义为基础，分析了理论中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结合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得出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理解误区的有关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实践视角；理解误区

一、生态旅游

目前，在学术界“生态旅游”的定义仍处于一个探索发展阶段。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态旅游特别顾问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献中使用的。

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态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视，在以后20几年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旅游造成的生态问题的严重，

生态旅游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到对生态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中，据不完全统计，生态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种（彭晓娇 2009）。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目前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对未受干扰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区域去旅行”。（二）生态旅游学会（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3）：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域会议上对生态旅游定义为：倡导爱护环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应的设施及环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损害生态系统或地域文化的情况下访问、了解鉴赏、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按生态学的要求实现环境优化，使物质、能量良性循环，经济和社会优良、高效、和谐地发展，并有丰富的值得观赏的生态项目，以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旅游活动。（五）郭来喜（1997）则把生态旅游界定为以大自然为舞台，以高雅科学文化为内涵，以生态学思想为设计指导，以休闲、度假、保健、求知、探索为载体，旅游者参与性强，品味高雅、形式多样，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识增益.又能增强热爱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护环境的意识，弘扬文明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体系。（六）加拿大生态旅游学专家戴维・A.芬内尔（David 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态旅游》一书论述：“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可持续旅游形式，主要强调的是对自然的体验和学习，这种旅游经过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种低影响，非消费性和注重当地影响的旅游。它一般发生在自然区域，并能对这些区域的保护和维护作出贡献。”（七）郭舒（2002）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本质属性应从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续旅游发展，作为一种理念，它的主体应该是旅游地；对生态旅游基本特征的归纳，应是在生态旅游本质的规定下进行，其所描述的应该是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活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应该同时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2003）：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培养人们对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上可持续的旅游。（九）卢小丽等（2006）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槊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十）吴楚材等（2007）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

从以上的定义中，可以提炼四个生态旅游核心标准：即以自然为基础、教育性或文化性的体验、当地社区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

（一）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的关系

1.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

在规模经济驱动下，大众旅游以其固定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以及大批量的销售形式成为的旅游热点。大众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却给接待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代名词，受到诸多批判，人们开始探讨寻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众型旅游。选择性旅游就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成为极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是相对于大众旅游（mass tourism）而言的一组产品簇，它突出体现了环境意识和小规模开发，是由当地人掌握、具有自觉价值意识的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为当地社区带来利益并具可持续性（肖小玉等 2010）。

总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替代传统大众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与大众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将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的相互关系描述为一个全集表示旅游，两个子集分别表示为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而且这两个子集互补的关系（图1）。

2.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

一般认为，生态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识，从适应阶段的理念看来，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更科学、更客观的理性旅游阶段理念的出现，我们有必要对生态旅游和大众旅游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李燕琴 2006）。如今部分大众旅游景区，利用建设栈道等旅游游憩系统，进行有益的资源循环利用，减小对旅游景区的破坏，同时建设科普教育基地，还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景区的保护中来，这符合本文关于生态旅游的核心标准，生态旅游没有实质性的理由不成为一种大众旅游方式。所以大众旅游的一些部分应该要包含到生态旅游之中（图2）。

4.游客生态保护意识较差

广大旅游者的生态旅游知识贫乏，欣赏水平低，环境保护意识差。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如随乎乱扔果皮、饮料瓶、塑料袋、烟头等垃圾，在游览过程中不遵守旅游景区的有关游览规定的违章活动行为，如乱攀乱爬，乱涂乱刻乱画，越位游览，违章拍照，违章采集，违章野炊、露营，随意给动物喂食，袭击动物、捕杀动物等。

特别是在生态旅游区内，游人的踏踩、攀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会造成土壤侵蚀，影响自然保护区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更新。例如，现在“驴友”这个词快要成为破坏环境，不珍惜生命的代名词。以油菜花引来大批游客的绿江被称为北方香格里拉，吸引了很多的驴友前来观赏。露营的驴友在酒足饭饱之后，都会留下满地的啤酒瓶子、饮料瓶子、塑料袋等垃圾。很多游客看到油菜花海都忍不住拍摄欲望，一小部分游客会跑到油菜花海中照相，不少油菜花都被踩倒了（王琦 2012）。

（三）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可持续旅游关系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在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有些不符合可持续的发展的要求。因此，图5能被修改为一个生态旅游的领域，包括了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可持续性旅游和替代性旅游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大众旅游。

参考文献：

[1]戴维・A.芬内尔. 生态旅游[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

[2]David Weaver. Ecotourism[M]. John Wiley&Sons Australia， Ltd. 2001.

[3]葛安新，杨瑞峰. 关于生态旅游实践的反思[J]，陕西林业，2004（6）.

[4]卢小丽，武春友，Holly Donohoe.生态旅游概念识别及其比较研究――对中外40个生态旅游概念的定量分析[J]. 旅游学刊，2006（2）.

[5]李燕琴. 生态旅游游客行为与游客管理研究[M]. 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

[6]刘. 浅议中国生态旅游的特征[J]. 商业文化，2011（9）.

[7]牛然，李学东.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999年至今国内生态旅游文献研究[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

[8]彭晓娇. 生态旅游概念探究[J]. 传承，2009（7）.

[9]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胡卫华. 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 旅游学刊，2007（1）.

[10]王琦. 驴友乱丢垃圾，北方香格里拉绿江环境遭破坏[EB/OL].http：// /20120626/n346522559.shtml.

篇（4）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3-0225-03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衍生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在《文化变迁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书中首次提出，我国学者黄育馥于1999年率先介绍到国内，后来再被中国学者引用到多个研究领域。

一、“文化生态”概念的提出

斯图尔德的学术思想源于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新进化论思想。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明确确立了文化相对观。怀特认为文化是不断创新的，其创新的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博厄斯和怀特的影响下，斯图尔德在研究美国西部印地安部落的民族志时，把用于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态学引入研究，从而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与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生命体系，其中人是最具主动性的因素，因此文化生态学既要研究生态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生态学那样仅研究自然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认为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另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种文化生态。由此可见，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置于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中给予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性考察，不仅给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还赋予生态环境以应有的人类文化地位，因此《文化变迁理论》被学界普遍看作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内廷，1968）、《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R・拉帕波特，1968）和《北方平原居民》（J・贝内特，1969）问世，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研究。70年代，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该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其中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主要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则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其服务构成，显然这一研究比斯图尔德等人的研究更具体、更深入，给文化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己基本成熟，其影响也逐渐扩大，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参与了这一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系统论被纳入文化生态学研究，并成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基础;（2）由环境单向决定文化研究转向了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3）拓宽了文化生态环境的内涵，把人化环境、信息环境也作为文化生态环境纳入研究;（4）文化生态研究从美国走向了全世界，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见，文化生态不等同于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生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文化生态只是文化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之一。

二、国内学者对“文化生态”的重释

1999年，黄育馥在《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上《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第一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早期发展情况，并考察了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概念以及运用这一概念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国内一些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了这一领域，有的深入探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有的用它来研究具体问题，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还试图对文化生态这一概念做中国化的重释，总的来说可以把这些重释划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生态是一个有一定生命机能的文化生态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长乐[1]、方李莉[2]、柴毅龙[3]、孙兆刚[4]、王金柱[5]、徐建[6]、韩振丽[7]等。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使这个文化生态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相对来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最多，目前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是文化生态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到底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没有交代清楚。

2.文化生态是一个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的文化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邓先瑞[8]、张[9]、王玉德[10]等。乍一看此观点与前一观点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远不如前一观点深刻，因为该观点只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却忽略了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各自的能动性，把文化生态看成了一个文化要素的被动组合体。

3.文化生态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管宁[11]、李学江[12]、戴伟华[13]、孙卫卫[14]等学者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既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也看到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但他们却把文化生态看成了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忽视了文化要素的系统性及其能动性，就像只看到了风吹树动的动态效果，却忽略了由树构成的森林这个整体效果，落脚点发生了偏差。

4.文化生态是“一定的文化形态与特定自然、历史和种种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5]，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高小康。文化形态指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则属于文化要素，显然这一观点在概念的界定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5.文化生态就是生态文明，即一种和谐的、理想的文化状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熊春林[16]等人。很明显，这一观点把文化生态看作了生态文化，其实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文化要素的有机体，而后者只是文化的一个类型。

三、对“文化生态”的再理解

鉴于以上学者对文化生态在重释中留下的问题和产生的偏差，我们有必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厘清。

1.文化生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系统，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要理解这一内涵，必须先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因为文化生态首先是一个文化系统。关于文化，多数中外学者都愿意把爱德华・泰勒的定义当作经典去引用，但是定义过于宽泛，难以具体化文化的所指范畴。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曾说：“凡人类（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东西（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如打猎、农耕、匠作等）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的家族结构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17]陈建宪在《文化学教程》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文化系统的表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和行为文化，里层是精神文化，贯串文化系统表里的是信息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最活跃、变化最快的要素，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有相当的稳定性与继承性，精神文化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18]由他们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化生态不仅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有各自不同的活跃程度和分布区域：处在外层的是地理、气候、历史、政治、经济、建筑、交通、军事、科技等，它们客观地存在于大千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深深地影响着文化生态，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程度的最直接的外在标识;处在内层的是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观、审美观，乃至思想情感、民族性格等，即有关“人心”的方面，这是文化生态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部分;处在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是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图画等，它们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生态得以体现的载体。

2.文化生态是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文化有机体。方李莉说：“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9]这是理解文化生态的关键。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文化要素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各自的“生命”能动性，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成长”，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中国文字，经历了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以来的楷书几个发展阶段，它们之所以发生变化，不仅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促进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和人类的需要。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要现实的载承。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20]

3.文化生态是一个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只要有一个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其他要素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引起整个文化生态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比如蒸汽机对纺织、冶炼、机器制造、轮船、铁路等行业的推动发展，既典型地说明了科技与机器制造、纺织、交通等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它们相互依赖、互兴共荣的利害关系。

4.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文化要素的影响文化生态也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生态、黄土高原文化生态、峨眉山文化生态、河西走廊文化生态、蒙古草原文化生态、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生态，也可以说藏族文化生态、苗族文化生态、汉族文化生态、哈萨克族文化生态、保安族文化生态等，就是因为文化生态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同理，人们创造文化也要受条件的限制，地域和民族是两个主要条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态，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可以说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其文化生态就不同。

综上所述，文化生态是指由影响文化生成和变迁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习俗、语言文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想感情等变量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变量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演变规律，它们还相互作用影响着整个文化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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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Ecology Again

XU Feng

篇（5）

一、生态博物馆的起源及界定

法国既是文化遗产大国，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它有着完善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它的许多经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均产生过重要影响。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就起源于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出战争的阴影并走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除此之外，人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舒m、便捷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逐渐遗忘甚至遗弃了优秀传统文化。而在新时代，传统博物馆的弊病逐渐显现，例如运行机制僵化、与时代特征不符、脱离大众生活等。这一系列原因促使了生态博物馆这一新理念和新思维的出现。在法国，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一种将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所在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统一保护的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兴起。1971年，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他们在向法国环境部介绍博物馆发展新方向时首次提出此概念，表达了人、文化、自然环境必须紧密结合的新思维。他们认为博物馆应改变传统的展示方式，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间，并提出了“博物馆去中心化”的概念。可以说，生态博物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回归自然呼声的高涨而出现的。

1981年法国政府颁布了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示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各国在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时，都会与自己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概念。

其实，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发展至今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生态博物馆最初的出现可能是为了保护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化遗产并加以利用，以求人、文化和生态的统一。但是，现在的生态博物馆各加类型多样。例如，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家自然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借助一些高科技手段，将馆内分为热带雨林、极地、加拿大落叶林、圣罗伦斯河等四个自然生态区，每一展示区的气候都是模拟实际的气候，并且馆内有丰富的动植物种群、海洋馆，是集休闲、旅游、观光和教育意义于一体的生态博物馆。这种自然生态博物馆不但丰富了博物馆的展示形态，也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总的来说，我认为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界定应该是从其本质意义上出发，简单来说就是求得人文和生态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其唯一确定的一点是其“生态”的涵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强调的是保护文化遗址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

生态博物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着当代中国环境意识的觉醒开始兴起的。从1986年开始，《中国博物馆》杂志比较集中地介绍了一批与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有关的论文和资料。之后，这一新的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把国际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引入实践。1995年初，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海先生的倡议和推动下，贵州省文化厅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开始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工作，最后决定把一支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苗族分布区――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确定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地。1997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建设计划并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这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随后我国又陆续建立了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生态博物馆等。迄今为止我国已先后在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建成生态博物馆。随着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丰富，我国生态博物馆逐渐多样化。例如，浙江省的安吉生态博物馆包括“十二专题馆”和多个“村落文化展示馆”，涉及范围广，对覆盖范围内的农村文化展示更是全面，这也是我国生态博物馆在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探索。此外，福州三坊七巷博物馆在2011年也成为我国第一家社区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民清建筑特色、近代中国名人、闽都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世人全方位展示中国近代史。

生态博物馆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使得许多人很容易混淆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事实上，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存在着一定的不同。首先是二者的产生背景不同。生态博物馆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为了展示和保存其引起为傲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而民族文化生态村产生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地落后的经济而建。其次，二者性质不完全相同。生态博物馆虽然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但是仍属于博物馆的范畴，而民族文化生态村虽然会把博物馆作为建设重点，但却不是整体博物馆的规划，更多的是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和新型农村建设。此外，二者的功能也不同。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必须遵循博物馆的运作范式，必须把建筑、藏品、研究、展示、教育等作为其必不可少的功能，而民族文化生态村可以因地制宜，对文化遗产可以进行利用、保护和创造。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保护其文化多样性，纷纷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村，对于二者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学者们看法不一。陈淑b认为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中国的实践，可谓是同一语境下的各自表述，其核心理念、保护原则及目标都是相同的。尹绍亭等以贵州、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和云南的民族文化村为例，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点，认为二者在背景、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倡导者、性质、功能要素和建设方式上存在着差异。

事实上，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中国后，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我认为，在我国，首先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大多在偏远、落后、交通不发达地区，再加上地区浓郁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建筑特征，大兴土木建设西方理论意义上的那种生态博物馆并不能很好地保证当地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存，所以，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大多是依附当地的人文和建筑，尽可能保证原生态样貌而建立的，这就使得我国的生态博物馆更多的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区域化展示和保护。再加上博物馆管理经费的需要、发展经济的需要、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就不得不与生态旅游相结合，这就使得我国一部分生态博物馆最后逐渐变成了民族文化生态村。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原因，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也开始显现，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例如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我国正积极寻求一种发达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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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 F3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0-0349-02

中国畜牧科技城及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核心区所在地荣昌县，是世界优良地方猪种、我国最优地方猪种——荣昌猪的发源地和主产区。荣昌猪对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2012年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经过认真的考察和评估，给“荣昌猪”品牌价值定为21.7亿元。菲利普·科特勒曾指出，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一个公司必须努力寻找能使他的产品产生差异化的特定方法，以赢得竞争优势[1]。现如今，国内外畜产品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如何进一步维持和提升“荣昌猪”品牌价值，尤其是开展生态“荣昌猪差异化”品牌营销，是亟待深入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1 生态荣昌猪差异化品牌营销的内涵

生态荣昌猪差异化品牌营销是依据荣昌猪的社会、历史、文化、实体产品等资源优势而开展的有别于其他生猪品牌的差异化的整体市场营销活动，包括生鲜生态荣昌猪肉及其烹调品和加工品等，实质上就是针对生态荣昌猪的品牌内涵中区别于同一子市场中的其他生猪品牌的产品标识、品牌形象、品牌价值和品牌文化等的加强和刻意提炼及运用的过程。

2 生态荣昌猪差异化品牌营销现状

荣昌猪是我国畜牧业尤其生猪产业发展的优势猪种资源，每年销往全国各地的商品仔猪达160万头以上，对生猪业的发展贡献巨大，如2009年我国猪肉总产量为4 890.8万t，占肉类总产量的63.9%；2010年我国猪肉总产量为5 070万t，占肉类总产量的69.5%[2]；2011年肉产量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48.9%[3]；畜牧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 397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20 870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15%上升至2010年的33%[4]。常规荣昌猪产量巨大，但相对于广东省“壹号土猪”品牌的产销量，生态荣昌猪的产销量、产品价值增值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笔者采用典型调查法，于2012年1月和2013年3月先后调查了荣昌生鲜猪肉市场及相关生猪生产企业，面市生态荣昌猪有2家销售店以及1家生态荣昌猪生产企业，预计2013年能产300万头。

我国生猪虽然产销量大，但具有品牌者少。重庆生猪市场上生态荣昌猪产品品牌刚刚起步，尽管生态荣昌猪的价格随着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普遍上涨也有小幅攀升，但经过调查发现，生态荣昌猪价格涨幅较之其他农畜产品价格如“壹号土猪”等最低，这与其缺乏品牌化及品牌价值急需提升等不无关系。若能对生态荣昌猪进行差异化的品牌化加工，可获得品牌带来的附加利益。

3 生态荣昌猪的差异化品牌营销策略

3.1 品牌定位上的差异化

差异化品牌营销的成功，要求企业必须向市场提供达到相当质量水平且经得起市场竞争检验的产品，首先就要进行准确的市场细分，选对目标市场和做好产品的市场定位。生态荣昌猪的品牌定位首先应该突出为川渝地区5%～10%的高收入人群和高档餐饮企业消费者服务，然后逐渐向下缓慢延伸。当前要重点提升生态荣昌猪品牌形象的亲和力，围绕目前诉求的“猪生态，优生活”，实现人们对生态荣昌猪品牌的亲切感。从市场营销的视角看，切不可忽视对消费者的消费引导，设计出对目标受众有亲和力的品牌名称、直观视觉效果的品牌标志、简练深刻的广告语言等，从而深入强化生态荣昌猪品牌的价值所在。

3.2 概念上的差异化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标准化生产的推进，无论是非农产品和农产品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产品同质化现象。开展差异化品牌营销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体现为品牌的竞争，而事实上品牌的竞争就是品牌核心点表述差异之间的竞争。要把差异化品牌营销的重点放在概念上，提出的品牌概念一定要新颖和有力度，品牌概念的核心表述一定要深刻、犀利。如重庆新生品牌时期的“双味鱼”、“吃鱼的女士美丽、吃鱼的小孩聪明、吃鱼的男士健康”等概念[4]。因此，可以设想推出以生态荣昌猪肉为基础食材加工的“汤有为”生态荣昌猪大骨汤、“香丝肉”等关联概念产品和实体产品，丰富生态荣昌猪品牌的产品线和满足目标顾客的多元化美食之需求。

3.3 文化上的差异化

品牌的一半是文化已经是学术界和市场营销实战者的共识。随着当前生猪产业化的推进和特色生鲜猪肉品牌建设的开展必然带来生猪文化产业的发展。事实上，当今时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年轻的新生代和下几代将对农业文化尤其生猪文化的了解、体验越来越少，而对农业文化的了解、体验是多数人现实和潜在的欲望。如荣昌县的“猪文化博物馆”，历年接待参观人次不断增加，表明生猪文化产业发展所提供的系列产品市场将会需求旺盛。因此，生态荣昌猪品牌应基于区域内生猪社会、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生猪品种、养殖技术、饲料兽药工业文明等资源特色，大力推进围绕“生猪一生、餐饮、猪文化节”等集旅游、观光、科普知识普及等为一体的品牌文化融合，可借助中国畜牧科技城的“猪文化博物馆”、“年猪节”等，丰富和提升生态荣昌猪品牌的文化底蕴，在区域内乃至全国建成有影响力的生态荣昌猪品牌文化。此外，当地政府部门应加大政策支持、文化产业规划、市场组织以及农业管理工程等多种学科理论和实施技术的交叉。

3.4 充分运用地名品牌

目前国家开展的“地理标识”就是地名品牌的现实运用。由地名而产生的品牌自身就有着强烈的排他差异性，因而这种品牌在顾客心目中产生的差异则更为强烈。如在全国范围内吃火锅，无论哪个城市的居民大多数首选都是重庆、四川的麻辣火锅。生态荣昌猪品牌也要凸显“荣昌、荣昌猪”这一地名品牌，在系列产品中突出荣昌县这一地域名字与荣昌猪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深度关联，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生态猪品牌，从而维护和提升荣昌猪品牌价值，提高其竞争力。

3.5 泛化和延伸上的差异化

生态荣昌猪差异化品牌营销中的品牌泛化和延伸，目的是利用品牌既有的优势，尽可能地扩大将来的生态荣昌猪产品市场。可以采用在成功的品牌基础上泛化新的产品系列，如由生态荣昌猪品牌的“生猪全宴、年猪节、生鲜猪肉”等泛化出猪肉佐剂、关联制品等，从该行业品牌逐步泛化到其他行业品牌。

4 结语

当前我国生猪虽然产销量大，但知名品牌少，重庆生猪市场上生态荣昌猪品牌也刚起步，而国内外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生态荣昌猪差异化品牌营销势在必行。生态荣昌猪差异化品牌营销应采取品牌定位、概念、文化、充分运用地名、泛化和延伸等方面的差异化品牌营销策略。同时注意规避实施差异化品牌营销策略可能引起单位产品生产、营销等相对成本上升的风险。

5 参考文献

[1] 黄琼波，付贵.对品牌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11）：58-59.

篇（7）

一、生态建筑美学

（一）生态建筑美学的概念

生态建筑美学是由生态学、建筑学、美学三大学科的有机“融合”与“共生”。“融合”是由人工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体，最大化建设发挥有利于生态效益的自然环境，尽量避免额外的反生态效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共生”是以不改变自然环境为目的，也就是说，原始自然环境和生物物种不被打扰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系统的共存原则，从而有利于自然生态适应和发展。

（二）生态建筑美学的特点

1、高新技术中的新型材料

高技术处理后的低效材料，直接利用一个特殊的编织工艺形成建筑的密封结构，或构成建筑的表皮系统。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其中，德国馆外墙使用的是网格、良好的透明性创新架构的“布料”，能有效避免因人流密集而导致热量堆积，减少空调能耗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这些“布料”可以被再次使用，制作成小型遮阳罩。英国馆的外墙采用一种透明亚克力制成的“触须”，白天，触须会传导光线提供内部的透明，夜间，触须内置的光线可以照亮整个建筑，从而节约了场馆的电量。这些新型材料自身的质地和线条，不仅带来了新的视觉美感，而且还营造了现代感和震撼。

2、采用生态技术对建筑节能的考量

生态建筑技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最基本且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建筑设计。杰出的建筑设计需要设计人员创建空间和实体，通过块体、空间和设备的优势来满足建筑。在现代建筑中，应减少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影响，按照建筑功能的需求，去寻找自然通风和采光，表皮布局使用自然条件调整日照，促进建筑能耗量少，得到全面的节能效果。

3、物质循环与再生利用

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是生态建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生态控制论和生态建筑设计应该遵循的一个概念。任何产品最终将成为一组“垃圾”，每组“垃圾”也是生物圈中另外一组有用的“产品”。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遵循材料回收的准则，实现资源回收和永久利用，最低成本换取最大化的发展。

4、生态建筑的和谐美

自然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基石，受地形和气候等因素来决定。就地形而言，不同的山地地形里，单体建筑可以得到更好的通风和采光。建筑与自然环境融合可以有一个更有优雅的环境，身处其中，感受自然的建筑风景，同时也享受着快了，这充分体现了自然美。人文美：空间布局、外观情况和建筑物的细部装饰对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布局中，大多以闭合的状态展现，并布置在中心轴线对称的形式。在细部装饰，一些传统民居会在搁栅雕刻波浪卷的图形，表达防火意识。历史美：历史环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建筑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美的过程。现代主义建筑是以实用性和功能性为中心，表现出理性的建筑之美；后现代主义建筑倡导装饰技术，以实现丰富视觉，主张满足心理需求，呈现一种妥协的装饰美感。每个时期已经属于艺术印迹杂交叠加和历史累积的成果。

二、生态建筑与相关建筑的关联

（一）生态建筑与可持续建筑

生态建筑的设计总体思路基于：利用土壤、温室和自然通风技术提供一个稳定和舒适的室内环境；粪便、食物垃圾等已经在沼气中作为燃料和肥料……因此，所谓的“生态建筑”，是在建筑生态系统中操作能量和内部订单、回收、高效的平衡生态建筑环境。

可持续建筑是指以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设理念，主要包括建材、城市规划以及功能和构架、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可持续建筑的概念就是追求降低环境荷载和环境的集成，其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保障健康和提高生产效率。

（二）生态建筑与其他建筑

对于“低碳、健康、自然、环保、生物、技能、环境共生、资源循环型、有机建筑”等建筑，不能与“生态建筑”竞争，它们只是“生态建筑”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已，只是局部概念罢了。

三、生态建筑造型的美学探究

由于建设规模不同的生态建筑风格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以美感的角度做出的形状更符合以人为本。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都集中在审美体验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发展的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当代的审美原则也出现了模糊、情感化的审美变异。

（一）人文主义

建设作为文化的象征，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理解和认知。事实上，生态建筑以物理形式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需求，所以只有以与人相关的概念去认识，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内在的联系。只有当生态建筑和当地人民的习俗、文化融合，才可以实现真正的意义。因此，生态审美的活动已经不是单纯对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纯美学，而是反馈生态建筑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二）体验过程

建筑的意义在于为人们的生活而服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是建筑结构，即建筑特性和质量（样式、功能质量等）的体系结构，作为最终成功或失败的设计评价指标。这种专注于精神需求的审美观念，具有明确的目的，追求优雅的审美情趣。

当代生态建筑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发展与人沟通对话的方式，所以人们更关心的是沟通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对话。事实上表明，人们对建筑概念的变化，关注建设中心从“结果”到“体验”。

（三）审美变异

审美变异指的是当代建筑设计概念问题的出现反抗现存的古典审美现象，其中包括建筑美学、价值曲线、审美标准体系和变化的艺术技巧。事实上，人们在追求“国际风格”和欣赏“文化共生”足以表明“变异”的审美现象。建筑的多样性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式，而是包括了多元化的审美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单一的审美价值已被打破，但文化价值的上升，是建筑物也呈现了不同的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类型之间存在丰富多彩的差异形式和方法，完美诠释了审美的变异。

篇（8）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篇（9）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篇（10）

    二、负责任旅游相关概念

    上世纪60年代后产生的大众旅游的发展模式引发了旅游对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3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在解决旅游负面影响使旅游业良性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学术界和业界相继产生了几个重要概念,它们是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替代性旅游、负责任旅游等。由于描述这些概念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术语描述方式解释旅游现象,从而使不了解术语描述方式者产生概念模糊的看法。描述旅游的术语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术语侧重于描述游客的所作所为或者游客活动的地点,另一类术语侧重于描述旅游影响及其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前者描述包括对活动类型和旅行行为者类型的描述,活动类型的术语包括探险旅游、自然旅游、文化旅游、游船旅游、度假旅游等,旅行者行为的描述如高端旅游、背包旅游、教育旅行等,这些术语针对旅游业的细分市场,基于将“旅游”单纯地定义为“旅行者的娱乐、休闲或商务”,对于旅游影响的阐述是中立的。后者的术语包括替代性旅游、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扶贫旅游、绿色旅游、地质旅游、负责任旅游等,这种描述不单纯是利基市场或旅游业的一个细分市场,而是以环境和社会原则为基础,并且是具有伦理意义的良好的实践活动,这类旅游概念的主要特征见表1。正因为如此,具有伦理价值的旅游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为特定的旅游发展的模式,比较有影响的是替代性旅游、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和负责任旅游,本文着重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辨析。负责任旅游与上述概念存在边界不清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在旅游研究和实践中采取的分类角度、研究出发点和研究范畴等不同,从而造成负责任旅游与这些概念之间从属不清、涵义重叠并在实践中常常混用的现象,本文主要就后一种描述进一步分析责任旅游与主要概念之间的关系。 

    三、负责任旅游与诸相关概念的差异

篇（11）

Based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urban planning point of view on the Landscape City

CUI Hai-jieLI Bao-min

Anhu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bstract: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of urban space -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urban landscap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and meaning of the urban landscap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for this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limited and combing new building of the basic countermeasures suggestions conducive to the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andscape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Landscape Cities; Modern Landscape cities; Meaning of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basic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对于山水城市的认识和理解

1. 产生背景

城市化带来的繁荣不仅是给人们带来前途与鼓舞的一面，还有令人感到忧虑和茫然的一面。人们开始探索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创造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同时又使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方法。

在这种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理念成为城市建设和规划的理论蓝本和重要原则。相关研究日渐增多，“田园城市”、“花园城市”、 “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包括中国学者提出的“山水城市”等一系列的今日理想城市模式被提出。

1898年，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也称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概念。

1962年，“森林城市”这一名词是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户外娱乐资源调查中首先使用，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范围内的所有树木。

1984年，生态城市的概念由O．Yanitsky首次提出，目的实现可持续的城市生态发展。

1990年，D•Gordon的《绿色城市》(GreenCity)追求的是一种由生态美学指导的城市。

1990年“山水城市”这一概念由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最早提出。

2. 概念与内涵

这里的“山水”是一个概念性的词语，涵盖“自然”之意。山水城市是人与自然，即社会和自然和谐的城市。是在现代城市理论和实践发展上的基础上，以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为基础，营造城市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具有地方特色和中国风格，最佳居住环境的中国艺术城市空间。这是一种更符合中国城市生态特征的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

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它是花园式的城市。其次它是生态城市。第三它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3. 基本特征：

a．生态学哲理

“山水城市”是从生态角度考虑城市问题，把城市作为一个大园林来建设，使城市成为公园，反映了城市与自然的全新关系，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和保护自然的意识。

b．中国文化特色

在传统思想中，山水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文化属性。与山水相关的诗词、园林、绘画以及风水学等为代表的山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它表现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世界观和通过移情作用达成的比德山水美学思想。

c．自我整合能力

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将工业社会原文化体系与新时代相应的文化因素整合，尤其是东方尊重自然，比德的文化因素。中国山水文化在文化的自我审视与整合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4. 缺失：

山水城市的研究以钱学森先生的《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与汪德华先生的《中国山水文化与城市规划》为代表。

但是研究大都是透过宏观的视角，来探寻普遍的规律，缺乏对实际建设的考虑，更多的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要将其运用于实践中，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作为城市规划行业的一名成员，有必要从城市规划角度对山水城市进行重新诠释，使其具有具体的建设指导意义。

二、基于城市规划角度的山水城市

1. 产生背景

根据统计，山地约占中国土地面积的33%，丘陵10%，高原26%，盆地19%，平原12%。把低山丘陵、各种高大山脉和起伏不平的高原都包括在内，山区面积要占中国土地总面积超过2/3。山区面积广大，且山水融为一体。长江、黄河、珠江和黑龙江诸大河流，在辽阔的大地上奔流。如此丰富的山水自然要素对中国自然形态的形成与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人在构城理论中指出“依山者甚多，亦须有水可通舟楫，而后可建”。《管子》书中写道：“凡立国者，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任何城市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城市山水骨架。

因此山水城市作为一种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策略势在必行，基于城市规划角度对山水城市的概念与内涵、基本特征进行新的限定和梳理，提出建议性对策指导城市规划建设，更符合中国城市生态特征。

2. 概念与内涵

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在“逻辑学上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

所说的“山水”实指自然界中的山与河流，这与钱学森构想中的“山水”有所不同。这样有利于山水城市关于建设指导的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