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专业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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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5-0170-02

高等学校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高职院校作为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直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行业企业和区域经济培养各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其社会服务功能更加突出[1]。《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0—2015年）》（征求意见稿）对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提出明确要求：通过校企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为产业升级服务；建立和完善教师社会服务的制度与政策，引导教师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开放教育资源，面向行业企业开展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为社会（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学习，成为当地继续教育、文化传播的中心[2]。

一、高职院校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性

（一）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区域内广大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以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为主要任务的高职院校，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显著，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如果能够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必将成为区域经济建设的主力，必然使本区域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受益[3]。

（二）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院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服务能力是高等学校整体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4]。高职院校只有主动贴近市场，密切接触社会，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和企业的需求，才能根据市场需求，有效开展专业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及技能培训等社会服务活动，为高职院校的自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三）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终身学习是21世纪人的通行证。”高职院校通过开展不同类型的继续教育，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实现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有效衔接，提供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并可有效缓解我国劳动者总体技能偏低和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5]。

二、当前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服务，是从直接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出发，以人才培养为主线、以科学研究为依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为社会发展提供的一系列活动，已成为目前高职院校提升学校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我国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首先，我国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高职教育，但从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导向来说，尚没有出台较为详细的高职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高职院校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方面的规章制度和配套政策。其次，不论是高职院校内部，还是外部均没有建立有效促进学校充分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激励机制。在高职院校内部，工作的重点一般仅限于人才培养方面，至于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还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最后，社会服务的组织机构和服务平台不够健全，虽然各高职院校都设有专门的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学院科研管理制度的制定与解释、科研项目的申报与管理等工作，但还没有专门成立面向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社会服务部门，未能有效地组织全体教职员工为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出谋划策[6]。

（二）社会服务的水平低

人才培养缺少针对性。不少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人才需求脱节，专业类型少，结构不合理，培养规格单一，不能按照地方支柱产业、优先发展行业、重点企业对专业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2]。科研总体实力差，成果的转化率低。到目前为止，我国高职院校多以教学为主，科研活动所占的比例较低。在社会科学方面，教师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低，使学校不能很好地为地方政府及各个产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在自然科学领域，技术研发能力不强，使学校未能很好地为地方工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服务。此外，在科研成果的转化方面，因评职称所需，大多数科研成果均以或出版著作为主要形式，因此，能够实现转化得少，转化后能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则更少。

（三）社会服务的能力弱

社会服务的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仍较差，实验室、实训和实习基地以及信息网络建设薄弱，制约了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教师来源渠道狭窄，实践能力不强，很多教师是普通高校的毕业生，而非来自企业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和水平都不是很高，缺少专业实践经验，对职业、行业了解很少，缺乏从业的技能和实操能力，使得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四）社会服务的方式少

社会服务大多停留在成人教育、技能鉴定培训和企业职工培训上，在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和为社会（社区）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等方面的服务项目不多，还不能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

三、提升高职化工类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地处江苏省扬州市境内，是苏中地区规模较大的以化工类专业为主干的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可在化工、轻工、医药等领域任职，从事化工生产、产品研发、分析检测等工作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任。扬州境内建有扬州化学工业园区，东承泰州中国医药城，西接南京化学工业园，上下游产业配套优势明显。据国家人力资源部门统计，“十一五”末我国化工类企业中高技能人才比例仅为18.8%，而在世界上石化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高技能人才占企业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35%以上，据此不难看出我国化工技能型人才缺口较大。

（一）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深化校企合作

以“就业导向、类群集聚、行业主导、服务地方”为原则，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核心，进一步健全已经形成的校企双主体董事会体制，完善董事会组织架构，设置董事会秘书处和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校企合作的指导和协调等工作；设置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开展企业主导型人才培养、专业共建、校企合作工作站和专业文化建设等工作；设置创业就业指导委员会，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实践、创业实践和就业指导等工作；设置区域经济技术服务中心，与企业合作组建科技服务四个平台，开展产品研发、成果转化、技术革新与培训等工作；在完善《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董事会章程》的基础上，制定《校企合作办学管理办法》等20多项系列配套管理制度，为校企合作提供保障。

（二）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以提高“双师”素质与优化“双师”结构为核心，构建人员互聘、职务互兼、项目互助、能力互提的“四互”式“双师”队伍建设新模式；以培育专业领军人才与培养青年骨干教师为重点，提升教学团队整体水平，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以国际合作项目为平台，加大教师出国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三）加强条件建设，改善社会服务能力

化学工程系采用“自主开发、校企共建”的模式，建成了一批“生产型、职场化”化工实训室，包含：化工单元过程、化工产品合成、化工生产技术综合、高分子材料加工、化学制药技术等11个实验实训分中心；1个央财支持国家级石油化工生产技术实训基地；1个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地——现代分析测试中心；1个省级环境生物技术工程研发中心；与企业共建有19个紧密型校外实训基地。同时，整合视频、仿真及实体仿真等优质资源，打造“校内多功能仿真教学平台”，虚实结合，拓宽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平台的覆盖面，增强职业技能实践教学效果，并将校内基地打造成集技能训练、项目化教学实施、技术开发与服务、社会培训与技能鉴定、技能竞赛、职业素质养成等功能于一体，省内外具有示范作用的化工实训基地。

（四）加强体系建设，增加社会服务形式

着力构建与政府、企业、学校和学员密切联系的开放式社会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学院办学资源，建立灵活开放的社会服务网络。

1.依托学院“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全国石油与化工职业院校技能培训与教育示范性实训基地”，每年为周边企业和园区进行在职员工和新员工培训，并进行高级工和技师的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另外，在2010年为中石化集团培养和训练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技能竞赛的青年拔尖技能人才29名；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三年承办全国石油化工行业规模最大的化学检验工技能大赛，上百家单位参赛，在全国石油化工行业和职业院校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2.近几年我院积极推进校企深度合作，实施“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办学模式，开设了“金陵石化班”、“扬农班”、“沙桐班”等订单班。与企业（行业）共同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利用暑假和顶岗实习的机会深入企业进行技能训练，并聘任企业专家为“订单班”任课教师，进一步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行业）岗位技能要求对接，为学生及早对接企业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我院的办学质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专业对口就业率稳步提高，在行业中影响较大，我院现已成为中石化系统石化专业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在江苏省定点招录的三所院校之一。

3.根据“双师”型教师专业实践技能强，具有应用性科研优势的特点，积极鼓励教师与化工行业企业联合开展应用性技术研究和横向课题研究。为提高教师参与应用性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水平，学院主动了解、掌握企业在应用性技术研发项目上的合作意向，并根据每位教师的专业特点和优势，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提供企业研发和技改项目信息，拉动双方合作需求；并搭建教师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性技术研究的平台，出台横向课题扶持与管理办法，为教师参与企业研发和技改项目牵线搭桥，推动双方建立合作互动机制。在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学院“双师”教师积极指导学生开展大学生实践创新活动，带领学生参与企业的产品开发，以课题立项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应用性技术开发与创新，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4.充分利用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优势及学院的区位优势，现代分析测试中心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实验室资质认证、设备计量认证、人员资格认证，达到对外承接分析测试的要求。努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围绕扬州化工园区、宁镇扬泰沿线的石化、农药、制药、精细化工、钢铁产业基地等相关企业开展技术服务，进行在岗培训与技能鉴定；利用专业教学资源优势与扬州及周边职业院校进行合作教学，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为其他兄弟院校提供专业师资培训，提升本专业在行业、企业和同类院校中的影响力并起到示范作用。

5.利用“生产型、职场化”的实践教学平台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充分发挥优势专业的辐射作用，为扬州周边兄弟职业院校的学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综合实训等活动，年均达750人次以上。此外，还经常为我国中、西部地区职业院校进行结对支援，从学术交流、科研项目、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师培训、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参考文献：

[1] 刘扬.示范性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模式的构建策略[J].成人教育，2011，（8）：87-88.

[2] 方美君.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对策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1）：77-80.

[3] 仇雅莉.示范性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内涵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10，（20）：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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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高职院校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准确把握定位和发展方向，自觉承担起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时代责任，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教学与服务是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发展的两大支点，推进职教师资的专业化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服务能力是当务之急。

一、高职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和意义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的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高职教师专业化”可理解为高职教师“熟练掌握和运用自己本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及实际动手能力为基础，以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育方法为依托，培养适应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级实用型人才”的过程。所以，高职教师在专业发展上不仅应具备各类教师均应具备的多种素质要求，而且必须具备实践技艺型人才的各种素质，体现学术性、专业实践性和师范性统一发展的整合要求。高职教师肩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重任，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理论素养和学术水平，达到强调其学术性的要求。同时，由于高职教师主要是为生产建设和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技术实用型的人才，他们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能，因此应强调高职教师的专业实践性。此外，高职教师还要必须体现教育教学的专业性，即师范性要求。

教育部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这就决定了“高职教师专业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技能性”与“实践性”，教师不仅要是教学专家，还必须具备行业专家的经验与能力。而社会服务职能是教师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研究职能向社会的延伸。所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将成为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因素。

二、高职教师开展社会服务现状

目前，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主要有以下形式:教师参与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和开发，开展技术服务，提高校企合作能力；面向行业企业开展各类岗前、职后、转岗培训；面向社会、各类中职学校开展成人学历等继续教育，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以社会实践基地为依托，提供全方位的职业技术服务。无论采取哪种形式，教师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教师的活动直接体现了学校的活动。因此，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影响教师队伍质量，直接决定其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就教师个体和学校主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科研能力较弱。

科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所高职院校教师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也是开展技术服务的核心和基础。由于多数高职院校是从中等职业学校升格或是从成人院校转型而来的，某些教师的学历相对较低，缺乏科研方法，理论基础有待进一步提高；主持的科技研究与科技开发项目，大多还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含金量不足，科技成果商品化、产品化的中间环节相当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二）实践能力缺失。

实践能力的缺失是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大障碍。由于高职院校的教师大部分来自于普通高校，多是在学科型人才培养模式下造就出来的。其特点是具备专业理论知识，但因为没有受过职业教师的专业训练、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和专业实践技能，最终导致其创新意识欠缺。这些教师在实践教学与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动力机制缺失。

高职院校还未真正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学校不能满足企业要有利可图的需要，因此企业对教师社会服务工作支持力度不够。另外，由于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及教师社会服务激励政策与考核要求的缺失，导致多数教师疲于应付教学，没有时间也不愿为社区或社会开展服务工作。

三、以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为平台，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作为一所地方高等职业院校，自启动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工作以来，依托烟台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烟台职业学院立足烟台，服务山东，跟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蓝、高、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升级改造要求，贴近烟台市“十二五”时期提升发展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的产业发展规划，打造与区域支柱产业高度关联融合的特色专业群，积极开展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学院以骨干校建设任务为依据，以转变教师教学观念、提高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为突破口，积极引导和激励教师主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

（一）构建“双驱双保、四级融合”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提高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将学院发展纳入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成立烟台市校企合作委员会，出台《烟台市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制订关于学生工伤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校企合作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或制度；成立由市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和企业领导参与的校企合作理事会，建立校企合作的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优化校企合作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完善以教师社会服务能力强、毕业生社会满意度高为驱动力，以政府政策支持和完善配套制度为保障、“政府推进、行业对接、校企联姻、项目嵌入”的“双驱双保、四级融合”体制机制。发挥政府的指导协调作用，主持实施全市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工作方案。全面落实服务地方的办学定位，制订并实施新一轮的《烟台职业学院服务烟台行动计划》；发挥行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开展行业对接式合作。加入山东省会计学会、烟台市食品工业协会等15家省、市行业协会或学会。牵头组建烟台市服务外包职教集团，积极参与烟台市11家职教集团的建设，在人才供求、职业标准认定、技术服务、顶岗实习、就业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充分利用企业优质资源，密切校企联姻式合作。继续加强与烟台张裕、富士康、东岳汽车、大宇造船等企业的合作，办好SMT等企业冠名订单班。继续推进校企双向兼职，鼓励教师到合作单位担任技术管理职务，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兼任系副主任或教研室副主任，开展课程开发、课题合作、职业培训等，实现在教学、科研、技术服务方面的深度合作；引入企业教学项目，扩大项目嵌入式合作。丰富和完善汽车工程系与丰田公司的T-TEP项目、与上海通用的ASEP项目，信息工程系与思科公司的CCNA项目，以及软件技术、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嵌入服务外包项目等。

（二）健全社会服务体制机制，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和服务活动。

建立社会服务工作领导小组，以技术服务为重点，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和平台，对全院社会服务机构和项目进行统一管理和统筹安排；在相关系部设立社会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将社会服务工作列入学校规划。出台了《鼓励教师进行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暂行办法》，对教师履行必要社会服务职责提出明确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将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情况纳入教师考核、职称评聘等指标体系，奖励社会服务成绩优异人员。

（三）实施“校企共赢”的科技服务模式，提高教师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

学院成立了应用技术研发与技术推广中心，通过各类研究所及“博士工作室”，面向社会、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等活动。

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研究所与政府部门及威尔数据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开展“模糊图像的复原技术研究”、“实测车辆图像的目标检测与识别”及在物联网方向上的可配流程终端业务开发研究等；食品研究所将依托保健食品和葡萄酒两个研发中心，面向保健食品及水产品及葡萄酒和果蔬加工企业，重点进行功能性食品、海洋食品及葡萄酒和果蔬加工的研发和技术推广；模具设计制造研究所将与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成立“山东省华塑CAE/CAI技术应用推广中心”，面向山东省内企业和院校推广华塑CAE/CAI软件，开展注塑成形CAE技术的培训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公司将与烟台市会计师事务所联合进行财务管理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为30家以上企业提供财务咨询、税收筹划、内部审计、预算管理、企业风险管理、投资规划；为企业编制预算和设计方案，并提供有效的财务咨询、记账等服务；国际商务咨询服务工作室为国际食品果蔬博览会、APEC博览会、电子商务博览会等各种商务活动及地方中小型外贸企业，提供翻译、咨询等服务。各项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为企业创造价值累计达2亿元以上。

四、结语

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社会责任，也是地方经济发展与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又决定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发展能力。因此，高职院校要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引导教师改变传统观念，树立教师“自我更新”的专业发展意识，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丰富职业生涯，长期保持同行业企业的合作关系，成为技术和工艺大师，将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经验和科研成果，积极承担企业和社会的横向课题和服务项目，为区域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姜振鹏．“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浅谈［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6）.

［2］颜明忠，张建荣，王建初.从国际比较角度看“双师型”职教师资培养［J］.职业技术教育，2002（19）.

［3］姜大源.职业科学：一门新学科的创立与定位［J］.教育发展研究，2005（3）.

［4］张建荣，陈祝林，王建初.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点建设的思考［J］.教育改革与管理，2006（1）.

［5］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

［6］林金良等.从学校管理视野看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障碍与对策.教育与职业，2007（14）.

［7］张君华，左显兰.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及发展途径探讨.职教论坛，2008（21）.

［8］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

［9］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

［10］烟台职业学院骨干院校建设方案.2011.

［11］烟台职业学院骨干院校建设一周年案例汇编.2011.

篇（3）

一.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建设校内实训基地的必要性

（一）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是提高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教学质量的关键

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其定位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的一线人才，重视实务知识的学习，强化职业技能的训练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特征。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教学由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构成，实践教学又由校内实践教学和校外顶岗实习两部分组成。而校外顶岗实习一般是在学生完成了校内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到相关会展企业进行的综合性实训；校内实训基地则应承担针对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及各工作岗位不同环节所进行的针对性实训。校内各针对性的实训环节是否过关，决定了学生能否将校内各实训环节进行整合，较好地完成校外顶岗实习。因此，根据会展业工作岗位的设置和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各专业课程的设置，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是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二）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是实现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产学结合的重要途径

会展业作为实践性极强的行业，具有入职门槛低、交叉性强等特点。要让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尽快转变角色，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就必须坚持走产学结合的途径。产学结合是高职院校区别于本科院校研究性较强的重要特征，是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经之路，它以校企合作和校地合作为特征，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而要实现校企合作和校地合作，就必须在校内建设具有仿真性、生产性特征的会展实训基地，让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校内就能掌握会展行业各工作岗位的工作流程，具备相应的实践能力，参与到区域性的会展策划、会展营销、会展服务管理和会展设计的实践工作中。

（三）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是提高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率的迫切要求

以就业为导向是高职院校坚持的办学方针，要提高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率，首先必须让会展及相关企业认可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学生，而企业的认可来自于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校内实训则是提高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因此，根据会展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和区域会展业发展的趋势，建设校内会展实训基地是提升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能最终实现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率的提高。

二.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是一门操作性、交叉性极强的专业，学生的操作技能需要不同的环节反复实践才能得到锻炼。但会展业是近十年来才快速发展起来的行业，因此，多数高职院校开设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也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很多专业教师均为从旅游管理、广告学、国际贸易等专业半路改行，没有从事会展业的实践经验，由此导致了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一）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规划缺乏“仿真性”

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是为了实现课堂教学无法完成的技能操作，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规范的会展策划、会展营销、会展设计、会展服务管理四大岗位群的基本技能操作训练。因此，该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应该尽可能贴近所在区域的会展企业环境，营造会展项目策划、招商、前期准备、现场服务与管理、后期评估总结等真实的会展业职业环境。而目前，各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多为闭门造车，在未分析会展市场对人才需求特点的状态下，盲目设置实训基地，导致实训基地缺乏仿真性，学生不能通过实训基地的练习达到了解区域会展市场，熟悉会展业四大工作模块的具体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最终使校内实训环节与会展业市场脱节。

（二）会展教学软件与会展企业工作流程脱节

随着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发展，会展软件已经成为会展企业进行策划、营销、设计和服务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会展企业利用会展软件能够高效的完成会展企业的相关工作。为了使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掌握部分会展软件的操作，各高职院校均购买了专门针对教学而设计的会展教学软件。但通过使用，会展教学软件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会展教学软件在设计开发的过程中没有以会展企业的工作流程和岗位要求为依据，仅仅是简单的将教材模块内容照搬到软件中，最终导致学生在学习相关教学软件后仍然不能很好的通过软件完成会展企业的相关工作。

（三）会展策划与管理实训基地硬件设施缺乏

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应从硬件建设、软件开发及实训基地管理系统三方面进行建设，以确保实训基地的合理性、实用性与高效利用。但由于受资金、师资、场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重外轻内”观念的影响，很多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根本未设置校内实训基地，或者简单的设置几个空空如也的标准展位作为专业实训室。此类硬件建设显然是不能实现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同时，校外实践基地也绝不可能代替校内实训基地，对各门专业课程有针对性的进行实践训练。

三.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思路

基于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建设校内实训基地的必要性和各高职院校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下对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思路进行了思考：

（一）校企合作进行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建设

高职院校与区域会展企业合作共建校内实训基地是学校与会展企业互利双赢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企业可以为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校内实训室建设提供市场信息，使高职院校的会展实训室建设按照市场的需求特征，遵循行业操作流程，进行会展实训室的硬件建设和软件采购，以培养适应市场规律发展的会展业人才，同时，又为高职院校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实习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共建校内实训室的方式，直接将企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贯穿到了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甚至采取“订单式”培养模式，让学生提前了解企业文化和企业相关业务的背景，掌握企业使用软件的情况和相关展商的概况等，最终实现对人才使用的“零培训”，达到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二）与校外实训基地互补建设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生产化”实训基地

实训功能和生产功能是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的两大特征，而实训功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让学生将实训的效果运用和发挥到生产的过程中去，因此，生产功能是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的核心。所谓“生产化”功能，是指由学校进行教学实施和管理，企业利用实训基地进行项目操作，而学生在真实的项目环境和企业文化的体验中，按照会展项目的生产化操作流程完成相关项目。根据会展项目的操作流程，“生产化”实训基地模块构建如表1：

（三）引入会展企业操作软件

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所采购的软件应是区域会展企业已经开始使用，并且能够代表会展行业今后的发展趋势，五年内能够体现行业较为先进的技术手段，让学生在校内通过对软件的熟悉和使用，能够在毕业后顺利的过度到会展企业，并对会展企业的软件进行熟练运用。如会展业务管理实训平台软件这一目前国内多数大型会展公司进行营销管理的软件，虽然在四川地区普及率还不高，但在当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对此软件的使用将是四川地区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因此，通过购买软件，让学生在校期间对软件进行使用练习，学生能清晰的了解会展项目销售办公自动化流程，并通过系统与参展商、专业观众、媒体、展会服务商等进行联系，熟悉会展项目管理、展会参展商管理、专业观众管理、会议管理、展会财务管理、服务商管理、媒体管理等管理模块。

四.结语

高职院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高职院校会展实训基地的定位和发展目标都要贴近区域会展业的特色，根据所在城市的会展产业特点来设置相关实训室，最终实现服务区域会展经济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昀，陈志华，高职校内实训基地的企业文化氛围应在[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

篇（4）

作者简介：宣勇(1965-)，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作者简介：钟伟军(1976-)，男，江西赣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从事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领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毫无疑问地必须通过不断完善大学的治理体系、提升大学的治理能力来实现。然而，在我国特殊的制度框架体系中，在现阶段复杂的利益互锁网络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惯性逻辑下，如何寻找最为有效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有效达成目标的同时规避剧烈的摩擦成本是一个核心问题。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管理专业化是大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而在中国特色的大学体制中，不管是外部治理结构中的政府与大学关系，还是内部治理体系中的多元主体关系，校长都扮演着“结点”的角色，因此校长管理专业化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切入点。

一、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其困境

什么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就是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适应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现有管理体制、职能和行为中有悖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的过程。[1]具体到大学治理来说，就是大学在面临日益复杂和多元的经济社会环境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革除传统体制所遗留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不断提升自身能力，逐渐建立一种新的对外界保持高度回应性的大学治理机制的过程。由于大学治理包含着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层面，因此，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自然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就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模式，强调多中心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观点，强调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控制向个人和其他组织开放，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共同管理大学[2]；就内部治理来说，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指更加强调大学管理的专业化能力，更加强调治理方式的多元民主参与以及治理过程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对中国现阶段的大学治理来说，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必须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就外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政府对大学和社会的合理分权，推进政校分开和“多中心”大学外部治理结构的建立；就内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内部民主和多元治理，也就是摒弃单一中心的管理方式，以专业权威替代行政权威、以民主协商替代命令指挥、以规章程序替代个人意志。

目前，我国大学治理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阶段，与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显得更加特殊和复杂。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现代大学这一概念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被提出来的，现代大学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机制是镶嵌在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之中的。大学正是在知识、文化和社会秩序领域中获得自己的空间，大学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来自于知识模式的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变化。[3]但是，我国的大学治理传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同时内嵌于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体系之中。而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我国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大学内部的治理也同样因为改革的深入面临着各种利益的交织，所有这些因素相互缠绕在一起，并在大学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外部治理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管制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从未中断，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为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直都是改革的主线；尽管政府已经退出了大学内部的诸多具体治理过程，但过多的政府管制、政府权力支配大学的自主性权利依然是我国现阶段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要特征，依然是我国大学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在我国现阶段，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政府的次级行政单位，政府垄断着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稀缺性资源，并掌控着这些资源的占有权和分配权，大学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按照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规则运作，实现政府下达的计划和相关指标。[4]政府没有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分权，政府权力仍然以各种专项检查和评比等方式进入大学的教学科研等活动，现代大学治理中管、评、办相分离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在单一化的政府权威框架之中。在这种外部治理结构中，大学的治理能力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的权力所压抑，如不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

另一方面，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大学的行政化。从根本上说，大学的行政权力是建立在服务于学术这一合法性的身份基础上的，是从属于科学活动、真理探究活动的，当大学行政组织超出了其应有的从属性、服务性，越过了自己应有的边界，也就产生了过度行政化问题。[5]但是在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行政系统依然扮演着支配性和主导性的角色，并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分明的行政权威体系。大学习惯于以行政化的方式实现内部的决策，以行政化的手段干预教学和科研、获得并支配各种资源，以行政化的标准衡量大学内部的各项绩效，习惯于以权威的方式整合内部矛盾纠纷和不同意见。这种无所不在的行政触角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现代大学的理性和民主价值，异化了大学的基本功能，抑制了大学应有的创新活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大学的治理能力。如何有效地去除大学内部的行政化现象是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外部的政府管制化和内部的行政化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政府管制化的问题，内部行政化问题的解决也就失去了外部制度环境，而不解决内部行政化问题，政府的去管制化也就无法找到有效的支撑点和落脚点。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现阶段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有效地破解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这两个层面的困局，这需要切实有效的切入口。

二、大学校长是我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结点

对于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解决政府的管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问题。而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正处于这两个复杂而又特殊层面的结点，所有关于中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都无法脱离大学校长这一关键性的角色。

首先，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校长是二者互动的交汇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我国特殊的体制中，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机制和缓冲地带，基本上属于一种直接的互动模式，大学校长显然处于这种直接互动的“第一层面”，一头联结着政府，一头联结着大学。校长代表大学接受来自政府的各种资源，有责任运用好这些资源，并接受政府的各种监督和检查。从大学的角度来看，校长是大学的法人代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大学组织是独立的法人，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校长同样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大学自身的利益，维护大学应有的自主权力，代表大学与政府进行互动和博弈，并争取更多的资源。可以看出，不管是作为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还是大学的法人代表，大学校长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其次，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校长不仅仅是大学的最高管理者，还是大学的形象代言人，更是大学精神和公共责任的体现者。大学所有的行为和表现在公众的眼里都会最终投射在大学校长身上，而校长的个人行为也会被公众与其所在的大学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现阶段，大学校长是公众头脑中关于现代大学最为具体的镜像，一方面承载着公众对大学的创新能力、高深知识生产和一流人才培养的期待，另一方面承载着公众对大学公共责任、大学精神的期待。因此，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不仅仅需要致力于大学内部事务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满足公众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校长是大学与社会之间连接互通的重要窗口，一头联结着大学内部的多元治理主体，一头联结着社会大众。公众透过这一“窗口”窥探大学的担当和责任，而大学也透过这一“窗口”回应公众的期待。当前我国大学校长的这种“窗口”角色并没有扮演好，社会大众对大学的观感普遍不够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校长在满足公众期待方面的落差有很大的关系。

再次，从大学党委与行政的关系来看，校长是两种权力的结合体。党委与行政的关系是中国大学治理中最为特殊且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是中国特色大学制度的核心体现。党委和行政既分权分工、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共同负责。[6]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是对这种关系最简洁而准确的描述。在这对关系中，大学校长扮演着核心的纽带角色：一方面，校长是党委班子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和影响大学的改革、发展以及基本管理制度和重要决策；另一方面，校长是大学行政系统的领导者，有义务接受学校党委的领导，并执行和落实党委的各项决定。校长依法享有大学行政事务的指挥权，并承担行政事务的首要责任，但是行政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必须向党委汇报，进行集体研究。校长一头联结着党委，另一头联结着行政系统，是两种不同权力的耦合体。正因为如此，校长的角色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两种权力的协调性和规范性，关系到党委如何更好地领导、校长如何更加有效地负责，更关系到这一中国特色治理机制的最终效能。但目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从而使得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目标难以达成。

最后，从大学内部主体关系来看，校长是各种利益的整合者。现代大学是多元巨型大学，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如何实现各种利益的整合，维护多元主体之间的平衡是校长非常重要的职能。尽管在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已经建立了各种博弈机制和互动程序，但在出现利益冲突和对立的时候，校长总是成为整合者。大学校长要维护普遍利益，通过程序工作，就被摆到了中心地位。对自己的下属运用科层技术，这时他是头儿；对学术人员和管理同事使用协商技术，这时他是船长。[7]在我国现阶段，大学制度正处于转轨的过渡阶段，利益主体更加复杂多元，既包括一般治理结构意义上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包括由于大学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旧两种不同的利益格局，同时，由于社会转型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都会以各种形式在大学内部呈现出来，有时这种利益冲突甚至会非常激烈，如发生群体性事件等。校长作为行政系统的核心，维护大学的基本稳定、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是其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校长是我国大学治理中连接各种关系和主体的核心行动者，科学地定位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成败。从西方大学治理变革的实践来看，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是在日益复杂和多元的治理结构体系中充分发挥校长角色和功能的重要途径，是大学治理变革进程中的“结点”性问题。当前我国大学面临着更加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面临着要求变革的强烈的社会呼声，如何有效地提升大学校长的能力，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的进程显得越来越重要。

三、校长管理专业化与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必须依赖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和契合实际的具体路径，纵观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校长管理专业化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和路径选择。所谓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的含义，即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和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8]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深刻把握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和学术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充分理解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责，从专业化分工的思维和知识生产的内部规律审视和对待校长的权力，充分尊重校长在管理大学方面的权威性，授予校长在大学管理方面的专门权力，并对这种权力进行刚性化的确认和规范化的保障，政府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制度供给者。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意味着校长必须具备胜任现代大学管理的专业素养，必须经过专门的历练，具有管理、经营大学及教育科研、开发大学的专业技能，能够深入了解大学治理的结构和过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以及整体的制度性，从而真正把握大学治理的真谛。可以看出，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两个层面正好对应着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个层面，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是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大学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过程也是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内含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需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是大学治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内驱力，校长管理专业化的过程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相伴相随。首先，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有治校的专门权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在所有主要的制度领域，角色分化和专门化成为重要的特征，个人扮演的各种角色呈现出专业化的分离趋势，尤其是职业角色与政治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9]由于分工的差异和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殊性，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应该摒弃大学是政府和政治领域延伸的信念。[10]提高政府在管理大学校长方面的专业化水平，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赋予校长治校的自主性权力，并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建立大学校长管理的专门化权力体系，这是各国在推进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做法。例如，德国和法国在20世纪下半叶后逐渐打破过去以政府官僚为中心、对大学校长全面控制的模式，通过诸如《大学自由与责任法》等重新定义大学校长的管理权限。[11]在大学自治传统浓厚的美国，政府不直接干涉大学的具体事务，由董事会替代州政府任命大学校长，并把许多权力委托于校长，而保留其余权力和最终的法律控制权。[12]而在日本，通过法人化改革，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大大削弱，校长的管理权限在选举方式和辅助体系改革后得到了明显的扩张和确认。正是这种制度化的专门性权力保证了大学校长可以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按照自己的理念推动大学各个层面的有效治理。

其次，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具备治校的专业能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校长是大学治理中的核心行动者，决定着大学治理的成败。现代大学校长与传统大学校长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能力素养要求，现代大学治理面临的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要求大学校长必须具备一流的专业素养和能力结构。任何一所现代的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位一流的大学校长，一流的大学校长必须拥有一流的专业化治理能力。在早期，大学规模、功能和结构相对简单，正如博克所言，1900年以前“美国大学只是些刚刚具有现代雏形的小学校，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强调思想戒律、信仰虔诚和严格管理学生的大学教育”[13]，这使得大学的管理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突出的专门能力。而随着大学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的不断扩大，在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同时治理一个如此复杂的机构难度可想而知。[14]这对大学校长在专业能力和素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校长必须拥有专业的管理知识和现代的管理理念，掌握科学的管理手段，并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具备敏锐的辩证思维能力和逻辑判断力。

最后，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有治校的职业动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校长管理专业化离不开有效的动力机制，如何让大学校长有志于并乐于投身大学管理，并积极地提升自身的专业化能力，这是校长管理专业化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建立职业化的制度机制，通过利益诱导和市场化竞争让校长有充足的动力不断提升自己，彰显自身价值。大学则通过有效的遴选机制寻找经验丰富、能力突出，并符合本校基本治校理念的人作为大学校长，并以职业化的薪酬体系、有效的职业流动和保障性的退出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校长的积极性和潜能。可以看出，若无职业化的制度环境，校长管理专业化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最为有效的动力源泉。因此，离开校长的职业化来谈校长管理专业化是没有意义的，职业化是专业化的题中之义。

校长管理专业化对于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把科学管理的原则、学术的内在逻辑和市场的竞争机制有机地整合在了一起，重新理顺了大学治理中纷繁复杂的多元主体关系，规范了大学治理的基本过程。正因为如此，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

四、以校长管理专业化为切入点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根本上来说，要实现我国大学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外部治理中政府过度管制化和内部治理中过度行政化的问题。由于校长是我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中各种主体和关系的交汇点，因此，以校长管理专业化这一“点”作为我国大学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利于带动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以及大学内部关系这些“线”的改革，并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体制的各个“面”的革新，最终在整体上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要解决好中国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框架，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重新理顺大学治理结构中与校长管理这一结点性问题息息相关的各种关系，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大学校长管理的权力、动力与能力问题。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明晰党委决策与行政执行的权职边界，让校长有负责任的权力。

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前提是拥有边界清晰的不受干扰的专属性权力，就我国目前来说，要满足这一条前提，最重要的是建立有特色的大学校长权力规约体系。这种规约体系的建设要求我们重新梳理并规范两组重要的关系，也就是政府与大学以及学校党委与校长的关系。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言，政府必须适时更新对大学管理的思维逻辑，从高校独立法人代表的角度而不是准行政官员的角度理解校长的角色和功能。在此基础上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把管理大学的权力还给校长，并建立更加刚性化的政府权力约束体制。因此，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新厘清自身的权力范围，把自身的职能严格限制在宏观政策、外部监督和相关服务供给方面。为了更好地保障大学校长的专属权力，有必要把政府权力规范纳入大学章程中，通过更加严肃的立法形式规范政府的权力范围并确立大学校长不受侵犯的权力范畴。同时，政府应该积极改变高校的资源配置模式，斩断打着各种项目资助名号的政府“无形之手”，因为这种项目制的资源配置模式严重地削弱和干扰了校长在大学资源整合和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权力。因此，要减少并撤销大量不必要的各种专项项目，改为更多地以大学为主体、由校长统筹的资源配置形式。另外，有必要建立政府与大学的隔离机制，如成立类似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机构等，并不断完善政府权力的运行程序。就大学党委与校长的关系来说，必须坚持并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善党委的领导方式，让校长更好地负起学校管理的责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效地规约党委书记的权力，更好地发挥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优势，通过完善党委的人员结构和议事程序，把党委职能定位在大学决策机构的层面。校长则对党委负责，扮演决策执行和落实的角色，拥有管理学校的各项具体权力，党委书记不干涉校长具体的行政事务。

其次，完善遴选机制，推动职业化进程，让校长有负责任的动力。

职业化是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最重要的制度诱因和动力，可以让校长把大学管理作为一项志业，并心甘情愿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牵引这种动力最重要的纽带就是有效的遴选机制。目前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方式把大学校长视为行政官员来看待，把校长选拔视为政府封闭体系内部的事情，从而使得校长与职业化的市场之间的有效连接纽带被剪断，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无法有效地发挥出来，这是我国大学校长管理僵化、被动以及不专心的重要原因。尽管近年来，教育部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改革，但是总体上来说，这种改革依然没有跳脱行政化的逻辑。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如何在现有的中国特色体制中不断完善校长遴选机制并建立职业化的动力体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显然，中国大学校长的遴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移植西方大学的做法，关键是在现有的制度逻辑与职业化的逻辑之间找到均衡点，把政府和组织权威与民主化、竞争性的遴选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学校长的遴选必须坚持必要的组织权威，但是这种组织权威逻辑不能支配甚至替代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逻辑。就目前来说，政府应该打破大学校长为行政职务的观念，而应该视其为一种职业，并积极推动校长的遴选机制改革。在遴选过程中，政府应该把职能定位在资格条件和相关程序规范的制订、资格审查以及对大学自主遴选出来的校长人选的最终确认等环节，而具体的遴选过程则应该更好地交给大学自身。以此为切入点推动大学校长的去行政化和职业化过程。

篇（5）

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慈善事业就剩下两条路：第一是传统的道德动机驱使；第二是建构专业化的公益组织，用组织吸纳社会捐款人资源，发展出针对某一专业领域里的社会需要，形成可持续的公益事业。

可持续慈善强调好的治理与专业化。治理好需要充分透明、战略清晰、价值观引导、团队管理专业化。

GE：你觉得民间慈善公益发展蓬勃的原因？

冯仑：民间慈善公益合乎慈善的本意和逻辑。第一，民间慈善公益是自己的愿意，是发自内心使命和责任的驱使。就像敬神不会跟佛计较灯油，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供奉就会计较。第二，要行有余力。余力包括金钱、专业能力、时间，有这三样东西拿出来才能做贡献。为什么私募基金费用管理都很好？是因为他自己捐钱了没有必要贪。

民间的公益有愿望有能力，是自我付出和自我再生的过程，可以不断地循环。公家的公益不是取于自愿而是取于他愿，能力也不是我能而是可能能。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七八年民间公益慈善做得非常好。

GE：企业家做慈善有何优势？自己做慈善和借助其他平台做慈善又有什么不同？

冯仑：慈善有很多细分和竞争。企业家做慈善事业最大的能力第一是组织能力，会组织和治理；第二，有企业资源来奉献，不是民间道德的能力。企业家有组织能力、企业资源、创新能力。

我所创办的万通公益基金会做生态社区，阿拉善侧重环保项目、爱佑主要是儿童项目、壹基金是有关救灾。我通过不同的公益基金来创造不同的公益组织，在不同的领域持续推动回馈社会的行动。

篇（6）

[中图分类号] S4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7）03-0072-01

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必然就会增加了我国对于农业的需求，在农业上发展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这对于农业的生产是起着一定的重要性的作用。开展农作物的专业化的防治，一般就是以预防为主，进行综合性的治理，进而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式。专业性防治是可以更好的适应农业的发展，这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种创新。

1 制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原因

1.1 管理水平比较落后

在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体系过程中，一般都是由相关的农业部门来进行的，其实很多的病虫害防治队伍与人员都是临时构建的，这样防治工作人员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对他们也是没有严格的管理机制，在进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时候缺少相关有效的系统。虽然在当前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是需要专业性的指导，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过于形式化，这样必然就会失去防治的意义。

1.2 防治设备少，覆盖率低

在当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机械设备上看，一般的大型激动担架式的喷雾与背负式的喷雾数量都是比较少的，农药与病虫害的防治药物药效整体上也是比较低的在，防治的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漏药与跑药的情况。

1.3 防治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就当前农业病虫害的防治人员队伍来看，很多的时候一般是由当地的农民或是临时工作人员进行组成的，这些工作人员对于农业病虫害的名称、特点、防治等都是缺少相关的专业性知识，对于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经验也是不具备的，对于农具的维护与保护也是缺少相关专业性的指导。

1.4 防治工作不规范

在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形式上看，虽然相关的部门在业务上已经对外承包了。但是根据实际的调查分析，很多的农民对于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收费标准的体系上并不是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乱收费、多收费等情况的出现。另外，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承包过程中，有些农业部门对于承包服务的效果还是缺少统一的标准，在评价的机制上也是存在一定的分歧。

1.5 耕作自然条件的限制

有些农作物在耕作上是会受到自然条件等限制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有的时候在同一地点也是没有办法耕种同种品种的，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到农作物病虫害的专业化的防治工作与推广。

近几年来，我省在农业环境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构上已经进一步的完善，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是有着一定的创新，农业的整体社会化服务也是有着一定的完善，使得农业病虫害的工作经验得到了一定的积累，整体的市场上运作机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整体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条件已经成熟。

2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体系的构建

2.1 大力推动农业生产集约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推动了“城镇化” 的发展，农业在土地经营上已经成为我省农民心头的难题。所以，农业发展中是需要加大农业土地的流转速度，对于农业承包制度要加大宣传，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才十分有利于打消农民对于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的疑惑，也会进一步的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的整体情况，推动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对于一些农业大户，是需要有着一定的病虫害防治的补贴，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才能够为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不断的完善农作物专业化防治工作体系

逐步的建立与完善病虫害的防治物质网络，在我省各个乡镇都是需要建立相关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点，对于病虫害潜在的风险进行一定的检测，对于农作物出现的一些情况或是一些不常见的症状也是需要及时的进行报告。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中是需要严格的控制收费标准，对于病虫害的防治标准是需要张贴在各个乡镇中，让老百姓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另外，还是需要加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专项资金的投入，尤其是引进防治技术、培训方法等。引进相关的病虫害防治专业化的人才，将社会资本、人才等有秩序的推进到专业化的防治市场工作中，这样是可以形成良性的竞争，不断的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专业化水平。

2.3 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队伍的建设

农作物病虫害人员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实现的有效途径。因此，相关的部门在对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一般都是加大力度对防治人员的培训，来提高防治人员对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的认识，提高自身对于病虫害防治工作的了解与治理的能力。逐渐的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进行一定的规范，尽可能的实现在一个村都是有着一个专业性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人员，这样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来对病虫害的防治。

3 总结

在农业基础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农作物的生产也是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影响农作物产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病虫害。我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是需要积极的提高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意识，加大对于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的治理与宣传的力度，进而有效的遏制农作物病虫害的爆发。

参考文献

[1]高静静、王双龙，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体系构建研究，农民致富之友，2015年11月。

[2]黎奇林，r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体系构建研究，湖南农业大学，2013年12月。

篇（7）

自年以来，我县狠抓了县、乡镇、村三级植保服务系统建设，当前，全县机动喷雾器拥有量达1000余台，共坚持机防组织50个，其中镇级7个，村级25个，民间18个。植保社会化服务形式首要有以下三种：

（一）县、镇(乡)植保专业协作社形式

县、镇(乡)组织化水平高，有专业技能人员指导，信息实时，施药实时，预防结果有保证，是当前县、镇(乡)发展植保机防组织的首要形式。它既可以独自组建，也可以与其他农业协作组织(农药生产企业、农药运营组织)联建，为本区域内会员及社外农户供应服务。

（二）村级植保机防专业队形式

执行统防统治、统防代治、承包预防。所谓统防统治就是统一时间、统一技能、统一配方、统一治理，带药带机在规则的时间内执行统一预防。机防队和机手依照县植保站病虫谍报要求，实时向农户通报病虫预防技能信息，供应预防药械和施药服务，保证施药质量，收取工本费和服务费用。代防代治首要是针对一家一户不足劳力的农户，由农户供应药剂，机防队或机手按要求喷施农药，由农户付机手喷药的劳务费用。承包预防就是机防队与农户先确定一季作物或某一病虫的预防费用，签署承包预防合同，收取病虫预防费用，执行承包预防，包括田间查询、预防方案、预防药剂、施药机械、喷药功课、预防结果等均由机防队承包，预防结果欠好或形成损掉由机防队全额补偿。

（三）组级植保专业户代治形式

首要由耕田大户发展而成。随着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出务工人员的添加，涣散于每户的土地逐步向耕田大户转移，耕田大户数目不断添加，面积不断扩展。他们本人购置弥雾机，在农业技能员指导下，对本人栽种的田块按病虫谍报的要求进行预防，其预防实时、药剂对路、防效保证。他们在知足本人需求的基本上，应用残剩机力走村窜户为别人供应代防代治。这种方式也是由农户供应药剂，专业户按要求喷施农药，由农户付机手喷药的劳务费用。

二、植保社会化服务成效

（一）提高预防结果。因为植保专业化预防组织开展预防，施药时间统一、配方统一、技能统一，并依据植保部分供应的病虫发生实况，有的放矢，且运用机动喷雾器预防，雾化结果好,附着力强，不单明显提高了病虫预防结果，还也防止了药害的发生。

（二）降低农药成本。专业化预防组织可成批量从厂家或经销商处购置农药，削减了中心环节，降低了农药的价钱，还也保证了农药质量。统一配方也防止了农民乱花药、喷“保险药”而招致成本添加的问题。（肖志明陈丹）

（三）提高劳开工效。在劳动力很多转移的广大乡村，劳力不足是近年来的遍及景象。专业化预防组织在缓解喷药用工矛盾，实时节制病虫风险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分明。从近年来预防实践看，每台机动喷雾器工效是普通手动喷雾器的10倍以上。

（四）提高农产品质量。专业化预防组织选用无公害生物农药或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使高毒高残留农药的污染问题从源头获得了节制，降低了农药残留量，提高了农产品质量。还减轻了农民用药后随地丢弃药瓶、药袋垃圾而形成的环境污染。

（五）提高作物产量。因为专业化预防组织开展预防科学实时,杜绝了病虫的进一步分散延伸，克制了因为预防时间不统一招致穿插传达的景象，分明提高了作物产量。

（六）添加机手的经济收益。机手大多数首要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有限，成为代防代治或专业预防机手后，不只把握了病虫预防技能，并且每年可添加3000～5000元的劳务收入，还家中农活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七）辐射及带动效应分明。因为专业化预防组织开展预防技能到位、时间统一、结果保证、省工节本，所以只需机防队喷药，周边农户就能看到或直接收到植保信息。这样的辐射影响及带动效应远胜于平常培训、宣传。

三、植保社会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是不足政策资金扶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预防具有非凡性,时间上一年仅预防几回，属于间歇性劳作，收入不不变；设备上弥雾机质量不不变，轻易呈现毛病；防效上不确定要素多，风险难掌握。这些都决定了病虫害专业化预防的弱势位置，需求县政府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完成“公共植保”理念。二是预防质量难以保证。局部弥雾机手为添加收入，降低用水量，预防质量和结果得不到保证。特别是水稻发展中后期，田间密度高，机手为抢抓时间，用水量难以保证，农药很难喷洒到水稻的基部。尚有局部机手预防时不认真，呈现了因漏喷农药形成的病虫“夹花”景象的发生。植保专业化服务是一项时节，不是长期性的工作，属于时间短性的突击，服务人员装备有必然的难度，普通健壮劳动力都在其他岗位，合适做植保专业化预防工作的人不多。三是治理准则不够完善。局部村制订了一整套的病虫预防技能标准，执行“四统一”，但还有少局部村的局部专业队尽管病虫预防，不论防效。防效评价标准难以确定，因无完善的奖惩机制，给少量弥雾机手钻了空子。还有少量植保专业队虽统防统治率较高，但不能保证病虫防效，招致局部农户对植保专业化服务持疑心立场。

四、植保社会化服务发展思绪

（一）增强组织治理，标准从业行为。要对现有的专业化预防组织不断加以指导和标准，逐渐提高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程度，特别在突发状况下注重发扬和提高机防队应急才能及预防结果。植保部分要对专业机防队执行立案治理，坚持以防效为主的统防统治评价机制。

篇（8）

关键。

一、现代学校及其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始，我国学界和教育界就对现代学校概念的界定存有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现代学校是根据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及知识社会以后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进行培养教育的场所[1]。我们认为，现代学校的概念应该表达出它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而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教学场所层面。

关于现代学校的特征，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念服务化。现代学校区别于传统学校最重要的一点是服务理念的不同。现代学校必须建立起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服务于学生和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只局限于学生的升学，而是让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以及使学生形成具有终身发展的能力与潜力，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活力和动力。

（2）教育公平化。现代学校关注全体学生、尊重和力求满足各类学生的教育需求，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以及多元发展。特别是对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习予以关注与支持、平等对待学生个体化学习的指导，对学生进行公正、客观的个人操行及学业评定，体现现代学校的“人本”“公平”的特征。

（3）教育人文化。现代学校与传统学校死板僵化的管理不同，着重让教育具有人性化、人文化。每一个人能获得更多的关爱、关心、关注，并以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更加自觉自愿，积极主动、精力充沛地参与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与学习中去，深入思考，集思广益，探索全校师生的共同发展之路。

（4）管理民主化。现代学校管理的民主化，首先表现为学校师生员工具有民主的理念;其次是学校民主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充分体现在对家长、学生、老师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民主关系上;再次是体现为学校的决策与管理实行民主的方式，如教代会、家长委员会、校务会等民主监督与执行机构。

（5）社会学习化。这种社会学习化不仅推动学校内部的学生和教师学习力的提升，还能推动社区人士以及学生家长能在各自的相应领域的学习力、工作力的持续提升，并能够成为学校所在社区中学生家庭和社会团体等各种组织的发展，带动它们形成以学校为中心的学习型组织，进而形成学习型社区乃至构建成学习型

社会。

通过对上述现代学校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是指在知识经济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以先进的服务理念为指导，以管理民主化为手段，以建设学习型社会为基本要求，以现代教育观念为指针，以新型的政、校关系为基础，促进学生、教职工、学校以及学校所在社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场所。

二、中小学校现代化治理途径的思考

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学正职校长总数超过57万，再加上副职校长和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校长，校长的总数超过了100万。如何加强校长队伍的建设和管理，通过建设和管理来促进校长的专业发展，推进现代学校的建设，将直接影响数亿个家庭的发展和幸福，决定着我国的教育质量。从现代学校建立的角度，我们中小学校现代化治理的关节点是推进中小学校校长管理专业化。中小学校校长管理专业化包含两方面：政府管理中小学校校长的专业化和中小学校校长治校的专业化。

1.政府管理中小学校专业化治理的完善

（1）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校得益于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获得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学校发展与政府监管关系又出现不适应的矛盾，制约学校的发展。按照《纲要》要求，构建新型政、校关系不是要学校摆脱政府的控制和管理，而是要进一步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学校与政府各自职责，使学校和政府更加顺畅地发展。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校长专业组织（以及其他专业组织）的发展，这不仅是校长职业走向专业化的客观需要，也是转变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程度、方式和内容的需要。首先，政府要构建一个懂基础教育基本规律与内部管理、专业能力强的教育管理队伍来从宏观上管理学校，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教育计划，对学校实行间接管理，不去干预学校的具体管理工作。其次，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改变中小学校长的选拔方式与评价标准，不能按“官”的制度与思维来选拔、使用、培养与考核中小学校校长。校长是一个专业化很强的职业，而不是职务。

（2）建立校长职业资格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职业的专业化过程中出现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为国家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规定的职业准入标准，职业资格制度要求从业人员经过严格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获得能胜任工作的特殊知识和技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以获得从业资格。林明地教授认为，获得校长专业证照“是校长进入校长职位，处理校长工作的允许状，代表其在专业上完成某种课程，通过考验，且在法律上具有资格，足以胜任”[2]。校长资格认证制度是校长职业专业化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对专业从事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校长的基本要求，是有志成为校长的人士获得校长工作岗位的法定前提条件。校长职业资格从制度上保证了校长的专业化水平，它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质量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当前，国家虽然相继出台了《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行）》《实行全国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等与校长任职资格认证相关的文件，但是我国大陆地区对校长职业准入的要求只能做到“持证上岗”，这个证是“岗位培训合格证书”，而非“职业资格证书”。因此，必须从校长人选的学历水平、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水平、领导管理能力、教育教学能力、身体条件等方面建立适合于我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的职业准入制度，严格控制职业证书的标准和资格的认定程序。实行校长职业资格制度，中国香港于2002年9月就已实行，英美等国甚至更早，我们可以从中进行借鉴。

（3）建立健全校长选任制度

实行校长职业资格制度就是将校长职业化。这也是提高校长专业社会地位的一种专业行为，也可以确保校长从业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选任体制中，我们认为应加强对中小学校长的入职认证，严格控制选任程序及形式。2015年1月10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标准〉〈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的通知》（教师[2015]2号），这个新标准包含“办学理念”“专业要求”“实施意见”三个部分组成，是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校校长专业化建设及管理的重要依据。但是校长选任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还有赖各级政府进行创建和完善。另外，政府要成立专门机构对校长任职资格、考核程序、培训体系、评价工具等工作进行规范，为校长的专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和指导。

（4）建立校长监督评估机制

中小学校校长也同样要接受到一定的监督和评估。目前，政府相关部门虽然有监督机构，但是工作实效大打折扣。如何做到有效监督有待进一步优化。另外，政府也要组织成立一个专业评估机构，制定出综合的校长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对校长政绩的评价指标体制，以期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激励作用，促进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5）建立校长激励机制

当前，评价校长的主要方式是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于我国中小学校普遍实行的是校长职务与行政级别挂钩的校长管理制度，校长的职务级别与学校的行政级别挂钩，强化了校长的官本位意识，淡化了校长专业领导者的角色，难以激发校长的竞争意识。1993年，上海市针对中小学校长管理制度改革问题，建立了校长职级系列的改革目标，将校长的职级划分为五级十二等，详细制定了各等级校长的任职条件及评定的指标体系，大大激励了校长努力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动力和热情。上海市校长晋升等级值得借鉴。

2.中小学校校长治校专业化的完善

人们常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话强调校长治校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性。德国巴伐利亚州迪林根教育学院海林教授曾在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

2000年召开的中德研讨会上说：“管理现代型中小学的领导不再仅仅是传统观念中肩负管理任务的教师，而是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地位和决策地位的职业型领导。他代表的是一所学校的形象和风格，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学校的文化氛围、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3]因此，提升校长的专业化水平是决定教育发展成效的

关键。

（1）推动校长专业素质不断提高

校长的专业素质，主要包括校长的专业精神、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方面。专业精神是校长事业心和责任感的灵魂，表现为校长敬业、志业、勤业、乐业和精业等内容。专业知识是校长应具备的基础性条件，它将成就校长专业发展的深度和高度。北京师大教育管理学院褚宏启教授曾提出，校长专业化所需要的知识应符合效用、数量和质量标准，保证有用、够用和好用，校长专业化的知识基础应由实践性知识构成，应把实践性知识从已有的数量庞大的教育管理知识中剥离出来，并依据质量标准对其加工整合[4]。褚教授的这些观点和探索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应引起针对校长专业化发展培训机构的高度重视。在专业能力上，中小学校校长首先要具备基本的教学、科研能力，能够做好专业引领;但校长专业发展能力更主要的是要落到具备决策、管理、协调和经营四个维度上。只有具备这些能力，中小学校长方能有序、和谐、高效地管理整个学校。

（2）构建和谐的学校管理文化

理念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管理行为。中小学校校长要带领全体师生确立办学理念，绘制共同愿景，共同开拓进取。校长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校长不仅以学生为本，也要以教职员工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解放人、发展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现代学校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还要树立服务的意识，因为学校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为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需要。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家长也不只是学生的家长，而是学校的服务对象。教育就是一种服务，老师教育学生也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一种服务。这种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治理文化是现代学校的重要体现。

（3）构建现代学校的内部民主管理机制

《纲要》指出，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这个现代教育制度，重要的是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准绳，制定学校章程，包括总则、组织机构及职责、教育教学管理、后勤保障管理、教职工管理、学生管理、学校与家庭及社会等方面。作为校内的“小宪法”，在章程的基础上，还要将建章立制的“硬”管理和人文精神的“软”管理有机结合，充分落实好校务公开制度、校务会议制度、教代会制度、财务监督制度、听证制度、教职工业务考评制度、干部发展制度、干部民主评议制度。这些制度能够有效保障中小学校有效实行民主管理，依法执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4）构建、完善现代学校课程体系，形成校本文化

目前，我国普通高中课程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系。《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指出：“赋予学校合理而充分的课程自，为学校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因地制宜地开发学校课程，为学生有效选择课程提供保障。”现代学校课程的治理和构建，在完成国家课程和充分满足师生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形成基于国家课程的科目、学校的文化传承、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和特色为主干而生发出门类众多的现代学校校本选修课程体系。这些校本课程基本上能满足学生发挥、彰显优长，学校凸显个性所在，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课程体系。这样既能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又能促进学生全面和可持续发展。

（5）整合教育力量，促进共同发展

要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广大家长、社区各种组织的支持。一是要保障社区中家长及各种组织有效地参与学校管理，并开展“双向互动”，互相支援，推动学生的成长。二是社区各个组织或家长利用己方的可用于教育的各种资源给予学校必要的支持、监督，或根据对方的合理建议对己方所实施的教育进行必要的调整，形成和谐的家校教育的合力。法国提出好学校的标准之一是“一所更开放的学校”，即一方面与家长建立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社会环境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5]。这样，家长和社区不仅参与到学校的教育管理，有力地推动学校管理的民主化;而且还将学校与社区、家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增强学校教育与管理的成效。

现代学校治理是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我们要顺应时展的要求，正确认识教育发展给学校管理带来的巨大冲击，并通过完善管理，构建现代学校制度来应对变化，确立新的学校观和管理观，以人为本，服务为上，依法治校，民主管理，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李继星. 现代、现代学校与现代学校制度―兼议学校的现代化与现代性[C]. 第四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 2006： 186.

[2]林明地. 中小学校长证照及其制度的引入与确立[J]. 教育研究月刊， 2000 （90）： 23.

[3]李家丽. 德国中小学校长入职能力诊断的研究和借鉴[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2）：107.

篇（9）

正是因为行业协会是一种重要的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所以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推动改革开放、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推进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客观地说，由于处在转型时期，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在总体上并不成熟，改革开放至今仍然面对新旧体制的巨大摩擦和矛盾，社会和谐在实践中也存在并不断涌现出大量的问题和冲突，我国的行业协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在机制、体制、制度、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和中国特色。改革和发展行业协会，我们面临着市场化、民间化、专业化、社会化、非营利化的五大任务。

行业协会的市场化是对行业协会运作机制改革提出的基本要求。在转型时期，许多行业协会是伴随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这类协会往往缺乏市场经验，在运作管理和开展活动上习惯于行政性方法，有的还拥有某种形式的垄断权力。即使是自下而上的行业协会，也往往只了解企业的运作管理，对于具有公共组织性质的行业协会及其市场运作特点和规则知之甚少。行业协会的市场化，意味着一方面要改变协会行政化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也要改变协会企业化的运作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行业协会的特点建立和发展协会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使协会真正成为有效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制度形式。

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是对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治理结构变革提出的基本要求。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指的是政府对协会的管理体制，协会治理结构则是协会内部的管理和治理体制。我国现行的政府对行业协会的管理在体制上采取的是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共同负责的所谓“双重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国营企业的旧体制在社会领域的延伸，实践证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行业协会格格不入。改革这种管理体制的核心原则是民间化，即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协会，而逐渐建立起一种协会自律、行业监管、专业评估、社会监督与政府指导相结合的社会治理结构。政府的主要作用不是管理行业协会，而是为行业协会的发展创造条件、明确规则，为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行业协会民间化的另外一个含义是针对协会内部治理体制或结构而言的，我国现行的许多行业协会是从计划经济下政府主导的行业管理体制转变而来的，其中协会和企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延续了旧体制的上下级关系，民主治理的基础比较薄弱，协会主要不是对企业负责而是对政府部门负责，企业参与协会的动力不足。协会民间化就是要在建立健全协会内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形成协会以企业为主体、对企业负责任、由企业当家做主的民间化的治理体制和结构，使协会的存在和发展真正建立在企业和行业的基石上。

行业协会的专业化是对行业协会能力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行业协会存在于市场之中、行业之间、企业之上，它是企业和企业家为求高效而达成的合约与共谋，因而要求协会的运作和管理务求高效，协会的专业化就成了协会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这里的专业化并非要求协会像企业那样有专门的技术、优质的商品、特色的市场及其销售网络，而是要求协会能够提供企业所需要但又无法自我生产或购买的社会服务。协会要提供这类的社会服务，必然要求有职业化的专门人才、合理的机构、高效的管理、优质的服务等等，要求每一个行业协会都要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努力形成协会的核心竞争力。如同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依靠专业化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一样，行业协会只有通过专业化的能力建设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行业协会的社会化是对行业协会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定位提出的基本要求。行业协会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结社组织，是这部分社会成员用以反映利益、表达诉求、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寻求共识、承担责任的社会机制和网络，是以合法的组织化形式实现的这些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及公共空间。因此，行业协会无论在一个行业、一个市场或一个区域，都要能够有足够的社会代表性，它所代表的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利益诉求和共同价值目标，所实现的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利益最大化，所表达的是企业和企业家对于社会的追求和责任，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目标。在这种意义上，行业协会不应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它是一定条件下的公共组织。

篇（10）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2.040

Abstract The course of "Situation and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it has long not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it teaching system of centralized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uneven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 and the tendency of stylized， dogmatic and utilitarian，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erious and normative， effectiveness and the indirect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rse of "Situation and Polic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words “Situation and Policy”； problem； countermeasures

对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定位，2004 年、教育部以《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 文件给予了明确：“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①然而，鉴于形势与政策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1.1 课程设计缺乏灵活性、趋于程式化

形势与政策课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可相比更具有时代感和时效性。对于认知力、判断力和行动力的自主性都趋于成熟的大学生而言，形势与政策课本身更具有吸引力，它应是教师引导大学生运用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学习的相关理论观察、解释现实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以及判断并预测时展趋势的实践性课程。形势与政策课首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也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自我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素质提升课程。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术能力训练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呈现。这一教学目标及其背后的育人价值的实现之前提在于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的科学合理。然而，现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却呈现出缺乏灵活性、趋于程式化问题。在课程设置上基本是将政策宣读与社会实践硬性焊接在一起，没有贯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教师讲形势时只描述社会现象而不分析问题，讲政策时只照本宣科而不解读内涵。实践部分参观游览、交流座谈变成了走马观花看热闹，津津有味听故事。这种停留于程式化的感性认知教育，根本无力回应大学生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多深刻现实问题的追问，也不可能保障课程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实现。

1.2 课程讲授缺乏现实性、趋于教条化

形势与政策课讲授缺乏现实性、趋于教条化本质上是其缺乏灵活性、趋于程式化问题的延伸。之所以形势与政策课程脱离现实并教条化与其课程归属、教师素质直接相关。与形势与政策课程相比，其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归口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从而在经费、科研、师资、课程讲授和考核标准等各方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提供了专业化的保障。然而，形势与政策课课程配备的师资基本上是高校各学院的辅导员，辅导员归属学工系统管理，学工系统非教学单位，教学的经费、科研、师资、课程讲授和考核标准难以保证。而且教育部的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要求是将辅导员认定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并且提出了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高的选拔和工作标准，②然而真正落实却多有“走样儿”。高校的不同学院更倾向于选择本学院的毕业生留校担任本学院的辅导员。这导致了大量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拔培训之后就直接走上了辅导员岗位兼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而他们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特点、规律、规范、目标等是没有专业化认识的，大部分人的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有限。所以教学中只能是教条化的照本宣科，无法从科学研究的高度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最终导致课程在缺乏现实性中趋于教条化。

1.3 课程效果缺乏价值性、趋于功利化

形势与政策课效果缺乏价值性、趋于功利化是前文所述两个问题导致的连锁反应。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师充实到兼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辅导员岗位，专业化功底薄弱后期培训欠账使这些辅导员从事形势与政策教学力不从心。很多人仍然“坚守岗位”，主要是将形势与政策课视为转岗教学的垫脚石亦或申报职称的登云梯。没有寄托职业理想的形势与政策课难以让辅导员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研究和创新。对于无志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辅导员兼职教师而言最简单的应对就是教条化的政策宣读。还有部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擅自更改教学内容，将形势与政策课程变成了学生例会或者主题班会，甚至以形势与政策课考勤情况作为大学生奖学金评定的加分项处理。原本承载着引导大学生“四个自信”的形势与政策课的r值被，形势与政策课沦为大学生日常管理的替身。相应的，大学生难以深度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程，则以功利化的态度来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程，上课出勤被认为是挣工分。被抽离了价值内涵的形势与政策课不论在辅导员还是大学生的课程价值认定谱系中都处于边缘化。毫无育人之功，徒显画蛇添足之效。

2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困境的解决对策

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③形势与政策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目标的选择，所以，以切实有效的方法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1 增强课程设计多样性，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赢得大学生的信仰认同

感性认识是人类认知的逻辑起点，课程设计死板单一则影响课程感性吸引力，因此一门课程如不能唤起学生兴趣，则很难吸引学生深入探究其内涵与价值。所以，形势与政策课设计也应坚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承载内容。课程设计趋于多样性，形势与政策科课程教师要着力打造课程精品模块，激发大学生对课程价值的求知欲。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灵活性也表现在课程设计中，要考虑不专业背景的学生不同的兴趣点，有的放矢而非整齐划一。各个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办学层次，学生培养目标，各学院可以结合自身专业特色设计多样化的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模块。但是要在追求课程设计多样化的同时，坚持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育目标和育人价值，其内容设定的核心不能偏离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舆论热点，针对舆论热点结合不同学科大学生的知识积累设计相应的问题，提高大学生依据国际国内政策结合自身掌握的理论知识提高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同时，打造精品实践内容，让大学生走出校园，投身社会实践，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在服务生产，服务群众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并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相统一，提高大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文化的认同，并将这种认同提升为自信，从而坚定大学生在价值层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

2.2 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在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中实现价值观教育目标

高校现行的以辅导员充实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做法是可行的，而且高校辅导员长期工作在大学教学、管理、服务的一线，是最了解大学生思想困惑，明细大学生关注焦点，洞察课堂教学盲点的教学和管理人员，优秀的辅导员都是能够兼任多种角色的高素质人才，是高校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之一。之所以出现上文所述形势与政策课程讲授缺乏现实性、趋于教条化的问题之根源是担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辅导员专业化程度没有达到课程要求。什么样的辅导员才能够胜任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任务。2015年新修订《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给出了明确的标准：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具备运用理论分析、调查研究等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能力。积极学习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围绕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进行有效舆论引导，……敏锐把握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群体性问题。要解决学生关注的焦点与困惑，教条化的政策宣讲收效甚微，有效的教育要求综合运用教育教学、实践养成、文化熏陶、研究宣传等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学生日常管理服务各个环节，使大学生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3 完善教师发展保障机制，在全身心的育人投入中践证职业理想与价值

很多毕业生都将从事于辅导员工作作为留校的权宜之计，而非寄托职业理想与价值的终身事业。在兼任形势与政策课程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他们很少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多是在这一岗位上获取专业博士学位之后就迅速脱离这一队伍，转任专职教师。这种高流动性直接制约了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要解决这一问题，则要从教师个人发展上给予完善的机制保障，吸引辅导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寄托自身职业理想c价值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事业。工作中需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通过选拔优秀辅导员参加国内国际交流、考察和进修深造，支持辅导员在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上攻读相关专业学位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专门人才，享受专任教师培养同等待遇，并在职务和职称晋升上为他们开设绿色通道，让辅导员能够看到光明的职业前景，增强其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专心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在全身心的育人投入中践证自身的职业理想与价值。

注释

篇（11）

1.1 资产专用性及交易治理结构

（1）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某一特定交易而作出的持久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作他用，由此形成“锁定效应”。资产专用性主要分为地理区位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特殊资产专用性等，是一体化的主要原因。[1]

（2）交易治理结构 交易治理结构主要有4种。 ①市场治理：不涉及专用性资产的交易，不管交易频率高低，与市场组织体制相匹配。 ②三边治理：涉及一定程度的专用性资产，但交易频率不高的交易，与三边治理结构相匹配。 ③双边治理：涉及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较高的交易，与双边治理结构相匹配。 ④一体化治理：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很高的交易，与一体化治理结构相匹配。

?Y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交易治理结构选择关系见表1。

1.2 航运企业资产4种专用性

（1）地理区位专用性 主要表现为航区与航线专用性；

（2）人力资产专用性 航运企业船员和陆岸管理人员的专业性以及“边干边学”造成的高昂职业转换成本决定了人力资产专用性；

（3）实物资产专用性 船舶是航运企业最主要的专用性实物资产；

（4）特殊实物资产专用性 主要是指根据客户需求或码头要求而订造的船舶，这类资产是航运企业专用性最强的实物资产。

1.3 不定期船租约形式与交易治理结构的匹配关系

从船舶专用资产角度看，航运企业通过匹配租约形式与交易治理结构，可发展单一船种或船型，形成高度专业化的船队规模；也可发展多船种或船型，形成航运企业集团，获取规模效益（见表2）。

通过不定期船租约形式与交易治理结构的匹配关系不难看出，随着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增强，交易活动由市场签约转向企业签约，治理结构也由市场治理逐步转向企业治理。此时，航运企业应通过建立一体化治理结构进入制造业产业链，实现多元化发展，但是在实际市场交易中，航运企业却大多选择签订长期合约或合资组建新航运企业的双边或三边治理结构而非一体化治理结构。

2 航运综合服务链整合

2.1 生产与嵌入性

从生产角度看，受技术差异、资本规模、学习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航运企业只能嵌入制造业提供服务而无法对制造业实施一体化；从制造业角度看，在专业化分工前提下，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外包服务显然比一体化更加经济。

2.2 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挑战

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客户需求个性化、生产碎片化、服务外包化等变化，向航运服务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在经营理念方面，客户需求个性化要求航运企业由传统的以货源为中心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服务；在服务模式方面，制造业的服务外包化要求航运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而非简单的货物位移服务；在发展战略方面，由于制造业服务广泛外包以及嵌入性的存在，航运企业无法沿着制造业的产业链进行上下游一体化整合，只能在对航运供应链进行一体化整合的基础上谋求多元化发展。

2.3 航运供应链嵌入价值链

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求航运业主动适应生产变化，以航运供应链嵌入全球价值链。航运供应链是由港口企业、航运企业、仓储企业、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以及相关政府监管部门、银行、保险等形成的网链结构。港口企业、航运企业、仓储企业、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既是航运供应链的节点也是航运供应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点（不包括政府服务机构），航运供应链以节点嵌入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从服务需求看，当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一个企业提出生产需求时，嵌入在节点上的服务供应商企业将作出即时响应，信息流在供应链内形成反馈，服务集成商带动供应链快速反应，为客户提供包括货物流和资金流在内但不限于货物流和资金流的整体解决方案并最终实现服务。此时为客户提供的不是某一个供应商的服务，而是全供应链的“链服务”。这一过程如图1所示。[3]

2.4 航运供应链的规模效应

航运供应链的规模效应体现在：（1）使航运企业以货源为中心的生产性减弱，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性增强，在新增加的服务环节上增加了附加值和企业利润，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势；（2）改变了竞争业态，航运企业间由船与船的竞争转变为链与链的竞争，加快了航运业内的纵向整合和一体化发展；（3）增强了航运企业的议价能力和市场话语权，为航运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2.5 航运供应链的一体化与多元化

居于航运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存在主导与被主导、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即服务集成商控制供应链，从而达到延伸企业自身价值链的目的。主导与被主导、控制与被控制是通过松散联合、签订长期契约或一体化方式实现的。是实施一体化还是签订长期契约，取决于主导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节点企业之间交易成本的比较和权衡。

虽然供应链主导的航运企业整合仍局限于航运业内，但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其业务触角已经向航运业外延伸，开始实施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如航运金融服务、运贸一体化等。

3 航运企业的多元化发展

3.1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在企业生产活动中，当一种产品的产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平均成本下降，即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是联合生产2种或2种以上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这些产品单独生产的成本总和。范围经济来源于企业的资源剩余，通过开展多项业务可以共享剩余资源，从而节约成本。

3.2 专业化分工与多元化发展

斯密[4]认为：交易产生分工，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不断分化、发展，导致了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同样，在企业内部，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企业内部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资本化水平也越来越高，这时企业追求的是规模经济。斯密定理将专业化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市场范围的扩展，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但在市场范围扩展、经济发展进程中，却出现了与专业化相反的纵向一体化。科斯对这一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悖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因为节省了交易费用建立企业或实行纵向一体化也能带来经济节约。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市场规模、技术、交易费用制约，专业化的道路日趋狭窄，出现有规模却不经济的状况，只能谋求多元化发展，追求范围经济。多元化是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鹇匝瘛Wㄒ祷?、多元化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由追求规模经济进而追求范围经济则是隐含的经济学逻辑，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也印证了这一点。

3.3 多元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动因

3.3.1 前提条件

航运企业规模化发展产生了可以共享的剩余资源，特别是组织能力和企业家才能等以无形资产形式存在的通用资源，为航运企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3.3.2 动 因

（1）航运企业专用性资产令企业面临高昂的资产转换成本的同时，也使企业不得不面对市场下滑产生的高额交易成本且无法实施一体化；实施多元化发展则可以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面对航运市场周期性波动时可以有效分散风险。

（2）从生产嵌入制造业的角度看，包含航运业在内的交通仓储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最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资金和技术投入相对较低以及附加值低的特点，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说航运供应链节点嵌入的位置是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航运供应链若长期嵌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将面临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风险，而寻求多元化发展则是摆脱低端锁定困局的可行路径。

3.4 多元化发展的特点

（1）以航运事业为起点，通过专业化发展实现规模经济和优势，在此基础上实施多元化战略，追求范围经济。

（2）以相关多元化为主，充分利用企业剩余资源，借助已有竞争优势，拓展相关业务领域。由专业化到相关行业多元化，最后进入不相关行业多元化发展，可以保持企业已有市场份额和收益水平，为企业战略转型提供中间支撑并减少企业战略转型成本。马士基航运集团的多元化战略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3）实施多元化是战略性选择，而非短期规避风险的手段。在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同时，航运企业同步实施国际化、集团化战略，从而实现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