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定义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监管的定义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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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监管失灵。阐述了金融监管定义、原则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响应对策，以其为有关金融业工作者提供参考。

1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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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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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讲过一句话，永远不要回头，永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法挽回的往事上面。尼克松的本意是在鼓励人们前进。但尼克松某种意义上也正因不注重回头反思而跌了跟头。记不清是哪一位哲人讲过相反的话，“用脑走路比用脚更快”，“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可以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去迈”。那么，我想先回顾一下中国金融监管经历的三个阶段。

首先，让我们给金融监管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金融监管是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根据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如果这个定义成立的话，那么，应该说在1984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因为当时没有金融监管当局和监管对象，也没有监管法规，当时就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它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所以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也就无从谈起。

从1984年到1993年，应该算是中国金融监管的起步阶段。1993年由于出现泡沫经济，当时中央下发了“6号文件”，提出15条意见，其中12条是针对金融工作的。6号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体制改革”，其实着力点主要是前两句。从组织上，由当时的朱鎔基副总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工作上，当时明确提出人民银行要进行职能转换，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管上来。自此到2003年，这一时期属于金融监管的职能转换和体制探索阶段，人民银行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监管。1993到1997年期间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泡沫经济进行“救火”，在“救火”的过程中也开始考虑如何治本，即监管体制改革问题。1997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相继推出一系列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举措，比如强化中国证监会职能。此前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下属的监管执行机构，1998年后将证券委职能划入中国证监会并将其升格为正部级单位；还成立了中国保监会，把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去，人民银行专司银行业和信托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从组织体制上，成立了若干个我们俗称的大区分行，即将原来的30多家一级分行改制为9家一级分行和2家营管部，并在非一级分行所在地的其他省会城市成立省会中心支行和监管办事处。对这项改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当时这样改的初衷是防止地方对金融的干预，但是这样改存在两个错位。一个错位是地方干预的是商业银行贷款，但有贷款权的商业银行没改，工农中建的分行还是以省为单位设置，改的却是没有贷款权的人民银行；另一个错位是地方干预主要在县市这一层面，但那次改的却是省级分行，人行的地县分支机构没改,所以我认为这项改革是错位了。当然错位了名义上也不需要再改回来，因为大家多年来适应了，再改回来就乱套了。但必须肯定这项改革的初衷是要加强金融监管。

2003年又成立了中国银监会，从此正式形成了“一行三会”体制，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正式进入了分业监管阶段。

基于历史的回顾，作为“过来人”，我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几点认识和反思：第一、重新认识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凸显；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发展中国金融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但发展中国金融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保障，将“走向反面”。只要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存在，金融监管就永远不能放松；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金融监管尤需加强。第二、重新认识金融监管的从属性。先有金融企业的发展，后有监管当局的监管。发展第一性，监管第二性。没有金融企业的发展，也就没有监管当局的监管。发展决定监管（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求监管到什么程度）。监管反作用于发展（监管引导、规范发展，服务于发展）。一定意义上讲监管可以超前，但最终要接受是否适应金融业发展的检验。第三、重新认识监管体制的相对性。从功能上讲，没有绝对好的体制；从时间上讲，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从空间上讲，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制。在监管体制设计上可以追求“理想”,但不能也不可能“理想化”。第四、重新认识监管体制运动的规律性。境外监管体制大体三大类（混业、半混业、分业），总体上多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运动，在“合”与“分”的运动中不断强化。这种“合与分”的运动规律还在探索，这种“强化”也不是简单的叠床架屋和不惜成本。第五、重新认识“风险监管”的首要性。金融监管就其过程来讲大体包括三阶段，即“市场准入监管”（包括机构的准入、业务的准入、人的准入即从业人员的任职资格）、“市场行为监管”（主要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就其监管方式的演进来讲大体包括：“规则主导的监管”（80年代及以前）、资本为本的监管（80年代中期）、“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美国模式，90年代后期）和“原则性监管”（近年来的英国模式）。我认为无论何种阶段和何种模式，都必须始终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在“市场准入”中把风险监管的关口前移，在“市场行为监管”中主要是盯住风险，在不得已的“市场退出”中也要注重本体风险、连带风险和后移风险的综合权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第六、重新认识“内控监管”的本源性。“内控监管”即金融企业经营中防范风险的内在积极性。这种内在积极性通过一定的文化、体制、管理制度表现出来。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监管当局就要像保健医生一样帮助、督促金融机构建立起一套充足的、有效的内控机制。第七、重新认识监管悖论的永久性。监管悖论表现在控制风险要以金融发展为代价。要想一点没风险，也就没有金融发展；要发展就必然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对“风险”要有一定的“容忍度”（比如不能奢望“零不良率”）。第八、重新认识金融监管目标的适度性。金融监管的“度”在于八个方面的大体平衡：上边能掌控、中间少推诿、下边少出事、业务能发展、国际能融入、国情能适应、当前行得通、长远有方向。当前特别要注意监管不足、监管过度与监管真空问题。第九、重新认识体制与人的互补性。现实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同样的体制，由于人不同而效果不同。反之亦然。因此，体制上的不尽人意之处需要人来弥补。监管不仅是技术，更是一门艺术。第十、重新认识中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性、渐进性及与国情的适应性。由于经济已经全球化，必然要求“书同文，车同轨”，必然要求中国的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同行在几百年的实践中也确实积累了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国外的月亮也不是都那么圆得不得了。我多年前曾同美国的监管高层有过一次对话，我说你们的监管体制就那么完美无缺吗？我看不过是在历史的“面盆”中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结果。他表示如果让美国重新选择，它也不会再选择这样的体制，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几家监管部门的协调成本和效率问题。另外，美国不热衷实施巴塞尔III实际也是考虑美国的“国情”。所以，接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当走一步看一步，尤其要注重同中国国情的结合，防止南桔北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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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5.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74-04

一、德国金融集团的发展挑战分业监管体制

(一)20世纪80年代后德国综合经营和金融集团发展显著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金融管制放松，以及剧烈的竞争和金融全球化，银行和保险业的融合日益深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金融集团，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出现了以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保险金融集团和以保险为主体的保险银行集团，以至于出现了全能金融(All-finanz)的普遍称谓。

从1999年到2001年，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跨部门并购，德国也不例外，并购后在德国形成的8大金融集团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到2003年，这8大金融集团占有德国保险业总保险额的43％。

(二)德国金融混业经营、分业监管面临的挑战

德国混业经营和跨部门并购所引起的金融集团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德国金融业的竞争力，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但与此同时，也对德国的分业监管制度提出了挑战。并购后的金融集团抗风险能力增强，风险的传染也更为容易，一个部门的风险通过金融集团而传染到另一个集团，从而可能引发新的史无前例的风险。如果这类金融集团遇到财务困境，就会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引起个人储蓄者、投保人或者投资者的损失。

德国的分业监管体制显然无法顾及到集团层面的风险，也无法防范由此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同时，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越来越暴露出与德国金融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一是分业监管对交叉业务产品和金融集团的监管出现空白或者监管重复，监管机构的重叠和重复检查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负担。二是德国一直以来的分业监管和金融业务高度整合的不对称局面，极大制约了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原来的三家监管部门与德国联邦银行都从自我角度考虑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定位，而不能综合考虑发展的需要，不利于全能银行、金融保险集团的发展。三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提高监管效率和金融竞争力建立统一监管架构，挑战德国的分业监管体制。因此，德国于2002年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局，制定金融业整体发展规划，维护德国金融体系稳定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德国金融统一监管框架和特点

(一)德国统一监管框架

2002年5月1日，依照德国4月22日通过的《联邦金融监管局法》，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成立，由财政部直属，实施统一监管。金融监管局合并了原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三个机构，设置了分别监管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三个专业部门和负责专门处理交叉领域问题的三个交叉业务部门。负责统一监管2700家银行、800家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家的保险企业。

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直接对财政部负责，成为全方位的金融监管机构。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实施监管的同时并不过多干涉金融机构内部的经营业务，它不能指定某个金融机构向特定的个人或企业贷款，或禁止其发放某笔贷款，甚至连这方面的建议也不能做。它采取的监管方式主要是通过委托经纪审计公司进行，或根据经纪审计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审计。

金融监管局的监管目标主要包括：第一，促进德国金融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第二，维护德国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第三，保护客户和投资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统一监管的特点

1、德国统一监管以法律为基础，在金融集团监管方面遵照《欧盟金融集团监管条例》。金融监管局对于金融市场跨部门的任务由专门的交叉部门独立办理。为提高监管效率，金融监管局在组织结构安排上考虑了部门差异，其中，第一个交叉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处理涉及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集团的交叉监管问题，并观察和分析金融监管技术是否随着金融创新而改变。负责处理跨部门间的协调问题和参加国际监管论坛，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等，参与到欧盟统一监管标准的修订工作。负责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签订谅解备忘录，增强国际间监管合作。第二个交叉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处理涉及到交叉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立法问题，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负责反洗钱和打击违法金融交易。第三个部门是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水平以及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负责编制金融监管局预算。此外，还成立了咨询委员会，包括了金融机构代表和消费者保护协会和学术团体。咨询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如何提高监管水平的建议等。

2、德国金融实行并表监管，由德国联邦银行负责。德国金融监管一方面以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为主，另一方面由联邦银行进行并表监管，以使德国央行充分掌握金融业的信息，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金融机构的内控以建立内部治理结构为基础，建立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制衡机制，以年度业务报告和股东大会为依据。德国金融监管的突出特点是实行“并表管理”。德国联邦银行负责并表监管。德国拥有为数较多的大银行，在国内外设有众多的分支机构，资产总额巨大。若这些银行的业务经营出现风险，不但对德国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全球的经济金融活动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因而对它们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德国中央银行和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对大银行的监管中，除要求各大银行必须建立内部自我约束机制和内部监控体系以防范风险外，还要求各大银行将国内外各分支机构及银行集团的资本、资产及负债进行汇总，从整体上对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抵御风险的能力、债务清偿能力、资产的流动性等进行定期的分析评价。德国的大型全能银行大多是股份制银行，产权关系明确，内部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健全。2005年以后，德国金融集团按照《欧洲金融集团条例》，也实行并表监管。

三、德国金融集团监管的主要内容

按照《欧洲金融集团条例》，德国把金融集团的监管锁定在8大集团。尽管德国金融集团数量少，但是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其重要性在保险部门之大远远超过银行部门。

(一)联邦金融监管局对金融集团监管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活动于多部门的集团是否为银行法案或者保险监管法案意义上的金融集团

金融监管局以2003年财年年报为基础做出决定。金融集团被定义为由母公司、子公司和要么与母公司，要么与子公司相关的企业集团。这个定义同样包括横向组合形成的企业集团。集团至少包括一个保险承销机构和一个银行或者投行。如果集团总部没有受到监管，集团只有在主要经营都在金融部门的情况

下，才能被称为金融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在金融业经营的公司至少占有整个集团资产总量的40％。而且，若一集团被界定为金融集团，该企业就必须在保险和银行或者投资服务部门的两个部门以上有大量的总的、统一的操作。集团内最小金融部门的资产总量，一般而言，也要占总资产的10％以上，和所有附属的金融服务业加总的偿付能力要求的10％以上。即使企业内各部门的总资产达到至少60亿欧元，也应有大量的跨部门活动。

(二)联邦金融监管局对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率、风险集中、关联交易和集团内部管理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具体监管

1、关于金融集团的资本要求。金融集团必须在集团层面上有足够的资本。金融集团中的母公司，和其国内范畴的集团中的子公司必须包含进资本的计算中。依照银行法案10款和保险监管法案53c，自有资金可以作为集团层面的资本构成被包括进来。

2、关于集团风险集中的监管。按照《银行法案》，风险集中是指遭受违约风险并且大到足以危及到偿付能力或者受监管的金融集团企业的一般财务头寸的所有风险暴露。在此，违约威胁无论是基于对手风险、信用风险、投资风险、保险风险、市场风险、还是任何其他类型的风险以及以上风险的结合亦或这些风险类型的相互影响，无甚差异。

欧盟《金融集团监管指令》为成员国提供了确定本国风险集中的数量限制标准或者允许其本国监管者这样做直到进一步协调。《银行法案》考虑到风险集中的临界值和已经被注意到的重大风险集中的上限，定义风险集中类型。若超过上限要立即向金融监管局和德国央行报告。重大风险如对手风险、对应于借款单位的信用或者投资风险暴露，无论是个人还是总的风险达到或者超过集团层面资本要求的10％都要报告。此外，因累积风险未明原因等要素引起的保险风险集中和由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认定为重大风险的也要报告。

3、关于关联交易(intra-group transactions)风险。金融集团母公司必须向德国监管局和德央行报告集团内大额交易。银行法案把集团内的关联交易定义为受到监管的金融集团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本集团的其他企业取得支持以完成交易。无论是有合同时发生还是没合同时发生，无论是违背偿付要求还是免费都是非真实性的。这些交易包括所有集团内的贷款、保证、担保、其他表外交易以及银行法案或者保险监管法案意义上的含有自有资金部分的交易或者共担成本协议。

《欧盟金融集团指令》考虑到了关联交易问题，为成员国制定其风险集中的数量限制标准或允许其国内监管者这样做直到进一步协调留有空间。这些是通过授权的方式规制。交易的类型需要报告，把他们划分为重大风险集中的底线、必须遵守的上限和对这种交易类型进行的限制都要在法规中加以定义。由规定的企业进行的集团内的重大交易只有在所有经理人一致决策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如果超过了上限，德国金融监管局就会命令违规的当事人用自有资金来补偿超过部分。到法规被采纳为止，如果他们在集团层面达到或者超过资本要求的5％，就有必要报告单个交易。在营业年度，一个或者更多的集团企业的几笔交易已经被每个对手方联系起来，即使单个交易没有达到上述的底线，也要报告。

4、关于内部风险管理。德国金融监管局按照《欧盟金融集团监管指令》的要求，强化金融集团的内部风险管理责任。金融集团把跨部门风险管理统一起来进行内部的整体风险管理。

《欧盟金融集团监管条例》要求在集团的层面上，要有适当的风险管理和充足适当的内控方法，包括适当的商业组织和适当的会计程序。其中，适当的风险管理包括以下要素：

①稳健的治理和管理。

②确定集团层面的适当治理主体，对所有可能招致风险的战略和政策进行审核批准和常规评论。

③充分的资本充足率政策，以预期其经营战略在风险层面和资本要求上所产生的效应。

④充分的程序来保证风险监督体系能够适当融入组织中。

⑤保证对隶属于附属监管的那些企业的执行体系的计量是一致的，以便所有的风险都能在金融集团层面被计量、监管和控制。

适当的内控机制包括如下要素：

①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充足机制(确认和计量所有的实质性风险)和把自有资金与风险适当地关联起来。

②稳健的报告和会计程序(识别、计量、监控集团内的关联交易和风险的集中)。

四、德国金融集团统一监管的启示

(一)总体评价

德国金融统一监管体制进一步促进了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局把三大监管机构合而为一，把不同的监管文化和监管任务统一到一个监管框架内，工作量巨大。德国成功组建金融监管局，在于当时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市场运转高效，经济金融环境向好。

德国金融集团的统一监管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德国金管局依据《欧盟金融集团监管条例》监管金融集团。法律与监管的结合，有利于提高监管效力。金管局在监管方法上，遵循风险导向的监管，分别按照Basel Ⅱ和偿付Ⅱ来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发展。

但是，德国金融监管局的内部融合，尤其是监管文化的融合还远没完成。原有分业监管的外在矛盾内部化，原有的银行监管权限在央行和财政部下属的金管局间的争夺也没有停止。德国金管局隶属于财政部，由此使其监管独立性大打折扣，监管的道德风险显著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统一监管的效力。

(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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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金融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日益凸显，并带来了跨市场、跨系统金融风险传递的隐患。从长远来看，混业经营将是世界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金融监管模式也将逐步朝着囊括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统合监管的方向迈进。

所谓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是将金融业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统一的、综合的监管，把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的监管权均交由单一的、职权配置充分的监管机构负责。二十世纪末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本市场统合法和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的诞生，使全球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国建立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的现实依据

全球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作为危机的产物，美国率先--在全球建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并通过了著名的《格拉斯―蒂格尔法》，其基本思想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于是以《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为基础的美国分业监管体制开始确立。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原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逐渐受到了冲击，以至于“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取而代之而逐渐成为主导全球的金融体制。

所谓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指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企业以科学的组织方式在货币和资本市场进行多业务、多品种、多方式的交叉经营和服务的总称。

随着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分业经营的金融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金融业开始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不断转变，金融混业经营已成为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

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模式存在不足。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的模式，实行所谓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以及中国保监会为主的金融监管框架。在这种监管模式下，各个金融监管部门的权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

虽然在上述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了联系会议制度，但是该制度仅仅局限于沟通信息，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强制约束力不强，缺乏法律予以认可的并且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金融监管部门以各自的部门划分标准来进行监管，势必会出现监管盲区，加剧金融创新中的道德风险，并且各监管部门会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忽略了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不能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它能够减少监管交叉和重复，简化监管过程，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分业监管中因监管权限纷争所致的低效问题。

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已成历史潮流。为了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正不断探索由分业监管模式向统合监管模式转变的金融监管改革。挪威(1986)、加拿大(1987)、丹麦(1988)、瑞典(1991)等国家相继成立了在中央银行之外的统一监管机构④。美国虽然在实行混业经营体制后并没有立即对原来的分散监管体制进行改革，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最近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正在逐渐改变这种情况，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是逐渐向以英国为代表的混业集中金融监管体制靠拢。

对我国建立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的法律思考

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反映了当达金融服务领域的现状和发展需求，尽快建立统一有效的统合监管模式已是当务之急。因此，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和建立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的迫切需求为我国金融监管法制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笔者在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国情以及借鉴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法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构建和完善我国金融统合监管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建立并完善金融统合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近年来，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适应全球的金融自由化，金融立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对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我国亟需建立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统合监管法律体系。

因此，我国应该在借鉴欧美、日韩等国在金融监管法制改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现状以及特点，在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金融法律的整合，制定一部覆盖面较广、内容较综合的《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对我国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的探索提供法律依据。立法应当明确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加强对金融投资者的保护，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为金融统合监管铺平道路。

为了配合金融业统合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还应逐步推出《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衍生产品法》、《资产证券化法》等多部法律，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为规范化、制度化的金融监管提供法律基础。同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相关金融法律法规适时进行修改和完善，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增加金融统合监管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形成从市场准入、业务经营、风险控制到市场退出的全方位监管，全面改革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格局，逐步建立我国金融统合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金融统合监管法应扩大对金融投资商品的范围。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不断多样化，金融机构对于新生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界线日益模糊，现有法律对金融投资商品的列举式的定义已经不能适应当今金融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因此，在新制定的金融统合监管法中，应当引入“金融投资商品”的概念作为金融统合立法的基础，将“有价证券”的概念扩展为“金融投资商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金融统合立法的规制对象，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达到充分全面保护投资者的目的。

金融统合监管法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极大地扩大了有价证券的范围，甚至试图对金融投资商品做出概括性定义。因此，我国金融统合立法在对于投资公司可以经营的金融投资商品种类方面上的规定，应当从一贯采取的列举主义向兼容并包主义转换，扩大对金融投资商品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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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金融寻租概述

经过30多年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我国金融行业正在发展壮大，市场正在快速增长，使得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如信贷市场不完善、证券市场存在泡沫风险等，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重，金融市场的变化也能反映我国的经济状况，可以说金融市场就是我国经济的晴雨表。然而，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信贷市场、证券市场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金融寻租问题。下面将就我国的金融寻租问题进行探讨。

目前，关于寻租定义有很多种，但布坎南和克鲁格等人所提最为广泛接受。首先，布坎南是从区别寻租和寻利的角度来界定寻租的，将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其次，克鲁格认为寻租是经济主体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通常是指经济主体通过寻求或维持在某行业内的垄断地位来寻求或维持业已存在的租金的活动，这种租金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和管制，抑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的资源的稀缺性而形成的额外利润[1]。

通过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寻租是个人或组织耗费稀缺资源，通过控制或影响资源分配的管制者，攫取一种额外的利益或好处的行为，这种额外的利益或好处是一种人为创造的财产的转移，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2]。

从而，我们可以知道金融寻租的定义为：个人或组织通过控制或影响金融行业的管理者或监管人，来达到攫取额外利益的行为。通过定义，可以为我们解决金融寻租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二、我国金融寻租问题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金融行业中，企业的不法行为以及国家的监督管理者的管理不到位或者干预过多，加之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寻租行为。这些给我国的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很多不利的影响，这些金融寻租行为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行为归结为以下几方面[3]：证券市场寻租行为、信贷市场寻租行为以及外汇市场寻租行为等等。下面我们将结合寻租租金的来源来分析各种金融寻租行为。

首先，证券市场寻租行为。该寻租行为有：股份公司争取发股票行为资格的寻租行为；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分割造成的寻租行为；政府涉足二级市场造成的信息寻租；操纵二级市场股价寻求租金的行为。

其次，信贷市场寻租行为。该行为表现在：银行为吸纳存款造成的寻租行为；贷款政策差别造成的寻租行为；信贷配给引起的寻租行为。

最后，外贸市场的寻租行为。该行为表现在：银行汇率与黑市汇率的不同引起的寻租行为；利用不同地区间的汇率差距的寻租行为；通过进出口套取外汇的寻租行为。

以上这些寻租行为表现，有些是企业或个人或其他利益相关体未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寻租活动，有些则是利用我国金融制度的空当进行寻租活动的，有些则是一些金融行业的监管者主动创造条件来进行寻租的。这些寻租行为严重地破坏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增加金融交易的成本，加剧金融投资的风险，同时这些行为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社会生产力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由于其不仅仅是对我国经济有重大危害，也对我国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我国金融寻租的综合治理

目前，我国很多的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通过金融市场，实体经济能够很好实现融资、投资等目的。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对实现我国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找出控制金融寻租的方法。下面将就我国金融市场寻租行为的治理提供几种方案。

（1）从制度上遏制金融市场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金融制度不完善，我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匹配不同步。因此，首先要从金融制度建设开始抓起，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协调，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要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相协调，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例如，在证券市场中：①实行证券市场进入的市场化，消散一、一二级市场之间存在的租金，最终在条件成熟后使证券的发行向注册制过渡。②完善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建立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健全和规范证券市场。③完善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消散证券市场的信息租金。

（2）转换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从我国目前条件看，还不可能对金融市场完全放开，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还是必要的。但是政府金融调控的能力越大，其成员就越容易参与权力寻租活动，日本、台湾都有过类似的沉重教训。因此，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避免越界行为频繁发生，就成为了治理寻租活动的基础。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不恰当干预产生了租金，并制造了“政策市”、“消息市”的恶果，必须束缚住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不恰当干预。

（3）强化金融监管来遏制寻租行为，增加寻租人的经济成本。目前，在金融监管方面出现监管不到位的事情，因此必须强化金融监管。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做：①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制建设，对监管寻租行为实施法律控制。②开展金融监管绩效审计并从审计监督的角度对金融监管部门实施再监督，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监管主体行为。③健全完善监管体系，优化内控机制。④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与监管人员利益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总之，我们必需要正确地、全面地认识金融寻租，要与时俱进地为解决寻租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并为之努力。

参考文献：

篇（7）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枢纽，它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广泛深远的影响各个方面。在国民经济中的金融核心地位决定后，金融监管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受次贷危机影响，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全球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无一例外都受到严重影响，恰恰是这场危机再次次带领理论家热潮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监管的研究不断探索，反思，并积极寻求有效的改革路径。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整个序幕缓缓拉开了全球金融监管的变化，连续的变化，美国，欧盟的金融监管体系摆动。

1 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

这种创新的概念是本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首先提出的。熊彼特用“创新”一该术语被用于定义一个新的产品，工艺，方法，或引用到经济体系中去第一次尝试。金融创新是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新的金融的方式来提供金融服务市场和金融创新，他认为发展应明确这包括金融制度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人们认识到金融创新深入了解金融创新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主体金融创新现在的延长，该分类金融创新。综上所述，我们考虑所谓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的结构性变化将导致新的工作一种新的服务模式，新的市场和新的系统。

2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是对立的关系。金融创新改变了基本条件的金融监管，乘客的操作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做出适当调整的概念。金融创新特别是随着新的金融创新在金融工程的形式，财务风险管理及控制作出了巨大贡献。过度的有限的金融监管将加大金融创新的成本，并延长创新周期，从而防止金融创新的发展。同时，本在金融监管，以牟利黄金驱动的公共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或方式操作逃避金融监管，寻求新的盈利机会，最终导致黄金金融监管预计将减少的影响。可以理解的，没有金融创新这个电源，整个金融业将失去生存和发展基金会和活力，但金融部门在促进金融创新发同时展会还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增加调控的难度。处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新的关系不能被忽略。然而，由于体制，技术，政策和市场需求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与发达国家，存款相比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严格的金融管制，金融创新缺乏内在动力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的金融管制已大大放松，但与西方相对于我们的国家仍然更严格的金融管制，严格的财务管系统限制了金融创新的空间。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究其原因，还远远没有真正独立，自负盈亏，自我风险和自我约束，优胜劣汰的机制尚未形成，这使得各国商业银行确定缺乏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

2.2 品种少，规模小

新业务的发展水平已经经营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制约因素限制了小国有商业银行创新业务的发展规模，银行的会计整体业务的比重低，难以起到调整和优化整体资产负债结构的作用，也难以产生规模效应。

2.3 主要针对金融创新，扩大低质量的数量专注于我们现有的金融创新是容易掌握，操作方便，技术小楼的外在形式的内容，如设立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膨胀等，并用适合于操作机构的要求的市场经济体系创新明显不足。此外，由于主要的金融创新素质不高，创新性的内容比较浅，手段相对落后。

2.4 负债类业务创新和多资产类别的小企业创新

各业务的存款及其他负债已经比较激烈的竞争中金融机构企业，金融机构和业务创新退出这个工具也导致创新域最丰富的。如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存款证，和大多数其他企业而对于创新工具是业务创新的责任类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贷款一直资源，金融机构垄断在这方面几乎不存在竞争，在过去，因此，创新的显著小于负债业务。

3 结语

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激增现在。学术界在总结金融监管的政策建以下几点：首先，在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要根据新的市场关系，政府导向。也就是说，从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创新为主导，政府所给予的及时法律规范和宏观监督和指导，同时建立了完善银行信贷的运行机制。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机结构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工具创新业务，创新金融工具，政府应鼓励支持和培训金融创新人才，加大对金融创新的资金，政策支持支撑力度。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大大增强金融市场全球视野中国性格场，金融产品，金融决策越来越同质化。这就要求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各国之间进行协调音，常见的财务风险，并应根据基本国情，金融监管模式逐步转变为适应全球混合发展的实际需要。四，小企业有专门的信用特点和资金需求，传统的金融监管措施将愈演愈烈融资的小企业的困难，因此，对小企业金融服务服务实现差异化监管。

【参考文献】

[1]卢则疯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王元.对中国金融监管[J]金融危机的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9（1）.

篇（8）

21世纪以来，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混业经营格局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又进一步促进混业经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破产重组或被收购，还是主动申请转型，各大独立投资银行纷纷回归传统商业银行的怀抱，开始全面组建金融控股公司。[1]这似乎又回到了1929年以前美国的混业经营模式，但这绝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计划通过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的变革最终建立基于市场稳定性、审慎性、商业行为三大监管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主旨就是将多头分业监管格局收缩为混业综合监管格局，将授予美联储综合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力。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就是对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监管，而缺乏一有效监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监管机构的纵向割据造成的。美国的金融混业综合监管和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2]

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彻底修改《证券交易法》，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法的规制对象，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构筑了从销售、劝诱到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的横向的、全方位的行业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基本框架，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这是大幅改变金融法律体系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融合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制度，从而成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证券金融法制之一。其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设计，较好地平衡协调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在此次美国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日本的金融体系未受太大影响，并且逐渐在充当美国金融危机救世主的角色。日本继受和创造金融法制的经验，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借鉴和参考。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战。

此次危机虽未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探讨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

近年来，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代表，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根据单一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模式来重新整理和改编原有的多部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而将传统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一部法律中的趋势。英国率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第一次金融大变革，制订了《金融服务法》(1986年)，20世纪90年后期又进行了第二次金融大变革，并于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中的“投资商品”定义包含“存款、保险合同、集合投资计划份额、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合同等”。通过金融变革，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德国通过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改善法》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修改，导入新的“金融商品”概念，对“有价证券、金融市场商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等”作了界定，并通过修改《招股说明书法》导入投资份额的概念，将隐名合伙份额等纳入信息披露的对象。欧盟2004年4月通过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引入了“金融工具”概念，涵盖了可转让证券、短期金融市场工具、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和衍生品交易。欧盟内部则出现了金融服务区域整合，欧盟成员国的金融法制也逐渐呈现横向化和统一化趋势。

战后一直学习美国金融证券法制经验的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英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随后的证券法修改中不断学习英国和欧盟的经验，早在1998年就成立统一横贯的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在完善统一金融法制的方面，日本一直努力构筑以各种金融商品为对象的横向整合的金融法制。其对金融商品进行横向规制的金融体系改革始于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的“金融大爆炸”。此后，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如同一个三级跳，第一跳是2000年制定的《金融商品销售法》，第二跳是2006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跳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日本版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存款、保险商品将真正纳入一部法律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由四个支柱组成。第一个支柱是投资服务法制部分。具体而言，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横向扩大了适用对象（证券种类、金融衍生品）的范围，与之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等。第二个支柱是指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具体包括季报信息披露的法定化、财务报告等相关内部治理措施的强化、要约收购制度以及大量持有报告制度的修改等。第三个支柱是确保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的正常运行。第四个支柱是对市场操纵行为等加大了征收课征金（罚款）的处罚力度。《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虽具有复杂的体系，但其特点又可用“四个化”来简单概况：适用对象和业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等的“横向规制化”、规制内容的“灵活化”、信息披露的“公正化·透明化”、对违法行为处罚的“严格化”。[3]其中，“横向规制化”是该法的最大特点。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和影响之下，1998年4月韩国成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监督委员会。2003年，韩国政府也开始推进统一金融法的制定，2005年2月17日，韩国政府发表了将《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及间接投资资产运用法等资本市场相关法律统一为《关于金融投资业及资本市场的法律》（简称“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计划。2007年7月3日，韩国国会通过了能够引起韩国金融业“大爆炸”的《资本市场统合法》，该法于2009年2月4日正式施行，该法整合了与资本市场有关的15部法律中的6部，其余的法律将一并修改。该法将分为证券、资产运营、期货、信托等多头板块的资本市场整合为一，旨在激励各金融机构自我改革和创新，增强韩国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其推出必将给韩国资本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预示韩国金融业整合期的到来。[4]

韩国《资本市场统合法》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本质上相同，都是金融投资服务法，不是真正大一统的金融统合法，尚未达到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阶段。但日本、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建立和统一金融法制的制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资本市场逐渐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正常发展时期。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实行分业经营的大国。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从分头监管走向统一监管，是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分阶段加以推进。韩日两国中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的经验尤为突出，韩国的《资本市场统合法》在2007年迅速推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影响。而受到日本韩国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工作，计划于2009年12月1日提交立法机关，并预计2010年4月通过，2011年11月开始实施。

在法制完善方面，一般都是日本先行韩国和台湾地区紧随其后，金融法制的改革也大概如此。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法制、整合投资服务法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观各国或地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或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一个最重要的立法原则即是由现行的商品类、金融业者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现行资本市场相关金融规制法律的特征是以“对象商品”或“金融业者”的概念形态或种类为基础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这种规制在如今迅速变化的金融市场环境中日趋不能适应。因此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应从现行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为了贯彻这种功能规制原则,各国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先将金融投资商品、金融投资业、客户等根据经济实质进行重新分类,以金融投资商品(证券、衍生商品)、金融投资业(买卖、中介、资产管理业等)、客户(专业投资者、业余投资者)为标准进行分类。[5]以下分别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投资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论证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横向规制特点。

二、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目的在于统一规范投资商品或者具有投资性质的各类金融商品，投资者保护是其根本目的和立法核心，其本质实际上是投资服务法。[6]与许多成文法国家相同，日本《证券交易法》对证券的定义较为狭窄，不包括很多投资产品。此次修法，日本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以适应近几年来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不断创新发展的现实环境。为了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金融商品交易法》以《证券交易法》的对象范围即“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商品”为基础，最大幅度地横向扩大了法律适用对象的范围。

1.有价证券的范围的横向扩大

日本此次修法，虽然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并未对“金融商品”做出严格定义，《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仍是“有价证券”的定义。《证券交易法》第2条规定了证券法相关的各种概念的定义，特别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有价证券的定义。1991年的证券交易审议会报告书参考美国的证券概念，提倡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概念。即作为有价证券的定义，在个别列举之外，设置概括性条款。日本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证券交易法》的有价证券的概念重新定义。但1992年的修改并没有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仅完善了个别规定以对应证券化相关商品。1998年的修改对定义条款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扩大向投资者提供的商品类型适用公正的交易规则，构建了方便投资者购买的投资环境。此次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仍未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未对“金融商品”做出定义，只是对有价证券的范围进行了横向扩大。在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上也曾探讨根本修改“有价证券”概念，但考虑到世界上主要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仍在使用“证券”或“有价证券”概念，且“有价证券”概念长期以来已被日本社会广泛接受，“有价证券”这一用语也被其它法律大量引用，如修改将会影响向国会提交修改法案等情况，《金融商品交易法》仍然延续了“有价证券”的概念。[7]

与《证券交易法》相同，《金融商品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两类：发行了证券、证书的权利（有价证券）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准有价证券）。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有价证券包括：①国债；②地方债；③特殊债；④资产流动化法中的特定公司债券；⑤公司债；⑥对特殊法人的出资债券；⑦协同组合[8]金融机构的优先出资证券；⑧资产流动化法中的优先出资证券、新股认购权证书；⑨股票、新股预约权证券；⑩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⑪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投资法人债券、外国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⑫借贷信托的受益证券；⑬特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⑭信托的受益证券；⑮商业票据（commercialpaper）；[9]⑯抵押证券；⑰具有①至⑨、⑫至⑮的性质的外国证券、证书；⑱外国贷款债权信托的受益证券；⑲期权证券、证书；⑳预托证券、证书，21）政令中指定的证券、证书。该法第2条第2款是关于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而视为有价证券的规定（准有价证券）。具体有以下这些权利：①信托受益权；②外国信托的受益权；③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社员权（只限于政令规定的权利）；④外国法人的社员权中具有③性质的权利；⑤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⑥外国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⑦政令指定的权利。

相比《证券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有价证券（包括准有价证券）中增加了抵押证券（原由抵押证券法规制）、信托受益权（原由信托法规制）、集合投资计划份额等。《证券交易法》中有价证券的信托受益权仅限于投资信托、贷款信托、资产证券化法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等，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其它的信托受益权均作为准有价证券，无遗漏地横向扩充了适用对象范围。

《证券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之所以如此区分，是因为考虑到表示为证券、证书的权利的流动性较高的缘故。但2009年7月之后日本的无纸化法即《关于公司债、股份等过户的法律》（2004年6月9日公布）的不发行股票制度开始全面实施，股票电子化后通过账册的过户就实现股份的转让，股份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将权利表示为证券、证书流动性高的立法理念已过时。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仍依据是否具有证券、证书来分类有价证券，被批评是一种古董式的陈旧做法。[10]

2.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

把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列入有价证券的范围内，是为了各种基金适用《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概括性规定，是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近年来在日本依据合伙合同的基金的投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各个领域，个别投资对象已不在投资者保护的框架内。因此，迫切需要对于依据合伙合同的各类投资基金予以法律规制。

对于不断创新的多样化的集合投资计划，需要打破原有的纵向规制法制，无论运作对象资产和流动化的对象资产如何，构建着眼于运作或流动化构造功能的横向法制。其理由如下：第一，在日本，集合投资计划是“金融大爆炸”之后应成为金融领域主流的“市场型间接金融”的主角，完善其法制是当务之急。第二，集合投资计划一般是销售给普通投资者，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需要对计划的组成和运营进行横向覆盖的法制化和制度建设。第三，投资者人数较多，容易产生集体行动的问题（collectiveactionproblem），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制基础和制度建设。第四，原有的法制是纵向不全面的，其内容也不充分，产生了诸多不便和障碍。因此，需要对集合投资计划加以横向全面的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完善。[11]

集合投资计划的基本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从多数投资者筹集资金进行各种资产管理运作（资产管理型），另外一种是，特定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加以组合然后卖给多数的投资者的构造（资产流动型），针对这两种方式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从历史上、经济上、实务上来说都是不同种类的类型，因此针对这两种类型，需要制定横向覆盖的规则体系（交易规则、市场规则、业者规则）。[12]在进行集合投资计划的法制完善时，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不管计划的私法上形态(公司、信托、合伙等)如何，是否课以相同的交易规则。[13]《金融商品交易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直接列举和导入了“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该法最大限度地把几乎所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纳入适用对象，进行统一规制。[14]

2005年12月22日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为实现投资服务法（暂定）”中，对作为《投资服务法》对象的金融商品设定了三个标准：①金钱的出资，具有金钱等的偿还的可能性；②与资产或指标等相关联；③期待较高的回报，承担风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以此标准为基础，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第2款第5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事业有限责任合伙（LPS）、有限责任事业合伙（LLP）、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它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主要由三个要件构成：①接受投资者金钱的出资、支出，②利用出资、支出的金钱进行事业、投资，③具有将该事业所产生的收益等向出资人进行分配的相关权利。[15]上述条件均具备的权利，无论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和进行何种事业，均属于集合投资计划份额而成为该法的适用对象。[16]

3.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

近年来，随着金融商品的多样性发展,钻法律间空隙进行欺诈的事件在日本也频频发生。日本传统的以行业区分的纵向金融监管体制，已逐渐不能迅速应对新型金融衍生商品、混业经营和多种新型金融商品所引发的问题。特别是2003年日本进行外汇交易的机构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成为社会关注的大问题，虽然此后紧急修改了《金融期货交易法》，将外汇交易纳入规制范围内，但也未能达到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扩大金融衍生商品的规制对象范围。对此，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的“中间报告”提出：不论原资产如何，均可作为适用对象。但如果完全不限定金融衍生商品的原资产而做出概括性定义，其适用对象的范围则不明确，又会产生过度规制的问题。为避免过度规制，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需要将一些金融衍生商品予以排除，但事实上操作起来又非常困难。基于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金融衍生商品没有采取“概括性定义”的方式，而是在扩大交易类型、原资产及参照指标的同时，授权政令根据情况予以追加规定。

《证券交易法》中关于金融衍生商品的定义仅限于原资产为有价证券和有价证券指数等。《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衍生商品的对象范围予以大幅度扩大，除《金融期货交易法》的金融期货交易之外，还包括利息、外汇互换、信用金融衍生商品、天气衍生商品等金融衍生商品。

《金融商品交易法》确立了范围广泛的“金融商品”的定义，沿用《金融期货交易法》的“货币等”定义[17]，并将有价证券和确保投资者保护所必须的价格变动明显的原资产金融衍生商品等加以融合而形成。但遗憾的是，该定义仍停留在规定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范围或从业者的一部分业务范围上，并未形成完全横向贯通规制，此为今后改革

当前，世界各国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种类蓬勃发展，已达数千种，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还在不断涌现。同时，金融衍生商品具有衍生再衍生的特性，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发展已经混淆了很多以往认为是泾渭分明的界限，很多交易类型难以界定性质，处于不同金融领域的机构通过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间接地进入了其原本无法进入的市场。在金融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诸多购买新型的金融商品的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无法从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的类别划分而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中得到救济，使得金融消费者面临蒙受损失的威胁。同时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依照传统方法已经很难界定金融机构的类型。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必然带来金融机构间兼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和融合，金融监管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调整因多头监管而导致的监管主体模糊、监管空白、监管重复等现象，坚持统一金融监管体制，成为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发展趋势。[18]因此，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必然会要求建立横向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4.关于存款、保险商品

对于存款、保险商品，《银行法》、《保险业法》等各行业监管法律设置了保护利用者的框架，并不是《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制的对象，但如外币存款、金融衍生商品存款、变额保险、年金等，该法认可其具有一定投资性，但其又不属于存款保险以及保险合同人保护范围内的商品。因此，此次在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同时，对《银行法》、《保险业法》相应部分也进行了修改，设置了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所以，《银行法》、《保险业法》等条文的修改实质上也是投资服务法的一部分。[19]

日本金融改革的目标原本是通过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证券、保险、银行、金融衍生商品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进行横向全面的统一规制，但是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规制和统一监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厅、财政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存在部门利益的争夺，导致目前无法实现真正的金融商品的统一规制、统一规范、统一监管。《金融商品交易法》未将所有金融商品进行统一规制，固然存在遗憾和不足，但按照该法的原则和原理，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设置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亦可解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最终实现投资者保护之目标。

该法制定后，针对金融商品、投资服务的对象范围，日本正在讨论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存款、保险商品真正纳入统一规制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20]

三、金融业的横向规制

以上分析了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的内容，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趋势也必然会要求金融商品交易业者、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规制机构等金融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内容做出了规定。

1.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

在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对金融商品的进行横向规制的同时，就会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即《金融商品交易法》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了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了业务规制的横贯化。

此前，日本针对与金融投资服务有关的行业的法律主要有：《证券交易法》（证券公司）、《关于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的法律》（信托投资委托业者）、《与有价证券有关的投资顾问业的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投资顾问业者）、《金融期货交易法》（金融期货交易业者）、《信托业法》（信托业者）、《抵押证券业法》（商品投资交易业者）等。《金融商品交易法》为了构建横向规制的投资者保护框架，也对上述各种复杂的行业类型进行了横向整合，一并纳入该法的射程内，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21]从事该行业的单位或个人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并一律适用登记制度。[22]该法还并进行了重新分类，具体分为①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③投资咨询业；④投资运作业等四种行业类型。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有价证券相关业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商品相关业务以及集合投资计划相关业务；投资咨询业相当于投资顾问业；投资运作业相当于投资信托委托业。除以上四种行业类型之外，该法将从事有价证券的买卖和买卖委托媒介等的证券中介业者，定义为“金融商品中介业者”。[23]

该法依照以上各类行业类型的业务特点制定行业相关规定，但对各类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具体规制、具体业务内容，基本沿用了原有规定。[24]该法根据所要申请从事的行业不同，需要满足的准入要件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资本金额和申请人资格等的要求方面。因此，申请人既可以一次申请从事所有行业，也可以只申请从事准入要件比较低的行业，[25]体现了该法的灵活性。

2.金融商品交易业务行为的横向规制

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扩大和完善众多金融商品的横向化法制框架，填补投资者保护法制的空白，对现有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重整，使具备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金融商品交易法》被定位为金融商品销售与劝诱的一般法，就涉及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而言，不分业务形态适用统一的销售和劝诱规则。具体而言，该法针对广告规制、合同缔结前的书面交付义务、书面解除、禁止行为(提供虚假信息、提供断定的判断、未经邀请劝诱)、禁止填补损失、适合性原则等各方面确定了行为规范，其他行业法(如银行法、保险业法、信托法等)均准用这些行为规范，接受同样的行为规制，以保证行为规制的统一性。[26]

该法作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基本规则，规制各类业务的共通行为，其中，适合性原则、合同缔结前或缔结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等，沿用了《证券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规的原有行为规制。

3.投资者种类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保护投资者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风险资本的供应，降低交易成本。该法根据投资者的专业程度，模仿欧盟2004年新投资服务法指令，把投资者分为特定投资者（专业）和一般投资者（业余），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特定投资者一般具备自己收集分析必要信息的能力。

如果金融从业者的服务对象是特定投资者，则可免除行为规制的适用，力求降低规制成本。具体包括（不包括内阁府令规定的情况）金融商品交易的劝诱时，不适用适合性原则、禁止未经邀请劝诱原则，此外，合同缔结前和缔结时书面交付义务等也可免除。缔结投资顾问合同和委托投资合同时，不适用禁止接受顾客有价证券的委托保管的规定。特定投资者限定性地规定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日本银行、投资者保护基金等。

以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顾客为对象时，免除适用在销售金融商品时销售业者的说明义务。区分专业的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的制度在2000年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中已部分导入。但《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导入的特定投资者制度涵盖从金融商品的劝诱到缔结等与金融交易相关的合同，扩大了行为规制适用除外的范围，在横向规制这一点上意义重大。[27]

4.自律规制机构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针对行业协会、交易所等自律规制机构，在承续原有功能地位的基础上，完善了其机能，构筑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金融商品交易所的横贯化规制。

包括日本在内各国资本市场都设有各种各样的行业自律机构，如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这些协会的组织形态比较丰富。为了实现一元化管理，《金融商品交易法》在第四章中将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业协会等“核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基于民法规定的公益法人制度设立的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公益法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对其进行统一调整，对其设立要件、成员性质、主要业务、章程和准则等分别作出规定，实现了对行业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28]此外，为了灵活运用裁判外纷争处理程序，通过自律规制机构以外的民间团体对投诉等纷争进行公正迅速的处理，该法还创设了“核准投资者保护团体”。

该法又横向整合了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期货交易所，将东京证券交易所等六个证券交易所和东京金融期货交易所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所”，随着法律对有价证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金融商品的定义的扩大，在金融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商品的种类和范围也随之扩大。

另外，在交易所内部也进行了横向规制。2003年《证券交易法》修改后放宽了对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要求，以前只能采用非营利性的会员组织形态的证券交易所被允许采用股份公司的形态。大阪、东京、名古屋证券交易所先后转变为股份公司的形态，其中大阪证券交易所在其本身的交易市场上市。证券交易所既是市场运营的营利主体又是自律规制的实施者，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危险。

针对此问题，《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确保金融商品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具体有：第一，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可以在交易所外设立从事自律规制业务的自律规制法人，或者在交易所内部设立自律规制委员会。该法明确规定有关金融商品的上市以及停止上市的业务和有关会员等法令遵守状况的调查业务为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内容，突出了交易所作为自律规制机构的重要性。[29]第二，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或者以金融商品交易所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设立“自律规制法人”的独立法人，被批准后可以委托自律规制业务。第三，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是股份公司时，可以在公司内设置“自律规制委员会”，授予其有关自律规制的决定权限。但作为自律规制委员会成员的董事的过半数必须是外部董事，以确保自律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第四，规定必须明确自律业务的范围，规定自律业务的实施体制，以达到强化其自律机能的目的。第五，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原则上禁止其股东单独持有超过20%的交易所的股票，而《证券交易法》中原规定为50%。[30]

四、日本金融法制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日本采取实用主义的立法哲学，根据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最新动向和趋势，及时对本国的金融立法取向做出调整以适应国际国内变动的需要，应对金融立法的横向化趋势，分阶段有效地推动。如前所述，一直学习美国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学习英国，1998年成立金融监督厅，2000年出台《金融商品销售法》，2006年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31]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需要分阶段地逐步推动在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的横向规制立法，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具体建议。

第一，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修改现行相关法律，完善金融衍生品立法，时机成熟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实现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立法。

我国有关金融商品的现行法规有《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我国金融商品立法还很落后，特别是金融衍生商品立法欠缺。自1990年开始,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历了初步形成、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这是我国内地成立的第4家期货交易所，也是我国内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虽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发展逐渐步入正式轨道，但我国的相关立法比较落后。我国于2007年才对1999年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作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于2007年4月15日正式施行。原有的《暂行条例》只适用于商品期货交易。随着我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逐步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品种的条件和时机趋于成熟。考虑到要为将来推出期权交易品种预留空间，修改后的《条例》适用范围扩大为商品和金融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还是刚起步。《期货交易法》虽然也已经列入新一届人大的立法计划中，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

我国应该尽快完善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的法制，可以借鉴日本，时机成熟时制定一部统一规制的《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

第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制定《投资基金法》。

2005年之后我国的股市进入迅速繁荣和强烈震荡的特殊时期，出现大量的以合伙、信托等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组合等，目前我国对其缺乏规范。我国对私募基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管理原则。从日本的“集合投资计划”来看，其实私募不需要很严格的监管，但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原则。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的做法，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各类合伙形式、信托形式的基金加以横向全面的规制，以达到无缝隙保护投资者的目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投资基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的金融产品。很多金融机构目前都设计了这类产品，包括证券公司的代客资产管理、代客集合理财、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的代客理财，还有保险公司的联结投资理财产品，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新批的专户理财等。这五类机构所做的业务就其本质来说都属于投资基金，就其法律本质来说，都是一种信托关系。

目前我国的现行法中只有《证券投资基金法》来规制，剩下的都是以各个监管部门的规章来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至今已经五年，它对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它已经不能满足、也不太适应目前实践发展的需要。关于如何修改该法，目前的两种主流观点是“单纯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或是“把它真正变为投资基金法”。[32]

笔者认为，借鉴日本的经验，短期内如果无法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金融服务法》，则可以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归纳整理具有投资性的商品，将《证券投资基金法》改组为《投资基金法》亦是一种立法思路。

第三，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协调好金融创新活动和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关系，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的证券立法和金融监管多借鉴美国，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应该及时反省美国危机的教训，应多借鉴近邻日本韩国的经验，逐步推动金融的统一监管和金融横贯立法。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四家，总体上是“四龙治水”的多头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成本高、监管重复、监管缺位、不能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混业经营发展，这与美国的多头双层监管体制颇为相像，而美国此次次贷危机监管部门的缺位、错位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金融业者、金融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机构等金融投资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

混业经营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大势所趋,金融监管模式也会向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主管部门之间的混业监管或者以业务为标准(而非以机构性质为标准)的监管方向进行转化和整合，从而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但从短期看，由于金融改革的复杂性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目前不宜做大的改变，而应在增强各监管机构独立性的同时完善更大范围的金融监管机制，这些机构之间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和合作，建立各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稳定的横向协调机制，并注重加强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注重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审计机构作用的有效发挥。[33]

笔者认为，在混业经营的多种实现方式中，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是符合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过渡到混业经营的需要。它可以在保持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格局的条件下，在子公司层面实行“分业经营”，而在母公司层面实现“综合经营”，通过母公司的集中管理与协调，实现子公司之间横向协同，实现在同一控制权下的金融业务多元化和横向化。[34]我国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已经发展十分迅猛，笔者建议制定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这一重要的公司组织形式的性质、地位以及组建方式进行专门规定，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逐步实现混业经营和金融业务的横向规制。

第四，对投资者种类进行横向细分，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

为培育成熟理性的合格投资人队伍，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制订并于2008年9月27日正式实施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个人投资者行为指引》。这只是一个指南而已，目前上交所正积极探索投资者分类管理制度，以证券品种和业务创新及分类为切入点，依照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知识与市场经验等标准，进行分类监管，包括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准确分析投资者特点的基础上，引入投资者资格准入制度。[35]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区分为专业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在立法上，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进行投资者分类管理，对于专业的投资者，免除很多行为规制的适用等，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

第五，时机成熟时逐步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

当前，我国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把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统一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横向整合为金融商品交易所，尚不现实。但是，考虑到我国的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商品期货交易所）都归为中国证监会监管，相比日本来说，我国的金融期货交易和商品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统一，将来一旦实施横向规制、统一整合，困难并不大。

我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也面临着将来是否选择转换为股份公司等组织形态的课题，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与营利业务之间的独立性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如何确保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可以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设置一系列制度措施。

五、结语

我国向来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法制和金融监管研究甚多，而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较少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反思，我们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的完善和实践不能“美国一边倒”、“欧盟一边倒”。

特别是近几年来，日本、韩国在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立法趋势、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本身就是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研究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的同时，自然就会借鉴吸收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据笔者了解，日本、韩国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发展趋势和动向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如果让中国学术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等开始重视对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的研究则幸甚。

注释:

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次贷危机对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项目编号：22382008）资助。

[1]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总爆发导致了华尔街传统投资银行的独立券商模式的终结。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其资产分别被日本野村证券、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同样遭受次贷危机重挫的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则同意让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全面收购。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主动申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2]参见张波：《次贷危机下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其启示》，《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2期。

[3]参见【日】松尾直彦：《关于部分修改证券交易法的法律等》，载《Jurist》2006年第1321期。

[4]近几年，韩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致力推进包括监管机构及法规在内的金融改革，引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推出《资本市场统合法》等都是为推进改革做出的努力，这将对韩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但也有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参见李准晔：《韩国金融监管体制及其发展趋势》，载《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4期。

[5]参见许凌艳：《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及资本市场统合法的诞生》，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第1期。

[6]参见[日]黑沼悦郎著：《金融商品交易法入门（第二版）》，日本经济新闻社2007年版，第15页。

[7]参见【日】神崎克郎著、马太广译：《日本战后50年的金融、证券法制》，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马太广：《日本证券法的最新修改》，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8]与我国的合作社相类似。

[9]商业票据是一种以短期融资为目的、直接向货币市场投资者发行的无担保票据。

[10]同注⑥，第22-23页。

[11]参见【日】神田秀樹：《完善集合投资计划法制的思路》，载《关于集合投资计划的工作报告书》，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2006年版，第39页。

[12]同注⑾，第42页。

[13]美国的《联邦投资公司法》，不管私法上的形态如何，要求设置boardofdirectors或者40%以上都是外部董事。这也是横向化的交易规则。

[14]其实质是参考了美国证券法相关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并进行了成文法化。其着眼于经济性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着眼于法的形式的概念。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后，日本法形式上仍维持“有价证券”的概念，但是其概念的内容以“结构性”和“投资对象性”为目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至此，可以说日本20年前开始讨论，16年以来《证券交易法》修改没有完成的所谓“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终于得以实现。

[15]参见[日]三井秀范、池田唯一监修，松尾直彦编著：《一问一答金融商品交易法》，商事法务2006年9月初版，第91页。

[16]参见[日]花水康：《集合投资计划的规制》，载《商事法务》2006年第1778号。

[17]《金融期货交易法》将货币、基于有价证券和存款合同的权利等定义为“货币等”，作为金融期货交易的对象。

[18]同注⑤。

[19]此外，《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法》、《商品交易所法》也得以修改，使不属于《金融商品交易法》适用对象的不动产基金（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和商品期货交易等也适用与《金融商品交易法》相同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同注⑥，第17页。

[20]负责《金融商品交易法》起草的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第一部会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以全部金融商品为对象，制定更加全面的规制框架的课题，将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法制化和其实施情况、各种金融商品的特性、中长期的金融制度的形态等情况，继续加以讨论。”

[21]参见【日】大崎贞和：《解说金融商品交易法》，弘文堂2007年版，第40-43页；同注⒂，第13-14页。

[22]但是，通过利用专用交易体系（ProprietaryTradingSystem）和多边交易设施（MultilateralTradingFacility）进行买卖交易等业务，适用核准制。另外，集合投资计划的营业者必须以金融商品交易业的形式登记，不但要提交事业报告书，还须向金融厅报告，成为金融厅检查的对象，并要求披露信息。

[23]参见【日】小立敬：《金融商品交易法案的要点—投资者保护的横向化法制》，载《资本市场季刊》2006年春季号。

[24]但也有变化，比如，《证券交易法》将营利性作为证券业的要件，《金融商品交易法》不再将营利性作为要件，《证券交易法》未将发行人自己进行的销售劝诱行为作为业务规制对象，而《金融商品交易法》将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抵押证券的自己募集、以及集合投资计划（基金）份额的私募均列为规制对象，还明确将集合投资计划中对于有价证券或衍生品交易的运作（自己投资）列为业务规制对象，横向扩大了规制范围。

[25]同注⑥，第34页。

[26]参见【日】神田秀树：《金融商品取引法的构造》，载《商事法务》2007年第1799号。

[27]同注23。

[28]同注21，第99-106页。

[29]参见【日】松尾直彦：《金融商品交易法和相关政府令的解说》，载《别册商事法务》2008年第318号，第248-252页。

[30]同注21，第107-121页。

[31]参见庄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评》，载《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5月号。

[32]参见吴晓灵：《私募监管应写入基金法》，载2008年3月10日《上海证券报》。

篇（9）

一、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及模式

（一）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指的是依托于如云计算、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支付等互联网工具来实现的资金在网络上的融通、支付以及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态势。这种定义方式不但包含了如社交网络、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开展业务，而且也涵盖了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通讯技术的传统金融机构开展的及融业务。利用这种定义方式不但凸显出了在金融业中互联网技术的巨大促进作用，也更接近互联网技术本身作为意向信息技术本身作为一项信息科学技术的本质。

（二）互联网金融模式

第一，互联网支付。又称为第三方支付，是指通过计算机设备、移动终端等，依托互联网发起支付并转移资金的服务。具有代表性的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第二，P2P网络借贷，即点对点信贷。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资金借贷。小额借贷是一种将非常小额度的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或小微企业的一种商业模型。它也可以帮助借款人选择比较适合的贷款人，典型的例子是晋商贷。第三，众筹。这是指通过互联网方式筹款项目并募集资金。第四，互联网货币，互联网货币众多，包括QQ币、淘金币等。互联网货币可以理解为法定货币的电子化补充，不可能真正替代传统货币。第五，大数据金融、大数据金融是指依托于海量、非机构化的数据，通过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方式，对数据进行专业化的挖掘和分析，并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开展相关资金融通工作。

二、存在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问题

我国互联网金融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这对金融的监管也加大了难度。虽然对此我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总体上没能形成体系，这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造成了很大困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混业经营多如过江之鲫、杂乱无章，是监管难度加大

混业经营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既是利益使然，又是是互联网金融高门槛高学历，牌照不易获取，投机取巧者多。但是，从事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人群道德操守参差不齐，并非所有企业都能用道德标杆严格要求自己，网络贷款平台的倒闭就是一个先例，他们在无互联网金融牌照的情况下，随意操作，恣意妄为，这就属于非法经营，与此同时，又对潜在的风险缺乏相应的应急手段，再加上行业内部信息不同命等现象，这也是的内部人员缺乏自律心，不顾自己的职责，毫无行业职业道德，没有社会责任感。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制度滞后发展

互联网金融体系是现代信息化的产物，它不仅具有传统金融的特征，还具备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因此互联网的杂乱性，导致了互联网金融的预测难度大大增加不可知性更甚之前。以我国金融监管系统为例，目前我国主要针对的是传统金融行业，对互联网金融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督效果基本为零，全靠行业者的自身道德修养。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给传统的相应的监管部门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用原来的监管方式就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如何有效的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督，对监督手段如何创新就被提上了日程。

（三）互联网金融缺乏相应的制度体系来规范

就当前来看，我国的相关的法律或者只关注传统金融或者只关注到互联网层面，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细致行业当中。因此，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现在应当加快步伐，给相关制度建立互联网金融护盾。比如减少互联网金融牌照量，提高准入条件，执照入网。同时强化内部监管，增加公示度，信息透明化，杜绝内部操作现象。

三、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现在的重点不是限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是应当尽量扬长避短，发挥其优势，改善其弊端，从整体上改善整个法律体系。我国金融业目前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而且立法相对行业发展的速度滞后，因此现在亟需改善。为了使互联网金融能够更好的健康发展和不断壮大，有必要结合现实，更好的去构建适合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

（一）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协调和内外控制机制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对传统金融的准入、退出、业务范围、内控机制等都有相关的规定，但是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具有比较大的差异，因此不能“一视同仁”，应当根据具体的特征制定诸如和退出制度。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具体业务范围，应当参照《互联网金融禁止业务条例》的形式将各类机构和平台不能进行、禁止涉猎的业务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对于互联网金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征，更应当使各个监管部门齐心合力，协调工作。

（二）动态监管机制亟需建立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传统金融与信息化平台结合的新型事物，对于它的监管仅仅是建立监管框架还是不够的，应当适时的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在动态监管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动态监管责任的划分，以补充规定的形式定期更新各监管主体的责任分工，将新产生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置于监管框架之下，保证监管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同时，监管部门要时刻的关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已经出现和尚未出现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做好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

（三）鼓励推动行业自律

在当前社会，很多行业都建立了行业内部的自律组织，并对行业本身的监管有重大的作用。因此在互联网监管的同时，应当加强标准和公约的规范，加强实施信息的考核等等，推动软法治理和柔性监管。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建立自身的自律组织，以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实现柔性监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当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遵循属地原则，风险最后是由它兜底处理。地方应该加强数据采集、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做好集体性的、全体性的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小林，杜若华，刘永锋.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路径思考[J].征信，2015 （01）.

[2]苏竞翔.互联网金融遇上经济新常态[N].农村金融时报，2014 （7）.

[3]张芬，吴江.国外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3 （11）.

[4]黄旭，兰秋颖，谢尔曼.互联网金融发展解析及竞争推演[J].金融论坛.2013（12）.

篇（10）

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相关概述

（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定义

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是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的业务互相渗透、交叉，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分营业务的范围。如今，世界上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大多数国家在金融业都实行混业经营。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浪潮的不断高涨，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向。

（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优势

1、全能银行同时从事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可以使两种业务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做到优势互补；2、混业经营有利于降低银行自身的风险；3、混业经营使全能银行充分掌握企业经营状况，降低贷款证券承销的风险；4、实行混业经营，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兼营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业务，这样便加强了银行业的竞争，有利于优胜劣汰，提高效益，促进社会总效用的上升。

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可行性分析

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期必然性体现在金融业混业经营对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力的作用；一是实行混业经营可以降低经营成本，以利于金融业追求规模经济；二是实行混业经营可以分散风险。

实行混业经营可以降低经营成本，以利于金融业追求规模经济。通过银行间并购，可以撤消大量重复的网点机构，精简人员，共享资源（包括客户资源、硬件资源、人力资源等），变外部竞争为内部竞争，使赢利水平发生质的变化。

实行混业经营可以分散风险。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实现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可有效地分散风险，使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趋于稳定。就整个金融体系而言，要求分业经营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商业银行进入证券承销领域，危及商业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但美国White研究报告表明，证券附属机构的盈利要高于银行的盈利，并且证券附属机构债券对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影响。

随着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限制。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将直接面临着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因此，我国必须在制度上来保证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以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运行的稳定。因此，在客观上需要我国从过去的分业模式转变为混业模式，以此来增强我国金融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其竞争力。

三、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具备的条件

第一，商业银行本身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和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内部控制制度具有保护银行自身安全运作与稳健经营以及规避风险的功能，主要包括各项金融业务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有一套保证不同业务独立运作的机构、人员、管理和监督制度。目前，我国主要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基本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具备混业经营所必需的条件。

第二，现代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的集中，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有了计算机技术作为保障了。

四、对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问题的政策性建议

（一）完善金融企业的治理机制

“建立企业良好的法人治理机制，是金融企业混业经营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其风险控制的基础性平台。”在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下，尤其是在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势下，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这一企业形式有助于隔离子公司之间的风险传播。

（二）构建功能型监管机制

金融业分业经营监管体制向金融业混业经营监管体制的转换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我必须抓住时机，结合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基于以渐进方式向混业经营过渡的战略思路，转变监管理念，整顿资本市场秩序，建立严密的金融风险监控防范体系，为实现金融混业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三）改革监管结构

根据混业经营的实际进程，并与监管法律制度变革紧密配合，对现有监管结构进行变革。其最终目标是：由多元化监管过渡到一元化监管，由机构型监管过渡到功能型监管。对我国监管结构变革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成立中央金融监管委员会。这种模式是指保存现有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监管机构，并在这些机构之外成立统一的中央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制定金融业审慎监管的有关政策，协调金融监管，协调监管与稳定，确定金融体系的重大问题和趋势，共享监管信息，实现监管成本最小化等。尽管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仍有许多不足，但毕竟向综合化监管方向迈进了一步，对缓和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矛盾有重要作用。第二种方案：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经历过渡期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后，为适用于我国金融的混业经营，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完善的第二阶段，我们将分业监管的协调机制完全转变为统一的监管体制，建立一个适用混业经营要求的统一中央监管机构，实现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全面金融监管。

五、结语

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有利也有弊，有机遇也有挑战，关键要在于如何充分发挥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优势和作用。本文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定义、优势、可行性、所具备的条件和发展对策进行了分析，由于笔者知识水平和能力有限，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望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强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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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庆利.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实施战略[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08）.

篇（11）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4-0090-06

2000年以来，中国金融业飞速发展，相对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金融监管也逐步完善，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的正式建立，另外，中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也逐步完善。那么，2000年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的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3年，随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中国建成了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2004年6月，这三家监管机构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逐渐加深，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从内部来说，随着金融业混业化的加剧，监管盲区、监管交叉大量存在，这客观上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要求，从外部来看，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且随着国际化是深入，中国金融业客观上也需要自由化改革，否则将会丧失竞争力，中国金融监管该如何应对，也是一大难题。因此，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未来进行的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年～2009年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