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方法论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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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翻译批评到底是干什么的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现象与本质。翻译批评是联系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一个纽带，通过对译作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来论证翻译的有效性，总结、归纳好的翻译方法及策略，借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批评中所表现的现象是捕捉译作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为什么译作会具有这些特征，这些特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才是翻译批评的本质所在，捕捉到译作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这只是属于翻译赏析，而分析、评价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及这些特征的作用，才是翻译批评的真正目的、意义所在，才能对翻译实践活动起到指导作用，这才是翻译批评的本质。翻译批评的本质指的是研究译作特征的作用，以及决定产生这些特征的因素，这就是翻译批评的职责，即翻译批评到底是干什么的答案，具体说来，翻译批评研究译作，对译作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研究，翻译批评还研究翻译活动过程中决定译作品质特征的诸多因素，首先是译者因素，各个译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译者独特的特点会在译作中体现出来，形成独特的译作风格，译者这一因素内容丰富，不易把握；然后是原作，比如原作的写作特点、政治文化内涵特点等，再是翻译环境，如出版商的控制，主流文化的认同等；最后是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如译语读者的风俗习惯，文化素养等。现象和本质有确定的界限，同时二者又是密不可分的：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并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本质总要表现为现象；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形式，现象总要表现本质。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在翻译批评活动过程中，把翻译批评的本质与现象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只有透过上面所讨论的本质研究，才能对译作所表现出的特征现象进行深刻，准确的评论。翻译批评是一个具有两面意思的词，它指的是翻译批评实践，也指从翻译批评实践中总结的翻译批评的本质，一般规则的科学，当用于这种意义时，它被称作翻译研究，即运用翻译批评所研究的规则指导翻译实践。感性认识是认识运动的起点，理性认识是认识运动的高级阶段。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抓住翻译批评的本质，对译作进行客观、全面、理性的评论，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避免孤立的，就事论事的对译作进行片面的评论。翻译批评与书评不一样，书评是对新书进行评论，传递的是作者的判断，新书的内容是读者所不熟悉的；而批评针对的不一定是新书，一般是读者熟悉的内容，着重在细节上的考虑，对作品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价，翻译批评是对译作的“后理解”，既要理解翻译的“理解”，又要对翻译中的创造进行理解并评价。通过哲学本体论的指导，透过译作这个表象，翻译批评应弄清楚译者译了什么，为什么译，译得怎样。

2．翻译批评应该评什么在哲学的认识论观指导下，弄清楚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与中介，即弄清翻译批评应该评什么。翻译批评的对象涉及到原作，译者，译作，以及在创作译作的翻译活动发生过程中的相关因素等，其中翻译批评研究的主体是译者，客体是原作与译作，中介是在创作译作的翻译活动发生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因此翻译批评不单是仅对译作这个客体做一些肤浅的评析，而应从整体角度出发，对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及中介进行研究。《中国翻译词典》④对翻译批评的解释为：“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历史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地忠实与原作，并且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现代翻译批评理论认为全面的翻译批评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分析原作，着重了解作者的意图与原作具有的功能，分析译者翻译原作的目的，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针对或可能吸引的读者对象，从原作与译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字进行详细地对比研究，从宏观与微光的角度评价译作，包括译者采用的技巧与译作的质量等面的内容，评价译作在译语文化或学科中的作用与地位”。其中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指出了翻译批评研究的中介与客体，但未涉及到翻译批评研究的主体———译者，对于创作出译作的译者来说，他对译作质量与价值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对于同一原作，不同的译者会创作出给读者不同感受的译作，之所以会有不同，主要是在于各个译者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质，因此对主体译者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刻、清晰地理解译作，能对译作的特点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与评价。Nida和Taber⑤认为对翻译的评价应该涉及到可能问题的整个领域，如翻译的精确度、可理解性、文体对等等。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的特定的组成部分，这个研究跟其它部分有关系，甚至是跟翻译作为一个整体，它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翻译现象，它是微观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指出了不能孤立的就某个译作进行评析，在研究译作的某个特定的组成部分时，这个研究跟其它部分有关系，其它部分指的是翻译批评的主体与中介，它是微观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批评者应该通晓原作与译作，弄清楚两个文本的关联点和语义体系，从宏观上看译文多大程度地反映了原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和语言风格，讨论译文的整体艺术感，然后从微观上对字词句进行透彻分析，从多层次多角度对译作进行鉴赏，发现其中的忧与劣。跟语言本身一样，翻译批评研究应涉及两个基本的功能，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学文本的分析、描述、解释、比较，这些是基于经验的研究和以语言学结构的专业知识以及语言使用准则为基础的；人际功能指的是社会政治、相关社会心理、观念立场或者个体说服力的价值判断，社会的、人际间的伦理问题等⑥。

3．翻译批评应该怎样评哲学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事物、改造事物的根本方法论。科学、客观的翻译批评需要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正确认识翻译批评研究对象，寻求翻译批评研究方法。正确认识并运用哲学方法论，把握好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做到实践性和理论性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以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为指导的翻译批评研究方法，将科学、客观、全面的对翻译批评研究对象进行评析。House⑦认为努力去对翻译质量进行评论，强调以翻译理论为核心，如：弄清翻译本质的关键性主题，或者更为具体地说，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本质，这是翻译批评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这是采用以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反过来又以翻译实践来检验翻译理论的方法。Reiss⑧认为翻译批评仅仅只有熟悉原语与目标语两种语言的人所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翻译批评就是把原文跟译文进行比较，简而言之，翻译批评要求对原文与译文进行比较，这是翻译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把原文跟译文进行比较，原文跟译文不可能达到绝对的一致，看原文与译文是否达到了相对的一致。

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探索翻译批评研究的方法，以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为指导，对译作进行理性的讨论，根据译作的体裁，对译作进行分类，对译作意思的理解，对文化和风格的分析，通过跟其它译作的比较，对其价值进行判断，对读者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建立评价理解译作的一般规则，尽可能为每一个个体案例弄清楚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方面，作出规范的、明白的、整体的判断；以哲学方法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相统一为指导，做好联系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必要的、基本的纽带的研究；以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相统一为指导，作出负责任的翻译批评，不断的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从意识形态、功能、体裁语域等的思考到个体语言学的交流价值；以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为指导，以一个尽可能客观的方式阐明译者的判断过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处理过程，判断是容易的，相比较而言，理解没那么容易，我们得让基于理论的判断基础清楚，跟原作比较后，一个译本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这么翻译的细节分析，以及翻译的有效程度是任何一个有效的，描述的基础最后会得出一些大致的结果，呈现出一些有用的东西。翻译批评是处理译者、译作以及翻译活动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即处理好主体、客体与中介内容，可采用以具体的事实和事实过程开始并得出一般的结论的归纳法，或者用与此过程相反的演绎法，还可采用把目标分成部分，分析它们，找到它们的本质和总的功能的分析法，或者用把目标的所有部分连接在一起，分析它们，弄清楚作为整体的目标的功能和特点的综合法。可从语篇（连接、连贯、文本）、语用（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文体（语域、正式、非正式）、美学（社会文化、功能分析）等角度对译文进行分析。

因此科学的翻译批评讲究方法的客观性，考虑翻译过程本身涉及的各种问题，以及译者和译作所处的历史时期，对译作和译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还要注意方法的综合性原则，由于翻译批评涉及了原作、译作、翻译过程、翻译环境、读者、译者、译作影响等诸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翻译批评时，只有把翻译活动当作一个整体的综合活动来对待，批评者根据所掌握的翻译理论，并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形成对翻译艺术的敏锐感知和领悟能力，体味译者对原作精神的传达，对译作从整体上把握和结合具体的语言风格，并对译作进行整体与局部的全面评价，这样的翻译批评才具有说服力与客观性。

篇（2）

例1 下列关于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表述，正确的是（ ）

①哲学来源于生活 ②哲学就是生活经验 ③哲学可以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 ④哲学可以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具体方法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

解析 本题容易误选②或④。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人们对生活经验的不断反思和追问，慢慢就会涉及到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因此，哲学不等于生活经验，②的观点是错误的。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但是，哲学方法论是根本的方法论，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人们可以结合具体问题去探索具体的方法，哲学不会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具体的方法，④的观点是错误的。故本题选C项。

点拨 方法论是有多个层次的，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决定性作用，它是各门科学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有着指导意义。

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例2 庄子认为，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境界。荀子则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对此正确的理解是（ ）

A. 庄子客观唯心主义，荀子是主观唯心主义

B. 庄子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是朴素唯物主义

C. 庄子强调要顺应客观规律，荀子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改造自然

D. 庄子强调要顺从自然规律，荀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解析 误选A、B项的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庄子、荀子的观点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误选D项的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消极地顺从自然，而要主动地控制和利用它。故选C项。

点拨 以文言文作为背景的试题往往让同学们犯难，有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记住一些主要思想家所属的哲学派别（见下表）。隋唐以前的思想家更侧重于唯物主义；隋唐以后，唯心主义思想家多了起来。

[所处时代＼&唯物主义主要代表＼&唯心主义主要代表＼&隋唐以前＼&荀子、墨子、王充、范缜等＼&董仲舒等＼&隋唐以后＼&王夫之等＼&王守仁、朱熹、陆九渊等＼&] 二是找关键词。没有读过庄子相关文章的同学很难理解引文的意思，但是，引文中“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意思也明确，“制天命”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用之（天命）”就是利用自然，这就说明了他的观点并没有夸大主观能动性。

三、思维与存在

例3 回顾我们所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的每一次跃升，都缘于改革理论的突破，都缘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前面。“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这里包含的哲理是（ ）

A.一定形态的思想是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B.一定形态的思想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

C.思想路线决定改革的进程

D.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解析 A项的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但材料强调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所以，很容易排除。思想路线属于意识范畴，不能起决定作用，C项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似乎表明先有理论，后有实践。但是，实践是认识（含理论） 的基础和源泉。D项的观点违背了这一原理。根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理论，一种理论可以先于实践而出现。这种先于实践出现的理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来的。故选B项。

点拨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其实也是一种解题的重要工具。这一原理有一重要内容是“矛盾的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即，一个事物不管它怎么特殊，它必须具备同类事物的共性。命题者往往故意离开事物的普遍性强调事物的特殊性。本题就从材料入手，提出“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违背了实践决定认识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存在决定思维。

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使物质生活的富足成为现实。然而，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人口的膨胀使人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自然资源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为什么如此恶劣？”“人类在自身的发展的过程中应怎样处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们在经过了这一系列思考后理性地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据此回答1～2题。

1.人们面对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而进行的思考不可回避地触及到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这说明（ ）

A.哲学的智慧是人努力想象出来的

B.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思想都是哲学思想

C.哲学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的

D.实践的发展是为了适应哲学的需要

2.人们在经过了一系列思考后理性地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主要体现了（ ）

A.人们改造世界的水平取决于主观认识

B.思维方法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起决定作用

C.真正的哲学能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D.没有哲学智慧，就没有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3.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在根本观点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它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

A. 缺少辩证法思想，不能把世界看成不断发展中的物质世界

B. 它在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的

C. 否认意识反映物质

D. 往往把物质的具体形态当作世界的本原

4.有人认为，人脑产生意识，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种看法属于（ ）

A.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B.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C.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D.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5. “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使人类历史发展下去。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然而，那是一种特别意义的物质，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关于这段话的理解正确的是（ ）

①哲学中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意见完全不同 ②哲学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③黑格尔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④人对物质的关系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篇（3）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篇（4）

前言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理论，是现代哲学分支学科之一，主要研究科学的本质和结构、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的方法论。19世纪中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后，成为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心内容之一。主要流派有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学派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是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是在一定科学观指引下，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的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获得、科学理论的建构和科学的检验等方面的基本问题。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在20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证实法)；50年代以后的批判理性主义方法论(否证法)；60年代以后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它们分别以卡尔纳普、波普尔、库恩为代表。科学哲学方法论对企业的战略选择有着重大而又完全不同的影响，而企业在作出战略选择时，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受科学哲学中的某种方法论指导。对于一个现代企业而言，如果能够恰当地运用科学哲学方法论对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行指导，将会受益无穷。本文将对波普尔的否证法在企业战略选择中的作用进行阐述与论证。

卡尔・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强调理性、演绎的作用，而轻经验、归纳的作用；强调批判的态度，反对独断的态度。他从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的科学方法论出发，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可证伪性的科学方法论，认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是批判的精神，不断旧理论，作出新发现的科学活动都是理性的活动。科学的发展就是理性不断作出猜测(假说)，不断遭到反驳(证伪)的过程。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科学知识的可证伪度越高，越有价值。根据证伪主义的观点，波普尔把科学看作是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认为科学知识增长一般经历如下四个程序：(1)科学开始于问题，科学家开始思考；(2)针对问题，科学家提出各种尝试和猜测(假设与理论)；(3)各种理论间激烈竞争，相互批判，经受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在检验中纠正错误，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理论；(4)新理论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问题。用图式表示：P1(问题1)――TT(尝试性理论)――EE(消除错误)――P2(问题2)。而新问题又要求新的猜测，接着又是新的反驳、检验，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科学的发展就在于不断地进行猜测和反驳，这就是可证伪性的猜测-反驳的科学方法论，即否证法。将否证法运用于战略选择，会使企业充满活力，同时也面临着新问题。以下从五个方面来论述。

1. 激发企业活力，使战略选择具有创新性

企业发展战略通常是指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如5年、10年，依据对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考察、评价，从关系企业发展的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研究和制定企业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要经过的阶段以及实现上述要求而需配置的资源条件和采取的重大策略。由于不同企业所处的环境、企业实力以及生产经营特点等方面各不相同，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势必千差万别，不可能有一个适合于各类企业的统一战略。因此，我们要为企业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否证法将企业从证实法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企业的视野变得开阔，使战略选择具有创新性。由于否证法强调对已有的战略选择进行批判，企业将不再有意识地选择有利的经验来维护过去，而是尽力去寻找与企业现状相矛盾的实事来开创未来。这必将使企业对外部环境、对市场中的微小变动具有敏感性，利于企业捕捉到新的发展趋势、新市场，学到新的经营方式。并且，这种战略选择方法使企业中的职工处于不断接受挑战的境地，积极性得以调动，企业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2. 使企业战略选择具有前瞻性

日本索尼公司在作战略选择时，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一般程序。50年代中期，当它决定进入美国消费者市场时，首先它提出了问题：“顾客尚未满足的需求是什么?”针对问题，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假设。在对每一猜测进行分析批判后，他们发觉：当时的年轻人总是携带着很重的唱机和带蓄电池的电子管收音机去野餐或郊游，很不方便，肯定还存在着一种尚未满足的对轻便、价廉、性能良好的设备的需求。于是它制造了手提晶体管收音机，在美国市场站稳了脚跟。而晶体管的发明者贝尔研究所却只知沿着过去的路走，认为顾客只需要安装在一个地方的设备。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田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索尼创业50多年来，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哲学，那就是要找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存方式，为公众提供意想不到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着产品的个性化，并希望能给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这就是我们的长期发展战略。”这种使企业行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要靠P1(问题1)――TT(猜测)――EE(排除)――P2(问题2)的不断循环来得到。

3. 使企业勇于革新，轻装上阵

否证法贯穿着敢于批判的精神，敢于“否定”或“革命”的精神，可以使企业尤其是已获成功的企业保持警惕，不固守过去，勇于淘汰，勇于更新。被誉为“长寿公司”的杜邦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它敏锐地探索着19、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政治、技术和社会方面变化的主流，制订相应的策略及时应变。杜邦公司很早就在美国的炸药生产方面居领先地位，但在二次大战期间，它迅速转变业务，率先进入玻璃纸包装、塑料的开发生产，当研制出尼龙后，它又对业务构成进行了大胆调整。否证法运用于战略选择，会使企业不断进行新陈代谢，不断向前发展。

4. 易使企业陷入多样化经营的困境

否证法把企业带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企业看到广大的市场、众多的机会，同样也使企业面对多样化的诱惑。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好的选择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些选择往往不兼容，有时甚至不相关，但在利润的驱动下，企业时常会作出多样化的战略选择，且这种选择常具有短视的特征。90年代初期，当房地产热在中国升温后，许多企业为扩展业务范围，把自己的大量资金投入这一有利可图的领域，不久便在“降温”中纷纷套牢。多样化是企业的一项重大挑战，因为它将使企业面对完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顾客、不同的营销方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技术、不同类型的职工，这无疑会分散企业的资源，削弱企业对市场的把握，使企业经营变得复杂，信息交流变得困难，增加管理的难度。因此，企业在作出多样化的战略选择时要十分慎重。但否证法的精神实质是要不断批判，不断创新，在对新事物的追求中，企业很容易偏离自己的现实状况，作出不当的选择。

5. 易使企业陷入分歧

否证法鼓励大家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大胆猜测与假设，但在对各种假设的分析与批判中如何使大家的观点趋于一致却绝非易事。如果这一环节处理不好，结果可能会比证实法的墨守陈规还要糟。每个人在对企业的内部和外部情况作出假设时，都认为某些结果是重要的，而其他一些结果则无足轻重，如果没有一条基本思路来指导他们作猜测，如果没有公正合理的标准对各种猜测进行评判，大家很可能对最终选择不服，并各行其是，使企业陷入分歧。

结语

否证法作为科学方法论之一，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如逻辑实证主义把“证实”绝对化是错误的，把“证伪”绝对化同样也是错误的。将否证法运用于企业战略选择，在鼓励分散性思维后，企业常常会面对众多选择。问题的关键就变为“如何进行取舍，即取舍的标准是什么?”正如上文第4、5点所述，按照否证法进行选择， 很容易使企业偏离轨道，产生混乱。因此，在进行企业战略选择时，我们要把证实与否证的方法结合，使二者对立统一起来，甚至还要借助于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否证法在企业战略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琪延.世界名牌公司扩展史.台湾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篇（5）

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坚持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融入了极具活力的新内容。科学发展观在观照目标上呈现多元化，包括自然界以及在实践中产生的人和人类社会，主旨在于三者的协调融洽。本质上，科学发展观为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唯物史观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

一、从本体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检验标准的人本与社会政治实践相协调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在遵循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中所阐述的社会模式更迭的一般规律及世界演变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效能二者相结合基础上形成的。它从实践的角度界定了发展的目的，其所具有的意义和所采取的方式，是对马克思发展观的新发展。马克思认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及其所从事的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人改造客观世界获得实在实物的活动是必不可缺少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各类活动则是依托物质生产活动而形成并始终受其影响的。明确指出社会发展是自始至终受到人类生产实践制约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包括其他因素的综合思考。马克思把人及其创造活动写入了社会的本质，只有人的主观能动行为才可以形成社会进步和逻辑。社会发展规律与物质生产规律是现象与本质的地位，后者制约前者。如果没有了人的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所认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的理论根源。学说具有相当份量的是关于人的学说，它从生产活动的角度观察人、分析人。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最根本的特点是实践创造性。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在实践中由不确定价值向确定价值转化的过程。人的价值可以一分为二，即一个是个人价值，另一个是社会价值。与之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阐明了人在社会进步中居于主导地位，人的非消极、非被动、非保守的特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在建设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采取更加有效措施来让广大群众不断感受到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发展获得感，是新时期中国政治领域加强建设取得文明进步的主旨。践行科学发展观，必定会在实际中反映出重视人而非忽视人的政治意蕴，以人能否得到彻底解放和能否得到更好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实际上就是政治哲学。所以，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首要条件，以积极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协调为目标。同时，要兼顾后代人的需求，在不间断的发展中实现社会与人的科学发展、永续发展。

二、从认识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互适应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观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最根本、最直接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时期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如何在思想上形成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观念，成为科学发展观努力的方向。这要求我们一方面积极维护社会的公平，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人的正当利益诉求。努力使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形成互助、友爱和协作的优良品质，以此作为人格基础来推动社会发展。同时，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内在要求，积极提倡捐资助学、社会关爱工程建设、地方公共设施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形成物质、精神、政治三方面文明建设互为动力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社会各个利益群体能够为共同理想和目标团结奋斗，完善政事通达、人心和顺的管理机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实现社会和谐，其首要条件就是要促使发展的主体与客体达到和谐。在改革大潮中，随着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公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积极主动地培养和发掘内在潜能，以期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在这一过程中，须用的开放眼光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建立社会长久发展的运行机制，注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大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位居世界科技发展前列。加强文化传承与创新，持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实力与影响力，以此来不断满足人们日益物质文化需求。从根本上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绩评判标准，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重要标准，在主动性与创新性发挥中实现发展主体的人与发展客体的社会达成积极互动。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与政治文明的密切联系。政治经济学表明，人类的社会文明来源于物质产品创造、精神成果的积累、政治收获的积淀。政治文明一般体现为人为实现全面发展而对所崇尚的既公平又正义、既平等又自由、既民主又法治等努力的程度。政治文明是政治哲学的外在表现，政治哲学则是政治文明的理论底蕴。政治文明为政治哲学指明了方向，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能够不断创新发展的根基。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的政治文明所进行的生动贴切的表述，它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实践，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忽视民众对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诉求，积极调动每一个人的热情与才智，让个体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并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把保护与发展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放在当前与长远的考量之中，让全体人民同富裕、共发展的社会发展目标得到有效保证。

三、从价值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促进人的综合协调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追求的发展观

人在社会的进步中既是权衡的参照又是实现的目的。当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它给人们的思想造成许多不解与困惑，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纷繁无序，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价值感到怀疑，进而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前景产生焦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人们由此产生不真实的意识，以往对时间自由的支配难以重返。所以，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在社会发展中就显得更加重要。让社会充满关怀与友爱，让人的创造力得以彻底迸发，让人与人在相互促进中得以共同发展，每个人的个体特性也就能转变为现实。在社会进步的新阶段，积极推动人的综合发展是实现社会基本价值的关键措施。这是由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与协作离不开高层次文化水平人的参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本价值就在于人的进步，前一代人的文明成果为下一代人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因此，对人的发展所持有的意识和行动倾向就可以作为评判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尺度。在实现社会基本价值进程中积极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深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长远愿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义，集中一点就是让当代人建设发展的成果，为后代人更加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所以，科学发展观成为人充分且不受拘束发展的政治依据。科学发展观不仅着眼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为今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宽广的思路。使社会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层层递进，不仅讲究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内在的质量，同时也积极追求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在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中，实现人由自发向自觉的飞跃。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在人的发展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使社会发展模式呈现多样性。人的发展成为激发民族活力的时代强音。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有着辉煌的前景，不仅决定于其改造物质世界所获得的成果，更决定于其拥有的无形的智慧财富，而智慧财富的掌握者就是人。实现人的全面、自在、无拘无束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推进人的全面、自在、无拘无束的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最高政治境界。

四、从方法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统筹兼顾作为建设的基本指引举措，在整体进步中突显出协调与可持续性基本特征的发展观

政治哲学所秉持的能动地对待外界的方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其含义是指人们在对世界的改造利用中所遵循的最广泛、最基本的方法。辩证唯物论是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精华。科学发展观在与时俱进中对政治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准确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先进的理论回答了人类共同面对的科学发展方法选择的难题，也就是“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把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并将此统一与综合。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这种演变不仅是我党对中国化的深入领会，也是政治层面哲学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升华，是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合规律性的层层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的办法。“发展是硬道理”，指明了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科学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社会主义内在必然性和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结合点。但是发展不能只停留于经济的增长上，要更注重人的进步;发展不是片面的经济发展，而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全面发展观”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发展，主张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并在兼顾全局中达成平衡与协调;当代人需要发展，后代人同样有发展的诉求，“科学发展观”这个时代命题就应运而生。这反映出当代中国在如何选择发展模式、如何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全局考虑上，从增长转到发展、再从发展转向科学发展的辩证递进的方法论演变过程。

篇（6）

20世纪初，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的标志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开始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式来进行研究。在这本书中，借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从孔孟哲学开始讲起。的眼中，他认为哲学可以分成宇宙论、知识论和政治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等，而哲学史是为了明确变化、找到原因和进行评判，体裁可以分为通史和专史等，史料有副料和原料之分，中国的哲学则可以分为从老子到韩非的古代哲学、从汉朝到北宋的中世哲学以及明朝以后的近世哲学。但是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当时所有人的一致赞同。冯友兰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他不认为直觉方法就是哲学方法，注重哲学中的论证价值，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汉朝以前的自学时代和汉朝以后的经学时代，把哲学分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宇宙论可以分为狭义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知识论分为狭义的知识论和狭义的伦理学，人生论分为狭义的伦理学和心理学。对于西方的哲学，冯友兰认为可以用来补充中国的哲学史。再往后，张岱年提出了哲学的六大特点，着重突出了中国哲学独特的特色。无论是、冯友兰、张岱年还是后继的研究者，在时期，中国的哲学史一直都只是借鉴西方哲学，没有很好的阐述出中国哲学悠久的历史和中国哲学独特的特点。

二、探索时期中国的哲学与方法论

1950年以后，《中国思想通史》的出版是中国第一次用来总结中国传统思想，并且将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逻辑思想这三者结合起来，坚持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用唯物主义观和观点来分析论述了中国的古代思想，这一举动大大推进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程。唐君毅先生在探索时期对于哲学的研究与很多人都是存在差别的，他所研究的哲学主要阐述的是古代人的哲学思想，但是在此同时又穿了著者的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君毅先生所研究的哲学是具有全面性的。他的哲学是真正符合中国近代哲学方法论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这一原则的。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书中说过：“为了能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我们必须要学习哲学史，树立正确的唯物辩证主义世界观”。在中国探索时期，中国的哲学史是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方式来阐述中国哲学，这种方式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对理论的理解还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以及政治化，造成中国哲学失去了原本的模样，并且当时的中国学界也没有真正的理解透中国哲学史，只是一味的批判原有的哲学遗产，导致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甚至后面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哲学与方法论

篇（7）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断从表层来看似乎是毋庸赘述的理论事实。然而，如果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立过程及其理论建构的现状作为考量因素，则有必要对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有人会说，既然这个论点已成毋庸置疑的理论事实，那么，从其他考量因素出发对这一理论事实进行阐述岂非多此一举。然而，真正的理论事实是要经得住考量的，倘若认定其为理论事实的依据仅仅为表层，怕是难逃不严谨之嫌。因而，以社会科学方法论建立过程及理论建构的现状为考量因素，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理论阐述，是极为必要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有观点认为，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构建了整体上最为科学、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遗憾的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至今仍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在此，我们需要阐明的是，我们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开放性逻辑基础的研究和阐述，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此理论持怀疑态度，而是承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体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体系的定义本身入手。体系，顾名思义，形成为一体，即整体，组成为系，即系统。体系，是指由若干具有相互关联的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等。体系的构成需要量的规定，即一个事物或意识不能形成体系，而是由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构成；体系的构成也需要质的规定，即构成体系的要素是特定的，相互关联的，并不是随便哪些要素都能构成体系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要素既有量的规定也有质的规定。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特定的、若干具有相关性的组成要素，就其理论内容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辩证思维；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这体现了的主体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这体现了的世界眼光。

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其理论内容来看，涉及了主体与客体、系统和要素、矛盾和过程、个人与群众、认知与评价、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与要素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贯穿着基本的理论原则，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等等。而从系统概念的角度而言，可以认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各个方法要素构成了一个方法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之所以是科学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开放性，它不断与其自身以及系统之外的环境进行所谓的信息能量的交换，在开放性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自己。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决定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

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一致性，有何种世界观就会有何种方法论。人们在世界观或哲学观的指引下，去观察、发现、分析、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世界观、哲学观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可以这么说，哲学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它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开放性理论品格，这一品格在其研究对象、适用范围以及理论视野方面都有所呈现。

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开放性。其研究对象是实践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其理论旨趣在于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从而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种实践是植根于开放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之中的，哲学是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走出来的，也必然要回到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去发展。这就决定了作为哲学观基础上的具体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互动中能够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开放性，同时，“社会科学方法论把对社会的研究纳入自然―社会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赋予社会认识活动以宏观的历史背景……在各种社会要素的有序联系中揭示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组织结构……”①。这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必须是开放的系统。

哲学的理论视野是开放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主张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从而深刻批判了唯心主义对社会历史的主观臆断，认为社会认识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旧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②哲学这种批判性的理论视野正展示了其自身的开放性，以此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必然会在人类发展的新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中，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直面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种理论和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哲学的适用范围是开放性的。哲学是面向整个人类世界的，所以，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人、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层面、方向或领域，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系统掌握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其历史使命是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人类生存的“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迈进。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相应的或者自然而然的也获得了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它作为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直接的方法论指导，必须指向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而不能局限于某一个狭窄的领域；哲学是面向未来的，它从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出发，强调世界并非是既定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所有事物随时随地处于发展变化中，人类、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并非已经完成的既定的存在，而是处于一个不断生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相应地获得了其开放性理论品格，“在社会的相对稳定中揭示社会的运动与变化，在社会的运动变化中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社会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交互作用中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因与条件，全方位勾画社会有机体的立体和动态结构。以对现实的把握为基点，去回溯社会发展的历史、展望社会发展的未来。”③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贯穿了开放性理论品格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本身即是开放性思维的具体呈现。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完整而全面的方法论，那么，构建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多少显得有些多余。对此，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哲学方法论与一般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科学方法论的关系。从方法论来讲，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抽象的，适用于所有领域的哲学方法论，但它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又存在不同。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它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形成的。同时，相对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社会科学方法论又是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性的指导意义。有人可能会说，历史唯物主义对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导意义的价值似乎值得商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性是间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连接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桥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极为重要且必要的。

其次，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过程中贯穿了开放性的理论原则。它积极地扬弃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提出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组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二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规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人文主义（理解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否认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行动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主张以个人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现象；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是先于个人的，主张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社会整体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会现象。无论是科学主义方法论还是人文主义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其所建立的社会哲学基础都没有正确的解释和处理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关系，其方法论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弊端。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或用自然性来夸大自然和社会的对立，或用社会性来抹杀自然和社会的联系；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或用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忽视社会的客观性、整体性，或用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抹杀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虽然以韦伯、温奇、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试图综合科学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以及个人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努力只是在方法论的漩涡中打转。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从根本上正确地确立了自然、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是对立而统一的，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发生的根本途径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④

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确立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重大原则；社会矛盾研究中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分析方法、阶级矛盾与阶级分析方法、阶层矛盾与阶层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科学预见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中强调“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人的生存状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尺度、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中坚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在实践中做经验观察与事实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评价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根本标准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标准；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坚持以世界的眼光观照当代社会发展，辩证地理解全球化与民族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等。

结语

总之，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建构的过程和现状等因素进行考量，其获得了理论系统开放性的逻辑基础，可见“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是经得住推敲的。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今天，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应以开放的心态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而适应时展需求。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促进自身发展。

首先，要坚持对自我系统内部的开放，始终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可以使其在日新月异、变幻纷呈的世界中不断吐故纳新，始终流淌着新鲜血液，同时也是使其在激荡的时代变迁中始终发挥其作用的基础。可以这么说，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都不是完美的，这种不完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中逐渐呈现出“脱离”的状态。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求其具有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否则，本身存在的缺陷难以被发现和补救，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愈来愈多的不适应性，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淘汰。

其次，要坚持对系统外部的开放，科学地对待其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个固执己见、封闭自己的人很难真正融入社会和人群，更谈不上自身发展和价值的实现，同样，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如果“孤芳自赏”，则很难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尽管社会科学方法论得到了高度认可，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无存在的必要性，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坚持系统外部的开放，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优势和劣势给予全面、客观而深刻的认知，以平等的态度与之对话，积极主动地与之交流，吸收其有益的东西纳为己用。总而言之，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应该是相关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学院；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2DKS021）

【注释】

①③《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页，第10页。

篇（8）

一、方法论之哲学基础——形上之“心”

荀子言人之性恶，但是人却仍然存在成就善的能力。在人趋向善并成就善的过程中，“心”起了重要作用。冯友兰先生认为，在荀子之心学中，心是能知能虑之心，心节、立权衡以于“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心通过“虚壹而静”以知道。唐君毅先生认为荀子思想中之“心”，一方面表现为理智之心，另一方面表现为求道之心。荀子认为心有向上之能，可以自作主宰，以知道体道而行道。荀子之心具有认知作用，而且还有情感之感发，意志之决断、向善的能动。

荀子认为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一个方面是：人有辩、有分。人心可知道。人有先天不待学习而有的能力，并且人的先天的知、能经由后天的积习，能在处理事务中表现出来。所以，荀子十分强调学，《荀子》一书以“劝学”开篇。在心的指导下，通过学习，性可以化。

心在荀子成德的思想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一个人能否成为圣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的方向。“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心的主宰作用表现在：“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解蔽》）心具有自主性。欲知道，成就知识，必须有心的辨识验证作用。心之最终目的是“知道”，达到大清明的境界，成就理想人格。

二、方法论之内容

荀子哲学方法始于逻辑分析与认知，终乎达道之神秘之直觉体悟的境界，即能够“壹于道而赞稽物”，能处于今而论久远，坐于室而见四海，能“知通统类”，以一知万，贯通仁义之统、礼义之统。本文由收集整理

1.始于正名的逻辑

荀子与其他儒者相比，重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如论儒有俗儒、雅儒和大儒之分；论士有通士、公士和慤士之分。逻辑是把握道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荀子之逻辑方法有政治、历史、文化意义。

荀子强调名之正确使用，因为名言若不能使是非清楚，定义明确，善恶之标准井然，则人们的言行便失去依据，社会将陷入混乱。名是用来应“实”的，名实相应则志意可通。荀子为了避免名实不符，提出了“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制名之枢要”三个制名的标准，以避免“用名乱名”、“用名乱实”和“用实乱名”。

既有名，必有辞。把两个异实之名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便需辞。“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正名》）了解了名、辞，辩说始成为可能。“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辩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正名》）辩说是用没有前后矛盾的名辞来阐明事理的，进而明道的。辩说态度要恭敬而合于礼文，并把理由说的详尽。以道为标准辩奸邪之说，则邪说不能混淆人的思想。

荀子之知以仁为本，从容而辩，并有无畏之勇。其逻辑思维的正确和有效，除了其心之认知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建立在对礼义之道的信念之中。故其逻辑思想是以识道、守道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2.知道、体道之动态体悟之法

荀子认为，人的心灵是道的主宰：“心也者，道之工宰也”。（《正名》）“心不可以不知道”，心如何才能把握道呢？必须去“蔽塞之祸”并保持心的“虚壹而静”状态，并践行之。君子与众人之不同在于能充分发挥天生的质具，并能够有“用心一也”的积学功夫，心“壹于道则正”。

荀子认为，人之心若有蔽塞，则不能明辨是非。荀子列出了十蔽以为心术之公患。事物都具有相对性，人们认识往往偏于一端，在《天论》中荀子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于是，他提出了“解蔽”，指出“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解蔽》），圣人能以道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道是“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荀子所说的道是礼义之道。

在学习过程中，闻、见、知、行是依次递进的方法。“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解蔽》）。只有做到明察与实行，才算是真正体悟了道的人。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修身成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也者；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解蔽》）圣王之道是天下之准则，是认知、言辩的标准。对于礼义之道的认识，说明了荀子认知以文化价值意义为优先指导原则。能够行其所知，仁智相通。

荀子的心知通统类，由此表现的是历史文化情怀和知道、守道的精神，体现了“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主张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疏通知远的书教，广博易良的乐教，恭俭庄敬的礼教，都是为了使人向善，达到“大迁而不返其初”（《不苟》）。这种教化，区别于纯粹知识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体知”。

3.重直觉的“大清明”境界

通过“虚壹而静”的功夫，心与道为一，也即“大清明”的境界。“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解蔽》）“大清明”是心“虚壹而静”后达到的境界。遵道之人由虚心进入道，由专心而尽道，由静心而明察道。对事物的认识超越时空的界限，经理天地，善用万物，使物各尽其分，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这种神秘的境界，是由“虚壹而静”的工夫而达到的存在境域，它是人通过觉解而达到的心灵状态。它需要人的体知和领悟，具有直观性、神秘性和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意义。

篇（9）

一、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

二、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三、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

四、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篇（10）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观点：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的科学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依靠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那种“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El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答案也很明确而简单，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篇（11）

关键词：

哲学；艺术价值；辩证关系

一、哲学与艺术的内涵概述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苏格拉底的出现使人们从对“自然”的关注转变为对“人”的关注，由此实现了西方哲学革命性的进步。中国的哲学虽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深邃的学说，但却不具有西方哲学系统化的特征，尤其是与现实政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散发出浓厚的伦理道德的韵味。但二者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强调哲学是对人生、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也即是一种思维式的或者是辩证式的智慧和乐趣，包括人为何而生存、人的价值、人的本性、人的幸福等诸多问题。正如西方学者将哲学定义为“爱智慧”，强调哲学不是艺术，但却能给人以美感；不是宗教，但却给人以信仰；不是科学，但却给人以启迪；不是道德，但却能引入向善。这便是哲学的内涵1。那么，艺术是什么呢？宗白华曾经说过：“艺术是人类通过情感和想象的手段来认识和反映世界，表达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方式。”也即是说，艺术是人的经验、知识、情感、思想、审美在特定物象中的再现，表达语言、文字所难以陈述的主观感受，由此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意效果。在本质上，艺术创造属于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慰藉人的主观缺憾，满足人的情感器官的需求。因此，艺术的呈现既要迎合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观需求；同时又必须塑造甚至是改变人的观念形态。正是这一特性使得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一种珍贵的存在。

二、哲学视野下的艺术价值研究

哲学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思辨着人类自身及其与社会、自然、宇宙之间的本质问题，从而介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模糊地带”。而艺术是人们从经验、情感、思想、审美或者是价值的角度，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存空间以及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书写着迥异的情感思想。因此，哲学与艺术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实现手段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差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艺术植根于人们经验的丰富和思维的进化，是一种创作行为，自人类自由思考以来，便依赖于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和生活的各种理解。而人们的此种理解则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它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思维意象、情感表达、价值追求等等，从而也决定着人们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理念。一般来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体现在思想的过程和行动的过程两个方面。哲学虽然建构在人类思辨的基础之上，但却是通过语言、文字呈现出来的，使其思想被客观化和固定化。艺术与哲学的区别远远小于同科学的区别。它们之间不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是表达中介的差异。哲学追求所表达观点的准确性、明确性、系统性等特征，使情感转变成思想，使感性思维凝固为理性结构，因此，需要灵活应用语言文字符号，否则会导致模糊或者是松散的表达效果，使人不知所以然。但艺术却恰恰相反。它不仅拥有诗歌、绘画、舞蹈、音乐等诸多表达方式；而且追求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内涵，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以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虚、空的艺术手法等等，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艺术的审美特征。哲学是艺术的核心思维基础，由此决定了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方向；而艺术比哲学拥有更丰富的表现手段和更自由的表达内容，因此，反过来又通过不断的价值创新推动了哲学的发展。

三、哲学方法论对于艺术研究的价值

二十世纪，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艺术理论研究活动也开始广泛使用认识论研究方法，因此，关于艺术价值的研究和探索也开始被放在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尤其是在前苏联的美学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目前，部分艺术理论研究活动仍然沿用了哲学领域认识论的研究方法。黄海澄曾这样描述认识论指导下的前苏联美学研究活动：“文学艺术作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认识形式，把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都单纯地纳入哲学认识论的研究范畴。理论认识和艺术认识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采取抽象的形式，一个采取形象的形式，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的任何区别。这是以哲学认识论为基础的文学艺术观念，或者是从哲学认识论中推演出来的文学艺术观念和方法。2”在哲学思想以及前苏联认识论美学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近现代诸多艺术家都将艺术价值的本质问题纳入哲学认识论的研究领域。比如著名艺术家凌继尧在《艺术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中提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对认识论的探索。艺术也是建立在对现实认识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明确的审美意识，虽然不同于哲学的认识，但双方存在紧密联系。”由此看出，凌继尧先生也并没有摆脱前苏联艺术研究的庸俗认识论法，审美认识论在现当代社会甚至是传统社会中的艺术发展史上根深蒂固。

四、总结

总体来说，哲学从非生命的运动轨迹中感受生活的活力，从生命的多舛中体味非生命的幻变，由此深入探索人与自然、社会、宇宙的真实存在；艺术则是努力追求生命的本质意义，并通过物质性的深刻印迹使之长存。哲学和艺术自产生以来，便相依相存。前者为后者提供思想、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深化其价值内涵，使艺术创作显得更加意义深刻；而后者则通过多样化的创作手段和自由化的创作理念，丰富哲学理论，推动哲学研究的发展。因此，艺术家既要具备娴熟的艺术创作技巧和丰富的艺术理论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哲学的视野和内涵，由此才能创作出引人深思的艺术品。

作者：田慧超 单位：许昌学院美术学院

注释

1（美）亚瑟•C•但托.《艺术设计研究》.2010（3）95-108页

2黄海澄，《艺术价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16页

参考文献

[1]（法）丹娜.《艺术哲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2]朱志荣.《中艺术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美）诺埃尔•卡洛尔.《大众艺术哲学纲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