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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1988年起步,经1992年大发展,至2003年的整顿规范,现已有3家国家级开发区。104家省级开发区。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湖北省10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35782家企业,年末从业人员172.6万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5992.6亿元,工业总产值4774.6亿元,工业增加值1464亿元,实际上缴税收291.8亿元,出口创汇38.7亿美元。2007年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4.88%,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020.4亿元,比2006年上涨55.9%;施工项目3259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97个,外商投资项目809个,外商投资金额18.4亿美元,比2006年上涨12.9%。成立开发区的初衷就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改革开放后,“市场换技术”的思想认为通过吸引外资会使中国的企业得到资金、技术或“在外国企业的指导下提高管理水平”。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普遍发现“市场换技术”没有换来技术,却慢慢丢失了市场、优势品牌。那么中部的湖北地区,经济水平处于全国的中等程度,外商投资对开发区企业集群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企业集群的发展对外商投资有没有推动作用?我们还要对开发区的招商引资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外商投资效用?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对产业集群与FDI关系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国投资者可以从产业集群中得到很大好处(Headand Ries,1996;Kinoshita and Mody,2001;Belferbos andCarree,2002;Yeung et al,2006)。首先,外国投资者可以从相关的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获取市场信息,特别是从较早进入市场者获得这样一些信息:劳动力市场、外商投资的规制政策、选择伙伴关系的策略、商品的分销渠道、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所需的业务运作(Kinoshita and Mody,2001;He,2003)。其次,外国公司可以通过作为供应商或买家利用商业网络实现规模经济,通过本地化的贸易联系降低成本,避免投入供应和市场需求的不明朗因素(Belderbos and Carree,2002;Yeung et al,2006)。外国公司可以分享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与相关公司一起接受专业服务,例如培训,后勤和政府服务(Head and Ries,19961。最后,在地理上集聚产业往往发展强大的本地商业联系。因此,外国投资者可以很容易通过加入本地化的经营网络进入这些行业,减少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Yeung et al,2006)。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学术界逐渐注意到跨国公司成为部分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将其直接纳入产业集群的研究体系。他们提出主体跨国公司是开放型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学术界更加注重对产业集群的作用以及引入的产业集群之演进过程。Markusen(1996)提出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可以成为产业集群的领导者。他们第一次指出在研究外向型产业集群区域时,必须将大企业或跨国公司纳入研究范畴。Barrell(1999)发现同特定产业相关的集聚效应对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Guimaraes(2000)对欧洲厂商在葡萄牙的直接投资进行研究,证实了产业集群效应的显著影响。国外学者也提出了跨国公司对产业集群演进的作用。Gereffi(2001)指出跨国公司能否推动外向型集群的产业升级还要取决于集群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合方式、价值链的权力主体以及权力实施方式。Zhou&Tong(2003)从集群创新提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能降低地区本身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影响力。
21世纪初期,国内学者也开始探寻产业集群与FDI的互动关系。吴丰(2000)认为FDI增量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FDI存量的影响,即某一区域的外国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将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的FDI之聚集。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梁琦(2003)从垂直跨国公司和水平跨国公司两个角度分析其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得出地区的开放性和产业集群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是吸引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总而言之,国内外学术界多以国家层面或城市层面来探讨外商投资和开发区产业集群的关系,而从省级这一层面探讨的相对较少。
三、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为了解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与外商投资之间的关系,首先检验开发区的经济发展与外商投资相互作用,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变量设定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8年)》。湖北省一共有10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剔除没有外商投资或者统计数字缺失的27个开发区,得到160个有效样本,时间跨度2006 2007年。本文的主要变量包括:Y1i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Y2i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技工贸总收入;X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金额。统计软件使用EVIEWS3.1版本。
2、基本检验
为检验外商投资与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以及外商投资与技工贸总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表2。
可见,对于Y1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00,表明Y1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只有0.09,表明至少在10%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x1是Y1的格兰杰成因。
可见,对于Y2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4,表明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Y2是x1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
的相伴概率只有0.000,表明x1不是Y2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
(二)研究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变量设定与第1部分相同,据此,构建模型:
(三)为了验证开发区企业集群创新能力、企业集群的外向程度、企业集群的政府规制对外商投资的吸引作用,我们设定变量Ⅲ为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Hi=单个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变量EXi为企业集群的外向程度,EXi=单个企业出口总额,变量Gi为企业集群的政府规制,用税收总额来表示,用FDIi作为外商投资总额代表外商投资程度,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8)》。据此建立模型,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实证结果分析
1、通过表1和表2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与开发区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外商投资通过技术、资金、管理等推动了开发区经济的发展,而开发区所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也有效地吸引外商前来投资。
2、通过表3可以看出,模型(1)-(4)拟合优度都比较高,达到0.9左右,说明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技工贸总收入都有较大的贡献度。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963,说明贡献度较高,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566,2007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412,说明2006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比2007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高,证明了外商投资对开发区工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滞后期,投资成果要到第二年才能更好地地显示。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技工贸总收入的回归系数是0.948,说明贡献度也较高,但低于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回归系数是0.842,2007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121,说明2006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贡献度比2007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贡献度高0.721,证明了2007年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科技活动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滞后期,投资成果要到第二年才能更好地显示。
3、通过表4、表5可以看出,开发区的创新能力,外向性以及政府税收对外商投资存在显著影响,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0.950。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对外商投资吸引最大。2006年是0.540,而2007年达到0.739。其次是开发区外向型,2006年出口总额对外商投资回归系数是0.375,而2007年为0.183。再次是政府的税收,2006年开发区的税收对外商投资的相关系数是0.134,t值的相伴概率是0.08,在10%的置信区间下可以拒绝原假设。2007年开发区的税收对外商投资回归t值的相伴概率是0.228,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开发区税收与外商投资没有对应关系,这可能是由于2007年出台的“两税合一”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率所产生的影响。
[分类号] G250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Environment Analysis Method and Planning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Sun JianjunKe QingCheng Yi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EST method in the analysi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environment, provide a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plan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In the model, the plan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 environment analysis, function judgement and strategy formation.
[Keywords] system theory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plan model environment Analysis
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于系统观的战略规划思想在企业战略管理中逐渐被重视,其依据战略管理的系统特性,明确战略管理系统的环境因素及其作用,旨在建立一个开放、有效的战略管理系统。战略管理系统的环境因素包括内部环境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有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制度、人及利益相关者、信息渠道。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行业环境因素和一般环境因素,行业环境因素主要有竞争对手、供应商、行业政策等,一般环境因素指社会、文化、科技、政治、法律。这些环境因素都具有相关性,他们相互作用。通过系统地对战略环境因素分析,形成科学的战略,这便是系统观思想在战略规划中的应用[1]。
1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环境分析方法
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是对数字信息资源发展中的战略性重大问题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谋划。它是从战略管理的高度来讨论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和管理问题,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目标,建立和扩大竞争优势,而对各种数字信息资源生产要素(包括数字技术、数字资源和数字信息管理体制等)及其功能所作的总体谋划。数字信息资源对组织、国家来讲承担了双重角色,既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资源,又具有驾驭其他资源的能力,因此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综合研究[2]。
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关键是对环境的分析,对于国家数字信息资源战略来讲,外部环境为一国之外的全球环境,内部环境则指的是一国内部的条件。环境分析即为对全球的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环境的分析和我国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环境的分析。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环境分析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是PEST方法。
1.1 PEST方法基本思想
PEST方法是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这些影响组织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是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技术(Technological)和社会(Social)这四大类。具体的衡量因子见表1[3]:
PEST方法将所有与组织发展相关的一切外部因素分为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这四类,对每一类又细分了其具体影响因子,对这些影响因子的综合分析是PEST方法的核心思想。PEST方法是一种定性的评价外部环境的方法,其优点是能做到科学全面、具体细致的识别环境的条件和变化因素,且简单可操作性强,因此在实际中有广泛的应用,不仅可以用于外部环境的分析,我们也将其应用到内部环境的分析,是一种很好的战略规划分析方法。
1.2 PEST方法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外部环境分析中的改进
如果直接将PEST方法应用于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中会发现有许多子指标并不适用于数字信息资源相关活动中,例如,数字信息资源受技术的影响较大而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衡量技术环境的子指标只有两个,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分析的需要,经济环境指标却又显得过多。所以若要得出正确的分析结果,必须对现有的PEST方法结合数字信息资源的特征进行改进。
国内外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影响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具体内涵。2003年,美国南康涅狄格州大学通信、信息和图书学院学者和他的学生调查了开展“数字图书馆”项目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要思考以下问题[4]:
1)数字化时选择那种原材料作为数字化收藏对象。
2)数字化实践采用哪些标准、规则和指南。
3)数字化中有哪些与版权和产权相关的信息政策法规。
4)数字化实践中最关键的技术问题是哪些。
5)数字化实施中,在硬软件开发、系统设计和人力资本方面,图书馆的技术市场定位的发展趋势和兴趣所在。
根据国内外在数字信息资源研究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国家层次的中的PEST方法包含如下分析要素(表2):
2 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
基于系统观的基本思想,笔者提出国家层次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如图1*。
在进行正式的战略规划过程之前必须做的工作是战略背景研究,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概状进行分析,得出规划的理念和规划方法。规划的理念是在正式的战略功能定位之前对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要实现的效果和产生的影响的初步构想,即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功能是具体而明确的,规划理念则是较为抽象和假设性质的,可能借鉴的是其他行业的思想,可能引用的是经典的哲学理论,但在后续的战略规划过程中能起到指示和引导的作用。规划方法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通常一个数字信息战略的形成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规划方法。我们提出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将数字信息资源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因此可以称为是一种基于系统观的战略规划模式。这一战略规划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2.1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总体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核心环节和关键步骤。环境分析是为了掌握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力量,以便及时作出有效的反应,回避风险,识别危险和机遇,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优化长期或短期的规划。数字信息资源的环境分析即为识别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宏观环境和内部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使得战略规划能更好的适应环境的变化[5]。
我们将这些因素分为全球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总体环境和我国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内部条件,采用的是前面提及的PEST分析方法,从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政治维是指与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相关的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维是与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全球经济环境。技术维指数字信息技术,如当前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现状,其中许多技术都对数字信息资源产生影响。社会文化维是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考虑的一个尺度。通过将影响数字信息资源的外部因素划分为这四维,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识别外部的环境。对于数字信息资源的内部能力的分析,要抓住的关键问题是组织内部数字信息资源的数量、类型、分布规律,组织内现有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组织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政策导向等。目的是识别组织开展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资源能力,亦即进行可行性条件分析,需要在组织内部开展充分的调研。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构建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SWOT分析模型,即明确数字信息资源发展面临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
2.2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功能定位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首要任务,前文提到,由于数字信息资源的多重角色,决定了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功能的多元性。这一阶段要明确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愿景和战略使命陈述。
①战略愿景(Vision)
按照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弗雷德・R・戴维的观点,愿景就是解决企业要成为什么(what do we want to become) 这个基本问题。例如我国联想集团的战略愿景就是“未来的联想应该是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6]。许多企业家理解愿景就是是企业难以实现的战略目标,更多的是企业家的一种追求,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通过愿景的确立,能起到激动人心的作用,因为愿景并非是虚无缥缈的,而是需要超乎常人想象的信心与毅力才能实现。
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愿景即为明确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朝哪个方向发展,表达了战略规划的宏观愿望。例如新西兰的国家数字战略中,战略愿景是“为所有的新西兰人创造一个数字化未来。数字通信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提高了民主化进程、为新的机遇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借助技术的力量将公众和与之息息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表现出我们的创造能力,发扬独有的毛利文化(the culture of Māore),增强和南太平洋邻邦的交流”[7]。
②战略的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
在企业战略研究中,使命陈述是解决企业是什么(what is our business)这个基本问题,和愿景相比,企业使命是在企业愿景基础上,具体的定义到回答企业在全社会里经济领域经营活动的这个范围或层次。企业使命是比愿景内容更具体、更符合实际的概念。
按照戴维的研究,使命应包括以下九个要素:顾客、产品或服务、市场、技术、对生存,发展和利润的关注、理念、核心竞争力、公众形象以及对员工的关心。这九个方面也成为评价一个企业战略使命是否合理的标准[8]。
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中也要求能准确的定位战略的使命。同样的在新西兰的国家数字战略中,其中内容战略的使命陈述是为新西兰公众提供无缝的、便捷的信息访问渠道,使公众获取与之生活、工作、文化相关的重要信息。具体的使命为:到2006年12月,制定和国家内容战略;开发在线文化门户;实施国家数字资产档案项目“Te Ara-the Encyclopedia of New Zealand”和毛利语言信息项目“the Maori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gramme”;通过合作伙伴资金来开展现有内容数字化以及新的数字内容的创作。
战略愿景和使命陈述的确立对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德鲁克曾说过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愿景和使命是战略家的首要责任[8]。愿景能对群体产生激励、导向作用,让这些群体产生长期的期望和现实的行动,在企业使命得以履行和实现的同时,自身的利益得到保证和实现。凯勒对前人研究上归纳出使命陈述的价值是:一有助于战略规划与组织文化相契合,使战略规划的实施获得坚实的组织文化支撑。二是合理建构的使命陈述具有重要的外部影响力。因为使命陈述表述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甚至能施加影响的边缘群体的利益。同时,使命陈述也表述了存在于组织与受众之间的“契约”[9]。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进程中,国家使命、愿景和战略目标已逐渐清晰,我国的国家使命是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和平共处的和谐社会。我国的国家愿景是把我国建设成为能够持续发展的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社会、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2020年左右实现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些都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愿景和使命陈述形成的指导思想和重要依据。
2.3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形成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最终目的,也是前面两个阶段的最终研究成果。经过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后,需要为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略内容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法律政策、标准规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组织机构和最佳实践。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重在管理,一个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的建立有助于为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保障。因此应根据战略的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并建立相应的执法部门对突发事件进行初步的控制。数字信息资源标准规范的建立是从源头上做好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管理工作的基础,战略的其它内容都要贯穿和体现这些标准规范。现有的许多标准规范如内容描述标准DC,唯一标识符标准,开放档案信息参考模型OAIS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技术创新是指积极探讨对数字信息资源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数字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商业模式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增加资金收入的行动,为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募集资金,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相关产业的经济利润。组织机构是指要建立一个统一、协调、合作的组织机构,各部门自觉履行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接受统一的监督,共同促进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最后,还要在实践中积极探讨可行的实施模式,寻找最佳实践方案。经过这三个阶段,便完成了一个系统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过程,下一步便转入战略实施阶段。
3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1)既考虑到影响数字信息资源的外部环境又考虑到与数字信息资源相关的内部条件,采用系统综合的思想对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一个全面、客观、综合的战略分析基础。(2)运用了PEST环境分析方法和SWOT分析模型。PEST方法将外部环境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四个维度来衡量,使得抽象的战略规划过程变为科学的、具体的、可行的分析过程。SWOT方法则根据环境分析结果得出数字信息资源发展所面临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从而构造了清晰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分析框架,进一步促动战略的形成。(3)将战略功能定位作为一个单独的战略规划阶段,显示了战略功能定位判断的重要性,明确了战略功能定位在战略规划的作用。它是整个战略规划工作的主导思想。(4)最后,提出了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内容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法律政策、标准规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组织机构和最佳实践这六者。
参考文献:
1董小焕.论企业战略管理的系统观. 集团经济研究, 2006(10):1
2Orna, Elizabeth. Information Strategy in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ilogy, 2005,56(14):1556-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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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iu Yanquan. Impacts and Perspectives of Digitization Practice in the US Libraries.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05, (11):1-9
5Wende,Zhang. Enterprise Strategy’s Studying of paten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04,23(1):108-111
6经盛管理咨询.中国企业文化战略:愿景引航.省略/manager/200605/476.html.2006-05-26
关键词:国土资源保护经济发展协调
大家都知道,国土资源是涉及面比较广的一个工作,利益群体广泛,每个部门都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着想,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最终目的来创新性的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促进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当前,我国国土资源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机遇,比如,保护难度增加,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进行有关土地方面的交易要不断的加以规范,要能够不断的提高办事的效率。新形势、新任务,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加强耕地保护
要想保持农村农民不断的增产增收,必须稳定和保持好耕地面积,要能够不断的提高农村耕地的规模和水平,依靠集约化的技术手段,使有限的面积发挥最大的效用。作为政府部门,要统筹协调,把耕地保护工作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要能够把各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相互配合,促进耕地保护的科学化发展水平。
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使有关人员了解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牢固树立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基本国策的相关观念,自觉的遵法守纪。二是要合理配置耕地面积与非耕地面积。对于非耕地面积范围,要进行相关的绿化,使其尽最大可能发挥耕地面积的相关功能。三是要加强耕涉及的经济结构内容调整。在耕地的用地范围上,国土资源的有关部门要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进行统筹,不限制经济发展的模式,要能够让耕地所有人放开手脚进行发展,合理配置耕资源,提高耕的用地效率,增加耕地使用人的经济收入。
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注意国土资源中土地流转的科学化
当前,部分地方为了一味的追究GDP各项指标的上涨,不注重对资源的保护。在国有土地资源的保护当中,更多的表现在土地资源被擅自改变用途,且属违规操作,光天化日之下损坏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导致当地百姓怨声连连,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反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土地流转的科学化,必须坚持在总量进行控制,土地流转上要进行严格的管控,依法依规办事,严禁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尤其是要注意限制将农用耕地性质的土地转变为经济开发的土地。但也不是说全部死搬硬套,一个标准。也应该把土地推向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土地的流转类型,但要保持土地性质的维护。可以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对土地进行合理的流转。另外,还要制定出相关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妥善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的推进土地流转的科学化水平。
三、国土资源规划中要时刻牢记集约化用地
有许多地方,在进行国土资源规划中,为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以牺牲土地为代价,盲目的进行增加用地计划以及规划指标等,结果使土地的效用发挥不是很明显。实际上,我们必须在土地集约化经营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使土地能够真正发挥效用。首先是要优化土地使用规划内容。对于确定下来的规划内容,要能够坚决予以贯彻落实,不要反复对其进行更改,避免流于形式。其次是要建立科学的土地补偿制度。对于土地本身来讲,要想在促进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效用,集约化的经营是必须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损害个别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要能够及时的予以补偿,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还要注意对浪费土地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集约化经营是国土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把集约化的方法手段运用其中,才能推进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才能真正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速,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
四、简化审批程序,使国土资源的管理更加民主、透明
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都是由于政务不够公开。作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工作进行阳光化操作,要使国土资源的管理更加的民主、透明。尤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一个很小的纠纷,很可能会在网上形成一个群体性的事件,进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此,要能够把大事化小,将各种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逐一排查,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要在更加注重民主、透明。另外,我们要简化行政审批的程序,创设一个较好的舆论空间,促进本地区投商引资工作的良性发展,使外商进来得,并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使其不愿走。
2月6日,贵州印发《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是什么?
谢晓尧:贵州的优势总的来说有4个方面,一是战略优势,国家大力支持,数字化发展态势逐渐形成。先后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获批宽带乡村、远程医疗、物联网重大应用等试点示范,在大数据方面相继出台《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等系列相关文件,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资源优势,数据加速累积,应用模式和种类不断丰富。全省数据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达37万台,安装使用服务器5.1万台。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已承载481个应用系统,三大电信运营商贵安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数据共享开放实现突破,云上贵州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成升级改造,完成353个数据资源目录的梳理和170个数据集上云,共享数据集118个,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等。
三是环境优势,软硬生态良好,发展条件和氛围持续优化。我省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气候条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环境,推动大数据等新经济形态发展,开展大数据先行探索,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参与大数据发展的氛围,形成全国大数据“试验田”的先行优势和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环境优势。交流合作环境不断优化,贵阳数博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重要的高端交流平台,中国痛客大赛、中国“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一批创业创新平台不断涌现。
四是后发优势,发展速度加快,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工业实力明显增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旅游业井喷发展,一些优势产业在全国地位夯实,全省在西部地区实现了赶超进位的历史性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四型”数字经济
《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四型”数字经济,“四型”所对应的经济业态是什么?
谢晓尧:“四型”经济即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服务型数字经济,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一是资源型数字济,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交换交易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核心业态部分。二是技术型数字经济,主要是数字技术硬件产品研发制造、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包括智能终端产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网络通信服务、数字安全等技术领域以及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关联业态部分。 三是融合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一、二产业的融合应用,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智慧绿色能源、区域特色产业数字化等新型业态,促进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提质增效,形成数字融合型经济新增长极。四是服务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再造数字消费“新蓝海”。
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发展数字经济和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是什么关系?
谢晓尧:数字经济有很强的大数据特征,我们用大数据战略行动统揽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我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重要方向,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项目“牵引”培育市场主体
《规划》不但提出了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而且明确了四个支撑性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谢晓尧:主要以六个方面为抓手:一是抓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提升现代信息网络发展水平,加快形成宽带、泛在、融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数字流动新通道。二是抓发展载体。以创建贵安数字经济国家级创新示范区,打造贵阳数字经济示范城市、遵义数字端产品制造集聚区,建设贵阳-遵义-贵安数字经济核心引领带和一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基地(园区、小镇)。三是抓重点项目。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四是抓融合应用。抓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抓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推动转型升级。今年我们将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重点建设120个典型示范项目。五是抓企业培育。千方百计打造一批引领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中小微企业。六是环境营造,持续营造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验田”环境,让企业愿意来贵州投资、创业,愿意来贵州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作者:马化腾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马化腾
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17 年全国两会提交建议案《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建议》。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庞大的数据量及其处理和应用需求催生了大数据概念,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数据资源将是企业的核心实力,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具备了优势。对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认为,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数字经济中的“货币”,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 30.6%的比重,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数,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向全球呈现了科技引领的跨越式成长的巨大潜能与魅力。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已构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销售点情报管理系统),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数字经济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以中国速度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务实又璀璨的成果。人们用手机挂号看病、缴付水电费、处理交通事故,在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下,全民通过手机共同参与险情上报与预警。数字信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形成了良性循环。
“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或是用信息的交互带来效率的提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模式。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共享单车、共享租车,甚至共享房屋,让拥有不再是必需。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的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以内容产业为例,中国引领了全球数字内容变现的新趋势。从内容产业版权缺乏保护,到自创内容全球最高价格的变现,再到音频、直播、自媒体、文学等多种内容,问答、打赏等多样化变现途径,内容产业在野蛮生长的丛林中独辟蹊径,俨然已经步入内容创作与收益齐头并进的高增长时代。穿越丛林,将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强调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
越南工商会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有40%的人口正在使用互联网。自2010年至今,越南互联网用户占据人口总数30%,连续多年跻身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前20个国家名单。预计到2020年,越南互联网用户可能提升到占人口总数的45-50%。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它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简言之就是对信息的掌握、拥有、控制和使用能力上存在的差别。它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美国商务部1999年的《定义数字鸿沟》报告说,收入、教育和种族都是造成“数字鸿沟”的因素。因特网、无线通信等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出现,使各国信息拥有和使用的不对称更加明显,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了差距,也就是“数字鸿沟”。据统计,全球70%因特网用户在占世界人口16%的最富裕国家,而占世界人口40%的最贫穷国家仅拥有全球因特网用户的5%。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在开发、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意味着落后的国家、地区和人群面临着“知识贫困”和“信息贫困”,缺乏发展的能力。此前,关于“数字鸿沟”的诸多研究大都涉及关于一种产业或行业的差距问题,或涉及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差距、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差距等。然而,笔者认为,由于“数字鸿沟”所显示的社会阶层性特征,使得我们有必要从社会阶层角度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此外,先前的研究大都在理论上对“数字鸿沟”问题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探讨,实证研究似不多见。因此,笔者试图以实证分析,来厘清“数字鸿沟”的问题性和此视角下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异军突起,正凭借着自己技术方面的优势和传播模式方面的优势,逐渐打破了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介三分天下的局面,在竞争激烈的传播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隐然有后来居上之势头,这无疑引起了传播学界,新闻学界的极大关注,各种关于对互联网媒介发展现状和问题作阐述的着作和文章不断的出现,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对互联网在整个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现状作了系统深刻的阐述,但是对互联网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关注并不够,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数字鸿沟的表现形式
课题组在2006年7月和2007年2月分别对鄂西民族地区,主要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洲展开调查,恩施是湖北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恩施州下设8个县,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最终选定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本次的调查对象。
鄂西民族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有无能力使用电脑和互联网,使用的熟练程度,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网民与非网民是衡量数字鸿沟的重要内容,网民的上网频率也应该是测定数字鸿沟的重要内容。数据显示,因年龄、学历、文化程度、收入等因素的不同,网民之间也存在着上网频率的巨大差异。
从我们统计过程中上网和不上网两个群体的对比中,我们发现,经济收入状况是区分网民与非网民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网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对网民的定义为: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6周岁以上中国公民。一般来说,网民通常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接触和使用网络媒介的受众,而非网民则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没有足够经济能力去供给接触和使用网络媒介的受众,由此可见,经济状况在网络媒介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突出性作用。网络媒介的使用与发展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分不开的。我们这里主要针对少数民族贫困落后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制约网络媒介发展的种种状况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1、互联网使用的整体水平比其他地区低。通过综合调查显示,鄂西民族地区被调查对象中每天都上网的为18%,一周上几次的占16%,一个月才上一次网甚至从不上网的高达70.2%。在巴东野三关的调查中,数据显示,上网的人数比例为45%,而在另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地区沙洋的李市镇的调查显示,我们得出的比例是68·3%,在巴东地区进行了网吧数量的调查发现在巴东县城的网吧数量不超过10家,而在野三关镇有网吧5家,而在沙洋县城的调查发现网吧数量不少于15家。
2、互联网使用受众单一。网络媒介的接触和使用的受众状况与人们的职业有关,在通常情况下,教师,政府工作人员,企事业人员,新闻从业者等这些职业的人们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具有使用网络媒介的客观条件,在主观上,学习、工作的需要也促使他们去接触和使用网络,成为网民。而非网民的职业分布则集中于农民、个体工商业者等,文化程度较前者相对较低,没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他们的经济收入受外界环境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大,他们或者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经济能力,或者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对网络媒介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在接触和使用网络媒介,成为网民的客观条件上略有欠缺。在主观上,他们的生活、工作单一,在现有的社会机制下,他们还没有必要去使用网络,而在时间上,他们则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没有时间去使用网络。这一部分人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
3、互联网使用目的单一。调查结果表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受众在信息接受渠道、信息选择与认知、受传效应的多元化以及对于大众传播的影响力等接受传播的具体方面,都能在较高的层面上运行,体现着较强的主动性。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受众则往往在这些方面呈现出某些被动与盲目,接受传播的目的往往集中在满足娱乐需求这种单一的浅层次上。从调查中看出,民族地区的农村当地无论是网民还是非网民,网络媒介在当地的发展处于起步并有初步发展,人们对于网络媒介的认识尚处于初步阶段,人们利用或者期待利用网络媒介更多是利用网络玩游戏、聊天、娱乐、收看影视,来满足自己不同的初步需求。
三、应对策略
数字鸿沟的存在,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少数民族地区与城镇的数字鸿沟,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并由此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我们还在此次鄂西网络受众调查的一个题项中问到:“您没有上网的原因是什么?”,在巴东地区有46.03%的受众选择了“感觉没必要”,这种受众对于网络的态度,也是互联网普及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难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尝试提出几点应对之策:
(一)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及农业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安排布署,结合农经站工作实际,组织全站干部职工认真参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农经站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从3月底开始,分“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3月底至4月底已结束。通过深入动员,组织学习培训,各股室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开展农经工作调研活动。第二阶段从5月上旬至6月底,通过征求群众意见,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撰写分析检查报告,组织群众评议等一系列活动,对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检查自身存在的不足,紧扣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剖析思想根源,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理清科学发展思路。在活动中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提高对学习实践活动的认识,端正态度,增强信心,进一步明确了农经工作的目标,真正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精神和农业局党组部署上来。
(二) 加强领导,切实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
1、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全面贯彻落实农民负担“四项制度”,继续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
2、贯彻落实“一事一议”管理办法,做好筹资酬劳监督管理,今年4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农业厅**省一事一议筹资酬劳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了村民筹资上限标准和以资代劳工价标准,报经市政府审核同意实施。
3、为更好地做好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加强对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的宣传,让广大农民全面准确地了解直补政策,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三)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执行力度,使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逐步步入法制化轨道。
1、继续贯彻落实《省政府转发农业厅关于做好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工作意见的通知》,全面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工作步伐,力争近期能够全面完成补换发工作。
(四)进一步加大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及财务规范化管理,加强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1、配合市财政局组织召开了全市全面推行村级财务会计委托服务工作会议,并负责起草《**市推行村级会计委托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市推行村级会计委托服务工作实施细则》,报**推行村级会计委托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经市政府申批后下发各县(区),推动各县(区)工作的开展。
2、组织申报2009年省级财政扶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根据《**省农业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09年**省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市及时布置,认真组织收集审核汇总上报19个项目。
况写成文字材料上报省站。
4、完成2008年省级财政扶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实施绩效评价工作。根据《**省农业厅关于开展2008年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对2008年省级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自评。并将绩效评价情况写成文字材料上报省农业厅计财处。
7、组织开展2008年省级示范项目实施情况总结。对2008年省级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项目资金到位、管理使用以及实施进展情况等进行检查验收总结,涉及检查项目项目7个,通过市县两级的检查,没有发现项目资金被挪用、截留等违纪情况。资金到位及时,管理规范。目前,除宁洱县民安村仔猪养殖协会项目还在实施当中,其他项目已按计划实施结束,通过项目实施,部分已初见成效。
8、认真做好项目挂牌工作。截至2008年**市得到省级财政扶持项目35个,为了切实加强项目管理,根据省财政厅、农业厅项目相关管理要求,市农经站组织各县(区)农经站对2004—2008年省级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项目单位全部进行挂牌,设立示范项目标识牌,并指导帮助项目单位开展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五) 加强农经统计工作
2、按时完成上报农业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统计监测分析工作。
(六) 加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信息网络体系
1、开展业务培训情况。2009年5月31日前,全市共举办“数字乡村”工作培训29期,475人次,其中县(区)级11期,69人次,乡(镇)级18期,406人次。
3、网站维护及信息情况。我
4、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工程进度。市农业局分管领导及业务负责人通过网络、电话、报送进度统计表、到实地督查等方式检查促进我市“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使工程建设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二、下半年工作重点
1、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严格按照农业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的要求,按照规定的程序,认真完成各个阶段的任务。
2、加强对村级财务委托工作的督促检查工作及2009年省级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组织实施。
3、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步伐,加大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力度,力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年初制定的50个的发展目标。
4、认真抓好农业部、省农业厅各项统计报表的培训、布置工作,做好2009年各项统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汇总和分析上报工作,做到及时、全面、准确。认真开展下半年农村入户调查工作。重点做好农民收入、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查、资料整理、预测和分析。
5、认真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好服务“三农”的信息通道工作。完善和稳定工作机构,加强信息管理人员的培训,下半年市级计划开展技术人员培训一期。
Abstract:In the new century , the tidc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one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mark of the ievel of society , economy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As a potential city in deveopment , it is very indispensable and necessary to construct digital Hengyang.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digital city, many important problems such as the general frame , the key technique , the safeguard system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t last , it put forward some important projects during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digital city; digital Hengyang;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GIS
中图分类号:TU984.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08-0097-03
1引言
1.1背景
当前人类社会正迈向信息时代,而一个国家、地区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其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和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引起全世界政界和科技界的高度重视,世界各国纷纷制订计划,力图抢占信息的制高点。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数字化的浪潮,“数字中国”、“数字省区”、“数字城市”等计划相应提出。
数字城市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数字城市即指城市信息化,又可以叫做信息城市(informationcity)、信息港(information port)或称智能城市(intelligencecity)。具体是指通过建设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多媒体信息网络平台,整合城市全部的信息资源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等的信息化。狭义上的数字城市是指利用数字地球理论,综合运用遥感(RS)、遥测(TM)、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城市空间信息资源,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理进行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1-2]。
1.2基本概念
1.2.1衡阳市和数字衡阳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南部,为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近几年来,衡阳市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总体城市规划已刻不容缓。建设数字衡阳是衡阳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战略,是提高城市首位度,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客观需要。
数字衡阳就是利用数字城市的基本理论,基于3S(RS、GPS、GIS)等关键技术,实现城市地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自然资源与环境、政务管理、信息服务等各领域的数字化,在整合城市各种信息资源的基础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制,为政府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社会生产、人们生活提供便捷的服务。
1.2.2指导方针与原则
数字衡阳的建设要符合国家关于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方针,即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建设过程中还要坚持:标准化、开放性、先进性、实用性、安全性、可扩充性等原则,同时要考虑到数字衡阳的大部分使用对象为公众的现实,要遵循“以人为本”、“宜人为本”的原则。
1.2.3研究内容
城市的所有问题归结起来只有3点,即建设、管理与服务。数字衡阳的研究内容也应依托于这3点,实现各个领域的信息化、数字化如:城市基础地理、城市规划与管理、政务信息化、城市基础设施、智能交通管理、地籍与房地产管理、能源管理;企业与社区、工业与商业、金融业、科技与教育、医疗保险、旅游、人们生活等各个方面和领域。
1.2.4数字衡阳的目标
2001年11月8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吕新奎指出,城市信息化的目标是:通过信息技术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人民生活和城市环境的质量,并为领域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数字衡阳的建设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在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科教、人们生活等各方面向公众提供管理与服务。同时要以数字衡阳的建设为契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同时并举和跨越式发展,带动整个湖南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2数字衡阳总体框架
数字衡阳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规模宏大,建设要搞好规划和设计。结合数字城市的理论,提出了数字衡阳的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该总体框架以信息基础设施为平台,以基础层、决策管理层和应用服务层3个部分为主体工程,以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为保障体系,构建了数字衡阳的总体结构,并搭建了面向公众服务的衡阳市综合信息平台(informationplatform)。
基础层包括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撑三部分。这是数字衡阳工程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决策管理层和应用服务层的重要支撑。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数据、标准、技术、政策、组织等。其中,数据最为基础,它包含了大多数组织所使用的地理数据专题,即大地测量控制、正射影像、高程、交通、水文、行政单元和地籍信息[2]。数据按其来源和性质可分为硬数据和软数据。硬数据即关于地理位置、地形、自然资源、城市建筑、交通设施等方面的数据;软数据即关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教、历史、人口等方面的数据。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即建设新一代高速通信网络,实现电话网、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internet)的互联,建成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
决策管理层即为城市和居民提供管理和决策的系统。本层是城市资源的管理者,并对城市建设与规划、城市发展战略和关系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以网络技术和空间信息资源为基础构建一个分布式协同计算与辅助决策支持环境。具体实现是负责城市管理和决策的各个部门。
应用服务层是建设数字衡阳的最终目的。据统计城市基础数据的用途有80%是面向公众的,而面向管理和特殊应用的加在一起只有20%[3]。可见应用服务层建设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数字衡阳工程的优劣。初期应该重点建设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网上教育、数字社区、智能交通、数字旅游等与广大市民关系密切的几个重要工程。
综合信息平台涵盖了决策管理层和应用服务层的所有内容,同时为二者的正常运行提供数据来源与技术支持。这是一个面向更广大公众的网络系统(如对本市、对湖南省乃至全国提供服务)。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建成数字衡阳的综合信息平台。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则属于数字衡阳的保障体系。
3数字衡阳的核心支撑技术
数字衡阳的核心支撑技术是建设数字衡阳的关键,是建设数字衡阳的灵魂所在。结合当今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和衡阳市的具体应用实际,提出了建设数字衡阳重点要解决的关键技术(如表1所示)。
3.1空间数据获取技术
空间数据的获取是建立数字城市的前提,没有数据来源,数字衡阳只能是一句空话。空间数据获取技术主要有遥感、遥测、GPS等技术。其中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图像尤为重要,它能够提供多时相、非均质、多尺度的空间地理数据。
3.2基于网络的数据共享与交换技术
数据共享与交换技术包括:OpenGIS、WebGIS标准,基于WebGIS、ComGIS的、互操作与互运算技术,空间数据交换技术等。信息共享的关键是信息的标准化问题。数字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城市里的各行各业及各个部门,所以必须要保证建成后各部门的信息能够共享,否则整个数字城市便会变成“信息孤岛”。
3.3Metadata技术
Metadata即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或“关于信息的信息”,它在地理信息中用于描述地理数据集的内容、质量、表达方式、空间参考系、管理方式以及数据集的其他特征,是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共享的核心技术内容之一[4]。元数据技术可以解决不同部门的重复性建设问题,并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
4建设数字衡阳的保障体系
4.1标准体系建设
在数字衡阳的建设中,标准化建设是一重要内容。标准化工作的主要内容即建立数字衡阳标准体系。标准体系的建立应在国家信息化标准体系和全球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衡阳市自身特点提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信息化标准体系[5]。
数字衡阳的建设是一个跨多个部门及多个领域的巨大工程。由于历史原因,不同的部门对技术的要求不同、习惯不同,并且由于涉及了众多的领域,所以标准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庞大。标准化工作要结合衡阳的实际,按城市对标准的具体要求,确定所需的标准类目和内容。结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统筹规划,需定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同时标准的研制要紧密结合衡阳市的特点,重视研制地方标准,尽可能研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并争取其成为更高一级的标准,标准的研制对衡阳市的当前和将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4.2组织体系
数字衡阳的建设由于涉及到城市的各个群体与部门,在当前的条件下,由于部门利益等,势必造成不必要的不协调。所以数字衡阳的建设应该是一个“市长工程”,要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各部门,依靠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的积极参与和开发,并吸纳广大市民参与监督才能完成。数字衡阳的建设应采用工程化的思想,建议设立由政府主管部门参加的联合领导机构,协调各方,实施重大决策;在联合机构下建立项目执行委员会和项目专家委员会。项目执行委员会具体负责整个工程的执行,并接受专家委员会的监督,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工程的总体设计和评估审查[6]。
数字衡阳的组织体系如图2所示。
由于数字城市是20世纪90年代末才兴起的新技术,所以数字衡阳的建设要保证其技术的先进性,使用上的方便可靠性,应该委托相关高校和有实力的科研单位参与开发与建设,特别是湖南大学和武汉测绘学院的参与,以促进这一具大工程的优质高效完成。
4.3人才培养与知识普及
数字衡阳的建设是一个具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特别是需要大量有相关技术和有实践能力的技术人员的参与、开发和给护。信息人才的培养是确保数字衡阳顺利实施的关键和基础。没有一流的开发和研究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工程质量。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当前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数字衡阳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而且其用途大部分是面向公众的。所以,这就要向普通市民群众传授信息技术知识,以便能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为此,建议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以便使普通民众掌握信息技术知识。比如,开发社区培训班、成人夜校、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课等,而且应该建一个“数字衡阳展示馆”以方便市民更充分地利用它学习及获取新知识。
5建设数字衡阳测绘行业需做的几项工作
5.1 在我省拟建C级GPS或现有的一、二等三角点和Ⅰ、Ⅱ等水准网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全市范围内约15310km2的D,E级GPS平面控制网和三、四等水准网。
5.2 完成全市范围内1:1万全要素地理信息,衡阳市城区、各县区及各建制镇、厂矿单位规划区1:2000全要素地理信息,市县镇各建城区1:500全要素地理信息的数字化建库工作。及协助“数字衡阳”建设的1:10000数字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和道路交通、水系、境界、地名等矢量数据的采集建库工作。
5.3 对市县级各建城区的自来水、市政、电讯、电力等主要管线进行全面普查工作,并建立综合地下管线信息系统。
5.4 开展市县级规划、国土、房产、交通等方面测量调查工作,建立规划、国土、房产、交通等专业管理信息系统,并定期向社会各类信息。
5.5 建立市县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础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库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平台,为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等信息提供一个共同载体,是各行各业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具体包括:数字正射影像数据库、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库、数字栅格地图数据库、框架要素矢量数据库、地名数据库。
6数字衡阳的作用和意义
6.1数字衡阳的几个重点工程
数字衡阳的建设将会给衡阳市带来巨大的变化,使衡阳市的整体水平更上一个新的台阶。在实施的过程中应重点建设以下工程: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数字企业)工程、城市规划与管理工程、智能交通管理工程(城市一卡通工程)、城市生态环境监测工程、网上招商引资工程、城市综合信息系统等。
6.2作用和意义
建设数字衡阳将会对衡阳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具体如下:
6.2.1可极大地提升衡阳市的形象。近年来衡阳市的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衡阳市的经济地位在湖南省内,特别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不是太高。数字衡阳的实施将极大地提高衡阳市的信息化水平,树立衡阳在湖南乃至全国的良好形象。
6.2.2可以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建设数字衡阳可以带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会对传统产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6.2.3可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提高全民的信息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总之,数字衡阳的建设可以大大改善衡阳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提高衡阳市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全面发展,进而促进整个湖南省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晓艳,林晖,张宏.虚拟城市建设的原理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