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金融危机中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使债务负担加重

 

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希腊向来以高福利、低盈余为特点，但单凭公共财政盈余也难以负荷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经济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庞大的债务成为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马克思认为，货币产生以后，货币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使商品在交换过程中潜伏着经济危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一旦有债务人到期无法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关系无法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影响，社会再生产也难以正常运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在一国经济中居统治地位，一切生产都是商品化的，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这就决定企业追逐利益的本性必然迫使企业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致使市场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资源配置有其滞后性和自发性的弊端，容易产生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因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其直接的诱因。评级机构不断调低主权债务评级，助推危机进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上述四国的主权评级。2011年7 月末，标普已经将希腊主权评级09 年底的A-下调到了CC级(垃圾级) ，意大利的评级展望也在 11年 5月底被调整为负面，继而在 9月份和 10 月初标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调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权评级被频繁下调的风险。评级机构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成为危机向深度发展直接性原因。

 

(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使经济发展脆弱

 

1、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的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一方面，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201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 52.57%，其中旅游业约占 20%，而工业仅有 14.62%，农业更少为3.27%。加上 2004年举办奥运会增加的 91亿美元赤字，截止2010年希腊政府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 142.8%。另一方面，从反映航运业景气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看，受金融危机影响从 08 年底开始航运业进入周期低谷，景气度不断下滑。希腊的支柱产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2、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建筑业、汽车制造业与旅游服务业是西班牙的三大支柱产业。由于长期享受欧元区单一货币体系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成为西班牙近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同期欧洲新屋建设的60% 都发生在西班牙。房地产业的发展推动了西班牙失业率的下降。2007 年西班牙失业率从两位数下降到了 8.3%，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下，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西班牙失业率又重新回到了20% 以上，其中 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一半人拥有工作。而海外游客的减少对西班牙的另一支柱性产业——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爱尔兰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因为其经济增速一直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人均 GDP也比意大利、希腊、西班牙高出两成多，更是葡萄牙一倍左右。但在 2010年底同样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并接受了欧盟和 IMF的救助，究其原因主要是爱尔兰的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2005年爱尔兰房地产业就已经开始浮现泡沫，且在市场推波助澜下愈吹愈大，2008年爱尔兰房价已经超过所有 OECD国房价，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爱尔兰房地产价格出现急速下跌，同时银行资产出现大规模缩水，过度发达的金融业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受到了巨大打击，爱尔兰高速运转的经济受到重创，从此陷入低迷。

 

3、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经济基础比较脆弱。葡萄牙在过去十几年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服务行业持续增长，这与其他几个欧元区国际及其相似。近几年葡萄牙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汽车及其零部件、电子、能源和制药等高新技术行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在扶持高科技企业上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通常都是通过低息贷款来实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融资成本随之飙升，从而使葡萄牙企业受到冲击，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

 

(三)信用危机加速经济危机

 

《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同时，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

 

总体看来，PIIGS 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产生信用危机。

 

(四) 欧元区制度缺陷，各国无法有效弥补赤字

 

1、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不能统一，协调成本过高。

 

根据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货币政策服务于外部目标，主要维持低通胀，保持对内币值稳定，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主要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实现内外均衡。欧元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 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长期被隐藏的问题凸现出来。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平衡各成员国的利益，导致利率政策调整总是比其他国家慢半拍，调整也不够到位， 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滞后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为了尽早走出危机，只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许多欧元区成员国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上限 60%的标准，但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措施，由此形成了负向激励机制，加强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冲动，道德风险不断加剧。具体传导路径为：突发美国金融危机 -- 货币财政制度的不统一造成货币政策行动滞后 - 各国通过扩展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 主权债务激增 -- 财政收入无法覆盖财政支出 -- 危机爆发。

 

2、欧盟各国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

 

各国不同的公司税税率导致资本的流入，从而造成经济的泡沫化。

 

最初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并以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代替汇率的浮动。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流动的管制，而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欧盟内部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从各国的失业率水平来看，德国目前的失业率已经下降7% 以下，低于危机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 21.2%。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只统一了对外关税税率，并没有让渡公司税税率，目前法国的公司税率最高为 34.4%，比利时为 34%，意大利为31%，德国为29.8%，英国为 28%，其他边缘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公司税率普遍低于20%，这些税率较低的国家也正是劳动力比较充足的国家，资金和劳动的结合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断膨胀，资金主要投资在支柱性的产业，比如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的泡沫化。从欧元兑美元走势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欧元一直是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出口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南欧国家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和制造业更少受到资金的青睐，造成这些国家贸易赤字造成贸易赤字连年增加，各国通过发债弥补，同样是因为欧元的升值，欧债受到投资人的欢迎，举债成本低廉，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同社会消费能力不足等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欧元区各国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和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生产资料和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却没有顾及到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

 

3、欧元区设计上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

 

由于在欧元区建立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退出机制，这给以后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目前个别成员国在遇到问题后，就只能通过欧盟的内部开会讨论，来解决成员国出现的问题，市场也随着一次次的讨论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讨论使得危机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近年来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非常疯狂，致使其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其总资产与核心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同行。

 

二、总结

 

篇（2）

马克思所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是建立在大工业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物质资源极其丰沛的基础之上。?@种社会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从而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从源头上消除了产生经济危机的内部因素，因而是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的。然而理想毕竟不同于现实，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生产过剩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制度的变革只要不以消灭商品经济为目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就依然存在。

（一）我国依然是商品经济社会

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现实的可能性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只要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过剩的危机就随时可能爆发。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但存在着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而且就经济关系本质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借助于信用关系，因而同样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所以，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必然产物，它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无关。只要处于商品经济社会，无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或者导致生产过剩或者引发需求旺盛，矛盾的不可调和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我国不是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从源头上消灭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盲目、无序的生产，因而引起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和不平衡性，使我们的经济制度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且私有制经济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不广泛地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内，但毕竟仍在一些行业和部门内小范围长期存在。因而，在我国依然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面向市场，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独立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依靠取得的收入来抵偿用于消费方面的所有支出，并获得利润，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公有制企业逐渐蜕化成尽可能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这时企业的生产首先表现为一种局部劳动，而非社会劳动，因而企业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只要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加大资金的投入，借助于外延式扩张手段不断膨胀生产规模。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浪费行为。同时，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体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其释放出的新能量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微观经济效率，加速了经济发展态势，但由于缺乏宏观统筹和统一指导，其生产往往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甚至有些企业在地方政府设置的隐性壁垒庇护下，有恃无恐地在商品销售市场大打“价格战”，甚至不惜以低于成本价出售商品。这种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后果使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无法对过度膨胀的生产能力实现有效的挤出，从而为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埋下隐患。

其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造成了国内总体消费需求不旺盛的现状，具体表现为：一是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二元化现状。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对中高档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趋于饱和。而广大农村居民由于消费水平普遍偏低，导致这些中高档耐用品无法在广大农村得到普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汇集了我国当今较大部分生产业的消费缺口。二是城镇高收入群体对一些高档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趋于饱和，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长期无法得到提升。这两种情况的矛盾运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协调。

（三）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影响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比从前更加密切。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区域统一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现代科技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因此，我国要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参与到国际经贸活动中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影响，经济波动难以避免。

二、我国防范经济波动的根本措施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了世界经济波动的蝴蝶效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我国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优越性，使我国不惧任何外部挑战，完全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措施来避免或减轻世界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一）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市场失灵

现阶段，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的盲目性、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滞后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主体在制定发展决策时难以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保持一致，难以促进企业转型和产业机构优化，难以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外部不经济问题，因而经济波动也就无法避免。为了避免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我国政府应当出台一些刺激方案，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完善与国家计划相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加强对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的研究和制定，科学引导市场要素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够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克服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从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不难发现，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比较弱，投资和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切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才是防止我国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的稳定器。因此，我们必须要转换发展思路，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切实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社??公平，从而缓解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同时，我国政府还应该继续增加社会投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逐步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标准。不断强化个人所得税项目的征收和监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缴扣标准，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压力。努力调节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的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切实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篇（3）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始终关心社会舆论及社会上各种学说的发展，针对危机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针对那些学说的辩证对待，以将自己理论明确表达出来，并突出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马克思著作中，专门批判、批评的西方经济危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买卖分离――商品形态转化”解释危机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一些经济学家用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来说明危机，并不具备合理性。买和卖的分离只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1]

马克思在之后章节中又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等于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但是，发生危机的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2]

马克思针对商品形态转化会造成危机观点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和经济二重角度的深刻论证。

这种观点，存在循环论证缺陷――当用商品形态变化或者买卖分离来解释危机时，仅仅停留于形式之上，没有内容元素，用形式说明形式，用危机说明危机，解释的一方没有告诉任何有价值内容，形成循环论证的缺陷。

寻找经济危机原因的方向――经济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形式之外的寻找，形式是无法说明危机的。马克思针对此观点的批判，说明了，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如果用此观点来解释危机，那么其解释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马克思在其有关论述中提到了商品和货币发展时候，谈到可能性和现实行呢？

我们根据马克思的哲学思维观点，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述，完全来自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做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论述次序，体现了马克思采取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将相关范畴进行彻底剖析，以挖掘概念范畴内涵和外延，使得不同概念之间联系更加完整。

从事实上可以看出，商品和货币出现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存在了，并且在中国的宋朝，经济发展十分繁荣。但是作为早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宋朝，并没有出现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不恰好证明了马克思批判的正确性么？

二、针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造成危机”的观点的批判

在论述危机形成原因的过程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手段曾经在引发危机中起到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和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联系一起，因此一些论述将此作为形成危机的原因。

马克思相关著作中对此作了批判的。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此论述表明，马克思对货币危机形式的研究仍然属于抽象意义上的，主要指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大职能，只不过二者抽象程度不同而已 。

但是假如将抽象危机形式来解释危机的原因，那么 这种认识又回到了马克思批判商品形态转化中的循环论证和虚无主义，本身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本身违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批评了这种解释危机的方向研究，也批评了一些经济学家用这样方式解释危机，过分关注货币职能，是多余的。

三、针对“比例论”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中，针对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论证过程，也兼顾到针对一些错误性危机观点批判，这也包括了“比例论”。

马克思认为：他所研究的不是以生产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即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因为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危机，但危机本身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这种危机连李嘉图等人都承认。[3]

马克思上述观点，说明了其研究经济危机与“比例论”观点危机区别，实际上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调整引起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区别开了，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一些者同样在此或者在彼陷入了类似的逻辑推理陷阱。

在考察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特点：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占有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这段论述包含意义十分丰富。马克思首先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同时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在生产中必然发起剩余价值生产，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总是可以达到的。正象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对资本家根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剩余价值能否实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即使某一领域存在生产过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会造成生产过剩，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所有领域同时、均匀地发展，即使理想的社会也很难实现，真正满足需求的，必须要有过剩，但是后面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而不是相对购买力而言。[4]

该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真正生产相对需求的绝对过剩；一般社会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前提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违背了一般生产目的，它是满足资本家利润为前提的，因此实际上以相对购买力为前提，所以根本不是以满足需求为前提。这从侧面批判了不同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正面批判了“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论述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总之，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不会发生生产过剩。[5]

马克思对“比例论”的批判，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危机，体现为资本家总归加大对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剥夺，本身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扩大超过消费的扩大，因为工人阶级群体的分配被限定了，而不是生产中比例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发生。

如果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比例失调，那么就会出来两种问题：社会上劳动者贫困现实是合理的了；资本主义在比调整比例下，生产力仍然可以大幅持续提高。针对后一种推论，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持续存在，70年代后期资本经济停滞的态势已经得到了大范围验证，显然比例论观点不服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比例论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否定，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是符合社会规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在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假若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按比例生产，按照社会实际购买力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很快进入停滞和衰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财富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最优生产方式。而现实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伴随着扩张殖民地、战争、争夺外部市场等手段，使得解决矛盾的途径超出其经济手段之外，这些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事实。如果用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与事实相比，后者就是狭隘的和罔顾事实的了。

那么，经济学者会提到一个基本问题：那么马克思针对李嘉图积累理论的批判中，所引用的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如何理解呢？显然这是一个好问题。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他所批判与继承的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特殊经济规律和普遍性的经济规律。而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恰恰是一个普遍性的生产规律理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比例论”批判可以看出：假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需求为目的的生产，以消费为目的生产，而且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那么在不存在剥削的情况，进行等价交换的两部类生产仍然要满足或者符合马克思所认识的条件，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以消费为目的，并且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取得商品所有权并剥夺剩余价值，其首先受到了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限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必然造成的经济危机，迥然不同于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的描述的状况。

因此比例论观点，得到马克思的批判。而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两部门生产表式的理论，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规律，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生产表式理论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约的规律而起作用。

那么又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呢？

马克思说：在交换中按供求正确比例进行“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6]

马克思对危机的论述有多种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一句话，或一段论述来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必须将之放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整体系统中考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命题。[7]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挖掘根源，从矛盾观点出发，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因为它已经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议，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而马克思针对危机研究的着眼点，强调了要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去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与以往社会形态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没有出现过，这表明了，资本化主义危机具有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找到了危机原因，这些条件在之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这肯定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找到了资本主义自身条件，而且之前社会形态没有此类的条件，才能具备成为经济危机原因的可能性。[8]

四、马克思对“工资上涨引起利润率下降”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中，针对工资提高影响利润下降的观点，进行了论述。

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工资率的提高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但是用工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是最荒谬。因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而且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弹性改变，使得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就可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降低，而是因为劳动的效率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由于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只要积累减少了，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工资水平必须服务于资本增殖，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只能是暂时的。

工资增长的第一种情况下只能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第二种情况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9]

上述马克思论述包含了几个重要观点：

（一）工资提高仅仅是暂时性的，绝不会影响到积累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

（二）即便暂时性的工资提高也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比例已经为工资制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资本家占据统治地位，工人处于被支配地位，由此决定了工资和劳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四）认为工资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没有坚实的根据，将偶然的事件当成必然的事情。

五、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

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讲到：“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10]

从马克思论述可以得出：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征兆，它不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微观层次为分配问题，宏观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起到微观作用的主体是企业，社会形态表现为资本主义法权；社会关系表现为契约掩盖下的不等价交换，并以传统形式继承下来；生产目的由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性转变为资本家个人目的。

正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一样，他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动力量，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人口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将其作为原因时，已经颠倒了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六、马克思批判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意义

马克思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意义。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危机理论观点的批判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系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

（一）特殊性规律与普遍性规律区别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其他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过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经济危机；所以马克思强调，必须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来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上去寻找，那么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违背了特殊性规律和普遍性规律的关系。

将经济危机的观点归于某一普遍性因素，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那么其他社会形态也必然发生这种危机。显然这条逻辑途径是存在问题的，与基本经验事实相矛盾。

商品买卖分离、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信用基本作用、比例关系在其他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也是起作用的规律，具有一般性，所以不可能作为经济危机原因。而工资作为流通领域的符号，不能改变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引发的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成为必然性的；同时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的追求着，其对生产组织，绝不会因为工资上涨影响自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利润的追求，他们可以能动地调整工资和雇佣工人数量，来抵消工资上涨。

（二）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的特殊性

马克思通过研究，梳理资本主义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基础：

1、资本原始积累下的暴力掠夺，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化大生产。

2、资本主义生产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在目的，外在表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3、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二者转变为间接的关系，消费成为第二性，从而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中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关系。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了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人仅仅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而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利润实现，取得社会化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在社会上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危机。

5、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从而演化出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

以上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区别，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定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其线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由此衍生资本主义一系列的经济现象。

（三）针对资产阶级几种观点的评论

在西方几种主要经济理论观点：政府干预论的奥地利学派观点、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学说、金融不稳定假说、流动性不足等观点。综合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从流通领域、信用、货币、政府干预、市场不稳定性、金融不稳定性，去寻求经济危机原因的观点，存在以下严重缺陷：1，紧紧抓住了某一个环节来作为经济危机原因，但是该原因无法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建立起联系；2，从分工角度的“创新性破坏”假说，完全舍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特殊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3，政府干预的目的与动机没有稳定的规定，从而也无法与周期性危机建立联系；4、流动性不足没有反映剩余与不足的非对称性和错位，仅仅是抽象概述与局部关注。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不但在哲学上存在矛盾，而且在解决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

（四）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启发思考

加强经济增长中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性，尊重劳动者产品所有者的原则，实现劳动者产品所有制下的经济组织创新，逐渐缩小和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商品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贯彻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将政府职能转变为创造和提供生产资料、消灭租金的监督管理机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尽可能创造物质财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1-582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5-59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60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2

篇（4）

引言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篇（5）

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下，不仅使美国遭到了创伤，还为全世界的经济带来了灾难。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还是没有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目前已加入WTO，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重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警示作用，提高警惕，主义防范风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深入且全面的了解金融危机、创建应对多元化的国际金融形势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浅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将危机的基本现象和特征都显示了出来。这里的生产过程并不是绝对的生产过程，是相对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表示：总体来讲，其矛盾主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并不重视价值和其中的剩余价值，也不重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另外，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并且最大程度的是资本价值得到增值，它的性质就是将现有的资本价值最大限度的达到增值。这种资本主义私人占据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产生危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矛盾的原因。马克思的最终结论是：不能将资本主义生产当做绝对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历史性的物质生产条件在某个时期中做出合适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思想在不同的层次研究了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表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危机的表现，也就是社会性生产和私人生产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会导致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爆发金融危机。马克思表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改善的，它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2.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

马克思在不少著作中都表示经济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在世界贸易初期，从1815年-1847年，每隔五年一个周期；从1847年-1867年，每隔十年一个周期。马克思还详细的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阶段，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回涨。危机作为周期的重要阶段，不仅是一个周期的重点，也是一个周期的起点。

马克思还表示，经济周期的基础就是更新固定资产。所以，在整个社会中，危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个周期的全新物质基础。这就表示，更新固定资产成为物质基础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萧条的时候，资本家就会进行全新的投资，将设备进行全面更新，以此促进经济的复苏，为经济回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因为技术更新迅速，所以就要缩短固定资产的更新时间，要不然就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所以，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具有有效的缩短趋势。

3.信用制度作用

信用制度不仅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还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噶站。经济危机就是在信用急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信用促进并且强化了危机的进程。信用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债务的延伸和发展，改变了商品的市场。马克思认为，虽然偶然的实物借贷比货币更早出现，但是它并不是产生信用的基础，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促进了信用的发展。货币危机只能连续的进行支付或抵制支付，才能够使其获得发展，如果这个机构被扰乱，那么货币就会从纯粹的计算货币变为坚硬货币。在此背景下，货币中支付作用中的矛盾就会爆发。

信用使社会生产过剩进程进一步的发展，也激发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信用自身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中阶段变更的前提，促进危机其不是真正的原因。马克思表示，信用制度能够使具有伸缩性的再生产进一步强化，在信用和竞争中，资本积累能够扩展资本量、增长生产能力和产品、积累劳动贫困者，加大社会收入差距等。信用是商业过度投机和生产过剩的支撑点，在膨胀中进一步放大了消费能力。当买卖出现问题，不能进行货币支付的时候，就会发生经济危机。扩展信用，使商品生产和流通创新了传统的流通手段，从而实现了进一步扩展的正效应，但是也产生了泡沫经济的负效应。信用中具有潜在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性，这个就是信用生产过剩和商业投机过度的表现。马克思表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它促进了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步伐加快了。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改革经济体制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表示，生产和消费两者的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前提。由于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和人民支付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社会生产角度分析，消费需求不是最终的需求，而是社会生产的起点。那么，如果没有需求，社会中就不会有生产，扩大需求能够有效降低经济危机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这次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并没有将金融体制交给市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关联性，中国亦是如此，所以就要改革和完善经济金融体制，能够有效避免金融体系起起落落的影响。

2.创新经济发展形势

目前，我国在不断的改革和创新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调整，需求不足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还要使用有效的措施，提高社会工作人群的收入，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相关利益的问题，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将民生放在首要位置。只要将这些问题都解决，才能够改变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两者的矛盾，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够井然有序。

3.加强宏观调控

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创建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通过实践可以看出，具备条件的市场机制具有有效的基础性作用，这点应该予以肯定。但是，市场机制也存在一系列的缺点，在西方经济学中，这种称为失效。不断积累这种失效，那么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首先，降低政府干预机率，如果市场能够在此领域发挥自身的作用，那么政府就不要干预；另外，只要是市场不能作用或者失效的领域，政府就应该补位。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要深入到达市场不能抵达的领域，进行合适的干预，降低宏观经济的冲击；最后，政府要全面分析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化，提高改革经济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从而扩大国内需求途径和方式，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

三、结束语

马克思有着众多的经济理论，其危机理论是最受争议和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克思没有完整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所以只能通过后人对其的著作进行分析、总结，以此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结论。不管怎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和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篇（6）

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异化与扭曲，经济危机就有了爆发的可能。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论述十分耐人寻味：“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河南大学教授巫继学认为，虚拟资本无节制地背离实体经济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所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高科技带来的效益被少数人获取，是爆发的深层原因。

篇（7）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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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等财经类院校所开设的两门经济学基础理论主干课程。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运动产生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因此要了解各种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必须从生产关系入手。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对于这种理论的接受与否，是有强烈阶级性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以市场经济进行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科。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侧重于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它是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规律的理论总结。

这两门课程可以说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体系、思想主张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之间的关系呢？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一些核心概念和问题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现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对同一经济现象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有机会去研究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且对一些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或问题能有更深刻的体会。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利息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的利息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利息来源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利息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货币资本暂时闲置，使货币资本的持有者可以将货币资本借给职能资本，职能资本通过实际使用货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然后把价值增值的一部分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利息从现象上看，其直接来源是职能资本家获得的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平均利润是利润的转化形式，利润又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所以利息最终的源泉和本质还是生产领域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对利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利率决定理论。马克思认为，由于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平均利润是利息的最高上限；平均利润又不能小于零，因此利息也要大于零，不然就没有人愿意将持有的货币资本借出去。在此界限内，利息率高则取决于金融市场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如果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利息率就下降；如果资本的需求大于供给，利息率就上升。

马克思通过对借贷资本的实际运动的分析揭示了利息的来源，他把利息的来源放在了生产的基础上，认为利息的本质是生产当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与之相反，在西方经济学里，对利息的解释各种各样，比如采用心理因素、时间因素和单纯的数量关系解释利息。此类利息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这类理论并没说明利息从哪儿来。

（二）凯恩斯的利息理论

凯恩斯认为利息是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所谓流动性偏好就是人们对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形式的偏好。“流动性”一词在西方经济学指某种资产转换为其他资产形式的难易程度，难度大说明流动性小，难度小说明流动性大。从这层意思上讲，货币具有最大的流动性，所以流动性偏好就是以货币形式保存资产的偏好，放弃流动性偏好就是以非货币形式保存资产，这将为资产所有者带来许多不便，因此放弃流动性偏好就必须有利息作为报酬，把利息看做是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就意味着凯恩斯把利息看做一种货币现象，从而他提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即货币利率理论。

凯恩斯认为，利率的功能是一种使货币供求相等的价格，利率价格的决定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其中流动性偏好反映了货币的需求，货币数量则反映了货币的供给。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根据对三种心理偏好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率，进而影响投资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

（三）比较与评论

马克思从生产领域中寻求利息的来源，对利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根本上讲，利息或者利率问题是因借贷关系而产生的，没有借贷关系也就不会出现利息，但人们借贷的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可以投入生产以获取利润的资本。利率主要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利率主要受借贷双方力量对比的影响，货币量变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故马克思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

凯恩斯把利息看成单纯的货币现象，没有认识到货币是资本的货币。这使得他的利息脱离了其产生的物质基础。但是他的货币供求决定利率这一观点也存在合理的方面，它否定了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凯恩斯认为货币对经济是有影响的，这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打下了理论基础。他也认为由于存在由利率引起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无法全部作用于价格水平，从而降低了货币的推动作用。因此，以货币政策作为恢复经济的主要手段并不管用。相反，他主张采用更直接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刺激需求，扩大就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位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看问题的深入程度不同。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生产中分析本质核心的东西。凯恩斯则把利息归结为心理因素，仅从现象层面的分析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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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1.运用理论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引起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无法正常运行。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引发生产过剩的情况，一旦生产过剩越加严重，加上经济体运行不协调，积累到一定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次贷危机将美国的虚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诱因。

2.从美国金融体系制度的方面研究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让美国人形成了超前消费的方式，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成就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在发展的背后潜伏了巨大的泡沫和坏账隐患。其次，美国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将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巨大的泡沫转嫁给投资者。加之美国经济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高，制造业所占比例很低，使得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一直以来依赖进口，贸易逆差大，居民储蓄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最后，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利润而盲目扩展业务范围，致使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美国本土本来就缺乏实体制造经济，而在这种环境下，信息科学技术成为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马克思《资本论》关于金融危机的相关论述

（一）从马克思信用理论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现阶段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有着很好的解释。

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爆发。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和贷者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从马克思危机理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分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决定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了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

关于金融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们用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行系统分析后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华尔街里贪婪的资本家和最大限度盈利的欲望，使其借助信用关系和房地产行业相互推动以及信用链条的衍生功能，从而掩盖了生产无限扩张和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此，借用马克思的逻辑：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金融危机。这样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金融危机的产生过程。

三、《资本论》对我国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启示

（1）要一如既往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己任，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图，保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2）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应该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正确确立企业的发展目标等，这样才能构建起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这是其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疏通和扩大融资渠道、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

（3）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是影响社会有效需求的直接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两级分化严重，劳动者收入过低，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过小，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了。因此，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济活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有效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不足，防止市场失灵，我们就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另外，我国国民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投资消费观念，具备应有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张克难.金融危机“捧热”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热销说明什么[N].报，2008-06-25（A10）.

[5]高航.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性裁员问题与对策探析[J].经济视角，2009（8）.

[6]顾钰民.用理论科学阐释金融危机[J].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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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凯恩斯与马克思有效需求理论的比较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有效需求就是能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的需求，也是能够获取最高额利润的需求。凯恩斯认为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危机，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存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

第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当收入增加得越多，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其增加的幅度渐低于收入，即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会导致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第二，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当消费方面出现不足时，可以通过投资的增加来拉高总体上的有效需求。并且投资的增加还具有乘数效用，进而引起消费的增加。但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品的需求量上升，会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使预期利润率下降，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进而会抑制投资的积极性，投资减少，整体上有效需求不足。第三，流动性偏好规律。凯恩斯指出人们会基于三大动机（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投机性动机）而持有一部分货币，影响人们持有货币量多少的是利息的高低，而影响利息的利息率是在货币市场上由货币量的供求状况所决定。当流动性偏好较强时，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利息率的上升，会导致投资成本增加，预期收益率下降。当预期收益率等于或小于利息率时，投资就不会发生。

（二）马克思有效需求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体现了他对有效需求或生产过剩的理解。马克思将经济系统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的产出值必须相等，并且产生这种交换的需求也相等。为此马克思假设在简单再生产时，工人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在扩大再生产时，工人工资仍用于消费，而资本家则是将部分剩余价值用于消费，部分用于投资。并且马克思假定第一部类资本家的支出行为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第二部类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则取决于第一部类能为第二部类扩大再生产提供的资本品的数量。

由上来看，有效需求的大小似乎单纯由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的规模决定，与工人无关。然而马克思却未如此认为，他指出社会需求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也就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以及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的比率决定的。均衡的实现需要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一致协调性，而这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因为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客观上要求不同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生产和消费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难以保持适当的比例。当资本家无限追求高额利润而扩大生产时，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会不断提高，从而大批工人失业，需求相对于扩大的生产明显减少。若是资本家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甚至进一步扩大，生产过剩就显而易见了。

三.凯恩斯与马克思的政策主张比较

既然存在上述的心理规律，凯恩斯认为就应该打破它们，设法提高消费的边际效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使其即使递减也处于较高水平。凯恩斯具有突破性的是他认为解决危机问题，不能如先前一样只是是依赖市场机制，政府要加入其中，他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在解决危机和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作用，具体表现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家直接进行消费或投资以弥补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从而降低利息率，增加投资需求。此外他提倡经济运行中有温和的通货膨胀，从而可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利润，增强投资者投资的信心。

马克思认为增加投资只能一定程度上在短期内复苏经济，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经济危机仍然会爆发，并且在上一次经济危机中扩大的资本规模可能成为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有效需求并不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或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因此，马克思主张破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按照社会需要对社会生产进行调节。他还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改变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对劳动产品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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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93-06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矛盾的集中显现。可以说，危机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各卷和其他经济著作中，很难找到不分析作为危机根源的种种矛盾、不探讨危机理论的各个方面的章节” 〔1 〕5。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通过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多缺陷之一的“无害化”处理以便“证伪”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而一些理论者则避重就轻、敬而远之，严重“稀释”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力。当代新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则通过“空间”的引入，在当代境域中赋予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以新的生命力。

一、“空间”理论的解释力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哈维始终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最为重要的学术滋养。自1971年参加《资本论》阅读小组以后，哈维几乎每年都要研究或讲授马克思这一经典文本，甚至一年之中不止一遍。因此，哈维在一次访谈中指出：“马克思是我借以依靠的核心。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对应用这种批判乐此不疲。” 〔2 〕但是，在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遗产问题上，哈维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哈维首先激烈反对那种带着“排斥性立场”来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试图以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学科立场来彻底驳倒马克思的观点和理论；其次也反对片面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一定希望他的著作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 〔3 〕3；最后也反对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既有的观点也需要随之变化或被重新整合。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解和说明是简明易懂的。但当前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3 〕15。因此，依赖马克思的思想不等于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应该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根据现有历史和知识环境的具体情况，对其作出“必要的重构和重新解释”。

哈维的“空间”理论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空间是个关键词”是哈维在赫特纳讲座期间演讲的一个主题，他在演讲中提出：对作为关键词“空间”运用方式的考察有助于界定介入批判对象的特定条件，而在传统中却对这一议题缺少必要的关注，“在传统里，除了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是例外，缺少对于空间与时间问题意识的广泛认识” 〔4 〕136。地理专业出身的哈维自20世纪70年代便转向，并致力于实现地理知识与马克思的思想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由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和“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母本上改变了空间的性质，空间已经不再是笛卡尔、康德等所认定的纯粹的、既定的、绝对的容器和僵死的盒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 〔5 〕48。可以说，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的场地和容器，资本主义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生产着空间，“空间中的生产”概念已经被“空间的生产”所取代。因此，面对空间在当代社会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不应该无动于衷，而应该通过对空间的正确认识以便重新焕发自身的活力，“马克思概念的更新最好通过将空间充分考虑在内来实现” 〔6 〕343。这种对理解的新趋向很快便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响应，为当代西方新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正如苏贾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更广泛的批判理论框架中引入空间，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增量变化，即将另外一种新颖的变项或模式并入那些古老且未受置疑的最重要的叙事。” 〔7 〕69

哈维推动了空间理论与深度融合。在哈维看来，之所以有必要将空间引入当代的批判理论，首先是因为空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哈维认为，其实自1850年以后，“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 〔8 〕329，而且“资本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生产模式，总是不安分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习惯和新的生产与剥削形态”，以至于“客观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已经变成人类事物中迅速移动而非固定的数据点” 〔9 〕。哈维得出的结论是：“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重构，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坚持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 〔9 〕其次则是因为对于空间缺乏必要的关注。哈维指出：“马克思在著作中经常承认空间和地方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真正整合到理论构想里，这个理论在时间方面很强大，空间方面却很薄弱。地理变异被排除，视为‘不必要的复杂’。” 〔10 〕476而在马克思之后，空间问题也未曾引起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奋力从马克思塑造的非空间铸模里抽取出他们的理论，并试图维护与他们的时代相关的政治经济分析” 〔10 〕452。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摧毁了空间的客观基础，从根本上对其重新加以型塑，另一方面却是者囿于经典，缺乏敏锐的洞察以及创造性的转化。其结果便可想而知，新的许多理论无法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缝对接，极大地减损了的说服力。在哈维那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便是到了当代，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都只能源自于马克思，而“不会出自其他地方”，但这决不意味着当今的理论者可以自我封闭，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在“立足之处”或“置身的地方”努力“寻找其他出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空间便成了重新焕发活力的关键，必须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纳入新的批判理论建构之中。

空间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式和内在发生机制的关键，必须将空间引入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层次透视中。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谜，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11 〕72。列斐伏尔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谜底，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存活的答案，不过，他却未能给出更为详尽的证明与阐释。哈维则是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图更为清晰地解释问题的症结。在他看来，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续命的灵丹妙药，从根本来说是由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延缓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也即“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的话，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产生” 〔11 〕73。马克思并非不重视资本生产的危机问题，但是由于缺少对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探讨，使得他仅仅“专注于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 〔10 〕453。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由于空间的变化已经成为先前危机的升级版，原先简单的理论已经不能对复杂化的现实作出完整的描述和精确的阐释。因此，者在问题面前决不应该裹足不前，而应该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通过空间的引入相应地完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升级与重构。诚然，在当代猿趾头⒄孤砜怂贾饕骞程中应该将空间因素纳入其中，给予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和定位。但是，如哈维这样，视空间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将其上升为本体论层次，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认识，结果只能是过犹不及。

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缓是由于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12 〕278。马克思认为，资本从其最本质规定性来看是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旨归，“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13 〕871。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便不是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增值，而外在的竞争更是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之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和发展，并获得梦寐以求的利润。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使用价值的不断增加，则是以社会购买力的成比例增加为前提，从而保证社会流通过程不至于出现中断。问题在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是建立在对工人无止境剥削的基础上。资本家越是成功地实现了资本的增值、聚集了更多的财富，便意味着工人相对工资的减少、贫困程度的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的下降和商品价值实现的困难。当整个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马克思总结道：“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12 〕548

哈维认可过度积累理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的描述，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工人的无力消费和资本家的无暇消费所带来的消费不足，也即普遍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度积累理论则从马克思分析的另一个方面寻找危机的根源，将其归结为资本无法找到营利性投资的机会。哈维更认可后一种解释：“20世纪历史地理学证据的分量完全验证了过度积累的观点。” 〔11 〕114在哈维看来，积累并未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而结束，“‘原始的’和‘初期的’积累已经发生，积累现在已经演变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 〔11 〕116。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也即“资本家所能提供的盈余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形” 〔14 〕。换言之，资本主义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临界点：所有能够带来资本家可以接受比例利润的领域都已被侵占完毕，而新产生的剩余价值已经不能在业已存在的生产领域内得以消化，资本家宁可让资本闲置也不会投入到利润过少或没有利润的地方。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能力的闲置，资本盈余的贬值甚至破坏，劳动盈余的严重损耗，社会经济的萧条。因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盈利的机会，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无法找到一种将它们在盈利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工作的明显方式。哈维认为，继续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创造恢复积累的合适条件，而这可以通过下述四个原素的复杂混合建构起来：（1）资本通过特定的方式――沿着资本主义路线组织既有的活动形式（例如农民的维持生计的农业转变成农业企业）或在生产系统里扩张交换点以及使得分工多样化――穿透到新的活动领域；（2）创造出新的社会需求和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产品线（20世纪的典型事例是汽车和电子产品）以及将消费组织成为“合理的”而能与积累过程相对应；（3）促进和鼓励人口以某种跟长期积累一致的速率扩张；（4）在地理上扩张至新的区域、增加对外贸易、出口资本，并且普遍的朝向创造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市场”而扩展。前三个原素可以视为社会活动、市场和人口在特殊空间结构里的强化，而最后一个原素则直接是空间组织和地理的扩张。由此便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唯有透过扩张，才能逃离自身的矛盾。扩张同时是（社会需求和需要，人口总量等等的）强化及地理延伸。资本主义要存活，就要存在和创造积累的新空间。” 〔10 〕374

资本主义为了在当代给自身争取和扩张更多的生存空间，积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较为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及其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 ” 〔13 〕873，而“血腥立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统一国内市场、“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则是原始积累实现的具体方法。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及其方式的描述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还未形成完整的系统，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原始积累开始逐渐让位于剥夺性积累，“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 〔11 〕120。剥夺性积累可以被解释为资本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持下为自身盈余寻找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在当代主要通过危机操控和私有化两种形式得以推进。通过某种外力强加于资本活动的特定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地区性货币贬值和区域性经济危机，然后使得那些缺乏营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贬值后的资产进行营利性使用。哈维举例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在金融大鳄操控下为资本盈余创造新的营利空间而发生的。国家政权和国际性政治组织在其中扮演着资本重要帮凶的角色，“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 〔11 〕123。私有化是为资本盈余开疆拓土的另外一把利刃。这把利刃首先挥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掀起了巨大的私有化浪潮，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公共设施、公共机构等全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被释放到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对其进行投资、提升和投机的市场。新的营利性活动的地域得以开启” 〔11 〕128。其次私有化还冲出了资本主义范围，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剧变，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塌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私有化，为资本盈余提供了更多的营利机会和更宽广的地理范围。

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之所以持续进行，未曾中断，危机一而再地被化解和延缓，最根本的原因是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方面的法规与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11 〕94。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活动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幅地理图景：资本与政治权力被聚合在重要的节点（纽约、伦敦等）上，通过危机操控、私有化、制度安排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为资本盈余寻找新的营利途径，从而摆脱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在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紧密配合下，一切未曾被资本所染指的领域和区域都成为新空间扩张的对象，资本积累力求消灭所有的处女地，从而使得资本盈余能够奔走于全球的各个角落，尽可能地寻找一切能够营利的途径和空间。哈维以空间的视角切入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问题中，似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变化作出了更贴近现实的解释。然而，这种新解释引申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绝对割裂开来。按照哈维的逻辑，资本积累新空间的开拓使得资本盈余有了与劳动盈余结合的机会，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得以为继，一种新的空间好像在等待资本的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大陆”，根本不存在一个开拓或发现资本积累新空间的间隙。

三、资本主义将危机扩散为全球危机

空间是资本积累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容器，但它的意义又不止于此。之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构，最根本的原因是空间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绝对的客观，仅仅作为特定的场所而存在。如果将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纯粹的容器，便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资本盈余在一个区域无法找到营利的途径就应该顺序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或领域，最终导致全球发展的同质化。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总部设立在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大型跨国公司或金融集团一般不会将总部移至亚洲、非洲，经济危机中总是有些地区相较于另外一些地区贬值更为严重。这当然一方面归因于区域的自然环境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空间本身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异。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空间是社会行动的活跃要素，是被e极生产出来的，应该从关系性和相对性角度对其加以理解，而不应该再被视为社会行动的绝对框架。因此，资本积累在空间中发生，同时又创造出空间，形成不同形式的空间性，影响着资本在全球空间中的分布，从而将资本主义推进到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构之中。对此，哈维形成了如下认识：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平坦的表面上逐步扩散的，而是“插入、生长和传播于一个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之中” 〔15 〕415-416。

在哈维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是对散布于世界经济体内部各个区域当代政治经济极度多变命运更好的理论解答。对于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不同学者依照各自的出发点形成了“历史主义”“扩散主义”“建构主义”“环境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理解。这些论证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重要方面作出了描述，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哈维认为，这样存在的潜在的危险是人们只能从不一致的理解中得出一个大杂烩的观念，而无法形成精准的认识。哈维的论证路径是，将不平衡地理发展聚焦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作，通过四项制约条件的结合来勾勒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1）资本积累过程是镶嵌于社会-生态生活之网中的；（2）剥夺式积累，即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当代形态，将既有的资产聚集起来，变成资本，纳入循环；（3）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4）在各种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会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积累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中，必须努力根据周遭所处的物理、生态与社会的情形来选择最有利于资本盈余营利的方式，但是，资本又不是完全消极地适应，它会将自身的法则渗透到社会-生态过程中，从而积极地重塑生活之网。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规矩和法则以“真实的论述实践、理解和行为”等中介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态世界，“这些中介以影响深远的方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的不均地理发展” 〔4 〕79。剥夺式积累追寻的是将资本主义力量延伸到一切尚未被纳入资本循环的疆域、部门和场域，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存活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最初建立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剥夺式积累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剥夺，运用外部强制将一些地区高品质的自然资源、货币商品（黄金）、劳动力等直接占用。当代资本主义剥夺积累则显得更为隐蔽，是资本积累的霸权中心通过自身掌握的力量将危机所带来的贬值局限在别人的地盘，使得处于资本积累边缘地区承担贬值的后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跨区域或国家的不均等地理效果，正是不均地理发展” 〔4 〕89。

资本积累活动具有扩张性、依靠剥削活劳动得以维持、追求技术进步、内含的阶级斗争和危机以及操控危机等特征。这些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如何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联系起来呢？哈维认为，这需要以下几个步骤：市场交换-空间竞争的强制法则-地理分工-垄断式竞争-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实质基础设施-区域体的生产-尺度的生产-政治管理的疆域系统-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以“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为例来说，这一思想根源于马克思，资本越发展越是“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然而，哈维却得出与此大相径庭的结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都是运输和通讯的发展，马克思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而哈维却认为，这样并未瓦解区域的差异，相反使得高速移动的资本能够更加方便地利用区域之间的细微差别，“自由贸易和运输成本缩减的综合效果，并非透过疆域分工的变化而达致更高的均等，反而是地理不均等的扩大” 〔4 〕96。所以，哈维认为通过上述十个步骤，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最终导致了资本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也被整合进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之中。在先前三个制约条件的分析中，资本积累所必然引发的阶级与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被严重忽视了，这些斗争虽然被认为是镶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却被视为“只不过是干扰或重新定向完全能够再现自身的整个系统的微观动力” 〔16 〕84。其实不然，这些斗争“不能被扫到一边，当成只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小病痛” 〔4 〕105。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资本积累所催生的区域阶级联盟的形成，不仅会产生必然的区域与地缘政治对抗，甚至还会容纳所有相关的族群、政治以及社会斗争，从而与剥夺式积累产生内在的联系。哈维认为，这样的冲突不能完全被简化为剥夺式积累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混合，却可以在理论上将这种内在的联系拆解为三种元素：社会运动与剥夺式积累、环绕着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冲突和有关“生活网络”中社会过程之物质镶嵌的冲突。

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力求容纳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积累、社会斗争和环境转变的过程，从而能够给予多样、特殊且常常独具一格的地理变异以合理的理论解释。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是透过不均地理发展而存活”，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就是不均地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的过程，再加上将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之中。通过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危机被扩散至全球。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积累、消除经济危机、维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性，却无法真正根除引发危机的内在根源，反而是将危机扩散至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使得全球任何地方都不能幸免于危机。正如哈维所言：“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包含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全球结构中。” 〔15 〕429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无限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空间便不可能成为资本积累的最后避难所，毕竟，地球上有限的空间不可能满足资本无止境扩张的需要，“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17 〕406。伴随危机全球化而来的，只能是阶级斗争范围的扩大和反抗资本主义斗争胜利条件的成熟，“如果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就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可能在地理上扩大。阶级斗争变成全球性的，当然，这使得那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18 〕26。

“归结起来，空间对于哈维而言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生产，并且呈现了这一体系的内部矛盾。” 〔19 〕237毫无疑问，哈维通过空间视角的引入使得马克思危机理论对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和扩张的描述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尽管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化解自身危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将其纳入对当代危机的理解之中，却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本质因素。哈维认为马克思将空间作为“不必要的驮印迸懦在考虑范围之内，从而使得他关于危机的说明过于简单。而哈维以空间为基准建构起来的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发展变成一个无主体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似乎遇见空间便能够自动进行，危机不是由于两大阶级之间关系的内在紧张而爆发，而是由于资本积累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矛盾所引起。如果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过于简单的话，那也是一种抓住本质基础上的简单的抽象，而哈维看似杂糅许多步骤和原素的重构，则是一种简单的复杂，是将危机的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外，仅仅利用空间这一非本质原素实现元理论的简单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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