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

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

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

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251-02

随着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体系和教学范式，在根本路径上仍旧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思路上，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改进，但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比，仍显得日益滞后和不适应。尤其是诸如马列文论等课程，不少高校的教学仍延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学内容与方式。而自然科学、信息科学等非传统文科学科门类，仍未真正受到重视，在高校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与内容上的滞后相比，教学手段虽略显进步，但从根本上说并未改变灌输式、讲义式的教学模式。高校中文专业教学中的这些弊病，已经严重影响了学生培养的整体质量，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时代性相背离，给学生毕业后顺利进入社会实践带来诸多难题。改变这些落后教学模式的基本导向即是按照新时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订制中文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方案。在制定新培养方案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根据社会人才市场的现实需求，对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进行彻底改革，重新构建适应社会人才市场需求的培养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一个不能忽略的方面是某些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并无太多直接的市场需求，但这些学科或是实践发展的重要指导，或涉及民族精神、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同样需要得到发展，也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以上两个方面出发，新时期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体系的总体构想与目标即传统国学与现代精神相结合，大众与小众并重，使之能系统传授给学生包括东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以及部分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从而建立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备科学精神与民主意识，能够适应多种需求，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

目前，各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文学、语言学、文艺学三个方面。而在这三个方面中，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类课程又长期占据高校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而语言学、文艺学以及古典文献学、文章学等学科，在本科教学中长期得不到重视。从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来看，选择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作为学士论文选题的学生比例往往能够达到全部应届毕业生的80%，甚至90%以上，而以文艺学、语言学为选题的学生数量则少得多。而历年来以古典文献学为选题的学生数量极少。河南大学文学院从2005年以来，仅有两人选择这一方向作为选题。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显然与培养单位在本科教学过程中对不同课程的重视程度有差异存在紧密联系。这也反映出我们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缺陷，为此，我们必须对中文专业的专业课程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

第一，真正做到打通文史哲，把传统国学的精髓更为系统、全面地教授给学生。在高校教学中，文史哲三个专业通常分属文学院、哲学系、历史系三个不同的院系，在教学上也是各司其职，三个专业所学各有侧重，并无深入到联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过于狭窄，一直集中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写作、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这样几门课程上。选修课则集中表现为对专业课的延伸和深化，如《红楼梦》研究、庄子研究、《史记》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鲁迅研究等等。但国学不等同于文学，不等于中国历史，也不等于传统哲学，国学至少是三者的融合。因此，中文专业要传授好国学，必须赋予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历史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合理地位。而在今天的课程体系中，并没有系统学习这两个重要学科的结构模块。即便有先秦诸子著作这样的哲学选文，《史记》这样的经典史学著作，但中文专业所讲授的内容更侧重于其文学成就，其中简单地叙述一些与之有紧密关系的历史与哲学片段。学生无法形成系统、完整的哲学与历史认知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当然也会出现偏离。而学生的素质仅仅停留在对文学现象的了解、对文学家的认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上，远远没有把这些文学现象同传统学术结合起来，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往往缺乏历史文化感，缺乏学术精神。而所谓的文史哲兼通，国学精神的传承在这种课程模式下根本无法实现。

篇（3）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篇（4）

汉语言文学主要研究中国语言的词语、句法，赏析古今诗歌、散文、小说等众多的文学作品，熟悉有关编辑出版的基本知识。

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可以具备扎实的中国语言功底和较强的写作能力，直到如何去评价一个文学作品，进行编辑出版工作也会得心应手。

而且，你还将拥有一笔财富，那就是宽广的知识面和优秀的人文素质。

主要课程：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论、中国古典文献学、外国文学是、汉语史、语言学史学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1、一般师范类的大学和综合性大学都设置有汉语言文学专业。

2、汉语言文学考研科目：英语、政治是必考科目。专业科目得看自己报考的方向和学校的规定，选择考试科目。中国语言文学下设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个二级学科。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今天上了文学院开设的第一节《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原本认为艰涩的课程，在吴浩军教授的精心备课和个人实例讲述下被上得妙趣横生，学生心底也激情澎湃，对中国古典文献及其保存、保护有了更为崇高的理解和体会。

课后，为完成考察作业而拜读了葛兆光先生为《古诗文要籍叙录》写的再版序言。还未读过的舍友问起来：“你读完有没有千思万想汹涌出来的感觉？”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我的感受就是沉淀后的娓娓道来，而不再那般顶礼膜拜。

葛先生的这篇序言可一分为三。第一部分，提起中华书局重印旧着的事，十七八年后再版写序，自然回想起了当年的种种艰辛。为了给导师金开诚先生编写教材而接下撰写《古代文学要籍介绍》（后定书名为《古诗文要籍叙录》）的任务，当年还心高气傲的葛兆光先生决心抛开讲义，彻底推陈出新，这必然要面临巨大的考验。严寒酷暑、精力与时间的投入，除了这些都还烙印在葛先生的记忆中外，还有的，就是从故纸堆里发现资料的喜悦感。

第二部分，葛先生开始介绍《古诗文要籍叙录》，其体例有三：一是梳理文献的成书、刊刻和流传；二是考察内容的缺佚和真伪；三是讨论选本和注本的优劣。葛先生在考察古籍成书、对比校勘、注释讨论的过程中，收获颇丰——不可人云亦云，要“在不疑处有疑”。

篇（7）

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1.内容丰富与课时缩短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到近代，上下纵贯3000年，经典作品浩如烟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课堂上的讲解内容不仅包括对文学史的诠释，作品的分析，还涉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艺理论、文化学、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运用。而随着我国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各门课程的教学课时量一再压缩，新的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由原来六个学期每周6学时的教学时间，压缩为现在的四个学期每周3学时，实际教学时数仅为240课时左右。仅就教材而言，就有四大本文学史和六本历代文学作品选。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全部内容，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既要让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基本观点、发展脉络，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流变等情况，各种流派产生的背景、成就以及地位影响等，又要让学生对经典作家、作品有个全面的解读，实在不易。其结果往往造成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在讲授文学史时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于作品的解读更是流于形式，很难深入。

2.难度大与基础差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难度大，对于三本的学生来说学习的难度更大。一方面其文本距离我们现代很遥远，留存的作品是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其中涉及到古代的一些人物、事件、历史故实、民俗地理等与现代人相差甚远，这些都给学习这门课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三本学生相对于二本和其他重点、名牌高校的学生来说，入校成绩普遍较低，学生的传统文学文化修养总体偏底，自制力相对来说也较差。与一本、二本的学生相比，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学习兴趣难以提高。再加上很多三本院校的老师基本都是二本的，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教师队伍，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二本几乎完全一样，这样就很难根据三本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取得预期的目标和效果。按照专业目标，通过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等课程的学习，中文专业的学生应能够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能够借助工具书和注释基本读懂一般的古籍，并能对比较浅易的古籍进行校点，能够运用文艺理论独立地对历代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等进行正确的批评，对难度适中的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鉴赏。“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为数不少的学生虽然如期拿到了毕业证，但他们甚至对常用文言词汇和句式、常用的典故、一般的文学常识、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脉络以及最起码的文化典章制度等都不能很好掌握，至于阅读、校点、分析和鉴赏古籍的能力等，则更是不敢恭维”[2]。

因此，学生在上课前如果不预习，不去读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仅凭上课时教师的讲解，虽然也能对文学史的脉络有个大体的把握，但大多是一知半解。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不可能有时间对很多经典的作家、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有的只能简单地提一下，学生如果没有读作品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印象。其结果往往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疏离与隔膜，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就业压力与学习无用的困境

随着高校的一再扩招，高校学生的就业普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难点。即便是重点、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何况是三本的学生，他们在择业时往往受到歧视。而很多三本的学生在进校时之所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多数是被调剂过来的，他们为了能读一个本科，很无奈地被迫选择了这个专业。因此他们多数对此专业并不感兴趣，语文功底也比较差。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古代文学远不如学习法律、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公关营销等课程实在而更能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导向，多背几首唐诗或宋词也远远不如多熟悉掌握几条计算机命令更能获取就业择业机会。”[3]因此他们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各种考证与社团、社会实践活动上，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在就业中的筹码。因此，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就是钻故纸堆，坐冷板凳，对以后的就业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下，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压力下，学生心浮气躁，学习日趋功利化，许多传统学科面临尴尬的处境，而古代文学更甚。当然，要改变这种思想观念，并不能仅仅靠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二、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时，对课堂教学实践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针对本门课程的特殊性，指导学生如何预习教材，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课堂上激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提高其兴趣。课后要求学生主动进行延伸学习，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1.课前预习的指导与探索

针对当前古代文学课时量缩短，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三本学生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等，积极指导学生进行课前有效预习，这是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前提。在每一次课后都布置学生预习下次课的相关内容，包括文学史的通读、作品选的阅读背诵、资料的查找等等。为了克服三本学生的自制力差、不能按时完成预习任务等，积极督促学生的预习，并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如每次课前抽查个别学生背诵经典作品的情况，上课时通过提问、讨论等进行检查预习情况，并把这些作为平时成绩纳入期末综合考核中。实践证明，这样能有效地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背诵经典作品，为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打好了基础。

2.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课堂教学最主要、最常见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如何讲授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值得探讨，笔者近年来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文献资料辅助法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堂教学效率。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广，课堂教学采取多媒体辅助已经很平常。它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可以借助直观形象的画面、声音、视觉艺术来生动地展现教学内容，还可以创设一定的情境来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比如古典诗词中的意境比较抽象，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出来，更好地促进学生去体悟理解。古典文学牵涉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史书的记载、前人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可以通过ppt展示出来。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免去学生忙于记笔记而忽略听课，教师可以把每次上课前所需的文献资料、作品补充、每一章的精读与阅读篇目、思考练习、推荐阅读书目等，提前给学生打印复印，人手一份，这样在课堂上需要引用到某一文献资料或补充作品时就非常方便，也为学生课后预习、复习提供了资料。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研讨式[4]、启发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演讲辩论法、参与表演法、研究性教学法、分类教学法[5]等，通过互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篇（8）

随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人才全面素质的需求,发展素质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已被诸多高校提到议事日程,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许多高校纷纷增设文学、文化课程,譬如增加古典文学的课时,开设大学语文、诸子散文导读、书法等诸种课目,期望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培养青年学生的艺术鉴赏力,提高思想道德境界,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高,海外也纷纷掀起学习汉语的新一轮热潮。广泛而深入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向世界其他民族介绍、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则势在必然。

众所皆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社会积累了丰厚而辉煌的文化,承载文化的古文献浩如烟海,经、史、子、集,诗、书、词、曲……门类繁多,举世罕见。文献学,尤其是古文献学,在保存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研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古文献学所做的工作是对古文献进行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其他各门学科提供材料。显然,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古文献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

由于学科知识的专业化特点和时展的自身特征,今天,人们乃至高校的年轻学子对文献学特别是古文献学,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提高人文素质,提升国际竞争力,不仅仅专业的、研究型的人才需要涉猎古文献学,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高校中的青年学子都应该接触、了解古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我认为,古文献学所提供的关于如何阅读古文献、选择何种版本的文献阅读、怎样使用中文工具书等具体的方式方法,对于大学生提升学习质量,实现学习的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们将来的学术之途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一

古文献学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尽管对于文献学的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侧重,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其根本任务是引导人们对于文献典籍的阅读和利用。古文献又不同于现代文献,它是以文言文记录,借助于不同的载体流传至今的。所以,对于后学者,首先要疏通、把握古文献的语言文字意义。根据我多年的高校一线课堂教学的体察,当代高校的青年学子,甚至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代的文献典籍普遍缺乏兴趣,而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是文字阅读上的障碍,由此导致畏难情绪,以及深层意义上的误读。显然,高校学生掌握一些相关的古文献语文解读方法,是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首要之举。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涉及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和字义。无论汉字的字形、字音还是字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流变。首先,记录文献的中国文字(汉文字)不同于西文的线条性特征,不是单纯的表音文字,而是音义结合的方块文字,其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差很大,经历过从甲骨文到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等主要形式的演变。汉语语音的流变明显而突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使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汉字的发音都有很大差异。譬如古无轻唇音,上古没有f这类轻唇音,凡后代读作f的轻唇音上古时代都读作b、p一类的双唇音。至于汉字的字义、词义的古今差异更为明显。字形、字音、字义的流变特征,显然很早就受中国古人的重视并被研究。古代研究者们经过反复的校勘,对留存下来的浩繁的古文献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给以详尽的注释,还原字词音义应有的历史风貌和演变历程,且分别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史称“小学”。“小学”的形成和发展,显然为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提供了必要的钥匙,为揭开中国传统文化面纱提供了必备的工具。所以,涉猎、了解古书校勘的基本方式、方法,了解古人作注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术语,就会有助于把握文字在形、音、义上的历史变迁,从而有助于对古文献的正确解读。

对古代经典诗词的赏析,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研读古代诗歌的基础则是音韵学。中国古诗追求声律,讲究节奏、押韵和乐感,特别是唐代的格律诗,为了极尽诗句乐感的抑扬顿挫、曲折变化之妙,有意将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平仄两类,并规定了严格的交替格律。因此,若不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常识,缺乏必要的音韵学方面的修养,按照现在的语音朗读古典诗词,就无法理解古代诗歌的音韵之美,欣赏和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懂得训诂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于现代学子阅读古代文献也是不可或缺少的。训诂,换现代通俗说法,就是解释,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训诂形成了自己的体例,产生了大量的术语。只有理解了这些基本术语,才能准确地把握词句的历史含义。比如,《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不断为后学者注释,形成了“笺”“集注”“正义”“章句”之类诸多的训诂术语,学生选修大学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等通识课程,倘若不理解这些基本术语的含义,不仅可能对这些人类早期的经典产生误读,而且无法领略我们的先人在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卓越的不懈努力。

汉字字形的流变,不仅折射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众集体智慧的提升,而且催产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书法。当代学子涉猎文字学,不仅有助于古文献的解读,而且有助于书法艺术的鉴赏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

承载传统文化的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就整体而言,他们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后学者不可能都一一通读,对于现代有明确专业的大学生而言,选择性地阅读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因此,解决了阅读方法,进而选择适合自身、有益于个体发展的有价值的古文献阅读。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刻本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因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的不同,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上的差别,使得古代图书不仅品种繁多,就是同一种书,往往还有几种乃至十几种、几十种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不论在刻印、批校、注释等方面,都存有高低优劣之分。清代张之洞在其编撰的著名《书目答问》一书之《略例》中曾开门见山地说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遍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青年人读书不仅要解决读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应读何种版本的问题,这关涉学习的效果和质量。研读中国古代文献,尤其要慎择版本,且要择其精本和善本。尽管今天“版本”一词的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其历史的内涵,泛指古往今来所有以不同方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书本,然而,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当代青年学子通晓古籍版本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对今天的学习深造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版本学对于为文治学不可或缺。进行学术研究,势必要参考和依据各种图书文献,而任何一种图书文献,如果不知道它产生的时地,不了解它出版制作的情况,不明白它的源流、演变、真伪、优劣,那么它就不能用来作为参考依据,否则研究的结果或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可能造成误导。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慎择版本,借助版本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辨识精善粗劣,鉴别真伪正误,从而避免以误为善,或以讹传讹的现象,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真实、准确、可靠、科学的基础上。

其次,当今高校学子接触中国古代典籍,多以提高人文素养、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旨归,有别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由于专业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沉溺于故纸堆中作精细的爬梳,主要是从中吸取有益于人类和个体全面健康发展的思想、道德、情感和审美力量,所以,就古典文献的学习而言,学习的重点是对古典文本所孕育的思想、情感、道德力量等内涵的辨析和把握。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都希望读到那些文字没有错误或错误甚少、内容真实可信、注释翔实的精善本,以便真切地感受不同年代人们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获取精神的滋养。显然,面对浩繁的古典文集和诗选,具备了一定的版本学常识,就会有所鉴别,有所取舍,避免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盲目性。同时,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对照,还有助于了解文献(文本)不同版本所表达的思想、作者的情感取向。譬如,在校大学生都曾阅读过的《水浒传》有不同的历史版本,比较这些不同的版本,能体悟出不同年代的编撰者的思想倾向性。而阅读记载社会历史的文献,通过不同版本的对照、比较,通过基本的辨伪,还可以了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可以区分哪些是作了文学加工处理的野史,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可见,具备一定的版本学常识,不至于读书时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商品物欲社会,粗制滥造的书籍俯拾即是,识别版本则至关重要。掌握了版本鉴别的基本方法,就会有双明亮的慧眼,选择吸取真正的精神营养,陶冶情操,提升自我。

三

在人类已有的古籍图书中,有一种特定类型的书籍,便是工具书。这些工具书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和承载,也是后人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显然,对于今天的高校年轻学子,无论是为文治学,还是触摸古人的思想情感,在对古典文献的解读过程中,都会涉及对工具书的查找和利用,而在讲求效率和质量的今天,能快捷地使用各种工具书尤为重要。

首先,工具书是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工具书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案头顾问”与“良师益友”,纵观人类历史,历代学者都极其重视对工具书的编纂和利用,不争的事实是,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产生了众多的工具书。在研习民族传统文化、研读古代经典的当下,工具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好地借助工具书,当代学子首先要了解中文工具书的基本种类,每一类工具书的基本功能,某种工具书的主要排检方式等。比如,就功能划分,中文工具书就有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年鉴、手册、书目、索引、文摘、表谱、图录等诸多种类;就排检方法而论,主要有字顺法、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地序法等,而每种排检法中,又有很多具体的检索方法。只有掌握了工具书的这些基本常识,遇到问题时,就会有的放矢,选择合适的工具书、依据合适的检索法来查找资料,解决疑难,从而提高读书治学的效率。

掌握中文工具书的相关知识,还有助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人类在岁月的变迁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广博无垠,图书文献浩如烟海,所谓“一人之知识有限,天下之义理无穷”,仅凭一个人的博闻强记,势必如衔石填海,结果只能望洋兴叹。故,为了掌握日益庞大的知识内容,充分地占有资料,必须借助“知识宝库的钥匙”――工具书。工具书不仅仅是“工具”,其自身就承载着人类代代相袭的文化成果。因而,了解不同种类工具书的功能,能快捷使用各种工具书,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前人积累的优秀成果和人生经验,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篇（9）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篇（10）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篇（11）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