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与经济学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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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114-02

1 理论基础

根据财政学理论来讲，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应形成相依相存的长期稳定关系。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比较深刻地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税收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而瓦格纳在《财政学》中也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社会政策的财政理论。他认为财政政策原则即是税收能灵活地保证国家经费开支需要的原则。该项原则包含两层含义，即收入充分原则和收入弹性原则。

对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还提出拉弗曲线理论。严格的说，拉弗曲线是用来指出一个命题的，即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税收决定于经济，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拉弗曲线大体描述了税收与经济之间的这种辨证关系。当税率为零和100%时，都不会有赋税收入，从原点至拐点C处，随着税率提高将增加税收额，C点是税收和经济增长最大处；从C点到B点间，随着税率提高，税收额将逐步减少直至重新为零。

图1 拉弗曲线图

拉弗曲线表明，当税负增长率一定时，税负增长初期，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即GDP迅速增长，GDP增长率大于税负增长率，图1中表示为D点至E点；当税负增长超过某一点后，尽管其增长率不变，但GDP的增长率迅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图1中表示为EA线段和AB线段。拉弗曲线的这种形态变化，在曲线上表现为DE段平缓，即税负有一定增长，但GDP以更快的速率增长；EA段陡峭，即税负有一定增长，而GDP增长率很小，也就是说GDP增长率小于税负增长。大于A点时，出现过高的税负，长期看会对消费、储蓄和投资产生负面效应，从而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ABC区域被称之为“”。在以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看来,要维持税收行为的有效，政府只能在OAC区域征税。可见，只有合理的财政收入水平才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 四川省财政收入现状的实证分析

2.1 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现状

注：LGR：地方财政收入，GDP：国内生产总值

由上表可看出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四川省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但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1997年重庆直辖为界，1986到1997年，1997到2000年两段均呈下降趋势，而从2001年起该比例较为稳定。

2.2 财政平均收入率、财政收入弹性及财政边际收入率现状

从1997年重庆直辖以后，财政边际收入率多数高于财政的平均收入率，表明财政收入有提高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收入弹性跌至最低-0.14，重庆刚直辖前后即1996、1997两年的财政收入弹性都小于-1。财政收入弹性在1998年之后大部分年份都大于1，这也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且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

3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3.1 对变量进行定义并建立模型

3.1.1 变量的定义

解释变量的确定：从经济理论和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可以用GDP来表示，文以GDP作为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本文以财政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解释四川省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1.2 建立模型

设定财政收入与GDP相关关系模型。

T=α+βG+μ（1）

其中：T为各年的财政收入，G为各年的GDP，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μ为随机变量。

为获得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设立模型（2）。

LnT=η+δLnG+ε（2）

3.2 模型的检验与处理

（1）对模型（1）的检验。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上述模型，可知方程的拟合度高，R^2=0.966495,纠偏后R^2=0.964633，F=519.2310总体显著性较好，G的t值为22.78664＞1.73，通过检验。在а=0.05下查DW检验临界值表，得dl=1.20，du=1.41，1.537775∈（du，4- du），因此可认为其不含自相关。

（2）对模型（2）的检验。

对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再对变量进行一次回归，可得方程的拟合度高，R^2=0.956296,纠偏R^2=0.953868，LnG的t值为19.84595＞1.73，通过检验。但在а=0.05下查DW检验临界值表，得dl=1.20，du=1.41，DW值=1.133874∈（0，dl），因此可认为εt存在一阶正相关。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得DW值=2.060926，在95%的置信度下∈（du，4-du），因此可认为不再具有自相关。

3.3 得出回归方程

方程（1）为：

T=8.246207+0.058918G（1）

方程中β=0.058918 表明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财政收入可增长589.18万元。

方程（2）为：

LnT=-1.072110+0.787717LnG(2)

由方程（2）可知，四川省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为0.787717，这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0．7~0．8基本接近③。这表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仅增长不到0．8个百分点，这一比值显得过低，这不符合瓦格纳所提出的财政理论，四川省的财政收入并未保持充分的收入弹性。

3.4 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关系

四川省1987年到2005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过Eviews软件得出两者的散点图,可知直到2005年四川省财政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还没形成明确地相依增长的关系。这不符合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因此四川省应加大对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的协调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协调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税收征管

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和加强税收监管力度。尽管拉弗曲线存在着不足，但它的确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为我们带来新的思想。适度的财政收入规模才能够有效地保证财政职能的发挥，与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从四川省实际需要出发，使税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促进经济的增长。四川省应继续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源监控，打击偷、逃、抗、骗税行为，从而减少税收流失，增加税收收入。但是，在加大税收征管，获取必要的税收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尽量避免劳动者因税收而选择休闲或生产者因税收选择从事地下经济或放弃投资，防止进入拉弗曲线的“”。

4.2 提高企业效益

四川省应加快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减少对民营经济发展制约，优化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促进外贸出口。同时，改善企业所有制结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改善四川省的企业运作效率，使其利润水平、经济效益稳步提高。这样，按照现行税制,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有一定的税收累进效应。四川省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就为其财政收入提供了良好基础和保障。

4.3 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经济增长对财政收也有促进或抑制作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GDP的增长率，也就提高了财政收入。国民经济各产业在收入水平、适用税种和税率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提供税收的能力并不一样。按照我国现行税制以及产业特点，第二、第三产业比第一产业的宏观税负要高。例如四川省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并且其环境美丽，气候宜人，有大量的休闲景区和文物古迹，是旅游的圣地，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其旅游业的发展。四川省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本省的经济，从而促进财政收入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闫茂斌.析财政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5,(34).

［2］曲振涛, 周正. 我国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04,(8).

［3］钟友明.财政收入与GDP的相关性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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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由于经济实施体的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政府采购从而成为各学者交流的热点，其经济效益也值得深究。本文以微观经济学为背景，分析政府采购在社会福利、委托以及博弈论方面的经济影响，并提出政府采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采购中的委托问题

在政府采购中，主要涉及的关系人有: 纳税人、缴费人、各级政府、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供应商等。“采购过程中一般会形成‘纳税人———政府———财政部门———专门政府采购机构———采购官员’这样一条四级委托链。”［2］初始的纳税人由于没有管理权力和决策权力，因此不能通过签订合同作出决策以谋求利润，但是，他们希望享受由于政府采购而带来的福利改善。采购官员作为该委托链的最终方，具有采购决策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自然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谋求利益最大化，因而与人( 纳税人) 产生利益冲突，发生委托问题。

该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于: 所买非所需，意愿未

实现。纳税人希望政府部门采购适当商品，而不是奢侈品。例如，为干部配车的主要初衷在于方便为其代步，使得其办事效率提高，更好地为民办事。

部分干部却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满足其自身对奢侈品的追求。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信息不对称难以避免。政府采购官员具

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同时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使得“他们作为采购方案的提出者，一般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私人信息”［3］。然而，委托人( 纳税人) 如果希望通过自身能力获得市场信息，所需花费的成本远远高于人( 政府官员) ，并且，大多数委托人并不具备了解市场动态的专业知识。如果人与供应商发生贿赂关系，那么对于委托人来说，他们很难发现，即使部分具有专业知识且高度关注社会的委托人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也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因此，可以说委托人基本上将政府采购放权于人，让人全权制定决策、签署契约，使得人偏离委托人意愿进行采购成为了可能。

第二，委托的契约关系不完备。委托

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人与人在实施政府采购过程中可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双方的行为”［4］，由于政府采购中采用的是长期契约，并且没有证明文件作为委托人的担保，同时，职能机构的官员不能像企业一样程序化、规范化，也无法完全实现责任制。由于采购官员具有这样选择的任意性、责任的不健全性，因而更有机会利用不完备的契约条件谋求自身利益，继而使得纳税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二、政府采购的博弈分析

虽然我国政府采购已尽力完善监督机制与评

估机制，并通过招标投标公开化来尽力避免贪污、受贿等有损于经济效益的现象在采购过程中发生，但由于“两库建设不完善( 技术专家库与供应商库) ”［5］、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市场的竞争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采购市场中存在不完全竞争，从而促成寡头垄断的形成，继而产生形形的博弈行为。

我国《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以及“有利害关系”这个定义的模糊性，政府官员暗箱操作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采购官员及供应商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容易合谋达成一个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私下协议，以共同对付政府和纳税人，损害国家和纳税人的利

益。”［6］

不妨将采购官员与供应商的密谋行为看成一

个博弈矩阵，因此，他们双方都有选择是否参加密谋的权利。如果采购官员与供应商达成了密谋协议，也就是说，供应商可以通过产品溢价销售获得利润，而采购官员通过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进而得到寻租的收益。如果双方均不选择合谋，那么供应商只能以市场价格进行出售，官员也无法得到寻租收益。

假设市场上不存在具有惩罚违法者的监督机

构( 或者说监督机构不健全) ，采购官员与供应商之间的博弈就会成为合作博弈。

对于供应商来说，如果他合谋且采购官员也合

谋，那是最好的，他可以获得最高的利润; 如果采购官员不合谋，那么他也可以以市场价格将货物卖出，虽然得不到溢价收入的400 元，但是仍然有销售所得的600 元。如果供应商选择不合谋，而政府官员希望合谋来得到寻租，供应商不给予配合，供应商就会失去订单机会，受益为0，甚至有可能因为成本投入等原因达到收益为负。如果政府采购官员秉公执法，他也可以以市场价格获得600 元的销售利润。对于供应商来说，无论政府采购官员是否合谋，他选择合谋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说，合谋对于供应商来说是一个占优策略。同样地，采购官员如果选择合谋，无论供应商如何选择，都将是获益的，因而合谋对于采购官员来说也是一个占优策略。

因此，这个博弈矩阵的最终纳什均衡在于双方

都选择合谋，此时，采购官员获得寻租机会，供应商可以通过垄断获得溢价收益。由于合谋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便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自我保护，共同对付纳税人。这也就解释了采购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即政府采购总是存在无效性。

三、政府采购中的社会福利效益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方，为了发挥公

共物品的效用，其必须扭曲市场原来的均衡点。同时，“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满足政府采购最优解的各项苛刻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便出现了政府公共品采购活动过程的低效性以及活动结果的非理想性，即政府失灵。”［7］这就使得政府采购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政府无法做到万能、高效。政府部门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群所组成，他们一定会受到信息、经验、知识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决策能力也是有限的，信息量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对于采购规模、采购方式以及采购比例并不能准确地掌握，很难作出相应的判断。政府采购采取“两上两下”的采购预算方式，因而就造成了各个部门衔接以及交流的障碍，使得其高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政府失灵难以避免。由于我国的政府采

购采用的是预算方式，即部门给出采购预算让上级进行审批，经上级同意后进行采购。这样的形式使得各个部门都会尽力追求预算最大化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贪污受贿即会从中发生。再加上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决策的过程中受到信息约束、激励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失灵难以避免。

四、根据上述问题的解决意见

( 一) 加强《政府采购法》的宣传，完善政府采购体制

对《政府采购法》的宣传，有利于采购官员和广大纳税人了解自身的权利以及义务，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事项的公示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便于当事人及公众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考虑到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在整个政府采购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以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势在必行。从我国情况来看，我国应实行“半集中半分散”的模式。对政府采购中的集中采购部分，通过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政府采购中心来组织进行，从而有利于形成采购规模，节约财政资金，有利于加快政府采购市场的形成; 对政府采购中的分散采购部分，由各支出单位自行进行，但必须遵循有关的政府采购法规政策。采购体制的完善是政府采购透明化的基础，因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同时，通过完善采购体制，对于“半分散半集中”模式的推广导致其逐渐规范化，使得其契约关系逐渐完备，可以有效地解决委托问题。

( 二) 完善监督机制，招标投标“白箱化”进一步发展

采用招标的优势在于: “招标的竞争性报价是

多维的，投标人不仅在价格上竞争，还要在采购对象的性能质量上竞争。”［8］由于这样的竞争机制的引进，使得采购官员无法随意联系商家，双方达成共谋，从而获利。同时，监督机制对于采购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官员和供应商面对一个竞争性招标的市场，同时具有完善的监督机制，那么他们的合谋就会有法律风险，合谋的收益也会大幅度降低。假设惩罚机制以及监督机制较为完善，他们的博弈矩阵会由“合作博弈”转化为“囚徒困境”。这时，双方都选择不合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

如果供应商与采购官员合谋，他们所得的支付

函数为最大。但由于在现代政府采购中引进招标、投标的竞争机制，采购官员在众多的供应商中经过竞争选出最优标，替代了传统的对比决策模式。这就使得供应商在竞标中市场化的成本增大、中标的风险加大，概率却下降，合谋所获得的期望收益下降，因此其行贿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

相对应的，采购官员在招标、评标的标准程序

中由于受一系列规章的制约，同时，由于专家库的引进，导致评标过程更加专业化、系统化。采购过程是在完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合谋所起的作用大大降低，其主动合谋的预期支付函数因成功的概率太低且风险较大而难以实现。由此可见，采购官员与供应商的预期支付函数的总和不能达到帕累托改进，合谋不符合个人理性的要求。

监督机制对于采购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

意义，因而在完善竞争机制的同时，加强采购部门的外部监督对于保证采购过程透明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包括财政部门的全程监督、供应商的申诉监督以及技术专家的评标监督。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的配合引进使得合谋不再无成本，从而可以将“合作博弈”转化成“囚徒困境”。

( 三) 迫使寻租成本增加

政府采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环节上的寻租

行为，是因为其具备了寻租产生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 国家权力干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体制漏洞使租金成为可能; 市场主体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而萌发的寻租动机; 权利人基于利益追求和制度缺陷的设租行为。当这三者具备时，也就为寻租创造了基本的条件［9］。

政府官员的寻租对于社会来说会造成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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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件期盼已久的盛事，也必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欢庆之余，如何利用我国有限的财力举办一届符合奥运精神的廉洁、公正和民主的奥运也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一、北京奥运的财政支出预算分析

在申奥代表团的陈述中，在北京市政府发言人的谈话中，都明确提出了北京举办奥运在交通建设、环境治理、信息化发展和水电气热改造等方面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七年总计1800亿元（见下表），平均每年250多亿元，相当于北京去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的73％。这样庞大的资金供给来自何处，如何运用？是申奥成功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奥运预算支出由三部分组成。其一、直接用于奥运比赛场馆和服务配套设施的投入，共计160亿。我们必须考虑到，奥运会是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京都不会再举办奥运会，因此，在场馆建设中，应当尽可能避免比赛场馆及其配套设施，在完成30天的使用期之后的闲置或低使用率所造成的投资浪费，给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其二、为了改善举办奥运城市的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而进行的投入，共计1350亿，这其中的总量和增量我们无从掌握。例如，为了改善北京市的环境，不仅需要在北京市进行环境治理工程，也需要在北京市周边地区，以及上游流域和沙尘暴源区进行相应的治理和投入，其支出具有不可预见性。这就为将来的财政预算的执行埋下了隐患。其三、举办奥运会的直接投入，共计290亿，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租用比赛场馆和配套服务设施，以及比赛期间的各种服务。如何呈现出富有新意的开幕式、闭幕式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不仅仅只是在高投入上下功夫，对于财力并不宽裕的我国来说更是急需思考的问题。如对于开幕式和闭幕式，关键在于有新意，突出我国的特色而不在于一定要多豪华。有必要在设计上多下工夫，而不是一味追求大投入。

二、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

《北京申办报告》第五主题“财政”中的相关内容中指出，北京奥运会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财力保证，这是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承诺。这些财政支持包括：①奥运会组委会如出现超支，将负责予以弥补；②在组委会的收入实现之前，将采取预支方式保证组委会的各项支出；③进行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举办奥运会的需要；④进行奥运会所需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建设。毫无疑问，以上的声明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办好奥运的信心。但同时这些声明的落实也将给我国正常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从预算的执行上分析。奥运会所蕴含的财政风险却不得不让人三思。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1976年第2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1970年该市决定申办时，市长德拉波（jean dra－peau）曾宣称：“我们承诺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我们将向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既简朴又有品位的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1.25亿美元，这个预算后来完全失去控制。组委会大兴土木，在城北地区开辟奥林匹克中心，新建大型主体育场、游泳馆泥行车场、奥运村等，这些豪华的基础设备耗费了巨额财政资金。据魁北克政府估计，这届奥运会实际开支为24亿美元，有1.6亿美元将直接由蒙特利尔市纳税者交纳奥运特别税负担。其余的债务5.12亿美元由魁北克政府财政负担。一个“简朴”的奥运会最后变为吞食巨额资金的无底洞，成为加拿大经济的“陷阱”。如何防止北京奥运成为新的一个“蒙特利尔陷阱”，给我国的落后的预算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次，从投资分析，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即承办奥运的城市将别的地方的投资吸引过来，从而导致“堤外的损失”。对此，中国西部城市最为担心。在西部人士看来，政府刚刚提出开发大西部，近两年投资开始向西部倾斜，现在北京办奥运，投资1800亿，等于说马上就又来了一个东部大开发，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注意力的转移（这意味着关注的降低），对西部大开发会不会有影响？何以体现对西部的倾斜？如果东西部同时倾斜的话，政府有这么大的财力吗？如果东西部不能同时倾斜，那么很显然，奥运是“国际大事”，是“硬缺口”，其投资将首先得到保证，将置西部于何处？第二，奥运会通过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大，在奥运投资周期结束时（通常是在奥运会闭幕之后），对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经济带来的冲击就越大。奥运投资的这一特性在国外被称作“低谷效应”。“低谷效应”曾经出现在许多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上届奥运会东道主悉尼现在就处于“低谷效应”的压力之中。这样的“低谷效应”会不会也出现在未来的北京呢？这也是我们在奥运投资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其三、从工程建设上分析，奥运会涉及近几百项大型工程，如体育场馆、道路等，留有的寻租机会和制度上的缝隙也相应增多。会有一些机会让拥有权力的人借此。腐败问题都是跟一定的公共工程和政府公共物品的采购相联系的，如果奥运会的公共工程项目成为导致腐败新记录产生的母体，将无疑是一种悲哀。对此，我们必须考虑当这么多公共工程、公共采购大量发生的时候，如何在政府采购制度上加以防范。

最后，从一些情况看，“兴奋劲”正在使一些人头脑发热，以为只要办好了奥运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或者以为只要为了办好奥运会，什么代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现在经常听见有人说，奥运会要多算政治帐，少算经济帐。其实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那有不算经济帐的！就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不算经济帐，光算政治帐，如果那样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成为中国新的不良资产的开始，奥运过后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想一想我们过去的不良资产，我们怎么能不对奥运产生的财政负担平添几分担心呢？

三、可行性对策思考

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模式”的问题。奥运“模式”的选择犹如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奥运会的财政后果。要使奥运成为新的历史发展的起点而不是泡沫发展的最高点，关键就在于选择好奥运运作模式，而能够做到这些的唯一途径是采取市场经济的模式，决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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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经济是现代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属于交叉性新兴财政金融科学。体育经济类课程是体育经济问题的应用经济理论知识，这些课程是为了更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体育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人们经常把体育产业比喻为“绿色产业”，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具备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条件，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1.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资源为基础，以体育活动为载体，以向社会提供有关物质产品和服务为收入来源的经营性的各种行业的总和。体育产业类别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为体育本体产业，第二类为体育载体产业。体育本体产业包括：竞技体育观赏业、运动训练服务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科技信息服务业、职业体育业。体育载体产业包括：体育服装业、体育器械仪器制造业、体育饮品业、体育旅游业、体育彩票业、体育传媒及广告业[1]。目前，体育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

 

1.1体育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世界各国，体育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表现出极大的增长潜力。体育产业已成为全球性产业之一，其作为朝阳产业在我国未来几十年都将得到快速发展。2011年5月16日，体育总局的《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称，我国体育产业“十二五”期间增加值平均每年以超过15%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末期，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体育产业的具体发展目标。

 

1.2湖南省体育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

 

2008年湖南省体育及相关产业生产总值为63.83亿元，增加值为32.14亿元，占GDP比重为0.28%，提供就业岗位35379个。2009年湖南体育产业生产总值为80.92亿元，增加值为39.53亿元，占GDP比重为0.3%，提供就业岗位38216个[2]。据统计数据显示，至2010年一季度，湖南14个市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全部超过3000元，其中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000元，分别达到6756元、5957元和5041元[1]，说明湖南体育消费发展潜力大[3]，湖南体育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1.3我国政府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

 

从201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到2014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有关体育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增加了“体育产业”内容。2010年4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委联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指出“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的信贷投放力度;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等。因此，当前，我们需要抓住金融政策的突破契机，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在体育文化产业上的金融扶持措施，这将对于体育文化产业功能区的开发、建设大型体育产业项目、培育大型体育企业集团等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4]。

 

1.4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7年12月14日，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正式被国家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实施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促进中东西互动和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布局。“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涉及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人们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行政体制等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的改革。体育产业是绿色经济的典型代表：低碳、环保、符合时代特点，应是“两型社会建设”重点建设的新型产业。

 

目前，湖南省体育产业初具规模，蓄势待发。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美元以后，人们的娱乐休闲支出会大幅度提高，因此，长株潭城市群居民体育消费会明显提高，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健身休闲业前向消费拉动力强劲。长沙市曾定位为“休闲之都”，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休闲产业发展，有利于健康休闲业的发展”，长沙城区健身休闲市场已经形成多元化投资体系[5]。加强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促进体育经济与管理课程的纵深发展，培养高水平的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推动我省乃至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

 

2.湖南省体育经济类人才现状

 

2.1当前多数人对体育、体育产业和运动员存在认识的误区

 

目前，湖南省对体育经济与产业的认识落后于体育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大多数人认为体育一直都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包办所有的体育事务，不讲效益，一直强调竞技成绩的攀比，这种认识已经扎根于部分干部、体育教练员、运动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思想之中。人们常常将优秀运动员为国争光、为集体争光看做运动员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很少有人认为体育包含太多产业的成分、运动员本人和运动成绩是一种资本，具有商业价值[6]。

 

为了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需要，在体育领域，只靠政府一家投入已经远远不够，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成为时代需要，多元化投资体系势在必行，多元化的投资就必须有多元化的管理体制，政府对体育事业的管理模式必然发生变化，对于体育产业而言，政府逐步由主体地位转变为主导，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主要是负责对体育市场进行规划、培育和监管，制定政策和法规，宏观指导体育产业发展，引导全社会资源投入体育产业领域，体育市场的具体事务应交给社会力量办理，政府不宜过多地包办代替[3]。

 

2.2我省体育经济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我国的体育产业长时间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暴露出了体育产业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从湖南省的实际情况看，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多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一些由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员，这些人中有的运动技能不错，但文化知识、经营和管理经验缺乏;有的既不懂运动技能，文化知识、经营和管理经验又缺乏。真正既懂体育产业又懂经营管理，且具有高学历的体育管理人员很少。

 

2.3湖南体育产业集团和一些体育企业需要大量的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

 

目前，湖南省将体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纳入到全省“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将湖南体育产业集团纳入省属大型企业管理。湖南省率先在全国组建省级体育产业集团。目前，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注册资金3.2亿元，已发展为七家全资子公司，发展势头较好。湖南省政府作为产业集团的出资人，授权体育产业集团经营，省财政厅负责对体育产业集团国有资产进行监管。湖南省体育局负责整个体育产业集团的组建工作及下属子公司的改制，负责下属子公司的国有净资产经评估，评估后以增资形式进入集团公司的注册资金。目前，湖南体育产业集团积极运作并启动子公司体坛周报社改制上市，极力打造《体坛周报》体育产品品牌，同时着力于体育旅游、体育用品和体育赛事品牌的开发，体育产业集团在未来的发展中将需要大量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

 

3.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优势

 

3.1国家教育部和我院的政策支持

 

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坚持“强优支重，以重带新，包容整合、互促共进”的学科建设思路;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文件精神及我校增设新专业的原则，结合湖南省两型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校自身发展条件和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素，特提出增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建设的思路，为我院体育经济专业的开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3.2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目前，湖南省体育产业初具规模，蓄势待发。实现湖南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体育经济与管理的专门人才。我院是以财经和会计专业为主要特色的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财经人才培养在全省具有良好声望。国内外体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实践表明，财经类专业院校培养的体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在管理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更出色，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体育经济管理人才更多地得到市场的青睐。

 

3.3我院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学工作业绩突出

 

实现湖南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体育经济与管理的专门人才和拔尖人才。我院是以财经和会计专业为主要特色的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财经人才培养在全省具有良好声望。

 

3.4财经院校开设体育经济类专业或选修课程的成功经验

 

目前，全国有几十所高校开设了体育经济学专业或选修课程，如临近省份一些大学如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商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等相继开设了体育经济学专业。这些高校重视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紧紧把握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脉搏，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经济分析与预测能力、企业经营决策能力、市场开发能力、经济政策的解读与决断能力的综合培养，把握体育产业的发展变化规律，合理运用一般经济学的原理、方法与手段，并将“产、学、研”相结合，有效解决体育产业领域的实践问题。

 

根据体育经济类专业毕业生调查研究显示：44%的体育经济专业学生毕业2年后薪酬在2000元左右，26%的学生薪酬在3000元以上。按照十分制计算，体育经济专业毕业2年后的薪酬指数为3.84，与其他专业相比，薪酬属于中等偏上[7]。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经济类专业毕业生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

 

3.5我院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为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和专业的开设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

 

2008年，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成立，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研究团队，主要研究领域有：体育经济与产业政策研究;湖南省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体育经济学专业建设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等。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多次组织研究团队外出调研和学习，为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和专业的开设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先后承担省部级关于体育产业方面的课题20多项，为长沙、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省的体育产业的发展服务。

 

3.6我省还没有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高校

 

篇（5）

关于“三业”教育体系的内涵，我们已在《新形势下大学生“三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一文作了有条理的分析和展示(该文详见吉首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主办的《教学与管理》2006年第2期)，那么，在我国高校一旦构建起这种教育体系并将体系中的诸要素实施于受教育对象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积极效应?这种效应对大学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否会提升?其具体表现又怎样?对这些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将有助于人们提高对“三业”教育的认识，并植入脑中成为一种教育观念，也可促使大学生更自觉地将这种体系实践化，同时对学生会带来思想上、行动上的自觉。这无疑可增强大学办学活力，有效解除我国高校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困局，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高校自身的轻装发展、前行。

一、“三业”教育积极效应表现

“三业”即大学教育中的专业教育、就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简称，也是三种概念的内在组合，所以能形成一种体系，并表达出相应的逻辑要求。关于这种教育的必要性和构建方式，我们已在《新形势下大学生“三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一文中作了详细阐述。那么，从理论上看，“三业”教育实施后应该产生正面积极的效应。这种积极效应的表现应该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受益者固然是大学生群体，同时，社会、政府、学校和家庭几方也可从中获益，享受到“三业”教育下的成果。

首先，“三业”教育下的大学生可以对自己的专业、就业和未来职业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性认识，心中更明白大学几年时光中的“知”与“行”该如何合理安排和付诸实践，减少不必要的人生成长投入成本，少走弯路。这样，他们的学习目标、学习动力更明确和强大，学习手段更趋于科学，自我发展设计达到合理有效，身心也可因此而得到积极调整。总之，“三业”教育对大学生主体的效应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

其次，“三业”教育的开展可使高校教育内涵丰富，教育效果更明显，教育成本得到调控，教育环境得以优化。高校教育以专业教育为核心，这是培养人才的根本性手段，但专业教育不能孤立存在，否则，受教育的大学生人格、身心、素养会缺失。“三业”教育正是适应了我国高校面临的新形势，为高校教育开出的一剂良方，它对高校教育工作的效果应该是积极、明显的，也可使高校教育显得更科学、系统和有规律。

第三，从政府和社会角度看，“三业”教育的积极效应十分有利于政府的运行和社会稳定，减少因大学生就业难而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高校人才输送与社会容纳的顺利对接，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调控与配置，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稳定，人们安居乐业。因此，从理论层面分析，高校的“三业”教育理应对校外产生积极效应。

另外，从大学生家庭而言，“三业”教育效应可辐射到这些家庭，尤其对学生家长是一种有效帮助，这既表现在家庭经济投入的降低，也反映在对家长心理的宽适，减少其后顾之忧，使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对大学教育的看重和靠近更显亲切，而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个中道理很明显：一个家庭送孩子上大学，基本所图就是希望孩子成才，以后找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以履行某种职业的方式回报社会，也保障自身人生的发展。而“三业”教育恰在这些方面成为有力的助进器，推动大学生家长愿望的实现。

二、“三业”教育积极效应与大学生人才市场竞争力的正比关系

“三业”教育的最终、最大受益者是大学生群体，这种效益的最直观、精彩的体现在大学生进人人才市场时的言行表现和以后的职场综合表现。可以明确地说，“三业”教育效应与大学生的人才市场竞争力形成正比例关系。在能力程度比较中，“三业”教育获益者肯定强于非获益者。

首先，实施了“三业”教育的大学，其学生对于专业学习、就业技能和职业认识与规划的综合能力明显高于没实施这方面教育的大学。同理，对“三业”教育接受得好的学生比接受得差的学生肯定要强。这样，“三业”教育就从总体上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能力、自我认识能力、就业选择能力、职场竞争能力的提升作了一次很好的武装，十分有利于他们在人才市场上的表现，并可以以综合优势在竞争中获胜，顺利实现就业，而且在以后职业中也可以有上佳表现。

其次，“三业”教育的结果之一是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选择有一个更科学、合理、理性的认识，甚至可以在人大学后再作一次专业选择，以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这样，学生对自己所认定的专业将抱有极大的热爱和美好憧憬，并为之付出认真执着的努力，把专业知识学好，将专业技能增强。这将为其几年后进人人才市场一展身手打下十分厚实的基础，有利于工作岗位竞争，更会受到用人单位垂青。

再次，“三业”教育的结果之二是使大学生更有效地掌握人才市场上的求职与就业技能，学到许多就业竞争诀窍，获得更多胜数。因为就业构成“三业”教育一大板块内容，成为专业与职业的中间环节，是大学生走出校门，尽力表现自己的关键一环，展示着专业学习效果，预示着职业表现前景，更是大学生“知”与“行”、为人与处事、学识和能力得以综合体现的一环。可以断定，就业教育搞得好的大学，对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是必然的。这样，学生的人才市场竞争力自然增强。

最后，“三业”教育的结果之三是：大学生的职业意识、职业规划与职场表现能力肯定会大大增强。这可促使他们在校期间就将专业与今后职业有机挂钩，在读时期就寻找机会进行职业锻炼。那么在就业阶段他们实际上就能比较自如地施展正规的职业能力和职业水平，减少其间的茫然和不适应，实现由学生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转换，让用人单位见着他们成熟的一面。这为大学生的今后职业履行无疑吹响了一首美妙的前奏曲。因此，接受过“三业”教育的大学生，其职业能力在人才市场上的初步表现应该是上乘的。

根据以上几个侧面分析可知，“三业”教育的积极效应在高校大学生身上肯定能得到体现，而且是一种综合性体现。这种效应与大学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又构成一种正比例关系。“三业”教育的有效实施，意味着给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壮胆和壮行，为他们在竞争职位时唱响壮歌打下了一个有力的拍子。

三、努力强化“三业”教育综合效应

篇（6）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5）03-0091-02

收稿日期：2015-01-24

作者简介：傅 冬（1988-），女，广东省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助理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子商务、会计。（广东 揭阳/515559）

一、会计专业现状分析

以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为例，会计专业共三个班级，每班平均44人，考取相应专业的资格证书是获取毕业证书的必备条件。揭阳市现阶段每年有两次报名参加考试的机会，考试一共三门，实行三科联考，即三门科目同时通过才算合格，而《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以下简称《财经法规》）就是其中一门，它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和较强的应试性，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教材分析

财经法规的教材采用广东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该书分为五个章节，可以说每一章皆重点、皆考点，不仅理论性极强，法律条文较多，同时还具有实践性，如汇票、支票、本票的填写，计算相关税的应纳税额等，对学生来说，理解起来有不小的难度。

（二）考情分析

要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必须通过考试，考试一共三门（《会计基础》、《财经法规》和《初级电算化》），实行三科联考，每科时间各为一小时，三门同时通过才算合格。对于技校学生而言，一学期同时学习三门专业课较难，所以，根据我校的课程设置，学生在校期间实际考试机会不是四次，而是只有三次，也就是从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算起。学生第一次考试，教师带着一起学习，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时的学习气氛比较浓厚，但若第一次没有通过，对学生的打击较大，丧失了自信心，这时又有第二学年的课程要学习，所以考试压力会更大，部分学生在这时就已经自我放弃了。

（三）学生现状分析

技校学生底子薄，学习能力稍弱，对自身缺乏信心，再加上会计学科专业性较强，对刚初中毕业的孩子来说，初始确实比较难于接受，很多学生在第一学期学习《基础会计》的时候，像听“天书”，根本不懂。若没有及时树立好正确的学习观，很容易自暴自弃，那对后续的学习势必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财经法规课程教学

（一）教材学习

1.通读

通读教材，概括体会，《财经法规》试题共计70小题，涉及考点众多，难度增大，学生只能全面学习。

2.精读

根据考试大纲，对于教材里面的重点难点内容必须精读，加深理解。只有掌握这些，即常考点，才可能通过考试。

3.理解加记忆

《财经法规》并不是完全的死记硬背，但又离不开记忆知识。比如税法部分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消费税不同税目的税率，这些考题中会给出，不需记忆。但是，不同税种的征税对象、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收入等内容则需要记忆。采用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加强记忆，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做题方法

1.要数量

光看书死记硬背是不得要领的，一定要通过做一定数量的习题 ，把握考点的命题形式、摸清出题陷阱、掌握应试技巧。

2.要质量

题目不是做得越多就越好，“题海战术”的时代已经过去。每做一题应有效果，要分析，总结考点，查漏补缺，举一反三，不要被题目奴役，为了做题而去做题。因为做题只是掌握知识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3.不要“偏难怪”

不要去做偏题、难题、怪题，应跟着考试大纲走，从业考试阶段，考点范围大但不难，只要掌握基本层面的知识点已足够，不要去深抠，钻“牛角尖”。

三、教学思考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进入会计行业的“门槛”，考取“上岗证”，对于毕业及就业两方面来说意义重大。从应试的角度考虑，帮助学生最大限度的通过考试，提高通过率是必要的。从教学目的、培养目标考虑，要学生掌握经济法律法规，分清合法与非法，遵循基本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指导日后的会计工作，也是必要的。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不但要找到好的学习方法，而且要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丰富课堂，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首堂课的必要性

学生兴趣的建立与教师第一堂课的好坏密不可分，首堂课的重点不是在于讲授多少知识，而是要做到足够的引入。教师要整体把握《财经法规》这门课程，举事例说明遵纪守法在会计行业的重要性，学好该门课程对考取会计上岗证的必要性，帮助学生明确会计职业发展的轨迹和要求，为他们进入会计知识的海洋做好铺垫，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的积极性。

（二）端正学习态度

部分学生看到《财经法规》满是文字的教材时，就已经“头大”了，还没有开始学习就产生了抵触的心理。还有学生认为，这门课只需要考前死记硬背，碰运气也许能通过，不用费什么大功夫。针对这些想法，笔者都要提前“打预防针”。只有端正好学习态度，才可以提高学习效率，扎实掌握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为了应试，更是为了以后职业生涯的发展，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

（三）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由于该课程课时安排有限，且内容较多，既要照顾到学生的学习水平，又要完成相应的进度安排，为了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经过思考后，笔者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比如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让学生完成从感知到理解再到提高的过程。

例如，在讲授会计职业道德这一章时，搜集选用实际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小组讨论，最后教师总结点评。当看到违反法律法规的严重后果，学生自然认识到遵守职业道德的必要性，深刻理解了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又如，在讲授会计专业职务时，可以让同学们畅想作为会计专业的学生，如何规划自己的会计生涯，需要考取哪些资格证书，成为会计员的任职条件有哪些，要想进一步提升，又需要什么条件。这个任务贴近学生，易激发学习兴趣，引导他们自主阅读书本。然后请同学们发言说说自己的设计之路，从普通的会计员，到助理会计师，再到会计师，最后到高级会计师，既给他们信心，又给予鞭策。再如，在讲授会计人员的工作交接时，设置交接情景，给学生分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会计员等角色，体验经济活动中的会计工作，在情境中完成知识的学习。在平时，为了让学生适应考试气氛，消除紧张感，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笔者会定期严格按照考证要求进行模拟考试，一方面考察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另一方面使得学生能灵活应对考证。

（四）多方监督管理

篇（7）

一、英语专业学生就业现状

2010年度本科专业失业量排行榜中，英语专业1.57万人的失业量排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在麦可思研究院起草、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里，英语专业被列为“红牌专业”，即全国失业率前十名的高失业风险专业。这显示了当今英语专业的尴尬之处：“广泛适应性”使得英语专业成为众多高校普遍开设的专业之一，从而导致了结构性需求饱和的局面。

1.英语专业学生就业方向分布

调查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研究生及高等院校为英语专业毕业生流向中的主要方向，三者消化了超过40%的毕业生。反映了当今考研、教师、大型企业成为多数英语专业毕业生主流选择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分布行业部门比较广，从科研单位到三资企业都有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身影，这显示出英语专业学生适应性强，适用行业广的特点，良好的英语功底是其提高就业竞争力的有力支持。与此同时，出国留学的学生也在快速上升，从2007年以来1.7%左右直飙升到2010年的7.84%。

2. 英语专业毕业生薪资状况分析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报告，英语专业毕业生毕业三年后在平均月薪最多专业中排名第十五，收入情况十分可观。同时，在“2010年度本科毕业生从事的毕业三年后月薪较高的职业（前20位）”排行榜中翻译员排名18位，月薪达到5595。英语翻译对口就业率达到80%。高素质英语专业学生的市场前景十可观。

对比之前失业率数据，更凸显出英语专业结构性需求失调的特点，即毕业生人数虽多，高水平毕业生数量十分有限，而社会对这部分精英人才又有较大的需求。

英语专业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离职率达到34%，相当一部分的毕业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工作稳定性有限。这部分也是因为英语专业本身适应行业范围较广，职业选择较多，专业对口率有限。

二、英语专业培养模式现状探讨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才需求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英语教学与相关培训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据统计，超过80%的高校均开设了英语这一专业，这暴露近年来不少高校片面追求学科门类齐全，盲目上规模、上档次的“虚荣”弊病。不少学校是在办学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设并大量招生的，这一方面使得学习氛围和人才培养质量受影响，另一方面造成英语专业人才大量过剩，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总体竞争力，在根本上为就业埋下了隐患。

实际上，由于经济发展、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差异，大量英语人才纷纷涌向了北上广地区，造成这些地区的供给过剩，专业人才之间竞争激烈，就业门槛越来越低，工作待遇缩水，失业风险大增，而中西部一些地区反而因为人才外流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困境。

英语专业学生中，选择英语专业为高考第一志愿的考生正逐渐降低，英语专业已从过去的热门专业慢慢冷却，严峻的就业形势也让考生在选择英语专业上再三思量。

很多英语专业学生缺乏对自己专业水平能力的认知的及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渴望，因为英语专业的特殊性，个人英语能力的提高与期末考试等测验并无百分之百的直接联系，因而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很多学生只是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或者努力不够，以至于在4年的专业学习之后，英语能力水平并无质的提高，仍停留在一般水平。英语能力的提高，不是在课堂上，而是课下的反复积累与练习，而很多学生缺乏这种自觉性，离开教室就完全脱离英语环境。

缺乏知识储备，鲜读英语原著、报刊杂志，这势必会对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及兴趣培养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翻译专业的学生，文学素养是其综合素质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基础知识的缺失无疑已成了现在英语专业学生的常态。

三、对于英语专业培养模式的建议

篇（8）

[4] Tsai K S.Off Balance：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Fiscal Feder Alism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04：1-26.

[5] Ting G.Corrup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the Double Identit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in Market Reform[J].Pacific Review.Routledge， 2006：85-102.

[6] Dittmer L，Gore L.China Builds a Market Culture[J].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2001，19（3）.

篇（9）

 

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我国目前在学前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相对不足，使得“入园难、入园贵”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切实加快全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我国迫切需要了解和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以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学前教育财政支持。所以，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经合组织[1]成员国便成了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

一、OECD学前教育财政支持的经验

OECD 1999年的教育政策分析指出:“发展学前教育是向终身学习的第一笔投资，是为满足每个家庭更加广泛的经济及社会需要的一项意义远大的政策援助。”各发达国家在认识到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后，都纷纷把学前教育作为本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项目。如德国、美国，已经把学前教育视为民族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制定详细的教育大纲、标准，政府也编列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英国在布莱尔首相时期，已经启动了学前教育变成义务教育的工作；日本也开始着手推动学前教育免费化的进程等等。可见，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它不仅有助于促进个人的成才和家庭的发展，更会为社会带来巨大利润。

1、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大

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是指由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拨款中，给予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专项资金。[2]图1 是OECD国家对ECEC 项目公共经费投入占GDP比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丹麦在0-6岁ECEC项目上投入的比重是最大的，占GDP的2%；瑞士和芬兰投入分别占GDP的1.7%和1.3%，除此之外这三个国家对6-7岁的儿童另外投入0.3%GDP。由此可见，它们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虽然英国和美国的投入只占GDP的0.5%和0.47%，但由于英美两国数额巨大的GDP，这一投入足以保障本国学前教育事业稳步的发展。英美两国的学前教育十分发达，以美国为例，美国把发展学前教育放在全美教育目标之首，并以联邦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这在美国教育立法中尚属首次。除此之外，还不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资额度，从1965年批准的拨款9600多万美元幼儿教育论文，到2003年修订案中的拨款68．7亿美元，38年时间财政投入增长了70多倍。[3]充足的财政投入一直都是一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而国家的高度重视则是财政投入的坚强后盾。OECD的成员国中学前教育发达的，基本上都具备这两点。

图1 为OECD国家对ECEC[4]项目公共经费投入占GDP比例[5]

2、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

随着各国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不断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逐步将O一6岁幼儿的保教责任由私人责任转为公共责任，并通过公共财政不断强化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责任。最典型的便是英国，英国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并采取学前教育有关预算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单列的方式，以保障公共财政稳定投入。除此之外，英国政府实施了重大的幼儿福利改革“确保开端”项目，提出了对3岁以上幼儿提供免费教育，并加大了对幼儿照看机构的公共投资力度。英国学前教育之所以能在较短时期内发展的如此迅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此。

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是OECD的成员国又一大共性之处。从OECD成员国2005年学前教育拨款情况来看，瑞典学前教育的预算占总教育预算的8.5%，显然没有匈牙利（15.3%）和西班牙（13.1%）这些国家占的比重大，但是它的公费却占学前教育总花费的100%，即在瑞典不论父母的就业和收入情况如何,学前教育都是免费的。但这样的情况是少数的，大多数的国家仍是采用公共财政支持和根据家庭收入交费并行的方式，但公费的比重大多高于60%，而家庭所支付的部分一般不多于30%。[6]（如图2所示）。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能大大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从根本上保障了学前教育的顺利开展。

图2为OECD成员国2005年学前教育拨款情况[7]

3、依法治教，为学前教育投入提供立法保障

通过上述分析，充足的财政投入可以保障学前教育事业的基本发展，但要想保障充足的学前教育投入最有效的做法却是立法，即“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保障本国教育投入和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学前教育快速健康的发展，美国先后通过了《提前开始法》（Head Start Act）、《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Block Grant Act）及《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等法律，这些立法明确规定并有效地保障了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各项拨款，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8]而当今世界另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了学前教育的发展也先后出台了多部法律，如：《1988年教育改革法》、《1998年学校标准与框架法》、《2002年教育法》、《2004年儿童法》和《2006年儿童保育法》等，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中的职责，从而保障了学前教育充足的财政投入核心期刊目录。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各教育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职责。

4、实施补偿性援助，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虽然OECD的成员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学前教育的发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却都把学前教育视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并具有很强的福利性。与此同时，它们还把为弱势群体提供科学的学前教育，作为其消除贫困、缩小社会差异的治本良策。所以，各国除了重视学前教育的公平之外，更要求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对困难家庭实施一些补偿性援助。以英国为例，英国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把消除贫困儿童、增加教育投资,特别是发展学前教育、保护弱势幼儿群体等,作为布莱尔政府教育改革的中心议题。英国《拨款法》更是明确列出了“借助儿童基金帮助弱势儿童与青少年及其家庭,应对儿童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以打破机会剥夺与弱势地位的恶性循环”的专项拨款，并且这专项拨款逐年增加。[9]可以说，幼儿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教育这不仅是教育最严重的“排斥”，也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支持学前教育,让每个适龄儿童都能上学，不仅可以保障幼儿健康的成长，从而促进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更可以缓和一些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二、我国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完OECD国家的学前教育后，回头看看我国的学前教育发展现状。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0-6岁的儿童多达 1.3 亿，是世界同龄儿童的五分之一。而我国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以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1.2-1.3%，且十年来徘徊不前。这个比例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很低的，与 1.3 亿的学前儿童规模极不相称，从根本上就很难支撑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10]

一直以来，学前教育就被人们所忽视，是我国各类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但好在有企事业单位支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事业单位逐步分离，我国的学前教育成为“灰色地带”，幼儿园的数量和质量急速下滑，使得大部分地区上幼儿园的费用超过了上中小学的费用，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天价”幼儿园。虽然近年来经过国家的调整，我国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学前教育的质量和入园率较高，如：上海市2005 年，3-6岁在园儿童为28.70万人，入园率达95%。[11]但这只是极少数的幼儿教育论文，整体情况不容乐观。据2006的数据显示，全国学前教育适龄儿童有6000多万，但入园就读只有2179万人，入园率仅为36.3%。而同一数据，西班牙、比利时的为121%，日本为86%，美国相对低一点，但也有62%。（如表3所示）。为了促进我国学前教育更好的发展，对中国学前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我认为中国学前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国 家

毛入学率

国 家

毛入学率

国 家

毛入学率

西班牙

121

澳大利亚

104

日 本

86

比利时

121

韩 国

101

葡萄牙

79

法 国

116

瑞 士

99

英 国

72

捷 克

114

瑞 典

99

希 腊

69

墨西哥

106

丹 麦

95

加拿大

68

德 国

106

新西兰

92

芬 兰

62

意大利

104

荷 兰

篇（10）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篇（11）

一、财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18世纪中期，由英国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当代财政学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财政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紧密连接着，财政学的理论更是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推动下而推陈出新[1]。对于西方的财政学发展史而言，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将财政学归为两大传统，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大陆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经济学家对两种传统理论的不断融合和创新，逐渐使得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进行转变。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亚当・斯密对财政学持有的思想特点在于自由放任，其认为政府在国家财政上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国论》中，亚当・斯密提到政府应该履行在提供国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设三个方面的职能，因为其认为在国家的财政运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在这个观点提出后，亚当・斯密《富国论》理论的追随者李嘉图、萨伊和马歇尔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其逐渐深入，继而发展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2]。“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一理论，其推崇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认为“看不见的手”会将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传统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处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一理论传统所持有的观点对政府的影响，使得政府过于注重对税收的研究而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这也成为了该时期财政学的主要特征。该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税收原理处于无与伦比的最高地位，而财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政府部门的自身运转。

“大陆传统”。与英国古典学派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对的是由奥义学派和瑞典学派所开创的“大路传统”。尽管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欧洲主流的经济学地位，但还是有一些当时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这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的经济职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对于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详细分析，逐渐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人们称为“大陆传统”。“大陆传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罗雪尔、瓦格拉；瑞典学派，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利达尔；奥意学派，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财政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传统”这一理论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3]。其不仅对普通的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将国家的公共支出和税收相结合并进行研究，得出国家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这一理论。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创立了对世界财政学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同时该理论也成为了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当代财政学的诞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与“大陆传统”这两种学派理论体系分别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俩派学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碍，使得对于理论需求方面相对匮乏，故两派理论体系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之下，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变革继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归入财政理论学之下[4]。在此之后，财政学才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打破了从18世纪中期所建立起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国家税收的理论传统。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由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逐渐渗入到各国的经济理论体系当中，该理论强调了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主要作用，倡导应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带动国民的经济增长，突出了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学对于财政学的解释完全不能满足国家进行对公共部门活动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经过布莱克、鲍文和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得财政学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充分重视公共支出是当代财政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门的决策过程及决策效率，还强调了在国家财政控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继而使得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80年《公共经济学讲义》的出版代表着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5]。

二、财政学的近期成就

目前财政学的发展已近深入到经济学的各项领域，并且成为了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逐渐吸收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工具，使得当代财政理论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税收理论发展。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研究。所有财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税收导致的，但是财政扭曲数量的减少不会使税收制度总体的超额负担随之减少。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是根据在给定技术的和其他方面进行约束时，在他人的近况变差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境况会发生好转。具体的社会福利数据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中选择一个对社会能产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税收结构。在政府知道每一个国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据每个国民的不同特征进行收税，因为一次性的总赋税可以体现出帕累托的税收效率。但是对于某些对信息约束其关键作用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如拉姆齐所描述的那样，比如闲暇和消费之间一旦分离就不会产生商品税[6]。

税收的激励理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风险承担、企业融资、个体储蓄以及企业红利发放等方面的影响是税收的激励理论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者供给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比累进税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效应是国家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税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税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并使用代数的推算方式表达出利率的变动，进而判断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收益下降会对个人储蓄行为造成不良的影响。风险承担在税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则是通过分析税率的波动对投资者造成影响来进行判断的，其中如果税率的变化与风险投资资产的数量呈同比变化时，就会增加风险的几率。企业投资过程中如果受到税收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所产生的效应上。

2.最优化的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米尔里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所引发的，米尔里斯也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就出现了大量有关于最有税收理论的相关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最优税收理论是拉姆齐法则，它指出在政府无法不能征收归总税的前提下，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以确保税收效率利益损失的最小化。当然有关于最优税收的理伦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则出现，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则。其主张针对不同的商品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税收缴，以实现最优化的商品税和所得税之间的联系。

公共选择的理论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的《同意的计算》一书所开创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于投票规则的研究、对官僚制经济学发展的分析、探讨公共选择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关于讨论寻租理论的发展等方面[7]。

政府预算的理论发展。在经济学家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的不断努力下，公共预算理论构建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使得渐进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中风靡一时，一度占据着公共预算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渐渐地各国的公共预算专家不再满意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渐进主义对公共预算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宏观预算模型（政策过程模型）这条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预算的路径。

三、财政学面临的未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