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金融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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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从中国目前转型攻坚之难，可以发现实体循环经济通过在领域、规模方面的扩展，对于可持续发展范式的重要战略意义。湖北省“十二五”谋划“跨越式发展”，一个重要的源动力来自于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在国家整体战略取向降速（GDP增长率预期下调）、转方式（资源利用方式）、调结构（产业结构、利益分配结构）的大背景下，湖北的“跨越式发展”不能是传统范式的发展：既不能是对相对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被动承接式发展、也不能是对相对发达地区过去发展模式的复制式发展，而必须是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约束条件下，基于发展范式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就“五个统筹”布局的国家战略而言，湖北的发展应是以突出“两型社会”特征为基础的“跨越”，而是否能够可持续深入推进“两型社会”发展实践，应是湖北“跨越式发展”范式的核心要义。

二、全球价值的“金融内生”循环经济新范式

（一）金融“脱耦”限制了实体循环经济发展空间 传统循环经济理论，视角集中于实体经济物质循环，虽然可以在物质循环载体上讨论价值循环与信息循环（罗丽艳，2005），但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的金融运行却在理论和实际运行机制上，外生于循环经济系统。而在金融运行核心化的现代经济中，这意味着将不存在由循环经济理论指导的、以新增长范式姿态出现、以循环经济革命及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为核心绿色生态经济革命。从“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看，一方面，由于与金融 “脱耦”局限了应用领域，使得循环经济难以成为整体经济系统的生态增长范式，无法满足以“两型社会”循环经济发展，带动综合配套改革成功的国家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传统循环经济本身在“两型建设”中的发展势头，也因主要依赖财政渠道的计划资金支持，而来自更加市场化渠道的“金融支持”，虽然在政策的一再支持鼓励下，却因缺乏融入循环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使得抑制实体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难以消除。因此，如果没有循环经济理论的更新，就难以为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耦合”提供理论支持，而“纲要”关于十二·五时期“引导投资…向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等领域倾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的规划，其效能未免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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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实体经济发展；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虚拟化和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活动至关重要的两个部分，其中，实体经济能够通过实体物质的转换，为我国社会提供实质性的收益，而虚拟经济是在金融虚拟化的基础上，通过虚拟的资本运作手段来对未来的资本价值进行获取并使之增值的经济活动。这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不仅不可小觑而且意义深远。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和深入了解金融虚拟化和实体经济实际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关于经济的各种相关理论知识和各种基本观点，根据现如今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基本国情，并拿出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对其进行正确、妥善的处理，在促进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同时，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1金融虚拟化的定义

虚拟化经营的发展观点是由肯尼斯•普瑞斯等学者所提出的“虚拟企业”概念引申而来的。然而，金融的虚拟化也可以看作经济的虚拟化，这些都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经济虚拟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就是虚拟经济(FictitiousEconomy)的实现。金融虚拟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最终结果，它贯穿于社会实体经济发展的始终，服务于其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虚拟化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其实力也可以使其独立于市场经济之中。和实体经济的定义相比，金融虚拟化的流动性、风险性和投机性都比较高，其不稳定性也比较大。

2我国实体经济的实际发展形势

目前，我国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建立和完善其现代化企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工作有了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我国的许多重点企业都对其公司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使得企业亏损的现状得以扭转，并且有着十分显著的成效，实现了其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在公有制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也随之较快地发展。市场运营体系的建设、改进和完善进程日益加快，使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显地增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财税体制的建立、改进和完善，使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的飞跃。我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也日益健全，这就是我国实体经济目前的实际发展形势。

3实现金融虚拟化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的相互关系

3.1实体经济是实现金融虚拟化的基本条件我国社会的实体经济主要是指股份制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因此，实体经济是实现金融虚拟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实体的经济就没有虚拟的资本，也就不可能实现金融的虚拟化。

3.2实体经济的运行是金融虚拟化利润和价值的实现途径实现金融虚拟化的目的是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以及体现其创造价值，然而，我们必须通过实体经济的运行来实现其利润和价值。

3.3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及其对社会实际资本的需求量影响着实现金融虚拟化的进程，它决定着金融虚拟化的发展规模，限制和制约着其发展。

4实现金融虚拟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实体经济实际发展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经济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相混合的必然产物,这也使得我国金融虚拟化的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虚拟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实现金融的虚拟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4.1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使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虚拟资本(例如股票和有价证券等)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是金融虚拟化衍生的重要工具之一。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使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因此，我们要通过灵活运用现代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来对各种资本进行引导，使得效益较低的企业和地区转化为效益较高的企业和地区,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效益,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促进金融的虚拟化进程，对我国的社会资源进行积极有序地引导，使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

4.2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使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战略性的调整实体经济的各方面成本都比较高，其流动性也比较低。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使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战略性的调整，因此，我们必须加快金融虚拟化的进程，将实体经济转化为虚拟的金融形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对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性的进一步调整，并且使之符合我国经济战略发展的要求。

4.3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国有企业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深化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国有企业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深化，因为这些改革需要我国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对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的改革并对其进行深化，实现金融进一步虚拟化的必要条件。

4.4提高金融的虚拟化水平对民间投资的启动具有促进作用目前，我国民间投资的启动仍然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例如储蓄转向投资的渠道不够顺畅和投资产品单一等，导致其启动进程停滞不前。因此，我们必须提高金融的虚拟化水平，促进实体经济资产的证券化，使消费信贷业的进步和发展得到促进,使银行贷款的各种风险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最终促进各种金融资产品种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

5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和实体经济实际发展关系的正确处理方法

5.1为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创造健康良好的基础环境为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创造健康良好的基础环境，首先，我们要建立、改进和完善我国社会的各种信用制度；其次，我们还要做好各国有企业的转型工作和利润控制工作，为金融虚拟化创造健康、良好且轻松的基础环境，加快对企业机制的转换速度并且加大对其行为方式的调整力度,使企业的各种行为得到相应的规范和约束,避免出现金融虚拟化背景下的金融投机行为和经济欺诈行为。此外，我们还要对社会各个保障体系进行建立、改进和完善,使人们的各项基本权益和经济权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5.2对金融虚拟化实现的非劳动性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实现金融的虚拟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劳动性的贡献，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充分的肯定，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重视它的重要作用，为促进金融的虚拟化提供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

5.3正视实现金融虚拟化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现金融虚拟化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们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矛盾，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实现金融虚拟化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和正确处理其关系，进一步提升金融虚拟化的重要地位，做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工作和改革、完善工作。同时，正确处理金融虚拟化和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6结语

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在实体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其关系密不可分且相辅相成，它们两部分的有效结合，不仅能够加快我国实体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还能有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使我国社会的经济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切实的改善和提高，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有着不可小觑的促进作用和发展性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明确和深入了解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要正视其作用和关系并对其实际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

参考文献

[1]段彦飞.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D].南开大学,2009.

[2]仲崇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11.

[3]龚颖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

[4]王靖婧,白俊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考略[J].经济研究导刊,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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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周股市投资者一定很闹心。但冷静下来，投资者是不是可以更多地揣摩出一些股市未来的趋势？其实，不管本轮牛市是不是“人造牛”都没关系，只要这个“人造牛”是“改革牛”，哪怕是“改革牛+资金牛”，只要不是“杠杆牛”，释放出的就是积极的信号。

观察人士认为，本轮“牛市”被中央寄予厚望，不仅要通过它推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升级，还要通过它实现中国国有资本的深化改革，并借此参与全球实业资本争夺。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也必须依托股市加以解决，那就是实体经济去杠杆。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数据，中国企业债务率早已超过100%，远远高于80%的国际安全线;如果再将各级政府显性负债加总，中国经济总体负债率则高达165%。尽管这个数据远不及欧美等国动辄200%甚至500%的负债率，但目前作为弱势货币经济体，这样的负债水平已经十分危险了。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要去杠杆、要降低债务率，用紧缩货币政策试图收回债务的手段不仅无效，而且会让经济受到重创。

怎么办？唯一的道路就是加大股权融资规模，从而降低企业负债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如果我们依然采用紧缩货币的方式、试图通过减少企业贷款的方式去杠杆，那结果一定是中国经济恶性循环。

早在2014年3月，光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盛宏清曾提醒说，企业付息负担较重。据他统计，2013年新增贷款不到9万亿，而企业利息支出就达到5.6万亿，占新增贷款总额的60%;占当年17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额的35%。

新增贷款的60%用于支付利息，只有40%是在支撑企业经营，这样的情况还不够严重吗？当然严重，所以必须予以改变。怎么改变？加大股权类融资，在降低企业财务负担的同时加厚企业利润，让企业有能力扩大在新兴领域的投资，并实现转型升级。

所以，股市很重要。但是，绝不能允许一方面通过股市降低实体经济的杠杆，而另一方面股市自身又杠杆无度。适度的杠杆可以活跃股市，但股市“杠杆泡沫化”比实体经济“杠杆泡沫化”更危险，万一因为某一缘故引发股市下跌，哪怕是正常的深度调整，都有可能刺破股市的“杠杆泡沫”。

因此，要两大措施并举。第一，打掉伞形基金，抑制股市信用过度，这是一个必然的选项;第二，央行加大降准力度，向金融系统释放长期流动性，创造有利于资本形成的金融环境，这当然也是必然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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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8-0029-03

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关系日益密切。后危机时代，如何从农业经济视角认识农村金融生态问题及其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采取相关金融政策措施，支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打造良好农村金融生态，实现农村经济金融可持续、协调发展成为农村经济金融研究的重点课题。

一、农业经济视角下：农村金融生态凸显脆弱性

当前，我国农业的开放度不断提高，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在积累增多，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也在叠加凸显。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越来越重。从农业经济视角看，后危机时期农村金融生态“农村金融发展成长中所需要依赖的农业经济基础环境”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

（一）农村产业的自生能力不足在危机中凸显

农村产业自生能力不足突出表现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能力和转化应用能力相对薄弱，科技成果的接受和应用能力不尽如人意，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不足，农业资源的生态保护由于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农业内部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和抵御外源性生态侵害的能力下降：农业生产要素（资金、物资）的运筹能力不足，资金在农业经济部门的资源稀缺性尤为突出，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资金往往从农业流向农外、从农村流向城市，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不足，物流服务、资金流和信息流服务不相匹配，农产品的交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农田设施保障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农业劳动力素质能力不足，包括身体素质、教育素质、科技素质、经营管理素质和现代意识等还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现代农业和工业化生产的需要。

（二）农村经济外部依赖性在危机中凸显

农村社区的解体与农民社会身份的缺失导致农业对工商业的依附地位进一步加强，由于出口需求的缩减，城市相关产业经营不景气造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对农村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危机之初的农民工返乡潮，一方面暴露出农村产业结构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村社会由于缺乏自立对外部所产生的依赖关系。长期以来，农民工处于“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候鸟式”流动状态，其返乡行为始终与其外出行为，从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农民工大量迁徙流动，预示着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民的主业和主要收入来源，而农村经济中的农业极有可能演变成为粗放式的“业余农业”。

（三）农民增收的难度在危机中凸显

金融危机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疲软，主要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趋势十分明显，这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行与销售行情的下行更是严重伤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仅妨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并且对稳定中国的农村与农业生产也是极为不利的。金融危机还使得许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为保护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对进口的农产品设置各种新型贸易壁垒，人民币的升值也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四）农业结构失衡在危机中凸显

首先是农业市场结构失衡。由于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农产品市场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影响市场的主体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产品的竞争由数量竞争转变为质量竞争，市场范围由本地市场扩展到外地市场，由国内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然而农业结构调整并没有跟上市场的需求，市场目标导向不清，产品缺乏竞争能力，产销策略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

其次是农业产业结构失衡。农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趋同已成为许多农产品“卖出难”、价格下跌的重要原因，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盲目跟进等原因造成新的趋同，又加剧了农产品市场的恶性降价竞争，隐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小而全”、“大而全”的生产是以牺牲当地资源优势和经济效益为代价的，这种规模不经济的发展业态是导致数量型农业增长模式的根源。

三是农业区域结构失衡。在市场条件下，产品的质量需求使资源优势显得特别重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就是在不增加投入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收益。目前还不能做到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形成地域分工，形成富有区域特色的、集中度高的、适销对路的农产品专业化生产基础，区域比较效益不突出，获取交换价值空间极其有限。

二、农村金融生态的脆弱性影响农村金融发展

（一）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影响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金融改革强调的是市场化的道路，农村金融供给的利益调节机制必然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面对比较效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产业，金融部门优先把资金配置在第二、第三产业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名为“支农”的机构或资金，往往倾向于离开农村，而农村信贷资金强烈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农村金融供给的利益调节机制与农村比较效益的错位带来了明显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成为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伴随农村经济比较效益低下的是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以及成本与风险、非生产性借贷为主这四个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问题。所以，如果金融机构自然选择，它们会纷纷离农而去；而如果政府强令金融机构支农，农村金融机构又别无选择的话，则因无法克服上述四大问题带来的成本和风险问题，会累积损失，最终变成“问题金融机构”。

（二）市场需求不可持续影响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化解经济危机，一般认为以农村市场为突破口，国家出台了汽车下乡补贴、农机具下乡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一系列措施，目的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引导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这一政策效应虽然明显显现，但对于启动庞大的农村市场确是杯水车薪。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其边际消费倾向应该大于城镇居民，然而由于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村家庭的高储蓄倾向，因此，启动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要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在农村市场的消费基础不巩固甚至还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很难想像会给农村金融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为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而利益受损的农村和农民，应该得到必要的相对利益补偿，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目前看来，实现这一过程主要有两种可行的途径：一是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加农村收入、提高农业补贴，或者通过政策性金融弥补市场失灵。二是推进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吸引资金回流农村，通过资本输血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前一种途径属于一次性外部补偿，后一种途径则内生于制度变迁产生的市场扩容，能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支持。因此，必须尽快调整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价值取向，出台可行的替代性调整方案与政策，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中对农村市场给予更多的补偿和资助。

（三）农业保障机制不配套影响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保障救助体系与支持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不配套。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农业保障救助机制。在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其特点是生产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市场发生变化或遭受天灾人祸，农户就束手无策，难以规避风险。农村金融机构从资金出路和经营效益角度出发，有着强烈的贷款愿望，但考虑到农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和农户偿贷能力有限，又存在“畏贷”心理，对支持现代农业信心不足。

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不配套。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各级地方财政有限无力投入，而农村金融机构担心风险不愿投入，这些项目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投入，且投入严重不足，形成了巨大的资金缺口，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落后，与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不相适应。

三、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的金融策略

（一）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优化农村金融生态

1.各级政府要积极支持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域内设立分支机构，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为适应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需要，各级政府要鼓励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发展规划，增加在县域地区的网点设置。对新设立的机构网点应缴纳的税收予以适当减免，对开办初期经营亏损的，财政给予一定资金补助。充分肯定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性，加大对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

2.通过财政引导，激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由中央财政和各地省级财政共同出资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降低金融机构支农风险，使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得到回报。合理运用财政杠杆，通过财政补贴、担保或税收减免等措施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激励县域资金主要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对县域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较多的给予一定比例奖励。积极发展以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出资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机制。

3.逐步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降低金融支农风险。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满足农业多元化发展需求。创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对农业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失进行有效的分摊和转移，提高保险经营者的积极性。通过农业保险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合理分散信贷风险，调动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入的积极性。

4.多措并举畅通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方式，引导国家保险机构、社会保险机构为中小企业经营者和融资机构提供信贷保险，分担担保风险。发挥资本市场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完善和壮大创业板市场的同时，规划建设场外交易市场，尽快完善股份代办转让系统和产权交易市场，以满足大量无法上市的企业的需求，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局。

5.研究终端需求，开发适合“三农”的金融产品。涉农机构应密切关注“三农”需求，要根据农民生产、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发设计适合农户各类经营方式的生产贷款和农民助学、住房、耐用品消费等消费信贷产品，并要根据产品风险状况确定合适的利率水平以有效覆盖风险，实现商业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重点加强银行卡类产品的研究开发，推广具有存、贷、转账结算等多种功能的卡类产品，实现一卡多能，推广一站式的服务方式。

6.完善担保体系，切实解决抵押担保难问题。涉农机构要创新担保方式，积极探索多户联保、公司＋农户担保、林权抵押、农机具抵押等新的担保方式。研究农村土地、房屋、承包经营权、农业收益权等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的可行性，缓解农村担保资源紧张状况。逐步引入担保、资信等服务中介机构，通过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开展农村信贷担保业务，从根本上解决“三农”贷款担保难问题。

（二）拓展农村信贷市场，支持现代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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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2.003

1 廊坊市金融服务业发展基本概况

近年来，廊坊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下，区位优势凸显。在京津产业外溢的带动下，廊坊市经济增速明显，各类经济指标日趋河北省前列。三次产业结构逐渐调整，11∶54∶35的比例逐渐构建出金字塔型产业体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匀速保持在11.30%的比例。整体金融实力增强，金融业态逐渐齐全，商业银行26家，保险公司30家，证券营业部13家，融资性担保机构107家，小额信贷机构53家，典当行18家，财务公司1家，日渐形成功能齐全、层次分明、形式多样的金融布局。

2015年以来，为了积极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廊坊市金融系统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各项金融指标走在河北省的前列。截止到去年末，各项存款余额达到5011亿元，比年初增长27.4%，增速稳居全省第一；各项贷款余额3421亿元，比年初增长30.6%，增速也居全省第一；2015全年，外汇收支78亿美元，跨境人民币业务149亿元，居全省第三；金融业年纳税27.3亿元，增长24.7%，占廊坊市6.2%，纳税行业排名第四，金融环境日渐优化。

同时，为加速提升全省的金融服务效率，河北省规划建设“中国北方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廊坊市为“金融产业后台服务基地（A区）”，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日渐形成明确的金融定位。

2 廊坊市金融服务业存在问题分析

虽然廊坊市金融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在金融发展贡献度、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多元化创新方面仍存在深层次问题，本文结合廊坊区位发展定位，从金融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对上述问题进行细致分析。

2.1 金融服务业对经济贡献率偏低

尽管廊坊市金融指标居全省前列，但是，廊坊市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没有对廊坊市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虽然廊坊市地处京津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但在行政区划上却隶属河北，与京津发达的金融环境相比，河北省金融体制相对落后，金融市场化程度低，金融服务业的水平也是被动的追随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并没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的主导作用，所以，廊坊市金融服务业仍需深化改革。

2.2 金融结构发展相对单一

廊坊市经济发展虽然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在融资结构上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不高，融资结构相对单一。事实上，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廊坊市也意识到作为主要助推力量的金融服务业，如果单纯依靠银行间接融资，将极其不利于经济快速有效转型。廊坊市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银行间接融资在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中的稳定性和主导型地位，这样，一方面会使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加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和风险性；另一方面会继续扩大区域性产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差异；再者，还会增加银行资金体系回笼的风险系数。

相比较银行间接融资渠道，直接融资的成本其实更低，并且非常有利于创新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这就需要廊坊市大力构建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多样化层次化的金融发展结构，拓宽资本汇聚渠道，提供丰富便捷的融资方案。廊坊市虽然依托金融改革的政策优势，在直接融资渠道和新兴金融机构建设方面有了快速的发展，但在规模和种类上依然不够丰富，直接用于实体经济的资金也相对不足。

2.3 金融多元化创新能力不足

在河北省规划金融服务产业集聚的态势下，河北省在金融改革上已赋予廊坊市极大的政策空间，要想用好用活这些政策，就要求金融服务业具有多元化、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从河北省出台支持政策的过程来看，廊坊市金融改革虽然有了一定的创新，但创新方向更多的体现在金融机构的引进和设置上，在金融产品和服务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力仍然不足，金融机构经营依然呈现趋同化。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创新意识有待提升，创新环境不够优化，新人才相对匮乏，创新产品形式单一，创新规模较小，创新层次性不强，创新科技含量低下。

3 廊坊市金融服务业发展提升路径

3.1 全方位优化金融服务环境

利用地理优势，把握京津冀协同规划机遇，在地铁和新机场建设契机下，营造惠商利民的金融发展环境，将金融环境与地理优势融为一体，形成金融服务优质竞争力，形成区域梯度差。加大金融扶持力度、拓展银企对接渠道、丰富金融服务创新形式、提高非法集资打击力度，优化金融环境。同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保障优质信用环境。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为基础，联动多部门信息共享，重点打造企业信用体系，着力构建多渠道、立体化、全覆盖的社会信用综合管理体系。

3.2 借助金融投入支持实体经济

首先，提升金融形势研判能力，随时关注金融政策的波动，为金融投入方向提供快速准确的判断，找准实体经济投资缺口。其次，继续发挥国有银行的规模报酬优势，完善重大项目信息融通机制，提升新机场、万庄经济区等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再次，打造多层次银企对接平台，创新对接方式，拓宽合作渠道，利用好再贴现、再贷款等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优化中小企业融资对接平台，重点关注小微、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最后，拓宽票据融资渠道，加强外汇资金集中运作管理，积极推进涉外经济的迅速发展。

3.3 重视直接融资，降低债务杠杆

3.3.1 多层次鼓励企业上市融资

借助某些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优势，加大上市政策宣传力度，多市场、多渠道、多形式地逐步推进各类企业上市融资。引导银行依靠“投贷联动”等融资扶持手段，重点鼓励科技型创新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

3.3.2 落实推动债券融资渠道

全面落实贯彻《金融支持廊坊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加大非金融类企业债券融资的推介力度，逐步提升企业的认知度，完善债券融资协调机制，推动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资产支持票据等债券融资工具的全面使用。

3.3.3 积极扶持投资基金设立

积极推动企业与各类投资基金公司的接洽合作，正面扶持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各类投资基金的设立。

3.3.4 利用产权交易推动股权融资

利用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如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河北产权交易中心等周边区域市场资源，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促进非上市企业开展碳排放交易、金融资产交易、文化产权交易、股权场外交易，促M区域间股权流动，提高非上市企业股权融资能力。

3.4 调整金融结构，推动转型升级

领会宏观评估政策框架，推动信贷总额持续稳步增长的同时，调整优化金融结构，研究相关政策，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多渠道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的倾斜。甄别不同行业的信贷需求，区别对待，针对性有步骤的促进产业升级，适应供给侧改革的趋势，重点发展京津冀产业转移项目，如新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产能过剩行业借助金融机构并购贷款业务进行兼并重组，综合授信新的重组企业。积极支持居民合理性住房贷款需求，有效落实差异化住房信贷业务。

3.5 防范金融风险，巩固金融稳定

加强风险预警机制，警惕交叉性、跨市场金融风险，加大重点行业和企业的风险排查力度，增强对票据类业务、新兴理财方式、连环担保、第三方支付、民间资本借贷等业务领域的风险关注，动态追踪资产扩张较快、轻资产类企业的资金动向。尝试构建债权银行为主导的共进退机制，强化风险会诊体制，鼓励金融机构不断贷、不压贷，共同协助企业渡过关键性难关。持续深化推进银、证、保稳定评估工作，定期排查风险隐患，严肃查办金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金融系统依法合规高效经营，降低金融风险。

3.6 加强创新力度，实现多元化发展

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探索金融一体化发展模式。尝试建立京津冀金融实验区，确保区域内的金融资金的统一调度、统一结算，设立跨区域审贷中心，建立跨区域大区商业银行分行，打造金融产品创新统一平台。

整合区域区域资源，完善区域性担保机构功能，提升担保实力，满足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需求。探索小微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加大对弱势企业和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创新融资担保方式。设立完善三农贷款准备金，积极补偿符合条件的三农贷款风险损失，鼓励贴息优惠利率的三农贷款，面向有资金回转能力并且符合支持政策的农业企业提供应急转贷业务，针对部分无抵押能力的农户开展小额贷款担保业务。

参考文献

[1]田雪丰.“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廊坊市金融发展研究[J].质量管理，2015，（10）：5354.

篇（6）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4）10-0005-02

随着利率市场化制度安排的落地，能否促使金融主体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已成为业界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在前不久整治商业银行乱收费的活动中，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金融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偏好，难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觉形成这种服务意识。当然也需要注意到，乱收费现象的发生是建立起利率管制下，以及同业同质化竞争态势下的，从而在利率市场化下的多元竞争态势下或许能得到纠正。

然而无论怎样，金融主体的行为偏好应聚焦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上，这种聚焦应在三个方面来促成：（1）金融主体之间的竞争态势使然；（2）金融主体与实体经济主体的竞争态势使然；（3）实体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使然。由此，这也就构成了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 利率市场化下的市场环境分析

结合本文的主题，这里的市场环境分析主要从竞争环境入手，来为下文的偏好解构进行铺垫。

1.1 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

金融市场中的竞争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金融主体之间和金融主体与企业之间。对于前者而言，无论是在负债类业务还是在资产类业务上，金融主体之间都将发生激烈的竞争过程，从目前已经出现的现象便是以“非价格竞争”为手段的同业竞争日益激烈。非价格竞争主要包括：服务质量的提升、服务对象的精细化、服务项目的个性化等。需要指出，在外资银行大举进入国内市场后，这种倒逼效应也促使了这种非价格竞争偏好强度的增长。

1.2 产品市场的竞争环境

在资金存量稀缺的状况下，产品市场中必然发生着实体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过程。抛开关系性影响力不论，实体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必然抬高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从区域范畴来看这时存在着一对反作用力：即本土金融主体抬高利率的作用力，和外部区域资金涌入所导致的降低利率的反作用力。此时，那股力量占据上风，便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了。

2 分析基础上的金融主体行为偏好解构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金融主体行为偏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构。为了更具体的进行问题探讨，这里以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为考察对象。

2.1 金融主体的行为目标方面

在企业化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其行为目标应属于多元函数类型。其中，追求经济效益必然是当前最为重要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执行着央行的宏观调控安排。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金融主体的行为目标并无法直线型的导入盈利目标，而是通过“服务质量目标――盈利目标”的内在逻辑来建构。这一内在逻辑的形成，应主要受到同业竞争态势的影响。

2.2 金融主体的行为手段方面

之所以在上文提到，金融主体将会以非价格竞争作为主要竞争手段，主要出于这样几点考虑：（1）现实表现已经呈现出这一趋势；（2）非价格竞争将能建立起同业差异化特点；（3）利用利率调节来改善盈利目标的实现，其风险性较高。然而，在实施非价格竞争的过程中，金融主体也将严格管控自身的实施成本。

2.3 金融主体的行为控制方面

“控制”作为一种职能包含着：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等三个环节。利率市场化过程也是金融主体经济行为的市场化过程，从而大量的市场风险都依赖于主体自身的防御措施。特别在目前允许商业银行破产的制度安排下，这种风险控制偏好也就日益增强了。

3 解构基础下的价值判断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解构基础下，支撑实体经济的价值判断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3.1 面对经营目标的价值判断

目前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实，即互联网金融产品大受消费者的追捧（如余额宝），这就更为加重了传统金融主体的经营压力。关于这一点，也从媒体的报道中传递出来。由此，面对经济目标的价值判断必然更加注重自身的业务再造能力，以及开展精细化、个性化服务的业务能力。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即适应金融市场竞争度提升后的环境变化。

3.2 面对同业竞争的价值判断

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并未形成同质化竞争态势，这与各自的发展沿革有关，这也与政府和国企部门的经济联系有关。然而，在利率市场化推进下必然会提升这种同质化竞争程度，从而建立起各自业务的差异化特质便成为需要。由此，面对同业竞争的价值判断应首先以非价格竞争为导向，并配合着区域差异化的利率水平为补充。可见，利率市场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利率完全的市场化波动，这也是风险管控的必然。

3.3 面对客户需求的价值判断

面对客户需求的价值判断，便涉及到服务质量和风险防范两方面的内容。上文已经就前者进行阐述，这里主要就后者进行阐发。事前控制在于严格审核实体经济主体的各项资质，并对它们的项目进行市场需求方面的评估，这直接关系到其能否按时还款的问题。事中控制在于，建立内部的资质审核流程，并对贷款资金的使用进行跟踪监管；事后控制则在于，识别出VIP客户和普通客户群体，从而为以后的业务营销提供侧重点。

4 问题的拓展

最后，这对中小股份制银行进行问题的拓展，从而充实本文的主题：

4.1 中小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

中小商业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其承担着支撑当地小微企业发展的重任。从现阶段有关文献的阐述中可知，诸多作者都十分关注创新中小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而忽略对其风险管控的思考。笔者认为，中小商业银行将受到关系型影响力的影响而存在着人为风险，因此其需要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完善治理结构的方法主要在于，在权责对等原则下提升部门绩效考核力度。

4.2 中小商业银行识别能力的增强

利率市场化将增强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将受到国有、外资银行，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双重夹击。因此，中小商业银行需要识别出VIP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偏好定身打造服务内容，从而锁定有价值的客户并减少客户流失。可见，这些都是利率市场化下金融主体支撑实体经济的价值判断。

不难看出，利率市场化推进下中小商业银行的价值判断，应着力于本身治理和经营能力的提升，最终适应金融市场自由度环境的增强。对此，也应引起其它金融主体的重视。

5 结语

本文认为，在借助利率市场化下的市场环境变化，应能在利益偏好的驱动下纠正金融主体行为上的偏差。具体的价值判断包括：面对经营目标的价值判断、面对同业竞争的价值判断，以及面对客户需求的价值判断。

参考文献

[1] 沈阿平.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应对利率市场化的具体策略[J].商情，20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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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金融危机与自我伦理危机 

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空前的破坏力涤荡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经济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所危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些看起来纷繁芜杂的物质生活世界，它还以一种更严重的破坏力危及到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场空前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正在不期而至。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并没有自然带动现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应提升呢？在马克思或福柯看来，殖民主义性质的财富增长或科技进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带来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则有可能使人与自身之间的鸿沟愈陷愈深，进而将人类卷入一场空前人与自身极度分裂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所谓自我伦理危机指的是由于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被剥夺或重构，所造成的人与自身（灵与肉、身与心、主体性与客体性）内部伦理秩序的混乱状态，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人类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体纷扰。由此可见，自我伦理危机一方面表现为理性屈从于欲望、经验所造成的人对自身主体价值缺席的焦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被欲望、经验重新塑铸的人对自身客体价值有限性的焦虑。事实上，所有焦虑的实质并不在于获得、占有或经验多少“最为丰富的外在善和过度”才能获得人类自我的满足感，而在于人类应如何在道德层面摆脱由于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体困扰，进而达致“灵魂的宁静与肉体的无纷扰”，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些问题构成了现代人进行自我伦理规划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可以说，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人类自我的伦理危机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下，自私、虚荣、嫉妒、贪婪、背信弃义、股市非理性繁荣等现象的流行难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证吗？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其消解路径应该如何构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伦理危机的道德化解路径 

就自我伦理危机的产生原因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是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应对方可奏效，但就作为人类终极自我关怀的伦理规划视角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则需要诉诸于人的内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样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功效呢？纵观人类伦理思想史，在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问题上，各种伦理学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笔者在综合美德论、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关于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消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德性应该是自我公正。虽然美德论与功利主义论伦理学体系中都没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这一概念，但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尼个马可伦理学》关于公正的“总体德性”与“具体意义上的”[2]区分;穆勒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功利主义》对作为“作为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公正研究中间，关于这一概念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 

实际上，美德伦理学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相对于“总体德性”的“具体意义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体意义上的”公正，它与“总体德性”的关系怎样，“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伦理学派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2]“事实上，这种守法的公正是总体的德性，但它不是总体的德性本身，而是对于他人关系上的总体的德性。由于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总体。不公正不是恶的一部分，而是恶的总体。”[2]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总体的德性”实质是一种相对于人与自身关系相对的“对于他人关系上的”德性，但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总体的德性”只是为研究“具体意义上的”德性提供一种理论铺垫，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标。那么“作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体意义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德性”或“道德品质”就是“一个人在积极和他人之间分配时如果对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获得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较少的一份，而对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损害过少，使别人受损害过大，而是使彼此达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两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时也这样做，他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公正。”[3]因此，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应该是保持作为体现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理性对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对优势或优先地位的一种道德张力。 

在功利主义学派理论体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即每个人保持其所得与“应得”之间平衡的一种道德行为品质。问题在于，公正为什么是“正义”的“一项义务”，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 

在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穆勒看来，公正是正义美德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在涉及权利时，保持公正毫无疑问是义不容辞的，但其中体现的只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赋予每个人权利的义务。”穆勒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坚持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的原则，即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为一种正义义务成为履行其他正义义务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内容。”[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义美德一项义务，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则的体现，即每个人的幸福与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价值。因为，“倘若根据‘应得’信条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那么必然意味着我们对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视同仁（当没有更高层次的义务来禁止这种行为时），同样社会也对所有应得到它的平等对待的人（即应当得到绝对平等对待的人）一视同仁。这是个体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一切社会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应尽最大努力向这一标准靠拢。然而，事实上这种伟大的道德义务基于的是一种更深的基础，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从属或衍生教义的逻辑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确切含义。功利原理之所以成为具有理性意义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承认一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拥有完全平等的价值（在程度上被视为是同等的，种类上允许有所差别）。”[4]综上所述，在穆勒看来，公正能够成为正义的一项义务，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体现了每个人的道德价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约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为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穆勒认为，“个体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在于整体意义上的即“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逻辑起点在于每个人对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自我公正被赋予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含义。 

从笔者对美德论与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层面的梳理当中不难看出，在这一概念应该成为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的认识层面，两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在对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带有明显的动机论色彩，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效果论倾向。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所著《尼个马可伦理学》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作为一种德性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只是“灵魂”的“合乎理性的”“实现活动”，即精神领域的。因而，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义学派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义》一书整个理论体系中间，作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个体行为效果层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据。因而，与美德伦理学派相比较而言，功利主义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脉脉的道德情怀。正因为如此，在看来，道德的合理性依据应该是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所谓自我公正，就是人类自我在驾驭权利时保持的自身主、客体价值之间内在平衡方面的一种张力，这种平衡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种主客双方的和谐状态。就是说，自我公正德性对自我的伦理危机的化解需要社会公平正义呵护，更需要人类自我内心信念坚守，因为这种坚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社会秩序的和谐，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使深陷于现代社会泥淖中的自我为自身更好地构建起美好精神家园的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就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人类精神生活世界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消解，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对驾驭自我权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养，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参考文献： 

[1]齐小军.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之维[J].改革与战略，2009，（7）.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王旭凤，陈晓旭译.尼个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篇（8）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发展，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汇率、利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要素互相影响，金融市场按全球统一法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价钱趋于同等，巨额国际本钱经由过程金融中心在环球范围内敏捷运转，从而构成环球一体化的趋向。

金融全球化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初，跟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1973年石油危机的发作、1972年美国通货膨胀的飞速加快，首要发达国家进入“滞胀”时期 。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极力推进经济全球化，随后由欧美波及发展中国家，拉美、非洲、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纷纷进行自由化改革，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

金融全球化的形成原因可总结为三点：其一是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交通运输变得更加快捷，通讯技术得以迅速进步，这些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资本得以最大限度地摆脱时空的束缚在全球范围内涌动；其二是70年代初；其二是70年代初，固定汇率轨制的解体，金融市场的开放，新兴市场的异军突起，新自由主义的海潮，信贷自由的进步；其三是各??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金融自由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推动。但是货币资本循序渐进地实现对投资部门标的目的和节奏的管制，这个过程从中国扩张到国际范围，各个国家间资源的流动使每个国家内部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对财产发生转移和变化从而对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控制力发生一系列的变动，这个才是金融全球化的根本动因。

金融全球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三点：投资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机构及其资产收益的全球化。

二、金融全球化下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

金融全球化导致一场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潮流的角逐竞相展开；中国的商业银行应做金融全球化的弄潮儿，而不是在角逐中丧失竞争地位，淹没在洪流中；就目前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状况，在全球金融化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便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详细阐述。

（一）中国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新的战略定位不够清晰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在之前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时候吸收了部分当地自然人入股，其主要是投资给当地事业单位，财政，企业，是在以往基于服务于地方、服务于市民、服务于中小企业而出现的。在初期确实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快速扩张，但在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上升动力不足，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协调区域化发展，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以跟随世界整体经济发展步伐。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关系密切，因此迫切的需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提高盈利能力。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受政府干预较大，其发展历程中的几次战略定位，变迁也是受政府主导的，这种变迁是强制的。因此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战略定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跟国外银行和中国工、农、中建四大行比较而言，没有差异化优势，没有清晰的战略定位，没有较大的竞争力。

（二）金融全球化增大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是由20世纪80城市信用社发展而来，2001年增资扩股，提高了风险抵抗力，而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银行面临着国外银行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时间较国际银行时间较短，实力距中、农、工建四大行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还没有进入稳定大型银行阶段。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一直受国家政策照顾，自身竞争力较国际银行不高，抗风险能力差。跟着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部门行业不景气和市场利率化历程加速致使利差收窄的情形呈现，城商行的信贷风险、不良贷款不竭上升，面对的资产质量压力不竭加大。金融全球化又使得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和国际银行一起竞争，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激烈，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将面对更大的经营风险。金融全球化冲击着传统商业银行的布局；金融全球化的金融要素重新配置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管理重心偏移，经营风险加大。

（三）中国商业银行的品牌知名度不高

开放、平等、协作是目前各商业银行的主要经营理念，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依然处于追求地域，追求速度的陈旧理念，对新的创新理念，人力资本，知识产权，技术能力提高带来银行品牌价值的提升认知不足。随着金融全球化，西方商业银行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和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理念有很大区别，并且西方商业银行注重潜在客户的开发；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的传统经营理念和文化还未和西方商业银行带来新的理念文化相适应，传统经营理念遭到挑战，陈旧的经营理念将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只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知名度，而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相比其他闻名中外的银行更加没有品牌优势。

三、商业银行发展对策

（一）全面思考相对优势，深化战略定位

近年来，深化战略定位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翻阅资料获悉，在2014年一部分银行分析研究它们自身优势特点和周围环境之后，找到了更适合它们自己发展的道路。比如郑州银行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专注于商贸物流的银行、精益求精的社区银行和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专家，而嘉兴银行又在现代化的今天，决定将科技融入金融，泰隆银行将电商作为主攻标的目的、摩拳擦掌“立等贷”，哈尔滨银行开始提供对俄金融服务，威海市商业银行开通的对韩特色服务，苏州银行建立三农业务部、推出三农产品等等。上述银行只占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一小部分，或许借鉴它们的战略能够帮助其它各地城商行正确的定位自己，抓住自己的发展机遇。

（二）加??金融监管、提高风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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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a clear station of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is presented. In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 logistic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modern industry provide guarantee and ser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922.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落实“十二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总体要求，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组织推进。

1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适度超前，继续保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规模和速度，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建成并发挥效益，完善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

公路方面：以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为龙头，加强省际连接线（“断头路”）建设。修订国家公路网规划，强化国省道改造，力争“十二五”末路网整体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水运方面：有序推进沿海港口建设，完善煤油矿箱等主要货种港口布局，加强资源整合，推进以临港工业为依托的沿海港口新港区开发建设。

民航方面：优化机场布局，增强机场保障能力。

邮政方面：加强邮政基础网络建设和增强快递发展能力，基本完成空白乡镇邮政所补建。

2加快推进结构调整。201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一条主线、五个努力”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十二五”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进，务求实效。

（1）深化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2）深化现代物流发展。

（3）深化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建设。

（4）是深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业建设。

（5）深化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3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科技强交”战略，统筹推进创新能力建设、重大科技研发、成果推广应用和标准化建设。围绕交通运输建设、管理的共性和核心技术，继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消化吸收前沿技术，加强基础性、引领性重点项目研发，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4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运输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重要领域和民生工程。要加快构建衔接顺畅、方便快捷、经济可靠的运输服务体系，保障重点物资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运输畅通。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发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在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骨干作用，建设“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加强和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

农村公路是农村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坚持扩大成果、完善设施、提升能力、统筹城乡的原则，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交通运输设施条件，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交通运输基础，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织实施以西部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为重点的全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建设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公路网络结构，增强整体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公路抗灾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加大农村公路桥梁新改建、渡改桥、安保工程等专项工程的实施力度，强化质量管理。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着力推进长期稳定的农村公路养护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管养规范化、常态化。统筹城乡客运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稳步提高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鼓励城市公交向城市周边延伸覆盖。

5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改革开放。按照中央大部制改革的部署要求，继续积极落实好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职责，加快职能转变，推进综合运输法制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消除制约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

6持续推进行业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和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开展好“学树建创”活动。

二、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交通运输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构成，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在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中，要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为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1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是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代物流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新兴复合型服务产业。交通运输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载体，在现代物流链条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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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金融是指与为了获得与未来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的流动资金供应（或转移）有关的活动[1]。什么叫做经济金融化？顾名思义，对其的准确理解是经济与金融紧密联系，不可分离，市场经济也是金融经济的一种。在经济金融化中，企业利润的来源不在是传统意义上通过贸易与商品生产来获得，而主要是借助金融渠道来获取利益。

1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向的成因

在我国经济金融化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常见。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造成我国经济金融化有多种原因，文章将介绍以下几种：

1.1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

我国实体经济整体状态不容乐观，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经济利润都处于一个下滑的态势；两者相比民营企业整体经济利润下滑幅度最大。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当前，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深入发展，实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甚至出现恶性竞争挤兑对手，经营环境恶化；我国的民营企业相对来说负税沉重，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导致大量的实体经济进入到泡沫经济领域中。例如：大量的实体经济进入房地产行业，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业没有增值税，很轻的营业税，房地产业的整体的负税与实业要轻很多。

1.2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提高

科技成果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应用十分迅速，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与以往相比，在同等的时间下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提高为经济金融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1.3经济的自由化和快速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三十年里，为我国社会积累的巨大财富；社会经济的不断积累，社会财富需要不断升值，就必须寻求新的投资渠道；社会财富以货币的形式来体现，大量的货币缺乏新的投资渠道，不得不大量投资金融领域，导致了我国资产的价格的不断攀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前经济自由化程度都是最高的，有利于资本的流动。

1.3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各国的资本可以在全世界比较自由的流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大都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资本具有趋利性，大量的热钱涌入我国套取利润，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金融化创造了外在条件。

2应对经济金融化的对策

2.1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

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不断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资本转向金融领域，不在进行生产与贸易。要扭转这种趋势，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为它们减负， 尤其是取消花样繁多的违规征收制度，以扩大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另外，加强金融方面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有效的控制实体企业的交易成本。重视小型金融与乡镇金融的发展，使我国的乡镇企业，可以得到金融支持，最大限度的缓解小型企业的资金压力。

2.2加强政府对金融管制

针对我国金融交易呈现出过度、短期的特点，政府需要加强管制的力度；金融交易的过程交易是金融业的特征，大量的衍生金融交易品进入市场[2]；这使得我国金融业虚假繁荣，其金融交易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行业短期投资过多，投机行为盛行，压制了金融的长期投资。政府应对金融交易进行管制，尤其是短期投资，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降低金融交易的频率；对其中的产生收益，可以缴纳一定的所得税，以限制获利预期。

2.3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近些年来，我国为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力推行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是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将投资与消费相统一，我国高投资的基础上，也应考虑到民众的消费能力；在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下，需要稳步提高民众的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群众才敢将存入银行的钱拿来消费。较低的工资水平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共同的限制我国民众的消费能力。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3]。需要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刺激国内消费；过度依赖出口来动经济增长我国经济不利。

3结语

当前，金融关系已经扩散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金融手段成为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的主要手段。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我国要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挑战，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立体，有效加强对金融的管制，限制金融领域的过度繁荣。对金融领域管控的得当，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蔡则祥，王家华，杨凤春《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3）

篇（11）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化问题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对于金融化这一概念，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有的把金融化理解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行为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①。有的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模式，认为：“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②还有的把金融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这一转变反应在经济的方方面面：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出现许多奇怪的金融工具；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③ 

从政治经济学看，金融化与其说是一种金融现象，不如说是一种与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相联系的经济现象。金融化发展首先是与货币化相联系的。货币本来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充当等价物，货币要适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但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市场交易的商品和商品化了的有形、无形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扩大了货币的购买对象和作用范围，客观上促成了货币化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货币拜物教不断发展，这反过来成为推动货币化发展的力量。货币既是现实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同时也是资本的存在形式。从理论上说，货币就是货币，货币不是资本，但在现代货币经济中，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不存在任何困难。资本市场的发展，货币在持有者手里随时作为资本、作为货币资本使用。二级银行体制下，商业银行吸收存款，通过信贷业务创造新的货币，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由央行储备做保证的信用货币以满足公众对货币的需求，“创造新货币与信贷扩张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使货币本身变成了金融资本，一种更特殊的、利息计在商业银行头上的借贷资本。”④货币还作为储藏货币发挥职能，这些储藏通过纸币和存款的形式，由银行积累起来并转化为生息资本。“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作为储藏货币，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存在，这就是：购买手段的准备金，支付手段的准备金，一种在货币形式上等待使用的闲置的资本；而且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这种形式回流。”⑤作为价值的储存，货币取得了固有的购买力，并且通过M——M的循环，获得了自我扩大的价值，转化为生息资本，通过信用成为生产扩张强有力的手段。而生产的扩张和积累的扩大推动了货币储藏的形成并开始进一步的信用货币的扩张，直至国家货币基数所施加的约束。所以弗朗索瓦·沙奈等认为，信用货币包含了借贷资本也包含了虚拟资本，他说：“货币显然是一种资本形式。实际上人们可以把货币看作纯粹形式下动态资本的化身，今天的任何投资都是一种支出形式，为的是将来实现利润。此外，信用货币也肯定代表金融资本。”⑥ 

货币资本伴随货币资本化不断积累，并且越来越虚拟资本的形式存在。虚拟资本本质上说，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货币资本的积累实际上是积累者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虚拟资本的积累同样不过是证券形式表示的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如果说货币资本能够以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那么虚拟资本则以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借贷货币资本很大程度上是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存在着，其相当部分也是虚拟的。因此，货币资本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推动了资本的虚拟化发展，特别是金融创新不断催生着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使虚拟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显然，金融化并非纯粹的金融现象，实际上它是伴随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使得资本或收入的所有者（占有者）越来越多地以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或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和收入的占有与积累。⑦因此，金融化的发展反映着资本及收入占有、积累方式的转变。 

金融化的表现与影响 

金融化的发展使得以货币或货币索取权及虚拟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与这些领域的资本相结合，形成现代金融化资本；同时形成金融业自我扩张、自我循环的基础和机制，使之能够通过金融产品的不断创造和交易谋利。金融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强化了金融部门通过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的创造进行资本集中和积累的能力，使金融领域的资本能够快速扩展其活动领域和范围，同时金融化积累机制借助于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把社会不同部门纳入积累轨道，使得资本得以在不同形式上进行积累并在不同形式上转换。然而，金融化生成了金融领域的资本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机制，弱化了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联系，不仅极大地强化了金融的投机性和不稳定性，而且造成生产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困扰。

      金融化大大促进了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导致了现代金融化资本的快速扩展和膨胀，并使之具有了新的特点。既然金融化追求的是货币流动性与资本增殖性的某种结合，那么，很显然，在资本的诸多形式中，只有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满足这一要求，而恰恰是在生息资本的形态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本身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就像生长表现为树木固有的属性、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⑧。正因为如此，我们把金融化條件下以货币或货币索取权及虚拟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称为现代金融化资本。金融化资本就是现代金融资本。金融化时代，主导积累的是金融化资本，这种金融化资本能够依赖金融的扩张把积累的触角扩展到社会生产的各个角落，它把包括生产领域的剩余在内的社会所有剩余和收入都被当作了积累的来源和对象，而不仅仅是产业资本提供的剩余价值。金融化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产业资本积累的依赖，能够在任何有收入流的领域或环节快速生成，从而推动金融化资本快速独立积累，使得社会积累由产业资本主导变成金融化资本积累主导，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形成。 

金融化一方面使资本积累的来源更多地来自收入再分配，因而强化了金融化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另一方面使得货币形式上的积累与现实积累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相脱节，造成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化和资本的虚拟化，易于造成实际资源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非生产领域的倾向，特别是过度地转移到具有自我膨胀力的金融业，无疑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不可否认，金融化会产生一定的财富效应，并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会随着货币资本积累而有所提高。同时，与金融市场具有同样性质的房地产市场也会由于货币资本的流入而促使价格提高。短期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会给家庭带来一定的财富效应，家庭消费在财富效应的刺激下可能会有所增长。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且不可持续的。随着资产价格泡沫的消失，所谓的财富效应将不复存在。实际上，脱离产业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过程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首先，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累积会抑制产业资本积累。在金融化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下，金融化资本积累一定程度上能够脱离产业资本积累，甚至在现实积累的基础上单纯依靠技术性手段来实现。金融市场的繁荣造成了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强势地位，金融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金融机构不断要求更高的收益，实际利率的提高使企业用于实体投资的资金成本不断提高。伴随着“股东价值导向”的管理理念和股票市场的恶意收购，企业不断将资金用于回购自身股票并增加对股东的分红，以维持自身股价。所有这些，必然对现实产业资本积累产生抑制作用。 

其次，金融化过程会导致产业资本的金融化，进而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金融化条件下，金融资本在对产业资本形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不断转化。金融市场的繁荣在为实体投资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使得实体投资进一步失去了吸引力。在金融投资收益大于实体投资的情况下，企业开始将更多资金用于金融投资。在金融去管制的环境下，资本成本不确定性增加，也使非金融企业更多倾向于能在短期获得利润的金融投资。在存在金融投资收益机会以及可用资金减少的情况下，企业逐渐放弃需要在长期才能取得回报的实体投资，转而将资金投向能在短期获取利润的金融领域。企业不断加大金融投资，会进一步促进金融投资收益的提高。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事金融投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了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为。 

第三，金融化过程会威胁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实现。金融化过程从长期来看会恶化收入分配，从而不利于社会消费，并威胁劳动力再生产。第一，金融化带来的财富效应，依靠的是资产价值的升值，而不是实物财富的积累。也就是说，金融化的财富效应是“虚幻”的财富效应。这种虚幻性一方面表现为金融资产脱离实际产出的膨胀，当大量金融资产要求进行实际产出的兑换时，金融资产的贬值就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通过金融资产获取的升值收益很大部分是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过程，这种过程会带来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第二，金融化通过增加家庭借贷来刺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在长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低收入家庭利息偿付义务的不断积累，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群体之间实际收入差距。消费不足是实体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剧消费不足。同时，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也造成了劳动力实际工资在长期的下降，最终不利于劳动力再生产。 

过度金融化的负面作用 

金融化造成了脱离现实积累的货币资本积累和在此基础上的虚拟资本积累倾向。在积累过程中，货币资本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强化，使得资本能够超越时间、空间和物质形态上的局限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这又必然促成脱离现实资本和实体经济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这种过度积累不仅使资本原有的矛盾不断发展，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注意到了金融化造成的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既然个人可以通过信贷扩大消费，非金融企业正热衷于金融投资，政府也在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国际资本市场被毫无障碍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金融市场的增值方式就自然而然地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和推崇。而金融增值所追求的流动性往往要求以货币或准货币的形式持有金融资产，这一要求使得金融系统与实际生产体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在对未来预期收益的驱动下，进行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投资，超出现实资本循环之外而不断处于膨胀和收缩运动之中，甚至可能触发金融危机。特别要提及的是，金融化催生的大量衍生金融产品使得投机活动已经完全独立于生产循环过程，通过金融投机获得卖价和买价之间的差额所带来的增值部分，成为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获取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投资和投机使得投机的逻辑逐渐压倒生产的逻辑，造成实体经济的损害，而且它们带来新的不稳定性，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运动中增值的价值，资本总是力求获得增值性和流动性的统一。资本的本性驱使其不断冲破各种限制获得与其本性相适应的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货币资本的相对独立运动造成了不同于也不依赖于现实资本的货币资本的积累，特别是货币脱离了金本位约束，货币资本的积累更不受生产活动和产业资本的羁绊。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在货币形式或对货币直接索取权形式和所有权证书形式上积累，这种积累固然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和重组，但由于其自身特性和运动的相对独立性及随之而来的投机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生产的扰动因素和新的矛盾的形成和累积，为此资本主义国家曾通过金融和资本管制而加以控制。而金融和资本的管制与资本运动的趋势和目标相冲突，特别是它限制了资本的活动范围，抑制资本的活力，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解除金融和资本管制，资本逐利本性和金融机构的竞争，诱发了大量的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快速增长，这些衍生品使冒险行为更为快速便捷、成本更小，它们可以用来规避法律约束、扭曲价格发现的过程、甚至操纵会计规则。⑨同时，对利润的追逐刺激金融机构均采用杠杆经营的模式，即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远远高于自有资本的规模。在追求利润和流动性目标的驱使下，货币资本家和金融机构不断开拓次贷市场，并以“次级贷款”的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编制成一系列的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和金融技术设计，衍生出更多的虚拟金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从而导致了金融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特别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积累已不局限在国内，一些发达国家能够借助于金融资产的创造和全球范围内的行销以及对世界货币的主宰，影响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各国储蓄的转移。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把不同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市场逐渐联结起来，并且金融市场越来越自由化，这样不仅可以集中全世界的储蓄，而且为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提供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化和货币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货币资本的相对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扩大而发展，生产和消费在借贷货币资本的支持下得以超过资本主义界限而增长，且随着货币资本虚拟价值泡沫化而把它推向极端，一旦这种货币资本虚拟价值泡沫破灭，金融危机便接踵而来。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和信用的扩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超过它自身界限的有力工具，同时也成为推动消费超过它自身界限的强有力工具。资本主义生产超过应有的界限会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借贷货币资本积累支持下的消费超过其资本主义界限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造成金融危机的隐患。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积累。⑩在货币资本过度积累基础上对生产和消费的借贷货币资本的支持就难免催生金融泡沫，当这个泡沫破灭时，借贷货币资本的虚拟价值就会大幅缩水。货币资本的過度积累成为生产和消费超出其自身界限的最有力手段，也成为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 

随着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化浪潮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极大地促进了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虚拟资本的快速积累。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不仅造成财富的集中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而且极大地强化了虚拟资本对实体资本的相对独立性，造成偏离实体经济的资产泡沫化，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诱发金融和经济危机。 

虚拟资本与信用制度、未来收益的资本化过程密切相关，它是能够带来收益的以纸制复本形式表现的资本。在当代，货币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促成了银行资本以及非银行金融化资本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货币资本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虚拟资本的形式，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必然带来多种形式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虚拟资本就其实质来说，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由于虚拟资本的虚拟性、投机性和流通中代表货币资本的不确定性，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必然造成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和矛盾，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造成资本扩张和收缩的运动，在一定条件下引发危机的产生。 

这样，货币资本的积累和伴随货币资本积累而进行的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产的泡沫化。过剩的货币资本不断转向虚拟资本领域和其他易于泡沫化的资产，促使虚拟资产和易于泡沫化的资产的价格不断上升，这种上升在一定时期也会刺激相关领域实际投资的增加。然而，这些领域的资产泡沫化终究会破灭。在危机爆发之前，乐观预期、信息不对称、欺诈等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上投机因素增加，而这样一种未来预期的现金流往往根源于某一实际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或者实际生产、贸易过程的实现，尽管这种商品价格的上涨或生产、贸易过程的实现完全可以是假想的——这在投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全球化发展使虚拟资本积累的相对独立性发展到了极点，它造成了一些国家仅仅是所有权或收益权证书的积累，这种积累与其实体资本积累完全脱离开来。主导世界货币的国家由于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通过贸易和货币或货币资本的输出引起相关国家对其货币或货币形式索取权的积累，而这些国家实际积累的增加有赖于国际资源的实际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证书或收益权证书的国际发行成为其实现这种国际资源转移的手段。其结果是一方是所有权证书或收益权证书的积累，另一方则是实际的资本积累。随着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引起的相对过剩增加到一定程度进而由扩张转向收缩时，虚拟资本或生息证券所代表的货币资本价值大为减少，其持有国将因此造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时由于国内和国际上从市场上获取货币或货币资本的能力大为下降，从而造成贸易和货币、资本流动的巨大限制，引起国际间的连锁反应，使危机扩散和蔓延，并自我强化。因此，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所带来的危机也具有全球性。 

在高度金融化的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与虚拟资本的积累是交织在一起的，且是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金融化资本的积累。由于金融化极大地强化了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独立性，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容纳的金融空间极大扩展，但金融领域能够容纳的金融化资本不是无限的，因为无论是借贷货币资本还是虚拟资本代表的金融化资本，都与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联系，一旦全面突破由现实资本积累和收入能够支撑的范围，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所需的条件为金融断流所破坏，且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虚拟资本之间看不见的联系不得不按市场固有规律重建时，会通过金融危机的强制来实现。

       可见，在高度金融化的条件下，金融化资本的积累与现实积累之间的断层和矛盾更深。金融化资本的积累不等于现实资本积累，金融的繁荣不代表实体经济的繁荣，不仅如此，甚至是相反，金融化资本积累是现实积累减少或现实积累受阻的结果，金融繁荣是实体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结果，金融化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背离，这种背离由于金融化发展甚至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不可避免地催生金融泡沫，特别是易于在房地产等领域和缺乏价值基础的一些资产引起泡沫化，这种泡沫达到一定程度终将破灭，从而引发金融和经济的动荡和危机。 

避免走进金融化陷阱 

金融化陷阱反映了资本和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造成的深刻矛盾，必须加以重视。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更要警惕金融化的陷阱，这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和金融脆弱，他们抵御金融风险和金融冲击的能力有限，更是因为他们不是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主导者和控制者，他们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化过程，他们中的一些往往由于本国金融化程度低而具有发展金融化特别是参与全球金融化的强烈愿望，因而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全球金融化的参与者，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投资者和金融资产的持有者，而为他国提供现实积累所需的要素，造成了本国积累和产业的空洞化。可以说，金融化充满着诱惑，但金融化也充满着陷阱。 

避免陷入金融化陷阱，就要避免无节制的过度金融化。金融本来是沟通不同经济部门资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是实现资本集中进而促进积累的机制，完善的金融体系有利于把资本循环周转中游离出的货币资本以及货币和收入转化来的货币资本配置到高收益的领域和部门，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过度的金融化不仅不能强化金融的上述功能，而且将导致资本积累过程断层的深化，导致过度的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不仅无助于现实积累的扩大，甚至可能引起生产资本的货币化和虚拟化，从而减少了生产领域的资本，阻碍现实积累的扩大，同时过度金融化及其相伴而来的过度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和投机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并催生巨大的资产泡沫，不仅损害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且可能触发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陷入资本积累和发展的金融陷阱。因此，不能盲目无节制地推行金融化，要慎重推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证券化，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应有所节制。 

在对金融化进行适度管控的同时，要强化生产资本的积累，避免资源配置过度向金融部门和非生产领域的倾斜，鼓励资源向生产性领域的流动配置。金融体系的膨胀从本质上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它并不增加一国的实际资源和现实生产能力，相反，它需要不断转移和攫取实体经济生产的剩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金融化带来的一个潜在危险就是使资源过度流入非生产领域，过度流入具有自我膨胀能力的金融领域，非生产领域在金融的支持下获得了虚假的繁荣，这种虚假的繁荣提出了更多的金融服务需求，二者相辅相成，不仅造成产业结构的虚高度化，而且弱化了甚至阻碍了金融对生产领域生产资本积累的支持，这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实积累的扩大和生产能力的提高比起虚拟财富的积累重要得多。因此，要对金融领域的自我膨胀进行有效节制，防止其对非生产性领域的过度支持而弱化和损害生产资本的积累，应鼓励资本、人才向生产性领域流动，强化金融体系对生产资本积累的支持，以促进产业资本和實体经济的发展。 

为强化生产资本的积累，要在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转换中不断提高转换能力和转换效率，借助于资源的转换和转换能力及效率的不断提高，疏通本国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的瓶颈，避免转换过程中金融化资本形式上的过度累积。当今世界的金融化具有国际性特点，这种情况下，金融化资本的积累与其实体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完全脱离开来。主导世界货币的国家由于金融化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通过贸易和资本市场引起相关国家对其货币或货币形式索取权或所有权证书的积累，而实际积累的增加有赖于国际资源的实际转移，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化资本输出或贸易逆差成为其实现这种国际资源转移的手段。作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实际资本积累和在此基础上现实生产能力的扩大，而不是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或权利证书的积累。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或权利证书的积累对经济发展实质性意义不大，而且存在遭受损失的巨大风险。因为随着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引起的相对过剩增加到一定程度进而由扩张转向收缩时，虚拟资本或生息证券所代表的货币资本价值大为减少，其持有国将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时由于国内和国际上从市场上获取货币或货币资本的能力大为下降，从而造成贸易和货币、资本流动的巨大限制，引起国际间的连锁反应，使危机扩散和蔓延，并自我强化。因此，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或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金融化资本的输出，而使卷入这一过程的输入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强化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转换能力，提高转换的效率，把转换的国际资源不失时机地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要素投入实体经济，强化本国实体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而不是把转化的资源停留在金融化资本形式上，仅仅进行金融化资本形式的积累。 

金融化机制把各国金融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使金融化资本更具流动性和投机性，这种流动性和投机性更强的国际金融化资本带有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性，它的频繁和大规模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会导致货币风险、资本外逃风险、金融脆弱性风险、传染风险甚至主权风险?。因此，我们既不能在资源转换中过度积累金融化资本，同时应对国际金融化资本的跨境流动进行有效的管控，在不能对此进行有效管控的条件下，应有节制地开放资本市场，并进行适当的资本项目管制，以避免国际金融化资本的冲击，避免陷入国际金融化积累中的金融陷阱。 

注释 

Gerald A. Epstein， "Introduction：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Edward Elgar， 2005， 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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