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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篇（2）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篇（3）

一、2009：就业形势严峻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息和各级媒体对就业市场的频繁关注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就业问题已经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就业的总人数达2400万人，这组庞大的数字显示出了2009年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两个群体就是大学生和农民工。

二、大学生：毕业失业

据统计，今年全国新增大学毕业生将达到610万，与往年未能就业的150万大学生叠加，一支庞大的待业队伍立刻呈现在人们眼前。即使在经济发展正常年份，消化这样一支高学历的劳动力大军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在就业市场遭遇寒冬的2009年呢?“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这样一句以往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调侃，在2009年变成高校毕业生的真实写照。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的抽样调查显示，到2009年2月底，应届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仅为35．6％，这与社会保障部期望的70％的就业率还有很大差距。而往年就业率较高的几个大省市，今年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更加不容乐观。据悉，截至今年1月底，天津市2009届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不到10％，比上年同期下降18个百分点；而截止1月中旬，广东全省本科生就业签约率则只有2．2％。

三、农民工：回家≠过年

2008年春节，数十万农民工因为雨雪灾害被阻隔在广州火车站无法回家；2009年春节，风和日丽，却仍然有数十万农民工在广州火车站徘徊，今年，他们则是因为遭遇了就业市场的寒流而不得不回家过年。同样是回家，心情却迥然不同，新年的快乐与期望被失业的无奈和迷茫冲刷得无无踪。

据统计，2009年春节前，约60％左右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而根据人保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其中的5．4％是因为失业。以我国务输出大省四川为例，至2009年1底，四川省共有212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占外输劳务总量的17．8％。200年春节后，全国需要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万人以上。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需求却一降再降。作为解决了全国1／6就业岗位的广东省自2008年以来，全省用工需求一直呈下降趋势，由第一季度的228．7万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211万人。另据预测，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约为190万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约4．99％。短短十几个月时间，“工荒”戏剧性地转化为“民工过剩”2009年就业形势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四、谁该为“就业寒冬”买单

就业问题一直是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话题，但百分之百的就业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很难实现的。一定规模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发达国家平均年登记失业率也在5％以上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降低，2007年已降至4％。而2008年下半年来，就业矛盾却突显日益尖锐之势。究竟原因何在，可谓众说纷纭。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尽管造成就业困境的原因很多，但从影响力上来看，金融危机以绝对多数票被指认为罪魁祸首。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一方面，大量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减少的双重打击而接连倒闭；另一方面，国内上游企业因遭受牵连而举步维艰。国内经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除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外，剩余企业招聘计划也纷纷被冻结或缩水。

往年风光无比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等金融机构，几乎都大幅削减甚至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而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外资银行也放缓了发展步伐。同时，吸纳就业人数众多的地产、汽车、广告、石油石化、能源、物流行业，也因前景不明而无法给就业市场缓解压力。

五、高等教育的反思

从零工资就业、名校生养猪，到考研热、公务员热，知识型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势”使人们反思高等教育的呼声日益升高。各方舆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1999年以来的大学疯狂扩招难辞其咎。1999年，国务院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技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9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据统计，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与此相对应，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政府数据显示，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而在2007年，高校毕业生已达到495万人，今年更猛增至611万人。国内人力资源市场“青黄不接”的状况早已完全改善，并且日益饱和，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

另外，有关专家指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心理感受。国内教育的倾向使得不少大学生习惯将自己就读的学校、专业等与薪资待遇挂上钩。这种片面的理解往往使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失去不少机会。

六、经济转型的必然之痛

经济转型是引起失业率短期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在金融危机的放大作用下，人们已经忽略了它本身的影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转型期，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已是时势所趋。事实上，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始于金融危机来袭之前。也就是说，即使不存在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调整也会带来大量剩余劳动力。

这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阵痛。但是，它最终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而自行解决。

七、就业与社会经济发展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这不仅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而且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尽管充分就业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短短两个月内，相关政策就已接连出台，但在目前复杂的情况下，要缓解就业压力却并非政府一家之责，企业和就业者本人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八、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就业增加使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得到就业机会，使全社会的劳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生产出更多最终消费品，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导致居民收入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和投资也会相应增加，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关系。反之，失业的增加则会导致经济增长向相反方向运动。按照奥肯定律，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反向的替代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失业率每上升1％，总产出就会减少3％。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就业是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不景气导致就业形势恶化，失业又造成居民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因此减少，企业产品滞销，生产和投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令经济增长乏力。如果不集中力量解决就业问题，“保增长”的目标很难顺利实现，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复苏都将成为一句空话。

九、就业与社会稳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其经济收益和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50％以上为劳务所得，这就意味着，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样不仅无法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使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受阻，同时，在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会给失业农民带来很大生活压力，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十、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一大批国有重点企业在今后几年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公共安全和社会服务领域的单位，以及机械制造、桥梁设计等行业，也发展迅速。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尽量提供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缓解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今后的蓄势待发储备充足的人才。

篇（4）

一、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篇（5）

织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纪左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当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称的土地制度建立时，将它们纳入到一种直到那时尚仅仅由粮食和贷币组成的财税收入的范畴中。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于有关确定使“粮民”获得可耕地的程序问题上过分耽搁了，同时也无须在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确实落实的棘手问题上长篇大论了。反之，最重要的却是要强调从此之后被接受交纳第三种税(调)的布帛那几近于货币的地位，这里确实是指生丝绸帛，但同样也有诸如线麻和芝麻那样的粗纤维织物。除了暂时分配给农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们还会分到种植纺织原料的田，根据地区不同而分别称作“桑田”或“麻田”，它们形成了“永业田”。养蚕业当时在比当代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实施，因为它明显能大大升值。线麻和苎麻的较粗纤维仅仅在那些已证明无法生产丝绸的地区才做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织物来纳税，同样也获得了官方事实上的承认，它们从此之后被确定了一种法定的价格。在家庭基本经营内部，种植粮食作物、纺织纤维和织物生产的结合，使中世纪的中国农民变成了“农民一手工业者”，这与西方社会所熟悉的农民一牧民则大相径庭。但我还必须指出，当时是植树才使农民的所有权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则很难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则涉及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内部的性别地位问题。一方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养蚕女工在其中嬉戏的野生桑林与耕田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在耕田中种植桑树的新技术则将养蚕业与谷物种植业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助于将女子们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在古代就已经变成了在性别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对象，它们被人深信不疑地视为女性劳动。这就导致女子们获得了对男子们的某种经济平等地位，她们在一种布匹几乎具有货币地位的经济中成了织物独有的生产者。

中世纪的中国人绝非是对棉花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从汉代起，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沿途进行开拓的第一阶段时，就已经发现了棉花。他们后来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进香的机会，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时，又在这些地区重新发现了棉花。由于经常往来于唐朝那国际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东南港口的胡族骆驼队商人贩运的货物，棉织品传到了中国。这些布匹织物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珍异物，可以达到很高的价格。但在仍是高质量的丝绸大批流向西方的时代，这些布绝不会引起消费者们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这种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种成功，但棉织品的首次风靡只能断代为宋元两朝。当时生丝的生产和丝绸的制造又缩退到了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棉逐渐取代麻的过程首先应被重新置于一种广泛的经济和体制的背景中。正如陈钟毅和赵同于其《中国棉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麻被取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而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考虑到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种的水稻以及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种植谷物以及他们更喜欢的油麻品种。相反，其用途仅限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却开始衰落。因此，从麻向棉(一种直到当时始终在荒芜得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种植的植物)的过渡。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将之改造为粮田。因此，对于一个已经是人口集密的农民阶级来说，棉花的种植从此之后将代表着一次实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农业的机会，因为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最后，棉花的种植可以使人不必去忧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态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沤麻劳作时，泡制麻杆则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同时还必须拥有活水。由此而产生了移植棉花的颇有意义的可能性。做为一种当年生植物，棉花适应了北方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种或然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明显受到了出自近期演变的启发。在这种演变之中，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种将重点放在粮食自足上的农业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比较不会使研究当代农业问题的经济专家们感到惊讶。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释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是低估了与农具有关的各种技术状况。棉花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的缓慢程度，确实应与涉及到加工纺织纤维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关。两种操作技巧显得特别棘手：脱棉籽壳和纺纱。因棉纤维要比中国女子(由她们完成主要任务)所习惯的那种纤维短得多。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发现了加工棉花工艺的两条主要传播渠道：“南路”自东南亚起，经云南和海南岛；“西路”则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传播的重要时代恰恰相当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艺借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黄道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播棉花加工工艺的“神话”传说，可以被视为由赐婚于当地内附政权的汉公主在西域和吐蕃传播丝绸以及与缫丝织锦的故事记述(无疑也是神话般的)之对衬。有关黄道婆的故事，在传播一种“外来”工艺方面很明确，她是种植和纺织棉花的倡导者，可能是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到其技术的。黎族是一个接近于东南亚的“南岛人”的土著集团。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与蚕丝和线麻的加工相反，对棉花纤维的加工仅仅需要有一种轻巧的工具，而当时的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津津乐道地将这种方法比定为工业化之前的机械化的初始。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轧棉机主要是由两根木辊子或铁辊子组成，安装在一个木框中，其中的一个辊子固定而另一个则要由一根手柄转动，专门弹棉花纤维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装在木架上的具有弹性的木杆，甚至还固定在操纵者背部的腰带上。带有一根或两根轴的纺车以脚踏而传动，窄织布机则分别带有或者根本没有梭子。此时，颇有意义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器械在数世纪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与这些机器颇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为已断代为自元至明的多部农技论著的插图中了。这些设备一直使用到20世纪中叶。虽然棉织品的生产是一种要比做为养蚕或种麻业之特征发达得多的劳动社会分工化的对象，但我们也只能说它仅有很少的专业特征。相反，在纺纱方面，生产率确实很低。吴承明估计，平均需要4天的劳动才可以纺织一匹约3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布匹，平均需要结成一组的两个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劳动。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缩绒)只运用于上乘质量的棉纺品，形成了一种“工业”劳动，于此当然是使用了该词的现代之前的意义。这两种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专业工人在动用资本的专业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别是由用来采购缩绒的巨石的资金，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达两吨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投资。

有关加工棉花的手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导致我们更倾向于注意另外一种真正是社会制度的因素，它们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们的注意。由我根据吴承明辑录的各种记述而复原的那些地图清楚地说明：一方面是优质棉织品的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地区，另一方面是丝绸和棉织品的生产中心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专业分工绝非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主经济机制的产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对“调”(布帛税)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样，生丝和丝绸的生产地域从唐代后半叶起就开始收缩，最终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省份从此之后就只能生产“劣质”的纱或布了，无论是指丝线还是麻布都一样。明初的税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苏州和松江诸府，因为这些府曾因在中国东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对手张士诚而获罪。由于这一事实，松江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被普遍地与该府的沉重税务负担联系起来了，或者至少是与允许将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做法联系起来了。明朝政府一举赋予了这种纺织纤维一种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将涉及到棉织品所获得的成功，它做为一种摆脱了在高贵纺织品丝绸与仅供穷人使用的由麻或苎麻纺织成的布匹之间平分天下的织物。众所周知，粗棉布特别受到农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夏季闷热而潮湿时更以其轻薄而受青睐，在冬季严寒时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钟情；它们以其莫列顿双面绒呢(Mole—tonne)服装的形式出现，既比传统的褐布(毛织布)舒适便利，又比皮袄价格便宜。同时，细棉布的出现可能形成了丝绸的一种取代物，原则上严格地供上层阶级的成员享用。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针对这一问题而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奠定了其丝绸手工业和瓷器的优势，这是该国维持着几乎是一种垄断性的出口产品，其生产程序(至少在瓷器问题上是这样的)始终严加保密。中国人在18世纪期间已开始发展出口“印花棉布”(细棉布，原产印度，在中国则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称)，以至于中国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广州的商人便通过西方贸易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开始进口数额巨大的印度纤维和纱。

此时棉花这种作物远非仅供应地方市场并向农民提供现款的经济作物。虽然继19世纪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上变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其纤维可以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着。但却存在着一种地理性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或致力于种植或从事纺纱织布的两种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别。大家都会发现，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植棉能确保一种比种植粮食作物高数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种植于包括长江三角洲不适宜种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区，其种植区沿一个圆形弓带延伸，从京城地区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东北端、山东与河南省，甚至还到达长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与湖南)。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棉花逐渐地征服了中国西北边睡的绿洲，特别是黄河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大家参阅吴承明的复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则形成了帝国经济经营业务的第2个分支，面对当时只占国内货币收入7％的养蚕业来说，相差甚远。这位作家认为，在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然而，当养蚕业成为一种主要是转向市场的生产行业时，与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业务却首先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脱皮和弹花一般都是由流动劳工就地完成的。他们携带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门服务。纺纱以及有时还可能包括织布在内的劳动，同样也于村庄中就地完成，它们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各种年龄的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当地利用窄织机织布，所生产的3/4的棉纱都供当地农民消费，大部分农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经商，而仅仅是出售他们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线的形式出售。这第2种选择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吴承明的论著中统计到的l0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周围的家庭。对于以布的形式而获得的产品，唯有质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跻身于国家级市场。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产品半数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有1．5亿匹布出自江南织造厂，那里的松江、常熟和无锡的三大中心(围绕着本身却在致力于丝绸生产的苏州)形成了豪华手工业企业的一条带状地区。在中国民族经济的轴心之一，以及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极少数地区之一苏州，集中了浆布车间，当时的主要纺织品批发商均居住在那里。我们还将指出，所有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单一棉花种植区附近。在吴承明著作中已经考证清楚的其它7个中心，则分布在最新发展的棉花种植区之间。它们在当时只具有一种区域性的意义。然而，那里存在着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棉纱的大量流通，其最终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谙省组成的，那里本来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却拥有纺织劳动的大量熟练劳力，其经济越来越转向世界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广州地区便开始摆脱国内的流通渠道而储备(可能是很便宜地)进口的印度棉花，它们是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联系并从事“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船舶运载而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位作家始终认为，在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篇（6）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接着对我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作为2009年的工作重点。

(二)“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转换机制不畅通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转换机制不畅通，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中国储蓄——投资转换率低；其次，中国的投资率过高；再次，中国的投资效率低下。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以内需促增长

根据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以内需促进增长很有必要：首先，金融危机下出口的受阻；其次，“高储蓄—高资本—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

1.“消费-增长”模式的理论基础

笔者以凯恩斯消费函数进行说明，首先，看该函数的三个假设：第一，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假设,即人们每多获得的一元收入，会用于消费的比例或数量。其值在0到1之间，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肯定比收入的增加少。第二，消费对于收入的比率，即平均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第三，决定储蓄的决定力量是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响储蓄方面的作用不大。

其次，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凯恩斯消费函数常写成：C=a+bY。其中，C是消费，Y是可支配收入，a为自生消费，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代表即使当时没有收入也会进行的消费，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数值在0到1之间。）

2.以内需促增长的现实必要

在人民银行近一次居民储蓄调查结果中，列前几位的储蓄动机分别是：教育费(19.8%)、养老(13.6%)、买(建)房或装修(12.9%)、防病、失业或意外(l1.1%)、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10%)，而为了“取得利息”的比例却不到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前面临金融危机的严峻现实和经济增长必须转型的困境下，我国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抓住机遇，走出当前的困境，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接着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如何应对金融风暴的挑战，抓住发展机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重视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方式

篇（7）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篇（8）

一、现代物流产业的界定分析

物流产业的概念国内外并不统一,就连国际上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要界定物流产业的涵义,首先要界定清楚物流的概念。物流对我们物流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对其理念和精髓的把握并不十分透彻。在中国物流领域,通常认为“物流”(logistics)即是相关的物资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移动。涉及运输、仓储等层次的活动。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供应链流程的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而对商品、服务及相关信息从起始地到消费地的高效率、高效益的正向与反向流动及存储的计划、实施与控制的过程”。显然,西方发达国家对物流的认识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已提升至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新境界。说明物流活动以运筹学为理论基础,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有较高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含量的一种营利性活动。由此,我们可以依此类推,产业(industry)原是指生成一组密切替代的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这一企业集合面对着相同的买者和卖者集合。物流产业部门从事的有关商品或服务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其职能活动日趋社会化、市场化及组织化,因此愈来愈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故我们将物流产业定义为:物流产业是指专门从事将商品或服务由起始地到消费地发生空间位移,对其进行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及储存为经营(活动)内容的营利性事业组织的集群。显然它是流通产业的子集,但又是从流通产业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和商品实体的移动的传统部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这就是所谓的商流与物流的分离。也就是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中第三产业中的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它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国内贸易业、对外贸易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业及仓储业等。物流产业是集交通运输、通讯、物资供应、仓储保管等产业的部分职能于一身的新兴产业部门,且绝非是各职能的简单加总,而是将上述产业社会职能依照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发展规律,并以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为前提,浓缩形成一个崭新的致力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产业部门。

二、物流产业发展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现代物流产业是在传统物流活动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物流实践的不断总结、社会物流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以及伴随着其发展过程中物流管理与物流科学技术的日臻完善，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相吻合的条件下产生的。作为一个对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联动性极强的产业，它不仅成为各产业部门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而且业已成为物流实践活动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具体说来，物流产业主要有如下的特征：

1、对相关产业及部门物流资源的整合性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物流产业是从流通产业中游离出的一个新兴产业部门，是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结果，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由以往的物流活动内部化，逐步转变为物流活动的外部化和社会化，这一切均是从社会总效益、总成本、总流通费用的角度出发，力求降低流通成本、交易成本及减少流通环节。就产业组织个体而言，企业物流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客观环境迫切需要有一个专业化的物流产业群体，其发展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阶段，建立起一个无形的物流平台，为社会及企业提供“中间服务”，满足其不断增长的专业化“物流服务需求”，在社会环境的孕育下，逐步诞生出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物流产业。因此，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资源整合的基础之上，将社会较为零散的物流资源进行重组与整合，作为回报向社会各产业部门提供具有个性化、差异化、标准化的物流服务。

2、现代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具有高耦合性

物流产业和国民经济中产业部门之间的高度耦合，主要体现在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随着社会对物流活动的大量需求而形成的新型产业部门；社会呼唤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企业物流职能的外部化，需要物流产业提供规范化、标准化、个性化的物流服务，其包括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部门（第一、二、三次产业）及组织；物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对立面，及物流产业的职能得以发挥和满足物流服务需求得以解决，避免造成物流“瓶颈”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趋于平衡，以达到货畅其流。从社会分工与交易的理论角度出发，在其他投入要素日臻完善的今天，物流这条“短腿”始终成为制约着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的因素。按照社会技术进步的一般历史规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先于并较多地运用于流通领域，重大的技术创新及其扩散也在生产过程中迅速得以实现，然后逐渐影响流通领域。不言而喻，现代物流产业的诞生，它是随着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及其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客观上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物流产业部门。

3、行业壁垒的相对坚固性

物流产业尤其是现代物流产业的社会职能，以高效化的物流活动推助和影响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物流产业作为全社会的“后勤”服务部门，所发挥的社会职能是其它产业部门无法替代的，即便是传统的物流部门其社会职能过于单一且被人为地分化为运输产业、仓储保管业、流通加工业、包装业等，从其产业及组织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也是依附于流通产业部门中。而现代物流产业则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网络技术、信息系统、运筹管理、系统工程等大量技术与手段的应用作为技术投入，相配套的硬件物流设施与设备和资金的投入，在进行科学合理的物流规划和设计中，对物流知识与管理技术的投入，以及对大量人力资本的投入，使该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极高的属性，且随着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产业组织的出现，更使这种知识与技术含量急剧加大。显而易见，物流产业中行业壁垒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成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构成对新进入者的障碍，同时也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行业内优胜劣汰的关键要素。因此，物流产业部门中行业壁垒的坚固性，是由现代物流的管理、技术、人力资源储备及其他相关手段与核心技术所决定的。

4、物流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属性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衡量产业发展是否具有社会化和市场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状况，产业部门内组织化程度的高低，能否已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物流产业在我国是一个刚刚启动的产业部门，但近年来大量涌现出一大批物流企业及组织，承担着专业化的社会职能而发挥特殊的作用，尽管目前物流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但为培育和完善物流市场及其组织群体，逐步朝着产业发展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从全球来看，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其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关键的支柱产业，而且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GDP或GN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社会产品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因此，物流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将成为其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规范和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分别针对本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制定并颁布了有关物流产业发展的纲要或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从而为物流产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西方国家物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物流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流与经营、生产等活动密切相关，作为新兴重要的产业，它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助器。从全球来看，物流产业日益朝着规范化、集约化及国际化的方向挺进。具体主要呈现出如下趋势：

1、综合化和集成化物流（integrated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中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最为直接的就是第三方物流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且在国际物流产业发展中地位日渐突出，由此产生了一大批集成物流商（技术与知识含量较高的物流企业组织），将各种物流功能整合化、运作上采用海、陆、空各种运输方式的一体化及物流实践中的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的一体化。

2、国际化物流（internationallogistics）

国外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物流产业呈现出全球物流企业并购态势，机能整合的综合物流成为主导。物流产业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面临的物流市场与用户呈现出国际化（包括国内用户、国外用户、境外用户）倾向；物流业务开展趋于国际化（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物流企业国际化（国际间的合作与合资）。

3、网络化物流（internet/intranetlogistics）

电子商务与物流的衔接愈加紧密，电子网络（虚拟网络、国际互联网）作为物流网络（实物网络）实现和运行的有效手段。在产业及组织中，具体是由物流企业内部网络化、物流企业外部网络化及物流企业内外部网络化等构成。

4、个性化物流（individual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的结果涌现出一大批物流产业组织群体，借助现代物流理论与管理技术，进行供应链的全过程的个性化管理和规划，向社会提供个性化物流菜单式服务项目，具体包括企业对企业的个性化物流和企业对消费者的个性化物流。

5、信息化物流（informationallogistics）

产业的信息化物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信息是商流、物流、资金流的媒体，另一方面物流活动中的信息服务成为物流服务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物流业务更加依赖于可以共享的信息，并且大量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可以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降低物流成本。

6、智能化物流（intelligent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的技术高级化和自动化，主要表现在物流实践活动中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整个物流活动进行智能化管理，具体是实现物流作业的智能化和物流管理的智能化。

物流产业增长的主客观因素，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市场规模等环境和条件的日趋完备，特别是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为物流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使物流产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增长趋势。

三、物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物流产业的贡献率是指物流产业的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的比重，是用以衡量物流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贡献大小的重要指标。根据上述物流产业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物流产业对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市场范围扩大的贡献、调节市场供求的贡献、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及对社会消费的贡献等方面。具体如下：

1、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

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可通过物流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从国外物流产业实现的产值来看，这一比例越大，产业的贡献也就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物流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高低，与该国的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中间需求率有关。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中间需求率越高，那么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就越大。据统计，目前美国物流产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科技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物流产业合同金额为342亿美元，预计今后3年将以平均23%的速度增长。因此，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是衡量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2、物流产业对调节和平衡市场供需方面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将成为国民经济健康正常运行的调节器，物流产业促使经济运行和商品流通的调节与平衡更趋向于合理化和科学化，它不仅对生产及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高效率与高效益的自动调节作用，而且还加速了商品流通领域中相关产业如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商品零售和批发业等行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国家赖以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领域。物流产业的社会职能正在悄然改变着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发展格局，市场供需的动态变化因物流产业发展正在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即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飞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和货币等手段对市场供求进行总量控制，另一方面以流通部门为载体对流通领域市场物价水平进行调控，而物流产业对加速商品流通，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减少流通环节，调节市场供求，作为流通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3、物流产业对市场发育和完善的贡献

物流产业的市场贡献表现在推动市场范围扩张、促进市场体系发展和完善等方面的作用。物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物流活动中出现的技术创新（网络信息技术、JIT、POS、EDI、QR、ECR及供应链管理技术）、各环节职能的整合（仓储、保管、流通加工、装卸、包装、运输及信息服务等）、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创新（社会化与产业化物流组织、第三方物流及第四方物流经济组织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商品交易费用，物流产业的触角延伸至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部门，不仅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效益和效率，而且物流产业促使商品交换的市场在逐步扩大，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建立并进一步加固。物流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劲增长势头，有效地满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及消费领域迅速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物流产业的扩张导致交换与贸易活动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规模日趋扩大，加速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在更为广阔的区域中的分工与协作，同时也促进了在国际间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4、物流产业对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贡献

为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一方面生产部门按照消费需求进行生产，具体是以流通领域的引导和消费需求信息的反馈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将这种生产转变为社会的实际消费也必须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环节来实现，商品流通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四位一体，由传统的商品流通产业具体是批发或零售商业组织独立完成，而随着现代物流产业的诞生，使商流和物流的职能分离，提高了流通领域的运作效率，突出了物流职能的专业化水平，并借助于现代应用科学技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等技术），加速了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转速度。不仅如此，物流活动还可以作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的企业组织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有效工具与手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及消费倾向产生积极影响，不仅满足社会对商品品种范围、购买商品的便利及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而且进一步会引导需求、改变需求理念甚至创造需求。

篇（9）

棉花种植在宋末元初传入中国，到了清代前期，广袤的土地上已经普遍种植。棉花生长需要在阳光充足，雨量适中，地势平坦的地方，因此，棉花产地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沿岸的冲积平原，低平的湖泊地带及滨海地区，那里土质细而松，排水良好。清代前期，东北的辽河流域“辽阳、盖平、海城亦多种棉。”1直隶的滦河流域下游“种宜木棉”，2海河流域即直隶中部“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八九。”3黄河流域中部的河南“各府州属出产棉花最多。”4山东省大清河、骇徒河和黄河流域的“滨州、高唐、清平、曹、单等县，皆沙土之地，民间多种棉花。”5小清河故道北“地宜木棉”。6据有人研究，山东植棉州县“达州县总数的87%”。7黄河支流渭水和汾水下游沿岸也产棉花，有人查阅了陕西清代前期纂修的七十种方志，“产棉花的州县”“达三十八处之多。”8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通州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上海人姚廷遴说：“向来我地生产棉花，纵有荒岁，从未绝种。”9江浙沿海地区，余姚“北乡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10乍浦“田荡之种棉花者，十几三四”。11“今棉花……自濒海所种”。12长江中游“木棉出九江、湖广”，13安徽怀宁“惟布木棉之出盛于望江”。14湖北的武昌、黄州、汉阳、德安府也都产棉花。商人吴中孚路过长江水路时，记下的棉产地有荆州府的龙州渊市、百里洲、朱家埠等。15在洞庭湖畔的长沙、岳州、常德三府和澧州多产棉花，辰州和永顺二府也有棉田。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省，有威远、仁寿、蓬溪、中江、乐至等县产棉花。16此外，西北高原阳光、河水、土质都适合棉花种植，所以新疆的“布古尔、库尔勒及吐鲁番地方，商民租赁地亩，种植棉花贩卖，获利数倍。”17南方各地虽然无霜期较长，但雨水过多、丘陵地多、冲积土质不好，因此不适宜棉花生长。不过，在贵州兴义府“三江一带，地渐平衍，土厚而肥，所产木棉，为利甚溥。”18广东番禺、顺德、龙门、海阳、连平、龙川等州县，19云南的曲靖府、蒙化厅也有棉花种植。20

根据棉花产区的分布，大致可以看出棉花流通的特点，首先是平原棉花向山区流动。直隶平原多种棉花，山西北部多山是无棉区，“棉花则出真定诸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则自孝义转贩。”21寿阳“邑之棉花，买自栾城。”22这里虽然指的是咸丰时期的情况，但该地不产棉，道光时，“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23可见，栾棉西运早已存在。豫北内黄县“东南两乡沙土多种棉花，……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24上海的棉花流向浙江西部山区。“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25这种流通不仅在省与省之间进行，而且在有的省内也如此。乾隆年间，陕西“韩城、＃阳一带出产木棉，”韩城以北是“层层山岭”，棉花“皆由韩城北运”。26

其次，是北棉南运的情况较多。山东、河南的棉花，沿运河，经过淮安关、宿迁关、扬州关、浒墅关“连舻捆载而下，市于江南”。27“宿迁一关全赖西北两河枣梨棉花等货。”28“淮关钱粮俱系北来……棉花等货船输税居多。”29河南“各府州属出产棉花最多，江楚等省商贾每云集采买。”30四川南江“棉花买自汉中〔陕西〕”。31福建泉州府棉花“岁仰给于江左”；32上杭的棉花“皆自江右由汀而来”。33福建的棉花一般多“购自江浙”，34“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35广东用棉除了依靠从江浙海运之外，还从“湖广诸省汉口等处”输入，太平关“征收税银全籍棉花……等货。”36长乐县棉花“仰江西者恒什五”。37新疆的棉花输入甘肃，嘉庆年间，甘肃高台知县“见土鲁番棉花捆运入关者甚夥。”38

最后，一些沿河地方，中下游的棉花逆流运销到上游地区。嘉庆时期，陕西咸阳是棉花集散地，棉花商人在这里建立了会馆。“邑之有花行，其来已久，而花行之有会馆，实始于兹。……业于花者水陆并至，南则荆、襄、云梦，东则临汝、宏农，北则幽、冀、三晋，运载殆无虚日。”39关中平原虽然产棉，但为数不多，“不足本地之用”。40棉花来源，一自湖北逆汉水、丹水上达；二“向多贩自河南”。41棉花转输甘肃、陕北、晋北等地。逆汉水，汉口等地的棉花，经襄樊达陕西兴安、汉中，“上水货船花布为多”，再逆支流大竹河运到四川太平厅。42“川之棉花”溯嘉陵江而达甘肃成县。43江西龙南“溯流〔逆赣江〕而来，惟苎与棉”。44贵州遵义府、思南府“棉花自铜江口、秀山负荷以来”；45“木棉地不甚出，岁由常德运至”；46“棉由湖南常德府贩买，舟载至省溪口江起岸”。47棉花由常德，逆沅江而上，再逆支流锦水至上述各地。不过，在长江上棉花是双向流通的。九江的棉花往上江“装载出境售卖”；48“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49这是逆流运销。四川“更有沿江一带，愚民将所种棉花，贱值卖于客贩，顺流而下，载至江楚”。50江西高安棉花“取于通州、湖广。”51通州棉花逆流到高安，湖广棉花顺流到高安。龙江关税收“以竹木排、煤炭为大宗，油、糖、棉花次之。”52

棉布生产与棉花产地有一定关系，一些棉花产地同时也是棉布产地，因此，在这些地区棉布的流通与棉花的流通特点是一致的：由平原向山区；北布南运；及沿河地区的逆向运销。直隶布匹向山西、陕西运销，真定“郡近秦陇，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故布甫脱机，即并市去。”53山西平阳、绛州，陕西同州的棉布运往陕北山区的延长县。54江苏常熟、昭文的棉布“南到浙江，及于福建”；55“闽不畜蚕，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吴越至。”56“闽笋客贩卖江浙、汉广等处，货脱买布回发。”57广东平远布帛“半资江赣”。58浙江北新关税收“北来苏松布匹各物为大宗”。59四川中江棉布南贩“至滇黔，为大装货”。60此外，云南、贵州大部分是山区，所需的部分布匹，从两湖、江西等平原地区，逆水运入。“黔省跬步皆山，出产有限，所有外来货物，惟布匹、磁器等项居多。”61遵义东乡尽管从常德输入棉花，但所织布匹一部分逆水上运，“蜀之重庆、泸、溆”；另一部分销往山区，“威宁、平远，极于金川。”62在长江上棉布多逆行，“川江来往货船上水布匹”；63湖北江陵“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64上海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65逆支流金沙江“船路梭织，百货流通，而以盐、布为大宗，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蛮地，一行于马边及右路蛮地，云南永善一带均资焉”；66逆支流嘉陵江“陕〔汉中〕之布匹，悉货于是〔甘肃成县〕”；67逆支流汉水，“布自襄樊”运入陕西兴安、汉中；又逆大竹河、任河至四川太平厅。68在湖南逆湘江，耒阳“布通行郴、桂、粤西间”，69逆澧水及其支流布匹运往湖北鹤峰州。70

然而，棉布流通与棉花流通也有不同之处。其一，江苏松江、常州二府和通州、太仓州是当时最大的产布区。各种布匹除了向南运销外，还向北运往山东、奉天等地。浒墅关“以奉天、山东各路布匹为杂税”；71淮安关、扬州关也都有南来布匹经过输税；72山东布匹经山海关或沿海北运。73其二，当时甘肃、宁夏、蒙古、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棉布，许多山西、陕西商人在河南、湖北、江苏等产布区，大量收购布匹往贩。河南孟津“秦陇巨商终年坐贩”；74孟布远销“陕、甘以至边墙一带”；75湖北棉布为“西贾所收”；76江苏宝山棉布“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77以上所述，都是省与省之间的较长距离的运销。在各省内部也还有县与县之间的运销，其特点与省际间棉布流通特点基本一致。

此外，由于产棉区的纺织业不发展，也形成原料和纺织品的对流。如：东北的棉花与山东的棉布，长江上棉花和棉布的相对流通；广西“自桂林贩棉花、白糖等杂货至湖南”，78湖南耒阳“布通行郴、桂、粤西间”。79不过，这种对流只是较小范围和局部的。

对各州县内部棉花、棉布的流通的状况，我们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大体上可以按是否种植棉花，有无棉布买卖分成两种情况，也就是棉花、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和自给自足的州县。

第一类棉花、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主要有以下十种情况：

1、产棉外输，产布外销。

江苏省松江府、太仓州的一些县，既种植棉花，又生产棉布，而且棉花和棉布的产量很多，因此，棉花、棉布都外销。如：上海县“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80该县的北桥镇“多木棉”，三林塘则“棉布独胜他处”。81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的时候，康熙三十四、三十五年，上海遭受奇荒，“花种俱绝，陈花卖尽”。姚廷遴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年七十，未曾见我地人，俱到外边贩花归来卖者，真奇事也。”82因此，这里举的例子（包括以下实例）指的都是一个县正常年景的情况。不过，象上海县这种棉花、棉布双双外销的县在全国也是不多的。

2、产棉也产布，只外销布。

湖北随州“户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购买棉布。83浙江乍浦在“田荡之种棉花者，十几三四，约足供数万户纺织之资。纺织所出布匹约可以衣被百万人。……其利特溥。”84棉花供数万织户，布匹供百万人用，从规模和数量上看，大概有外销。直隶滦州地“宜木棉”，“女勤纺织，比屋皆然”。“尤多棉布，然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七八。”85四川新津县产棉花，“邑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有贩至千里外者。”86这类县用自种棉花，纺织成布，除自用外，销往他处。

3、产棉也产布，只外销棉。

直隶冀、赵、深、定诸州“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87山东清平县“人多种木棉”，“木棉市集，向来新集最盛。近来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四方贾客云集。”该县“女工以纺织为事，多用纺车，纺成之后，治机织布，或售或留，一家衣被，日用皆取给焉。”88这些县的棉花产量很高，但人们不能织大批的布出售，所织布仅供自用，输出剩余的棉花。

4、产棉不足用，输入棉花，织布自用。

湖南新化县“妇人女子纺织之声，虽于夜分不辍，但所需棉花，尚藉资于邻境，不全出于土产。”89邵阳县棉花“种之颇多，……大约每年所收，不足衣本土之人，多贩之他处。”90江西高安县“粗粗少足者，灰埠之棉布而已。而其料亦十八取于通州、湖广。尽高安所产之花，不足以给高安半邑之寒。”91这类县虽然种植棉花，但棉花不够本地人用，靠输入外地棉花，织布自用。所谓自用也包括在本地出售多余棉布，易换或易买棉花等所需日用必需品。

5、产棉不足用，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广东长乐县“旧志〔指康熙志〕云，邑棉比江西为胜，但花时忌风，收时忌雨，以故仰江西者恒什五。近来县前出布颇多，谓之县庄贩往他处，其棉花多买自羊城。”92河南孟县“虽县西高坂颇产棉花，究属不敷，尚赖直隶、山东、湖广以及本省各外郡县棉花货用。”居民所织布，以“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93这种县棉纺织业比较发达，本地棉花不够用，靠输入外地棉花，织布外销。

6、产棉也产布，布不足用，输入布。

山东诸城县棉花“收轻，故布亦少。春秋成衣，半仰给于北商。”94四川昭化县“棉花少产，民间或种之为织布纺线之用。布线粗松，且少不给用，恒市南布用之。”95也有的县，如：陕西延长县“棉花不多种，惟川地爽垲为宜。苗不高长，结苞亦颇稀，花绒短，纺织不能促工；即成线，亦难细。所以地少织布，所需白兰大布，率自同州驭〔？驮〕来。各色梭布，又皆自晋之平〔阳〕绛〔州〕，购以成衣。”96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县虽然产棉也产布，但布不能满足本地人的需要，所以要向外地购买棉布。

7、产棉外销，输入布。

“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转贩他省，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97在产棉区，当人们不会纺织时，多产生这种情况。四川“沿江一带，愚民将所种棉花，贱值卖于客贩，顺流而下，载至江楚织布，运川重价出售，川民习以为常，宁甘买用商布，初不知种棉自织之为利便也。”98

8、非产棉县，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山西孝义县“男妇皆能纺织，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县外，而棉花则出真定诸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则自孝义转贩。”99贵州印江“棉花自铜江口、秀山负荷以来，而印江之布，衣被远方，则女红之勤也。”100这类县虽然不种植棉花，但人们多能从事纺织，依靠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9、非产棉县，输入棉花，织布自给。

江西龙南县乾隆时“妇多织棉、苎为布，贫户恒取其息，以自给养。”棉花则沿赣江“溯流而来”。101至道光年间，纺织业发展，“木绵布邑人竞织之，或被袄巾带之类，贸于四方。”102直隶平乡县“不产棉花”，但“女务机杼，贫者鬻粗布以食”。103这类县的妇女要购买外地棉花，从事纺织，以自给。

10、非产棉县也不织布，输入棉布。

河南舞阳县“不宜木棉，布帛之须，多资贸易。”104甘肃甘州府“布絮其来自中州”，“甘人用线皆市买，不自绩。”105“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106有的不产棉花，不织棉布的县，也要输入少量棉花，以供人们纺线、絮衣被之用。

第二类棉花、棉布自给自足的州县，如：山东栖霞县“绩纺木棉以自衣被，绅士农家无男妇皆为之。”107陕西耀州“能植木棉，事织纺。然为布无多，不能出村落也。”108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真正自给自足，不买卖棉花、棉布的州县，是很少的。如果把河南沈邱县“花布足以自赡，至粮税所需，尤多籍以供办。”109这类只有少量棉花、棉布买卖，“贸以佐日用”110的州县算上，也不会很多。但严格地说，这类州县并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自给有余的。

以上这些典型事例，几乎代表了清代前期全国各种类型的县。从中可以看出，只有自给自足完全不买不卖棉花、棉布的县的人们，不依靠市场，而其他县的人们，不是需要依靠棉花市场，就是需要依靠棉布市场，或者两个市场都要依靠。据郑昌淦研究表明：“完全属于、或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类型的农村棉纺织业，为数甚少。”即使加上那些棉花或棉布其一是自给自足的州县，数量也不会多。而且对一个州县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产棉花，都织布，或者都相反。“据乾隆《安肃县志》载，全县有263个村庄，只有两个村庄纺棉织布。”有的县则是几个村镇产棉，几个村镇织布，前述的上海县就是如此。即使在江南这种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也有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大多数乡村不纺织的情况。在元和县又有周庄镇这类从事棉纺织业的地方。就是无锡这类棉纺织业发达的县，也不是乡乡、村村、家家都从事棉纺织业。111

二棉花、棉布的交易方式

在城镇、集市上，参与棉花、棉布交易活动的人主要有乡民（包括居民、织户等一般民众。）、小商贩、商贾和牙行经纪人。这四种类型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交易方式。

乡民一般是在黎明到市场，“我镇卖纱卖布者，必以黎明。”112“棉布、草履市易，必以黎明。虽蒙犯霜露，间遇鼠窃，禁之不止。询诸父老，谓早去早回，既充一日之用，又不妨一日之功。”113有的乡民把纺成的线买给牙行，“线既成售于行，估得值而已。”114而大部分乡民和织户，或用纱易换棉花；或以纱易布；或“以布易棉”；或“以棉易布”。115在江苏上海、青浦，浙江平湖县、秀水新城镇等地，乡民“纺纱换花，积少成多，织成棉布。”116在湖南辰溪，“妇女宵旦勤劳，以棉为纱布换棉，更迭取值，以资生计。”117贵州遵义“织家买之〔棉花〕以易纺线，纺家持线与之易。”118湄潭县妇女陈潘氏，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晌午，“用白布口袋装贮棉线一斤，进城掉换棉花。”119从云南蒙自到贵州罗平，“仅七八站，路既通商，滇民之以花易布者，源源而来。”安平县“妇女俱执棉线，赴黑神庙兑易棉花，至辰时而散。场将散时，及次日早晨，以所织棉布交易，谓之布市。”120地方志中类似“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归”121的记载，比比皆是。一般“视纱精粗易棉多寡”，乡民以“纱一斤易棉斤八两，或易一斤十二两”，122然后，纺纱或织布，再易换棉花或线，从而可以纺出更多的纱或布，这样“辗转生息”。123也有的乡民直接从集市上购买棉花，“指挂为线，积日卖之，利可温给。”124或者“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125还有的乡民以其他纺织品、或土产品易换棉和布。陕西商州“麻易生而且多”，乡民“惟恃麻易布”。126江西安远县民间织葛布，“南昌贾人载棉布”与乡民易葛布，也有“平远粤人亦负葛布而来换棉布”。127四川昭化“民间养蚕，皆以茧易布为衣。”128直隶永清乡村妇女“以鸡子易木棉”。129湖南“乡民多以谷易布”。130瑶族居民以山产药材，与客商易布。131广东从化县“小民之家，率以络布贸棉布，为卒岁计。”132广西龙胜厅的少数民族男子，“售锦易布”。133这种以物易物，实际上还是货币交易。

小商贩主要是在集市上或乡村里，从乡民手中收购棉花、棉布，转贩他处。汉阳县“妇女老幼机声轧轧，人日可得一匹，长一丈五六尺。乡逐什一者，盈千累万，买至汉口。”134索河集“贸迁者甚辐辏，平时则收买白布，转贩汉口镇市。小民夜成匹，朝则抱布以售焉。”135湖南永州府“木棉之利，出于永明、江华。零陵闲人每收买远贩。”136道光时，江南人孙时杰居黄渡镇，经营布业。他看到本地棉布“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未尝自行运送，”于是，“创议自收自运”，因而“赢金累万”。从小贩发展成为大商人。137在上海“都人士或有多自搜罗，至他处觅售者，谓之水客；或有零星购得，而转售于他人者，谓之袱头小经纪。”138乾隆时，由于织户偷工减料，河南孟“布遂不行。不惟西商不来，即本地贩卖布匹者，亦赴山东、湖广等地转买。邑中商贾寥寥，惟无帖小贩沿门收买。”139海南妇女织“黎布，贾者或用牛或用盐易而售诸市。”140“蒙古人以畜产为市，始用茶布。”141小贩“以布易牛”142小贩或沿门挨户；或逐集收买棉花、棉布，运到其他市场上投行发卖。嘉庆十四年，湖广人江清“运花来渝”，“凭经纪刘瑶”卖棉花。道光七年，傅如松“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143小商贩就是从这种较近距离的贩运中，取得利润的。

乾隆年间，一张《棉花图》描述了棉花市场的盛况：“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虚之人，莫不负挈纷如。”144与乡民同样，商贾也在黎明入市，“布商始萃南翔，近则黎明至广福、石冈、戬浜，迁徙不常。”145河南正阳布“惟陡沟店独盛，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146他们在市场上设立布庄或花庄。

这类庄有两种：一种是零收零卖棉花或棉布的店铺，如：“余族人有名＃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147“市店多花庄”。148“布有数种：曰半头；曰长头；曰庄布。”149“棉布，乡民农隙以织为业者，十居八九。其布有京庄、门庄之别。故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150“康熙季年里，商凌天声、戴允如以布为业，时称凌戴庄。”151“近来县前出布颇多，谓之县庄，贩往他处。”152

另一种庄，泛指收购棉花、棉布的街市、网点。那里只收购棉花、棉布，不零卖，是零购趸售的“收花之所，曰：‘花布纱庄’。”153“布庄在唯亭东市，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154“外冈之布，名曰：‘冈尖’，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故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155“乾嘉间，市面稍稍兴旺，……并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156“布坚致细密，所谓雷沟大布是也。淮扬各郡商贩麇至，秋庄尤盛。”157“本色布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青兰布估客贩至崇明、南北二沙。”158“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康熙〕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159这是牙行代布商收购布匹，临时设立的棉布收购点，也是零收批发。

商贾在所设的花布纱庄中，与乡民易换纱或布；或者用银钱收买棉布；然后或批发给别的商人；或自己转贩他地。浙江石门县“商贾从旁郡贩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160河南内黄县，“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161上海标布，“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这些庄或局，是商贾为收购棉花、棉布，临时在当地租房开设的。“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162“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163“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鹿角、孙坞、童桥皆有庄，庄皆吴客，蚤起收之，钣而止，岁会钱可二十万缗，盖巴陵之布盛矣。”“余家巴陵滨湖之乡，人工作布，而以布贾者多吴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时，颇以居布致生息，故多与吴客熟识。而鹿角市临湖有屋一区，赁而贾者，为吴洞庭人屠氏，屠氏业此盖数世矣。”164商贾除了与乡民易换；从小贩那里购买和自己收购之外，也向牙行批购。四川“夹江县花客黄德隆”，常住巴县东水坊栈房，“在各花行吊〔？调〕买棉花，历年已久。”165

在城镇、集市上，乡民、小贩与商贾通常要经过牙行进行交易。“郭稍东而南，几于比户皆售花者，名花市。清晓村人肩花入市，有司其价值者，两造具备，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166“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为羽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167“另有行户晨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美恶而贸易焉。”168有的牙行代商贾收购，在上海“洋行街铺户代闽粤诸商贱值收之〔棉花〕。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乡民〕。”169“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170也有坐贾、铺户兼营牙行的，一般是零购趸售，转贩给商贾。“坐贾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171如上所述，乡民、小商贩和商贾的每一方，都与其他二方进行交易，牙行在其中进行各种服务，由此形成棉花、棉布的交易活动。

棉花不仅是织布的原料，而且还被人们用做御寒衣、被、褥的棉絮。棉布则是人们制衣、做被褥的材料。即使在天气炎热的南方，冬季人们也穿棉布衣服。一般来说，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方的人们常用皮衣、皮被之外，在清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活的人们，都离不开棉花、棉布。这样就产生了棉花、棉布的来源问题。如果说全国各地区的棉花、棉布绝大多数都是“自给自足”，即不买也不卖的话，那么，棉花、棉布的流通就应该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各地人们对棉纺织品及其原料的需求，使得棉花、棉布成为商品，在清代前期大部分地区流通。又由于全国地区辽阔，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棉花的种植，棉布的生产也不一样，而且各地区人们对棉花和棉布的衣料需求，更是多种多样。因此，在清代前期，全国绝大部分州县的棉花、棉布是自给不足，或者是自给有余的，人们都要依靠棉花或者棉布市场。正是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才形成了棉花、棉布在省际间、县际间、城乡间、乡村间的流通。这也是棉花、棉布流通的最基本条件。

1乾隆《盛京通志》卷之二十七，物产。

2嘉庆《滦州志》卷一，疆理，风俗。

3方承观：《棉花图》原跋。

4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河东总督王士俊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427页。

5雍正十年八月初五日山东巡抚岳浚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383页。

6康熙《高苑县志》卷之一，方舆志，物产。

7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志勤：《清代前期陕西植棉业的发展》，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

9《续历年记》康熙三十五年，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戴建沐：《助修海侯庙记》乾隆，见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

11道光《乍浦备志》卷九，土产。

12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13乾隆《广信府志》卷二，地理，物产。

14道光《怀宁县志》卷之七，物产。

15吴中孚：《商贾便览》卷八，天下水陆路程，乾隆五十七年。

16参阅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6－－231页。

17《清宣宗实录》卷九，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巳。

18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二，道光。

19参阅郑昌淦前引书。

20师范：《滇系》四之一，赋产，嘉庆。

21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物产。

22祁寯藻：《马首农言》，见《秦晋农言》。

23道光《栾城县志》卷二，食货志，物产。

24《河北采风录》卷二，内黄县水道图说，道光。

25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三。

26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十七，三十五。

27康熙《嘉定县志》卷之四，物产。

28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七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720页。

29乾隆三年三月初八日海望等题本，见钞档。

30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河东总督王士俊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427页。

31道光《南江县志》上卷，物产。

32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十九，物产。

33民国《上杭县志》卷三十六，杂录，记嘉庆年间事。

34李拔：《种棉说》，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户政十二，农政中。

35褚华：《木棉谱》。

36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六日、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广东巡抚鹤年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11辑，第724、126页。

37道光《长乐县志》卷之四，舆地略，物产。

38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二，教民纺织。

39《创建花商会馆碑记》嘉庆二十年，转自志勤前引文。

40杨屾：《＃风广义》乾隆。

41陈宏谋前引文。

4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卷十四，艺文下。

43乾隆《成县志》卷之三，物产。

44乾隆《龙南县志》卷之十三，风俗。

45道光《印江县志》田赋志，第四。

46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二，地理门，风俗。

47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48嘉庆八年七月二十日阿克当阿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49《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343、339、422页。

50乾隆三十年十月十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285页。

51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二，物产。

52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存住奏折，见钞档。

53乾隆《正定府志》卷之十二，风物志下，物产。

54乾隆《延长县志》卷之四，食货志，服食。

55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七。

56王＃：《闽游纪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57道光《永安县续志》卷之九，风俗志。

58嘉庆《平远县志》卷之二，物产。

59道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英裕奏折，见钞档。

60道光《中江县新志》卷一，地里志，物产。

61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贵州巡抚李庆＃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62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63雍正十年七月初十日四川夔关监督穆克德布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243页。

64乾隆《江陵县志》卷之二十二，风土二，物产。

65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66嘉庆《屏山县续志》卷下，舆地志，场市。

67乾隆《成县志》卷之三，物产。

68严如煜前引文。

69道光《耒阳县志》卷之八，风俗。

70道光《鹤峰州志》卷之七，物产。

71嘉庆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百龄等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72散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73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金简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5辑，第32页。

74嘉庆《孟津县志》卷之四，贡赋，土产。

75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田赋，物产。

76康熙《德安府全志》卷之八，物产。

77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商业，记乾嘉间事。

78道光《西延轶志》卷之二，舆地下，风俗。

79道光《耒阳县志》卷之八，风俗。

80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三。

81乾隆《上海县志》卷之一，疆域，镇市。

82姚廷遴前引文。

83乾隆《随州志》卷之三，物产。

84道光《乍浦备志》卷九，土产。

85嘉庆《滦州志》卷一，疆理，风俗。

86道光《新津县志》卷三十九，物产。

87方观承：《棉花图》收贩，乾隆。

88嘉庆《清平县志》书六，户书第二。

89《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卷七，乾隆二年。

90嘉庆《邵阳县志》卷之四十七，风土志，物产。

91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二，物产。

92道光《长乐县志》卷之四，舆地略，物产。

93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田赋，物产。

94乾隆《诸城县志》志十二，方物考。

95乾隆《昭化县志》卷之二，土地下，土产。

96乾隆《延长县志》卷之四，食货志，服食。

97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乾隆十年，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户政十，八旗生计。

篇（10）

1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是政府的发展思路和理念问题。政府的思路决定政府的政策导向，又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度注重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过度看重房地产对GDP、财政收入的贡献，有的还视为政绩。大炒房价、地价，不仅使房价脱离国情，脱离老百姓的购买力，影响“安居乐业”，并造成开发商的投机和暴利。使实体资本大量流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导致实体产业“空心化”，将影响实体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三个基本特点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产品大量出口、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投入。这已不适应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由于全球失衡在平衡中调整，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内部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不能过多损害，所以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

三是国家税负水平偏高问题。近年来生产企业普遍反映税负过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某经济论坛上表示，当前经济环境下，若严格执法，90％的民营小微企业不偷税漏税肯定会倒闭。中央财经大学财经学院2011年5月的报告显示，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从而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不是“放水养鱼”，而是影响企业的发展。

四是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些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资金供给紧张，融资成本高，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甚至有的去借高利贷，融资难、融资贵，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有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由于外需萎缩，加之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生产经营中资金周转难度更大。

五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挤压实体经济问题。近年来社会上炒风盛行，炒房、炒借贷、炒古玩、炒大蒜、炒绿豆等，有些人一夜暴富，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炒的队伍中来，一些实体经济的经营者看到了别人炒发了家，致了富，而自己吃苦受累还赚钱少，于是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使实体产业“空心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2实体经济问题的危害

一是有些实体产业不适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形势，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没有转型能力而破产倒闭了。相当一部分工人下岗，给就业问题造成严重危害。二是由于大量游资涌进了房地产业，开发商投机倒房、炒房，会使我国房地产调控难度进一步加大，房价回归压力大，给房地产业带来更大危害。三是资本转入民间借贷会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高利贷也将进一步恶化金融环境，干扰我国金融市场正常运行，把中小企业逼上绝路，给金融形势带来危害。四是有的资本转移到国外，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实力。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走出困境，通过放宽移民签证等政策和手段招揽我国投资和高科技人才，这种抢钱、抢人的行径会造成我国人、财外流，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影响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发展实体经济的对策措施

1发展实体经济，转变政府的思路和理念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各级政府要扭转思路，转变理念，把生产力、资源都转到实体经济上来，把国人从投机炒作氛围中解救出来。要把财政和货币政策落实到实处，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各级政府要制定对实体产业的支持、保护、倾斜的政策措施，确保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2发展实体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要尽快调整我国的依赖投资、出口、低成本资源及要素的高投入经济增长模式。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效扩大国内市场需求，降低外需出口份额。因此，我国要对行业布局、地区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以技术商品化为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我国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发展实体经济，发挥国有资产投资的导向作用

国有资产的投资目标和方向，直接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目标和方向。近年来，实体资本大量流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甚至对其他投资主体形成挤兑。所以要求发挥国有资产投资导向作用。尤其是央企，必须把投资重点放在事关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与方向的产业、行业及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方面。特别是有房地产等非实体产业的，只要不是企业的主业，一律退出，给其他投资主体留出空间，要让资本回归到发展实体经济。

4发展实体经济，减轻中小型企业的税费负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税制改革。要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同时要求延长小微型企业所得税减半政策，在提高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尤其是转变政府职能，采取积极行动，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松绑，再辅之以财税、金融政策的支持，更好地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一个与时俱进的税收政策杠杆，很可能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壮大，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5发展实体经济，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加快财政结构支出制度的改革，向战略性行业倾斜，特别是向中小型企业倾斜。要在商业银行之外，发展专为小微型企业服务的机构。还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微型企业和“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解决融资难问题。

6发展实体经济，防控虚拟经济的投机和暴利

篇（11）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民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为农民谋利益，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分享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以人为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体现。要认真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开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求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开辟新的增收途径；既要立足当前采取尽快见效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动力。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要使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过程。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维护农民的经营自，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维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和管理参与权。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管理农业、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农。当前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培育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农业、振兴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减少农民、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所在。要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强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理念，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深刻领会“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着力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要为农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和待遇。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公平化。引导各类资源与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要全面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调整和优化支持“三农”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探索建立农业投入的补贴机制，积极推动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试点，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在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改水改厕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搞好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按照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原则，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重点工程，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农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提高优势农产品的集中度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的比重。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水产养殖。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加工业，延长粮食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人增、地减、水缺，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地节水。要加大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实施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改进栽培和饲养方式，推行间作套种、水旱轮作、立体种养模式，发展保护性耕作。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型农业。

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永续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生物质经济，支持农业副产品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农村沼气发展步伐。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秸秆产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附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深度加工，实现增值增效。

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创造优美环境为目标，利用人、生物和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及生物循环的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环境优良化。按照“提高认识、依法监管、加大投入、防治并举”的要求，加大农业污染的防治力度，减少土壤中的化肥、农药残留量。全面实施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进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的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规模养殖场粪便净化和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努力控制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扩大退牧还草工程规模，加强鼠虫害防治，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坚持科技进步理念，强化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重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必须把科技进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创新、集成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的能力，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要实现由注重增加产量向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研究向研究、应用、推广和普及并重转变，由注重常规技术向常规技术集成和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并重转变。大力发展降低成本与节约资源的技术、标准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建立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关键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核心是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要扩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优先扶持优质高产、节本增效的组装集成与配套技术开发。重点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范围。

坚持改革创新理念，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和动力。深化农村改革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费，推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国有农场农业用地保护和占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服务能力。

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进程，保护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立起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免征农业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加快国有农场农业税费改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搞好兽医管理体制、农垦管理体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坚持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要把工业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导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运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要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逐步运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推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拓宽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和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采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