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前景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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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鲜明的教育价值，具体表现为实践价值、美德价值、认识价值、德育价值。其中，实践价值是指数学学科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具有教育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为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计算的工具以及科学抽象的工具，不仅能够高度准确地概述数学的特性并形成科学的体系，还能够锻炼人们的计算能力、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美德价值是指数学在发展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能力方面具有教育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为规律归纳总结有序简洁、理论精简有趣；认识价值是指数学对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具有重要教育作用，这是因为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启迪智慧的钥匙，数学对提高人才素质有着重大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德育价值是指数学在形成和发展科学世界观、道德素养和个性品质中具有教育作用与意义，如学习和钻研前后连贯、逻辑性很强的学科时，数学教育可使学习者明白脚踏实地、坚韧勇敢、顽强攀登等品质的重要作用。这些价值不仅突出了数学教育的重要性，也突出了数学教育的智慧与境界。农业数学教育作为数学教育的一部分，自然也具备相同的教育价值，能够带领农业专业相关人才认识与领悟数学教育的智慧与境界。由董朝乐、刘俊英等编著，刘俊英、张保霞、杨海波主编的《农业数学基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在结合职业院校农业类学生的实际情况、农业类各个专业需求，以及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优秀教材精华的基础上，系统地讲述了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不定积分与定积分、数理统计等知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实际应用价值，可带领农业专业相关人才认识与领略农业数学教育的智慧与境界。

一、内容囊括农业数学教学重点，指向性明确

《农业数学基础》一书作为新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数学系列，内容主旨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故该书不仅注重实际应用、夯实基础知识，其内容还尽可能囊括农业数学基础的教学重点，以便更好地服务专业教学和培养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具体而言，该书不仅介绍了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还介绍了概率论基础知识、数理统计知识。其中，该书在介绍一元函数微分学时系统讲解了函数的和、差、积、商的求导法则，反函数与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高阶函数、隐函数及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微分中值定理等内容；在介绍一元函数积分学时阐释了换元积分法、部积分法、积分基本定理、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在介绍概率论基础知识、数理统计知识时讲解了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数学期望，样本与统计，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以及正交试验设计等知识。总体来讲，这种涵盖农业数学基础教学重点的编写方式，在保持数学自身系统性与严密性的同时，还能保持农业专业与数学专业课程的联系与衔接，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题量充足、题型丰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数学学习不仅是一个积累原理、定义、法则等理论知识的过程，还是一个积累做题经验的过程，而《农业数学基础》也贯彻了这一理念。该书在阐述农业数学相关原理、定义、法则的同时，更加注重例题的讲解与习题练习，如在第一章“函数、极限、连续”第五节“极限的运算法则”中，作者在列出函数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极限法则之后，引用了11个案例对其进行了分析讲解，将其具体运用方法表示出来。当然，该书不仅题量充足，题型也相当丰富，既有计算题、解答题，还有应用题，如在第二章“导数与微分”第三节“反函数与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中，利用大量解答题和应用题，解析了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和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与求导法则，不仅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基本原理、运算法则，还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与巩固原有知识。此外，该书的实用性还体现在每章都有精心设计的习题和参考答案，且习题并不是单一的题型，而是包括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应用题、计算题等，作者力图从多个角度引导学习者进行思考，锻炼学习者的思考能力与数学计算能力。总而言之，该书内容丰富，题量充足、题型丰富，系统介绍了农业数学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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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也在逐步转型升级，国家对于技术型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职业教育也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形式、新的方法在职业教育中层出不穷。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形式和方法都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而“竞争教育”和“合作教育”这两种看似矛盾对立的不同教育模式，在许多情况下又能合理并存，并相辅相成。不过有时也能看到过多的倾向于竞争而忽视合作不一定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反之亦然。

所谓“竞争教育”即教师利用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激励学生相互比较。相互提高，互相竞争来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模式。通常能提高学生某一方面的能力，且在职业教育中运用较多。尤其是在当下，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这种教学模式被各职业院校广泛推崇。而“合作教育”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下，倡导学生学会与他人相互合作。共同努力，为达到同一目的而学会分工协作。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学习效率工作效率的教育方式。尤其是职业教育，不同的专业有着不同的分工。有的一个专业会有多个不同的工种派生出来，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专业特色，充分发掘学生的专业特色，合理导向，能给职业类学生提供就业的导向。同时也能让他们在学校就学会与他人的合作，为将来踏上社会打下一个重要的意识基础，那就是与他人的合作。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而学生提高实践技能关键在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专业技能训练课。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就必须要提高学生的相互合作意识。有时这种意识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小范围的合作，达到更高层次的协作(即社会分工合作)。

一、通过各种形式。帮助学生树立信心。确立学习的方向与目标

职业类学生在入校前就已经历过许多次竞争，这中间最多的是以前学习时的各科成绩的比拼。或许有些学生会因以前学习成绩不理想而自惭形秽，对学习失去信心。这就需要教师的加以引导。给与充分的帮助，首先从心理上要着手帮助他们走出以前的阴影。同时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激励他们更好的学习，那就是专业技能的训练。许多职业技能与以前学习的好坏无太大联系，往往是熟能生巧，只要学生能够树立信念，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在所学的专业领域也会有很高的成就。为此，可以邀请高年级的优秀学生或毕业生，为新进入学的学生作一个专题的报告会，介绍一些他们的心得体会。用他们亲身经历来帮助新同学更好的融入到新的学习中去。然后，从基础技能入手，引入竞赛机制，帮助学生培养竞争意识。近几年来。职业类院校每年都在教育部的倡导下组织各种规模的技能大赛，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的职教学生们的风采。正是在这种机制的存在下。涌现了一大批十分优秀的职业类学生。以赛促学成为了很多职教教师共鸣，而且这种竞赛的形式也普遍的被众多学生所接受。同样的技能实践课程，如果以竞赛的形式来完成往往其教学效果远高于传统的教学。许多学生在以赛促训的形式当中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和潜力，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信，只要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一般技术工人的水平。

二、合理倡导学生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意识和能力

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不能与他人沟通及合作是很难立足于社会的。通过多年的职教工作，我也碰到过一些学生，虽然个人的技能水平很高，但是真正踏上社会以后，却默默无闻。而一些原本在技能上表现平平的学生，却踏上社会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已经获得一定的成就。相较之下不难看出，真正踏上社会以后，做人处事的能力往往要比技能更加重要，换而言之，要学会与其他人沟通并合作。这一点，说来简单，但做起来远比教会学生技能难得多。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个性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人的固有属性。不同个性的人与他人相处有着不同的方式。如要与他人合作，首先要能沟通。在学校中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有时在沟通上会有一定的阻碍。这一点在新进学生身上尤为明显。入学的军训可能是培养学生沟通和合作的第一步，历届的学生都是在军训中相互认识的。同时他们的队列训练也可以被看成是职教生涯中的第一次合作。此时新生在这种无矛盾、命令式的条件下。通常都能十分出色的完成合作。而后的学习中往往竞争的机会多于合作的机会，许多学生会有相互排挤的情况出现。因此，可以在正常教学中组织团队的竞赛来培养群体学生问的团结合作的能力。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这些情况下。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的合作往往会显得融洽而有效率。

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从而融入社会

篇（3）

在大多数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学前教育与保育政策和女性劳动力参与情况的演变相对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服务及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妇女获得带薪工作。由于经济繁荣取决于保持较高的就业率，因此，让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一直是政府致力于扩大学前教育与保育服务的关键驱动力。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出台了大量家庭及儿童保育政策，为有孩子的夫妇提供帮助，确保妇女能够将工作与家庭责任结合起来。

日益作为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进行设计

直到最近，学前教育与保育政策才开始更多关注促进儿童的发展，而不是服务于家长的需求。学前教育与保育政策开始纳入反贫困或教育公平措施之中，因为当儿童开始正规教育时，其结果的不公平已经出现，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公平可能继续扩大。现在，许多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将学前教育与保育看作一项公共投资，并整合各项学前教育与保育服务以确保儿童的全面持续发展。相应地，高质量学前教育与保育服务也被用作一项有效工具，帮助儿童奠定较强的技能基础，从而有更好的生活机会，尤其是对那些弱势家庭儿童或有移民背景的儿童。

注册早期教育课程的儿童比例显著提高

在最近几十年，许多国家显著提高了注册早期教育（ECE）课程的儿童比例。大多数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儿童在5岁之前接受学前教育，而且就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整体而言，有超过3/4的4岁儿童注册早期教育或学前教育与保育课程。就注册率而言，比利时、法国、德国、冰岛、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英国达到了95%，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希腊、波兰、瑞士则不到60%，土耳其甚至不到30%。在2005至2010年间，墨西哥和波兰的早期教育或学前教育与保育注册率提高了20%。

收益取决于学前教育与保育服务的质量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显示，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与保育能够为儿童今后的生活带来更好的结果。提高儿童的认知技能和社会情感发展，有助于为儿童终身学习建立基础，从而让儿童的学习更加公平，减少贫困并提高社会的代际流动等。然而，学前教育与保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这些收益取决于学前教育与保育服务的质量。增加学前教育与保育服务机会的同时，如果不给予其质量同样的关注，将不会带来良好的儿童产出或社会长期的生产力收益。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也证明，早期教育参与率与15岁学生的阅读成绩密切相关，而且该结果考虑了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等。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还表明，早期教育参与率与今后的学习结果之间的相关度在学前教育与保育质量高的国家尤其明显。据了解，学前教育与保育质量的量化指标包括儿童与教师的比率，课程的持续性，每位儿童的公共支出等。

学习与福利环境指标影响儿童学习结果

由于缺乏对于早期教育提供者质量的直接测量，“生师比”通常被用作一个测量早期教育质量的替代指标。研究发现，儿童与教师的比例越低，儿童的认知及语言方面的表现越好。

平均而言，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每位早期教育教师负责14名儿童。生师比（包括教辅人员）从法国、以色列、墨西哥、土耳其的20∶1到智利、冰岛、新西兰、斯洛文尼亚、瑞典的10∶1不等。研究证实，丰富的、富有激励性的环境和高质量的教学是由合格的教师带来的，而更高质量的教学能够带来更好的学习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条件影响早期教育教师的专业满意度，最终可能影响其能力与意愿，以及是否会提供稳定的师生关系，是否关注儿童等。较高的教师流动率可能扰乱学前教育的连续性，否定教师的专业发展努力，从而影响早期教育的整体质量，并给儿童带来消极影响。

成员国至少免费提供一年的早期教育

“持续时间”是另外一项能为儿童今后生活带来更好结果的重要指标。各国通常通过法律规定，确保儿童能够获得支付得起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与保育。许多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开始为一定年龄段儿童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与保育服务或早期教育服务，通常在开始义务教育前一年或两年。例如，荷兰为4至5岁儿童提供免费的早期教育，英国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则为3至4岁儿童提供免费早期教育。一些国家还将这一权利扩大到更年幼的儿童，例如，法国、以色列、墨西哥、葡萄牙和瑞典为所有3至6岁儿童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与保育或早期教育。此外，降低义务教育的年龄，从公平的角度来看，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扩大早期教育持续时间的政策选择。

早期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

学前教育与保育的公共支出通常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共支出，学前教育与保育机会可能只限于富裕家庭儿童。平均而言，早期教育支出占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9%用于教育支出）。然而，各国之间的差异显著。例如，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只有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用于早期教育支出，而在丹麦、冰岛、以色列和西班牙，早期教育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8%或更多。

与非欧盟国家相比，政府资助的早期教育通常在欧盟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更为普遍。同时，各国源于私人的早期教育经费差异也非常显著，从比利时、爱沙尼亚、卢森堡、荷兰及瑞典的不到5%，到奥地利和德国的超过25%，再到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超过48%。在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经费以保证学前教育与保育质量和数量的国家，一些家长可能更倾向于家庭承担沉重的经费，而其他家长可能选择在家照顾孩子，从而妨碍了妇女进入职场。

总而言之，在一个财政紧缩的时代，确保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与保育机会应该成为提高儿童产出、确保长期的社会效率收益的优先任务，同时，最脆弱的群体应该受到保护。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

链接

俄罗斯将制定学前教育国家标准

编译/王娜

据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网站报道，俄罗斯最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将于2013年9月1日开始实行，并首次将学前教育归类于普通教育层次内。教育法要求俄罗斯制定历史上首个学前教育联邦国家标准。

据了解，标准制定工作组由教育科学部主导组建，成员由联邦教育协会、学术类学院和社会组织代表组成。工作组代表之一，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学院院长阿列克桑德・阿斯马洛夫表示，“学前教育标准应该符合国家的总体联邦标准，将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

标准预计在今年3月诞生，将接受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并让联邦教育协会代表以及所有感兴趣的公民参与进来。根据讨论结果，今年9月1日开始，俄罗斯境内所有学前教育机构和组织可以使用最新制定的标准。

同时，随着新标准的实施，俄罗斯国家财政将完全满足在学前教育领域内的要求和满足劳动力的薪酬体系，从而激励学前教育从业人员创造高质量的工作成果，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

按照规划，新标准将有助于俄罗斯基础教育教学大纲和学生学习态度的形成，有助于俄罗斯基础教育教学大纲的辅助条件，例如师资、资金和物质技术以及其他资源条件的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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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职业教育中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现状及困境

（一）师资力量配置不合理

对于中职院校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是一门必修课程，课程涉及的内容范围比较广，法律、财政、税收等知识的理论性和专业性都比较强，如果授课教师只懂得会计知识，而对其他专业知识掌握的不够深入，在教学中就不能驾轻就熟，教学效果自然会下降。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部分中职院校缺乏会计实务经验丰富且法学基础扎实的跨专业教师，在开展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时不能对教学内容进行专业化的解读，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不够深入，严重降低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设计不科学

目前，还有很多中职院校会计专业的教师在开展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时采用传统“黑板+粉笔”的授课模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学生的学习需求了，再加上本来这门课程内容就枯燥难懂，课程内容设计的也不够科学，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互动，更不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学生的会计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也会弱化。

（三）应试现象突出，理解与应用被弱化

在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中职教师和学生在观念上存在误区，认为学习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这门课程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证，这就导致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死记硬背，而没有真正理解知识的内涵，更谈不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会计实务中遇到的问题，很多学生在通过资格考试之后由于缺乏理解会遗忘大部分知识，严重降低了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改进中职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现状的对策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切实提高中职院校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的有效性，学校必须加强会计教学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对于负责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的教师既要懂得基本的会计实务知识，又要对财政、税收、法律等内容有一定的了解，以提高该门课程教师的专业性，保证教学质量。其次，学校还可以邀请那些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企事业单位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优化教学师资队伍，实现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相关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进而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同时，职业院校还要注重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增强探索开拓能力，鼓励会计专业教师进行教学创新，进而促进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提升。

（二）丰富教学方法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中职院校要想切实提高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的有效性，必须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本身就是一门理论性和专业性都比较强的学科，如果单纯的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很难让学生理解和接受，案例教学是改进这一教学困境的重要方法。通过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当中实施案例教学，可以将课程当中抽象的法律、税收相关的知识融入到案例当中，加深学生的理解，还有助于强化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2.情境教学

采用情境教学的方法能够通过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并辅之生动的语言文字，可以使原本枯燥难懂的知识变得形象化，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施。第一，利用学校现有资源模拟真实的情境，让学生进入到实际的会计工作岗位当中。第二，开展现场教学，中职院校可以通过与企业、商场、银行等的合作，组织学生进行现场参观，通过真实情境进行现场范例教学，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3.项目教学

项目教学法是整个会计课程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将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的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在项目教学法当中，要根据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项目的划分，然后再对教学环节进行精心设计，引导学生按照项目实施的步骤学习课程知识。

（三）讲练结合，把知识点考题化，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

中职院校进行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教学除了要增强会计专业学生理论知识水平之外，为资格考试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目的。从目前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现状来看，基本上是以客观题为主，教师可以根据这一特点改进教学模式，实行讲练结合，将重要的知识点纳入到考试例题当中，这样既能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还有助于加强训练，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进而更好的应对资格考试。

三、结语

针对目前中职院校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教学现状及面临的困境，需要学校及教师及时更新观念，采取有效措施对当前教学模式进行改进，学校要加强会计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学方法，结合教学内容科学的选择案例教学、情境教学、多媒体教学、项目教学等方法，还要强调讲练结合，注重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进而提升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谢佳，赵敏.《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探讨[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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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大高校的教学仍主要是学生在教师的讲解下，全日制在教室中学习理论知识，而对于实际操作性的课程，亲自动手实践较少。当然，对于这一学习模式的形成，不仅仅在于各大院校或是某些老师的责任，这一教学模式的改变也无法仅仅借助某方面力量快速完成。各大院校的艺术类学生，多数是高中文化基础课程的学习成绩不理想，或高考失利，其中的部分学生由于对学习兴趣的缺失，认为进入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镀金，等到毕业后由学校安排工作。

二、灰领人才背景下如何创建职业教育新模式

在当下的教育背景下，尤其是就业形式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许多学生选择艺术设计类专业就是为了能够在毕业后有份可心的工作，可是不少学生由于学习成绩较差，对学习兴趣的缺失，进入学校后的学习情况不容乐观。作为高校职业教育的教师，就应该坚持以育人为本的原则，结合本专业实际情况，努力探索创建出一套新的职业教育模式。

第一，借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力推动艺术设计的职业教育网络资源库设。首先，要以我国职业教育资源网为基础，力争实现对职业教育资源的全面整合。打造出更加完善、健全，也更高效的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其次，要充分利用网络上的海量资源，打造富有特点的专业和课程资源。在现阶段，国家非常重视职业教学的发展，广大的艺术院校一定要积极利用这种政策的东风。大力推进校本课程项目的建设，打造富有本地特色的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一系列精品专业和课程体系。并将之作为教育样本共享给其它合作院校。再次，要大力推动对公共课程资源的建设，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全面，以艺术设计的毕业生为例，如果毕业之后从事动画设计却不能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地掌握，所设计出来的作品就只能是美、日动画的抄袭品或者毫无文化深度的快餐式作品。因此艺术院校应强化包括德育、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在内的公共课程教学资源。

第二，打造富有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随着社会化分工体系的愈加细化，社会对于艺术设计业学生专业技能的专精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学生的职业教育，艺术院校大力推动学生实践能力的增长成为了必然趋势。而这种增长必须是建立在对课程设置体系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基础之上的。例如台州师范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以满足个体发展，适度超前教育为原则，将课程体系划分为文化基础、专业理论、整体实践、专业岗位实践等四个主要的模块。并将其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合理地分配在学生的学习之中，从而将三年制教学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4.5比5.5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

第三，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职教培养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院校要想使自己的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提升学生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就一定要积极地观察市场需求的变化，并合理调整本院校的培养目标。首先要充分发挥整体的区域优势，立足本省市场的需求，进行课程体系和实践模式的调整。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下的互利互惠的职业教育委员会，力争尽可能地吸引优质实习企业加入到会员单位的团体中。大力推动本院校重点特色专业的建设，不断创新学生社会时间的形式和内容，形成校企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其次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重点突出本院校的教育优势与特色，从而在促进学生专业技能增长的同时，提升本校适应就业市场初、中级职业需求的能力。再次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深化改革，及时吸收兄弟院校在职业教育进行中的经验、总结不足。为学生营造更好的适应其以后职业发展的学习和实践环境，并反过来促进本院校课程体系的创新，丰富教学组织模式和教学管理方法，深化工学结合模式的内涵，使本院校的职业教育能够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对设计艺术的职业教育模式展望

设计艺术类专业的职业教育模式一定要向灰领人才培养目标上靠近，因为设计艺术类专业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是能够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人，其次要有夯实的理论基础做指导，而这些要求正好符合灰领人才的定义。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设计艺术类的人才培养，要仿照灰领人才培养的模式来进行推动。

首先，要注重加强理论基础的教学。专业理论的教学是为了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少走弯路。现阶段，我国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出于对绘画的喜爱才报考该专业的，这些学生由于在高考录取方面的分数要求相对较低导致他们在文化课方面的先天不足，造成学生的理论基础相当薄弱。因此教师一定要加强对学生艺术设计相关理论的教学。在理论教学中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将理论讲授、示范作品分析、课间辅导与课后总结等几个关键环节进行科学融合。帮助学生尽快建立关于设计专业的理论体系，增强他们对于本专业属性与特征的认识，了解艺术设计的方法和要求。

科学的教材选择与搭配对于提升艺术理论教学效果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因此要想有效地加强学生的理论基础，就必须要注重选择内容与方法兼备的优秀教材。艺术院校的相关领导一定要注重对教材的选择与更新，有条件的院校甚至可以针对实际情况自己编写教材，合理开发校本课程。与此同时，艺术学院的教师还可以尝试将学生专业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借助通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解决，例如在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学中，可以通过网络收集一些知名播音员普通话失误的视频，然后同课堂教学内容相比较，从而生动形象地将学生需要注重的问题表现出来，使学生能够产生深刻的印象。

其次，要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提升。据相关调查显示：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作品的构思、图纸绘制到制作实施的工程，是学生参与性最强、思维最为活跃、理论结合实际能力发展最快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将已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和整合，还能够从中发现自己学习的遗漏之处以为对一些尚未学习的知识点产生科学的见解，从而提升自己在专业实践范围内的独立思考和操作能力。尤其是一些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如photoshop等，单纯依靠老师讲述和死记硬背很难将各种命令都进行得心应手地运用，而如果通过具有针对性作业的布置，使学生自己动手来进行操作，学生的掌握程度无疑会大大提升。最学生的作品完成之后，教师应以趁热打铁的精神来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讲评和总结。与此同时，组织学生开展相互之间的讨论与交流。要求他们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指出其它同学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并试着从理论角度分析其作品的优势所在，从而为今后的设计获得有益地参考。这样不仅使学生从理论上总结专业设计实践，更主要的是促使学生加深和巩固已学的知识，使认识深化。

激发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是关键。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院校一定要以身作则，提升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不仅要注重引进专业的实践教学人才，还要加强对本校现有教师的培养，从而能够对学生的职业发展进行科学地指导。在专业课的教学中，也力争要求教师对学生的职业发展观念进行渗透，从而加强学校职业教育的氛围。此外，学校还可以鼓励学生组建一些以社会实践为主的团体，并定期举办经验交流会，以此来提升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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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法作为一种单向传播式的教学方法，使得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在“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和教师反复说教的情况下开展。它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教师以专家的身份将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知识讲授给学生，学生将其听到的相关信息转化为记忆，并通过频繁课考强化记忆。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教学过程中，讲授法直接导致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受阻，因而针对某一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某一会计问题，教师与学生难以进行广泛讨论。在课程考核上，教师也很少考虑学生期望得到的知识，而是按照教学大纲组织试题。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始终是主导者，课程的内容、课程的进度和课程的考核等都由教师决定，对所学知识缺乏感性认识，其学习积极性逐渐消减。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作为被动接受者，只了解该课程的知识点，却不懂应用，创新意识不断降低。

二是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中教学方法新选择。

第一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的本质在于教师利用典型案例为学生设立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讨论案例，从而掌握理论知识和总结实际规律。该教学方法是为了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师和学生共同采取的行为方式。案例教学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给予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境，让学生拥有充分的创新思维空间，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案例提前发到学生手中，学生有充足时间研究案例，以自己的观点参与案例讨论。学生运用所学到的会计等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讨论的过程也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表达个人观点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学生通过信息交流与争论，创新思维能力将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在学生充分参与教学活动的情况下，教学考核就可以在事中进行，通过学生对案例的准备、参与案例讨论的论据充分性、最终解决办法的可行性等进行评分，从而克服传统讲授法重视教学结果、忽视教学过程的缺点。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五或第六学期，此时，学生基本熟悉并掌握了会计学基本理论和法律基础知识等。我国资本市场上涉及到财经法规和会计职业道德不胜计数的案件给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将案例教学法运用到技术操作性强的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上。学生掌握了会计基础理论之后，以“当事人”的主体身份参与案例的讨论和解决，锻炼了学生运用会计等理论知识分析和处理会计实务问题的能力。另外，资本市场中的案例为学生提供了现实情境，学生必须处理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分析案例中的会计材料、运用会计判断并进行决策等。如果案例成功解决，学生可以从中掌握应对复杂会计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反之，案例解决失败，学生能够深刻认识会计工作中的固有风险，体会会计理论与实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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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还指出产学研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之路，要积极探索校企全程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没有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开发、社会服务的作用。以下浅谈其具体表现及对策：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高职教育对于社会的任务和作用，归根到底根本职能是为社会开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高职教育的规模和水平。

高职教育到底是以培养技术型应用性人才为主，还是以培养技能型应用性人才为主，对这一人才培养定位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否则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将无所适从，高职教育也将迷失发展的方向。当前全国高职教育按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多数高职院校过度削减必要的理论课程，片面强化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办学层次向中职教育下移，导致学生实际应用能力降低。使得高职院校与中职、技校甚至培训机构无异，只重视技能训练而忽视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将严重削弱了高职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竞争力，也将失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独特优势。

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是培养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专门应用性人才，即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不是一般的操作工，也不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者，应该是既能动手，又能动脑的技术浪涛用型人才为主。

二、专业设置的市场导向

专业是高职教育办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当前高职院校对专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不够，没有认真分析区域产业背景、行业格局、企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专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与区域社会接轨不密切，缺乏市场的导向性，其结果是大量相同或相似专业的重复设置，优质资源分散，专业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高职院校有效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特色专业明显不足，这也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根源之一。

高职院校多数是由地方政府主办的，为了获得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必须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其次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培养技能型应用性人才，这类人才必须与区域的人才市场对接。所以高职院校要主动以需求为导向对接区域产业设置专业，优化专业结构，做好区域产业的调研和预测，通过市场调查明确高职教育定位，使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步，在变动中升级，培养区域产业不可替代性专业人才。

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

当前高职院校突出表现在为带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的作用不大。表现在自身的科技创新实力不强，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为企业做出贡献不大，为高新技术孵化基地的作用不明显，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

建立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保障机制，主动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提高职院校带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的作用的有效途径。高职院校要发挥自身优势，在实现各自目的基础上，主动让“利”给合作企业，通过人、财、物的市场化运行与管理，校企双方产权明晰，职责明确，制度保障，充分调动企业参与高职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

四、师资队伍的结构性转型

由于我国高职教育办学时间不长，大多数高职院校是由“中专”合并“升格”而来，即脱胎于中专办学模式，基础较为薄弱，具备较高理论知识，有丰富实践经验，能参与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教师很少，这是制约高职院校推进校企合作的关键因素。还有是具有生产性和新技术研发功能的设备不足，为区域企业培训员工作用不大，这些因素都导致高职院校不能吸引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影响产学研结合的顺利开展。

我们认为当前对高职教师仅提“双师素质”的要求是不够的，从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高职教师必须从“双师型”走向“三能型”，使高职教育的师资队伍进入结构性转型。高职“三能型”教师指教师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能胜任理论教学；要提高动手能力，能指导学生实训、实践；还要求教师参与企业相关研发工作，能帮助企业克服技术难题，开展应用性研发。同时，加大与区域产业相匹配的教学设备投入，使高职教育软硬件上都有利于走产学研之路，更好地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产业升级是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在高职教育内部视角下，产学研结合的价值取向是以培养人才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在于更好地完成人才培养的使命。因此，高职院校要提升自身的办学实力，只有确立职业技能与创新创业能力并重的人才培养目标，确保人才培养方向，建构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课程体系，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适应地方经济和人才市场要求，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合格实用人才。

参考文献：

[1]刘亚峰.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对策与建议[j] 科教导刊2011.11

篇（8）

“大学，即高等院校，最根本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大学生作为青年的代表，是社会未来的重要力量，关系到中国民族的兴衰，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起到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①为了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准，就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觉悟和专业水平，进而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而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解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途径问题。

1 课堂上宣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此，需要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渠道、主阵地和主课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在思想政治课即大学生的公共政治课上，授课教师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科学内涵及其重要意义，使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和把握更加科学和准确，从而增强其了解、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可以通过历史的正反面经验总结，引导教育学生。可以通过组织学生集中观看一些关于历史和现实的纪录片，使学生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国外的基本情况，使他们深刻懂得中国曾经遭受的耻辱、现实强大的来之不易、国外一些战乱国家人民所承受的水深火热之痛。如此正反对比，就会使学生逐渐理解，中国今天的强大是建立在几代人奋斗、牺牲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爱国才能成才，只有将自身命运与祖国前途命运相结合的有志青年才能在祖国的关怀中和支持下成长为优秀杰出人才。

同时，要给学生讲清一个道理，只有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良好环境，只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实现才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只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他人的尊敬，才能为最终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丧失国家的保护、社会的培养、他人的帮助，大学生将寸步难行。说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晓以利害，大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2 实践中锤炼

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是冷冰冰的二十四个汉字，与自己并无多少联系，而老师的讲解似乎并不能真正唤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接受。为此，需要通过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使他们真正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与价值。如：可以根据大学生特点，通过开展科技扶贫、文化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等活动组织大学生到改革开放的前沿考察或到城市、工矿企业、农村等基层搞社会调查活动，以祖国的沧桑巨变和改革开放真实面貌，帮助、启发大学生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大学生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组织大学生参观伟人故居、历史博物馆、烈士纪念馆、革命展览馆，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大学生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增强使命感。③在这些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大学生能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映照，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与重要意义。通过实践，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重要意义、时代价值，从而增强自觉、主动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3 生活中感悟

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往往能够起到润物无声育人效果。在大学校园内，要通过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大学生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真切的存在。学校可以通过宣传各类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感染学生，通过榜样的力量，使他们懂得，青年人就应该做民族的脊梁，青年人只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体现了自身价值，这样度过的人生才会是美丽的人生。可以通过营造氛围如：设立大型户外广告牌、宿舍标语口号、主题班会讨论、撰写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得体会、观看一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国“五个一”影视作品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帮助大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至少能够帮助学生记住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确表述，并且用这些表述去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

4 反思中接受

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思想体系只有在反思中才能更好地了解最终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对于大学生来说，应该长期、细致、耐心地反思自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程度、落实力度，进而将这种理论或者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外化为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应有的作用。

大学生应该通过撰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日记、理论文章等方式反思自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掌握程度，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了才有可能接受，诚如所言：“感觉到了的东西你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你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它”。通过这些具体的反思方式，大学生就能够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理论和行为规范甚至是一种精神信仰，是值得一生去理解和践行的价值观体系，掌握了这个价值观体系，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就能够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保持一种清醒、一份淡定，不至于在物欲横流、人欲泛滥的世界中丧失斗志或者或者迷失方向，从而走上歧途。

毋庸讳言，由于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形形的复杂社会现象使大学生“乱花渐欲迷人眼”，在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尽如人意，使大学生对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存有疑虑，进而怀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科学性，认为这种理论过于理想化，不会在现实生活中落地生根，因而不大愿意接受，这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的探索以及实践使大学生端正对社会主义科学价值观的态度、辩证分析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思想认识水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真正指导大学生学习、生活、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觉悟，为社会主义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总之，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诚如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变准。”为此，就需要积极寻求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成为政治方向上正确、立场上坚定、思想上清醒、行动上积极的新一代大学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培养一代又一代合格的接班人。

注释

①邓雨巍、付晓东.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研究[J].黑龙江教育，2015，1：31.

篇（9）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心理学角度对大学生开展相关思想政治教育，既是遵循个人心理规律，又能够有效促进教育的效果。心理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个体适应和发展的能力，使之具有和谐的心理状态，良好的心理特征和积极的心理倾向，以提高个体素质为目标。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心理成长发展时期也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依托于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在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基础上，不断加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认同基础上不断将其内化为个人价值观，才能不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心理学介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可行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定了社会主义大学生应该具备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奋斗目标、努力方向和行为准则[2]。心理学和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利于学生发展，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但传统的价值观教育不重视学生主体的需求和心理特点，采用“灌输”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价值观教育，一方面容易造成学生反感，另一方面价值观教育的效果甚微。对于“90后”大学生，在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须遵循其心理特点，利用其心理规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价值观教育的效果。因此，心理学介入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心理学途径

通过掌握大学生的心理活动规律，了解大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运用心理学相关知识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3.1 强调“首应效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

“首应效应”也叫“第一印象效应”， 指的是当人们第一次与某物或某人相接触时会留下深刻印象，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第一印象”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的影响作用。作为大一新生，他进入到学校，会对学校环境、专业等方面产生强烈的第一印象。在这种关键时期，利用“首因效应”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相应的始业教育，告诉学生学校提倡的是什么、大家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学校所反对的是什么等等方面，利用这种“首因效应”，从而加强对学生思想言行方面的引导，从而与我们的校园文化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

3.2利用从众心理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从众指的是个体由于受到群体影响，为了保持与群体一致而放弃个人意见的心理。大学生更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就是寝室和班级，他们容易受到这些群体的影响，在作出相应的从众行为，从众心理在大学生这个群体非常普遍。比如班级同学都在拼命考级考证，那么班上其他同学也会随大流努力考级考证。寝室有几个同学谈恋爱了，其他的同学也许就会跃跃欲试，也许他们本来也没打算谈恋爱的。但是随着从众对象的不同，我们也可以尝试让学生践行积极的从众对象[3]，因此，利用大学生的这种从众心理，创造积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氛围，让大家都投身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的带动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3利用榜样模仿作用正强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篇（10）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概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状况，立足于当前日渐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背景，重点介绍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对政策实施中的“情境性”所作的分析和研究。他们从“直面复杂性”的研究立场出发，指出了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方向，并提出了可供我们参考的框架。最后，文章讨论了以上理论对我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的启示。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教育政策执行 情境性 复杂性

作者简介：董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取向和研究发现也都呈现出相应的特点。进入本世纪后，教育政策的实践背景愈发复杂，以往的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对现实提供持久而充分的解释。为进一步拓宽分析视野、丰富研究中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本文对近年来美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评介，尤其是华盛顿大学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提出的分析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以为增进有关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添砖铺路。下文中，笔者将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历程放置在政策研究乃至战后全球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脉络下进行考察，以为理解该领域当前研究的新走向提供一个完整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时期(1960－1980)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讨论早期的公共和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离不开“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大背景。自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及个人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扩散，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公民所需各种社会服务的权威“提供者”。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得以强化。英、美等国逐渐建立起所谓的“凯恩斯式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体制，从而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和制度范畴下，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围墙经济”、确保全民就业，并向公民提供劳动报酬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福利。[1]国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建设都抱有“宏愿”，相信通过政府的干预和介入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对社会的“工程化”改造。而公共政策就被视为政府干预社会各项事务的重要手段。例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向贫穷开战”计划就是其“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建设中一系列公共政策(项目)的集合，而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这一时期的公共(教育)政策的设计彰显出“分配性”(distributive)、“类别化”(categorical)和“管制性”(regulatory)特征。[2]即政府力求把特定资源(通常是财政拨款)分配给特定类别的群体以增进社会平等，并通过必要的管制举措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基本沿用了二战时期颇有成效的“规划－项目化－预算体制”(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而政策实施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有限的激励手段发动各级执行者将决策者的意图贯彻下去。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政府一方面积极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各项政策的推行，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机构签订协议对各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加以评估。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执行研究也由此发端。[3]

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带有政策分析的性质，旨在发现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研究主要围绕政府部门启动的重大教育法案和项目的运行展开。如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的推行，特别是其中旨在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补偿教育的“第一条款”(Title I)及其他鼓励“教育创新”的改革计划，都是研究的重点。[4]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发现类似，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都指出，国家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和地方的目标导向与价值排序之间出现“无法规避的冲突”，地方既没有执行政策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5][6]另一些研究则更为关注政策执行的一线情况，认为相对于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形的关系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7]也有研究试图揭示学校在实施教育改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的提出教师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并非有意抵制，而是采取了一种“双向调试”(mutual adaptation)的模式将政策与其自身情境统合起来。[8]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构建体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取向。“自上而下”的探究取向往往从“技术－理性”视角(technical－rational perspective)出发，认为决策者可以掌控政策的全过程，执行仅仅是这个线性过程的一个环节，其功能在于将国家或决策者的决策“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而研究重点就是考察执行者是否“忠实”地贯彻了政策意图、执行成效与政策目标，以及可以运用怎样的技术策略改进和完善这个自上而下的控制流程。“自下而上”取向则刚好相反，认为与其反复比较政策目标及其后果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研究更应该从公共服务的分发(delivery)和受众(recipient)层面切入，自下而上地追问政策为什么会这样被实施。这些研究大都采用“阐释－政治性”视角(interpretive－political perspective)，关注那些一线的“街道官员”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多样的本地情境以及面对复杂的公众需求时，如何理解政策、采取行动进而做出适切的“自由裁量”。[9][10][11]尽管这两种取向一个强调宏观的“控制”、一个侧重微观的“理解”，但在早期的执行研究中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政策中心”倾向。因为无论自上而下或是相反，作为政策分析专家的研究者对政策执行成效和过程的分析和解释，都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如何提升政策设计的“可执行性”(imple mentability)的信息和建议。[12]也就是说，研究带有鲜明的“为了政策”(for policy)而进行分析的色彩。

二、“竞争型国家”时代(1980以后)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所“嵌植”的社会背景逐渐发生转变，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宏观背景的变革突出体现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及由此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那种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围墙经济”被一种崇尚创新性、灵活性、开放性的竞争性经济所取代，公民的社会福利逐渐被依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福利所取代。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以“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私营化”为特征的公共部门改革，引入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机构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至此，国家形态就变为一种“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13]相应地，政府也从原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变为公共治理的“驱动者”(enabler)，“掌舵而不划桨”，逐渐引出一种新的“网络化治理”(networked governance)的政策模式。[14]

在此背景下，教育愈发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因素，而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学校改进就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教育政策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自9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其发展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从研究的关注点上看

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已逐步超越对于政策“可执行性”的关注，更侧重对政策实施“有效性”(what works)的追问(即“哪些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15][16]

从确保“政策方案的充分执行”到强调“政策获取显见的成效”，关注焦点的转移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往大量研究都显示几乎不可能让执行者完全忠实于设计者的意图去实施政策，追求“可执行性”的意义不大；二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和教育市场化改革者的视野中，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在官僚体制内无法解决，而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和管理变革则能够克服这个难题。[17]换言之，与其用严格的管控措施约束各级执行者的行为，不如通过“设定标准”、“绩效指标”等基于“产出”(outcome)和“表现”(performance)的管理逻辑确保政策目标的达成。所以在政策执行研究中，对于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的考量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中心。

2.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看

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虽然仍是主流，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已成必然。

(1)尽管主导早期教育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及“技术－理性”视角在70－80年代以后颇受质疑和挑战，[18][19]但其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主张，仍然主导着第三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高金(M. L. Goggin)等在展望第三代执行研究时就指出新一代研究将克服以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弊端，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迈进。而所谓“科学”，即通过澄清关键概念(如“执行行为”)、确立因果联系路径(causal paths)及有关执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取和组织变量建立模型从而为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通过解决执行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界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使本领域的研究更接近科学。[20]这一“规范性”的研究取向在90年代以后又有不断强化的态势；[21]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英等国主流的政策研究逐渐进入所谓“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时代，那些类似医学上的“双盲随机控制实验”(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式的研究结果才会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进而才会有可能影响决策。[22]在此情形下，这种量化实证的政策执行研究成为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不少具有争议性的教育政策议题上，不难发现人们争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实证研究和数据说话的问题，而是究竟谁的研究设计才更“科学”、更“可靠”。例如，关于美国“择校改革”的成效如何的政策争论就是典型。[23]

(2)在实证主义研究的主流之外，日益丰富多样的政策研究界已开始包容更多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自80－90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政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语言转向”、“争辩转向”和“议论转向”，“阐释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和“议论－批判”视域(discursive－critical perspective)逐渐在政策研究中异军突起。[24]这些理论视角从根本上将“政策”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认为“争辩”在政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策并非是完全理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决定的社会实践。[25][26]政策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和“议论”(discourse)相互蕴含的现象，于是人们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演绎、权力和知识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就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27]这些年来，基于上述视角的研究正日益多见。例如，魏威尔－塔沃尔(Weaver－Hightower)对美国男孩教育政策演变的分析、[28]斯戴因(Stein)对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在实施中形成的“政策文化”的探讨、[29]伯驰(Burch)对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后造成的教育“隐形市场”的批判－制度性研究等。[30]随着这些理论视角的进入，各种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也逐渐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教育政策意义的重要手段。[31]

这样一种政策研究局面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公共和教育政策及其执行过程的理解，而这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见证了近二十年来政策研究所经历的一种转向：从单向的为政府决策而进行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变为对政策本身进行的一种多维度“政策探究”(policy inquiry)。其重要启示在于，我们或许应该跳出“政策科学”的狭隘视野，不能仅仅把社会现象从其相关的脉络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封闭式分析，从而提出一个理性且科学的行动建议。我们有必要将问题再放回到其所处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遵循“政策学术”(policy scholarship)的取向来探究。[32]这种倾向在新时期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正变得日益明朗。

三、新世纪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动向：直面“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出台昭示着美国教育改革走向“大规模”(large scale)时代。[33]教育政策的设计出现一系列显著变化，政策目标开始聚焦全体学生的学业表现，改革涉及的“标的群体”(target groups)也开始囊括教育系统内外的各方人员，政策的工具和机制也变得更加多样化。[34]这就使教育政策的实施面临着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显然不能回避这一现实。2006年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者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主编出版了《教育政策执行的新方向：直面复杂性》(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一书。书中指出，在当前美国的教育政策实践中，几乎没有一项政策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得到有效执行；换言之，“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不是某一类政策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政策的成败无法一概而论。[35]基于美国三十多年教育政策执行的文献综述，霍宁认为新时期的研究应该直面政策实施中的各种“变异”，并从“政策”(policy)、“人员”(people)和“地域”(places)三个维度入手，去梳理那些影响政策实施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进而揭示政策在复杂情境中是如何运行和展开的。[36]据此，霍宁概括并提炼出一个分析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分析架构(Honig, 2006)

1.从“政策”设计上看，政策的“目标”、所面向的“标的群体”以及所使用“工具”的不同，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成效

(1)政策目标的性质和内容对政策执行的难度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政策目标如果指向改革学校的“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等技术核心，那么往往会显得非常困难。[37]如有研究已显示，当国家课程标准要求教师的教学实践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教师所面临的执行困难是相当巨大的。[38]另外，政策目标指向的时空范围大小，也是决定其执行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仅面向若干所学校或至多是一个街区而设定的变革目标显然比面向全国或更大范围设定的目标在执行中遭遇的阻力和挑战要小得多。同样，如果政策仅仅力求实现短期成效而不是企图收获长期成效的话，那么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变数会少很多，其成效也不易被大打折扣。另外，如果目标的设定未能有效考虑到执行者目前的能力水平，那么在执行中也会面临难以落实的问题。(2)政策的“标的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哪些人群有利、会对哪些群体不利，这种“高利害”影响所激发出的政治冲突也自然会从政策制定延伸到执行环节，并对实施结果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美国的“承认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在这些年遭遇了实施困境，甚至在一些州已被终结。其原因部分在于该法案以损伤白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补偿非洲和拉美裔群体，而并不是设法将向上流动的机会平等地向弱势群体开放。这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民主社会必然会出现此类执行问题。[39]又如，政策如何“称呼”它指向的人群(如“贫困者”、“未婚妈妈”等)都在传递某种“信号”，从而左右政策的后果。[40]这充分表明“标的群体”在政策执行中的敏感性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3)政策“工具”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变量。例如当前美国教育改革所选用的“管理主义”的问责机制以及“消费者主义”的市场机制究竟是否适合于学校教育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质疑；[41]也有研究指出，一些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目前更多依赖系统变革和学习等工具，但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还需其他的支持与配合。[42]总之，怎样结合不同情境的需要选用相应的工具和机制已愈发紧要。

2.“人员”因素对于政策实施的影响

政策最终是靠各级各类执行者将文本转化为实践，因此人员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近年来的不少研究都更加确认了这一点。(1)政策实施参与者的范畴。传统的执行研究侧重分析处于实施一线的人员行为，但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43]这两种角色之外还存在大量“中介人”(mediators)角色(例如学区中心办公室的教育行政人员)，他们对于政策的上传下达起着关键作用。另外，由于当前的教育政策越发趋向于跨系统协作，因此教育系统外的相关人员(如家长、社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卫生及人力资源服务者等)对于政策的回应，也将对实施成效产生影响。[44]简言之，政策愈发表现为一个相互“嵌套”的系统(nested system)，是其中牵涉的各级各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特定的政策生态，因而研究的视野要扩大，将形形的人员在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予以关注。[45][46](2)政策执行者和参与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行动。人们如何解读政策、怎样建构关于政策的意义，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传统的研究往往持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人性假设，认为执行者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采取行动的。但这却忽略了那些规范、价值和信念等制度性因素对人们实施行为的影响。[47]新近的研究逐渐从人们的“认知”、“阐释”、“学习”等环节入手，结合实施者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来揭示人们对政策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过程，从而丰富了我们关于实施者如何发挥其“能动性”(agency)的认识。这些研究发现，执行者关于“什么是最恰切的行动”的既有知识和经验、见解和信念都会形塑政策执行的生态。[48]人们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环境中所形成的利益、获取的知识、经历的经验、建构的身份等等，都会影响他们在执行中的行为选择。[49]这些认知性、历史性、价值性、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因素都会形塑人们关于政策的“阐释”，也都应纳入考察的视野。[50]这样，才能恰切地解释很多政策执行的困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3.政策实施所处的“地域”对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域维度主要就是指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得以展开的“场景”(settings)、“地点”(locations)或者特定的“区域”以及这背后所包含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1)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组织中。研究显示，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的行动对整个政策的成效都具有不同程度且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仅关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但新近研究发现，学区中心办公室作为一种特定的复杂系统，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过程不同于其他组织；而学区下辖的城市街区往往也因为各不相同的政治和制度资源，从而使政策的实施生态表现出相应的独特性。[51]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教育政策同时在“条”(各级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和“块”(某一层次区域的公共管理)两个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于政策实施成效发挥着特定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剖析。(2)政策在不同组织机构和地方运行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形态，与深深根植在这些地域情境中的历史－制度模式相关。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中衍生出的种族和阶层关系，必然对该区域的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例如贫民窟区域的社会情境会影响该地区学校的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学生在学校的教育经历，有关的教育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实施情况也一定会映射出这种独特的脉络情境的影响。[52](3)不容忽视的是，教育政策实施的场所通常也与一定区域内的其他组织和机构相联系，亦即都生存在特定的“组织域”当中，特别是在当前大规模、跨系统的教育和社会变革时代下，学校中的政策执行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周围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相关联。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领域的变革政策形成一种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例如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学校中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53]如一些研究显示，尽管为弱势家庭提供了进入优质社区上学的资助，但由于他们既缺少必要的就业和生活上的支持，也缺少社会文化上融入的帮助，难以真正在社区立足扎根，这样的学券资助计划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提升这些孩子学业表现的目标。[54]可见，对教育政策执行成果的分析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跨系统的区域场景中来观察和思考。

概括而言，以上理论框架勾勒出一种对政策执行的新理解。它不再将政策的实施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心到边缘”的线性过程，而是强调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高度情境性和处境化(contingent and situated)的过程。“政策”、参与的“人员”及实施的“场景”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方对实施的影响都无法离开对其他方面的分析而得到充分地理解。[55]至此，执行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那些潜在的或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因素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已经并且会愈发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讨。

四、结语和启示

本文在社会转型和政府公共管理变革的脉络中，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变迁和转向，特别介绍了当前“大规模教育变革”情境下研究者如何解析政策执行中的复杂生态的理论动向和基本成果。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政策背景下，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基本是在“政策科学”的典范下对政策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估，旨在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在竞争型国家体制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公共服务提供与治理的新模式，政策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阶段；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政府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推崇“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倾向。然而正如霍宁等人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量研究已然显示，这种力求在一般意义上概括政策实施的有效特征、寻求一种关于政策执行的“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的取向，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并解释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各种困惑和难题。[56]因此，政策执行研究要直面复杂性，将成功实施了的政策案例背后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的情境性因素挖掘出来，并提供一种动态性的解释。这种以发现并积累关于政策执行的情境性知识、视政策中的变异性为常态、同时积极借助各种理论(如复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批判理论)和质性研究方法来推进的研究，标志着一种新的政策执行知识建构取向。[57]它将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更为完整也更有助益的知识和信息资源。

我国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在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国在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一些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例如义务教育择校、异地高考等)已愈发表现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这些领域的教育改革和治理政策的实施生态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一方面，我们也将公平和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应地各类教育改革和实验项目还将层出不穷地涌现；另一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的改革策略也趋于综合化、系统化。例如基于教育均衡发展、新课程改革、特色学校建设、教育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形成不少“教育部－省(市)”合作的综合教改试验区，改革的目标、涉及的部门和人群、启用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机制也趋于多样，一个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施生态已然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为增进我们关于本土性教育政策问题的理解，参考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各地具体的社会实际，深入挖掘和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性因素，就显得必要而富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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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12-0158-01

当代大学生是新媒体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新媒体对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何发挥新媒体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积极作用，从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是当前社会及高校应该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新媒体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作用分析

当前，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接受信息、表达感情、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并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介人到大学生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从根本上改变着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给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日益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依据其独有的特点对大学生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给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新课题。

（一）新媒体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积极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更加顺畅，可以克服时间与空间的障碍；新媒体传播渠道多元化让大学生能够自主获取信息并自主的分析和判断；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丰富了模式。

（1）新媒体克服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障碍

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毫无障碍地向大学生[1]。大学生通过博客、QQ、微博等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观念与情感。因而新媒体传播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有效进入大学生意识。如新媒体中有关正确的政治观念、爱国主义事迹、当今公民道德事迹等，能让大学生有明确是非观和荣辱观。

（2）新媒体丰富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模式

利用新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全方位的、个性化的、多维度的传播，可以极大地激发大学生的求知欲和想象力，让他们自主地选择学习组织者提供的素材，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情境中升华思想，在图文并茂、声情融汇的语境中感知教育信息。同时新媒体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大学生可以通过博客、微博等多种渠道与老师沟通，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的单纯说教方式，增加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新媒体给大学生带来诸多便捷与高效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2]，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大学生价值判断和选择

新媒体传播方式更加复杂化，很多不健康信息趁虚而入，这些信息与我们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巨大差别。很多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产生了困惑。而大学生对新的观念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而在开始就有许多错误观念占领阵地，这无疑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2）导致大学生功利化倾向

新媒体中一些信息对市场经济现象过度宣传，导致大学生浮躁心理，产生急功近利心态。并且随着一些西方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生活方式的传入，更多大学生倾向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而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社会主义崇高精神、为社会作贡献人生价值观念淡薄。因此，高校中着享乐、攀比之风盛行，功利化倾向明显。

（3）导致大学生个人意识膨胀

新媒体的开放性、自由性特征，使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唤醒，对一些网络红人、网络词汇盲目崇拜和支持，越来越认为标新立异可以得到外界的关注，导致个人认可和和崇拜被误解[3]，因而致使个人意识膨胀，个人主义盛行。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创新新媒体核心价值观教育形式

要增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必须创新教育形式，教育内容尽可能大众化、贴近大学生实际，采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能够感同身受，因此要通过新媒体加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发动，鼓励他们参加实践，在行动中逐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自己的头脑[4]。

（二）营造高效良好的新媒体传播环境

高校应该合理规范、建设校园新媒体网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价值发展方向，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并且完善新媒体运营中的监督管理模式，严厉打击不良信息的传播，同时大量了解大学生心理需求，以他们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

（三）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增强自我教育

要充分让大学生能够利用新媒体资源完善自我，促进自己全面发展。首先，应该给大学生普及媒介素养知识，提供给他们实践活动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明辨是非、坚持正义。其次应该以优秀事迹、作品来激励大学生，让他们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价值观。这需要媒介从业人员与高校发挥合力作用，因势利导，以思想引领大学生价值观。

总之，发挥新媒体中社会与高校的合力作用，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环境，转变教育方式，实现大学生自我教育。势必将为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岩，陈伟宏.新媒体：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契机与挑战[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