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研究对象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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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R74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09)23-144-02

课题组成员自2005年6月开始对我院三个社康服务中心30岁以上人群,筛选出50名确诊为脑梗死的患者,意识清楚、愿意参加并完成测试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协同教育模式对50名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指导。为评价协同教育模式的有效性,对50名研究对象进行了健康教育干预前后有关脑梗死“知-信-行”(知识、信念、行为)的重复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组研究对象为深圳流花医院三个社康中心50例确诊为脑梗死的患者,男性28例,占56%;女性22例,占44%。年龄39~88岁,平均年龄为66.14岁。50例患者均意识清楚、愿意参加并完成测试。

1.2 方法

1.2.1 调查表 参考有关资料[1,2]制定(保健服务询问表)用于测量脑梗死患者有关脑梗死知-信-行的情况。调查表主要包括:一般资料、吸烟、饮酒、脑梗死、预防保健措施、体育锻炼和饮食的有关知识、态度、行为等内容。调查量表信度为0.91,效度良好[3]。

1.2.2 方法 由培训通过的课题组专业护士,对入选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调查,采集健康教育干预前、后的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

1.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10统计软件。全部操作在计算机上处理完成。对调查量表内容进行分值计算,所得数据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健康教育干预前、后脑梗死相关知识的变化(表1)

2.2 健康教育干预前、后脑梗死相关信念的变化(表2)

2.3 健康教育干预前、后脑梗死相关行为比较(表3)

3 讨论

因为本课题研究健康教育干预前、后患者对脑梗死知识、信念、行为影响的自身对照,患者的一般情况没有统计学意义。

50例患者接受健康教育干预后在对脑梗死相关知识“烟酒知识、脑梗死基础知识、饮食知识”三大方面的认知均有明显改善。这些方面回答正确分值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50例患者在接受健康教育干预后在赞同“吸烟是坏习惯、儿童不宜吸烟、公共场所应禁烟”及吸烟者“打算戒烟”几方面认同率较干预前大大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尤其是患者对“大量饮酒不利健康”与“饮食与健康有关”这两方面,基本上宣教一次后认同率就有明显提高,在基线调查与干预后的中期调查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中期调查和终期调查经统计学分析,“大量饮酒不利健康”两组数据完全相同,不作统计学处理,说明患者对这个观点高度认同;“饮食与健康有关”中期调查和终期调查两组数据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患者对这个观点不用重复健康宣教,认同率就有明显提高(表2)。

吸烟、饮酒情况:基线调查50名患者自述吸烟和饮酒占的比例分别为38%和44%,健康宣教后中期调查吸烟和饮酒的比例分别为18%和36%,终期调查吸烟和饮酒的比例分别为12%和22%,健康干预前吸烟和饮酒的比例分别下降了26%和22%。健康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3)。

定期血压、血糖、血脂测量及预防措施:研究对象在健康干预后定期测量血压、血糖、血脂的频率有明显改善;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也有明显提高;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3)。

体育锻炼:健康干预后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明显减少,而每周参加1次的明显增加。一般除脑梗死后遗症(瘫痪或偏瘫)患者没办法参加体育锻炼外,其他一般在做一次健康干预后均能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基线调查与中期调查两组数据经统计学处理差别有显著性意义;而中期调查与终期调查两组数据基本相同,统计学处理P = 1.000,无统计学意义(表3)。

饮食行为:健康干预后饮食行为有明显改善,显著增加了每周食用蔬菜的平均天数,降低了咸食物和含油含脂肪高食物的天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3)。

[参考文献]

[1] 黄津芳,刘玉莹. 护理健康教育学[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114-173.

篇（2）

    【关键词】  穴位按摩  肾上腺素 分娩疼痛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n adrenaline and labor pains after using acupuncture point massage during the period of active phase on the first stage of labor. method: 300 parturients up to standard are devided into observe group, include 140 parturients, using the acupuncture point massage to analgesia; 160 parturients are contrast group with delivery ,compare the effect between the 2 groups on adrenaline and labor pains. result: the observe group’s adrenaline is higher than contrast groups’(p＜0.05); after using acupuncture point massage the observe group’s vas is lower than before (p＜0.01); the observe group’s vas is lower than the contrast groups’(p＜0.01). conclusion: using the method of acupuncture point massage could increase the level of maternal body, reduce labor pains during the period of active phase on the first stage of labor.

    【key words】 acupuncture point massage   adrenaline   labor pains

    分娩阵痛是世界上疼痛阈值最高的疼痛种类之一，正确处理产妇的分娩痛是现代许多国家健康保健系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1]。本研究将符合观察标准的初产妇3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140例，对照组160例。通过对照观察发现：穴位按摩法能提高产妇体内肾上腺素含量，缓解分娩疼痛。报告如下。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8年6月至2010年6月间，b超及产前检查无明显高危因素，临产后有明显腰骶部胀疼不适产妇共300名(不包括因其他多因素待产时转为剖宫产的产妇)。根据doll’s临床病例随机表[2]的办法，分为实验组140例，对照组160例。两组产妇年龄、体重、身高、孕周、胎产次、胎儿体重及胎儿身长等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观察方法  观察组：除常规待产及产程处理外，经过产妇及家属知情同意选择接受穴位按摩法；于活跃期（宫口≥3cm）宫缩间歇时，对第一腰椎至尾骨范围内膀胱经及督脉循行处往返循压，再对腰骶部腧穴进行平揉，局部主要选取肾俞、气海俞、关元俞、命门、腰阳关等。远处选取足三里、三阴交、合谷、内关、太冲穴等。于活跃期宫缩时，采取掌扣法，范围为腰骶部。潜伏期不做处理。对照组：除常规待产及产程处理外，不做其他处理。

    1.3 检测方法  于穴位按摩前及胎儿娩出后分别抽取观察组及对照组的肘静脉血各3ml，30min内离心(4℃3000 r/ min，20min) 。取上清液－20℃保存备用。试剂盒由上海锐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1.4 统计处理  使用spss1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t检验。

    2  结果

    观察组肾上腺素含量(1.70±0.20ng/ml)与对照组(1.31±0.24ng/ml)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本法能提高产妇血中肾上腺素含量。

    观察组经穴位按摩后，活跃期vas评分（5.70±1.43分）低于潜伏期（7.20±1.13分），有统计学意义（p＜0.01)；活跃期观察组经穴位按摩后，vas评分（5.70±1.43分）低于无处理对照组（7.32±1.94分），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活跃期vas评分（7.32±1.94分）与潜伏期（7.09±0.92分）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经穴位按摩后能减轻病人痛苦。

    3  讨论

    祖国医学认为，产时腹痛是由于胎儿动作，致使母体气血逆乱而成。血气运行不畅, 不通则痛[3] 。本研究使用穴位按摩法，着重调和局部气血，使气血运行通畅，产妇疼痛减轻。远端选穴方面，取足三里、内关、太冲、三阴交、合谷五穴。足三里为足阳明胃经之合穴，是临床治疗腹腔内疾病的要穴。内关为心包经之络穴，功能宁心安神，定惊镇痛。合谷、太冲、三阴交三穴配伍具有阴阳双调，补泻兼顾，行气活血的作用。合谷、三阴交两穴配伍以增有余之气，损不足之血，达到不利于胎元生长，终而下胎的目的。双侧合谷、太冲并称“四关”穴，具有疏导气机，调和营卫，平衡阴阳的作用。本研究以上述腧穴相配伍，经vsa评分显示，镇痛效果明显。

    肾上腺素是由肾上腺髓质分泌的一种儿茶酚胺激素。在应激状态、内脏神经刺激和低血糖等情况下，释放入血液循环，促进糖原分解并升高血糖，促进脂肪分解，引起心跳加快。硬膜外应用肾上腺素具有中枢镇痛作用。刘丽萍等[4]经研究得出小剂量的肾上腺素用于is硬膜外分娩镇痛可以增强其镇痛作用，加快镇痛药物的起效时间。其认为，肾上腺素可以减少硬脊膜的血流。而硬脊膜的血流是硬膜外药物清除的首要机制，肾上腺素通过此机制减少母体对硬膜外药物吸收，从而使得作用于神经根的药物量增加。其次，研究表明，肾上腺素单独应用于腰部硬膜外，也可以通过某种直接机制起到节段性的镇痛作用。分娩疼痛是多种分子、生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知焦虑与肾上腺素的变化作用密切，本镇痛方法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影响了产妇心理，即焦虑—肾上腺素—分娩镇痛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肾上腺素对母婴安全方面的影响同样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 考 文 献

[1]李继俊主编.妇产科内分泌治疗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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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4163/ki.11-5547/r.2016.27.073

患者脑出血后出现的继发脑损伤， 是由炎症反应、脑血肿及脑部其他损伤因素引起的， 临床研究表明， 其发病机制与血管活性物质大量释放、补体系统激活、自由基损伤及兴奋性氨基酸毒性等因素密切相关[1]。脑出血继发脑损伤的神经元死亡方式通常为神经凋亡及坏死[2]。本次研究选取本院收治的80例脑出血继发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并对其中的40例患者采用软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治疗，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1月本院收治的首次发病的80例脑出血继发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观察组（软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及对照组（硬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 各40例。观察组中男18例， 女22例；

年龄42～75岁， 平均年龄58.5岁， 病程2～21年， 平均病程11.5年， 平均NIHSS评分（16.2±3.2）分， 平均Glasgow评分（6.82±1.34）分；40例患者中包含冠心病患者8例， 糖尿病患者7例， 慢性支气管炎7例；基底节出血16例， 平均出血量（40.31±4.36）ml， 丘脑出血24例， 平均出血量（23.13± 1.53）ml， 破入侧脑室7例。对照组中男21例， 女19例；年龄41～76岁， 平均年龄58.5岁， 病程2～22年， 平均病程12年。平均NIHSS评分（16.5±3.1）分， 平均Glasgow评分（6.92±1.44）分；40例患者中包含冠心病患者9例， 糖尿病患者7例， 慢性支气管炎6例；基底节出血17例， 平均出血量为（40.11±4.34）ml， 丘脑出血23例， 平均出血量为（23.23±1.43）ml， 破入侧脑室4例。80例患者均属首次发病， 且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自愿签署知情书， 排除先天性肝及肾功能异常、颅内患动脉瘤、造血系统异常及侧脑卒中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两组均给予吸氧、抗感染、静脉滴注葡萄糖、调整血压、脱水降颅压治疗， 纠正患者水电解质紊乱现象， 同时对患者采取必要的营养指导[3]。

观察组使用的仪器为山东大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颅脑引流器， 术前根据患者颅脑CT片对患处进行定位， 肾型血肿患者取血肿常沿长轴方向， 以前额为入路口， 呈类圆形则选颞部入路；术中行常规消毒与铺巾， 于局部麻醉的情况下采用颅骨手钻钻过颅骨， 并划破硬层脑膜， 放置引流管， 使用钝圆型针芯引导经过颅骨孔入至颅内并推入脑血肿处， 将陈旧性血浆成功引流出后， 将针芯接注器轻轻拔出回抽， 将引流管固定在患者的头皮之上， 引流管末端接三通阀同时还需连接一次性颅脑引流器进行引流， 并进行无菌包扎[4]。引流管放置的位置应高于患者头部0～10 cm处， 血肿液化剂标准为5万U尿激酶+3 ml生理盐水， 经三通阀注入患者血肿腔内， 关闭引流管， 关闭引流管2 h后再开发引流管；根据引流情况及CT检查结果决定每天注入的血肿液化剂的冲洗次数， 通常为1～2次/d；5 d内患者的血肿清除率应>80%， 残留血肿应

1. 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7、30、90 d的NIHSS评分以及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疗效标准：治愈：NIHSS评分降幅达91%～100%；显效：NIHSS评分降幅为51%～90%；有效：NIHSS评分降幅达20%～50%；无效：NIHSS评分降幅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前的NIHSS评分为（16.2±3.2）分， 治疗后7、30、90 d的NIHSS评分分别为（14.2±4.1）、（13.2±3.1）、（11.2±1.1）分；对照组患者接受治疗前的NIHSS评分为（16.6±2.9）分， 治疗后7、30、90 d的NIHSS评分分别为（15.2±4.1）、（11.2±3.1）、（9.2±3.1）分。两组患者治疗后7 d的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30、90 d的NIHSS评分比较， 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

2. 2 两组患者总有效情况、死亡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愈11例（27.5%）， 显效14例（35.0%）， 有效6例（15.0%）， 无效9例（22.5%）， 总有效率为62.5%；无一例死亡；发生肺部感染2例（5.0%）， 颅内再出血1例（2.5%）， 并发症发生率为7.5%。对照组患者治愈6例（15.0%）， 显效12例（30.0%）， 有效9例（22.5%）， 无效13例（32.5%）， 总有效率为45.0%；死亡4例， 死亡率为10.0%；发生肺部感染8例（20.0%）， 颅内再出血2例（5.0%）， 并发症发生率为25.0%。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3 讨论

脑出血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病， 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及病死率高的特点，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相关调查显示， 我国的脑出血占17.6%～53.7%， 显著高于西方国家6.3%～19.1%[3， 4]。脑出血最主要的病理为血肿本身与 其导致的继发性脑组织缺血、细胞毒性及水肿损伤。脑出血出现继发性损伤机制较为复杂， 包含血肿占位效应、免疫反应、局部脑血流降低、炎性、凝血酶和血红蛋白的毒性作用及酸中毒等。

脑出血是内科临床常见的多发病， 临床治疗往往较为被动， 需患者自行吸收血肿， 因此术后致残率及致死率极高， 硬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是临床上治疗脑出血较为广泛的术式， 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 但因其需在患者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 开颅时间较长， 清除血肿的过程中又增加患者脑部损伤几率， 临床效果欠佳。脑出血继发脑损伤的发病机制与血管活性物质大量释放、补体系统激活、自由基损伤及兴奋性氨基酸毒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治疗30、90 d的NIHSS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 软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可有效提高治疗总有效率， 降低NIHSS评分， 减少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减少继发脑损伤。

参考文献

[1] 李亚龙， 刘树鹏. 软通道、硬通道微创技术治疗脑出血68例临床分析.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2011， 13（13）：21-23.

[2] 贾军， 屈兴汉， 田强. 软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治疗脑出血的临床研究. 卒中与神经疾病， 2011， 6（2）：376-378.

篇（4）

关键词 游泳 初学者 陆上渐进式 协同训练

渐进式协同训练将采用不同运动逐渐训练学生的身体素质、力量、速度、协调性、柔韧性等的训练方法。本文仅采用此方法训练协调性为例，来提高游泳运动的成绩和改善技术。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将从天津市宝力豪游泳俱乐部的培训班中随机抽取40名初学者，仅仅会简单的蛙泳，年龄均在在6-12岁，在实验中随机分为两组，每组20人，一组为对照组进行常规教学，另一组为实验组结合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

（二）研究方法

1.实验法。实验时间为20周，每周三次课程，每次课程时间均为90分钟，对随机分成的两组学生进行授课，正规上课时间，两组学生进行统一训练，授课教师相同，授课内容一致，对学生要求一致。进行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每次45分钟，授课内容为参加足球运动小技巧和篮球运动小技巧，以此提高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更好更快地学习游泳。前十周授课内容为爬泳和仰泳项目，第十周对学生的爬泳和仰泳能力进行测评，测评项目为50米成绩测试。第十一周继续对学生进行仰泳和爬泳项目的教学，第二十周对学生的仰泳和爬泳能力进行技评，测评项目为50米成绩测试。技评成绩由3位不同教练评定，最后取平均值。对爬泳和仰泳测评的成绩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陆上协同训练内容：传接球，跳绳，左右脚运球，左右手运球。

2.文献资料法。此文所需参考文章在天津体育学院CNKI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里查阅了协调性训练对游泳动作及技术影响相关的文献资料十几篇，为此好了充分的准备。

3.访谈法。对游泳专业老师进行访谈调查，并采取现场记录方式获取资料及信息，回头对这些记录资料信息进行汇总成文为最后完成论文提供可靠的依据。

4.统计法。对得到的资料数据采用Excel2003软件进行统计归纳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50米爬泳成绩对比分析。在50米的爬泳成绩测试中，实验组平均成绩要好于对照组。从实验的比较结果中分析得出，提高身体协调性有助于游泳初学者技能获得。通过实验中施加身体协调性这一变量，可以明显的看到，加强了练习者身体协调性的实验组的爬泳成绩要远远好于对照组。练习者的身体协调性好在水中运动的时候，发力会更科学，姿势也更合理，不仅在爬泳和仰泳的速度上得到了提高，身体的综合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50米仰泳成绩对比分析。经过十周的仰泳练习后，可以看出，加强了身体协调性练习的实验组，在50米的仰泳成绩测试中，平均成绩要好于对照组。通过实验的比较分析，得出在爬泳项目的学习过程中，结合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能很好的发展练习者的身体协调性，有助于游泳运动技能获得。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结合足球篮球等身体协调性要求高的运动项目，发展身体协调性，提高练习者综合素质。

在仰泳的教学中，结合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不仅能发展练习者身体的协调性，而且也有益于练习者的心理和精神。通过运动项目的变换，能有效刺激练习者的身体和心理，单一的练习形式和练习环境，会使练习者产生抑制等不良情绪，不利于练习者学习。在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中，让学生积极参与足球和篮球项目运动，使学生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按照自己的思维和理解参加运动。使他们在接受和学习新技能的同时，能更快更好的掌握游泳技术。经过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的针对性训练，大大提高了初学者的协调能力，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根据教师的示范和讲解，在训练中的技术动作更规范更科学。

（三）技评成绩对比分析。经过十周的教学，实验组的技评平均成绩远远好于对照组。通过实验证实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对6-12岁游泳初学者学习爬泳和仰泳项目有促进作用，那么在今后的爬泳和仰泳的教学过程中要结合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以此提高游泳初学者的学习效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才能使训练更有效。由于实验条件因素，实验只涉及篮球和足球项目，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理调整，例如加入体操、排球、羽毛球等项目的协调性训练。

三、结论

（一）“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应用在6-12岁的游泳初学者爬泳和仰泳的技术教学中，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取得了显著效益。（二）实验组通过“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发展学生的身体协调性，在学习爬泳和仰泳比按常规程序教学的对照组提升竞技能力更快更有效，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三）“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应用在6-12岁的游泳初学者爬泳和仰泳的技术教学中，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通过项目迁移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利于大部分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动技能的提高。

四、建议

（一）在今后教学中，教师要拓宽思路，积极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摆脱传统思维定势影响，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并结合“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着重发展学生的身体协调性，使教学更快更有效。（二）在游泳初学者技术教学中运用“陆上渐进式协同训练”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可以作为游泳技术教学改革的一个途径，建议在游泳教学中推行使用此教法。

篇（5）

偏头痛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其具有进行性加重的特点，通常由饮食、情志、睡眠及内分泌等方面因素诱发[1]。为了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在偏头痛患者治疗中的临床价值，本次研究选取2013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偏头痛患者80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给予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进行治疗，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2013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偏头痛患者80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国际头痛学会（HIS）和《中国偏头痛诊断治疗指南》中关于偏头痛的相关诊断标准[2]；②均经临床检查明确诊断；③患者及家属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使用随机数字列表法将本组80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24例；年龄18～61岁，平均年龄（38.23±7.12）岁；病程1～12年，平均病程（5.97±3.11）年。研究组中，男性患者17例，女性患者23例；年龄16～58岁，平均年龄（36.43±5.78）岁；病程1～10年，平均病程（4.98±2.38）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及病程等一般资料上对比，具有可比性（P>0.05）。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单纯采用盐酸洛美利嗪进行治疗，给予盐酸洛美利嗪口服，2mg/次，2次/d，分早、晚2次服用。

1.2.2研究组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加用头痛Ⅰ号方加减进行治疗，方剂组成：川芎30g、荆芥10g、防风10g、白附子10g、羌活10g、僵蚕12g、土鳖虫10g、白芷12g、细辛6g、全蝎6g、甘草6g、天麻15g、蜈蚣3g。辩证加减：气虚患者，可加黄芪15g；偏热患者可加黄芩10g，柴胡12g。以水煎服，1剂/d，分早、晚2次服用。

1.3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患者的头痛症状和伴发症状均全部消失；显效：患者的头痛症状及伴发症状均有明显缓解，或头痛发作时间减少超过2/3；有效：患者的头痛程度有所缓解，或头痛发作时间减少小于2/3，或头痛发作间隔时间增加；无效：治疗后患者的头痛情况均未达到以上标准。

1.4观察指标 观察和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4w的NO、ET-1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

1.5统计学方法 将本组数据纳入SPSS20.0统计软件中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2比较法对计数资料进行对比分析，采用t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对比分析，（P

2 结果

2.1两组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 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97.5%），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80.0%），（P

2.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NO、ET-1等指标的变化对比 从表2可以看出，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NO、ET-1等指标对比，（P>0.05）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治疗后的NO、ET-1等指标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

3 讨论

偏头痛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神经血管性疾病，其具有间歇性反复发作的临床特点，患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头痛症状，且常合并呕吐、恶心、畏声及畏光等症状，还可能伴有精神及神经功能障碍，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3]。相关研究表明，对偏头痛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案进行治疗具有较好的效果，并且其治疗效果通常优于单纯西药疗法或中药疗法[4]。盐酸洛美利嗪是临床上一种新型的偏头痛治疗药物，其在偏头痛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本次研究中我们在盐酸洛美利嗪加用头痛Ⅰ号方加减进行治疗，方中川芎可达行气开郁、活血止痛及祛风通络之效；白附子可达通经络、祛风痰之效；两者连用可达化瘀血、祛风痰及通经络之效；配以白芷、细辛、防风、荆芥、天麻及羌活可加强止痛和祛风之效；配以全蝎、僵蚕、蜈蚣可加强通络、活血及止痛之效；而甘草可调和诸药，进而可达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及祛风化痰之效。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患者治疗后的NO、ET-1等指标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

综上所述，对偏头痛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案进行治疗具有良好的疗效，使血清NO、ET-1浓度降低，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苏歆，陈春富，张君，等.晚发型偏头痛与青年偏头痛临床特点的比较[J].临床神经病学杂志，2013，26（1）：25-27.

篇（6）

[中图分类号] R74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8-83-02

急性脑梗死的发病率和致死率相当高，已经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受卒中的影响，在发病后基本上会出现神经功能恶化的现象，最终导致患者死亡和残疾。通过最近的研究可知，以纳洛酮为主的治疗方法能够对急性脑梗死产生有效的治疗结果，纳洛酮对人体没有明显负面作用、比较安全且药效快。本资料就对纳洛酮治疗急性颈内动脉脑梗死的临床资料进行探讨，研究患者在治疗前后的功能缺损评分（NDS）和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serum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含量的变化[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选择我院2011年7月～2012年12月收治的90例急性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质量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45例。其中观察组男23例，女22例；年龄45～70岁，平均（60.3±6.4）岁；高血压患者23例，冠心病患者共15例，高血脂患者20例，伴有糖尿病的患者共10例。而对照组男25例，女20例；年龄44～68岁，平均（58.1±7.3）岁；高血压患者28例，冠心病患者共10例，高血脂患者15例，伴有糖尿病的患者共11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采用降压药、降血糖和血脂的药物以及脱水剂等，同时加入抗血小板凝聚等对症治疗[1]。对于观察组患者而言，在此一般性治疗基础之上采取纳洛酮（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H20063030）治疗：使用2mg纳洛酮与生理盐水（100mL）混合后进行静脉滴注，每天1次，持续2周。在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后，对NDS和hs-CRP进行统计、评分，并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对hs-CRP进行水平检测[2]。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NDS数值和hs-CRP含量变化情况[3]。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治疗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表示，进行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NDS比较

在治疗前，两组患者NDS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后，两组患者的NDS数值明显下降，且观察组下降幅度更明显，两组数据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s-CRP含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hs-CRP浓度差异较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治疗后，两组患者的hs-CRP数值下降明显，以观察组为最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不良反应

两组共90例患者在入院观察时并未出现较明显的用药不良反应，没有血常规异常、电解质异常和肝肾功能问题，也没有意识模糊和障碍现象，没有出现患者死亡的现象。

3 结论

脑梗死在脑血管类疾病中属于常见病，且该病症的发病率逐渐提高，以中老年人为主。相关研究表明，在突发急性脑梗死时，缺血再灌注组织中的脂质过氧化物含量升高，导致自由基数量提高，而体内氧自由基蓄积还能造成脑组织的缺血再灌注损伤[4-5]，那么采用纳洛酮就能有效减少脑组织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自由基的数量，有效减轻脑部损伤和神经功能损害。CRP（C反应蛋白）是人体内非特异性炎症反应的敏感标志物，能够将活化巨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进行活化，从而刺激肝细胞产生的急性相反应蛋白，该数据是一种独特性的、能作为炎性标记物来检测的，目前，该数据项目已经被以了解并公认为是引发脑梗死的较危险因素。患者患病初期，两组患者的hs-CRP浓度差异不大，但是在治疗后相比，hs-CRP的浓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观察组患者下降更明显[6]。而采用纳洛酮对患者进行治疗，对神经元和脑部组织的保护作用更为明显。在权威性的神经内科领域，已通过研究证明了CPR和缺血性脑血管病之间的重要关系。本研究的纳洛酮与CPR之间的关系与学者的相关论述一致。

综上所述，采用纳洛酮对急性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患者进行治疗，能够达到较好的临床效果，可以减轻神经元和脑损伤，能够进行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且经过检查，本资料的研究对象均没有发生意识障碍的颈内动脉梗死，如果本资料的重症患者病情严重，那么就需要将患者安排入院，进行另外的研究对比。

[参考文献]

[1] 马福家，仓婕.纳洛酮对急性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患者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含量的影响[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3，17（1）：84-86.

[2] 李焕，张晓华.能量多普勒检测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的新生血管与急性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的临床研究[J].中国社区医师 （医学专业），2012，14（8）：254-255.

[3] 凌云翱.依达拉奉对急性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神经功能缺损和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含量的影响[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1，15（19）：37-39.

[4] 陈新平，于逢春.阿托伐他汀对急性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患者基质金属蛋白酶-9的影响[J].中国卒中杂志，2011，5（7）：543-546.

篇（7）

[关键词] 2型糖尿病；西格列汀；二甲双胍；联合治疗

[中图分类号] R5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62（2017）03（a）-0032-02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水平的不断提高，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现已成为第3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疾病。胃癌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较高，一旦患者出现明显的食欲减退或者发冷、贫血以及剧烈疼痛时就以属于中晚期，而胃癌合并糖尿病的病情较为严重，因此有效的治疗措施是保障患者健康的关键[1]，该文主要研究不同消化道重建手术方式对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及胃肠激素的影响，特选取2014年5月―2015年12月，57例患有2型糖尿病合并胃癌的患者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5月―2015年12月，57例患有2型糖尿病合并胃癌的患者檠芯慷韵螅男性患者为30例，女性患者为27例，年龄28～70岁，平均年龄（41.5±2.5）岁，病程在6～9年。根据治疗手法将这些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为29例患者，对照组为28例患者。经比较，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及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气管插管全麻，开腹行远端胃切除、Billroth 式消化道重建及 D2 淋巴结清扫术等治疗，根据患者的情况选择相应的手术方式，保留残胃 30% ～40%。

1.2.1 对照组 该组患者在手术中实施残胃十二指肠吻合（ Billroth Ⅰ式）。

1.2.2 观察组 行胃空肠吻合（ BillrothⅡ式），关闭十二指肠残端，残胃大弯和上段空肠端侧吻合，胃空肠吻合距 Treitz 韧带 10～30 cm。术中常规行腹盆腔冲洗，根据术中情况放置 1～2 根腹腔引流管[2]。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后半年血糖（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以及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体质量指数）以及术后胃肠激素等的指标变化。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血糖指标的对比

对照组患者术前的空腹血糖为（14.2±1.7）mmol/L、餐后2 h血糖为（19.7±8.9）mmol/L、空腹胰岛素（13.5±7.8）mu/L、糖化血红蛋白（7.9±1.1）%；观察组患者指标：空腹血糖（13.9±2.1）mmol/L、餐后2 h血糖为（18.1±9.2）mmol/L、空腹胰岛素（14.1±8.3）mu/L、糖化血红蛋白（8.2±0.9）%， 两组对比血糖指标无变化，对照组术后半年各项指标分别为（8.7±1.4）mmol/L，（7.9±1.6）mmol/L、（11.88±4.7）mu/L、（7.1±0.9）%，观察组术后半年各项指标分别为：（6.1±1.2）mmol/L、（6.4±1.1）mmol/L、（8.7±3.4）mu/L、（6.3±0.4）%；两组患者术后指标均下降，但是观察组的患者在治疗后的各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69 4，P

2.2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胃肠道激素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空腹胰高血糖素样肽-1（FGLP-1）及餐后 2 h 胰高血糖素样肽-1（2 hGLP-1） 指标，对照组为（6.2±2.3）、（13.7±3.9）；观察组为（6.1 ±2.1）、（13.1±4.2）；经治疗1个月后两组患者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对照组为（7.2±2.7）、（17.9±3.6）；观察组为（8.3±2.6）、（23.4±3.1）， 经对比发现，两组患者的空腹胰高血糖素样肽-1（FGLP-1）及餐后 2 h 胰高血糖素样肽-1 指标在术后 1 个月开始较术前明显升高（t=0.364 8， 2.364 8， P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空腹及餐后 2 h 葡萄糖依赖性肠促胰岛素指标分别为：对照组为（11.5±2.1）、（15.2±2.2）；观察组为（11.7±1.9）（14.3±2.6）。两组患者经治疗1个月后的空腹及餐后 2 h 葡萄糖依赖性肠促胰岛素指标分别为：对照组为（11.1±1.4）、（13.1±1.9）；观察组为（7.2±1.3）、（10.3±1.4）。对比两组数据发现经治疗后对照组和观察组的两项指标都明显下降，但是观察组下降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3 讨论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在饮食方面也不断在变化，过多的摄入脂肪高和蛋白高的食物，加上运动的缺乏，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其典型症状为多尿、多饮、多食、消瘦等。目前主要治疗方式是对血糖进行控制，但是单纯的药物治疗并不能有效的控制血糖，而且还会引起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在临床治疗中，手术治疗糖尿病并不普及，多数均是采用药物治疗，但是长期的药物治疗会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出现低血糖的风险[3]。

自上世纪末Pories等[4]发现胃旁路手术可以使 2 型糖尿病的患者手术后血糖恢复正常，进而手术治疗开始逐渐应用与2型糖尿病中，但是单纯的减容手术术后减重会出现反弹的情况，而胃肠转流术则能明显改善患者的病情。

现如今，对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还是不明确，相关学者认为是肠、胰岛素轴机制，其中认为 GLP-1是核心因素。GLP-1 主要由末端回肠的 L 细胞分泌，可以有效的促进胰岛素分泌，进而导致β细胞分化增高，当未消化的食物过早的回到回肠，在食物的刺激下，会导致GLP-1 合成，同时导致其分泌并入血，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进而降低血糖的浓度。而GIP 则是另一种“肠、胰岛素轴机制”调节激素，是由K细胞分泌，进而抑制胃酸分泌，降低胃的蠕动，该物质也能刺激胰岛素分泌，但如今饮食的不健康，高脂、高糖的大量摄入，会导致GIP 过度释放，进而出现会肥胖、血糖升高及胰岛素抵抗等情况[5]。

在该研究中，主要研究在手术过程中，实施不同消化道重建手术方式对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及胃肠激素的影响，采用的是残胃十二指肠吻合（ Billroth Ⅰ式）和胃空肠吻合（BillrothⅡ式），其结果为采用胃空肠吻合的观察组患者术后半年的血糖和胃肠道激素均优于对照组，这说明，将十二指肠和胃放空，可以降低食物对近端空肠的刺激，降低了GIP的释放，缓解胰岛素抵抗。而在没有行转流手术的 BillrothⅠ组患者中，由于食物依然会正常通过十二指肠及近端空肠，导致空腹及餐后 2 hGIP无变化，高浓度的GIP 对胰岛素抵抗的作用依然存在，同时食物没有提前达到回肠，不会增加GLP-1 的含量，导致降糖效果不理想[6]。

在研究中证实了胃空肠吻合（ BillrothⅡ式）在治疗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的效果较高，可以降低患者的血糖，提高了胰高血糖素样肽-1，但是该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还需进一步研究调查。总之针对于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在实施手术后，选则BillrothⅡ式消化道重建术对其血糖改善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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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慧华，郭研，诌大进 .2 型糖尿病合并胃癌行胃切除后不同消化道重建对血糖代谢的影响[J].中华糖尿病杂志，2013，5（3）：155-157.

[3] Manning S，Pucci A，Batterham RL. GLP-1： a mediator of thebeneficial metabolic effects of bariatric surgery[J].Physiology（Bethesda），2015，30（1）：50-62.

[4] 吴鸿浩，梁辉 .胆胰分流术与胃旁路术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机制比较[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2，15（1）：134-137.

篇（8）

中图分类号：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2-0008―07

一　维斯特“世界话语”产生的学术背景

奥地利的术语学研究有着较为悠久的传统，我们可以在奥地利语言批评和哲学领域中找到术语学研究先行者的踪迹。自1895年始，在维也纳的大学里就有“归纳科学的哲学”这么一个教席。1922年，维特根斯坦在这个席位上主持研讨会，当时他出版了著名的《逻辑学一哲学研究论文》，该著作对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奠基人莫里茨・石利克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对后来成为术语学维也纳学派缔造者的欧根・维斯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科学的角度看，奥地利的自然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密联系。语言批评这种形式，正是为了提高语言运用在数学、物理和机械力学等领域中的效率而产生的。欧根・维斯特正是从研究电工技术中的国际语言标准化(1931年)开始了语言批评，也开始了他创立作为独立学科的普通术语学之旅。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一位名叫弗里茨・毛特讷的新闻记者着手辨析和描述语言界限的工作。约在1906年，毛特讷写了一部题为《对语言的批评作些贡献》的哲学著作，他的结论是：所有的哲学问题在根本上就是语言问题，科学语言完全是不恰当的。这促使维也纳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们认识到进行语言批评的必要性，不过他们与毛特讷的观点保持了距离。　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是在1929年随着一本名为《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的小册子的出版，而为公众所熟悉的。石利克以他的著作《普通认识理论》(1918年)而成为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奠基人。

欧根・维斯特的早期学术思想是受弗里茨・毛特讷影响的。在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题论著《在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中的国际语言标准》(1931年)和他1959―1960年发表的《从术语角度，以图示的形式描述世界话语》的研究性论著中，都对毛特讷的观点进行了吸收。

后来，维斯特的哲学观点渐渐向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靠拢。在《在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中的国际语言标准》里，欧根・维斯特探讨了语言哲学特别是语言批评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念极大地支持了维斯特的论点。维斯特在1932年研读了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鲁道夫・卡纳普的著作《世界的逻辑结构》，发现其中包含着对形成其术语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方法论联系。此外，欧根・维斯特还认真研读过索绪尔1923年出版的《数学哲学导论》。

可以说，欧根・维斯特是一台“积分仪”，他接纳了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先驱者关于语言批评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与那些语言学大师的认识相融合，最终走上独立的学术发展道路，形成了与实践紧密联系的普通术语学理论。1959―1960年，欧根・维斯特对“世界话语”的论述，正是在奥地利语言哲学界倡导语言批评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是对当时“世界话语”理论的推陈出新，也为70年代初普通术语学的形成作了基础性理论准备。

二　欧根・维斯特的“世界话语”简介

有关“世界话语”(das Women der Welt)这个概念，德国的语言学家莱奥魏斯格贝尔早已经注意到了它的基本语言过程：认为它是人类世界在词语中的鲜明体现。1959―1960年，欧根・维斯特又从自然科学、语言科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的视角重新描述了这个外部世界的语言进化进程或称话语进程。

欧根・维斯特采用示意图的方法，从术语学角度出发，对“客观世界”的“话语”和在说话中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他从(1)个体和概念，(2)符号和含义，(3)模仿，(4)说话，(5)自然符号等几个方面人手，对“世界话语”进行了阐述。

维斯特首先认为，“话语”可以利用两种基本关系进行说明：一是“个体”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一是“符号”和“含义”之间的关系。

(一)个体和概念

维斯特借助孩子感知和意识的发展，运用生动的语言向人们表述了个体和概念的关系。

1.对象客体

他认为，通过孩子是如何感知世界的，人们得出这样的观点：可觉察的印象是从客观构成物出发的，这些客观构成物部分属于它自己的躯体，部分又与它的躯体相分离。其躯体四肢，其存在环境中的单个的人和动物、家具和植物，就连地球和天空都是不同的。其中，有许多的事物是运动的，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活动着。

用哲学语言来说，一个人的思想对准的或者可以对准的所有事物，就是“对象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讲，事态也是对象客体。

2.个体

在人的早期，孩子只与“个体对象”(即“个体”)打交道。因为，每一个感觉到的对象，对于孩子来说是某种唯一性的东西，就像一个特定的人那样。个体对象是一个在时间上存在是确定的事物，它属于时间世界。譬如，我窗前的这棵树，或者我在一个确定时刻所感觉到的(身体或者精神上的)疼痛。

3.概念

如果个体对象不再在场，孩子也能够记起它。如果这种记忆带有如形状、颜色等的直观印象，它就是一种“表象”；如果这种记忆是不直观的，它只记录下为了识别这个个体所需要的那些个体的本质，那么，这个记忆就包含了一个“概念”。　一个个体的概念就是一个“个体概念”。如：“拿破仑”，或者“我的自来水笔”。

成长中的孩子又注意到，世界上存在着若干种个体对象，譬如苹果，它们彼此之间“相像的让人很容易混淆”，成年人用同一个名字“苹果”对它们加以命名。在这里，孩子通过把这些对象相区分的特征省略掉，而得到了这类对象的个体概念“苹果”。

在图1中，从不同的个体概念A1，A2等出发而得到了唯一的共同概念A，它可以通过已存在的对象a1，a2/sub>等(或者通过另一些落到概念A下面的个体)得以“现实化”，这些个体称为概念的“代表”。

4.个体系统(组成部分系统)

在某确定全景中的所有个体对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复合体，这是一个具有唯一性的、综合性很强的个体。

这样的复合体在思想上是否可以分解并且怎样分解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对这个复合体进行研究和描述的人是怎么想的。

有时，一个复合体的各部分可以清晰地分开，譬如两个正在运动着的人，或者两个天体。而在很

多情况下，对复合体的划分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创作，譬如将地球划分成地区或者国家。

这种只是以某种方式在思想中进行划分的由部分组成的复合体，科学上称为“系统”。由个体组成的系统是一个“组成部分系统”。大的个体拆分成部分，由此产生了部分系统，这个拆分过程称为“分解”。

思想上进行分解是(形成)“话语”的第一步，它是人类对世界进行精神诠释的第一步。

分解过程是可逆的。譬如，通过“一体化”或者“联取”，由砖瓦可以建成一座房子；经过若干的思想上的一体化过程，由许多的国家可以出现一个统一的欧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一种人类配对。但进行一体化的是个体，而不是概念。　词语“个体”可用来表达“个体对象客体”这个名称。从哲学意义上说，“个体”的意思还相当于“时间世界里的一次性对象”，这与“概念”不一样。个体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复合体。

5.概念系统(抽象系统)

正如若干个个体概念概括成了一个普通概念(即它们共同的“大概念”)一样，若干个普通概念也可以再进一步概括成具有更高抽象程度的概念。譬如，不同的个体苹果共同概括成了普通概念“苹果”。概念“苹果”和概念“梨”“李子”等共同概括成了大概念“水果”。

因此出现了一个多层次的“抽象系统”，与组成部分系统一样，它也可以通过一个“树形图”来描述。

对概念的概括，从个体概念中抽象出更高级的大概念，与导致了个体概念形成的“分解”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的判断。

因此，“抽象”是形成话语的第二步。从更高程度上讲，与第一步相比，“话语”这个名称与第二步更相适宜，因为，借助抽象才可能形成种类名词(形成话语的第三步)。反过来，借助种类名词也才可能实现抽象。

6.概念的形成

有两条相反的途径都可以形成新概念：概念外延的扩大和概念外延的缩小。也就是通过减少和增加概念的特征。第一条途径是由个体概念出发，也就是从经验出发。这在图1中，是用“抽象”来表述的。在概念域中，它指向上。另一条途径是在相反方向上进行的，在图1中，它是指向下的。新的特征补充到了起始概念上，这个过程叫做“限定”。譬如，概念“植物”经过限定而成为概念“树”。经过概念的限定，也可以创作出虚构的概念，譬如：“半人半马怪”。

“抽象”和“限定”也可以理解为处于相同序列等级的两种概念的连接，也就是把这两个概念理解成概念的配对：在抽象过程中，构件概念的外延被集中了起来，这个过程称为“逻辑析取／逻辑或”。在进行限定时，概念内涵被结合了起来，这个过程称为“概念合取／逻辑与”。譬如，从概念“男人”和“女人”出发，经过逻辑或／逻辑析取产生的是共同的大概念“人类”，经过概念合取／逻辑加产生的则是“两性人”。个别概念的抽象和限定过程，对应于思维进程的归纳和演绎推论。

(二)符号和含义

针对“符号和含义”，维斯特在“世界话语”中，共分了12个部分进行了论述，限于篇幅，笔者只着重分析前7部分。

1.个体符号

如果某谈话者想把谈话伙伴的注意力引向某一个体对象客体的话，那么首先，这个个体对象客体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应该是看得见的，或者是谈话者或者是谈话伙伴随身带着的，因此，谈话者只需指向这个个体对象客体，或者出示一下这个个体对象客体就行了。

但是，如果这个个体对象客体不在现场，在此情况下，可供谈话者“调遣”的，则只可能是这个对象的个体概念，而且前提条件是，这个个体已经在这两个人的头脑里了。个体概念是这样给唤入到谈话伙伴的意识中的：谈话者把一个替代对象客体展示给谈话伙伴，而这个替代对象是已由习俗或者协议确定下来了的，它可以代表原始的对象客体。这样的替代对象就是为原始对象客体设计的“符号”。

因此维斯特认为，作为符号使用的对象客体应具有的条件是：它是随时“可供调遣”的。有两种可能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它是个体对象客体，则它是容易移动的；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它是一个概念，则它随时可转化成现实，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适合的普通概念。

以某种语音符号或者文字符号表示的普通概念作为符号使用会更便捷一些。因为语音概念(音位或者音位连接)和书写符号概念随时容易被现实化。

2.普通概念的符号

普通概念必须借助符号得以识别。因为，人们不可能对普通概念进行指明。如果人们指向某普通概念的某个个体代表时，获得的只是这个特殊代表的个体概念。因此，如果作为符号的合适的普通概念没有与这些个体代表对应上的话，那么，形成永久性的普通概念，则是不可能的。

因此，符号输送，特别是命名――是形成世界话语的第三步。但是，我们不能理解成第三步就紧跟着第二步。在概念的形成(第二步)和其命名的形成(第三步)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作用。符号所表明的就是它的“含义”。

3.四部分词语模型

“个体一概念”和“符号一含义”这两种基本关系，在每种语言中都是无间断的，而且同时起作用。维斯特采用“四部分词语模型”对此进行了清楚的说明(图2)。

这个模型包括了四个域。上面两个域对应着概念世界，它们描述了来自语言系统(“语言”)的片段。下面两个域对应着个体世界，在说话(“口语”)时，它们才露面。

图中域右下方的两个个体对象客体概括成了一个共同概念(域右上方)。用作符号的另一个概念(左上方)与这个概念对应，譬如语音概念或者书写符号概念就可以用作符号。在说话时，符号一再得以现实化(域左下方)，譬如通过语音个体或者书写图形个体，但每次都有些不同。

4.“符号一含义”对应的本质

符号和含义最初只是在人们的头脑里相互对应的。如果符号是基本的，也就是说，符号不是由带有含义的要素组成的，那么，在符号和含义之间的初次对应则是随意的。这属于语言符号的本质问题。如果某种对应已经成了语言习俗，随意的改变就很难实行了。

在人们头脑中的符号和含义之间的对应究竟如何?

得到公认的是，符号(特别是语音符号)是与它的含义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如果没有含义，一种语音形式只是一种物理学上的声音；没有符号，概念也就不存在。“符号和含义”这个通过一体化出现的整体究竟该如何称谓?维斯特时代的学者们，有的称其为“关系单位”；也有人称“名称单位”。

当时那些说“符号”或者“词语”，而不说“名称单位”的语言学家实际上已经认识到，标准语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

还有一种反对在“名称单位”的意义上使用“词语”这个词汇的意见：一个名称单位的符号部分，常常不是由一个单个的词语(词体)组成的，而是由一个或多或少存在的词组组成。这里涉及到的“词语”“词体”和“词组”的大概念，从古到今都被称为“术语”(Terminus)。20世纪以后，其同义词“名称”也被人们普遍接受。这种表达相当于过

去采用的表达“指称”，它可以理解成是“名称”和“图示符号”的共同大概念。

5.三部分词语模型

奥地利研究者Knobloch曾在语言论坛中发展了一种表述语言关系的三角词语模型(图3)，维斯特在“世界话语”中分析了它的不足。

图3中的表述“词语内涵”和“对象客体”，与图2中的表述“含义”和“个体”具有相同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四部分模型中的左边两个域瘪下去，变成“语音体”这个点，四部分词语模型也就成了三部分词语模型。三部分模型的不足在于：在概念世界(语言系统)和个体世界(语言的使用)之间的鸿沟只给填平了一半。

三部分词语模型的出现是与语言大师索绪尔和特鲁别茨科伊之前普遍流行的考察语言关系的研究方式相对应的。这两位研究者对语音形式概念(“语音形象”“音位连接”)和它变化着的现实进行了区分，他们对三部分模型仔细研究之后认为：模型中三角形的左端应该被剪开，它可拆开成两个点，因为，在“音位”和“音位变体”之间是有区别的。

6.感官形式

四部分词语模型只对基本符号是普遍有效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基本符号在其基本含义上使用时四部分模型才是适用的。对于在语言领域中数量庞大的复合符号和借用符号而言，四部分词语模型则有必要进行扩展(图4)。

在概念世界中，在符号域和含义域之间再插入一个域，这个域对应于“感官形式”。

“感官形式”是复合符号或者借用符号的词语含义，譬如词语“头”和“鼻子”的解剖学上的基本含义就是这样。“感官形式”同时既是含义又是符号，它是可觉察符号的基本含义，如一种语音符号的基本含义。就此而言，它是一种概念，但一般来说它不是语音概念。

“感官形式”维斯特也曾把它称为“概念形式”，以后又把它称为“语义形式”。　在图4中，点“可觉察的符号”和“最终含义”二者可以通过两条不同的线路相连接。通过第二条线相连接时，感官形式就给排除了。选择哪条路线因人而异，取决于某确定名称的感官形式对于某个人来说是否活跃。

7.符号连接

感官形式的另一种类型，即“复合感官形式”也很常见。复合感官形式反映了概念的连接。

但是，这种反映常常是不完全的。如果把符号看成是一种名称，那么它的各“组成部分概念”之间的关系只能在词组中体现。

尽管符号不是词，我们也可以依据符号的“句法”把它们相互连接起来。在进行符号连接时，我们要遵守确定的规则。

譬如，“说印度日耳曼语系的人”(Indoger-mane)是“印度人”和“日耳曼人”这两个大概念通过“逻辑析取”(逻辑或)形成的；“同时是商人和工程师”是组成部分概念“工程师”和“商人”通过“逻辑合取”(逻辑加)形成的。词语连接“发动机一发电机”，“带有发动机的发电机”是通过“逻辑联取”(一体化)出现的。

维斯特还探讨了“次要符号”“双轨符号”“基本符号的分解”“制定的和生长的概念”和“主观概念和客观概念”这几个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在此省略。

(三)其他论述

维斯特在“世界话语”中所论及的话题，还有“模仿”“说话”“自然符号”。

在“模仿”这一节，他分析了“纯粹的模仿”“语言的过渡”，并也为“模仿”设计了一个四部分词语模型，而对它的术语学意义进行了剖析，指出“模仿”是语言形成的一种过渡，但是，模仿不描述普通概念，而只描述个体。同时维斯特也对索绪尔曾采用过的特殊两部分词语模型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个模型对符号与含义之间特殊对应的描述并不充分。

维斯特对“说话”也做了细致的术语学分析，他同样为这个过程设计了两个并列放置的“四部分词语模型”，仔细分析了消息的发送和接收过程。同时，在这里，维斯特也对说话时的“被指者”进行了分析，指出“被指者和符号的固定含义是有区别的”。他还谈到说话时的“主观定位”，提到了“指示词语”在说话时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世界话语”的最后，维斯特谈到了“自然符号”，指出了它与“习俗符号”的不同。

三　对普通术语学的影响

欧根・维斯特对“世界话语”的论述，在维也纳术语学派的基础理论框架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因为，维斯特在这里实际探讨了“普通术语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普通术语学”和语言学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术语学家谈概念，而语言学家则谈“词”的内容。因为要对术语概念进行系统化研究，术语学必须引用逻辑学和本体论的知识，并且还要和信息科学相互交织。

篇（9）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playing a relative role on preschool children’ preoperative stress reaction.Methods 300 cases were randomed and pided equipartition into three groups :group R (playing a relative role group，group P (parental present during induction of anesthesia group) and group C (control group).Three hormones (epinephrine、norepinephrine、Hydrocortisone )level were mensured at 2 time points: before anaesthesia and the same time before day.Results Three hormones in 3 groups were no indiscriminately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preanaesthesia one day .Three hormones in group R were more fewer than that in both group P and C（p

[Key words]

children， preschool

epinephrine norepinephrine Hydrocortisone Preoperative Care，Nursing Process Psychological Stresses mental intervention

“扮亲法”对学龄前儿童术前应激反应影响的研究

随着医学模式和护理观念转变，手术室护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学龄前儿童处于身心发展不成熟阶段， 手术室等候区与父母分别，独立面临麻醉考验，患儿身心最脆弱时刻，易导致患儿心理异常和家属术前焦虑，这一系列应激反应，不仅影响麻醉诱导，还会造成儿童术后一定时期心理及行为异常。护理人员如何给予良好心理护理，建立信任关系，使其积极配合麻醉和手术，早日康复。我们采取“扮亲法”心理干预， 对学龄前儿童术前配合程度进行比较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期眼科全麻手术学龄前患儿300例，每组为100例，心理医生检查均无性格异常。按干预方法随机均分为术前扮亲法组(R组)、诱导期家长陪同组(P组)和对照组(C组)。

1.2干预方法

1.2.1　术前扮亲法组(R组)　 阅读病历，观察病情，及与病人或家属交谈，充分了解病人一般情况，生活习俗，性格特点到病情发展程度，掌握患儿需求及影响因素，为术前扮演 “亲戚”角色活动拟定特别内容：家长暗示巡回护士为某种关系比较亲近亲戚，消除患儿紧张情绪；巡回护士一起进行文娱活动，讲故事，玩游戏[1]等；巡回护士送一些家属提前准备好患儿喜欢的礼物或食品；巡回护士带次日手术患儿到手术室参观，熟悉手术间里的环境[2]。术前巡回护士亲自到病房接患儿等，这一系列活动使患儿深信不疑巡回护士是其亲戚.

1.2.2　诱导期家长陪同组(P组)　术前1日访视患儿时，向患儿及家长简要介绍麻醉、手术过程并建议家长在麻醉诱导期陪同患儿，通过语言、动作安抚患儿协助完成诱导，手术当日家长陪同患儿一同进入手术室，协助诱导，待静脉穿刺给药诱导完成，患儿入睡后家长方可离开[3]。1.2.3对照组(C组)　术前不给予患儿任何干预措施，手术当日由巡回护士带入手术室。

1.3

监测

为了避免穿刺造成疼痛刺激而影响应激性激素的水平，采用动脉留置针取血。于观察的前一日进行桡动脉穿刺并留置针，用0.0035%肝素液以 0. 3-0. 5ml /h的速度滴注，以防针头处血液凝固而堵塞针头。于术前一日同一时间和麻醉前立即从留置针取血2m1，用EDTA抗凝，离心后取血浆，置－20℃冰箱冷冻保存，后一并送检。NE，E采用氧化铝吸附葡聚糖凝胶G-10分离纯化荧光测定法;Cs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 L ISA法)测定。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AS8.2e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

2结果

2.1　一般情况 各组患儿性别、手术类型、手术时间、城乡差别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1）。

2.2　三种激素入院时三组间无差别；麻醉前患儿R组均低于P（p

转贴于 3　讨论

3.1过度应激反应

应激是通过个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而产生，个体可以通过有效的应对努力消除或降低应激水平， 儿童在围术期常处于一种心理应激-焦虑恐惧状态，约有50%～75%围术期会发展为极度焦虑恐惧[4]。其激活体内抗伤害性反应机制，但过度应激是有害的。不仅影响麻醉手术顺利进行，延迟术后恢复，还会导致术后一系列心理、行为改变，如恶梦、易怒、进食及睡眠障碍等。此期儿童恐惧心理不仅来自陌生环境、陌生人，而且来自疾病折磨，对父母依赖，控制及减轻患儿围术期恐惧焦虑已构成了整体化护理要点[5]。对不愿配合的患儿实施心理干预，结果显示，能明显减轻患儿的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明显促使患儿平静地接受.同时良好的心理干预可以协助患儿调整心态，并提高其承受能力;患儿自控与应对能力有所提高，负性情绪化的表现明显减少.

3~6岁患儿心理发育日趋成熟，都在幼儿园受到过良好教育，不再完全依赖父母，有一定自我意识，能离开家人独立做事情，开始有一定的认识问题和判断问题能力，对新鲜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患儿求知欲强，对手术了解不多，心理顾虑少，需护士诱导可配合手术[6]。

3.2父母亲陪护下行麻醉诱导(Parent- Present Induction PPI)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孩子的安全感。对婴幼儿减轻了术前与父母分离所致哭闹，对年长儿提供支持和信心，有利于麻醉诱导和患儿身心健康[7.8]。但我国学龄前儿童大都是独生子女，一旦生病，父母格外紧张焦虑，给予患儿过度地关爱。家长情绪和行为、医院里陌生人和环境、预期的手术创伤和术后疼痛，使患儿产生恐惧情绪 面临危险情境而无力驾御，或突如其来的刺激而毫无防备时产生的情绪体验[9]。父母恐惧情绪常导致学龄前儿童产生逃避行为，对外界更敏感多疑、易激惹、情感脆弱，使他们更依赖父母。P、C两组多数患儿拒绝进入手术室，常见到家长含泪哄患儿及患儿与其家长同时哭泣的场景，哭闹患儿麻醉诱导时常出现抽泣样呼吸，呼吸道分泌物多，常需气管插管维持呼吸道通畅，静脉基础麻醉复合神经阻滞麻醉常被迫弃用。虽然患儿术中无知晓，但因术前恐惧情绪的延续，麻醉苏醒过程中不自主运动多，苏醒后多躁动、哭闹，加之术后的疼痛不适和活动受限，因此多数患儿术后恶梦、夜惊增多，认为手术经历可怕、躲避术后访视。

R组绝大多数患儿对麻醉和手术持积极态度，可根据手术需要施行相应麻醉，麻醉和手术对患儿心理干扰小.扮演亲戚角色抓住患儿心理特点，使其与巡回护士及麻醉医师建立友好关系[10]。R组患儿进入手术室和麻醉诱导时非常合作，没有表现出不愿与家人分离或害怕麻醉等焦虑状态，从麻醉师带进手术室一直到手术结束，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因此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采用扮演亲戚角色方法较为理想。

3.3本研究R组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明显P、C两组，从分子水平证实扮亲法更能降低术前应激反应，保持机体稳态，使麻醉手术的顺利完成.

3.4从医学领域来看人们已逐渐发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正在努力建立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少儿的心理问题以至障碍可以延续一生，其经历对人格的发展至关重要[11]，对患儿来讲，不良刺激对将来生活损害无法预测和估计的，而应对方式优劣是在逐渐的培养中形成的思维定式.良好心理干预是形成积极应激和培养意志以及提高抗挫折能力的基础，有利于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这也是护理人员在提高专业技术和操作技能的同时，更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情感体验与表达的修炼，使护理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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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通信作者]*谢雁鸣，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临床评价，Tel：（010）64014411-3302，E-mail：

[作者简介]姜俊杰，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药上市后临床再评价，Tel：（010）64014411-2802，E-mail：

[摘要]目的：了解真实世界中疏血通注射液可疑过敏反应影响因素。方法：收集全国18家三级甲等医院医院信息系统中使用疏血通的数据，采用回顾性巢式病例对照的设计方法，对比使用疏血通后，发生过敏反应患者与未发生过敏反应患者在年龄、性别、入院病情、过敏史等方面的差异。结果：基于现有数据，表明疏血通可疑过敏反应影响因素可能是入院病情、单次给药剂量、合并用药。结论：提示临床上使用疏血通时，对于病情危重的患者应谨慎用药，并注意给药剂量、合并用药的选择。该研究的结论尚需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

[关键词]疏血通注射液；过敏反应；真实世界；巢式病例对照

疏血通注射液（以下简称“疏血通”）由水蛭、地龙的提取物组成，具有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功效，广泛应用于急性脑梗死患者[1]。既往多次疏血通临床安全性试验证实：疏血通引起的不良反应多数为过敏反应[2-4]。为了解真实世界中疏血通发生过敏反应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收集全国18家三级甲等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中使用疏血通的数据，采用回顾性巢式病例对照（nested case control study，NCCS）的设计方法，分析疏血通发生过敏反应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临床用药提供借鉴、降低过敏反应发生率，并为中药注射剂安全性评价提供新方法、新思路，丰富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的内涵[5]。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全国18家三级甲等医院HIS中使用疏血通的数据为研究对象。HIS中，每条数据由患者的一般记录、诊断记录、医嘱记录、理化指标检查记录等构成。

1.2病例筛选与分组

采用回顾性NCCS的设计方法，根据开始至停止使用疏血通后是否使用地塞米松注射液等抗过敏药物，将研究对象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具体如下，病例组：开始使用疏血通至停止使用的时间范围在0～24 h，期间仅使用1次。停止使用后的24 h内使用了地塞米松注射液，且使用疏血通前与使用中均未使用地塞米松注射液者。对照组：开始至停止使用疏血通时间>7 d，且用药期间未使用地塞米松注射液、异丙嗪（非那根）、氯雷他定、维生素C注射液+葡萄糖酸钙注射液等常用抗过敏药物者。

1.3统计方法与软件

根据数据特点，本研究分别采用四格表χ2检验、Fisher精确检验、Wilcoxon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作为统计方法。四格表χ2检验是当每个格子期望频数>5时使用。如果观察资料的期望频数T

2结果

2.1分组

按照1.2的方法进行匹配，结果病例组208例。对照组以年龄±5岁，性别相同作为配比条件，采用随机抽样法在符合条件的患者中按照1∶4进行配比[6]，结果共832例。

2.2匹配效果分析

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性别方面的差异，观察匹配效果，见表1，2。2组的年龄字段中，病例组缺失67例，对照组缺失99例，最终病例组纳入141人，对照组733人。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组间无差异，匹配效果良好。2组的性别字段无缺失数据，采用卡方检验进行两两比较，组间无差异，匹配效果良好。

2.3可疑过敏反应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现有的HIS数据库信息，结合临床实际情况，考虑可能成为过敏反应影响因素的有入院病情、过敏史、单次用药剂量、合并用药。故根据数据的不同，选择对应的统计方法，进行上述过敏反应影响因素的筛选，结果如下。

2.3.1入院病情HIS数据中，入院病情分为一般、危急。病例组与对照组的入院病情比较情况见表3。经卡方检验统计，P1，95%置信区间均>1，因此，从统计学的角度说明：入院病情为疏血通可疑过敏反应的影响因素。进而，从2组的入院病情所占百分比可知，病例组的入院病情危急患者较对照组多，说明病情危急的患者与病情一般的患者比较，发生过敏反应的倾向更大。

2.3.2过敏史2组的过敏史分布情况见表4。经卡方检验统计，无显著性差异，且OR与95%置信区间均

2.3.3单次给药剂量2组的单次给药剂量分布情况见表5。给药剂量属于等级资料，将单次给药剂量分为如下等级，6～12， >12 mL，再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统计数据。结果显示，P

2.3.4合并用药采用logistic回归建模分析，逐步选择法筛选变量，根据合并用药的频数纳入分析，对何种药物与疏血通联合使用容易发生过敏反应（可疑危险因素）或不容易发生过敏反应（非可疑危险因素）的程度作出判断，见表6～7。

由表6可知，以上药物的OR均

由表7可知，以上药物的OR均>1，且95%置信区间包含1，即与疏血通同时使用以上药物者过敏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称之为可疑危险因素。且OR越大，风险越大。

3讨论

基于现有数据，表明疏血通可疑过敏反应影响因素可能是入院病情、单次给药剂量、合并用药首先，入院病情危重的患者较病情一般的发生过敏反应倾向更大，原因可能为病情危重患者对药物的敏感性和耐受性相对较低，因而容易发生药物蓄积而引发过敏反应，提示临床上对于病情危重的患者使用疏血通时，应谨慎对待。第二，本研究结果显示，单次给药剂量相对较大的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提示临床上应严格按照说明书推荐剂量使用疏血通，但仍不能说明剂量是发生过敏反应的影响因素。第三，联合用药是药物相互作用的基础，药物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将单一药物的疗效变成多个药物的综合疗效，而不良反应的出现则是药物相互作用不良效应的体现[7]。因此，联合用药产生的不良反应不容忽视。本研究结果显示，疏血通与腺苷钴胺、阿司匹林、前列地尔合用后，发生过敏反应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提示临床上将疏血通与上述3种药物联合使用时应谨慎。

本研究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的方法分析导致疏血通发生过敏反应的可疑因素，方法学上是可行的[8-9]，但局限性在于HIS提供的是回顾性数据，且本研究的数据是根据患者是否使用抗过敏药物推测获得，因此，本研究得出的可疑过敏反应影响因素仅做参考，进一步的验证仍需随机对照研究、药理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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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临床上，糖尿病肾病主要是指糖尿病患者出现持久性糖代谢异常而导致患者肾小球毛细血管基膜增厚，系膜基质和系膜细胞增加，进而引发患者发生微血管并发症。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为水肿和多尿及蛋白尿等。据相关报道称，糖尿病病史在10～20年者，其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几率可达47.66%，并且患者病变为进行性进展[1]。当患者一旦进入到临床蛋白尿期，患者肾功能会出现进行性下降，大约5～10年可进入到肾功能衰竭。经现代临床医学研究发现，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与患者糖尿病病程和类型及血糖控制不良等有关。这种疾病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西医主要采用饮食控制和控制血压及血糖等方法来治疗，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难以阻止患者糖尿病肾病的继续发展，同时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压力。为此，我院对此次所收治的患者采用血栓通注射液治疗，观察和分析其对患者ACR、肝功能及血脂代谢的影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2年2月～2013年12月所收治的30例早中期糖尿病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符合《WHO1999年糖尿病诊断标准》、Mogensen标准，确诊为糖尿病肾病[2]。排除患者为原发或继发原因而导致的蛋白尿和原发性、继发性肾病、严重心脑血管等器质性疾病、精神疾病、哺乳期或妊娠期妇女等。其中男性18例，女性12例；年龄在45～68岁，平均为（61.0±1.5）岁。

1.2方法 首先需患者戒烟、禁酒。并进行相关糖尿病宣传健康教育，患者食用低盐、低糖等食物。坚持合理运动，适当使用胰岛素，并有效控制好血压和血糖。采用血栓通注射液（广东远大药业，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4023082；规格：2ml/5ml：175mg）30ml，加入生理盐水250ml，静脉滴注，1次/d，疗程为4w。

1.3观察指标 观察和比较治疗前、后患者ACR、肝肾功能及血脂代谢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P

2 结果

治疗前，患者尿ACR为（26.65±8.21） mg/g，治疗后，患者ACR为（17.74±5.14） mg/g，与治疗前比较出现明显下降（t=1.296，P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其生活方式等结构发生极大改变，然而糖尿病发患者数也在逐年增加。由于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症状较为隐匿，且存在较长时间的无症状期，同时患者肾脏功能代偿能力较强，因此早期采用常规方法难以发现，进而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治疗，最终导致患者病情延误。

尿微量白蛋白可见于多种病变，因此在确诊糖尿病肾病时需排除患者其它慢性肾病和肾结石疾病等。一旦患者发生糖尿病肾病，其肾病损害就会非常快，大多数患者会在较短时间内进入到尿毒症期。由于血液透析治疗费用较高，且受到患者耐受力等原因，最终导致患者死亡几率较高。所以，临床需积极预防和治疗早中期糖尿病肾病。白蛋白在受到负电荷和大分子量限制时，其难以通过滤过膜。经早期显微穿刺术发现，患者白蛋白肾小球滤过系数为0.0006。尿蛋白量>150mg/d为蛋白尿，且其中白蛋白30ug/ml时，患者发展为白蛋白尿的机会增加。本次研究中，给患者采用血栓通注射液治疗，治疗后患者尿ACR出现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P

临床上，一旦患者进入到糖尿病肾病期，需立即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干预，以延迟患者病情发展，避免患者进入尿毒症期，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此时，应让患者积极改变生活方式，加强运动和戒烟、戒酒等。同时要合理控制血糖和血压等，食用低蛋白食物。

中医对糖尿病肾病治疗具有较好的经验，且在预防糖尿病肾病发生和发展等方面取得较好成绩。此外，中医可根据辩证施药，药物加减灵活，且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此次所使用的血栓通注射液，主要成分为三七总皂糖苷，主要药理作用为：活血化瘀，能够明显改善血管凝固状态，使血管扩张，提高机体免疫能力[5]，同时可以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心肌缺血状态，提高心肌钙泵活性，抑制慢通道钙离子内流，降低心肌细胞钙离子水平，有效保护心肌[6]；而且血栓通注射液有明显的降低血脂的作用[7]。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三七具有降低患者心肌耗氧量和扩张血管及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脂、延长凝血时间、清除自由基、降血压、抗炎等作用[8]。

本次研究发现，经治疗3个月后，患者尿ACR和肝肾功能得到明显改善，与治疗前比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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