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价值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华文化的价值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中华民族（按2005年的统计资料，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人脉、历史、文化未发生断裂，仍然充满生命活力，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如果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糟糕的文明（最近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被或明或暗、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地这样告知），那就只能得出文明与民族的生存、发展毫无关系的结论。不能接受这样荒谬的结论，那就只能承认中华文明也许是当今世界最优越、最先进的文明（如果文明可以作这样的比较），这是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所考验、所证明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同世界普世文明的文明。

在这一点上，我们（站在中华文明基本立场上的人）与亨廷顿截然不同。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根本的，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他虽然说，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各大文明之间要进行对话，但他对此前景是“悲观”的。他研究的重点是，美国（或者扩大为西方）如何在文明的冲突中未雨绸缪，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看来，文明只有特殊性，没有普世性。

亨廷顿得出这样的结论毫不奇怪，因为他的理论可以说是崇力文化话语在当代最重要的果实。而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优越性正来自崇德文化，永葆青春活力的奥秘也就是崇德文化。我们在“文明”是“文化”的积累成果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因此，从崇德文化角度看来，文明虽然一定有地域特性（因为交流是文化的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无特性就无所谓交流，地域特性是文明的一种重要特性），但又一定是具有普世性的，是能为人类所共享的。

这就可以解释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与亨廷顿持相反观点的西方“普世价值”论者，却与亨廷顿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亨廷顿的理论有个潜在的前提，就是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文明优越”论。亨廷顿要“提醒”的是西方政治家，本来优越的西方文明正面临中华文明（亨廷顿把中华文明概括为儒家文明，可见西方学者对中华文明多么隔膜、多么无知。可悲的是，相信自己传承了中华文化道统的中国学者，很多还及不上他，他至少还对儒家文明表示应有的尊敬）、伊斯兰文明的严重挑战，再不惊醒，文明的强势地位可能失去。在这一点上，西方“普世价值”论者的理性自觉还不及亨廷顿，他们理论的预设“公理”是，西方世界的一些价值标准（还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价值标准），就是普世价值。所以，相信文化普世性的“普世价值”论，直接推导出了“人权高于”的结论，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霸道、更颟顸，也更具危险性。从同是崇力文化的角度来观照，对这种表面相反、实质一致的怪现状，就一目了然了，不过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而已。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弘扬中华文明，倡导崇德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

中华文明之所以那么优越，就因为2500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

从崇德文化角度看，人类历史开始于和谐社会，主要的人际关系是合作关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起了纷争，以强凌弱，迷失于崇力文化，但社会分崩离析、环境日趋恶化、人际冤冤相报、因果恶性循环的前途，开始使人警醒，向往和谐社会，这其实是历史的回归，对人性善的回归。

因此，崇德文化之“德”，是指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品质；崇力文化之“力”，是指为个人与利益小团体谋利的能力。崇德文化是“无（超越）我”的文化，崇力文化是“有（执著）我”的文化。但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因此对一种历史现象是“崇德文化”还是“崇力文化”的判别也是复杂的。判别主要依据其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价值多元”还是“价值尚同”，是“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标志。

东方有崇德文化话语，也有崇力文化话语，西方亦复如是。我们论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但从本质意义上，不能说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崇力文化。因为在我们看来，崇德文化是正面的文化，崇力文化是负面的文化，判别正面与负面，与判别善恶一样，也以是否有利于社会化生活为标准。文化有正面与负面、精华与糟粕之分，文明就是正面的成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然而，当今世界以西方话语为主流话语，而现代西方话语又是崇力文化话语占主导地位，以崇力文化来阐释西方文明精神，故而，这个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也可以说其核心是崇力文化。也正是针对这样阐释的“西方文明”，才提出“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这个命题。所以，本文选取中华传统崇德文化与西方现代崇力文化为样本进行比较。

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农耕文化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游牧文化以团队、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义来规范；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契约来约束。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重在“强”。农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尘”、远悦近来，整体的安定、统一，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生活常态的文化，重竞争、征服，整体的效率、团结，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农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农耕文化使社会生活稳定、持久，是由保持家庭、家族的传统来实现的。或者说，家庭、家族在这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家族是农耕社会的基础。中华农耕文化主要的特色有两条：一是以祭祀保持道德精神的传承，二是以历史理性替代偶像崇拜。

崇德文化在宗教观、价值观方面体现为人本主义，崇力文化在宗教观、价值观方面体现为神本主义。人本主义也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崇德文化表现为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崇力文化表现为冲突理念、战争思维。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同样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从以上简略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道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道德”观念的价值取向就是普世性。在“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仁”、“义”、“礼”、“智”、“信”、“廉”、“忠”、“孝”等价值才能被正确界定，不走极端。真正具有普世性价值，人们是乐意遵守的。因此，老庄之道、孔孟之道、禅之道，尽管几千年来遭到百般歪曲、篡改、遮蔽、打压、妖魔化，却一直积淀在中国人的人格深层，成为中华民族青春常在的精神源泉。有学者说，你们说中华文化优秀，但优秀的都在书本里，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中华文化都是很糟糕的。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错的，也是很沉痛的话，但是浅见。汶川大地震，中国人整体人性大爆发，就可以证明，中华优秀文化不仅留存在书本上，更积蓄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感受到这种爆发，也深为之感动的中国人，昨天还可能为弥漫中国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而唉声叹气、痛心疾首；时过境迁，又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怨天尤人、灰心丧气的心理状态中。对伦理道德现状的不满，正说明心头有杆崇德文化的秤。

崇德文化是解决当代社会危机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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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雕塑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且不同国家，甚至是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其雕塑艺术的风格都大不相同，每一种风格的雕塑艺术都受该地区的人文环境、风俗习惯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同样，在每一个地区雕塑艺术作品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该地区有特色的一些影子。例如，我国唐朝时期，经济发达，国土面积大，而且唐朝的女子都以胖为美，因此唐朝时期的雕塑的体积比较大，而且雕塑风格也是一些奢靡、豪华、繁荣的风格，唐朝之后的明清时代，经济发展相对于唐朝弱，因此明清时代的雕塑大多没有唐朝雕塑的那种繁荣、奢靡之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雕塑艺术已经与世界接轨，但是这些灿烂的历史雕塑艺术会一直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2］

1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1.1反映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

雕塑艺术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为雕塑品，以不同的形象作为雕塑原型，其原型可以来源于古老的传说，也可以来源于口口相传的奇闻异事。雕塑家通过雕塑品将这些原型雕塑出来，既是一种美的享受，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传承。同时，这些雕塑品也可以为后人研究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提供依据。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唐朝的经济十分发达，从一些出土的唐朝雕塑品中我们更加可以肯定这一点，唐朝最出名的皇帝唐太宗的墓前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浮雕石刻—昭陵六骏，浮雕中的六匹骏马每一个都栩栩如生，而且形态姿势各有不同。如此精美的浮雕艺术品和雕刻手法也从侧面印证了唐朝经济的发达。

1.2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许多雕塑艺术品的雕塑来源于中华文化。例如，孔子是我国著名的儒学家，也是儒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在许多孔子讲学的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塑品，或是谆谆教导中的孔子，抑或是独自思考的孔子。这些保存下来的雕塑品无一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儒学文化。雕塑艺术，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代表，不但在表达一种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纪念，更应该是一种鼓舞的力量，鼓舞着我们带着我们中华文化走向全世界，让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特征

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具有社会象征意义，即象征着某个时期全体社会人民最真切的期盼。例如，古时候的人民最害怕的就是天灾和战乱。尤其是战乱，两国交战，不但要牺牲很多士兵，而且交战两国的人民也会久久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西汉时期的边疆人民饱受匈奴的骚扰，于是西汉派出了霍去病去平定匈奴之乱，历经数年之后，霍去病不负众望，平定了匈奴之乱，但是霍去病却在二十四岁时因病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在西汉边界修建了很多霍去病的雕像，这些雕像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英雄的敬佩与哀思，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希望这位大英雄可以继续保佑他们的和平生活。［3］在每个不同的社会时期，生活在每个不同社会时期的人民生活愿望不同，有的时候希望国富民强，有的时候希望风调雨顺，有的时候希望平安健康，智慧而淳朴的中国人民用艺术将这些美好的向往都表现在雕塑品中，形成每个时期特有的雕塑特色。

3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价值作用

3.1雕塑艺术是城市环境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居住地逐渐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近些年来，城市人口的增长数量一直高于农村人口的增长数量。随着在某一个城市居住的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城市建设也会随之越来越完善。日益完善的城市建设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舒适感和满意度，也可以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环境建设中首先考虑到的就是绿化，这是与人民健康相关的问题。在绿化工作完成之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建设，越来越多的城市建造了许多雕塑品，继而满足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需要。

3.2放松人们生活的紧张感，陶冶人们的情操

随着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大，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住房、工作、家庭和孩子等。这些压力在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生活的紧张感，在这种高度紧张感的生活状态下，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幅度降低。久而久之，人们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在城市建设中增加一些雕塑品可以起到一定的放松人们生活紧张感的作用。例如，一些造型可爱憨厚的小动物雕塑品可以使人们会然一笑，使人们暂时逃离出巨大的紧张感中。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鼓舞意义的雕塑可以鼓励生活或者工作失意的人们继续努力，各式各样的雕塑品可以表达各式各样的含义。

3.3延续与传承城市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发展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人文精神，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些人文精神和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没有被很好地保留下来，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子孙后代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雕塑可以很好地把这些人文精神和历史发展进程保留下来。若干年之后，继续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雕塑感受整个城市一路传承下来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在这些雕塑中仔细体会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将这些人文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4结语

一个小小的雕塑品，一门看似不起眼的雕塑艺术，其背后都蕴藏着这么丰富的社会意义，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小视，其在社会的进展过程中所起的价值作用也十分巨大，我们应该用心去感受每一份雕塑品带给我们的文化意义，用自己的力量去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们的雕塑文化和雕塑艺术。以上是笔者个人的粗浅之见，文中如有不到之处，还望相关的工作人员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张迪.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美学价值与理念［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2014（03）.

［2］赵彤，孔超.影响雕塑和壁画艺术与公共空间关系的要素［J］.现代装饰（理论），2014（01）.

［3］梁杰亮.建筑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技术与市场，2013（09）.

［4］黄光武.雕塑艺术与博物馆陈列设计创新的思考［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03）.

［5］李新华.岭南传统建筑装饰雕塑艺术的美学特征［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篇（3）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多样化与本土化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在文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增长，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感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再次出现。关于“国学”“草原文化学”“蒙古学”研究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各民族有识之士对寻找文化根源和传承文明的焦灼心理。内蒙古各族学者把丰富和发展草原文化作为重要的历史使命，积极开展区域文化研究，深入探讨草原文化的历史命运、发展差距、文化变迁、现代转型、未来走向等诸多问题。

（二）发达与欠发达之间的矛盾。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造成了人们对文化交流、发展模式的理解体悟上的差异，特别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地位落差，可能加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对立情绪。我们不能漠视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及由此引起的种种极端行为，但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一冲突和碰撞。实践证明，各类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只能在文化自身发展和交往中不断克服和缩小。为此，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一方面需要在总结草原文化现代化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更为切实合理的文化理论，以期对这一问题获得更加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认真思考草原文化现代化之路所面临的困境及不足等具体问题。如此，才能真实地回答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传统文化中哪些包含有现代性的因素和向现代化转化的可能。

作为主流文化重要成分的草原文化既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又要融入世界先进文化的建设潮流中，就必须对世界先进文化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加以思考，参与到未来人类的世界性共同价值建构活动中。同时，也需要在世界先进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全球视野来审视草原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挖掘其中的现代性。我们应该立足于草原文化发展的实际来汲取现代文明的营养，丰富和发展草原特色的新文化。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来看，都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在科学合理地评价基础上积极提炼和梳理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当今，人类文化的趋同性、单调性、重复性色彩日益加重，强势文化日益成为主流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保持和发展本土文化显得尤为迫切。

（三）草原文化面临的挑战。虽然草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果说草原民族过去主要面对的是大自然的挑战，到近现代之后则主要面临当代强势文化及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对草原文化的提升和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一定意义上说，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民族文化的优化和选择过程。面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几乎每天都要对各类文化要素做出选择，进而不断适应或融入主流社会的发展进程。经过100多年的社会变迁，再加上自然条件及人为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北方草原传统游牧社会由游牧――半农半牧――农耕――城镇四种经济文化类型依次更替，游牧的蒙古人随之也完成了两次经济社会的转型，即从游牧人到定居者，从定居者再到城镇居民的变迁。在这一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下，大部分农牧民走上致富道路的同时，也有一些农牧民永远地失去了赖于生存的耕地和牧场。他们在保护生态环境、稳定边疆地区、服从国家利益、实现三化（城市化、工业化、产业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草原社会的被动变迁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社会的发展、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文化的变迁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直接造成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文化变迁。近代以来，汉族移民及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出现，使内蒙古地区农耕文化、工业文化、城市文化圈不断扩大的同时游牧文化圈也明显缩小。仅以使用语言为例，草原民族在传承民族文化与普及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场所、行政管理、经济交往、通讯联系等方面对于媒介语言的选择就充满了矛盾。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在为自己和子女未来进行设计时，都会更多地考虑发展前途和切身利益。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少数民族在文化认同与选择上出现的感情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

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草原传统文化只有两种选择：或接受挑战，勇于创新，走出困境；或被主流文化融化，失去文化个性和主体自我。实践证明，草原人民只有抓住历史发展的重要机遇，才能迅速缩小和弥补发展落差，借现代文明之力改造和提升传统草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迅速缩小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从而以超常规发展和追赶发展等形式，大踏步走进前列。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后发优势和潜力，进而对草原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转型，这是草原文化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为此，草原民族一方面要在困境中积极探索发展模式，不断克服欠发达文化的种种不足；另一方面，应继续保持草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持久创造力。为了尽快实现草原文化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站在现代文明的基点上，大胆创新，兼收并蓄，超越文化自我的精神境界，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塑造，从而树立新世纪民族文化新的“草原形象”。

二、草原文化的现代价值

注重对文化内在价值和意义的挖掘与传承，是草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道，也是体现草原文化的首要价值之处。从草原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既要充实和丰富主流文化，又要保持和弘扬草原特色的文化个性。为此，必须在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前提下继承和弘扬草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纵观草原民族的历史发展不难发现，草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文化的多样化价值、开发价值、思想价值、产业化价值等比较突出。

（一）草原文化的多样性价值：文化的多元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2006年内蒙古和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开创了不同国家、跨境民族、同质文化联合申报的成功范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北方少数民族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还积极吸收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合理成分，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吸纳与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北方草原文化的独特内涵。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民族文化成分的复杂性，语言文字与的多元性，思想意识的开放性，呈多元互补之态势，从而形成了以草原文化为主干的区域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化像草原文化这样具有鲜明的多元整合的复合性特征。因为，草原地区不仅先后经历了狩猎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等不同经济类型文化，而且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多样、多极为一体的复合性文化。

草原文化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源泉，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世界最珍贵的人类文化资源和遗产之一。为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保护草原地区自然形成的文化、生物、植物多样性的同时，也要及时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古籍文献、名胜古迹等。保护并开发内蒙古丰富的文化资源，精心打造我区文化品牌的“草原形象”，做大、做强民族文化产业，实现民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不仅是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必由之路，也是保护中华文化多元格局的需要。

（二）草原文化的思想价值：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草原文化有三种比较突出的思想价值。一是草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带来全球范围内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而历代草原民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被公认为是对此难题的解决有所贡献的思想智慧。“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论的最深刻含义就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它启示人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人的生命活动与生命状况直接与自然状况有关。因此，人应像爱惜自身一样地善待自然，不能破坏侵害自然，人应与自然保持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协调关系。二是草原文化的精神价值。自古以来，草原地区出现了大量反映人类顽强不屈、开拓进取精神的典型文化现象。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之所以生生不息地被传承下来，就在于这些文化精神中寓有鼓舞人、激励人或感化人、升华人的思想价值。草原文化的思想价值是草原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成分，是文化价值的提炼和浓缩，对草原地区的发展进步有着重大意义。内蒙古学者在认真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提炼和概括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精神面貌：即热爱故乡、崇尚英雄、豁达包容、开拓开放、求真务实、坚韧顽强；价值体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人与社会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人与自我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以及精神内涵、思维模式等。这些人文精神无疑是草原民族在现代化建设中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三是草原文化的生态伦理价值。草原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形成了诸多至今看来仍然十分卓越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万物，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处为核心，充分表现在游牧民族的生命观、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中。以崇尚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基本精神的草原文化，不仅蕴涵着深刻的自然生态思想，而且也体现出以关注自然万物的生存和发展为鲜明特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与当代生态伦理学所阐述的思想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其显著特征在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处中延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草原民族生态伦理思想还囿于朴素的思想伦理范畴，系统性和科学性不强，但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足以给后人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三）草原文化的开发价值：近年来，内蒙古以草原文化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大区、民族文化强区建设，其思想的启迪性、教育性和巨大的凝聚力，在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日益彰显，草原文化已成为内蒙古软实力的突出标志。一系列支持全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内蒙古的文化生产力；先后实施完成了以文化艺术精品生产、“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内蒙古文化资源普查项目”和文化硬件建设为标志的“十大文化工程”等，实现了内蒙古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草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日益紧密，成为助推内蒙古科学发展的引擎。

篇（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249-02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创造了无数令世人瞩目的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当代，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于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由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悠久的历史以及博大精深的内涵。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当中，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文化体系还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在特有的经济结构、政治形态、思想意识等的基础之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内涵，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讲，中国传统文化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不同民族文化进行交流，积极吸纳各种文化的长处，通过不断的丰富、完善、革新，来适应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富于生命力并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体现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各派思想家通过百家争鸣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吸纳了其他学说的观点，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学说。唐代，胡汉文化的交汇融合进入了高峰，外来的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化，使其展现了别样的生命力。对于外来文化，中国文化能够加以吸收，将其同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明清时期，外来的宗教、医学、建筑学以及近代科学都在不同时期进入中国，被中国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成的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开放性和生命力，使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2.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和谐。倡导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首先表现在人与人和谐相处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看得尤为重要，如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儒家思想中曾经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宽厚的态度和谐相处。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了通过推己及人的态度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儒家思想中还提出通过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方面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中国道家思想中也提出了通过无争、无为，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其次，和谐理念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上。中国传统思想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强调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实现的人类的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十分重视生态平衡，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发展，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荀子认为，人类发展应该以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而提出了“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类发展应该顺应自然，以自然规律为发展的准则。

3.中国传统文化崇尚道德修养。道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协调人际关系和规范社会秩序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强调用博大的胸怀和宽厚的态度对待一切，即“厚德载物”；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通过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人生价值。儒家思想就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程度。《大学》中还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用道德教育，使道德规范民众的思想行为，从而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在治国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治者应加强道德修养，率先垂范道德，即“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通过将传统道德思想与政治相结合，以道德来治理国家，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依然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当挥作用。

（一）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基础

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倡导和谐的观念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生活当中。在当代，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使其贯穿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可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增加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从人际关系方面来看，人际和谐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基础。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为贵”、“推己及人”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利于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人际交往的和谐发展。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人与社会的和谐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协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内容支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伦理道德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经过长期发展，传统美德在中国已经与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美德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当中。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结合，既可以为社会主义道德提供内容支撑，又可以提高人民群众对道德建设的认同感，对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关于自身修养的优良传统，可以加深个人对传统美德的理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对传统优秀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可以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尊重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优秀道德文化的良好氛围，对提升全民族的道德修养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导向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庄子就曾经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时至今日，这种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依然有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在各方面建设上取得了诸多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的不合理发展方式导致当地环境污染、资源锐减、生态破坏，不仅影响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影响到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倡导“天人合一”的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实现科学发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依然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使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顺应自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发展思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实践所形成的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它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依然有着重要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实际相结合，使其在当代得以传承和发展，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支持，也可以对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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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高晶.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

[4] 刘军汉.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J].党史文苑，2011，（4）.

篇（5）

0 引言

雕塑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且不同国家，甚至是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其雕塑艺术的风格都大不相同，每一种风格的雕塑艺术都受该地区的人文环境、风俗习惯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同样，在每一个地区雕塑艺术作品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该地区有特色的一些影子。例如，我国唐朝时期，经济发达，国土面积大，而且唐朝的女子都以胖为美，因此唐朝时期的雕塑的体积比较大，而且雕塑风格也是一些奢靡、豪华、繁荣的风格，唐朝之后的明清时代，经济发展相对于唐朝弱，因此明清时代的雕塑大多没有唐朝雕塑的那种繁荣、奢靡之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雕塑艺术已经与世界接轨，但是这些灿烂的历史雕塑艺术会一直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2]

1 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1.1 反映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

雕塑艺术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为雕塑品，以不同的形象作为雕塑原型，其原型可以来源于古老的传说，也可以来源于口口相传的奇闻异事。雕塑家通过雕塑品将这些原型雕塑出来，既是一种美的享受，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传承。同时，这些雕塑品也可以为后人研究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提供依据。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唐朝的经济十分发达，从一些出土的唐朝雕塑品中我们更加可以肯定这一点，唐朝最出名的皇帝唐太宗的墓前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浮雕石刻―昭陵六骏，浮雕中的六匹骏马每一个都栩栩如生，而且形态姿势各有不同。如此精美的浮雕艺术品和雕刻手法也从侧面印证了唐朝经济的发达。

1.2 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许多雕塑艺术品的雕塑来源于中华文化。例如，孔子是我国著名的儒学家，也是儒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在许多孔子讲学的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塑品，或是谆谆教导中的孔子，抑或是独自思考的孔子。这些保存下来的雕塑品无一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儒学文化。雕塑艺术，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代表，不但在表达一种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纪念，更应该是一种鼓舞的力量，鼓舞着我们带着我们中华文化走向全世界，让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特征

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具有社会象征意义，即象征着某个时期全体社会人民最真切的期盼。例如，古时候的人民最害怕的就是天灾和战乱。尤其是战乱，两国交战，不但要牺牲很多士兵，而且交战两国的人民也会久久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西汉时期的边疆人民饱受匈奴的骚扰，于是西汉派出了霍去病去平定匈奴之乱，历经数年之后，霍去病不负众望，平定了匈奴之乱，但是霍去病却在二十四岁时因病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在西汉边界修建了很多霍去病的雕像，这些雕像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英雄的敬佩与哀思，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希望这位大英雄可以继续保佑他们的和平生活。[3]在每个不同的社会时期，生活在每个不同社会时期的人民生活愿望不同，有的时候希望国富民强，有的时候希望风调雨顺，有的时候希望平安健康，智慧而淳朴的中国人民用艺术将这些美好的向往都表现在雕塑品中，形成每个时期特有的雕塑特色。

3 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价值作用

3.1 雕塑艺术是城市环境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居住地逐渐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近些年来，城市人口的增长数量一直高于农村人口的增长数量。随着在某一个城市居住的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城市建设也会随之越来越完善。日益完善的城市建设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舒适感和满意度，也可以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环境建设中首先考虑到的就是绿化，这是与人民健康相关的问题。在绿化工作完成之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建设，越来越多的城市建造了许多雕塑品，继而满足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需要。

3.2 放松人们生活的紧张感，陶冶人们的情操

随着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大，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住房、工作、家庭和孩子等。这些压力在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生活的紧张感，在这种高度紧张感的生活状态下，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幅度降低。久而久之，人们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在城市建设中增加一些雕塑品可以起到一定的放松人们生活紧张感的作用。例如，一些造型可爱憨厚的小动物雕塑品可以使人们会然一笑，使人们暂时逃离出巨大的紧张感中。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鼓舞意义的雕塑可以鼓励生活或者工作失意的人们继续努力，各式各样的雕塑品可以表达各式各样的含义。

3.3 延续与传承城市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发展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人文精神，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些人文精神和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没有被很好地保留下来，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子孙后代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雕塑可以很好地把这些人文精神和历史发展进程保留下来。若干年之后，继续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雕塑感受整个城市一路传承下来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在这些雕塑中仔细体会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将这些人文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4 结语

一个小小的雕塑品，一门看似不起眼的雕塑艺术，其背后都蕴藏着这么丰富的社会意义，雕塑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小视，其在社会的进展过程中所起的价值作用也十分巨大，我们应该用心去感受每一份雕塑品带给我们的文化意义，用自己的力量去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们的雕塑文化和雕塑艺术。以上是笔者个人的粗浅之见，文中如有不到之处，还望相关的工作人员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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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新华.岭南传统建筑装饰雕塑艺术的美学特征[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篇（6）

随着国内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向城镇靠拢。虽然发展本身是必要的，但因为此之前没有做很好的文化准备，将农村特色文化大量抛弃，长期便会丧失古村落文化特色。古村落本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而现在却已经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每年几乎都会消失将近9万个自然村，面对外界如此巨大的冲击，加大对古村落文化保护刻不容缓。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帮助解决现实生活事物的差别、冲突，使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达到融合状态，是一种极具智慧的辩证思想，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进而启示古村落文化保护。

一、古村落文化的“和合”体现

中国的古村落，因为历史悠久、文化板块多样、民族众多、环境不同，所以它们形态各异，文化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古村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是古村落人在日常生活起居当中日益形成的一种文化，是伴随社会历史、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的变迁而不断选择、成熟的一种文化。古村落作为一种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人类聚居空间，文化自身丰富的内容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差异，同时自身的魅力又能把这些差异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无不让人们赞叹这种古村落的内在、和谐、融洽之美。

（一）人与自然的“和合”

古村落作为独特的中国文化空间，是一种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聚居空间。古村落分布较自由，大都根据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自发形成的。但在建筑选址上就有许多合理之处，如充分考虑地质、地貌、河道、光照、风向、气候、景观等方面，同时还注重协调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构成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格局，建筑以群山为背景，增添了层次感；以水为前景，开阔了视野，将人和自然融为一体。

基于地理、环境、气候的差异，古村落的人们的居也是因地而制宜。北方地大广袤、山河壮美、人口稀疏，他们宅院朴实、布局离散，大都以四合院、胡同为主；南方多水道，院落很小，粉墙黛瓦、颜色淡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安徽古民居的青墙白瓦、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客家土楼和蒙古的蒙古包，还有江南的园林。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是“和合”思想中重要的基本观念。古村落的人们根据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就地取材进行家园的建设，将人和自然中的冲突很好地融合起来，展现了“和合”思想的精髓。

（二）人和人的“和合”

大多数古村落是由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小家庭因血缘关系维持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一般说来他们是一村一大姓，代代杂居生活，因而古村落的人们交往中会产生浓浓的情感。古村落大都是封闭的、向内的，折射出对外防御、对内聚合的传统心态，古村落的人淳朴，团结、有向心力。

古村落的人因其特殊的环境和经历，逐渐形成了“顺天时、求地利、崇圣贤、敬祖宗”的思想传统，他们崇信“忠孝廉节”的理念，有严密周祥的家训、家法、族规的制约，所以民风相当的自然、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生活场景也是并不罕见的。古村落里的人都有很强的群体感，深受中华传统美德的影响，十分注重孝道，比如客家人，他们尊老爱幼，制定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的族规，使老年人能安度幸福的晚年。同时民风淳朴的古村落人们，热情好客。有外人进村时，他们歌舞相迎；离开时，也是鼓乐相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在古村落人的一言一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文化要素的“和合”

古村落文化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层次，具体说来包括传统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村规民约、民俗、节庆、农耕礼仪、传统技艺等内容。这三大层次之间，物质文化层次是基础，精神文化层次是内核，制度文化层次是保障。它们既相互独立，彼此又相互依存、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和合共生”，使得古村落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创造性。

不同的古村落之间还因为历史、文化、信仰的不同，各有其不同的特色节庆，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基于对水的崇拜，在节庆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水崇拜的祭祀礼仪。泼水节、龙舟赛是他们重要的节庆活动。而哈尼族人对鸟等家禽崇拜，他们常常拿鸡骨头进行占卜凶吉。这些独特的节庆、礼仪，构成了各个古村落之间特有的文化根基，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文化，把存在冲突的部分，融合起来，让后人更好地感受这种文化的魅力。

二、当前古村落文化的“境遇”

近年来许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村落，随着新闻媒介的宣传与推广，逐步被人们所了解向往，并随之兴起了古村落旅游的热潮。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很多地方政府把古村落承包给旅游公司，他们跟风修建，“涂脂抹粉”、“画蛇添足”、建立了一个又一个豪华的乡村公园，见利忘义，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使得古村落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古村落文化要素之间的“和合”被打破，古村落文化保护迫在眉睫。

（一）旅游开发与古村落文化的冲突

古村落中包含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一千三百多项国家级“非遗”和七千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古村落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古村落的经济建设、旅游开发上，很少考虑古村落的文化保护问题。现如今古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其所附有的文化都在逐渐消解，保护古村落文化刻不容缓。

现在中国古村落的开发大都是完全的商业化模式，即“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村民参与”的三方合作模式，使得那些最具乡土特色和旅游价值的历史遗迹、风土民情、古宅院落、民歌民调等资源，几乎都由一只或几只外来之手操控，他们像争夺矿产、石油、水力资源一样争夺着古村落。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不久前谈到，古村落现在空前地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商机和不良政绩是加速消亡的主要症结。古村落的经济开发不是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而是将其涂脂抹粉，改造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为了赢得游客喜好，把真古村落搞成假古村落，或是一举荡平建成了一个豪华的乡村公园。

古村落环境本身就有脆弱性，随着旅游开发，尤其是一些地方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过度开发，会对古村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诸多破坏，皖南的一些古村落就出现了因为乱砍树木造成的山体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古村落的水系萎缩，部分巷道青石板年久失修，排水出现问题，垃圾侵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些村民为了经济收入不惜将自己的祖居还建为餐馆、旅店，长久下去，古村落势必会失去原貌，纯粹依赖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取的。

（二）旅游开发对古村落人的影响

旅游开发热潮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很多地方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将古村落人们从原来的家园中迁出来，单单保留了一座“空壳”。虽然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但失去了原住民的古村落是没有灵魂的。古村落的文化就是古村落人的文化，是在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不断形成的，挖掘古村落人高尚的品质和精神，是彰显古村落魅力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古村落人之间的乡情、友情，、亲情，正是古村落内在美的体现，这些却常常被旅游开发者们所不屑一顾。

同时，在旅游开发中，古村落人淳朴的民风也悄然改变着。常年研究云南古村落文化的尹绍亭教授数年前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谈到文化旅游时，说了在云南早期开发的一些旅游景点中就出现的一种现象：拍照收费，只要有外来者来了，长角苗女人就会立刻穿着盛装出现，并且与游客合照，每张要收取十元钱。这样裸的交易令游客们极不快和反感。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劲的商品经济冲击，古村落人的心态也在改变着，倘若不加以重视，昔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纯真，迟早会受到旅游业的负面侵蚀而走上歧途。

三、“和合”文化在古村落文化保护中的实现

“和合”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金文之中，“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和合的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承认多样、多元事物的差别、冲突，并不断地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追求达到平衡、融合、合气，并化生出新事物。“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为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文明之间等五大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样指导着古村落文化的保护工作。

在当代，运用文化生态理论去指导古村落文化保护就可以很好地调和古村落中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要素之间的冲突。古村落文化不能孤立、封闭地保护，而要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1斯图尔德认为要全面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与环境的联系，将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探讨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他的学生萨林斯和塞维斯在合著的《文化与进化》中对文化生态学下了定义：“文化生态学应包括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超肌体的环境和居住地的自然特征”2。不难看出，文化与环境、社会、自然之间紧密的关系。

古村落文化保护本身就是“活态”的保护，讲究“人地共荣”，不能搞大拆大建，为了迎合旅客需要去设立人为景点，建成豪华的乡村公园；也不要纯粹的“涂脂抹粉”，只在房子外面刷层白灰，就认为可以一白遮百丑，搞“面子工程”。古村落的文化底蕴只有在当地人的精心呵护才能显出它的魅力与个性。要按照当地的传统节庆、风俗习惯开展民俗活动。

文化生态理论强调古村落文化的就地保护、原住民保护，即要求当地村民自发自觉的保护。这样的文化保护，不仅仅是指要在文化的原生地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强调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自力更生和自我主导。只有实现当地民众的参与和自主，才是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人”是古村落一个重要元素，“空心村”是对古村落文化的破坏。只有古村落人住在古村落里，才是最好的保护，才能留住古村落的灵魂。

我们在古村落文化的保护过程中，要处理好古村落各文化要素之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用“和合”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用文化生态理论去指导古村落文化的保护工作，协调好古村落文化与旅游的冲突，把古村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落到实处。古村落文化的保护要眼于未来，帮助我们保留一切有关的文化记忆的原生态，见证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注释：

1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2.

2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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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封建时期的文化带有明显的“男尊女卑”特征，无疑是典型的男权文化。但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封建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中华文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当代女性正是在此前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从女性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我们不应该将封建文化看作是与当代女性完全无关的东西，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思考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需要探究的是，女性是如何进入男权统治下的主流文化场域并进行文化创造的。

一、班昭与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

我们要讨论的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不仅仅是指女性能够认识并遵循相应时期的文化、伦理及其习俗等，而且是指女性能够积极参与到封建文化的建设中去，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意味着女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部分，登上了封建文化的历史舞台，开始适应这种文化并且有所贡献。从这一角度来说，班昭是封建时代女性开始参与封建文化创造的代表人物。

（一）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外在条件

女性群体在先秦时代不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佼佼者，她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们的实践也是封建时代女规范的直接源头之一。正如相关研究显示的那样，秦汉时期依然是父权制确立的时期，[1]450先秦时期的女性群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在形成之中的封建伦理的影响和规范，但封建文化对她们的塑造是有限的。在具有某些共同点的同时，先秦时期的女性道德往往表现出与汉代以后的不同，以刘向《列女传》为例，其中很多女性的行为很难说具有“女性特征”，而是更多地趋同于男性，如《魏芒慈母》之“仁”、《鲁义姑姊》之“义”、《宋恭伯姬》之“礼”、《许穆夫人》之“智”、《鲁之母师》之“信”等，具有封建时代女性特征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能够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则不同，女性在社会整体压力下不得不就范于男权文化，并开始在这一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立身之所。可以说，封建男权制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压抑了女性的自由与个性，但另一方面又为女性特征的浮出水面提供了机会，它是女性实现自身自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正如社会性别理论指出的那样，女性是后天塑造而成的，那么在能够参与封建文化之前，女性有一个被封建文化塑造的过程。我们既然讨论的是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出场问题，那么在男权文化确立其基本架构之前，对女性的规范也不可能完成其建构，更谈不上封建文化对于女性的塑造。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必然要在男权文化的核心思想确立以后才能出现。“从大量的史实来考察，秦汉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论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2]56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男权文化核心思想的确立当在秦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解体；在此基础上，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最终由秦统一六国，完成了封建制度在政治上的胜利。而封建文化的确立，则要等到“三纲六纪”在汉代的定型才能完成。[3]291女性能够在封建文化中出场，也应在此之后。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班昭所处时代，男权文化渐趋定型，并为进一步建构女性道德规范打好了基础。这一历史进程始于“礼崩乐坏”，中间经过诸子百家“各择一术，以明其学”的纷争，到《吕氏春秋》则“诸子之说兼有之”，开启了融百家于一炉的新篇章，[4]422最终在董仲舒以阴阳思想为核心统贯各家的儒学形态中得到了实现。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阳尊阴卑”，由此阐明了君对于臣、夫对于妻、父对于子的“尊”的地位，成为《白虎通》“三纲”思想的源头。[5]19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作为封建时代核心价值观的“三纲”思想，直到东汉初年的白虎观会议才基本成型。而班昭恰恰活跃在这一时期，她能够完成封建女性道德的建构与此息息相关。

（二）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内在素质

尽管女性有自身独特的气质，但要想在男权文化中对封建文化有所贡献，就必须首先“屈服”于男权文化，这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所决定，也是女性文化自觉所必由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真正对当时的文化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也才能对这一文化将来的发展趋向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参与到封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去。只有当女性认识到自己与男性的不同，她们才有可能将自己与男性区分开来，也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个性。在女性的发展方面，女性由先秦时期的“迷失”到汉代之后的“清醒”，构建了其清晰的历史道路。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势必由这样一个“才女”来完成：她必须一方面拥有对于当时文化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够意识到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卑微命运，因而能够从男权文化中获得并诠释女性在那种时代条件下的生存智慧。

班昭历史地承担了这个“才女”的重任，她不但对当时的男权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也对女性的卑弱身份有自觉。班昭对当时文化的熟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文学方面，她才能出众，“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6]2785在学术方面，她于当时盛行的经学颇有贡献，不但续补并完成了《汉书》的写作，而且对刘向《列女传》进行了增补和注释，甚至是经学大师马融的老师，于东观向马融等授读《汉书》。[7]而《女诫》更处处体现董仲舒思想影响的痕迹，如“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阴阳殊性，男女异行”[6]2788等。这表明了她能在较为抽象的层面把握当时的文化。而且，班昭对盛行于汉代的“黄老”思想也颇有心得。据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尽管汉武“独尊儒术”，但作为权谋之术的“黄老”思想却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持续盛行于两汉。班昭父兄朋友都深有得于“黄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班昭不但对之耳熟能详，而且以之成功地指导了邓太后的政治实践。

另一方面，由于班昭对男权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她对在这一文化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也了若指掌，并怀着深深的担忧。班昭担忧女儿们出嫁之后“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所以才将自己的经验汇为《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6]2786她深刻分析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试图以“阴以柔为用”“女以弱为美”的“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思想求得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一生平安。“女性在劣势的人生境遇下应该以谦顺柔弱而取胜，也就是说谦顺之德、柔弱之性，应该成为女性避免厄运的人生智慧。”[8]正如朱维铮所言，《女诫》七篇“篇篇都用儒家语言，表述老子、韩非早已透彻伸说的权术，也就是刘向确切定义的‘臣术’……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7]一句话便点破了《女诫》的本质，善于权谋之术的班昭为后世封建社会的女性阐明了谋求生存的权谋之道。

（三）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文化特征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文化创造。因而女性要能够在封建文化中出场，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真正地参与到所处时代的文化创造当中去。由于其文化创造以承认和继承男权文化为前提，因此其思想能够被男权文化所接受和认可，成为此后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女性能够参与封建文化创造，除了能够认同于男权文化这一根本点之外，还有一根本点，那就是对女性及其在封建时代的卑微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能够从女性的角度为女性的生存提供建议。这是男性所无法替代的工作，只有女性才能通过自己的现实人生真正理解女性的遭遇，并由此观照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命运相似的女性提供有价值的生存智慧。说到底，这是女性在封建时代的自觉，是女性特征在封建文化中的体现。

由于对男权文化深有所得，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也有清醒的认识，班昭对源于《周礼》的“四德”范畴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使之成为后世封建社会女性的行为规范。看似偶然的为女儿辈所做的《女诫》，却历史地成为了完成封建社会女性道德建构的标志。此后，班昭诠释的“四德”和刘向在《列女传》中借孟母之口扩大化了的“三从”相结合，[5]23共同成为统治女性近2000年的封建女性道德规范的代名词。

二、文化自觉视域中《女诫》的价值重估

对于班昭，研究者们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只要牵扯到《女诫》，近代以来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否定式的。有的认为其“给妇女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是“中国妇女界第一个罪人”，有的甚至认为《女诫》是班昭“心理严重扭曲和对社会主体曲解的产物”，谴责她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女性遭受苦难的“元凶”，“给古代的女性意识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纯粹批评式的评价虽然反映了实际，却并未能正确解读《女诫》及其历史地位。“哪位中国史学家不知班昭？然而又有几人能够说清楚这位中世纪女性学术大师的生平和遗响？”[7]可见对于班昭，我们现有的研究远不足以表现其全部。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女诫》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从文化认知的角度看，《女诫》代表着古代女性学习当时文化以谋求生存智慧的最高成绩

朱维铮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以大量的史料为证据，认定班昭在“赋颂”等文学成就之外，不但“是《汉书》的续作者和传授者，是东汉四世皇帝的后妃教师，是中世纪妇女伦理教义的集成者”，还是东汉和熹邓皇后专权的“主要政治顾问”，是当时文化中心（东观）的“灵魂人物”，是班固《汉书》和刘向《列女传》的“完型作者”，中国历史上“女性按照自己的尺度撰述妇女史”的“第一人”。[7]这一评价无疑是很高的，肯定了班昭在经学、史学、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杰出成就。

不但如此，由于受家族友朋影响，班昭还深谙“柔弱胜刚强”的权术之道。张舜徽《道论足征记》认为，刘向、扬雄、王充均深于黄老无为之术。[9]77班昭叔祖班濉坝肓跸蛐C厥椤…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 [10]4203班逵肓跸蛲列并受赐“秘书”，是班氏走向学术研究的开端，此后班昭补刘向《列女传》并为之作注，表明班氏深受刘向影响。班昭父班彪便得益于“秘书”，“幼与从父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说明班彪、班嗣曾从扬雄等“好古之士”问学，因而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10]4205而班彪“性好老庄。”（《文选》李善注引《汉书》本传，今本《汉书》无。）王充为班彪弟子，弟子深于黄老之道，其师“性好老庄”当不为虚语。张舜徽认为，班彪“聆听父党扬雄等的议论，并得闻姑母班婕妤所谈宫廷秘辛”，得以深谙黄老之术。[7]班昭长兄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6]1330其《东都赋》有“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6]1361一句，说明他对黄老道术也是很熟悉的。班昭次兄班超也深有得于黄老之术，其离任西域时对继任者任尚所言：“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6]1586这虽是对于任尚的规劝，但他能经营西域三十年而功成身退，应该不无得益于此。而班昭姑祖母班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10]3985久居深宫练就了班婕妤退求自保的行事风格，可说是黄老之术的实践者。由此可见，班氏一族在黄老道术余波未尽的时代本就有服膺黄老的传统。

班昭受此影响，于黄老权术深有所得，而《女诫》便是以此思想为指导来阐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智慧的代表作。朱维铮遍考班昭及其子曹成在邓太后掌握政权后的事迹，认为曹成在受封关内侯之后，终班昭一生再无升迁，证明“班昭深通老子和光同尘的三昧”，并且认为，《女诫》的标题和用语都与儒家“礼”教一致，“但察其涵义，却贯注着《老子》以柔克刚、以屈求伸、以卑弱自恃而后发制人一类权术”，其所谓卑弱、事夫、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实际是“在夫家处理夫妇婆媳妻妾姑嫂种种关系的诀窍”，“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不但如此，“此篇但讲‘妇行’，不讲‘三从’，所论实为弱者取得权力的策略。”[7]则强调“卑弱”以求自保并非《女诫》七篇的最终目的，其最终是要让处于弱势的女性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以后发制人。班昭以其他女性难以兼具的才女特质，以黄老权术为核心，融纳经学、史学、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等的成绩于一炉，为男权社会中处于卑弱地位的女性阐明了一套安身自保的处世哲学，对于女性可谓爱之深切了。

班昭深知，在男权统治已经确立的社会，女性只有先与男权达成妥协，才能换取自身的生存空间。她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举了近三十位杰出女性，其中有二十二位帝妃被列入“仁人”一列（为第二等），等于让“正史”承认了女性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尽管女性的真正贡献并未完全呈现），这便是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在男权社会为女性发出的声音。但这一思想岂是大多数女性所能领悟的，甚至对于脱离了黄老道术的大环境的男性知识分子而言也是难以明晓的。“东汉诸儒虽赞学论政，亦多识道之言，然仰视周秦西汉儒先之书，不逮远矣。”“自汉以降，解此者稀。”[9]40在这一形势下，其奥旨难以被人理解，《女诫》也就只剩下被人误解为宣扬女性服从于男权的封建教条的命运，只能被女性解放运动者斥为封建礼教的帮凶了。这真正是班昭及其《女诫》的噩梦。

（二）从女性发展的角度看，《女诫》及其时代是女性发展的必经阶段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女诫》由于对男权统治的承认而造成的对于封建女性的扭曲。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男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普遍经历的一个阶段。“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11]87既然如此，屈从于男权是女性发展的必经阶段，《女诫》及其智慧是与中国社会在此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

面对这一历史情状，我们应该追问，女性如何在这个阶段实现自身的自觉，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96而这种自觉只能建基于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人的现实的‘自由’、‘自觉’必随他的‘生产生活’而变动，即必是历史具体的‘自由’、‘自觉’。”[13]因此，对于此一时期的女性来说，其任务之一便是自觉其与男性相区别的特性。正如《春秋》、《国语》、刘向《列女传》等文献显示的那样，其有选择地记录下来的绝大部分女性，其言行、价值观大都与男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如前所述刘向之《列女传》中诸女性，封建时代女性的特质并没能突显出来。但这一情况在《女诫》之后却大不相同了，以放弃广阔的社会天地为代价，女性已自觉其与男性的不同之处，在封建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正是以女性的牺牲和辅助为代价，中华文化在封建时代才能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诫》是我国女性的第一次自觉，这当然也是否定意义上的自觉。

（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四德”的全新诠释标志着封建伦理建设的完成

从封建伦理建构的过程来看，白虎观会议无疑是其成熟的标志。但从《白虎通义》来看，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是男权社会的秩序问题，涉及女规范的只有卷一《爵》、卷八《三纲六纪》和卷十《嫁娶》等数篇，而且只是规定了泛泛的原则，而没能具体阐述“女德”的内容。白虎观会议的这一缺陷，使封建意识形态先天不足，无法为女性的日常行为提供具体规范。班昭集“才”、“女”于一身，既有男性学者所无法拥有的女性生活阅历，又有普通女性所无法企及的才华，得以在《女诫》中创造性地诠释了“四德”的内涵，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

白虎观会议确立的“三纲六纪”从总体上为男权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刘向《列女传》中借孟母之口重新诠释的“三从”和《女诫》创造性诠释的“四德”，则具体地规范了女的方方面面。自“礼崩乐坏”以来的社会秩序的重建，至此以封建伦理的确立得以基本完成，而《女诫》所诠释的“四德”恰恰是其标志。

（四）从文化创造的角度看，“四德”发展成为封建时代女与女性教育的典范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概念虽首见《周礼・天官》，但《周礼》并未对之进行详细解说。《女诫》首次以女之“四行”指称之，并对之进行了详细阐释，具体规定了四者所包括的内容，《周礼》郑玄注和孙诒让《正义》都采用其说以训释经义，成为“后世封建社会‘三从四德’说中的‘四德’的最为权威的来源”。[5]28本为训诫女儿而做的《女诫》，却凭借其与男权的融合性和创造性诠释在当时便得到了世人的认可，“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6]2792其成为封建社会女性道德的代名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此后的《女论语》、《女孝经》、《内训》、《女范捷录》等女教著作无不深受其影响。由于其在封建女教中的经典地位，《女诫》以“四德”为中心的女规范，直接为封建女性点明了其在家庭中应有的定位和言行的价值取向，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一环。

《女诫》强调女性要提高自身素质，这与儒家的根本精神相一致。在班昭看来，“四德”就是女性之“仁”，是“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尽管只要“存心”就能做到“仁”，但“夫妇之道”的实践却是以夫、妇双方的“贤”为前提的，因此在“训其男”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于女性的教育，而相应的教育方法，班昭认为可以依“《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这等于是在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以此为基础，妇在处理与夫的关系时，就不再是毫无尊严的“佞媚苟亲”，而是“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礼义居洁”实即孟子“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思想的转语，而“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则是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翻版。于此，班昭虽接受了“阴卑无外事”（《白虎通・爵》）的思想，将女严格束缚在了闺门之内，却又要求以儒家精神为指导来加强女性修养，实际强调了女性在成圣、成贤方面与男性的平等。

《女诫》之能成为女教经典，由此可见一斑，而其对于女性的期许，竟欲与男儿相颉颃。如果封建社会能够贯彻《女诫》的基本思想，封建时代的女性虽被限制于闺门之内，但一定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会是“无才便是德”、只能依附于男性的配角。在此基础上，女性只要能够冲出家门的束缚，就足以获得施展自身才华的广阔天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封建礼教初立的时期，班昭便已援引儒家为代表的男权文化成果，为近代女性争取与男性的平等做好了准备。但历史不容假设，《女诫》因适合于男权的统治而成为封建时代女教的经典，而其中包含的那些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却因为不合时宜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班昭及其《女诫》的时候，我们必以班昭为中国女性自觉运动之第一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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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篇（8）

一、群众文化的内涵分析

群众文化长期以来都不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概念，但是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和文化思想，是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贯穿了人类发展的整个历程，他出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制种，以多样化的形式参与到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活动中。群众文化是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的，其涵盖了多方面的意义，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中展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长期以来人们对群众文化重视程度不高，学者对群众文化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总体上讲，群众文化具备以下几方面特点：首先，自发性。群众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劳动生活实践的产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和劳动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和传承，形成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群众文化。群众文化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和发展。我们祖先在长期劳动过程中，为了表达某种思想情感，用肢体动作、表情、文字表达出来，从而创造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其次，广泛性。我国地大物博，五十六个民族分布重在我国不同的地区，在各个地区都拥有着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形式，这就使得我国的群众文化具有广泛性特点。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所包含了群众文化也存在多样性和丰富性。在我国民族节日中，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我国也积极倡导不同民族文化前面发展，这就能够促进群众文化创新发展；最后，创造性。群众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和实践过程中创造产生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发展，极大的促进了人民群众发展创新。最近几年，我国群众文化创新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国的文化工作者创造了一批批是优秀的，代表了时展特色的群众文化作品，真正实现了群众文化的创新发展，最终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二、群众文化的社会价值分析

1.娱乐和沟通交流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加剧，人们生活变得繁忙，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节假日人们都在强化自身专业能力学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群众娱乐活动越来越少。而群众文化的发展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较少的现现象，群众文化典型的娱乐性能放松人们心情和工作压力，例如最近几年，在全国流行的广场舞就是群众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人们通过参与广场舞能够更好的锻炼身体，放松身心，与其他人进行广泛的沟通和交流，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性。

2.仪式和团结

我国群众文化来源于人民生产活动中，其中在群众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宗教仪式和巫术礼教演化而来的，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群众文化更为丰富。在很多少数民族舞蹈和音乐中都包含了浓厚民族仪式感。从早期的巫术到现在我国们普遍遵守的宗教仪式，从民间各种仪式大国家政权更替的政治仪式，深刻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对各种仪式的需求。中国是礼仪之邦，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民间习俗和规矩，而这些内容往往都蕴含在地区的群众文化中，群众文化在人们心目树立了坚强的仪式感，使得不同地区的各种活动更加庄重和威严。此外，群众文化强大精神内涵还能够凝聚社会成员，有利于社会团结和个体发展。通过群众文化所营造的轻松氛围，促进群众广泛参与其中，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团结，加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3.符号象征

当前好的文化形象能够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积累的市场竞争中带来更好的利益。文化形象塑造需要一个就够代表性的符号，而群众文化能够全面、准确、彻底反应一个地区民族的风格和魅力，一个地区群众文化发展的好坏能够最直接、最全面、最生动、最有活力的展现出一个地方形象。群众文化作为一个地区象征性符号，通过地区群众不断传承和创新，使得一个地区形象不断更新，从而更好体现群众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和作用。

三、群众文化创新发展对策

1.立足字眼，寻求特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篇（9）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层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二者在内在上统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离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绵延着浑厚的精神和灿烂的文化，其传统文化源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深深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发愤进取，不懈努力。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自古以来，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人们的褒奖和景仰，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如果说西方科技的发展强调“尽物之性”，那么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则强调“尽人之性”，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创造万物，是最宝贵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时时处处无不体现人贵于物、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在“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中强调人的可贵。管仲提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要以人为本。他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些人贵于物的思想、民本思想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四）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中国古人主张“和为贵”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际关系中，指出“人和”具有最高价值，人际关系贵在和谐相处。

（五）以孝德为核心的伦理规范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国人把孝视为：立身之本、家庭和睦之本、国家安康之本、人类和谐之本。孝是人之本性、做人的根本，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孟子把孔子的“孝”的思想进一步拓展，提倡人们把对自己的父母的爱推已及人，博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明确提出了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感情去对待他人和社会。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价值观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及对自己的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社会共同承认的价值观与意义体系的集合。任何社会中的人们在价值观上都存在着差异，但是通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导向” [1]引导社会成员的认识、情感、意志、信念以及行动，使人们主动接受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准则，有效的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认同主流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历史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在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孕育形成的，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深厚的土壤中。

中华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 “仁者爱人、讲信修睦”、“和而不同、和谐相处”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提出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的倡导都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毕竟是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物，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带有封建思想残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取其精神，弃其糟粕”，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又根据时代特点和历史要求，吸收当代先进文化，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

（一）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的传承与升华。中华文化历来强调“民本思想”。《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在养民”的说法。孔子认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指的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要求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关注民生，唯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这是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类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思想反映在核心价值观中，即是“和谐”思想的体现，

（二）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也重视公正和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体现了人们对平等的渴望；《礼记》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吕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于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肯定了“公平正义”。 在治理国家方面，古代有大量法治思想的论述，如“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但这些思想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带有封建性、狭隘性。今天，我们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构建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是对传统文化中精华思想的吸收，又是结合时代要求对其进一步总结提升。

（三）从公民层面看。“爱国”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国家的存亡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要求人们以国家兴亡为已任。“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论语》中讲，“民无信则不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讲求信用，在人与人交往中，强调以“仁”为出发点，并且由已推人。《孟子》中讲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要待人善良、乐于助人。这些优秀传统美德和文化精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公民层面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反映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以及仁者爱人，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认真挖掘，辩证对待传统文化。面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的观点DD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的予以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第二，与时俱进，讲究方法。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也趋于多样，引导广大群众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强化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寻求切实可靠的途径和方法，要根据时代需要合理汲取，与时俱进，这样，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真正起到助推剂的作用。

第三，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面，构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机制和氛围。要依托各类场]、讲堂、社会团体，借助重要的节庆日、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运用新兴媒体、公益广告，以灵活多样、创意新颖、品位高雅的形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培育文明风尚，形成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篇（10）

文化,是人类群体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供后人学习借鉴并加以传承的经验总结和思想积淀。杨凤城教授认为,每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都是那些经受了历史潮流的反复冲刷而保留下来的思想精华,所有被时代证明的有价值的文化最终都将成为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而作为培养教育者的师范教育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前沿阵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师范教育的关系

谈到传统文化,梁启超认为:社会就像一个大茶壶,每泡一次茶,那个壶内就会发生一次变化,茶的“精”就悄悄地积在壶里。第二次再泡新茶时,前次积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这样经过日久天长的反复渗透、冲刷和洗礼,壶内便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底蕴茶香。这种每次活动所积下的底蕴茶香的“精”,便是文化[1],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唐君毅先生说:“中国文化精神……依于‘人者仁也’之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2]这种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内在动力,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魂,我们有责任将其继承和传递下去。

师范教育,作为传递人类文明的一种教育方式,是培养教育者的教育,是发展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领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以传道为先。这个道是什么?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我们本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民族魂。世界上每个成功的教育都无不重视对自己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师范教育作为培养人类灵魂塑造师的文化阵地,在传承民族文化、培养国家栋梁方面担负着尤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师范教育中的价值表现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而精神信仰和人文关怀相对缺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当前的青少年,他们严重缺乏集体意识和包容精神,缺乏自我约束能力以及感恩之心。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进行正确引导,而对青年师范生的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突破口。

其次,教育的根本是爱与责任,教育不是培养机器,而是要培养人、塑造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确重要,但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具备的起码常识,它应该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而近几年的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中国学生对中华民族一些常识性的文化知识都一无所知,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教育的失误。而作为培养教育者的师范教育恰恰可以成为我们扭转局面、复兴中华文化的一个起点。

再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民族振兴的根本,“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行为世范”[3]。社会和学校要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打造一支富于激情、业务熟练、道德过硬的教师队伍。而最近频发的学术腐败现象不得不给我们敲响警钟。怎样使学校教风越来越正,学风越来越浓,使教师这个灵魂塑造师真正成为为人师表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4],这是摆在党和国家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教师素质的提高除了依靠经济、法律手段调节外,我们有必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思想精华,对在校师范生进行素质教育,从源头上为提高教师素质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无形力量,需要我们用心去把握和推广。南怀瑾先生多次意味深长地说:“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5]社会越发达就越需要这种精神的凝聚力和民族的自信心,而这一切必须依靠传统文化这个载体才能系统地实现和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当前有必要通过对广大师范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形成一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师队伍,让传统文化的这种凝聚力在教育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大学师范教育中的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师范教育中实现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第一,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国文化繁荣兴盛。其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之一。所以,在大学师范教育中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理论和政策依据。第二,大学的师范教育拥有相对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人才基础。在这里,大多数学生的知识阅历和人文修养都比较丰富,同时经过的系统学习,能更好地把握经典,理解和运用经典中的思想精华。第三,目前高校都在寻求改革,以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实现途径。

首先,党和政府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需要继续鼓励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先在部分条件较好的师范类高校试点,形成一定模式后再加以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应该给予这些高校以相应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师范类高校要自觉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落实相关教育政策,进行自身的教育体制改革,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课的试行提供相应的课程空间。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为思想道德修养课的一部分,重点通过德育课的学习来提高师范生的道德情操和文化底蕴。也有部分院校在不同专业课中,穿插了一些相关的古典名著。同时,我们还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系统的编写成一本实用的经典选读课本,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选读课作为师范生的一门公共课或选修课,通过一系列专家讲座来更加系统的从源头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最后,作为未来教育者的广大师范生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真正传承、弘扬化之。学习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气魄和爱国情怀,做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总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6],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的教育改革中应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师范教育中的价值,使之在推动民族振兴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M].中华书局,1989.

[2]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魏训鹏,史华楠.高校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1).

篇（11）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深深扎根于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有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这就是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来展开论争，并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在群己关系上提出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从此开启了一扇古代中国哲学价值问题探讨的大门。应当承认，先秦诸子各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探讨，一开始并非十分合理，各派各家各有所偏，但经过他们激烈的论战，各派的一些继承者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学说，吸收、融合其他各派的合理观点，最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价值原则、价值体系，即中华文化中的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个性又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群己统一原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先秦诸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这些重大的价值原则，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先秦诸子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从社会性质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其次，这个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促使社会分工加剧，出现了一个知识阶层—士阶层。士阶层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局面，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创立学派，从而促使学派林立，学说各异。再次，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积累，从仰韶文化，经过夏、商、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时期。最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地进行论争。就像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原来统一的“道术”分裂了，于是诸子百家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主要通过天人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天既被赋予自然的因素，又被赋予道德因素。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侧重于天的道德因素，所以，儒家教化人要做“圣人”;而道家更多强调天的自然因素，所以，道家提倡人要做“真人”。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认为尧效法“天”创造出了一套制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代相传，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仁，是永远不变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儒家天人关系上的人道原则。老子用天道来与孔子的人道对立。老子提出“无为”思想，“无为”即自然。所谓“道常无为而不为”，就是说道对万物的作用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尧效法天地，而天地之道无非是自然法则。显然，道家所倡导的是自然原则。

在人与人的关系，儒墨倡导的人道原则与老庄讲的自然原则之争更为明显。儒墨讲仁爱，孔子贵仁，墨子贵兼，二人的说法不同，但都肯定了人道原则，即肯定爱的价值、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关系。孔子说:“鸟兽不可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意思是说人要和人相处，必须要有爱心，要有同情心。孔子认为，行仁之方在于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墨子也主张:“兼即仁矣，义矣。”后期的墨家更明显地表达了人道原则，《墨经》里讲:“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意思是说，真正的爱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把每个人都看成像自己一样的主体。孔墨讲人类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

与孔墨相对立，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意思是说自然界无所谓仁爱，圣人对百姓也不施仁爱，就像束草为狗，用作祭物，祭祀完了，就把它丢掉，根本无所谓爱憎。老子认为，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不能靠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而应该复归自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否认人为的重要性，认为自然就是无为，这是道家自然原则的体现。

儒墨强调人道原则，老庄侧重自然原则。先秦诸子各家在激烈的论战中既相互攻击，构建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相互融合、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观点。如果任何一家将其观点绝对化，就会造成其理论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背离是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同时，这种背离是短暂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支流，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总的趋势是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儒家继承者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说，就是指在自然上面加上人工。后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就是说礼义都是人在自然之上附加人工的结果，他主张“以道扰民”，“扰”就是尊重人，因其天性之自然而加以诱导。这就充分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结合。王夫之更是强调:“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这种成身成性，循环定性，源于自然(天性)而归于自然(德性)的习性观，进一步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

二、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