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认定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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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曾给原告郯城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过车辆信息服务。2002年8月，被告负责人朱乔明安排一辆在其配货中心登记的冀AK2695号东风运输车，为原告运输小麦。承运车主王立田支付了100元介绍费后，朱乔明开出了派车单。派车单注明：今有我配货中心派汽车去你处装小麦，货到兴福，车号2695，全价每吨50元整。此后，原告业务员张庆带该车到新沂市棋盘镇，将购买的“陕农”229优质小麦380麻袋，净重34200公斤，交付给王立田装运。原告并开出了《发货明细表》一式四联，王立田在该表“承运部门”栏内签名，其中交货联和回执联王立田持有。原告支付王立田1000元运费后，未派人押车。

原告次日与王立田电话联系，王称车已过济南。原告此后与王失去联系，也未再收到该批货物。经查，王立田的身份证、行车证、车牌号均系伪造。原告遂以被告不守商业诚信，严重违反货运合同的约定，提起诉讼。

「审判

法院受理后，认为该案因涉及经济诈骗，遂中止诉讼，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此后，原告撤回了起诉。

「评析

本案虽然最终以撤诉结案，但在审理过程中应否中止审理、居间人应否担责等问题较典型，有进一步探讨价值。

一、本案是否符合中止审理条件。

先刑事后民事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通常适用的原则，即当某一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有联系，刑事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否影响民事诉讼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先处理刑事诉讼，再审理民事诉讼。先刑事后民事符合审判客观规律。当刑事审判认定某种事实可能导致民事案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如何承担的情况下，先刑事后民事成为必然。但在具体操作中，不能片面理解该原则，认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民事诉讼都不能进行，这样势必造成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刑事案件没有侦破或涉嫌犯罪的人没有抓获的情况下，对可以分开审理的民事案件，不应中止审理，应当依据查明的事实，对其他共同致害人、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先行判决给付。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规定》确认了以下两原则：1、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2、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上述原则实际确立了刑民案件是否可以并行审理的标准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或“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同一的法律事实可能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也由于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在取得方式上的不同，而导致在民事上认定的属于不同法律事实的行为，通过刑事诉讼可能认定为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规定》确立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仍会出现分歧。

由于先刑后民原则确立的前提是刑事案件的处理与认定会对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在适用刑民案件并行审理原则时，应首先考虑这个前提。基于此，笔者认为：案件当事人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当难以明确排除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认定不影响经济纠纷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时，经济纠纷案件应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部份处理后再作出相应处理；但是，案件当事人明显因不同的法律事实而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刑民案件可以分别审理。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不应中止审理。理由在于：首先，本案民事诉讼主体与刑事犯罪主体不同。本案原告以货运合同违约赔偿纠纷起诉的是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而非起诉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原告并没有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被告涉嫌犯罪，本案被告与犯罪嫌疑人不属于同一主体。其次，犯罪嫌疑人王立田的行为明显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赔款，是其自认为有法律规定被告应先行代为赔偿。原告并不认为被告是和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共谋诈骗。如果本案原告是以被告和王立田合伙诈骗为由起诉，那么本案则是纯粹的合同诈骗，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案范围。再次，本案刑事犯罪与本案民事部分，实质上分别涉及了货运合同与居间合同，两者系不同法律关系，因此刑民可以分开审理。

二、本案是否是货运合同纠纷。

原告认为本案是货运合同纠纷，主张被告依法应代承运车辆先行赔偿。其依据是1996年1月26日交通部以交公路发109号文件的《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管理办法》。该法第2条规定：“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是指服务于道路货物运输的各项经营活动。”；第3条规定：“凡在我国境内从事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均适用本办法。”；第15条规定：“货运受理是指为货主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业务等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各种受理货物托运、联托运、货物配载等均属货运受理。”；第19条第2款规定：“当发生货运质量责任事故，需承托人赔偿时，托运人可向货运受理业户提出，受理业户查清确属承运人责任后，先行赔偿，然后再向实际承运人追偿。”。

笔者认为，原、被告不存在货运合同关系。首先，本案被告以收取佣金为目的，接受了王立田委托，为其联系本案原告货源，通过说合使原告和王立田达成了运货协议。其次，由于承运车辆仅是过路外省空车，王立田只是在被告处登记，委托被告介绍给货主，承运车主王立田和被告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再次，原告并没有将承运费用交给被告而是直接支付给了车主王立田，王立田亦在承运部门栏上签名。因此，本案被告开出的派车单，仅是原告和承运车主达成货运合同的证明，并不是原、被告直接作为货运合同双方达成协议的依据。根据合同法424条规定，被告是为原告和王立田订立货运合同提供了媒介服务，原、被告发生的关系仅是居间合同关系。

本案原告以交通部规章为依据要求被告先行赔偿，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首先，本案并非货运质量事故，规章亦未规定货物丢失责任的承担。其次，根据立法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本案涉及的居间合同和货运合同，均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的有名合同，而原告引用的规章对合同法规定的货运合同的义务主体范围作了不适当扩大，与合同法相抵触。根据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原告援引的交通部规章在本案并不适用。

三、本案居间人是否担责。

有意见认为，由于本案被告对委托人身份及车辆情况的审查存在严重疏漏，违反了居间人义务，向原告提供了虚假情况，为刑事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告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不然，本案被告不应担责。

篇（2）

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相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下几个司法解释。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7年3月11日联合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三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四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是20__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上五个司法解释即是目前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以上几个司法解释明显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1、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司法处理方式。对于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究竟是应该"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上述五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从前四个司法解释来看，在强调"先刑后民"的同时，也强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刑民并行"，虽然"刑民并行"案件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但在第五个司法解释中，则片面强调了"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与前四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2．部分条文界定不清，操作性不强。在"先刑后民"时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是驳回、不予受理还是终结诉讼，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这类案件法律文书的体例、格式也都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3．部分规定已被新的司法解释架空或否定。

二、"刑事优先"适用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审理刑民交叉案件，正确理解适用"刑事优先"，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民事案件的顺利审结。但在审判实践当中，如果过分强调"刑事优先"，也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导致被害人权益保护不足，尤其是在当前司法环境不甚理想，司法地方化明显，不分缘由适用"刑事优先"可能适得其反。

（一）立法缺陷：缺位与冲突并存

1、先天理念缺位：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不足

如前所述，"刑事优先"突出国家本位，在程序设计中强调刑事的主导地位，公权优先性，被害人的权益附属于国家利益，可有可无，从而导致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严重不足。该制度设计在先天理念上的缺位导致了：1、被害人诉权无法得到保障。有的被害人多次向法院，但法院每次均以不属民事纠纷而具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向有关机关刑事告诉，结果却又被告知系民事纠纷，各单位互相推诿，使被害人无所适从。2、案件被长期搁置。刑事侦查权由侦查机关行使，法院无权干涉侦查机关的侦查进度，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长期不作答复，使民事案件长时间受制于刑事案件的处理进度。3、民事案件长期被中止。由于刑事案件尚未建立缺席审判制度，一旦被告人没有到庭，那么刑事案件就会被中止，则相关的民事案件，必须等刑事案件被告人到庭后，才有望审理，从而导致案件长期"悬挂"。

2、现行司法解释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98年《规定》是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这个规定明确了刑民交叉案件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处理的原则。但是在适用"刑事优先"的标准问题上，98年《规定》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确立的是"同一法律事实" 标准，而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显然确立的又是"同一法律关系"标准。同一个司法解释，竟然存在两个"刑事优先"适用标准，立法不够严谨，在司法实践中也导致办案人员无所适从。

显然，"同一法律事实"与"同一法律关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同一法律事实"在不同法律规范的评价下，会形成多种法律关系。如一个侵权事实，一般形成侵权法律关系，但放在《合同法》的视野下，亦可能是一个违约法律关系。如司机故意造成乘客受伤案，司机的侵权行为同时也是犯罪行为，乘客以司机侵权为由要求赔偿，则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如果，乘客以违约为由要求赔偿，那么违约行为，与刑事案件的犯罪行为就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实际上，都是基于司机侵权这"同一法律事实"。而且，严格意义上讲，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刑民交叉案件根本不可能有"同一法律关系"。所以，以是否系"同一法律关系"作为"刑事优先"的适用标准尚值得商榷。

3、审级制度不同造成事实认定冲突

我国 刑事诉讼法跟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同的级别管辖标准，一般情况下由于适用范围不同，两者并不会导致冲突。但在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因既涉及刑事案件的审理，也涉及民事案件的审理，这种冲突就比较明显。以我国目前发案率较高的知识产权犯罪为例，民事纠纷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由中级以上法院审理，立法初衷在于知识产权纠纷是一种专业、技术性强的疑难复杂案件，只有知识储备好，审判能力强的较高级别法院法官才能胜任；然而，大量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级别管辖规定，一般都由基层法院审理。

由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比民事案件高，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往往是民事案件中的免证事项，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较高级别法院民事法官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时，必须适用下级法院刑事法官认定的有关事实，这在逻辑上陷入了两难困境。而且在类似案件审理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一方当事人向中级法院提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另一方因与地方司法机关比较熟悉而同时在地方司法机关提起刑事控告，地方司法机关可能作出"违心"的事实认定。

4、无罪判决中有关事实认定的冲突

"刑事优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纠纷中具有当然的证明力，这样在刑民诉讼中会造成事实认定的冲突，其中也包括无罪判决认定的有关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中的第一、二、三、五、六项都可能涉及到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认定，该事实认定也可能成为今后对其民事纠纷判决不利的依据。

这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罪判决被告人不享有上诉权，但是无罪判决被告人不具有上诉权好象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即使对其民事部分审理不利，被告人也不会上诉，虽被告人内心想要上诉，但出于担心上诉行为可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作出更为不利的判决而放弃上诉，这也就是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然而，根据我国现在法律规定，剥夺被告人上诉权的无罪判决认定的事实，却成为民事判决中免证事项，如果再搀杂前述审级制度造成的事实认定冲突，这就更为不合理。

（二）适用困境：滥用"刑事优先"制度

1、人为制造假案，拖延民事诉讼

在经济纠纷当中，有的民事案件被告，在得知原告向法院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时，故意向有关机关控告，通过"努力"，有关机关也竟然对案件予以立案侦查。被告于是告知法院，称该经济纠纷已经涉及刑事犯罪，有关机关正在侦查，要求法院暂缓审理。而法院可能凭有关机关出具的立案凭证，作出了对原告十分不利的中止审理，客观上导致了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审理。

2、个别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保护地方、部门利益

98年《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条规定虽然赋予法院对案件性质的审查权，但是由于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无法掌握案件的全部材料，在实践中，这种审查经常流于形式，而且也备受批评，主要还是依赖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认定，这就为公安、检察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提供了司法依据。如甲地法院在审理一起被告为乙地某大型企业的经济纠纷时，乙地的司法机关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而以该经济纠纷涉嫌犯罪为由，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3、导致民商事案件"执行难"

由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普遍适用"刑事优先"，这样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通过及时来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是后也被无限期地中止，相关的民事保全措施因刑事案件审理的需要也不能得到适用。同时，刑事案件的审结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就给债务人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最后原告即使胜诉，面对的也将可能是一个一无所获的结果。

（三）职能错位：法官先定后审

法官消极中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惩罚犯罪的人；要请它纠正一个非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审判权行使的消极性是区别于行政权的主要标志，也是确保法官"在发生争议的各方参与者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无偏瘫的态度和地位，不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98年《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赋予了法院预先审查判断的权力，法院在没有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并最终裁判前已经先入为主为案件定性，直接违反了法官消极中立原则，不利于案件公正审理。

其次，上述规定也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直接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法治国家，只有在法院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作出有罪判决之后，国家才能对被告人予以定罪，然而98年《规定》却赋予法官未审先定的权力，直接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在实际运行中，虽然在形式上侦查机关依然需要独立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才能启动侦查程序，然而，由于法官享有案件最终裁决权，他的意见对侦查、机关无疑具有引导作用，对法院已经定性的案件，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容易走过场。假如侦查、检察机关或者最后的刑事法官，严格依法把关，做出了与民事法官不同的认定，一方面可能影响公、检、法三家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法院自身的权威，使自己成为案件当事人批判的对象。

三、从实证主义角度："刑事优先"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很多学者认为"刑事优先"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项原则，但笔者不敢苟同，"刑事优先"固然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但它还不能成为一项原则，只能认为是一项制度。理由很简单，原则应当是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领域需要普遍遵守并适用的，而"刑事优先"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因为处理方式除了"刑事优先"，还有"民事优先"与"刑民并行"。但这并不是否认"刑事优先"在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刑事优先"不管是理念、还是实际运行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地予以完善。

（一）理念重构：国家、社会利益与被害人利益平衡保护

"刑事优先"从一开始制度设计，理念上就偏重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欠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护。该制度虽有助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社会利益，但被害人的利益却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因"刑事优先"而再次受到损害的可能，因此也成为许多学者批评的对象。

因此，应积极转变理念，引入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平衡保护的现代司法理念。换言之，在注重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被害人利益。在立法上要进一步完善"刑事优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按一定的标准适用"刑事优先"，杜绝"刑事优先"的滥用。20__年4月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5条规定，对普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被害人享有选择权。该司法解释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命题：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只要不是严重侵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应当由被害人自行决定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突出了被害人民事权益的本位。

（二）制度完善：立法与实务的规范化

1、98年《规定》的立法改进

"刑事优先"的规定主要见于98年《规定》，其中一些规定不符合审判实际，应予以改进。第一，98年《规定》确立了刑民交叉案件适用"刑事优先"的两个标准，应当明确将"同一法律事实"作为唯一的适用标准。第二，98年《规定》 第11条规定"裁定驳回"及第12条"退还案件受理费"均应改为"中止审理"，待刑事诉讼审理结果出来后，民事诉讼再根据刑事诉讼的结果，作出相应的处理，这样更能够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取消人民法院的预先审查判断权。确定一个案件是涉嫌刑事犯罪还是普通民事纠纷案件的权力不应属于人民法院，而应最终取决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具体做法，应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立案，作为启动"刑事优先"的前提，再结合"刑事优先"适用标准予以决定是否对案件中止审理。

2、"刑事优先"适用标准规范化

"同一法律事实"应作为"刑事优先"适用标准，那么如何准确把握"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事实"不能机械理解为法律事实的完全重合，而是指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与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的关联程度紧密性。刑民交叉案件的关联具体分为：主体关联、事实关联和标的物关联。

对于主体关联的案件，因其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与原、被告的重合，故可分开审理。事实关联有两种情况：一是事实存在重合（包容），另一种是事实存在交叉。对于事实存在重合的案件，原则上应当"刑事优先"，对于事实存在交叉的案件，不一定属"同一法律事实"，不一定要"刑事优先"，因为交叉事实可能并非案件的关键事实。对于标的物关联的案件，指刑事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财物又成为另一个民事案件所争议的标的物，则原则上应"刑事优先"。如车辆是诈骗所得，又成为买卖纠纷争议的标的物，这时买卖合同关系的性质、车辆的所有权确定有赖于诈骗行为的认定结果。

实际上，从关联性的角度分析，是否应一律适用"刑事优先"还存在困难，"同一法律事实"的实质应是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否会对民事案件的关键事实的认定有影响，进而影响民事责任的确定。如果无论刑事诉讼对犯罪事实作出何种认定，都不影响民事诉讼对民事要件事实的认定，不影响民事责任的确定，则不属"同一法律事实"，不需要适用"刑事优先"。

3、"刑事优先"适用的例外情形

第一，在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在逃或下落不明时，刑事诉讼只能中止。当有其他应当或愿意为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的情况下，若机械适用"刑事优先"，则可能迫使被害人受到"双重伤害"，即看不到刑事正义，又得不到民事保护。因次，为避免此种情况，可以先行对民事案件缺席判决。同样，在民事诉讼中被告的违约、侵权行为是由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或下落不明，也可以先进行民事诉讼。

第二，适用"刑事优先"的案件，为了防止难执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案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先予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因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扣押有关物品、冻结存款等的规定，但这些手段目的是为了案件侦办的需要，与以保证将来民事判决顺利执行为目的的财产保全有着质的区别，所扣押物品、冻结存款的范围远小于财产保全的范围。

（三）性质分析：法律事实的刑民之辨

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实，如属"同一法律事实"中的法律事实完全重合（包容），那么应进行法律事实性质分析，是构成刑事案件、亦或是民事案件，还是属于刑民交叉案件，以正确适用"刑事优先"。

1、法律事实的基本形态

刑民交叉案件"同一法律事实"中的法律事实重合（包容）有四种基本形态：一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侵权事实交叉。民事侵权事实主要由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因果关系组成，这些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些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基本相一致。二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事实的交叉。刑事法律事实与无因管理的交叉，要数违反被管理人意思的不适法无因管理与侵占罪构成要件的交叉最为典型。不当得利因其具有开放性，更有可能与刑事法律事实交叉。三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违约事实的交叉。违约行为是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民事违约行为的外征与某些犯罪主、客观方面彼此吻合。四是某些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合法行为的交叉。

2、法律事实的界定

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界定方法主要有三种：民事规范分析法、刑事规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

民事规范分析法。主要根据民事规范审查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内含的民事要素是否可以成为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如果民事关系的构成要素能够支撑犯罪成立的要件，那么两者之间具有印证性。当从民事规范角度看，民事要素与刑事犯罪构成要件之间不具有印证性时，可以判断该起刑民交叉案件，纯属民事纠纷。只有具有印证性时，才可进一步审查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民事规范分析法主要分析具体案件的民事主体、民事内容、民事客体，是否与刑事犯罪主体、客观方面、客体一致。

刑事规范分析法。根据刑事规范，全面地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刑事要素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构成，准确把握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的刑事要件，进一步审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构成刑事规范上的罪过，从而认定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是否为犯罪事实。运用民事规范分析法，一般可以解决主体、主体行为以及主体行为侵犯的法益方面的事实问题，但对主观方面，必须借助刑事规范分析法，才能明确行为人有无刑法意义上的主观罪过及其深浅程度。通过民事规范分析法，一旦可以确认民事关系诸要素与犯罪构成诸要件之间具有对应关系时，即可从行为构成要素的"数量"和"顺序"两个方面分析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有无或深浅，当其主观恶性达到刑法规范所规定的程度时，即构成犯罪，反之则仍属民事案件。刑事规范中犯罪构成要素的"数量"规定，主要是指我国刑法规范中数额犯罪和情节犯罪的认定。刑事规范中犯罪构成要素的"顺序"规定，主要是指通过行为构成要素顺序的分析，以准确把握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行为与其他事实相互作用的方式及相互的主次地位等，据此分析认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或主观恶性程度的大小。从司法实践看，要特别审查行为时的附随情状，即要结合行为的背景考察行为的动机与目的。

综合分析法。在运用民事规范分析法与刑事规范分析法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时，不能单独适用其中一种方法，或运用两种方法但却分开机械考虑问题，而应综合运用，综合分析。不仅要综合运用刑事规范与民事规范，还要综合运用刑事理论与民事理论，将刑民交叉案件放在刑民视野下，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四）事实冲突：刑民裁判中法律事实认定的统一

刑民交叉案件往往涉及不同审级法院作出的刑事或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而且这种认定经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如前后两个判决均为民事判决的情形下，最高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是，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当从生效裁判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而不必等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正确认定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实，有利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

刑民交叉案件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问题，并不像单纯的两个民事案件那么简单，因为刑民两种诉讼的证明标准不一样。刑事诉讼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只要"高度盖然性"即可。有学者认为，无论前一判决为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前一判决对于事实的认定，后一判决原则上应当适用，至少应当参考。但笔者认为，刑民交叉案件的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要区别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论之。

1、刑事判决在先，民事判决在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则上应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理由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1）刑事诉讼中所肯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项。但当事人举出相反的证据，如果能够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除外。（2）刑事诉讼中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在刑事宣判无罪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把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运用到民事诉讼当中，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刑事责任，不等 于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无罪判决是建立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成立的情况。应当注意的是，无罪判决中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认定，也不能一概成为免证事项，而应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因为无罪判决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2、民事判决在先，刑事判决在后，随后进行的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援引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但由于民事诉讼认定事实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总是围绕着"权利"与"义务"而展开，而刑事诉讼总是围绕着"罪"与"罚"，两者证明对象的不同，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具有当然的证明效力，"刑事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可以参考民事判决，但不受民事判决的约束。"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仅具有"书证"意义，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而且要经过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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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盛某、李某与当地人王某三人于2012年初出资700万元创办琪*针织有限公司，由李某任法定代表人。公司2012年2月起开始投产，接受福建厂家的订单，该公司除自己加工外，还与50多家个体加工户签订加工合同，将订单发给加工户加工，约定交货两个月后结算加工费。与福建厂家的结算只能由盛某办理，其他人办理不了。盛某从2012年2月至8月先后收取福建厂家结算的货款1766969元，盛某付给李某996325元，付给王某200000元。三人将收取的货款用于填补公司购买设备的欠款、装修款及发放员工工资。

公司与各加工户的合同结算日期在8月份后陆续到期，公司暂无力支付加工费。盛某与王某因管理发生纠纷，被股东王某纠集当地人员殴打，李某被加工户追债。盛某、李某于8月底离开公司，公安机关于2013年1月将呆在乡下的盛某、李某抓获，并认定50多户加工户被骗加工费1161629元。

检察院审查认定了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并认为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因此将案件移送市检察院审查。案件到了市检察院后，辩护律师接受委托介入案件。会见当事人、详细阅卷后，及时向市检察院提出当事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法律意见书，后市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县检察院。

辩护律师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该案最初是因为众多加工户到县委县政府上访，经县委开会决定由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主办检察官明确答复律师，案件必须。而三人中的王某是当地人，不知何原因，未被刑拘，甚至没有“另案处理”。

检察院于2013年8月中对盛某、李某提起公诉，认定两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一是认为三人明知自己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收到加工费后又不履行合同义务；二是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盛某、李某于8月中卷款逃匿。

县法院于2013年8月29日对此进行了公开审理。

无罪要点

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本案中公司经营虽有不规范的问题，却不能认定为犯罪：

一是琪*针织有限公司不存在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的问题。琪*针织有限公司在接受福建厂家的羊毛衫加工委托后，除自己加工一部分外，再委托厂外50多家个体加工客户进行加工。琪*针织有限公司承接福建委托合同在前，委托加工户在后，而且与福建公司的合同履行过程中都比较顺利，并不存在没有实际履行合同能力的问题。本案中两被告人的行为，不能确定他们有“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能力”，或是“通过委托加工户来骗取加工费”的主观意图。

二是琪*针织有限公司不存在收到加工费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琪*针织有限公司的全部加工费款是盛某同福建厂家结算，再由盛某付款给李某和王某。公司先后收取了福建厂家结算的1766969元，用于公司经营，并无个人侵吞的情况。

公诉人认为琪*针织有限公司在收到福建加工费后，不支付加工户的合同款，而是用于工厂设备、工人工资等，是骗取加工户的行为。辩护律师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归罪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2012年8月份前琪*针织有限公司收取福建厂家货款时，与加工户的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未到。公司支付工厂设备与工人工资等，都是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与加工户约定两个月结算加工费，这在一般的加工生产经营中，均是常见的。

三是股东离开公司并非是卷款逃匿。法定代表人李某、股东盛某因被当地人股东王某殴打，无奈离开工厂回到老家。即便如此，盛某还是出具委托书，让李某去福建结算其他货款。因为只有盛某能与福建厂家结算货款，如果想侵占货款，盛某完全可以自己结算货款后逃走。两被告人事后亦没有提取工厂货款逃跑的情况，公司与两被告人并不存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卷款逃匿的行为。

辩护律师人认为，两被告人股东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对律师的辩护意见非常重视，多次与律师交换意见。由于羁押时间过长，在律师多次交涉后，法院于2013年11月22日对被告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被羁押长达11个月的当事人获得了自由，11月25日检察院撤回，11月26日县公安局撤销了案件，不再追究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经验教训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有可能给公司、经营者带来灭顶之灾。尽管公安部早在1989年就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1992年又下发了《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但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现象却屡禁不绝。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情况近来有抬头趋势，2012年以来，本律师办理有三件合同诈骗罪案件，均是普通经济纠纷，幸好在侦查及审查阶段辩护成功，没有进入法院审理。

本案因履行合同引起的普通经济纠纷，由于当地维稳需要，由当地党政机关决定，公安机关强行当做刑事案件来侦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受到各方压力。本案律师介入后，虽然各被告人最终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公司再也无法经营下去了，而公司欠下的加工费，也无法全部支付给加工户，且办案人员也因这起错案受到处分。这起公安机关违法插手普通经济纠纷的案件，导致了办案机关、公司、加工户三输的结局。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存在各种不规范或违法的情形，或许更多的人只看到公司因欠款被人告上法庭，以及因违法经营被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一般处罚的情形，却绝难想象到公司老板和主管有可能被抓捕、坐牢。

相对的，民事责任只是因为普通的违约行为，令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行政责任也主要是针对主观恶性不大、情节相对较轻的违规行为设置的，主要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等。

而最容易被公司经营者忽略的是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落后的法治环境、陈旧的法律观念，使得公司经营者欠缺法律意识；而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市场秩序不规范，又常常令企业经营者铤而走险，走向犯罪深渊；而更多的是因为企业家经营不规范，企业组织管理、财务管理技能方面的缺陷，导致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触犯刑律的风险。

企业家可以没有法律知识，但不可以没有法律意识。企业经营者如果还停留在过去那种事后救火式的法律救济方式来维护合法权益，已跟不上时展的要求了。

在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与企业的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一样，已经成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自从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将法律风险这一概念引入国内之后，引起了国资委等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相关部门法规政策相续出台，相关的法律风险管理实践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明确要求中央企业对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在该指引中法律风险正式被列为企业面临的五大风险之一。

2008年，在上述指引的驱动下，中国移动集团、国家电网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建立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全面管理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2012年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正式公布《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GB/T 27914-2011），为企业实施法律风险管理提供了国家标准版通用指南。这一指南的公布进一步促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全面推广。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法律风险管理纳入日常经营管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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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务会计的主要工作及服务领域

（一）主要工作

法务会计主要是对经济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与经营状况进行审查，是一种既不同于一般的会计工作，也不同于一般审计工作的特殊会计工作，主要工作包括：

1.根据业务程序审查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和预计费用的合理性。

2.帮助进行资产保护和回收。

3.与其他专家进行协调，包括与私人调查者和工程专家咨询者的协调。

4.取得所需证据用于支持或驳回。

5.审查相关证据以形成对案件的最初评价并确认损失领域。

6.协助对新发现的事项进行审查，帮助有关方面对财务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确定其他需待查的问题。

7.参与对已发现证据的审查，帮助有关方面对财务问题的理解，以及确定其他需待查的问题。

8.审查持反对意见专家有关损失的报告以及他们对既定状况强弱分析的报告。

9.协助进行谈判和解决纠纷。

10.到庭听取持反对意见专家的证词，提供综合审查服务。

（二）服务领域

1.企业、事业单位

该领域中法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使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行为符合国家现行法律，在遵守或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寻求本单位的最大财务利益，并能运用法律武器进行交涉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企、事业单位的法务会计人员应该是既精通会计业务及会计法规，又熟知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税法、公司法、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知识的跨领域人才。

2.社会服务中介机构

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都是法务会计应用的重要部门。在这些机构中，活跃着一批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考试、考核而具有资产评估、税务、证券评估等资格的法务会计人员，他们依据各种法定经济标准和规范，通过检查、分析、认定之后所出具的报告自然具有法律效应。

3.司法机关及国家审计部门

司法机关的司法会计也是法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会计在侦查、审理交易纠纷、贪污受贿等经济案件时，都要涉及被审查单位的会计资料及会计人员。这就要求司法会计人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有会计、审计知识才能胜任。国家审计机关和企业内部的审计人员，也应该是既熟知国家、企业内部有关审计的法律，又懂会计、审计的法务会计（审计） 人才。

二、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现状分析

我国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际运用的较少，总体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法务会计的理论体系和相关法制建设还待完善

目前，我国学者对法务会计的理论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他们在法务会计的概念、依据、基本假设、范围、目标、功能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分歧，还没形成系统、规范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没有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谈不上规范的法务会计准则与制度、程序与方法、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经济损失确认和度量的标准。这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司法实践的要求。在我国，律师制度、合同公证和仲裁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等不同程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体系，但法务会计制度尚未建立，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对经济案件的调查虽然也会吸引有关会计人员参加，或依赖注册会计师提供的财务报表，但由于参与调查的会计人员通常缺乏法务会计的专门知识和经验，所获财务证据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受到较大限制，对经济损失的估计也可能失当，从而影响到法庭对案件的公正裁决，所以我国法制建设的完善呼唤着法务会计的产生。

（二）现有业务范围较窄

国际上法务会计的内容很广，包括企业税务理算会计、司法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等方面，而我国目前只运用在司法会计方面，也就是经济犯罪领域有关案件的审查，比如一些重大经济案件由检察机关立案后，聘请审计、税务等有关部门联合审查，调查搜集犯罪嫌疑人有关经济犯罪的事实，并聘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出具司法鉴定报告，为诉讼提供有关证据，而在其他方面还很少涉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对内、对外大量的经济交往和交易过程中，经济纠纷的案例显著增多且不断复杂化。要妥善解决各种经济纠纷，离不开对纠纷案件的性质和损失的科学度量。社会各界对法务会计的需求将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经济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将仰赖于法务会计师提供的财务会计证据和会计信息分析。所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着法务会计的发展。

（三）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后续力量不足

我国目前从事法务会计的人员主要是司法、检察、律师、审计、财务等有关方面的人员，但大多数检察官、律师、法官的会计审计知识达不到要求，没有掌握通过法务会计检查收集证据的基本技能，也不清楚通过法务会计鉴定应当和可能解决哪些财务会计问题，而相关会计和审计人员又在法律知识和调查技术上有所欠缺，使我国法务会计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取证难和不会应用法务会计技术查处案件所涉及的会计业务情况，难以弄清案件的事实，影响案件的公平判断。

三、对加强和促进我国法务会计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借鉴国际经验，推进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和相关制度建设

大力推进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对规范法务会计实务、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计界和法学界应加强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比如创办法务会计期刊，设立法务会计学会，在高校会计专业和法学专业开设法务会计课程，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强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和沟通，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包括法务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工作程序和方法、执业和职业道德等内容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同时在广泛征集各界意见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法务会计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诸如法务会计资格认证制度、法务会计专家认证制度、法务会计诉讼支持制度、法务会计咨询制度等一套法规制度，使法务会计的开展真正做到有规可循、有章可依。

（二）扩大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和服务范围

有了法律和各项制度的保障，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就可以逐步扩大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和服务范围。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推广运用司法会计、企业税务理算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等法务会计，这些在我国有一定的应用基础。服务范围包括政府和司法机关在反腐败和经济案件调查取证时，可依法聘请专门的法务会计人员协助鉴定或出庭作证等等。

（三）加强法务会计的人才培养

法务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复合型学科，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一名高素质的法务会计必须精通会计和审计知识，熟悉法律、掌握调查取证技术、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掌握计算机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独立的敬业精神。同时要加强和规范国际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资格考试和认定工作，培养出大批合格的法务会计人员。

四、我国法务会计发展前景展望

（一）法务会计将构成重要的法律支持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个人和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必须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化的经济，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个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以契约（合同）为纽带的，合同的履行、契约关系的维系，单纯依靠行政协调以及个人和经济主体的信誉、良心和道德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法律做保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个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更为频繁，由经济联系而带来的经济摩擦和经济纠纷不可避免；在经营过程中由于个人的过失给公司或他人带来经济损失也在所难免；在复杂的经济环境面前，一些利益熏心的人以身试法、发生经济犯罪行为也是不可能杜绝的。为妥善解决经济纠纷、客观度量经济损失、有效打击经济犯罪，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必须强化法制建设，完善经济立法、经济司法及其他支持体系。法务会计就是为适应这一客观需要应运而生的。它是运用专门的知识，通过深入细致的经营调查和财务会计分析，为度量经济纠纷、经济过失和经济犯罪等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系统、客观、细致的会计证据，从而使法庭的裁决更为客观公正，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使经济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可见，法务会计和律师一样，将构成重要的法律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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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U198 文献标识码： A

在建筑施工项目合同管理中，与工程质量、安全、工期等引起的纠纷不同，工程竣工结算纠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项目收入水平，甚至有的工程竣工结算纠纷直接导致一些企业倒闭。当前建筑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垫资承包、拖欠工程款、阴阳合同、虚拟工程量清单、现场乱签证、工程质量低劣等等各种现象层出不穷，无形中增加了工程竣工结算中的司法鉴定难度。从实践中总结工程纠纷的性质，可以说，结算纠纷涉及的因素更多，很多结算纠纷往往还是旷日持久，对合同双方都造成严重损害。

一、工程竣工结算中常见的经济纠纷成因

可以说工程竣工结算之所以出现经济纠纷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合同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违约造成的。由于建筑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工程项目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工程合同的复杂性，加之建筑工程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等因素，使得工程违约的现象也异常复杂和多样。有些情况是主观违约造成的，但有些也是因为不可预见的客观和偶然因素导致的违约。如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时工程价款的结算；以及因违约索赔而产生的结算纠纷等。合同无效通常是由于违反了强行性规范中的效力性规范而被确认为无效。违约索赔的情况较多，如发包人未能提供施工进场的条件、擅自更改设计、未按工程进度支付进度款、工程材料不能及时供应从而造成停工、窝工等情形,承包人最终都以工程索赔的形式加入工程结算书中,但发包人不予认定,从而产生纠纷,这种纠纷在建设工程结算纠纷也比较常见。从可控因素考虑，我们主要从建筑工程合同价格约定因素方面分析工程结算的经济纠纷。

1、价差争议引发的经济纠纷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包干价”、“包死价”合同，即固定总价合同，但在结算时，当事人往往提出价款变更要求，在合同方商谈无解的情况下便产生经济纠纷，这种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价差争议”。价差争议产生的本质因素主要是在工程建设周期内由各种市场及政策等因素引发工程材料的价格起落造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价结算，但合同履行期内，一些突发的市场因素，或者由政策出台导致的行业调整很可能引发工程原材料的价格变化远远超出风险范畴。在合同双方约定不足的情况下，最终引发纠纷。所以合同方在合同签署时对有可能出现的影响价格的因素考虑是否周全，合同中对这种价格风险的约定是否全面和具体将直接影响这种价差争议的程度。建筑工程造价受物价浮动等外部因素影响可以说是正常现象，但如果工费、材料费、施工设备费、运费等造价考虑项目的变动大到无论是业主或承包商无法承受的地步，且施工合同本身没有约定调整机制，则经济纠纷的产生就成了必然。

2、量差争议引发的经济纠纷

在总价合同计价模式中，合同双预先约定的固定总价通常会对应一定的工程量，但由于计价模式的局限性，合同签订时，有可能对工程建设期内出现的一些不可预见的工程量考虑不足，从而导致工程量与工程结算的“量差争议”，从而引发经济纠纷。所以如何界定工程量的变动与工程固定总价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工程量变动的合同约定就变的较为关键。工程结算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量差争议，即使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固定价结算，但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变化，通常不纳入固定价涵盖的风险范畴，一般在当事人要求根据工程量变化部分按实结算的予以支持。

二、工程竣工结算中主要的防范对策探讨

1、建设工程合同计价模式的正确使用

建设工程合同计价模式一般有总价合同与单价合同两种。总价合同通常是由合同双依据工程标的预先确定的建设工程的总价，在该价格内承包单位要完成全部工程施工内容。通常情况下，在没有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单发生的情况下，工程量和合同总价都将维持不变。单价合同则是根据工程招标文件及相关图纸资料所列出的各分项工程量表确定的各分项工程费用，再累计计算总价。为了保证工程竣工结算价格合理科学，合同双方在确定合同计价模式时要首先考虑工程的体量和复杂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因素，再确定采用何种计价模式。如果是标准化工程，由于有可供参考的样板工程总价范围，在工程材料市场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可优先考虑总价合同计价模式；如果工程体量过大，且工程项目计价考虑因素众多，且没有参考工程的情况下，为避免因造价差异过大，可考虑单价合同模式，从而分散造价风险，避免后续可能产生的结算纠纷。

2、工程量清单结算纠纷的避免措施

避免工程量清单结算纠纷问题，首先是要确保结算的工程量的合法性。这就要求施工过程必须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更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也规定，承包人应根据施工图完成发包人委托的工作内容，对承包人超出设计图纸范围和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多做、返工增加的工程量，工程师不予计量，造价工程师不予计价。

其次，由于清单计算工程量与定额计算工程量及现场实际施工量不完全一致，而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综合单价是针对清单工程量的报价，而不是针对定额工程量及现场实际施工量的报价。因此结算变更工程量的计量及计算必须是根据《计价规范》的规定计算的工程数量。也就是说，计算结算的工程量的方法也要合法，不能脱离《计价规范》相关计算规则的规定，直接采用工程变更产生的现场实际施工量与清单单价进行计算。

第三，在工程量结算中，采用合同中已有的、能够适用或者能够参照适用的价格是比较公平合理的。采用合同中工程量清单的单价或价格有几种情况：一是直接套用，即从工程量清单上直接拿来使用；二是间接套用，即依据工程量清单，通过换算后采用；三是部分套用，即依据工程量清单，取其组成价格中的某一部分使用。无法采用合同中工程量清单的单价或价格时，应采用补充套用的方法计算，即参考类似工程及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定价方法，重新补充确定价格后采用。

第四，对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费用调整应该提前预计，并在合同中对于因实际工程量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措施费用的增减约定费用调整计算方法，双方应在合同中约定计价原则及方法，以免纠纷的产生。

最后，提高工程技术人员造价专业知识水平也是避免工程量结算纠纷发生的一个途径。提高工程技术人员造价专业知识水平，避免出现重复计算工程量、重复计价的现象。另外，招投标双方还应在合同中对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职责和范围有明确而具体的约定，特别是约定现场签字人的权限范围和效力，这样可以有效减少结算时由于工程签证单上的各种不同签证引起的推诿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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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诉讼,也称涉外经济诉讼,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法院以庭审的方式审理,裁判国际经济活动纠纷的一种活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在人民法院主理、审理国际经济纠纷案件中为实现诉讼行为而由人民法院及其他诉讼主体制作和使用的司法文书。随着国际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因为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在所难免,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本文就以上两大问题论述如下:

    一、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

    1.涉外性。所谓涉外性是指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所要解决的诉讼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所谓涉外因素是指案件的当事人至少有一方是外国人、外国法人或者外国的组织,或者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国外;或者引起案件中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由于这样的涉外性,法院在审理此类诉讼案件时所遵循的法律,案件本身所适用的法律都与纯粹的国内案件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专门适用于涉外诉讼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而且,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涉外案件可以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来适用外国法,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求诉讼文书也要有其新的特点。

    2.送达方式的复杂性。由于国际经济诉讼中的当事人、标的物或者法律事实是在国外,而一个国家的主权又不允许另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本国主权范围采取司法行为,这样,在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方便就需要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须在两国订有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基于平等互惠的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律或协定所规定的方式和遵循进行送达,这种送达的程序要比国内诉讼文书的送达复杂得多。

    3.文字的特殊性。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文字使用,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又要方便当事人的诉讼。在涉及不同文字国家的两个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就可能涉及两国文字的使用。一般而言,在诉讼文书中,法院以本国文字写的文书为正文,其他文字的翻译文书须与正文原意一致。在中国,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以中文文书为正文。一切文书以中文本为准。

    二、国际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求

    所谓制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在写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时所需满足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格式。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一种规范化、程式化的文书,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在制作时须严格遵循其格式要求。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格式化具体表现为:(1)各类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结构从总体上言,可分为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具体、固定的内容。(2)有些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尤其是由法院制作的文书,如法院判决书、通知书等中的一些文字是程式化的语言,有些内容及有关事项的交代说明,都是较为固定的文字。(3)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有许多要求具体写明的事项,而且,这些事项一般都是依法律规定写明。因而,这些事项必须完备齐全。如在起诉状中有关当事人身份事项,如是自然人就要求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住址等事项;如是法人则要求除写明法人的全称、地址、企业性质、经营范围和方式、工商核准注册号、开户银行等事项外,还必须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2.主旨明确,选材精当。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文书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意见。所谓目的就是指制作诉讼文书要在诉讼过程中解决什么问题。事实上,每一份诉讼文书的制作都是有其特定的目的,诉讼文书应当准确明了地体现这个目的。所谓中心意见就是指解决前述问题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这是诉讼文书的灵魂。必须以主旨贯穿于整个文书,统领全文,因而主旨必须鲜明集中,观点突出。为了使诉讼文书的主旨鲜明突出,就必须合理、恰当地围绕主旨选取材料,选材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材料必须客观真实。国际经济文书中的材料主要是指案情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它在诉讼文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应当绝对客观、真实,这是诉讼文书对事实材料的第一要求。(2)材料不仅能够反映案件的事实,还必须能够说明当事人争议的性质,即必须能够说明案件的性质,如是违约还是侵权等。这样,就要求在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3)材料必须具体。事实材料必须具有行为的目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最忌笼统抽象。有时还必须写清楚行为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情节,往往有些细节最能反映行为性质。只有具体地写清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甚至其中的每个细节,才能从中看清问题的性质,从而才能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准备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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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198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检察系统刑事技术工作座谈会，通过了《关于检查机关刑事技术工作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在省、市两级人民检察院中设置司法会计岗位，并且把它纳入检察机关刑事技术工作。1990 年 10 月 15 日，吉林省长春市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司法会计鉴定所———长春市司法会计鉴定所，它的建立标志着“法务会计”在中国的世纪诞生。

二、法务会计在诉讼领域研究的现状

（一）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的内涵和领域。

诉讼支持是对正在进行的或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中具有会计性质的问题进行确认、分析，并提供专家意见的一种法律服务。在诉讼日益增多的年代，会计师事务所咨询领域的诉讼支持业务也迅速增长。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主要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会计服务领域，它是通过对特定经济犯罪、经济过失和经济纠纷案件进行会计计量与反映，对特定的经济事项或案件提供会计分析，从而为法庭对有关经济案件最终裁决提供重要的依据，它是为法庭和诉讼当事人提供的一种专门服务。也就是说，法务会计是对正在进行的或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中具有会计性质的问题进行确认、分析，并提供专家意见的一种法律服务。

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的领域非常广泛，最初阶段法务会计诉讼支持提供的服务和建议主要用于经济损失量化的问题，现在已经发展到进行复杂的调查和分析，甚至建立诉讼战略等层面。常见的需要法务会计提供诉讼支持的领域包括：舞弊的民事补救、股东纠纷、商业估值、保险索赔、婚姻纠纷、人身伤害索赔、违约、产品责任、建筑索赔、版权事物、法庭任命、损失判决、所得税纠纷、不正当或正当的解雇等。

（二）法务会计在我国诉讼领域内的研究现状。

法务会计在诉讼实践中的应用方式与一国的诉讼模式密切相关。我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应设立了处理财会专门问题的会计鉴定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法务会计人员充当会计鉴定人（类似于英美法系的会计专家证人），被视为法官的助手，以其专业特长弥补法官知识的不足。因此，大陆法系的鉴定人由法官依职权或经当事人申请而指派或聘请，处于中立地位（即独立于当事人各方），其提供的专家意见称为鉴定意见或结论，一般视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鉴定人通常应出庭宣读和说明鉴定意见或结论，并接受法官、各方当事人或其人的质疑，但一般没有质证权。

三、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法务会计在不同诉讼中所提供的支持是不同的，在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法务会计在我国诉讼中的具体应用可以分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和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应用两个大的方面。

（一）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的应用。

在我国，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为主的证据收集模式，但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及其程序保障则未设专门规定。我们在收集证据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客观性问题。不管采取那种方法收集证据，都要以客观性为前提，千万不能篡改、伪造证据。

2.必要性问题。所谓收集证据的必要性，就是举证责任的问题。

3.及时性问题。及时性就是说收集证据一定要讲求时效，早比晚好。如果收集证据不及时，当事人就可能因举证时限和诉讼时效的规定而败诉。

（二）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审判中证据认定的应用。

法务会计是一项会计咨询服务，为案件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所得结论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当前我国法务会计的主要任务：

1.为认定犯罪事实提供科学依据。在一些犯罪中，如贪污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走私罪等，需要对涉案的会计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做出科学鉴定结论，为司法诉讼、审判认定被告的犯罪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提供科学证据。

2.为解决经济纠纷提供科学依据。在一些经济纠纷中，需要法务会计对会计事项进行分析鉴定，做出科学的鉴定结论，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经济纠纷提供科学依据。

3.为维护企事业单位自身权益提供有力保护。企事业单位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有相关法务会计人员参与，就会了解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违法，以避免风险，最大限度维护企事业单位利益。

（三）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的应用。

法务会计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由于我国尚无专门的证据法，根据现行的相关规定，法务会计人员可以以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的身份提供诉讼支持。

1.鉴定人。鉴定人的产生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二是由双方协商确定；三是如果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指定。鉴定人依法出具的鉴定结论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之一，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2.专家辅助人。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专家证人的主要权利有两个：一是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并接受审判人员的询问；二是对鉴定人进行询问。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是结论性意见，除足以反驳外，人民法院应当采信。与鉴定人不同的是专家辅助人的作用仅是阐释和说明，帮助委托人弄清专业问题，找出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与对方专家或当事人质证，最终目的是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达到对专业知识的厘清，形成有利于委托人的判断。

四、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中的不足与改进

（一）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中的不足。

1. 在我国对于民事案件主要采取不告不理原则，只有当事人到法院起诉，法院针对那些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受理，不符合条件的案件法院不受理且不主动受理。而绝大多数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少涉及法务会计服务领域，其业务还停留在审计、验资等传统业务领域和少量的税务筹划等业务中，仅有少数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相关机构的授权下初步开展了司法会计鉴定工作。有些会计师事务所虽然从事了相关业务，但由于公信力原因，不仅业务量少，权威性也受质疑，并且业务范围过窄，注册会计师普遍缺乏法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影响了所获证据的针对性和判断结果的准确性。

2.法务会计准则、资格认证制度、鉴定制度、诉讼支持制度、业务操作规范和标准等基本空白，传统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对法务会计还没有涉及，对于如何认定信息的虚假问题、故意与过失行为的判定、帮助当事人计算赔偿范围与损失以及对当事人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的认定等既没有相关的鉴定标准，也没有具体的行为准则作为指导，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 我国民事诉讼成本制度既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也没有确立基本的遵循原则，现有的一些规定和作法基本建立在自发的传统习惯之上，已远远背离了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的诉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正当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护；部分诉讼当事人利用诉讼成本制度的缺陷恶意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浪费司法资源，增加了全社会的诉讼成本总量；申请执行案件增加，执行程序耗费的社会成本急剧上升；正常的社会秩序未得到有效保护，司法机关形象受损。

（二）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支持中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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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2-0047-02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t present, our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re puzzled b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and low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proportion. Legall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is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ow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proportion. In the present credit and legal system environment of China,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make their advantage of vertical administration, improv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economic dispute cases by integrating man power resources, explore the innovative approaches of specialized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intensive management and market -orientation management and find a solution to the low benefit of legall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Key words:stat-owned commercial bank; non-performing assets; legally clearing & recovering

不良资产清收管理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重点､难点｡近年来,随着各行新增不良资产涉法清收问题增多和存量不良资产清收空间逐渐缩小､难度增大,依法清收工作越来越重要｡但是,在依法清收工作中,由于各行特别是基层行普遍面临着缺乏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在当地法院诉讼案件中地方干预多,在上级法院诉讼案件中各自协调､处理分散､效率迟缓,各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胜诉未执结金额高､诉讼费垫支金额高､案件损失金额高而收回率低的“三高一低”状况,全辖依法清收的专业层次和整体效益亟待提高｡对此,在管辖行层面上积极探索资产风险管理､不良资产经营､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相结合的清收路径,着力构建大经营专业化绩效拓展机制,充分发挥现有法律事务人员的专长作用,深层推进不良资产的专业化追偿,实施集中强化依法清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内涵

集中强化依法清收,是指在落实各行现行相关专业管理制度､要求不变的基础上,按照系统原理,以管辖行为主､当事行为辅,整合辖内法律人才资源,在特定层面､环节集中处理相应审级法院以银行为原告经济纠纷案件的不良资产依法清收模式和专业工作｡

二､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组织机构

整合或依托管辖行法规､风险､资产经营部门组成经营性､服务性､专业性相结合的依法清收机构,集中本级辖内具有法律事务､风险管理､资产经营管理专长的人员,专业从事依法清收保全工作,提升资产风险防范和经济纠纷案件处理层次｡案件量大且内部法律人才缺乏时可从本行律师库或所需专长人员中临时弥补｡

三､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层次范围

根据银行相关管理制度,按照各行经济纠纷案件转授权限和人民法院系统民事案件管辖权限对称､结合的原则,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可集中以下四类属本级行管辖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1.超过当事行转授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2.超过当事行所在地法院管辖,在上级法院审执的经济纠纷案件｡

3.当事行因原审判决不公需上诉､申诉至上级法院的经济纠纷案件｡

4.当事行在本地法院执行不力,需提级执行或异地执行的经济纠纷案件｡

符合上述范围的经济纠纷案件,在做好案件及诉讼费垫支清理的基础上,按拟诉､已诉两类分别集中､处理｡

首先,当事行拟诉的案件｡按规定经调查､审查､审批､移交后集中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全程处理｡

其次,当事行已诉的案件｡移交上级法院的遗留案件或须提级执行､异地执行的案件,应提供相关担保手续､保证期间执行期限的证明材料､审执阶段的法律文书､借款人及担保人现期财产状况､未审结未执结的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其中:①属内部员工案件,实行自愿移交,经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审查同意后接收｡②属外聘律师案件,当事行移交需上报双方解除原《委托协议》的书面文件,或上报双方同意变更委托条款的补充协议或修改协议,并报审实施｡

四､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程序

为全面､科学､规范､高效推进依法清收工作,对管辖行集中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实行以效益为目标的专业化､全程化､规范化､精细化和责任制管理,按以下程序运作:

1.拟诉调查阶段｡由当事行根据管户信贷档案等负责调查､收集完成,向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报送《拟诉调查报告》并附全部证据材料｡主要内容包括:诉讼时效､保证期间时效的证明材料(最后一次必须提供),担保手续的有效性､合法性,借款人､保证人的经营､财务､可供执行财产情况,预计可清收资产处置变现金额等｡上报期以预警信号和诉讼时效､保证时效为限:债务人､保证人有逃废债现象的随时上报或先保全后上报;一般案件至少于诉讼时效､保证期到期一个月前上报;重大疑难案件至少于诉讼期､保证时效到期两个月前上报｡

2.诉前审查阶段｡由相应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完成,同级行依法清收机构前置介入,根据报送拟诉案件材料,从事实证据､法律法规､管理权限､预测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审查,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担保时效,诉讼主体审查,证据是否充分,案件处理权限,诉讼成本及预测效益等,并按三种情况分类限期处理｡

首先,对证据充分且具有可诉性的本级行权限内案件,自签收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重大疑难案件20个工作目内完成审查审批｡其次,对证据不全的上报案件,及时退回当事行限期补充材料,补报确认后同上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再次,对预测匡算收不抵支的无效益案件,暂采取非诉方式下达《法律事务提示函》､《法律事务督办函》提出指导意见,由当事行负责监测保全｡

3．诉讼追偿阶段。由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专业化追偿，全程精细化管理、市场化处置，当事行和相关部门搞好配合。

立案环节。依法清收机构自签收经审查审批后案件的7个工作日内完成。立案前应逐案研究制定诉讼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实认定证据分析、法律适用、诉辩要点、法官选择、注意事项、结果预测等。立案时要积极联系法院缓缴诉讼费，以减少垫付资金的额度和期限。

审理环节。立案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做好庭前准备工作，适时掌握案情动态，并按时提交证据，如有必要，当事行应派管户经理、风险经理或其他了解案情人员协助出庭。庭后要及时保持与经办法官的联系沟通，跟踪了解审理动向，在全力维护本行合法权益前提下促进法院快审早判。如有结论性意见（如一、二审判决书，调解书等）应及时联系，反馈当事行和本级行法规部门。

执行环节。是实现债权追偿、提高诉讼效益的关键。法院裁判的法律文书签收后，依法清收机构应适时申请执行，着力探索内外结合、上下联动、左右互补的专业化、全方位、立体型执行模式，加大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力度：即对外联系法院实行专题部署、限期执行、提级执行、异地执行、定员集中执行，联系相关中介机构公开招标、风险委托执行等；对内启动责任追究、奖惩激励机制，促进当事行及相关部门、人员通力配合，进一步查找、收集借款人、保证人的财产线索。并视案情采取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主张优先受偿、提出参与分配、行使代位权等多种追偿措施，最大限度地清收保全本行不良资产。

处置环节。对集中依法清收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协调执行法院尽快评估、拍卖、清场；对执行法院暂未拍卖出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建议执行法院扩大范围、渠道与有权行招商引资或联合评估拍卖；经上述程序仍未拍卖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督促执行法院及时裁定为本行抵债资产，由有权行认可的中介机构评估后集中批量公开拍卖。

结案环节。案件终结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将所办案件全宗材料进行移交，由法规或风险控制部门、当事行按相关规定进行系统录入、档案管理等。

五、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配套措施

为降低诉讼成本费用，提高案件处理效率，解决以往各基层行在上级法院处理、协调案件及到管辖行进行案件报批、外聘报批、垫支报批等往返奔波、延时耗力的分散状况，统一采取对外以管辖行为诉讼主体办理案件，对内实行归并所属行“集中收支垫付，分别建立台账，逐案轧计损益，核拨清收资金”核算案件的综合提升经营管理模式。

1．集中收支垫付。依法清收机构集中办理各当事行案件发生的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等规费，暂由本级行财会部门在“垫付诉讼费”科目统一垫支，以法收回的货币资金先划入本级行“其他应付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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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已经由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工程经济纠纷也有增加的趋势。由于建设工程的周期较长，涉及面较广，干扰因素复杂多变，施工内容繁杂多样，因而暗藏的工程结算纠纷分歧随处都可能发生，必须始终以足够的重视，让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

一、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

1、合同管理不严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单位和承包商之间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定性文件，各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在起草合同时，应由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合同管理人员共同斟酌确定合同的内容、条款、细则，但有些建设单位重视不够，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合同管理人员很少参与合同的起草，而是由某些领导直接操办，以谋取单位或个人利益。施工合同的重点之一就是工程造价，合同中的诸多条款最终都要反映和表现为工程造价，从这种意义上讲，对施工合同的管理，也就是对工程造价的管理。

2、开工准备不充分。不管过去的“三通一平”，还是现在的“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等，习惯上都是由建设单位负责完成，而双方又未正式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往往是建设单位某个领导或某个施工管理人员，现场划个圈，口头表述一下要完成哪些工作内容，发生的经费也口头承诺竣工时结算，这就给竣工结算埋下了纠纷的隐患。

3、施工监管不严格。工程在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与承包商、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势必要发生一系列的工作关系，不论哪一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不规范行为，都会影响到竣工结算。如建设单位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承包商又不敢随意耽搁工期，将带来工程量的变化；工程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设计变更、工程签证，若程序不合法、手续不齐全、签字不及时，引起变化的工程量就缺乏结算依据，待工程竣工结算是再补充，容易引起意见分歧。

4、收尾工程粗糙。随着施工高峰期的结束，承包商部分人员，尤其是技术骨干，要么派往其他工地，要么嫌支付这些人工资较高，提前辞退。原由他们承担的工程，往往要交给工地上的其他工作人员接管；或者由不熟悉本工程的人员来干，甚至七拼八凑找几个小工扫扫尾，这必将影响到收尾工程质量。收尾工程往往比较多，且琐碎，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但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耐心，费工费时，而收益不高。尤其对那些没有图纸的收尾工程，结算时最容易发生扯皮现象。

二、避免工程竣工结算中产生经济纠纷的对策

1、加强审计监督。针对结算造价纠纷的表现及原因，审计工作要妥善处理，降低审计风险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维护合同条款的审计原则。双方均应遵守合同条款，这既能体现合同的严肃性，也支持了合同订立当初双方的意愿。发包方不允许低于成本费发包，对于高于成本的压价合同认可的应予以支持。又如工程中某些项目，双方商定了单项价格、人工费标准，或材料价格与定额有出入，也应予以认定。二是重事实、重证据的审计原则。有些内容合同不可能完全预先约定，这就要求重事实、重证据，按实际发生处理。事实和证据包括：补充协议、现场签证、实际测量。部队由于缺乏专业的现场管理人员，施工日志、签证对问题的反映可能不全面，甚至不正确，审计时要深入现场，认真调查取证。如规模扩大影响取费标准和工期，就应以重新核定为准；因设计或施工变更，发生增减工程量，应分别计算增减额而后调整合同价款，而不应按单方造价增减价款。三是公开公正的审计原则。要做到调查取证公开，政策规定公开，审计内容、结果公开，让各方把话说完，看明白、听清楚、心服口服，以理服人，不以势压人。如建设方指定材料或供应材料，双方又未约定结算办法，就需要细致地调查取证，搞准价格，换算找差。又如因第三方干扰引起的误工损失和工期延误，应依据建设施工双方约定条款执行，如事先未约定，让双方协商解决，或予以调解。四是事前审计重于事后审计的原则。把握纠纷的成因，在结算前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在结算之前进行招投标审计、合同审计、签证审计、材料审计，监督工程管理，严格招、投标和承包程序，优选施工单位，严格控制工程分包和转包；实行合同审查制度，纠正不规范不完备合同；加强隐蔽工程的检查，完善隐蔽工程现场签证手续；及时解决工程中的索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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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招标、投标工作的管理。工程标底是招投标核心，任何工程标价的合理程度、招标方的正当竞争、招标方招标条件的成熟程度，是搞好招、投标的关键，要加强对各级管理人员及概预算人员的培训学习，把握工程标底准确性，提高工程造价编审队伍整体素质。在议标、定标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搞权钱效易；对施工队伍整体情况，全过程跟踪管理监督，对资审不合格，无施工力量需联合施工的单位或管理水平低下、施工质量低劣的队伍坚决排除，真正使工程造价得到控制，确保工程招、投标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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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体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体通常是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用人单位。另一方主体是一个或数个劳动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体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劳动者即成为聘用单位的一名职工，接受聘用单位的行政管理。劳动者与聘用单位形成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按协议或国家规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权利。

第三，劳动者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劳动者只要按合同，通过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数量、质量指标或任务，即可以取得报酬。该报酬与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挂钩。

第四，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承担经营风险。经营风险不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基础工资，而只可能影响奖励工资。

实践中，聘用合同与联营、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准确认定案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聘用合同与联营合同的区别

联营是平等的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联合生产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中法人与个人的联营合同容易与聘用合同混淆。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主体、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面。联营合同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联营各方按约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而聘用合同的主体之间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生产及经营风险则由聘用人承担。紧密型的联营还将成立新的法人体，聘用则无此特殊要求。例如，个体经营户王某与某热水器厂签订一份协议。协议言明热水器厂聘用王某为产品推销员。王某自费为热水器厂推销产品，并按销售利润的30%取得报酬。这实质上是一份联合销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产品的推销费用，并承担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热水器厂则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联营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尽管这份协议中有“聘用”字样，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规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式的条款，可以看出它的联营合同的实质。

2、聘用合同与合伙合同的区别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并按约获得的协议。个人聘用个人的合同关系在表面上与个人合伙相比，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现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合伙中每个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风险承担上，聘用人以工资形式支付被聘用人报酬。聘用人独自承担风险，而各合伙人则以共同劳动按约分得报酬，共同承担风险，且各合伙人之间对外承担无限清偿的连带责任。法律形式上合伙与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经营必须到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而聘用则无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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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诈骗案件并不一定只是经济纠纷

在现实中，金融诈骗案件大多数作为经济纠纷来处理。一般而言，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向法院的经济庭实施金融诈骗的人，法院最后虽然判决被告人败诉，但此时被告人早已挥霍或转移走了诈骗的财物。结果不仅使受害人无法追回经济损失，反而耗费了漫长的诉讼时间以及昂贵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

实际上，很多金融诈骗的案件，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纠纷，而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将金融诈骗的犯罪行为按照经济纠纷来处理，不仅使犯罪分子轻易地逍遥法外，有损刑法的权威，而且还让犯罪分子充分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和缓和性的弱点，从容地游离于刑法与经济法的空隙之间，保留住了诈骗的果实。相反，如果用刑法来处理金融诈骗案件，不仅使犯罪行为“罪有应得”，而且会减少受害人或受害单位的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部门之所以将现实中发生的大量的金融诈骗案件简单地界定为经济纠纷，毕业论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受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所以，对于金融诈骗首先应该考虑运用经济法的手段来处理。第二，没有从法益侵害和具体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对金融诈骗的性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其结果不仅模糊了刑法作为公法的意义，而且也使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流于口头。

金融诈骗是否只应该以经济的手段来防范和调控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误区。民法经济法等私法维护的是私法的秩序，而刑法维护的是公法秩序。私法与公法共同组成和维护着整个法律秩序。刑法的性质决定了刑法有自身调控的范围和根据，刑罚有着与经济制裁不同的目的与任务，两者在功能上常常具有不可替换性。如果认为只有当经济制裁等手段不足以抗制某种行为时才运用刑罚手段，实际上是否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事实上，当某种行为对法秩序和法益的危害程度接近社会一般的犯罪与刑罚观念的时候，该行为就有了成为犯罪以及受刑罚处罚的理由。至于如何恢复被侵害的法益与法秩序，民事制裁手段并不排斥刑罚。用刑罚来处理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基于对刑罚的恐惧，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往往也容易挽回经济损失。

刑法总是将对法秩序和法益的危害程度接近社会一般的犯罪与刑罚观念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以构成要件来描述这种不法的类型。换句话说，当某种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该根据刑法来调整。因此，对于金融诈骗行为的处理，应该看金融诈骗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

二、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

强调加强对金融诈骗行为的刑法防范和调控，并不是说凡是金融纠纷都应该一律以刑法来处理。刑罚手段关系到人的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所以要严格控制刑法的适用。只有当金融诈骗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一社会调控手段，否则，就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侵犯人的基本权利。根据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这也是司法实践在认定金融诈骗罪时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

由于对金融诈骗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存在着理解上的根本分歧，硕士论文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的看法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笔者认为，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排除财物的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而且金融诈骗罪中所有的作为主观要素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其内涵都是相同的。理由是：第一，金融诈骗犯罪归根到底是对财产法益的侵害。其本质的特征就是永久性地非法剥夺他人对财物的权利，自己以财物所有人的身份取而代之。只有将“意图排除财物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作为“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中心意思，才符合取得型财产犯罪（相对于毁坏型的财产犯罪而言）的本来面目。第二，笔者之所以不认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排除“权利人”行使权利，也没有将金融诈骗罪的法益表述为财物的所有权，是因为在金融诈骗罪中，可能存在基于不法原因或者非法债务而仍然构成犯罪的情形。例如，甲受贿了人民币100万元，乙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集资为名将甲受贿来的100万元骗走。假如乙同时以相同的手段从不特定的多数人处非法集资，乙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在该案例中，虽然甲并不是这100万元的权利人，相应地乙的行为也没有侵犯甲对这100万元的所有权。但是即使受害人并不是财物的权利人，并不拥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但这并不妨碍行为人非法取得意图的形成和实现，其行为仍然对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他人财产造成侵害。因此，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永久性地排除财物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对财物占有、处分、收益的事实。第三，排他性只是非法占有意图的一个特性，并非是非法占有意图的本质或全部内容。因为占有的实质是对财物的支配或控制，行为人剥夺或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乃至所有权，并不意味着他支配、控制了财物。例如，将所有人的财物直接砸毁，以及将别人鱼塘中的鱼放走的行为，虽然排除了所有者对财物的所有权，却不能说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如果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理论上尚且存在模糊之处，在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显得尤为复杂，在金融诈骗罪中更是如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毕竟形成和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世界，不可能像“事实”一样容易被人们掌握或者客观化；而且，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些重罪与轻罪（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与非罪（如盗窃罪与盗用行为）的分水岭。犯罪嫌疑人为了尽可能地逃避法律的制裁，总是会避重就轻不承认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应该十分谨慎和严肃。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以事实主义为基本立场，对客观情况作实质性、综合性的考量，通过推理回溯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当判断的目光往返流转于事实与行为人主观心理之间时，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描述的核心内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媒介。

在将案件归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不法类型的时候，判断者需要对表现出来的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客观情状作各种不同种类的判断。医学论文从方法论上而言，包括判断者个人的感知、正常的程序或逻辑推理、对目的的考量、一般的经验法则的藉助等等。判断者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内涵为基础，透过各种肤浅的表象以抓住事实的本质。

针对司法实践部门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认定上的困惑，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通过列举几种典型的欺诈行为以塑造非法占有目的的不法类型：1．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2．肆意挥霍资金的；3．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资金或者致使资金无法返还的。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列举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全部现实。司法解释的运行是带有规范属性而非纯粹描述属性的。这种司法解释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该解释为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可供比较的不法类型。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还是应该立足于事实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内涵，根据其实质对现实发生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的思维，逐步形成案件事实，然后才可能将其归摄于法条之下。在这个应然与实然相对应的过程中，法官善良的感知和一般的社会经验法则在规范与事实的不断往返流转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储槐植,梁根林．贪污罪论要[J]中国法学.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