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主义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劳伦斯・萨默斯提出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理论对于理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十分重要。该理论认为，储蓄过多、投资过少是拖累发达经济体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难以平衡，投资低迷成为定局。

投资低迷影响了贸易走低，并且贸易疲软又影响了跨国投资的不景气。贸易约有80%是商品交易，亟需投资支撑。2010年-2014年，发达国家的私人投资同比增长为2.1%，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3.3%水平。随着投资放缓，发达国家进口减少，影响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放缓，进一步导致了新兴市场投资的减少。过去两年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占GDP比例经历了严重下跌。由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受投资影响陷入到衰退的阴霾中。

支持自由贸易协定推动贸易增长，世界能够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逆转经济下滑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大型区域协议将创造新的商机，提升私人领域的投资。同时，随着贸易的扩大，投资机会还有可能在区域内扩散。因此，贸易自由化将是解决目前经济增长困境的方案之一。

南南合作国家需统一合作理念认知

德国发展研究中心《南南合作的全球推动力及其不确定性》（4月11日）

2016年3月，印度成功举行了第二次南南合作全球会议，标志着南南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是南南合作仍存在不确定性。各国在对南南合作理念与定义的解读以及如何采取集体行动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选择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方式促进其发展;但印度与其他国家政府则更倾向于更加综合性的手段，例如技术转让、开放贸易、采取和平行动以及向私人领域提供贷款等。拉丁美洲国家倾向于制定统一的行动框架合作，亚洲国家却认为合作的形式应该趋于多样化。

只有南方国家达成了对南南合作理念、目的和定义一致的认识，南南合作才能切实为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大选利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脸书上跟踪大选情况》（4月13日）

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大选的政治资助将达到114亿美元，其中流向数字媒体的为10亿美元，约是2008年的50倍。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个人营销、争取选民的方式最早始于奥巴马。2007年和2012年，奥巴马成功通过推特、脸书与选民互动对话，争取到“千禧一代”或少数民族等难以触及的选民的支持。自那以后，社交媒体在大选中成为争取目标群体和中间投票人的有效工具。

2016年大选中，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注重利用社交媒体与选民沟通，彰显其个性和主张。研究者们收集了2016年2月28日以来脸书上两党排名前三的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数据，试图分析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的方式及其对大选成败的影响。

研究发现，候选人发帖量与帖子的点赞、转载和评论数量并没有太大关联。其次，帖子的形式有照片、视频、状态、链接，但形式的多样化未必能吸引更多的选民。对于更新选举状态的帖子，选民喜欢点赞或留言评论;对照片和视频，选民喜欢分享。分析显示，特朗普在脸书上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包括互动人数以及点赞、分享和评论的数量）3倍于希拉里和桑德斯，5倍于党内竞争对手克鲁兹。而在内部，希拉里和桑德斯在脸书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相当。

相较于选民无法与电视竞选辩论赛中的候选人沟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选民可以同时与多位不同党派的候选人交流讨论关注的议题和帖子。

社交媒体已成为政治家与公众沟通的新途径，人们在平台上与候选人就具体议题进行政治讨论。关注社交媒体在总统竞选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全局的动态变化。

这只是经济复苏的开始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今年在1季度末开始了复苏进程。3月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带动工业生产明显加速，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地产与基建投资继续成为复苏的引擎。

尽管各方对高库存压力下的地产行业一直心存疑虑，对地产投资前景持谨慎态度，但今年1季度的地产销售、新开工、投资数据均表现出了类似于前几轮地产周期那样的强劲复苏势头。地产投资前景看起来愈发乐观。而考虑到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扶持作用刚开始显现，基建投资前景看好。今年1季度出口虽然不理想，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汇率近期的贬值将对出口有明显带动作用。

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刚刚进入复苏的早期，2季度复苏势头将会更加强劲。

在这一过程中，资金将继续脱虚入实，从而给包括股市和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带来压力。（4月17日）

非典型经济周期

彭文生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投资加速、信贷大幅扩张预示着新一轮经济周期已经启动。到底该如何理解本轮经济周期呢？本轮周期与以往的周期有何异同？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演变，需要警惕哪些风险？

一、房地产和基建双发驱动宏观经济企稳，背后则是金融部门信贷扩张的大力支持。信贷大幅扩张主要受益于宏观审慎监管放松和债务重组。

二、与传统的经济周期不同，当前的经济回暖发生在金融周期下半场。

三、在金融周期还处在下半场调整的早期阶段。展望未来，有几个可能的因素诱发政策紧缩，包括担心泡沫过度膨胀和通胀风险。在结构日益失衡、信用风险加大、债务调整压力大的背景下，政策紧缩将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四、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2014-2015年基本是这样的路径。

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优化宏观政策组合、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宏观政策应回归“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尤其应避免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放松来刺激信贷扩张。

宏观审慎监管是稳定金融系统的工具，不应成为逆经济周期的调节工具。结构性政策方面应推进财税等体制改革，降低贫富分化，提升消费率;同时应大力促进生育率回升，提高少儿抚养比，中短期增加需求，长期提升供给。（4月20日）

债转股应与供给侧改革相适应

沈建光 瑞穗证皇紫经济学家

近日有关中国即将推行债转股的话题引发不少热议。

篇（2）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争似乎是国际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政策主题,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于蔓延,各国均不同程度的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实,不管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它们代表的是不同国家统治阶级或统一国家统治阶级内部集团的利益。因而,两种观点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不同集团利益之间的斗争。下面,让我们分别对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进行分析。

一、自由贸易主义

自由贸易主义是指建立在地域分工、比较利益的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遵循着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教训,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反对干涉贸易自由的政府措施。

(一)自由贸易主义理论观点

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认为,国际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的成本差异,而引起这种成本差异的因素是不同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绝对差异。各国应从事自己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继而进行交换,从而使双方在交换中获得绝对利益。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主张利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国际贸易,而反对政府干预。

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学说,进一步完善和修正了斯密的“绝对利益”假说,提出了商品的成本差异来源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异。李嘉图高度推崇自由贸易,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整大厦,其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作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H-O模型,即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要素方面的优势,生产和出口自己要素禀赋较为丰富的那部分产品,而进口那些要素缺乏的产品。

(二)自由贸易主义的利弊

1.自由贸易的利处

(1)实行自由贸易在理论上可使得贸易双方从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促进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自由贸易能够使各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自身所稀缺的商品或服务,使得本国可以从贸易创造中获得利益。而一旦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贸易创造所引起的利益增加须抵消因贸易转移所引起的利益减少,从而使福利的增加量减少。

(2)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行,使得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在国际间实现了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对于贸易各国吸引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运行效率有着重要作用。

2.自由贸易的弊端

(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并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即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利益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以墨西哥为例,在加入NAFTA后,墨农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解除,这一状况还将继续恶化。自1994年以来,墨西哥农牧业所占GDP的比重已由6.34%降至5.5%。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也大量涌入墨西哥市场。

(2)本国民族工业可能受到冲击,国家经济安全难以保证,幼稚产业和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陷入困境,就业水平受到冲击,国内就业压力加大。

二、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

(一)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观点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重商主义;二是现代观点。

1.基于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

重商主义分为早期和晚期,基本思想是把货币看成财富的唯一形式,财富的源泉来自流通领域,主要是贱买贵卖;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国家应实行干预经济的政策,以保证资金的流入。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代表欧洲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它追求的目的就是在国内积累货币财富,把贵重金属留在国内,在对外贸易上采取国家干预的强制的保护贸易政策。

2.现代主流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在60年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以进口替代为主要内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把联合国贸发会议而不是把关贸总协定看作其改善国际贸易利益的主要机构。一直到80年代,当国内经济善恶化时,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采用价格调整、本币贬值、外汇管制及出口限制措施,在贸易政策上是以进口替代为名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积极地实施单边的贸易自由化改革,重点是实现由非关税措施向关税措施的转变,关税项目进一步合理化,平均关税降低到一般水平,使国内产业与国际竞争联系起来。内外经济政策的改革使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贸易保护主义。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

1.贸易保护的利处

(1)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贸易保护措施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能对一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产生有效保护。

(2)根据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贸易保护主义能够有效的保护一国的幼稚产业,进一步缓解该国的就业压力,改善就业状况。

2.贸易保护的弊端

篇（3）

巴西的视听产品，特别是电视连续剧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电视台黄金时间普遍播放巴西观众喜闻乐见的本国电视连续剧，外国电视剧较为少见。此外，巴西还是电视剧出口大国。而电影则面临和欧洲一样的局面，享有政府补贴，电影发行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美国电影数十年来一直是巴西全国电影院线的霸主。至于有线电视，远不如欧美发达，收费较高，普及率较低。将来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巴西将真正面临美国电影对电视业的巨大冲击。巴西对此怀有危机感，正在认真应对。

巴西视听制作和产品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巴西对“文化例外”的立场。巴西对“文化例外”的态度是：尽管需要捍卫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但视听产品具有可交换的特点，因此这种产品就应遵守世贸组织关于产品自由流通的总规则。然而，巴西同时认为，世贸组织是一个讨论对普遍可交换产品实行可操作规则的机构，但是这些规则无法涉及一个在各国都十分敏感的课题：即各国的特性和保护本国自身文化的能力。“如果像对待汽车、飞机、玉米和大豆一样对待电影”，那就将各国政府维护其自身文化的能力置于危险之中。

巴西的态度由其外交部2001年在世贸组织内。自那以后，巴西既要坚持保护文化多样性原则，又要其他国家允许向其民众开放巴西视听产品。巴西外交部认为，这两点是互补的，并不矛盾；一方面应该让各国继续保持实施文化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各国应该向公民提供最广泛接触来自全世界文化的机会，防止设置壁垒或者采取让其公民只享有一种文化的强制措施。

巴西政府认为，新兴国家和穷国在其银幕遭受外来廉价影片入侵的情况下处于守势，这些影片以大大低于本国电影的成本进入，使本国电影遭到致命性打击。因此，巴西文化部每年都颁布法令，规定当年实施的银幕配额。2013年电影院每个放映厅至少要播放巴西电影28-63天，至少放映3-14部不同的本国电影，因电影院所拥有的放映厅数量而异。

巴西政府建议世贸组织对视听产品采取逐渐开放的原则，与美国所主张的不加区别的自由化相比，巴西主张缓慢和循序渐进的开放。巴西还主张各国应该拥有发展文化多样性的自，比如实施补贴政策、财税鼓励措施和反倾销立法，以及有助于阻止形成垄断和一统天下的其他措施。

巴西民间，尤其是学界，不主张文化例外的声音较强，更倾向于自由贸易。

与“文化例外”相比，巴西更看重文化多样性。巴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巴西认为，文化多样性公约能更广泛地涵盖文化例外所涉及的课题，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来缓和文化例外的两极化争论。而且文化例外的焦点是保护文化市场，而保护文化多样性则不仅仅限于文化产品市场的争论，能赢得广泛的国际认同。巴西寄希望于通过坚持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原则，实现对本国文化的保护，将其作为双边谈判所能倚重的一张牌。

巴西主张一方面支持文化市场的经济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保持巴西文化多样性的最大活力。这尽管是一种两难抉择，但巴西坚持所有文化公共政策都应基于此。文化多样性公约是巴西制定文化政策时主要的法律、政治工具。

此外，在文化发展的总体考虑方面，巴西特别强调文化的公共性和公共文化政策的重要性：巴西官方不接受“文化产业”的说法，也不主张采纳“创意产业”定义，而是选择使用“创意经济”的概念。巴西联邦政府文化部下设创意经济秘书处，主管所谓文化产业的事务。巴西政府认为，创意经济的提法兼顾文化、社会和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动力，这些发展动力由创意部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传播、消费和享用等各个环节所形成。创意部门的生产活动最终创造社会的文化和经济财富。

巴西的意图显然在于淡化文化的商业性，而强调文化的公共性和文化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同时，通过强调文化的公共性和公共文化政策的重要性，来争取谈判对手认可。

2、几点启示

第一，从总体上权衡利弊得失，抓大放小，以对己方影响较小的妥协与对方作交换，换取对方在攸关己方战略和长远利益的问题上让步。美国电影在巴西影坛霸主的地位已然延续几十年，形成了电影进口、发行、放映等整个产业链和利益格局，一时难以撼动，而且巴西当局也暂时无意打破现状，况且本国电影也无法满足民众文化需求。故巴西不纠缠于此，而是将焦点置于国内有线电视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视听产品的“例外”诉求和有力度的扶持措施，帮助本国视听制作抢占有线电视市场，避免重蹈电影业覆辙。

第二，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用好文化公共政策的空间，并通过立法为此提供法律支撑，以便一来支持本国产业与外来资本或产品竞争，二来为本国文化产业逐步提高自身竞争力赢得时间和机遇。巴西学者有一句经典语录：文化例外不如例外文化，也就是说通过提高本国文化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拿出与众不同的优秀产品，以抵消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和市场占有。当然，这绝非易事，需要长期的努力。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一边保护一边提升，保护应为提升争取条件，以便未来有能力自由竞争。

第三，切实分析并确定自身的优劣势，确保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利益，而对劣势产业，则以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为依据，争取提供公共政策支持的例外。巴西从本国实际出发，确定视听产品是文化谈判的重中之重，其自身优势是电视剧和电视节目，对此竭尽全力争取扩大国际市场，劣势是电影和有线电视，考虑到电影业的现状，在此二者中又选择有线电视作为扶持重点。

篇（4）

2009年7月初,一个台湾客户(以下简称“A客户”)与B公司业务员联系,希望利用B公司的资金、银行授信额度规模优势,开展液晶显示屏中转贸易业务,单笔合同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生产厂家为全球知名的韩国客户(以下简称“L客户”),L客户要求与其香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支付方式为合同金额的30%预付给L客户香港公司,70%为即期信用证,L客户香港公司专营亚太市场销售业务,不接受转让信用证。A客户与B公司签订购买合同,支付方式只能是全额即期信用证。

二、结算风险

为简化本笔业务分析过程,本文不讨论货物质量和数量风险、物权风险和物流方向问题,仅从国际结算角度来分析风险,探讨预防风险的措施。既然A客户自有资金不足,只向B公司开立即期信用证,B公司就需要利用自身的资金规模优势,电汇30%预付款给L客户香港公司,并向其开立70%即期信用证。合同关系如下表:

A客户

(1)签订合同

B公司

(2)签订合同

L客户香港公司

实力雄厚的L客户从合同关系来看,与本笔中转贸易业务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B公司需要解决的国际结算风险问题有哪些呢?供货方――L客户香港公司实力和资信如何呢?

B公司根据合同金额大小和风险类别不同,有不同的决策程序,本笔合同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不仅风险委员会要通过,还要经过董事会批准。B公司风险委员会负责人针对此情,立即召集B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主持、召开本笔业务风险评估会议,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要求单证运输部马上向中信保安徽公司申请L客户香港公司资信调查,中信保安徽公司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积极协调,提请中信保总公司相关部门加急处理。风险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认为B公司面临的国际结算风险主要在于:

1.销售方面。收到A客户的全额即期信用证,无论是即期付款信用证,还是即期议付信用证,可能的风险:开证行资信不好,无理拒付;不能或无法相符交单,失去银行信用保障;没有指定银行或指定银行不在B公司所在城市,可能存在索汇单据寄往指定银行或保兑行(如有的话)或开证行途中遗失风险;销售收到的信用证与购买开出的信用证衔接不畅,可能需要垫款。

2.购买方面。30%预付货款,单笔金额就超过300万美元,考虑到L客户香港公司为贸易公司,B公司向中信保安徽公司申请进口预付货款信用保险获准的信用限额可能很小,甚至不能获得任何信用限额,这样一来,预付货款部分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可能的风险为:L客户香港公司收款后,不发货,存在欺诈行为,B公司货款两空。开出的70%即期信用证部分,可能的风险:L客户香港公司相符交单,B公司必须付款;议付行善意议付或指定银行已付款,L客户香港公司即使欺诈,B公司必须付款;指定银行将相符单据寄往开证行途中遗失,B公司收不到单据,但必须付款。

三、应对措施

排查风险,目的在于防范、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针对销售和购买两方面的国际结算风险,B公司拟采用的应对措施:

1.销售方面。主要包括:(1)选择资信良好的开证行;(2)向中信保安徽公司投保即期信用证信用险;(3)接受指定银行在B公司(受益人)所在地的即期议付或付款信用证,且为部分预支信用证;(4)信用证内要求的单据少、内容不繁杂,没有不利于B公司的“软条款”;(5)与购买开出的信用证单据要求、交单期等方面必须无缝衔接;(6)销售信用证相符交单后向指定银行叙做贸易融资,用融资款支付购买信用证项下应付款项,B公司无需自己垫款。

a. 购买方面。主要包括:(1)30%预付货款,金额巨大,签约之前,特别是预付之前,必须了解国外供货方的资信、净资产等情况,毕竟L客户香港公司和L客户是两个法人。如果L客户香港公司资信不佳,净资产甚少,那么巨额预付,风险极大,B公司绝不会冒险行事。向中信保安徽公司申请L客户香港公司资信调查,就是采取的预防风险措施之一;(2)向中信保安徽公司投保进口预付货款信用险,信用限额的核批基于资信调查报告,B公司先申请资信调查,再申请信用限额,应该没有如任何问题;(3)要求L客户香港公司通过收款银行向B公司开立等额预付款保函,预付款保函生效条件为收到等额预付款,受国际商会URDG458号惯例约束;(4)自销售信用证中预支等额预付货款或同比例预付货款,最迟在全套证内要求的单据送交指定银行之前预支,且仅凭受益人简单收据预支;(5)70%合同金额开出的信用证限于开证行即期付款,证内规定的单据尽量多、尽量复杂,交单期尽量短,排除“善意第三方”和指定银行寄单遗失风险,同时让L客户香港公司(受益人)稍不注意,容易导致不符交单,进而排除开证行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这样,B公司就能掌握主动权。

篇（5）

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三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相互之间有着非常广泛的贸易往来，但是区域性合作的发展却非常缓慢。在北美、欧盟自由贸易区的下，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否已经具备建立的条件了呢？

篇（6）

据英国《每日邮报》日前报道，一位撰写青少年书籍的英国作家研究数据后得出结论，读书不仅是一种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的好方法，读一本好书更能助你保持健康。而且他鼓励人们多采用传统的纸质书籍阅读方式。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每天阅读6分钟，减压的水平比听音乐或者散步的效果高出2/3以上。大脑会模仿真实体验，就像我们就是书中主角。而通过看电视或者玩电子游戏，则没有这种好处。因此，读好书对我们的精神健康有帮助。科学家分析认为，这是因为阅读需要精神集中，不仅可以放松紧张肌肉，而且可以降低心率。而阅读不只对精神健康有益，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身体保健方式，因为通过读书，可以阻止大脑老化及患病。

（摘自《重庆商报》）

下午揉肚子促消化

胃肠功能不好的人，一直苦于找不到促消化的好办法。专家建议，在下午1～3点这个时间段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最好。

下午1～3点小肠经当令，小肠的功能是吸收被脾胃消化后的食物精华，然后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吸收，因而能促进消化。另外，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肚脐与剑尖下连线中点）可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证。

因此，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常坐办公室的人，可在下午1～3点坐在办公桌前，用手轻轻按摩肚子，每次按摩以36～60次为宜。

（摘自《中国日报》）

养生要注意7对矛盾

在养生保健中，处理好下面一些问题的辩证关系，对于健康长寿至关重要。

饱与饥 多食伤身，营养不足也损害健康。唐代诗圣杜甫就是因为饱餐一顿耒阳县令送的烤牛肉而死的。但是有的人由于减肥心切，过分少吃而严重损害健康也是不可取的。养生格言中说：“吃饭八分饱，无病活到老。”节制饮食可减轻胃肠和内脏的负担，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疾病，延长寿命。

荤与素 不能绝对素食或荤食，应合理搭配。以清淡素食为主，才有利于健康。健康四大基石中的第一条是“合理膳食”。老年人以素食清淡饮食为主是对的，但也不可绝对地一概拒绝荤食。因为脂肪和胆固醇也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养分。三餐荤素搭配，以素为主，荤食为辅比较好。

动与静 美国宇宙航行局的科学家们证实，一个人3天不活动，其肌肉的最大力量会丧失1/5。据浙江省的一份报告表明，运动的人免疫功能明显改善。但运动必须适量，超负荷的运动会加速体内某些器官的“磨损”和一些生理功能的失调而引起疾病，缩短寿命。

多睡与少寐 古代养生家认为“少寐乃老年人大患”。有人提出“睡眠养生论”，认为睡眠好可以延长寿命，但并不是睡得越多越好。美国心脏病学会研究发现，每晚睡10小时的人比仅仅睡7小时的人，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高1倍，因中风而死亡的人数高3倍半。可见睡眠不可缺但也不可贪。

与禁欲 历代帝王多不长寿，与其恣情有关。唐代名医孙思邈说：“恣其，则命同朝露也。精少则病，精尽则死。”美国研究人员对600人所作的调查发现，上了年纪的人维持积极的性生活，有助于长久地保持他们的活力和较强的记忆力。如果老人放弃性生活，他们的智力就会很快衰退。显然，伤身，禁欲也有害健康，节欲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篇（7）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篇（8）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066-06

丹尼尔・贝尔等思想家普遍赞同，“经济学是与现代自由主义及其基本信条结合在一起的”，即经济学上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实际上是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的一种主流价值导向，是由古典经济学派提出并倡导的。古典经济学派确立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价值导向，并将这一导向实际运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之中，同时成为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一种价值规范。将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源头归为斯密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卢森贝就认为，斯密为自由主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说:“斯密完成了下列几种功绩:(一)他为这个思想安排好了一个理论基础；(二)他把这个思想作为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和自己对于过去一切经济学说的批评的基础；(三)他以这个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经济政策和所谓国家经济的理论。”今天，在随金融危机而来的对自由市场制度反思的潮流下，对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解读与审视极具现实意义。

一、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解读

学界存有一种认识，将斯密看作“自由放任”的先驱，认为斯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只承认市场的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任何干预。事实上，当我们重新阅读斯密的著作，深入剖析其中的思想内涵时，就会发现，斯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予以理想化的描述，而是清醒地看到其中存在的缺陷。如何让现实的市场经济最有效率地发挥其作用？斯密认为，不是无视其现实缺憾，而是应以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市场经济的缺陷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控制。也就是说，所谓市场经济的自由是有前提的，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斯密的这种有限度的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可以从如下方面得到反映。

(一)“看不见的手”

斯密坚持认为，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指引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当然，斯密本人并没有对“看不见的手”给予明确的说明，人们通过对他思想的解读，对“看不见的手”进行了许多不同的解释。

1.释义“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究竟涉及怎样的经济内涵，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一般有这么几种认识:(1)“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经济机制；(2)“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竞争中的制衡力量；(3)“看不见的手”是指维持社会的伦理秩序；(4)“看不见的手”是社会的自发秩序；(5)“看不见的手”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认为“看不见的手”有三层逻辑的步骤，表达的是对经济运行秩序的某种判断。可见，围绕着“看不见的手”的内涵问题，大家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无论大家对“看不见的手”的内涵提出怎样不同的意见，无法否认的是，斯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阐述“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因此，“看不见的手”显然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某种东西。“我们可以不管斯密本人怎样感觉，他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就是指以价格为引导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一个经济学的上帝。”

2.“看不见的手”中的自由主义价值导向

“自由”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词汇。其古老在于对“自由”的探讨早已有之；其新鲜在于对“自由”的解释常在常新。无论对自由有着怎样的认识，有一个观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只有人才应该享有自由，但人的行为从来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承认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区别，那就一定要将人的自由作为我们的追求目标。这是人之为人、人之完善所必然要求的。秉承这一学说传统的斯密，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相同的看法。自由主义的价值导向是其经济思想的伦理标杆，并鲜明地表现在“看不见的手”中。

斯密思想中有着浓重的自由主义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斯密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学说肇始于伦理学”。斯密在伦理观上坚持着传统以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并将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与要求予以了发挥，将自由主义贯彻至其经济伦理观。有学者认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义的经济学部分中，即已充分地论证了商业的发展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特别是经由农业社会向着商业社会的过渡所带来的社会的文明化发展。他基于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论证了商业的发展带来了独立的人格，进而产生出近代的自由。我们知道，斯密终其一生赞扬的制度乃是一种商业社会的制度，即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无可否认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他的“无形之手”是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共享社会财富的社会事实引出的。在此，斯密想要表达的是:富人之所以将财富予以某种分配，这是基于某种交换的基础，或者说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而且，商业交换越发达，这只“无形之手”的力量就越强大。到了《国富论》中，斯密实际上是描述了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中的财富共享的社会事实，由此引出了“无形之手”。这就是说，商业社会的贸易之所以能够在利己的目的下达到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是基于交换所实现的。交换是市场的典型特征，而市场关系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独立与自由，也就是斯密在其格拉斯哥大学讲义中一再予以肯定的东西。为此，我们可以对“无形之手”作这样的解读:“无形之手”就是在商业社会中培养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自然地、必然地要求市场制度实现私利与公利的统一，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利益的追求。

因此，斯密在“看不见的手”中坚持的自由主义经济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个人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有为着改善自己境遇的努力，这种努力是自然与天然的，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看不见的手”首要保证的就是个人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其二，实现社会利益的合理价格机制。斯密说:“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斯密所认为的社会利益是什么？如何才能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动机下实现社会的利益？这需要从市场竞争中给出解答。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以价格形式表达出来并代表社会的利益。我

们也可以经验地发现，人们总是倾向于物美价廉的物品。对个人而言，这种物品的生产就意味着能花较少的货币满足个人较大的欲望；对社会而言，就是那些最能有效率地利用资源的生产企业获得了竞争中的胜利。其三，市场的自由等价交换。每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自利追求，必须通过市场的交换。那么，市场交换是否是任意与随意的呢？尽管斯密从来就没有对市场交换予以任何的限定，然而，没有限定并不意味着取消限定，而是意味着这种限定是不言而喻、无须说明的。这个限定就是:市场的交换是在双方自觉自愿基础上的等价交换。显然，市场交换需要满足的是双方而不是某一方的私利，因此，这种交换必然建构在自由的基础上，必须要遵循某种约定俗成的公认的规则。“看不见的手”所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市场自由等价交换规则。其四，自由的市场竞争。斯密从来就不否认竞争对实现个人私利与社会公利之间统一的作用。我们从斯密对垄断的批评中也可以体会到斯密对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赞扬。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他人利益，同时也是实现国家繁荣的唯一途径。

自由主义价值观决定了，将政府或君主的权限驱逐出经济范畴，“君主们就完全被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当然，斯密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主张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对政府或君主的权力予以某种限定。

(二)政府的责任范围

斯密的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形象是不可靠的。斯密通过对政府责任的规制，强调了社会公正和市场约束的法律、道德机制。倡导市场主义并不意味着认可市场的“无规则”，市场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脱离规则的东西。布坎南就说过:“只有在法律的、政治的公共机构框架内，市场的运转才成为可能。”显然，这个框架需要政府的作用。

1.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责

斯密反对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粗涉，并对这种干涉的危险性予以了强调。他说:“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然而，斯密反对政府或君主对经济活动的肆意干扰，并不意味着斯密完全否定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内的职责存在的可能性与正当性。他是在经济自由的总体框架下，对政府有限度地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斯密强调政府有限度地干预的伦理基础就是: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在经济领域内，政府所具有的职责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弥补自由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公正。斯密尽管对自由市场经济予以了极大的赞扬，但另一方面，又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正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可能带来的不公正有如下四种:(1)收入分配的不公；(2)商人和制造业者的逐利破坏了社会的秩序；(3)人们出于逐利动机的行为无益于社会；(4)劳动分工对劳动者的损害。自由市场所带来的以上社会不公平现象，显然纯粹依靠自由市场机制是无法解决的。政府的现实存在实际上就提示了其所应该承担的经济职责，那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尽力弥补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

第二，运用税收等手段调节经济发展。政府不干预市场中的具体经济行为，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斯密看来，政府有责任采用必要的税收手段促进经济发展。这些手段有:运用税收政策来调节进出口贸易；运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的分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基础工程和公共工程的建设。

2.政府在政治领域的职责

斯密认为，在政治领域，政府主要有三个职责。

首先，保护个人权利。将斯密视为“自利”的代言人或者是放任的自由主义者的认识从现实经验层面来看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无法保障个人的最基本的权益的话，这个社会是无法实现有效率的运转的。而且从斯密著作中我们发现，他对“公正”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可以想见，斯密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在他所谓由“自利”而到“利他”的逻辑推理中，显然有一个暗含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给予每个人获得自我权利的保护，社会具有最基本的“公正”。斯密认为，“正义”是自然法则，是自然赋予人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并早在市民政府建立之前即被认为有权保卫自己不受伤害，有权强迫对已经给他造成的伤害进行相应的惩罚。”每个人有保卫自己不受伤害的权利，有对伤害自己的行为进行还击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早在市民政府建立之前就具有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利用这一自然权利与法则。由于人的能力的差异，为了维护社会基本公平，就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司法手段使“正义”法则得以实现。

其次，开办教育机构对民众进行教育。斯密认为，政府有对人民进行教育的职责。为什么需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呢？“为防止这些人民几乎完全堕落或退化起见，政府就有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斯密对商业社会充满了赞美，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商业社会的繁荣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不良影响。消除这种影响的最佳手段就是教育。

最后，保卫国防安全。斯密认为，“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一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极大的影响。斯密详尽地考察了自有国家以来，国家军事实力、国防安全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文明越是进步，就越需要强大的国防，国家为此支付的费用也就越大，君主应对此有所重视。

(三)贸易上的有限度的自由主义

将斯密视为自由放任主义的先知，这是萨缪尔森对斯密的误解。萨缪尔森给予了斯密极大的荣誉，将他与牛顿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但另一方面，给斯密戴上了放任的自由主义者的帽子。他说:“亚当・斯密的最伟大贡献在于他在经济学的社会世界中抓住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斯密所传达的福音是:你认为，通过动机良好的法令和干预手段，你可以帮助经济制度运转。事实并非如此。利己的油会使齿轮奇迹般地正常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然而，通过以上对斯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尽管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导向，但是这一价值导向是要以正义为准则的，也就是说，以正义之名行自由主义之实，保障个人权益，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国家的权益。可见，斯密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主义。“如果像经济史家布劳格所说:斯密有关自利和‘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往往被用来表达与他的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把斯密说成反对政府干预的放任主义者，也明显是一种误读。正如罗思柴尔德指出，斯密真正针对的，并非是所有的政府干预，而是会造成特权和不公平的干预。”最为明显地体现斯密的这一伦理价值导向的，就是斯密的贸易思想。

斯密的贸易思想可以称为有限度的自由贸易，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坚持了贸易对富国裕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坚持了一种有范围的自由贸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政策从出发点来说，是为了使国民财富得到增加，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只有自由贸易才能解决重商主义管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自由主义之所以能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带来益处，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所必然要求的。然而，斯密所赞赏的自由主义并非是纯粹的、无任何阻碍的自由主义，而是有限度的。斯密认为，需要小心翼翼地实现自由贸易:“人道主义也许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如果骤然撤废高关税与禁止，较低廉的同种类外国货物，即将迅速流人国内市场，把我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日常职业与生活资料夺去。”假如无限度地实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国门猛地一打开，外国产品将向本国倾销。这不仅导致本国工业举步维艰，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会影响到国内生产者的就业机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由此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虽然斯密坚称自由主义的立场，但与公正相比，自由主义显然具有更低的价值。为此，当自由主义影响到社会公平时，就需要对自由主义实现限制。因此我们说，斯密的自由主义是有限度的自由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自由贸易政策上所采用的限制措施是经济手段干预措施。很显然，斯密反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形式的直接干预，要求将政府干预赶出经济活动的范围。但是，否定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主义。经济手段的间接干预比直接干预有着更好的效果，也是斯密所许可的干预措施。况且，斯密也深刻地认识到，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一件难事。“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不仅公众的偏见，还有更难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是自由贸易完全恢复的不可抗拒的阻力。”

二、斯密自由主义经济价值观的现代审视

斯密在经济伦理价值观上坚持了一种以公正为前提与规制的自由主义。可以说，这是现实经济条件的必然要求。正如后来的萨缪尔森所分析的那样，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完全是某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有限度的自由可以说是斯密经济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这种自由观体现了斯密对市场经济特性的清醒认识，也反映了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基于现实的分析视角，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价值观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有益启示。

(一)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斯密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开始发展的上升时期，时代赋予斯密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对这一新兴事物从学理上进行合法化的论证。也就是说，需要以强有力的理论思辨为这一新兴制度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斯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任务，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可争议的代言人。斯密对资本主义论证与解释的理由之一就是: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因此自由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我们知道，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从人类开始出现主体意识、强调主体地位、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来，就伴随着关于自由的思考。自由成为人们的一种积极价值追求与导向，也成为人类获得主体存在的象征。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才是至善生活，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本体论意义。以自身为目的就意味着无须待于他物，因而不受手段的限制与约束，具有真正的自由。从人的现实生活来说，显然这样的自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自由的最终导向归于上帝。人的自由反而成为了不自由。因为人的自由是需要由上帝来证明的。资本主义从上帝那里解放了人类，让自由重新回到了人间。这个解放是由市场来完成并保证的。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保证了人的个人权利的自由发挥，使个人利益得到了完美实现。显然，斯密以个人权利作为其自由观的基本内容，而且，这种权利主要是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并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那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显然具有如此的作用与功能，而资本主义制度则保证了这一作用与功能的实现，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进步性。

对于斯密的这一自由观，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也就是在封建制度、摧毁神权枷锁上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当自由的内容被个体经济利益所取代，人的自由的获得预示着人将进入一种更不自由的状态。正如人们批判的那样，在“经济统治生活”的条件下，“个体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力量并受社会力量的完全塑型。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再事实上是真实时，个体才被允许显现自身。这也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所进行的批判。当然，马克思的自由观并不否认物质生活对于人的自由实现所具有的意义，但是人的自由的条件并不仅仅是富裕的物质生活。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都不能代表人的全部。因此，要实现自由，必须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拥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清明的政治制度、和谐的社会氛围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欠缺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视为“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对斯密“自由观”内容的超越，不再将物质条件的满足视为人的自由的基本内容。

(二)市场经济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斯密认为，完全的市场“自由”是不可能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其一，自由不是社会的唯一价值追求。除自由而外，公正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当自由与公正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公正显然具有更高的价值地位。斯密对市场可能带来的不公正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二，自由不是随意的。自由是在规则下的自由，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遵守市场的规则。也就是说，市场的自由是由市场规则来保证的。如果没有市场交易的规则，也就无法实现个人的自由，个人利益的实现就没有保障。其三，个人权利是自由实现的前提。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是交换，或者说交易，而交换的前提是商品的私有权。我们在市场上只能交换属于我们自己的商品，换句话说，只有产品属于交换者，交换者才能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成为商品。这就意味着，在市场条件下，没有个人权利就无法实现个人自由。

“自由”作为口号，往往被人们误解为不受约束。现实的自由总是有限度的。然而，当前自由主义的论调仍不绝于耳，并在现实中得以施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浪潮将一些拉美国家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这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将“私有化”视为自由的本质内容，并将自由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事实是，忽视了公iE的自由追求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更大福音，反而造成了更大范围的灾难。拉美地区人均收入下降到70年代初的水平，农村贫困人口达60％以上，城市失业率高达20％，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人口大幅度攀升。前车之鉴，后事

之师。如果我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过于强调市场经济的“自由”本质，忽视自由的限度和公正的追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将蒙受巨大损失。

(三)法律规制了自由的范围

既然市场的前提是个人私有财产权，就需要以各种方式来保证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实现。这就意味着，任何人在市场下的自由行动都不能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权，自由是有范围的。法律就是自由范围的界限。

从市场经济运行这几百年的历史来看，法律构成了其经济体制的基础与保障。“市场经济”通常具有另一别称――“契约经济”。所谓“契约经济”，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行为的发生是以契约的形式来保障的。而契约的实行，肯定不是建基于人们之间的某种私密性关系，也不是依赖于人的道德自觉。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大量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契约双方相互之间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契约所产生的信任并不是对对方人格的信任，而是对法律的信任。一个成熟的市场机制必定是由一个法制的社会来保证的。斯密自由主义经济观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思想。一些人恰恰就是忽视了斯密所预先设定的这一社会前提，仅仅是看到了这个前提下的结论，于是就将斯密看作自由放任的先驱。这就是人们常常对斯密有所误解的原因。今天我们重读斯密，就必须看到斯密对法律之于社会公正、个人权利保障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要对斯密关于法律与自由的认识予以足够重视，并积极有效地构建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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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篇（10）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考 文 献]

篇（11）

文■孙 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一、理念：“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内嵌的自由主义形态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并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减少国家干预，重新向自由市场制度回归，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两大目标早已抛之脑后，终于，以虚拟经济过度扩张为结果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击得粉碎，标志着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促进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核心机构开始依照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运作模式。首先，在货币机制方面，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货币虚拟化和证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货币进入了竞相滥发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在贸易机制方面，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这样一种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需要通过规则使各国的贸易政策趋同，达到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行经济自由化为己任，为受贷国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隐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第四，世界银行集中关注结构调整政策，强调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 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反对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下降之势。贷款形式则由传统项目投资贷款，更多地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

当金融危机彻底摧垮了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辉煌大厦之后，以何种理念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备选答案首先是内嵌型自由主义，重新以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但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限制已经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增长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发展型国家主义，即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积极干预促进经济以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管，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市场，以出口为导向，并通过政府政策促进出口增长。虽然这一观念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土壤之中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移植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主张必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在选择经济发展时作为重要参考。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应该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义教训，吸纳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经验之后的一个混合概念，可谓“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即在充分实现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限制高风险的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实现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提升各国政府对本国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合作建设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达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全球化与宏观经济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并与他国合作，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限制热钱的投机性流动，对金融创新行为的风险进行提前预估，解决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多边贸易自由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二、规制：“多储备货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

二战以后，国际货币规制几经变更，大约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双本位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黄金是基础，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这一体系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1971年，当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政府对美元升值预期降低，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时，美国被迫于当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买加体系是在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实现黄金的非货币化和多种储备货币并存，建立了特别提款权这一特殊储备资产。但实际上该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德国马克、日元只是作为辅的储备货币存在。但同时，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货币彻底虚拟化和浮动汇率时代。

双本位货币体系确立了以美元—欧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起源于2002年欧元的诞生。欧洲作为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统一货币是重要一步。欧元诞生后，凭借欧洲超强的经济实力，迅速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开创了美元、欧元两大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两大次主要国际货币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随着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不断衰落、欧元作为另一个国际本位货币与美元的竞争，使得国际货币丧失了统一性，但同时与美元一起，共同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竞相滥发、无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滑入了一个由“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来主导其运行和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时代的盛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规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以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本国经济风险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造成币值大幅波动，并由贸易顺差国买单。正如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指出的，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储备货币的供应国被迫保有经常项目逆差，于是逐渐走向一种举债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会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资产所有权而一步步削弱实力和独立性。长此以往，世界经济将严重失衡，该货币无法继续胜任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责。第二，美国对经济霸权红利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动。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将积累的财政赤字通过浮动汇率形式转嫁到大量储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国国民采取过度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励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将美国内部信用危机传导至全世界，酿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美国不具有始终愿意将至关重要的国际责任置于国内争端之前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近期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的管理危机中显现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于加速寻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第四，国际货币规制缺乏国际监管，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IMF本应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监管的职责，但在美欧的联合控制下，仅仅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工具，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责任。第五，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经济格局脱节。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沿革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确立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美国一国独大时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西欧、日本崛起时将德国马克、日元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欧洲强盛时欧元堪堪与美元比肩。按照这一逻辑，在当今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的时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无法与经济格局相匹配。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本币组成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货币规制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大国博弈是引发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是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与国家经济实力格局相适应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自从牙买加体系开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衰落意味着新的储备货币出现成为需要。从表1中主要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此有一个自然的接受过程，然后通过制度将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固定下来，再通过对贸易、投资、金融的统治来稳固本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条件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理论可能的前提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低层次、受挤压的辅助型国际储备货币。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将有望推动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良好机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直接投资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继续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取得更大成就。有学者预测，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贸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币结算，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国（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全面试验金融开放等条件。如果试验能够成功，新的国际货币规制将有望形成。

三、结构：“东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领导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二战以后，冷战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需求，这就要求美国全力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于是，美国与西欧共同建立了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机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监督和惯例，全力帮助西欧、日本等恢复经济。此时的经济治理基本是由美国进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内部。

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世界。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恶化情况，同时也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G7成立，一个新的治理全球经济的集团出现，开启了经济共治的先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七个国家实现共同管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机构开始执行全球经济治理总部的职能，充分控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以IMF、世行、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保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高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因此受益。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国主动提议召开G20会议，寻求新兴经济体的帮助。2009年，G20首脑会晤实现机制化，标志着G7向G20的转变，也标志着原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状况正在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将提高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相应提高操控决策的成本。八国集团机制下，除法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见受到美国强大影响，美国事实上是八国集团的“霸主”。二十国集团机制下，美国仍占明显优势，但要操控其他十九个主体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明显上升，美国地位由“霸主”开始转向“盟主”。更为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得到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尊重，话语权也得到提升，新兴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与发达国家展开对话，改变长期以来不利的全球经济规则。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治理，虽然达到和保持这一局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危机后的形势渐缓，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出现起底反弹，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G20集团政策承诺和决议无人监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但至少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盟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而且G20集团已经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无论愿意与否，以G20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必须承担起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