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内涵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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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 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 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 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 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 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 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 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 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 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 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 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 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 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 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 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 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 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 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 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 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 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 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 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 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 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 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 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 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 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 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 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 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 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 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 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 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 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 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 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 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 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 “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 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 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 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 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 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 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主权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 过程，而这个“主权者”就是国家。 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 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 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 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 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 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 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 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 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 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 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 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 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 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 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 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 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 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 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 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 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 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 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 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 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 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 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 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 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 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 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 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 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 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 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 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 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 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 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 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 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 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 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 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 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 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 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 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 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 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 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 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 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 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 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 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 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 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 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 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 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 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 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 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 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 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 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 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 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 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 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 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 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 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 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 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 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 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 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 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 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 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 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 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 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 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 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 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 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 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 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 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 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 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 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 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 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 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 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 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 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 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 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 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 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 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 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 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 “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 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 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篇（2）

一、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

学术界有关公共服务的定义很多,综合各方观点,农村公共服务是指专为居住在乡镇和村一级的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它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服务,是以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或劳务等服务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确保了农业生产的进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生活的稳定,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村公共服务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涉及到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二、农村公共服务相关理论探讨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由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登哈特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主要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融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来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需求。

通过对“新公共服务理论”基本内容的理解,我们可以归纳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就在于“以人为本”、“重视责任”以及“强调服务”。“以人为本”是指“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公民为中心,强调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互动,建立有效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重视责任”强调行政官员应向多方主体负责,要求公共管理者积极回应公民要求、倾听公民呼声、方便公民选择、鼓励公民参与、部门绩效评价以公民为主体;“强调服务”认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应是政府统治社会,而是社会控制政府,政府权力来源于社会,受制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二)政府职能理论

1、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提供古已有之,但是对公共物品理论的探索却只能追溯到19世纪晚期,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詹姆斯・布坎南。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给出了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一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由此使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成为公共物品的两个本质属性。1965年布坎南对公共物品的定义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他认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是纯私人物品。在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却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称为准公共物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公共物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繁多的种类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其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本质属性,这就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物品尤其是其中的纯公共物品,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来提供,而公共物品的种类繁多,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由政府来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2、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提出,后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发展。詹姆斯・布坎南将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并认为政府的选择是非市场的集体选择,由于“经济人”利己主义的动机与非市场集体选择本身的缺陷,国家或政府的活动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因此,政府应以民主政治作为其强硬的后盾,通过完善人民利益和要求的传导机制,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和监督决策者行政行为的运行机制,保证政府的决策是在公共利益的轨道上运行。同时,该理论也提醒政府,政府在履行职责时,要考虑到市场的作用,政府干预应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为市场的有效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而不应过分干预市场的运作。

(三)地方政府治理理论

20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基于市场经济理论和福利国家政策的失灵,以及社会权力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现实,提出了“政府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将政府的管理看作一个合作的过程,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而且不仅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寻求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善治”目的的社会体制。

地方政府治理是现代社会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是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地方行政改革为实践基础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该理论将公民放在公共事务处理的关键地位,强调以公民需求为中心,倡导发展多元化、以公民社会为中心、分权与参与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将地方公共问题解决的主体、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社会事务管理的主体扩展到了政府、社会、公民三方共同组成的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公益组织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成功地将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过程中,提高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与质量。

(四)相关理论探讨

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职能理论与地方政府治理理论作为学者们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要重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尊重公民,这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要求政府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时,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建立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决策的民主化与透明化。同时,农村公共服务生产主体应是多元化的,应在农村公共服务的生产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应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在一些可以由市场或第三部门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应积极地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公民社会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职能理论包括公共物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人们认识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工具,公共物品理论从公共物品的性质与种类入手,为政府等公共组织认识自己的角色,以及针对不同的公共物品采取不同的生产与提供方式提供了依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物品越加多样化,农村公共服务作为特殊的公共物品,其体系的建设,要求正确区分公共物品的性质,以此来确定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政府职能理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政府失败说”,它认为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领域要纠正政府失败,就需要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建立和完善对政府的外部监督与约束机制,改变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的状况,提高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公民的需求。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都应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通过整合三方的力量,可以达到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目的。而且,地方政府治理理论强调农民需求的重要性,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时,必须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求出发,这样生产与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才是切实有效的。

在研究以上理论的基础上,笔者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

三、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理论探讨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物品,在秉承公共物品理论与公共服务理论精华的同时,受我国国情以及服务地域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特性。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着巨大的“欠账”,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并非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在现阶段,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很难从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中抽身出来。因此,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理论,首先应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理论,其次应是地方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理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应是以上这些服务提供者与服务的接受者――农民之间的关系理论。

第一,由于我国的城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强化中央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职能,是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理论的特殊之处。在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和行政管理体制中,中央政府通过复杂的层级把权力和责任授予各级地方政府,强化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职能在情理之中。如果地方政府总能准确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而且中央转移支付也能按照规定目的有效地使用,那么这种授权式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提供高效而且优质的农村公共服务有其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在目前各级政府问责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监管与问责,是首要之举。

第二,在我国,绝大多数公共服务都是由隶属于各级政府的事业单位提供的,它们包括大多数学校、农业技术推广站、大多数卫生所和医院等。它们作为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执行者,占据了县和乡镇财政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在地方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也面临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一样的困境,事业单位的管理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中,多数由职能部门进行管理,没有一个综合的机构对所有的事业单位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与指导,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使事业单位服从政府安排的有效手段,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在此环节上大打折扣。

第三,农村公共服务的受用者,也是将来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生力军――农民,在目前农村公共服务中,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一方面以上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以农民为中心、尊重农民、向农民负责的意识过于薄弱,另一方面农民争取自身权利、行使自身权力的意识也过于薄弱,这样的“双重薄弱”导致农民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因此,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情况的关键是要改善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使农民切实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设计、提供以及监督和评估中来。

在处理好以上关系的基础上,我国农村公共服务要向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所提供的良好模式迈进,政府的角色要从农村公共服务的控制者变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者和组织服务者;政府应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中,政府应将公民社会的各种力量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中;政府应组织、引导农村公共服务的众多供给主体,在政府构建的制度中,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网络,促进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丹尼斯・C・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M].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94.

2、丁煌.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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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有如下内涵：一是匠心。二是专注。三是精益求精。四是卓越的品质。工匠精神跟产品的质量与创新有关。做好的产品，需要发挥工匠精神。在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的地区，更应该把工匠精神奉为圭臬。

内涵之一的匠心。匠心就是讲企业员工要有能工巧匠的心思。做产品不但要精雕细琢，而且还要有心思。例如，古代木匠的祖师爷鲁班，他匠心独具发明过锯子、曲尺、墨斗、云梯等等。“科圣”张衡匠心独具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瑞轮荚、指南车、计里鼓车、独木飞雕等。天才科学家达芬奇匠心独具发明了机关枪、武装坦克车、子母弹、军用降低伞、潜水装、潜水艇、机器人等。匠心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创造性的构思。匠心需要的是独具一格，与众不同。没有匠心，就没有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没有创新。匠心需要人专心、真心、细心、耐心、恒心、用心、精心、信心、虛心、全心。没有心，就只剩躯壳。没有心，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作品与产品，是死物，是难以引起他人共鸣的，是难以让人喜爱的。匠心就是你要全心全意把心思投入产品，投入你的创作中，把产品做成活的。

内涵之二是专注。专注就是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专心致志。专注不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专注是需要你集中所有精力，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专心致志地把一件产品做好，做完美。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那么什么事情都干不好，更别提做出什么好产品出来。专注不是一分一秒，专注有时需要一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十年如一日地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产品做完美。专注是集中了时间、集中了精力、集中了资源、集合了智慧做好一件事，做完美一件产品。正因为专注了，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出最好的产品。 内涵之三精益求精。精益求精是好了还不够，还要更好。产品已经让客户满意了，还要在满意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让客户更加满意。精益求精需要人们对产品精雕细琢、精雕细镂。精益求精，是要求自己对产品质量的追求永不知足，永远在改进。永远只认为自己还在路上，离终点还有距离。精益求精是要求人的心态与行为，做得好，还要更加做好。

内涵之四是卓越的品质。为什么要讲工匠精神，因为工匠精神归根结底就是制造最完美的产品，来服务顾客，来超越顾客的预期，让顾客从满意到喜欢，从喜欢到偏爱，从偏爱到至爱。至爱是什么概念?至爱是一种将所爱之物几近神圣化的情感感受，是一种绝对的概念，其他所有已经存在的还是将要存在的爱都要处于其次。至爱比最爱还要高一个等级。客户把你制造的产品当成至爱了，你就真的具有工匠精神了。顾客购买产品，无非是因为：一是产品的功能，二是产品美观，三是产品质量非常好，四是产品让顾客很有面子，五是产品让顾客省钱。而顾客最看重是产品的卓越质量。产品的功能与质量是里子，其它的都是面子。工匠精神要求制造方既要让顾客得到里子，又要让顾客有面子。要让顾客鱼与熊掌都要兼得。有卓越的品质的产品，必能获得卓越的品牌效应。有卓越的品质的产品，必定有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们在一丝不苟地工作，他们在打造完美的产品。

篇（4）

胜利油田供水事业始于1965年，1983年成立供水公司，1997年实行专业化重组，实现了黄河南北供水的统一管理。目前供水公司已成为集引、蓄、制、供、销、污水处理于一体的专业化水务企业。油田供水公司不同于一般社会上称谓的供水公司，业务范围由水源水利板块、自来水板块、生活污水处理板块等三大板块组成，供水服务面积15000km2。

一、供水公司的行业特点

1、供水的行业特点要求公司不能仅仅追求经济效益。

2、供水担负的任务要求公司在经营上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来操作。

二、公司目前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胜利供水业务由于公司设置、服务对象、地理条件等原因，具有其他地方水司不具有的特殊性和用水管理的复杂性，这些都是国家、行业政策文件中没有规定的“个别情况”，得不到政策支持对公司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制约。

1、供水设施布局分散、干支管线长、覆盖区域广。

2、水利工程规模大、原水自然损耗高、多级提升能耗大。

3、农村供水任务重，水费收入低。

4、油田单位历史遗留的无偿水及“优惠水”等问题，加重了供水经营负担。

5、供水成本持续增长，水价多年未调整，倒挂问题日渐突出。

6、油田内部用水量持续下降，超前建设造成供水能力富余，规模效益低。

7、非法占压、破坏供水设施的情况不断出现，社会非法用水户偷水带来的损失占到漏失总量的50%，但在用水治理方面，缺少打击非法用水的政策支持。

三、对胜利供水实施精细管理内涵式发展的几点建议

针对供水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公司大力实施内涵式发展战略，从加强供水内部精细管理、规范油田内外部用水秩序、实施管网户表改造降低漏损、制定灵活的市场开拓政策、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培植利润增长点、推行关键绩效目标管理压缩供水成本等几方面提升管理水平

1、加强供水内部管理，全面推进精细化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1）开展用水普查，健全和完善供水管网、水表和用户档案，准确掌握油田供水区域范围内用户的基本用水情况。指定专人负责建立用水户信用等级档案，对用户信用信息实行分级管理，重点关注水费难以回收的用户。严细开户、改变用水性质、装表拆表、报停、开复和销户管理。规范和完善业务办理流程，严格执行相关工作程序，履行业务审批手续，避免出现随机办理和遗漏、延误、差错现象。

（2）实施分区分类管理，强化内部绩效考核。一是按照“科学合理划片、各级水量清晰、便于考核控制”的原则，对全部管辖区域实行区域计量，形成三级区域计量体系。二是对非居民用户根据用水量分成A、B、C三类，重点加强用水量比较大的A类用户的管理，加大A类用户的监察、查表、收费的频率；强化各类用户用水量变化的分析，掌握各类用户用水的动态。

（3）依据省市政策法规，采取可行措施规范农村用水秩序。一是，以宣传贯彻两个办法为重点，争取水利部门支持，联合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对用水、节水方面的政策法规及相关知识进行宣传，逐步引导农村居民增强水商品意识，树立“重视水、节约水、依法依规使用水”的新观念。二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实行每个自然村装一条进水管线，实行总表计量；调整改造不符合农村公共供水发展规划的管线，以及被严重占压或与农村居民存在权利冲突的管线；对于符合农村公共供水发展规划的供水设施，向市县区政府申请核发产权证，并按照国土资源部门和水利部门划定的安全保护范围设置警示标志。三是，完善农村用水计量管理，参照比较规范的农村人均用水量，分城中村、农村两类分别计算出单人实际用水量，核定每个农村实际用水量，与目前计量水量的出入情况，确定装表计量方案，提高计量回收率。

2、强化监管和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油田内部用水秩序。

根据油田内部用水管理的新情况、新变化，结合油田制度体系建设活动，争取管理局机关管理部门的支持，从修订完善《胜利石油管理局供水管理规定》和《胜利石油管理局节约用水管理规定》等内部用水、节水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入手，对下列问题从政策上予以明确：

（1）建议油田相关部门合理分配减免户水、电、气减免金额比例，防止水、电、气减免费相互挤占。

（2）管理局、分公司及所属二级单位为处理油地关系而遗留的地方免费用水，应视为油田内部用水。油田层面签订的免费用水协议，由油田进行用水签认；二级单位签订的免费用水协议，由二级单位进行用水签认。

（3）对居民回迁小区用水，住房出租的单户用水，由住房出租者与供水公司签订供水协议；居民回迁小区户表由物业公司管理和收费的，供水公司按小区总表计量收费。对小区出租住房用水，若租用人不交水费，由住房出租人或业主承担。

（4）严禁油田生产单位私自开采地下水或使用地方供水，用水量视同使用供水公司的水量，由局相关部门、供水公司、用水单位三家共同核实用水量，给供水公司结算。

3、争取地方政府支持，规范油田外部用水秩序。

面对屡禁不止的盗水行为，单靠油田自身的力量进行治理，很难取得理想效果，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油地联手，共同加大打击盗水行为，建立依法用水的良好环境。

（1）建议油田敦促地方政府制定、修订相关的规定，严厉打击盗水行为。

（2）将供水设施和自来水纳入油田物资稽查范围。对于盗水或破坏供水设施行为认定为盗窃或破坏油田物资，通过加强与公安部门的联动，加大打击违法行为的力度。

（3）建立有效地油地联合用水执法监察机制。

4、加强设施和管网更新改造力度，有效降低供水漏损。

（1）推进供水设施和管网更新改造整体规划，加快实施油田供水管网总体调整改造二期工程。2010年投资约1.2亿元对11条总长度约90.48Km的DN250-DN1000管线改造。项目调整改造后的管网漏损率有望降至15%。

（2）统筹规划油田居民小区管网改造工程，重点抓好管网漏损率较高小区的改造。根据管网整体改造规划，466.6km的小区供水管网改造约需投入11665万元，改造后小区漏损率预计降至5%，预期效益约2000万元。

（3）逐步推进油田居民小区户表外移工程，严控滴漏用水。

5、制定灵活的市场开拓政策。

篇（5）

引言：基本建设的核心使命在于工程质量，提高工程质量满意度，最大化满足建设单位的使用需求是针对基建工程项目进行质量管理的基本目标。虽然近些年来，诸多建设单位加强了对基建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视，但是“豆腐渣”工程依然大量存在，这些“豆腐渣”工程给社会各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财产损失。因此，必须加强对基建工程质量管理内涵的把握，深入强化基础建设质量管理，消除一切不安全隐患，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基建工程质量管理的内容

 

基建工程在工程质量管理方面应该以保证工程质量为核心目标，将我国现有的关于工程质量管理的各项技术标准，以及施工规范和施工技术要求作为指导依据，组织所有部门管理技术人员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条理、有监管的各项活动。基建工程质量管理的主体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工程质量，即工程建设的核心价值所在，关系到人民生活、工作需要以及国家建设。二是工序质量，即人力、机器、材料、施工技巧、施工方法和施工环境等在生产过程中起综合作用所体现的质量，是工程质量的基础。三是工作质量，即建设单位的经营管理、技术组织对施工单位或施工企业起综合作用的过程。工作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建筑质量，是建筑质量的保证。

 

工程、工序和工作这三个质量因素具有紧密的联系。工程质量是进行施工管理的最终结果，同时又取决于工序质量和工作质量。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个基建工程保质保量完成。

 

二、基建工程质量管理的关键

 

基建工程质量管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参与者责任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参与者对基建工程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需要明确各方在基建工程质量管理中的责任。建设单位应该成立相关的基建项目管理机构，比如基建处或是项目建设指挥部，并为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各部门管理人员需明确其岗位职责，全程进行质量管理，并充分发挥其质量管理潜能。勘察单位应该将勘察设计文件递交或者委托给相关部门进行政策性和技术性审查，以此确保勘察设计文件的质量。实践证明，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是进行建设活动的客观规律，可以有效落实政府部门在各个环节上的监督管理，从而使基建工程质量得到保证。建设单位必须确保施工单位具有相应等级的资质，必须通过公开的招投标来确定最终承包单位，并签订合同，实行合同管理。监理单位则负责各单位是否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设计文件等执行的监督管理工作;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管理体系和安全保证体系;同时，监理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

 

(二)加强材料与工序管理

 

基建工程的质量控制本质在于对影响工程质量的人、材料、环境等因素的有效控制。

 

首先，要想满足建设单位的需要，必须提高基建工程质量管理水平，加强工程质量意识，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使工程质量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通过精心规划、施工和管理，建成更多的具有现代特色的优质工程。

 

其次，基建工程质量的核心是材料质量。因此，加强对材料质量的控制，必须贯穿整个基建工程质量管理。加强对建筑材料的检验工作，从源头上杜绝劣质材料进场，严厉禁止使用不合规范的建筑材料。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最后，在基建工程施工过程中，工程质量受到技术实施环境、工程管理环境、劳动作业环境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根据基建工程项目自身特点，采取有效的措施，严加控制对工程质量产生影响的不利因素;在施工现场，应建立文明施工生产环境，保证建筑所需物料的有序堆放，保证项目场地的各个通道畅通，创造良好的安全施工条件。

 

(三)强化监督管理

 

基建工程的监督管理主要体现在政府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两方面。在基础建设中，必须严格遵守有关建筑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相对应的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为强化基础建设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单位可以委托本地的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代表当地政府来行使监督权，对涉及到建设项目的各个有关责任部门的行为进行依法监管。在基建工程施工的过程中，邀请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到施工现场参加地基、基础、主体等部分工程的验收。并在整体施工结束后，强化对整个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发表有关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管意见，从政府监督的层面上确保基建工程质量。基础建设部门要积极与各个监督管理部门保持有效沟通，主动办理相关监督手续，自觉接受配合管理和监督。工程竣工后，在得到质量监督部门的核定认可之后，才能交付使用。

 

另外，为了增加基建工程建设透明度，提高全民参与意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社会舆论公布基建工程的建设进展情况，接受社会大众的公开监督;二是建设单位在项目现场须设立工程建设标志牌，标注清楚参与建设的各方单位、法人、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社会大众的监督，确保基建工程质量合格。

 

三、结论

 

篇（6）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它既是一种宏观的管理理论认识, 也是一种切实的管理行为实践, 对公立医院今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强的指导意义。当前,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已经确定,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正面临着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巨大的变革来临之际,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医院建设的全局,把握医院时间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医院综合实力,促进医院全面建设。

一、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作为医院,首先要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把患者满意作为医院工作的首要任务;其次要把员工满意作为医院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医患关系是“需要”与“需要的满足”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医院发展的基本矛盾。以病人为中心,是医院发展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不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不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需要,医院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在竞争中必然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了。以员工队伍为本,尽管是医院发展基本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不加以重视,极有可能影响到“以病人为中心”,只有让员工满意, 才有患者更多的满意。因此,医院必须始终坚持做到以员工队伍为本,形成“尊重人、关心人、依靠人、培养人”的文化氛围,不断提高员工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努力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目标。

二、坚持“全面发展”

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这里所指的发展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是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在一个统一体中各种要素都要能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展。对于医院而言,“全面建设”的内涵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以质量和安全为价值取向

质量与安全是医院永恒的主题、医疗服务是公益,享受医疗保健服务是人的基本权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质量观要求医院必须改变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建立“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安全为核心”的医院大质量观,使医院质量管理工作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2.要以内涵建设为发展方向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内部管理等是医院内涵建设的重点,是保证医院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根据医院发展目标,通过内涵建设使医院质量积累更厚的底蕴,有效地促进技术水平与服务质量、科研与教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质量与成本的全面发展。

3.要以患者满意为核心标准

要以患者满意度作为评判医院质量的核心标准,引导医务人员更加关注患者的心理感知和社会需求,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医疗服务,确保医院质量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医院质量工作,不断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水平。

4.要以文化建设为有效载体

把加强医院文化建设作为医院发展建设的重要载体,积极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进一步激励医院干部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化人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努力营造既用感情留人,更用事业留人的良好氛围,建立和谐的院内人际关系,为人蜕变成人才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

5.要以管理就是服务为理念

突出临床医疗、教学、科研中心工作地位,科学设置行政管理流程,方便、快捷地做好事务性工作,让广大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把时间多用在病人身上、学生身上,多用在提高医疗技术身上、科研创新身上,建立高效的为临床医疗、教学、科研服务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运行机制。

6.要以满足群众就医需求为目标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拓展医疗服务领域和医疗服务范围,着眼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发展,紧跟医学技术发展,在继续巩固、强化原有优势技术的基础上,创造一切条件,不断开创新的服务项目和服务领域,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

三、坚持“协调发展”

坚持“协调发展”,就是对影响医院发展的诸多要素做到系统思考、全面兼顾、统筹平衡。对医院来说,坚持“协调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坚持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

医院建设必须讲求速度,要抢抓机遇。没有速度就谈不上发展,发展缓慢等于不发展。就我们医院而言,现在的条件与其他大学附属医院和三甲医院有较大差距,这要求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创造条件谋求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强调发展速度与建设质量的一致性。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就是要坚持走内涵建设的发展道路,通过优化管理全面提升发展效率,做到发展速度与两个效益的统一、发展数量与发展质量的统一,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2.坚持外延与内涵协调发展

要坚持内涵与外延发展并举,以内涵建设为主。一般来说,外延建设注重规模、数量的投入;内涵建设则主要通过挖掘潜力、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求得效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医院只有坚持内涵建设与外延发展相协调,以内涵的提升为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提升,应当是我们医院“十一五”发展的基本任务,只有人才、学科建设,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这几个重点都上了层次,“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才是真正有绩效的发展。

3.坚持医教研全面协调发展

作为教学医院,我们必须认识到医疗、教学、科研是“一体两翼”的关系,医疗是主体,科研教学是两翼。脱离了临床的科研,就不是医院科研的发展方向;脱离了临床的教学,也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而教学和科研也同时能够促进医疗技术的提高。因此,要以医疗技术水平的高标准带动教学、科研的整体提升,以临床中的问题作为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并把教学和科研的优秀成果应用于临床医疗当中,实现医、教、研全面协调发展。

4.坚持“可持续发展”

医院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实现医院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从一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要坚持自主创新,尤其是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对医院发展的贡献率,不断向患者提供优质、安全的技术服务;二是要高效低耗。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最大限度地减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处理好医院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而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三是要卓越服务。医院发展要转变“重技术轻服务”的倾向,要及时了解患者需求,改进服务,延伸服务,接近需求。最大限度满足患者不断增长的需求;四是是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医院员工作为医疗技术的载体,管理行为的执行者,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他们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后,不仅能满足当前医院建设的需要,也是医院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徐爱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医院中的实践与思考[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1:44～48

篇（7）

一、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的理论维度

免疫系统是生物体内一个能从自身的细胞或组织识别出“非自我物质”从而将其消灭或排除的整体工程的统称，是机体保护自身的防御性结构。这个系统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以及免疫分子组成。按照种系和个体的发育过程可将其分为固有免疫系统和获得性免疫系统，本文从这两个系统维度对供应链质量管理进行研究。

1.供应链质量管理固有免疫系统

机体固有免疫系统是先天性免疫系统，它是机体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防卫机制，其特点是：作用范围广，机体对入侵抗原物质的清除没有特异的选择性;反应快，抗原物质一旦接触机体立即遭到机体的排斥和清除;相对的稳定性，既不受入侵抗原物质的影响，也不因入侵抗原物质的强弱或次数而有所增减;遗传性，生物体出生后即具有非特异性免疫能力，并能遗传给后代;是获得性免疫发展的基础。

尚玉钒和席酉民将企业文化视为一种良好的管理预警系统:“企业文化=价值观体系+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它能把企业运作中从整体到部分、从内在思想到外显行为、从高层到基层以及企业管理职能行使中各个环节的变化都集于一身，并灵敏地表现出来。供应链质量文化可以通过相关企业的价值观认同，并结合规章制度对各自成员行为进行规范，来促使员工行为习惯的形成，它与固有免疫系统有极其相似的特性。首先供应链质量文化是供应链质量管理获得性免疫系统的基5础这体现在其凝聚功能和激励功能。Kull等认为质量管理的形成是基于组织价值观的。无论是通过对管理方法的选择还是通过供应合同来实施质量管理实践，对提高产品质量并不总是有效，而质量管理实践的假定前提是有一种确定的具有显著特点的文化存在于组织工作空间中，如果这种文化缺失，会影响质量管理实践的作用效果。供应链质量文化比外在的硬性管理实践更具有内在凝聚力和感召力，使得供应链中每目标服从感，这些感觉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关心供应链中的产品质量属性，并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其次，供应链质量文化作用范围广，反应快，这源于其导向功能。

    供应链质量文化的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在质量价值观对供应链中的质量行为主体一员工一的行为引导上。质量价值观是供应链中多数员工的共识，思想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内容涉及质量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员工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的质量行为表现与供应链中的质量价值观进行比对，就能够了解供应链质量管理运营的全貌，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再次，供应链质量文化对质量管理实践的各个方面起到优化作用。当供应链中的企业质量目标及决策偏离供应链质量价值观轨道时，它可以予以纠正;当流程管理运转失灵时，它可以进行调节；当领导者和员工质量行为有悖于供应链质量价值观时，它加以监督和矫正。最后，供应链质量文化具有稳定性。奥瑞利等人在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指出稳定性是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供应链质量文化作为组织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同样具有稳定性。供应链质量文化的稳定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质量文化是长期积淀的产物，虽然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但与供应链质量获得性免疫系统从时间维度上对比而言，其具有相对稳定性;二是供应链质量文化依附的主体具有稳定性。张光明等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核心企业在供应链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核心企业的文化一般构成供应链质量文化的基础和主体，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的稳定性使得供应链质量文化稳定性得以延续。

2.供应链质量管理获得性免疫系统

生物机体的获得性免疫是后天性免疫，是机体在生活过程中接触病原微生物及抗原异物后产生的免疫力。其特点是:特异性，即机体接受某种抗原刺激后，产生对该种抗原特异性的免疫应答;记忆性，即在抗原特异性淋巴细胞增殖分化阶段，部分淋巴细胞中途停止分化，成为静息状态的免疫记忆细胞，当机体再次接触相同抗原时，这些长命免疫记忆细胞可迅速增殖，并分化为免疫效应细胞，产生相应免疫效应。

供应链整体质量绩效的提升，是一个包含从宏观层面的质量文化推进，到微观层面质量管理管理获得性免疫是在质量文化的背景下，对于内外部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抗原）所实施的后天的、特异的应答，因此由质量管理具体实践构成供应链质量管理获得性免疫系统。质量管理实践是质量管理工具、技术和方法的集合。随着对质量管理理解的不断深入，不同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对质量管理关键因素的认识也有所不同。Saraph等12]根据对戴明、朱兰、克劳斯比和石川馨等质量管理大师的质量管理原则的归纳，提出质量管理的8个关键因素。另外一些学者也都对质量管理实践进行过分析总结，见表1。

通过对国外学者质量管理实践研究的归纳笔者认为质量管理实践的内容主要包括:顾客关系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高层管理支持、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管理、过程化产品设计、统计控制和反馈等七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七个方面，供应链质量管理节点可以对影响产品质量属性的相关因素实施特异性免疫应答，并就相关因素的质量特征、外在表现及对应策略形成知识，并加以记忆。

3.免疫节点

供应链中针对各种质量影响因素发挥特异性免疫效应的主体是免疫节点，它是由各生产管理节点中的人，或由这些人形成的群体所组成。组成免疫节点的个人与其所处的群体进行相互沟通和协作，Takeuchi、Ichniowsldh等指出日本制造企业将在质量和成本方面的优势归结为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企业通常采用基于团队的问题解决方式培养员工的能力。通常一个团队有6~8人，团队成员关注于生产中的包括成本、质量、工作环境、安全等各个环节，通过协作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并通过相互学习对生产过程持续改进18]。Brown认为从组织学习的角度看，群体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共享与创造主体之一，它不仅是将个体知识转化为群体知识，而且通过与组织内其他群体进行知识交流，让其他群体及其成员共享本群体的知识，最后转化为组织知识。群体是组织学习的关键单元，若干“认知”群体在既定相互作用，进行沟通和积累知识。

二、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的效应机理

通过研究供应链质量管理固有免疫系统和获得性免疫系统的理论维度，只是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二者如何相互呼应，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护供应链组织，避免各种影响因素使产品质量形成变异，是固有免疫系统和获得性免疫系统通过各种免疫机理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之间互相联系，监视内外部环境，保护供应链组织，共同稳定产品质量。本研究根据机体免疫效应机制，设计了供应链中质量管理实践创新，快速识别供应链内外环境变化引起的风险因素的演化机理图，如图1所示。

图1是机体免疫应答的基本过程，也是SCQM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自身演化的过程。供应链质量文化能够促使员工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对于质量管理实践问题进行交流的动机。所谓动机是指员工愿意理解、执行或者展示某种行为，如果行为人认为该行为的结果有价值，并认为结果可以通过其行动实现，动机即被唤起[20。免疫系统是分布式自治系统，免疫节点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在这种智能的推动和驱使量变异的因素加以识别，群体和个人所掌握的质量管理实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构成了供应链中识别“非我”(不确定因素）的基础。免疫节点在免疫效应的驱使下，通过自身识别和疫苗接种方式对自身环境因素进行识别。疫苗是针对特定问题而提取的，它对于问题的求解具有指导作用，疫苗接种是利用疫苗所蕴涵的指导节点识别自身质量管理实践缺失的信息，启发受种节点对问题的解决策略进行局部优化，使供应链中解决策略的质量得到改善并达到最优。组织学习理论认为:成熟的企业会因为学习过时或者无用的知识，而损害企业的动态能力并阻碍其组织变革。基于免疫特性的供应链质量节点避免了学习“过时和无用”的知识，因为免疫节点是在自身的质量管理实践中识别出“非我”内容或者供应链其他节点生成的疫苗接种刺激下，才开展对“非我”模式学习并提高对“非我”因素的亲和度。通过对“非我”因素的识别，免疫节点对其展开联想学习，即不仅学习当前影响因素的表征，而且还对这种表征的可能变异展开学习。

免疫节点通过对供应链中“非我”因素的识别学习，完成质量管理实践克隆变异的进化。质量免疫进化的过程是一个亲和度成熟的过程，即原有的识别技术、质量管理知识、组织制度、质量文化通过学习创新，历经克隆变异后生成新技术、新知识、新制度、新文化，使免疫节点对质量依存环境变迁的亲和度逐步提升。吕萍和王以在研究组织免疫时指出，对克隆变异后的方案要加以选择，看新方案是加强了现有惯例的效率还是提供了建立新惯例的机会，并给出了两种选择方式，一个为减少考虑问题的维度，降低认知的复杂程度;一个为揭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学习一样，组织忘记对于改变知识演化方式同样重要。基于免疫理论的供应链质量管理能够避免质量节点应用资源的无限放大。对于供应链免疫节点而言，其学习记忆系统是一个十分有限的资源，在进化创新过程中，为了满足新知识的成长条件，克服新知识应用障碍，必须释放供应链质量记忆空间，避免供应链组织的刚性，从而迅速提升质量免疫节点的认知模式，供应链通过对克膨胀。免疫节点对新的克隆变异策略的选取会造成供应链内部协调方式发生改变。为了避免变动对于免疫效果造成的影响，须快速地改进资源配置方式，使整个供应链适应新的选择。

Maich&Olsen认为组织记忆存储的是过去的事件、承诺、目标、假设和行动。供应链中的免疫节点，把识别、学习的过程，联想的假设，变异的内容，选择的结果和为了适应新的结果所作的协调等一系列隐性与显性知识形成记忆并存储。存储的内容改进了供应链质量管理实践，增强了供应链获得性免疫系统，当供应链中其他免疫节点遇到同样或类似的供应链内外部异己时，可以迅速作出反应识别。

从事件发生的时间维度看，质量免疫的四个进程是动态有序的过程，任何一个进程的缺失，都会对供应链中产品的最终质量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就不能充分发挥其防御保障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这四个进程也是螺旋改进的过程，任何一个进程的提升，都会对其他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认知指导行为，行为加强认知，质量免疫节点通过四个免疫演化进程, 可以改进其供应链质量实践内容，并就此让新的记忆、知识在供应链中形成共享，保障免疫机理的良性循环。同时，也提升了供应链整体向上的质量文化，文化的渗透扩散作用同样会对供应链的免疫实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下面用免疫节点间的形象化模型图对上述内容作一个具体描述，如图2。在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系统中，设置一个监督节点，它由模板库和抑制库组成。监督节点的作用是收集免疫节点的信息，并对质量免疫节点的工作状态进行监督。供应链中出现抗原，某一质量免疫节点受到剌激后，识别当前抗原现象是否首次出现，如若首次出现，节点自身展开学习，同时将抗原的特征、参数加以提取，形成疫苗并在节点间传递，供应链中其他免疫节点根据疫苗接种也对抗原特征展开学习并根据自身实践形成最优策略。监督节点对每个免疫节点的状态进行监督，比对每个节点的最优策略，并将最优策略放入模板库中，供其他免疫节点学习。免疫节点从模板库中吸收比自身更优的策略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实践开展新一轮的学习，监督节点再次进行比对，并将新一轮最优策略放入模板库中。

抑制库记录超过浓度阈值的抗原策略，当关于某一抗原的策略进化迭代次数过多，抑制库就开始对此进行抑制，不再在模板库中存放最优策略。模板库的优点是，能够充分利用供应链中一切资源，针对某一抗原快速形成最佳策略。抑制库的优点是，为了维持免疫节点对抗原的多样性，防止资源过多向某一抗原倾斜，从而对某一抗原形成局部最优。当相同的因素再次出现，供应链中的质量节点会根据知识库中的内容快速对其识别，进行有效防御。

    三。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实施策略

    免疫缺陷是指生物机体免疫系统某方面因为基因缺陷先天发育不全或后天遭受损害而造成的免疫功能障碍。在实施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过程中，要采用相应的措施防止质量免疫缺陷的产生，保证免疫的正常进行。

1. 树立正确的供应链质量文化观

质量管理实践除了需要健全的机制以外，更需要强有力的动力和工具。质量文化会影响员工学习知识的态度，因此是促进组织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没有正确的质量文化观，质量管理实践就会迷失方向。供应链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不同企业的质量文化会在供应链上发生碰撞和摩擦。这种碰撞和摩擦会促使整条链的质量文化观发展并引发变革，使其从无序状态过渡到有序状态。在演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核心企业要树立正确的质量文化观，引导其他企业的质量文化变革。病态、不良的质量文化观不仅不能预防内外部异己对产品质量的侵害，还会阻碍、破坏、干扰质量管理实践的创新。

2. 创新人才选拔机制

人才包括管理者和一线员工，作为质量文化的体现载体和质量管理实践的具体操作者，个人是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最重要的有机组成。管理者的知识、能力、魄力、素质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质量文化，优秀的领导者还善于捕捉外部优秀的文化，使其在本企业推广。一线员工的质量意识、知识技术水平、技能熟练程度、工作责任态度对质量免疫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在人才的选拔过程中要进行创新，挑选对维护和发展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具有辅功能的员工，避免人才短板成为免疫的缺陷。

3. 建立供应链成员企业间的信任关系

供应链质量管理免疫节点要进行免疫知识的传导、创新、相互学习、协调等就必须与其组织成员建立亲密的信任关系。但是在质量免疫知识传导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尴尬的局面，当合作伙伴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时，传播知识的节点会面临自身的成本费用率提升、核心资产丧失的风险，使自身在传播过程中无法得到相应补偿。因此必须建立供应链免疫节点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增加节点间的信息交流，使其愿意并积极地传播质量免疫知识。

4. 构建快捷的信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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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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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施工总承包企业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工艺的革新，才能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生存下来。企业具有的各类资源和设施总是有限的，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履行与业主签订的总承包合同，就需要企业具备总集成的管理思路。总集成管理能够发挥自身长处，规避自身短处，合理利用其他公司的资源设施，进行最有效的组合，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或产品。

1. 总集成管理含义

总集成方设置管理标准，将期望的技术性能、标准、参数等指标进行整合，然后采取合约等方式管理被集成者，再按照集成方的各项管理要求将被集成对象的产品进行整合，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产品，其中被集成对象产品指的是资源、要素经被集成方加工管理后的产出品。

总集成具有一定成熟度后，即可以转换为总承包管理内容，可以说，总承包管理是总集成的延伸，或者说总集成是总承包管理的一种形态。总集成可以包含在总承包管理中，也可以与总承包平行存在。企业作为总承包商，只有依靠自身力量提供全套的产品和服务时，总集成内容才能成为总承包管理内容。

2. 总集成管理的特点

2.1综合性。总集成管理需要涵盖所有的硬件、软件资源要素，尤其是智力、知识要素，管理范围非常广泛，需要将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资源都纳入管理范围；此外，总集成管理需要在集成管理技术本身的基础上，将管理技术、信息技术、制造技术进行有机融合。

2.2复杂性。总集成管理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总集成管理的要素既包括组织内部要素，也包括可供选择的组织外部的资源，因此要素之间的联系是复杂而广泛的；（2）总集成管理系统的结构功能多样化、层次多重化，每一层次都是上一层次的构筑基础；（3）对总集成管理系统进行完善时，需要根据新的应用要求重组其结构；（4）总集成管理系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变化，它也会随之变化；（5）集成者的智能作用在总集成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3创新性。总集成管理中，人作为管理者，其主体行为相当重要，管理者如果能够应用创新性的管理办法，对内外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则很有可能达到进行总集成管理前所没有的效果。可见，管理主体行为的创新性在总集成管理中的作用相当重要。

2.4协同性。总集成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集成管理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实现进行总集成管理前所无法达到的目标。因此，各集成管理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集成方法保持协同性，增加有序度，才能发挥更为强大的整体功能。并且，客观上，总集成管理具备相当的综合性、复杂性，这更要求集成要素之间的协同一致。

3. 总集成管理的类型

根据建筑工程项目的特点，文章认为总集成管理行为主要包括项目利益相关者集成、全寿命期集成、技术集成、管理要素集成等。

项目利益相关者集成：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有业主、设计单位、咨询专家、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分包单位、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政府机构等。各利益相关者结成了关系网络，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建筑工程项目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由于诉求方比较多，并且具备独立性，因此，必然存在利益诉求的冲突矛盾。这样，如果不能处理好各方的利益诉求，工程项目很难取得成功，为此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总集成管理。总集成管理的目的是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任务目标，以降低成本，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全寿命期集成：建筑工程项目的全寿命期包括从项目策划开始到项目废止的整个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建筑项目的前期策划阶段、设计阶段、工程施工阶段、运营阶段。全寿命期集成的目标就是将传统管理模式中被打散的建设过程进行集成，包括组织、思想、方法、手段的集成，也就是运用全寿命期的思想对建筑工程项目的生产运营方式进行改造，从而达成各种全寿命期目标。

技术集成：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者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和知识集成技术手段，将项目工程每个建设阶段可能应用的技术知识进行有机整合，建立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知识服务平台。这样，工程技术人员就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共享工程技术信息，提高业务能力，并且平台也能够整合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积累的技术知识，方便工程技术人员将其应用到今后类似的项目中，从而使得技术知识得意继承创新，有助于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管理要素集成：建筑工程项目的管理要素复杂而多变，具体有成本、工期、质量、人力资源、范围、风险、协调等，且这些要素之间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影响的，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针对项目要素之间这种相互关联影响的关系，管理者只有采取总集成管理的方法，才能较好地处理项目要素间的复杂关系。对项目要素的总集成管理要求管理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全盘协调规划项目要素和目标，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4. 总集成管理的具体方法

如何有效地实施总集成管理，可以按照以下要点进行：

4.1成立专门负责总集成管理的工作组。总集成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作，只有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负责相应工作，才能确保总集成管理的顺利实施，具体来说，工作小组的职责有了解客户需求、跟踪市场信息、分析产品应用潜力、研究被集成方产品的价位和性能、总集成实施的渠道、总集成管控的实施方法以及收集客户的反馈意见等。

4.2跟踪市场信息。工作组应该收集应用潜力大、与本产品互补作用强、有助于满足客户需求的信息，并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施工总承包企业务必高度重视这类信息的集成与管理，因为这也是集成方综合能力与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工作小组不仅要关注企业总承包范围之内的业务，还要密切跟踪市场上最新应用的各类新技术、新材料、管理方法，进行收集和分析，不断提高企业的服务能力。

4.3分析市场潜力。总集成方务必通过总集成管理的方法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从而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使用性能，使其具有市场前瞻性，同时集成方也要跟踪国家的政策鼓励导向、市场产品、技术走势，并分析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不断调整总集成管理方法。

4.4与被集成方的沟通。总集成方应该加强与被集成方的沟通，充分了解被集成管理方提品的各项性能、价格等，更好地与本单位产品进行互补。

4.5完善总集成管理计划。总集成管理实施后，总集成方应该按照客户需求制定集成时间节点，拿出总集成管理实施的总计划和分计划，方便后续总集成管控。

4.6实施阶段。总集成管理计划制定好后，即可以按照该计划开展具体工作，这一阶段务必做好对被集成方的管理，与其一道完成符合客户需求和技术要求的集成产品。

4.7收集反馈意见。总集成管理工作完成后，总集成方要及时收集客户、市场对产品的反馈意见，不断提高总集成管理的水平。

结语

总集成管理是施工总承包企业实现新形势下企业发展壮大的有效方法，帮助企业做强做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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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推进以来，我国的经济已得到空前的发展，一座座高大的建筑更是平地而起。其中消防工程作为我国人们日常生活，以及楼房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上消防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加强消防工程中的质量管理手段，确保其各项环节工作的合理进行便成为了当前消防工作人员不得不给予重点关注的话题。

一：消防工程全过程质量管理的内涵

消防工程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同时也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稳定性的重要保障，其涵义在于，消防工作展开时，它的基本展开路线往往是以系统性的、规范性的消防工程产品的开发为前提的，而其观察与监督的重点则为消防工程全过程中各项环节的质量控制与监管。

由于消防工程从最初开始的设计工作到之后的建设工程，期间每项环节的质量优差都会直接关系到后期消防工程的整体质量，所以，在对其工程进行开展、设计、动工等环节时，如何对其各项环节的施工质量做到有效控制，进而使得消防工程全过程的质量管理的目的得到落实，这便成为消防工作人员不得不时刻关注的问题。

二：消防工程环节中的质量管理措施

1、消防工程设计环节的质量管理

消防工程的设计，其本质意义是指在开展该项工作时，其根据的目标往往是消防工程建设工作中的整体需求，然后对消防工程的外部，以及内部进行前期策划、研讨、构建，以及最后成文的过程。

在对消防工程展开全过程质量管理工作时，消防工程的设计是消防工程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其设计工作的好坏关乎着工程建设质量的好坏，因此，在消防工程全过程质量管理工作中进行该项设计工作时，其设计的初衷目标应该做到满足工程整体的质量需求，而具体的质量管理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需要根据设计规范要求和建筑防火等级及建筑类别，选定与之相适应的消防系统及其消防设备，如消火栓、灭火器、自动喷淋、火灾报警、防排烟系统、消防联动等设备；

其次，需要结合建筑平面布局和规范要求，科学合理的布置消防系统，并进行设备的具体选型，而且系统的布置在保证系统功能实现、满足设计规范的同时，还需要要注重选用设备的经济性。

最后，消防系统的设计必须要考虑施工的便捷性和后期维护的方便性，因此，需要充分考虑控制室的设备布置、设备管线的走向、设备的布置位置等。

2、消防工程施工环节的质量管理

为确保工程在施工阶段顺利有序的进行，消防施工环节的质量管理需要从以下三个阶段实行相应的管理措施。

1）施工准备阶段：在此阶段，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有施工单位和施工作业人员的资质、设计交底及图纸会审、设备订购，其中，这些准备工作必须在满足设计图纸、施工规范和合同要求的前提下进行。

2）施工阶段：在此阶段，对工程相关的工作人员加以控制，如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的技术水平及职能素质、处于安全性的要求需要严格的控制工作执行的相关操作等，而对于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相关因素也需加以控制，如工程材料应按照搬运的规定进行搬运、机械设备应该满足现场施工的需要、现场的环境应该做好相应的应急处理工作等等。

3）调试阶段：在此阶段需要对各个系统的功能性、平面布置合理性、维修的便利性等方面进行调试，包括单体调试、系统调试及个消防子系统间的联动调试三大部分。

首先，应该对各系统进行单体调试，直到各系统的实际测量指数达到其规范的要求标准为止；然后再以自动报警联动系统为其主线，对消防系统的自动功能进行整体的调试。

3、消防工程竣工验收环节的质量管理

对于消防工程竣工验收环节的质量管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

首先，进行资料的检查：主要是对施工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进行复核，对工程过程资料及相关材料设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消防规范等方面进行相关的检查工作。

其次，进行实体质量的检查：主要包括工程观感质量、管线走向合理性、设备布置合理性三大方面的内容。

最后，进行消防工程的检测：则包括电气检测、消防检测两大部分，检测系统功能是否满足要求，并最终通过消防主管部门的验收，取得消防验收意见书。

结束语：

总而言之，消防工程是一项关乎着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作，而其工程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与其各项环节工作的合理化实施则更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便要求相关消防工作人员在展开消防安全工作时给予重点关注，强化防护力度，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沈国卿.消防工程施工全过程质量管理[J].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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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工具业务，通过运用各种具有经济价值及财富管理功能的基础性或衍生性金融工具，为客户提供专业金融服务，实现规避风险、赚取增值利润等投资目标，同时为商业银行赢得专业声誉和非利息收益。近年来，金融工具业务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与中间业务一并成为各大银行主要竞争领域和重要收益来源，是现代商业银行实现经营战略转型、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主流发展方向。金融工具业务具有高杠杆性、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内生特性，同时也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各大银行对金融工具业务前中后的交易记录、风险监控、价值披露等经营信息反映的准确性、衔接性、及时性、灵活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会计管理在金融工具业务管理中的产品支援、风险支持和决策支撑功能需求愈发高涨，金融工具会计管理正面临着符合内外部监管规范和精细化经营管理的双重压力。

一、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管理的主要问题分析

自2006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以来，为适应准则规范，各商业银行不断摸索、创建和累积了一套适合业务经营需求的会计科目体系、会计记账机制和报表编制规则，基本满足金融监管要求和内部统计报告的需要。后危机时代，由于金融工具业务发展的多样化、内外部监管的深层化、集团管理一体化、业务经营精细化的趋势愈发深入，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前中后台监测分析结果不一致，财务报表与业务及风险报告不统一，财务计算逻辑与业务统计规则相左、系统对账差异核对困难等问题日渐突出，已经影响和制约了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笔者经过调研发现，主要问题原因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会计科目体系不够清晰

部分商业银行对于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科目体系仍缺乏统筹规划，会计科目通常按照业务发展需求随机、分散设计，科目编排方式一般采取平行设置，科目体系的递进层次、框架结构不够清晰，没有按照业务、产品及会计分类情况进行分层设计，科目体系灵活性及可拓展性较差。部分科目维度设置仍然比较粗放，没有完全按照产品维度进行合理分设，不能充分满足分部门、分产品和分收入类别进行管理会计分析的需要。

（二）会计制度体系不够完备

部分商业银行对于金融工具业务仍缺乏一套覆盖业务初始分类、后续计量、终止确认及报告披露等全流程和全情景的会计制度体系，相关会计规则分散在部分操作手册、功能说明等文档的各个章节中，权威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较差，制度版本更新滞后，不能及时、充分满足业务开展和实务操作的需求。同时，由于在会计管理组织设置中实行“业务随人走”，且疏于对会计管理流程规范的梳理整合，一旦发生人员交替或岗位变动，交接人根本难以及时跟进相应工作，容易产生操作风险。

（三）信息披露机制仍不健全

首先，部分商业银行在金融工具业务交易、风险管控、核算报告等一体化系统建设方面的进展仍较滞后，往往是业务交易优先实现系统自动化处理，但对于系统支持有限的结构性、特色产品的模型估值、会计过账及会计调账仍然依赖手工处理和过渡，降低了金融工具业务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时效性。其次，商业银行在金融工具业务统计报表系统建设初期，就缺乏与前台交易系统、风险管理系统之间对口径设置、信息共享、关联对账等方面的统筹规划，导致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部分被割裂，在前中后台分别报送的业务经营数据不一致时，跨系统数据追溯和差异核对难以实现。最后，在相关统计报表设置上，没有充分结合产品风险维度和管理精度需要，报表项目不够直观、定义不够准确、项目边界不够清晰，无法准确可靠地为业务预算下达与考核评价提供对照和参考，导致报表信息对经营管理的决策相关性不强。

二、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管理应对措施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商业银行应当在对本行进行深入的管理诊断和调研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准则规范、同业惯例和本行实际情况，在同一框架下、按照业务范畴分层分批研究制定会计科目与核算制度体系，科学设计和使用金融工具业务管理会计报表，加快金融工具业务全流程的系统自动化处理，持续提升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管理水平。

（一）全面整合重构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科目体系

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科目应能满足银行核心系统实际和集团并表需要，与财务会计报表及管理会计报表相协调，促进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相协调，同时还能有利于前中后台的系统对接、数据传递与核对。为此，商业银行一是要结合业务风险、会计分类情况统一规划设置一级科目，满足会计报表信息高度集约化反映与统计的需要。二是要是依据产品类别、会计要素、损益类别等合理设定二级科目，与一级科目形成正确的归属关系，并能与统计报表口径相互衔接。三是还要根据重要性原则，合理摆布会计科目维度，将金融工具业务非核算报告必须的科目维度信息下沉至账户或管理台账层面反映，以提高科目体系精简度和运行效率。

（二）统筹规划制定金融工具会计核算制度

金融工具业务会计核算制度应能与集团和同业标准相对接，与会计准则、监管标准相协调，做到政策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首先，核算制度应当按照业务范畴合理进行分类分层，与产品体系对应衔接，确保覆盖全面、层次清晰。其次，会计核算制度中应当设立独立章节对各类金融工具业务在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及终止确认等环节的所采用的具体原则、方法和程序进行统一规范，形成金融工具业务分类会计基本政策，为现行及今后同类产品具体核算政策的选择提供指导和依据。其三，会计核算制度应当划分不同的会计核算环节与会计情景，分步骤、详细阐述具体核算流程与账务分录，实现业务流程与核算流程的完整覆盖和匹配对应，为会计实务和相关系统开发提供了有效参考。最后，为配合会计核算，商业银行还应对业务主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制定有关金融资产分类管理办法、资产估值/减值操作办法等，理清业务处理流程，为相关实务操作提供指引。

（三）规范设计和使用金融工具业务管理会计报表

鉴于金融工具业务种类繁多、交易流程复杂、交易金额庞大等因素，为全面反映核算信息、做好金融工具业务分析及管理、完善和强化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经营预算编制和业绩考核分析水平，商业银行应当结合自身信息系统建设情况，设计和使用一套符合经营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的管理会计报表。为此，商业银行一是要真正做到报表机构分层、条线分部、产品分类，建立完整的金融工具业务管理会计报表体系，对金融工具业务经营成果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展现，满足多维度分析与经营决策需求。二是要契合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突出重点、科学设置金融工具业务报表项目和子目，层层递进形成包括业务量、外部合约损益（利息、价差损益、佣金及手续费等）、内部资金转移成本（FTP成本等）、估值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经营费用（含减值损失等）、净利润及经济增加值（EVA）等在内的管理会计报表项目体系。三是要在完善建立金融工具业务分产品、分部门、分客户、分客户经理等全量财务数据库的基础上，商业银行要对管理会计报表项目与全部相关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逐一论证，重建科目到项目的逻辑映射关系，实现经营分析数据的可验证性和自动化归集处理。

（四）不断加快金融工具统一系统平台建设

金融工具产品价值受市场因素影响频繁波动，为及时、全面的反映相关资产负债价值调整、损益实现与风险暴露情况，以利于管理层快速做出反应和决策，商业银行要不断加快金融工具统一系统平台建设。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建立金融工具业务前台交易、风险控制、后台结算操作的统一系统平台，全面贯穿覆盖金融工具业务合约登记、产品估值、减值、计息、交割等后续一系认计量流程，强化金融工具业务要素或估值参数信息的完备性与及时性，支持对结构性、个性化产品的估值处理，不断提升系统对业务全流程处理的自动化支持水平。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要加快金融工具业务跨部门、跨系统的信息共享与衔接整合，统一评估和开发金融工具业务前中后台系统接口，强化业务与账务的双向对账机制，加强金融工具业务信息管理的协调性和约束力，为日常金融工具业务及财务信息的一致性披露提供有力保证。

（五）及时跟进相关国际会计准则修订调整

金融危机后，经过深刻反思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开始着手对现有财务报告准则体系进行重大修订和调整，并自2009年以来陆续了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公允价值计量及相关披露准则等相关新准则及修订案，将于2013年至2015年间分别实行。其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章：金融工具》（IFRS 9）改变了原有金融资产分类及确认计量模式，特别是对现有具备多元管理目标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拆分、公允价值计量范围的扩大、新的预计损失模型的实施都将成为执行新准则的焦点问题。商业银行应当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全面评估新准则执行后带来的业务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资本监管等方面的变动和影响，未雨绸缪做好相关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及系统需求的梳理和适应性调整工作，全力确保新准则实施后的业务平稳过渡和系统顺利对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