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发展阶段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农业的发展阶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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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科技园区创业与创新发展的阶段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业科技园区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迅速涌现并发展起来，逐渐具备了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组装的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和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载体功能。农业科技园区出现与发展的十多年来，经过不断创业与创新。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农业科技园区在我国从探索到发展的时间并不长，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创业阶段，其创业发展历程可分为3个阶段：

1.1　第一阶段。从1993年到1997年。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处于探索阶段

199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成立10大农业科技园区，济南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率先成立，以后全省陆续成立10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探索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道路，拉开了全国各地探索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序幕。1994年，我国在北京建立了以展示以色列设施农业和节水技术为主体的示范园――中以示范农场；1995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顺义三高科技农业试验示范区；199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孙桥现代农业示范区。

该阶段主要以新技术、新成果的展示为主。进行设施农业示范。在种植方面以推广蔬菜、花卉、果树等园艺作物为主。该阶段以济南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为标志。

1.2　第二阶段，从1997年到2001年。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1997年2月，由国家科技部正式立项启动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区。1997年建立的陕西杨凌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由中央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筹办。国家科技部1998年批准立项持续高效农业示范区，在全国不同生态区域布点。国家财政部1998年批准立项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从1999年起专门设立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项目，示范区的面积一般为1万亩以上。另外。地方政府主办的地市级农业科技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建设一批高效的农业科技园。据农业部科教司2000年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地市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已达到600多个，县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达到2000多个(蒋和平，2001)。

该阶段强调示范功能、培训功能，探索新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但部分园区的政府色彩浓厚，多为“盆景”或“形象工程”，部分园区效益不显著。该阶段以国家科技部正式立项启动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区为标志。

1.3　第三阶段，从2001年起。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处于规范发展阶段

通过几年的发展，农业科技园区吸引了多渠道的向农业产业的资金投入，开发、引进、推广了一大批农业高新适用技术，通过培训提高了当地农民素质，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科技园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问题。200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肯定了农业科技园区的实践，并明确指出“要抓紧建设科学园区，并制定扶植政策”。此后科技部联合农业部等6部委制定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规划》，2001年，《农业科技园区指南》与《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按照“先行试点、总结经验、稳步推进”的原则。2001年8月和2002年4月，科技部连续启动两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试点)”。使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该阶段，园区进行规范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建设农业科技专家大院、科技特派员等创新服务体系。国家肯定了农业科技园区的实践，并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该阶段以2001年8月科技部启动首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试点)”为标志。

2　农业科技园区创业发展的环境分析

农业科技园区创业的区域创新环境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把全球创业观察(GEM)开发出的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效率、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等9个方面的创业环境条件分列入软环境和硬环境，与园区创业与创新的主体作用。

2.1　促进农业科技园区创业的硬环境

农业科技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三者缺一不可，互为支持关系。要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园区需要一个好的硬环境如区位环境、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等。硬环境又可分为不可变硬环境和可变硬环境。

2.1.1　不可变硬环境

创办农业科技园区的区位选择十分重要，将使园区具备其自然属性，因为一旦园区选址确定，将使园区创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确定，如交通距离、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及其他生态资源不可改变，或者改变时需要大量成本，如建设配套水库等。

例如，大连金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科学技术部于2002年5月批准建立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原有园区核心区――连丰农业园区建设中存在的水资源不足、土地费用过高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园区的可持续发展，为加快培育大连市农业科技园区的龙头。更好发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先导及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大连市决定将原大连金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连丰园区)与登沙河镇大连市农业现代化园区进行整合，组建新的大连金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登沙河)。新的大连金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由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中心区和9个具有专业特色的分区构成，形成“1+9”模式，不仅可以解决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因空间狭小，发展受到制约的矛盾，还为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1.2　可变硬环境

农业科技园区选址一旦确定，将进行一系列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通讯、配套的生产服务设施和机构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是可变的硬环境。可变的硬环境体现着政府对园区的支持力度和园区建设发挥创新主体的能动能力。各级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一般基础设施如水、电、路、通讯由政府投资兴建，资本运作良好的园区可以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化运作，由人驻园区的企业投资或融资建设。可变的硬环境越完善、配套越齐全，越利于园区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例如。沈阳沈北农业高新区从2006年起，沈北新区蒲河以南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市城建规划和城建计划，连续5年，市政府每年补贴1亿元，用于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高新区将“七通”(上下水、电、

暖、蒸汽、煤气、电讯)接至项目用地红线50米范围内，产业用地免征电力增容费和基础设施配套费。

2.2　促进农业科技园区创业的软环境

营造农业科技园区创业的区域创新环境，隐藏在硬环境背后的软环境对硬环境作用的发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园区创业的软环境主要表现为网络系统。即建立在区域内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和行政机构间长期合作基础上的稳定关系，这种软环境可分为3个层次：介质环境、机构环境、调控环境。

2.2.1　介质环境

介质环境包括农业科技园区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等，直接影响人们的创业精神、互信合作的精神等。这种环境与园区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关，有赖于长期的教育投入、国民素质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

(1)教育培训

教育培训是园区创业活动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创业者将潜在商业机会变为现实的基础(GEM，2002)，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十分重视教育培训活动，强调示范、培训、孵化功能，一方面引导园区产业创业成功，另一方面对广大农户进行示范、培训，引导农民使用新技术，带动千家万户农民走向国内国际大市场。与科教机构合作，引入企业管理和创业管理教育是农业科技园区下一步教育培训努力的方向，将使园区中具有更多的创业和创新精神。例如科技部很重视国家科技园区教育培训工作，将其列为园区重要的考核指标。

(2)文化和社会规范

文化与社会规范环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农业科技园区文化是园区社会群体中人们相互交流的产物。主要包括群体信守的价值观、信仰、思想、习俗和语言等方面的因素；园区社会规范是共享文化的人的相互交流，表现为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文化和社会规范不能相互独立存在，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例如，创新文化是构建整个沈阳沈北农业高新区创新体系的系统软件。由企业、研发机构、教育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多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充分交流互动共享，构成了一个良好的无缝联合、高效运行的创新网络。沈北园区蒲河新城良好的园区环境、便捷的工作条件和鲜明的形象标示与各种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和评价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新城创新体系正在形成。在科技部门的引导下，新城共有30余家企业与大专院校合作，组建企业研发中心。其中。禾丰集团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并成立了饲料加工工程技术中心，辉山乳业成立了乳制品加工工程技术中心、大陆激光成立了涡轮激光修复技术中心等。

2.2.2　机构环境

机构环境包括各种农业科技园区内创新和创业主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机构和制度。主要是指园区各种社会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以及这些机构服务的规范化、制度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指导方针中明确提出中介参与，技术依托单位参与园区建设。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也将科技中介建设列入重要的地位。

(1)研究开发转移

构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是农业科技园区重要的任务之一，园区的创业与创新成功的关键是园区研究开发转移的环境构建。通常园区与科技机构密切合作。选择几个技术依托机构，成立一个利益共同体，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园区以此构成良好的研究开发转移环境，促进农业技术开发和技术商品化。

例如，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十分重视专家大院建设，适应了农民群众盼望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先科技致富的迫切要求，园区各农业专家大院与重庆以及西南甚至国内外的农业科研机构和院校合作，聘请专家，针对重庆市农业结构调整，进行良种牛繁育、薯类脱毒、柑橘脱毒育苗等方面的技术攻关。

(2)金融支持

为了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伊始就重视园区的融资问题，发起成立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6个单位之一就有中国农业银行信贷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除了有专业商业银行的支持之外，还需要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支持，形成一种良性的造血和输血机制。园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融资也是一个很好的筹资渠道。为了促进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各种引导基金如孵化基金、种子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也是必要的。

例如，沈阳沈北农业高新区成立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优势企业、种子期科技企业等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为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提供增值服务，解决资金瓶颈：区内蒲河新城作为国家开发银行全国“三化”解决“三农”的示范区，将积极选择、推荐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其它大型产业化企业与国家开发银行对接，争取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优惠贷款。

(3)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

农业科技园区的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属于园区促进创业的机构环境的一部分，各种中介机构的建设如：法律服务机构、会计服务机构、各种咨询、评估机构等；各种服务体系的配套如：通讯设施、邮电网点、供电、供水、污水处理、供暖等机构、设施的健全。这些机构、设施是否健全，提供的服务水平如何。提供的服务能否使人园企业用得起等方面是机构环境建设重要的衡量标准。目前成立的各种科技园区绝大多数都设有科技服务区或管理服务区，为园区的软硬环境提供服务。

2.2.3　调控环境

调控环境是指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使园区多个创业和创新主体发生协同效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指导方针中也明确提出政府指导，就是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支持和引导园区健康可持续发展。

(1)政府政策

政府在促进园区创业和创新中的角色是制定政策。通过政策来影响创业者或创新主体的决策以达到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我国目前的高技术产业更多的是靠政府在推动。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一些促进创业和创新的法律法规，如《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促进科技人员创业。并对高技术创业企业在税收、科研经费等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政策优惠。

(2)政府项目

我国比较有规模的农业科技园区都是通过政府项目建设的，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如陕西杨凌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由中央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筹办，持续高效农业示范区和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区由科技部立项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由财政部批准立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项目由科技部联合农业部、水利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

(3)进入壁垒(入园项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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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教育部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农村区域发展这一专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为我国的农村发展、扶贫、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入，在科教兴农战略指导下，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关键是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农村人才的培养，因此农业技术和实用管理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加大。广西财经学院2008年经教育部批准增设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于2009年开始招生，是目前广西唯一一所开设此专业的学校。

一、广西农村人才需求情况

由于广西财经学院是一所地方财经类本科院校，从历届毕业生的就业来看，大部分集中在广西区内，少部分学生在区外就业。因此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人才培养要立足于广西区内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才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适应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坚持以农业技术人才为重点，以提高科技素质、实用技能和经营能力为核心，大力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到2015年，统筹城乡人才协调发展，深入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农村特设岗位教师计划和西部志愿者计划，推进城镇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社会工作者服务新农村建设、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下乡支农。到2015年，全区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37万人。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北部湾经济区快速发展等诸多利好政策背景下，广西农村与农业发展对懂技术、会经营、擅管理的应用型复合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二、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建设情况

广西财经学院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即培养具备农村区域发展方面的理论和知识，接受农村发展调查分析、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与评价等方面的基本训练，能在党政机关和涉农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农村发展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设计与实施、区域发展项目的管理与评价、企业和农协的组织与管理、农产品策划与营销、农业综合开发与推广等工作应用型、复合型的高级人才。开设的主干课程包括管理学、西方经济学、农村发展概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农业资源与区域发展、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社会经济调查方法与实务、涉农产业组织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农村发展规划、农业产业化与营销等。

从三年来的专业实际发展来看，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与华南农业大学联合培养农业推广硕士（农村区域发展方向），基本形成了“双体系―双平台―多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相关领域内的学术成果明显增加等等。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如专业特色仍不突出；部分学生对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缺乏认同感，基于这种心理和观念，专业学习主动性稍不足；师资队伍有待于加强，主要表现为相关研究专业师资不足，教师进修和实践机会不多；实践性教学形式大于内容，缺乏针对性；对学生多方面发展提升引导不足等方面。

三、现阶段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发展的建议

（一）引导学生对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客观认识，树立专业认同感和信心

出于调剂的因素、对专业前景的设想因素及亲朋好友、社会观念影响的因素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部分同学对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认同感不强。学校和老师要积极、客观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专业，特别是对大学一年级新生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专业介绍，尽量减少学生的负面情绪，以树立专业发展的信心和保持积极身上的学习态度。

（二）根据实际突出专业特色、广西地方特色与财经特色

迄今国内开设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高等学校有四十余所，其中较集中地属于农林类大学、综合性大学及财经类院校这几类。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办学特色。与其他高校比较起来，广西财经学院开设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之前没有开设过农业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等相关专业，所以专业基础比较薄弱，突出特色的专业建设也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探索。特色建设中应该参照两个原则，一是突出地方特色，作为唯一一所开设该专业的广西高校，无论是人才培养模式，还是培养目标和就业前景的选择都应该突出广西的地域特征；二是突出财经特色，与农林类大学不同的是，财经类院校经济管理方面的教学资源得天独厚，要紧密结合学校办学特色，集结全校优势教学资源探索专业建设的发展思路。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多层次教师团队

现有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师资大部分是来自经济系，虽然近两年引进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但从专业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的实际来看，师资相对薄弱。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特别是引进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等高水平人才，提升专业建设的高度与层次；二是加快现有教师队伍的专业优化与调整，着眼于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特点、本校特色及现有教师研究方向，安排和鼓励教师进修和参与社会实践；三是打造研究团队，团队建设要力求层次性与长效性，现有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邀请客座教授、兼职研究人员及吸纳对本专业发展有意向的年轻教师来加快团队建设速度。

（四）创新实践教学模式，以实验室和项目作为实践教学的突破口

实践教学是突出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特色的重要环节。现在实践教学体系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基础认识性实践、专业性实践、综合应用性实践和创新性实践四个模块。在现有实践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实训课教学及完善教学内容与手段，利用实验室、实训基地等教学条件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弥补校内教学资源的有限性与不足；上述四个模块的实施过程尽量与专业建设研究项目对接，使教学实践活动、研究团队、实训基地、专业特色等方面内容相衔接，研发模拟实验项目，提高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专业实习力度，建立定点实习单位，加强与企业、农业相关部门及农村信用社等多单位的沟通与合作，建立实习合作工作机制，力求实习环节的制度性和延续性。

（五）完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多元化发展

应用型复合人才的培养，在关注和充分考虑学生兴趣的前提下，为学生发展提供更有效的参考和引导。首先确立合理课程体系，科学安排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等课程比例，在夯实专业基础的同时，注重学生知识体系的完善和专业兴趣的培养；提倡学生以课程论文、调查报告为依托，学习学术论文写作方法及积累科研成果，加强指导教师与学生在研究领域的互动，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并结合就业前景与要求准备相关考试及培养社会交往能力；鼓励学生提高学历层次，开设研究生考试相关辅导，介绍国内学科前沿的高校，提高学生考研积极性，形成良好学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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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3-0108-02

1新形势对农业广播电视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1.1教育体制需要作出进一步调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传统教育观念正在经受市场冲击，在短期内，将冲击旧观念、旧体制、不规范的办学行为和落后的教育管理模式，办学体制将进一步面向市场，办学主题更加多元化，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将进一步发展。因此，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必须及时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根本，进一步深化办学管理体制改革，增强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2 当前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要求农村职业教育调整办学方向： 目前，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将更加提高，农村从业流动人口将会更多。这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拓展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和境外劳务输出渠道。这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必须调整其办学方向和结构。包括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区域布局结构、课程结构，加强对市场劳动力就业状况的调查，积极为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以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

2农广校面对新需求应改革创新

2.1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农广校办学要着眼于提高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将学校定位到公益性、基础性事业上来，运用远程教育手段，大力发展农业远程教育，满足农民终身受教育的需求；将工作切入到党和政府关心的问题上，切入到农民致富奔小康上。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实施、农业增收和农民增效的实现，都要求加快农民的知识化进程，尽快提高农民素质。针对我国农民教育规模大、基础差的实际，积极采用现代传媒手段，大力开展农村远程教育，这是实现农民科技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比较可行的路子，也是时展的要求。农业广播电视教育遇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要抓住机遇，创造条件，积极构建远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服务，这是农广校积极承担和努力做好的首要任务。

2.2强化教学改革，突出特色教学： 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教育视为一种服务业。所以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也尽力提高服务的质量和品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教育，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突出特色教育必须做好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教育内容切入到当地经济发展的热点中去，为人热点开展教学，要研究热点、讲解难、突出实用。如我校围绕定西实际，对农民进行马铃薯良种、病虫害防治、丰产栽培技术培训。当前的重点就是抓住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热点开展教育，打破行业界限，扬长避短，发挥农广校优势，为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二是要把教育内容落实到农民致富的热点中去。目前，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农民致富。农广校作为开展农业科技教育、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的主要阵地，就应该脱胎换骨，彻底改革，找准定位，两眼向下，做到“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相结合，迈开步子到生产第一线去办学，引导农民致富，解决其致富路上的技术问题。积极开展农业新知识、新技术培训，开发农村人力和劳动力资源。专业设置上以农业发展对所需人才的素质、知识结构的要求为依据，以实用、够用，为技能学习服务为原则，结合当地实际，大胆开设就业门路广、吸引力强、效益好的专业。

三是增强教育方式的灵活性和教学效果的实用性。农广校应坚持以能力为本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应用型、技能型、创业型人才为关键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革新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改革课程体系，尤其要拓宽专业口径，增强专业设置的灵活性，经济发展市场所需的学科专业，着力培养具有战略思维，基础实、知识宽、素质强的新型农民。农民学员学习，不仅要弥补文化课的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掌握先进实用技术，做到学以致用，学以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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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及各指标标准值

农业机械化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来进行综合判断。本文借鉴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方法》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以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作为辅助指标。考虑到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更全面准确地判断研究对象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将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些环境条件作为参考指标,如产业结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规模水平、保障能力、效益水平。根据《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方法》的研究成果、国际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和我国发达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实践,以及我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时农业机械化应达到的水平。

3发展阶段评判模型

就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过程而言,可谓灰色系统的运动过程,对其过程的进展程度很难用常规的方法进行判断,而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模糊数学的办法有着其特有的长处[4]。从指标体系的建立中,可以知道,对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的评判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本文按照模糊数学的基本原理建立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在定量划分农业机械化发展阶段时,主要用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来进行判断。同时考虑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些环境条件作为参考指标[5]。由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过程及阶段划分可知,对农业机械化发展阶段的评语有3个,即评语论域:V={农业机械化初级阶段,农业机械化中级阶段,农业机械化高级阶段}

3.1确定决断集合

根据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阶段,确定决断集合为V=(v1,v2,v3)式中v1,v2,v3分别为农业机械化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3.2确定评判因素和评判因素权重

根据评判农业机械化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将耕整地机械化程度、播栽机械化程度、收获机械化程度和农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4项指标作为阶段划分的主要评判因素,构造评判因素集合U=(u1,u2,u3,u4)经过专家对各因素重要程度,凭理论和实践经验,按照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分,重要性大的相对于重要性小的分数要高,最后汇总,每一因素所得分数的总和占同一层次所得分数总和的比重即作为该因素的权重,因此得到因素权重集。第一层次因素权重:A=(0.70,0.30)第二层次因素权重:A1=(0.4,0.3,0.3)

3.3构造各评判因素的隶属函数

由各因素在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分析,选择相应的函数形式后,借鉴国内外比较划分标准,利用直线阶段函数给出。

3.4计算频率矩阵

为较全面地反映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阶段性,尽量消除短期外部因素的影响,可以若干年为一时段,计算出指标的隶属度,并统计各指标隶属于各阶段的频率,得到频率矩阵R。

3.5求综合评判矩阵

综合评判矩阵为B=A*R=(v1,v2,v3)根据评判农业机械化各发展阶段的隶属度范围和总大隶属原则,可以确定在某一时间段某一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所处的阶段。

4我国及各省区农业机械化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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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现代化理论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农业现代化发展4个阶段的划分，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与农业现代化的实际发展过程，本研究将农业现代化理论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1个目标层，4个子系统层，22个一级指标。目标层用来反映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4个子系统层包括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和观光农业理论指标。具体的分级指标如下。

2.1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设置

其包括：（1）农业生产集约化指标。用来反映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节约程度。既节省劳动力，又能提高机械设备利用率。（2）农业生产规模化指标。用来反映农业生产的集合程度，有利于将种植相同农产品的农户结合，形成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机设备的农业生产效率。（3）人力资源配置指标。用来反映劳动力的合理分配效率，将节省的劳动力从事不同行业，可以是学习农业知识，或者从事农业生产管理等。（4）农机销售建设指标。直接反映机械设备的购买使用情况，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便捷。（5）农机维修指标。反映农机维修技术服务范围的扩大，即引进农机技术人员，提高农机的使用寿命。（6）机油系统指标。反映提供给农村的便捷程度，为农机使用者解决了“巧媳妇无米之炊”的困境，使城乡建立燃油共享平台。（7）农机操作人员培训指标。反映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推广程度，提高了农民的农机操作技能，也扩大了农业技术学校的普及率，有利于增强农村的教育机构建设，提高农民的知识素养。

2.2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设置

其包括：（1）农产品加工指标。用来反映农产品加工的种类及数量。农产品加工品种多样性越高，其农业生产的可塑性越强，更有利于扩大原始农业生产的附加值，而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更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线，降低生产成本，增加销售利润，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也容易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农产品技术人员等级指标。用来反映农产品生产的技术水平。从事不同农业生产环节需要不同的生产技能，农产品生产技术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越高，农产品的加工速率越快，劳动力相对减少，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企业扩大加工规模。（3）农产品加工科研成果指标。主要指研发新的农产品品种、新的生产加工技术或者生产线。新产品既有利于开发新的销售市场，吸引新的客户群；研发新的生产加工技术与生产线可增加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品质与产量，增加工业化农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比值。（4）农产品营销模式指标。用来反映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及销售范围，农产品营销模式可以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具体衡量指标[4]。采取农产品低价进入市场或者加大农产品宣传力度等策略拓宽销售渠道，根据不同类型的农产品采取分类营销策略，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进入市场速度，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在行业的影响力，提升品牌价值。

2.3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设置

其包括：（1）农业物流选址方式指标。用来反映农业物流的服务水平与覆盖范围，农业物流应建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附近，增加农产品产业链的聚合力，扩大农村企业的建设范围，转变农民的生产理念。加快农村生产由第1产业向2，3产业的扩展速度[5]。（2）农业运输管理指标。用来反映农业管理水平。农业物流企业建在农村，除了需要搬运与运输人员外，还需要配备管理人员，既促进了城市管理人员到农村服务，也有利于促进农民学习管理知识，逐步掌握管理技能，通过学习与实践形成自己的管理方式。（3）农业交易市场指标。用来反映农业的生产量与交易量。农业物流的创建需要为其提供运输产品，而农业交易市场的建立满足了农业物流的需求，在农村形成的农贸市场，集中农村农产品的同时也积聚了农村的智慧。（4）农超对接农产品订单生产指标。直接反映农产品在超市中的需求量，间接反映农产品的储备量。订单生产降低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风险，农民进行有目的农业生产。根据市场波动规律储备相应的农产品，调节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平抑农产品市场价格，降低农民的种植风险。（5）农超对接农产品检验标准指标。用来反映农产品的质量标准。订单生产的农产品运送到指定超市，直接生产或经过加工的农产品通过检验方可进入超市，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减轻了质检部门的工作力度。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增强超市的信誉度，有利于超市更好的发展。（6）农业信息对称理论指标。可以用农业物联网覆盖范围或者农产品溯源系统来反映。农业物联网覆盖范围，用来反映农业信息普及的范围，物联网覆盖面积的扩大，在为农民提供种植与生产信息的同时，也将农村的农业种植与生产情况及时传递出来[6]。资源共享、信息对称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农产品溯源系统用来反映农产品食品安全系数，提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全程信息，每个最终消费农产品都有相应的追踪系统源，既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透明度，又保证了农产品质量，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的绿色食品。

2.4观光农业理论指标设置

其包括：（1）公共交通设施指标。用来反映农村与城市的交流速度，公共交通设施覆盖范围面积的扩大，增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2）农产品超市覆盖指标。用来反映特色农产品的推广程度，农产品超市扩建速度的加快，以及公共交通设施的覆盖范围的增加，加快了特色农产品的推广速度，增强了特色农产品的影响范围，提高农村特色种植的知名度，鼓励农村从事更多新产品种植，加快特色农业发展。（3）餐饮业服务等级指标。用来反映观光游客对农村生活习惯的适应性，根据观光农业的地域优势，提供不同风格的餐饮酒店，不仅提供本地的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当地的餐饮市场，既有利于观光农业的发展，也加快了城乡融合。（4）娱乐场所建设指标。用来反映观光游客对农村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娱乐场所的增加，延长了观光游客在农村的置留时间，丰富游客休闲方式的同时，也增进城乡文化的交融。（5）住宿环境种类分级指标。用来反映农村提供给观光游客的服务水平，作为餐饮与娱乐的配套设施，住宿设施也应该提供不同的服务档次，满足观光客户的不同需求，吸纳更多的观光游客，增加农村的第3产业收入[7]。

3农业现代化理论指标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用分析

3.1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体系主要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萌芽阶段的形成

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包括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业生产规模化、人力资源配置、农机销售建设、农机维修、机油系统和农机操作人员培训7个一级理论指标，它们之间有其内在的关联。农业机械化形成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农业机械化产生的辐射效果就是增加了农业机械的销售量，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增加了机械维修与机油设施的刚性需求，同时需要有大量的农机操作人员配套，农机培训机构也随之产生，形成了一个围绕农业机械建立的小型供、产、销、修、训的区域市场，促进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机械的作用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当农产品生产达到市场饱和时，机械化并不能真正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但是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初期的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萌芽阶段。

3.2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形成

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包括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技术人员等级、农产品加工科研成果和农产品营销模式4个指标。农产品加工种类的增加，提高了农产品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农产品加工科研成果有利于新产品研发、创新农产品的营销模式，既可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又可延长农业产业链[8]。此时的农业现代化已经由机械化生产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产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企业之间必须共同合作，才能互利共赢。所以，农业工业化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3.3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包括农业物流理论指标、农超对接理论指标和农业信息对称理论指标3个平行指标。农业物流的出现使农民的生产理念由单纯的农业种植转向农业生产、运输管理。农贸交易市场不仅集中了农村的交易农产品，同时也聚集了农村的智慧。农业物流为农超对接提供了便捷，提高了对接效率，农超对接促进了农业专业化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生产检验标准的提高，要求农业生产更为严格精细，保证农产品质量。农产品溯源系统为农超对接检验标准提供全程追踪，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全程可视。农业物联网覆盖范围的扩大，扩大了农业及城市之间的信息流通速度，农业生产与农业市场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使得农业物流与农超对接更为及时准确[9]。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的3个平行指标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全面打造农业信息化生产，所以，农业智能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3.4观光农业理论指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和谐发展阶段

观光农业理论指标包括公共交通设施指标、农产品超市覆盖指标、餐饮业服务等级指标、娱乐场所建设指标和住宿环境种类分级指标。交通设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公共交通打开了农村高速发展的闸门，将农村纯天然农产品、原生态生活习俗不断推向城市，城乡交流速度的加快，带动着农村餐饮业、娱乐与服务业快速跟进，以满足观光游客的城市生活需求，城乡文化、城乡习俗、城乡经济之间的交集范围逐步扩大，逐步形成城中有村，村中有城。所以，观光农业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和谐阶段。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农业现代化理论指标体系分为农业机械化理论指标、农业工业化理论指标、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和观光农业4个子系统。其中，农业智能化理论指标包括农业物流理论指标、农超对接理论指标和农业信息对称理论指标。根据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构建的农业现代化分级指标体系，可体现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分析得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初级阶段；农业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农业智能化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阶段；观光农业的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了和谐阶段。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为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起到基础作用。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并行推进，使现阶段的农业现代化正在处于工业化与智能化农业阶段，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应该尽量缩减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工业化占现代农业的比例，增加智能化农业与观光农业在现代农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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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27-02

高校既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又是科技人才展示才能的平台，它肩负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多项使命。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的职后培养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一定成果，但针对高校青年教师成长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其培养机制的较少。本文以河北农业大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深入分析不同成长阶段青年教师的需求特征及差异，并依此构建需求导向的高校青年教师培养机制。

一、高校青年教师的界定

青年教师指的是从入职后到具备一定工作经历，教育教学相对比较成熟，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发挥比较稳定作用的教工群体，它既是一个年龄范畴的概念，也是一个岗位范畴的概念。普遍认为，青年教师在岗位范畴上主要包括专任教师、行政人员和教辅人员。［1］就年龄范畴来看，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就青年教师的年龄范围给出权威的认定。但结合教师职业的工作特征和高校目前实践，青年教师的年龄范围限定在入职后到35岁是比较合适。［2、3］其中，河北农业大学公布的关于青年教师的各项政策文件中，通常也将35岁以下界定为青年教师的年龄范围。［4］

二、高校青年教师成长阶段及需求

为搜集相关数据和信息，研究小组设计了“河北农业大学青年教师培养政策实施效果调查”和“河北农业大学青年教师需求调查”两份调查问卷，对河北农业大学相关管理者、教师进行分类调查。本次调查共向河北农业大学17个学院发放问卷560余份，回收问卷375份。被调查者中25岁及以下教师5人占1.3%，26—30岁教师172人占45.9%，31-35岁教师195人占52%；其余3人未选择年龄占0.8%；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的青年教师118人占31.5%，最高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青年教师213人占56.8%，最高学历为博士研究生的青年教师40人占10.7%，最高学历为其它的的青年教师0人，其余4人占1.1%，未选择最高学历；具有初级职称的青年教师116人占30.9%占，具有中级职称的青年教师226人占60.3%，具有副高级职称的青年教师27人占7.2%，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青年教师1人占0.3%，其余5人未选择职称级别占13.3%。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将青年教师群体划分为三个成长阶段，分别为：入职适应阶段、蓄势发展阶段和最佳创造阶段。入职适应阶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师参加工作的第1和第2年，在该阶段，青年教师的普遍特征为努力转变角色适应岗位、注重培养自己的教学能力以及初步发展自己的科研能力；蓄势发展阶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师参加工作的第3-7年，在该阶段，青年教师的普遍特征为变简单适应发展到主动寻求发展、熟练驾驭教学、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以及基本具备承担科研项目的能力；最佳创造阶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师参加工作的8年以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青年教师已经具备相当的工作经历，教育教学相对比较成熟，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发挥稳定的作用。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的统计，研究小组发现，在上述三个不同阶段中青年教师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特点。其中，选择问卷中的9个项目进行比对分析，发现青年教师职业发展需求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两方面：

表1中受访者中工作年限在2年以内的青年教师34人（占全部受调查者的9.1%），工作年限在3-7年的青年教师266人（占全部受调查者的70.9%），工作年限在8年以上的青年教师71人（占全部受调查者的18.9%），其余4人未选择工作年限（占全部受调查者的1.1%）。

（一）共性方面

无论是入职适应阶段、蓄势发展阶段还是最佳创造阶段的青年教师，多数认为高一级的学历进修“很重要”或者“比较重要”；也认为自己最需要在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进一步提高。

（二）个性方面

入职阶段的青年教师对于高一级的学历进修的需求更为迫切；入职阶段的青年教师对于在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进一步提高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同时，认为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充电学习的入职阶段的教师比率更高。不同于另外两个阶段的青年教师，更多入职阶段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需要在教育教学的技能和技巧方面进一步提高。蓄势发展阶段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除高一级的学历进修、在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进一步提高外。蓄势发展阶段的青年教师对于学校提供的学习进修机会、发展与上升平台、学校对教师的关怀程度都更为关注。最佳创造阶段的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主要集中在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提高、高一级的学历进修和学习进修机会方面。

三、基于成长阶段需求的高校教师培养机制探析

（一）适应青年教师发展阶段的共性需求，构建符合其发展规律和需求特征的培养机制。关注青年教师群体整体在学历进修和更新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的需求，设置相关扶持鼓励政策、提供进修机会。

（二）适应青年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主体个性需求，构建符合其发展特点和需求特征的培养机制。如对于入职适应阶段的青年教师除提供学历进修和更新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的机会外，还应适当为该阶段的青年教师“减负”，并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多教育教学的技能技巧方面的培训。对于蓄势发展阶段和最佳创造阶段的青年教师，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更多进修机会、发展与上升平台等。

综上所述，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应关注其职业发展需求，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体，构建符合其发展特点和需求特征的培养机制，并力求该培养机制具有阶段适应性、动态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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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河南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处于主体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中部地区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数量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河南省正在实现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历史性转变，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27232.04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5位、中西部地区首位。

在中原经济区背景下，研究“十二五”时期及更长一个阶段河南省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趋势，对于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综合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增长动力等经济发展阶段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南省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以此作为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政策依据。

一、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目前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依据，主要参考世界银行关于成员国及一定经济规模以上国家的分组标准。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但以上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96―394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946―121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19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十一五”期间，河南省人均GDP（按当年汇率换算）突破3000美元并迅速增长，而人均GNI2010年大约为2598美元――仍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落后于全国的3296美元。按照河南省“十二五”期间主要发展目标预测，河南省人均GDP年增速将达到9%以上。照此计算，到2015年，河南省人均GDP和GNI将分别达到5330美元和3997美元，对比世界银行关于各国收入分组的标准，将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并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但要达到高收入经济水平，需要较长时间。

二、工业化进程――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对工业化进程的分析和判断，可以从很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在分析工业化进程时使用最普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水平评价体系。1986年，钱纳里借助多国模型，提出了标准产业结构理论，所采取的数据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9个准工业化国家（地区）1960―1980年间的历史资料。即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河南省“十一五”时期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阶段转变阶段，2011年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达到3835美元，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同时，根据库兹涅茨依据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理论，河南省2011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2.9∶58.3∶28.8，符合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特征，即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小于20%，第二产业比重大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又由于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第一产业比重在今后一个时期将很难降到10%以下，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短期内第二产业仍是主导产业（见表1），因此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甚至后工业化阶段将比沿海地区晚。

三、城市化进程――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不同的城市化进程，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发展战略。根据城市化率，可以将一个地区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发展阶段（城市化率＜30％）、加速发展阶段（30％＜城市化率＜70％）、稳定发展阶段（70％＜城市化率＜90％）。河南省2010年城市化率39.5％，低于全国（49.68％）10.1个百分点，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河南省城镇化率要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将长期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加快，由此产生的土地问题、拆迁问题将凸显。因此河南省应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支持和推动“三化”协调发展。

四、增长动力――投资拉动仍是主体

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拉动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属于较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6年的5904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6585亿元（见图1），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居于前五名，增幅也居全国前列。

五、社会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阶段

按照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阶段是以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是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的阶段，也是差距逐渐扩大、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阶段，一方面仍要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需要着手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矛盾，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第三阶段是以社会发展为主的阶段，社会事业得到极大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发展的成果为全民共享。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河南省，将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并重阶段，发展思路、政策重点及管理方式都需要发生重大转变，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需更加重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六、结论和建议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速度将不断加快，而中原经济区战略的助推，为河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河南省仍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之中，仍处于中原崛起蓄势积累的过程之中，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弱、人均水平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大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尤其是目前受刺激政策退出、宏观趋紧、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影响，需求动力减弱、企业效益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问题表现愈加突出，保持河南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对此，需要按照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围绕构建中原经济区战略支撑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体制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扩大对外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参考文献：

①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概念及世界银行国别收入分组标准［EB/OL］．（2009－09－11）．stats.省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

（2011－03－17）．中国政府网

③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2011－04－29）．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④祝尔娟．“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发展阶段与趋势特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l0（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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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篇（9）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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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识码： A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和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还有一些地方的农村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不通高压电，还有一些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喝不上干净水。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全面小康之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2]。

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特别是十七大以后，中央多次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由此可见，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开发整理恰逢其时，在这个新时期，土地开发整理也有了新的定位和内涵。它能有效促进新农村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节约资源，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有效途径[5]。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步骤

根据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新农村的建设应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即贫困农村温饱农村富裕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型、和谐型、知识型、自主创新型多位一体）。

首先由贫困农村向温饱农村的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多，大部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存在着很多国家级贫困县，这些地区大多环境条件恶劣，生产力落后，农民生活艰苦，靠天吃饭。因此需要分批分阶段的建设，先发展成为基本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温饱农村。

第二个阶段由温饱农村向富裕农村的发展阶段。对于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村来说，怎样发展农村经济和事业使农民生活更富裕就是它们现阶段发展的最大目标。这个阶段的发展也同样应该以国家的政策扶持为主，继续完善当地农业基础设施。

第三个阶段由富裕农村向小康农村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主要依靠当地自己的力量，国家扶持为辅。已经富裕了的农民要根据当地的区域特点、发展特色农业、精细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推动土地的产业化经营，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经济，壮大农村实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强化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农业科技、农业信息、农业机械、农产品质量安全、动物防疫、有害生物防控等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企业促农业，以企业养农业，使富裕型农村向小康型农村转型。

第四个阶段由小康农村向生态型、和谐型、知识型、自主创新型多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最高阶段。

3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土地开发整理的重要作用

建设新农村的重点目标是搞好农村的土地开发整理，土地开发整理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同时，对农业结构开展适当的调整、对农民的科学培训将有效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

3.1土地开发整理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增加耕地，其实质上就是要求新增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应当是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保护并重。另一方面，在土地开发整理中，乡镇政府在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时约定，只要是农民能干的工程要由农民自己来干，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并从中获得直接收益。

3.2 农业结构调整将有效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

实施农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调整农业结构要在稳固农民基础收入的前提下，在对区域特点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区域特点和资源优势进行科学布局和结构优化，从自身特点明确区域定位，按市场经济规律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探索出能够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产业，使地区的资源实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3.3 农村知识的普及与推广应用将会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急需一大批掌握劳动技能和新型农业技术的人才，农民可以通过自学、参加科学知识培训班或者通过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成为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的农业好手，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型农民”。因此，我们要协同努力，培养、造就更多的“知识型农民”，为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4结论与建议

因为土地开发整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基础，以土地开发整理为基础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实现农业增产增收的同时，也要加强土地开发整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对土地开发整理事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1土地开发整理的产业化

产业化土地开发整理既是我国土地开发整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土地开发整理得以规范运作的重要基础。通过产业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不仅可以增加土地开发整理运作的灵活性，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可以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社会公众对土地开发整理的参与会进一步促进土地开发整理立项、规划、施工和后期运行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4.2土地开发整理的法制化

土地开发整理仍处于探索阶段，要走向正轨必须以法制化为基础。加强土开发整理立法，健全相关政策法规既是土地开发整理事业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开发整理项目得以规范运作的必要保障。

4.3土地开发整理的规范化

土地开发整理的快速发展标志着我国对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势在必行，分析近几年的进展情况，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因此，必须要大力加强土地开发整理的规范化管理，规范化是土地开发整理事业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搞好土地开发整理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立足保障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开展基本农田整理，认真落实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积极实施重大工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争取到2020年，在十五年内把我国农村分期分批分阶段的建设成为生态型、和谐型、知识型、自主创新型多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 韩俊．建设新农村的两个重大课题[J]．新经济导刊，2005（23）

[2] 高向军，土地整理―重点保护基本农田[N]．中国国土资源报，2005-11-3(1)

[3] 高向军．土地整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3．44~50．

[4] 徐俊如．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海峡两岸现代化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5] 世纪的呼唤：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农业部科技委委员论文汇编[C]．北京．农业部科技委办公室编印，1997

[6] 蒋一军，罗明．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整理[J].农业工程学报，2001，17（4）

[7] 陈良．我国土地整理的分区指导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J]．农村经济．2003（6）

[8] 臧玲，纪昌品．农村土地整理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研究[J]．国土经济．2003（3）

[9] 新华社：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N]．经济日报，2006-02-10（5）

篇（11）

日本的水稻生产技术的改良进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品种技术改良和肥料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黄金阶段。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机械化技术大幅进步。农业机械化技术应用的前提是水田整备技术的发展。这个阶段的省力型农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为农业劳动力的释放和转移创造了条件。第三，上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了大米过剩、其他农产品原料进口增加的情况，刺激了大米及其他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发展。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市场需求决定生产供给。这个粗略的阶段划分同时勾画出了日本农业工程技术发展的基本轮廓。

中国农业工程的发展道路也基本遵循这个规律。我国当今基本上处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向第二个发展阶段转型时期，即以良种和化肥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发展阶段，向以土地整理技术和农业机械化技术为特征的省力型农业技术发展阶段转变。

在走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省力型水稻生产技术成为基本指向，日本的水稻生产不仅走向了机械化，也走向了单一水稻生产经营，相应地，水旱轮作技术衰退了。根据日本专家提供的数字，日本农户经营耕地规模，2005年是1960年1.2倍，北海道地区是4.6倍；而同期其他农业经营规模增长的情况是：奶牛养殖是29.9倍，肉牛养殖是25.6倍，肉禽养殖是456.3倍，蛋禽养殖是1242.6倍。

水稻生产经营规模难以扩大，真正成为了日本的一个跨世纪难题。日本过剩的大米商品生产是由户均1公顷～1.5公顷的小农场提供的。在1963年前后，户均1.5公顷以上的水稻农场还能够提供家庭基本支出；到了1983年，户均6公顷～7公顷的水稻农场，单靠农业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家庭基本支出需要。

在日本，规模化经营并不是没有。尽管上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了本国生产大米过剩时代，大米价格需要依赖政府补贴维持，但大米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日本坚持稳定大米生产和消费的战略。畜产品由于规模经营快速发展，也维持了自给地位。其他农产品则是依靠大型跨国农业企业垄断经营。从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看，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把原料进口到日本，在日本本土完成大量的加工增值环节。比如，2006年，日本本土生产的农产品产值是12.1兆日元，从海外输入的农产品产值是3.2兆日元，而农产品加工品产值则是80.3兆日元。由于日本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保护，农产品进口技术壁垒，日本跨国农业企业开始发展所在国当地的生产和销售，甚至也在拓展第三国销售。然而发展跨国农业企业，以服务日本食品安全战略的大格局并没有变化。尽管日本有如此成熟的农产品生产规模化模式，稻米的生产好像却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水稻生产的小农经营困局?笔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日本水稻生产现代化陷入僵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耕地价格管理不当。

这个观点可以从日美耕地价格的比较中得到印证。2000年，日本农用地价格是美国的113倍。正如农业经济学家黄金峰在2004年所言，由于农用地价格过高，通过传统的收购和租赁土地形式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农产品成本的办法很难奏效，有必要通过股份合作制将邻近的耕地集中起来，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高成本问题。换句话说，日本农民要扩大经营规模，与美国农民相比要付出百倍的努力。这是日本高增长时期地价管理的一个严重后果。另一方面，由于日本耕地价格过高，进一步提高了土地权力所有人对土地资产升值的预期，致使日本都市化地区插花分布着小块农田，严重影响城市化地区土地合理利用。

打破困局的希望

对于这个判断，笔者多次向国内同行求教，基本得到了认同。2009年3月3日下午，笔者有幸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报告会，聆听了日本农林水产省前次长小林芳雄先生“日本农业的发展过程与课题”的精彩演讲，并抓住仅有的三个提问机会，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向日本专家求证，发现日本同行与笔者的看法很接近。

对于日本水稻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问题。小林芳雄先生提供了以下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