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特点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济发展特点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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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民创业氛围浓厚。目前全镇共拥有各类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234家，平均每6户就有一个小老板，被誉为“安徽的温州模式”，从事电子等产业的工业企业和加工制造个体工商户852家，其中产值超500万元以上的180家，超1000万元的72家，超5000万的12家，超亿元的11家,超5亿元的2家，拥有10家省级集团企业。全镇有3家企业进入全省私企百强企业，3家企业进入全省私企出口创汇50强，88家企业通过ISO9000论证，42家企业通过美国UL和欧盟CE、FCC、VBE认证，67家企业通过ROSH环保认证，企业注册的商标超过300件以上。农民人均收入的80%以上来自个私企业打工收入。

二是产业发展特色鲜明。的工业主要有电子、光伏、光电、汽车摩托车零配件以及长毛绒玩具等十大门类，但以电子产业发展的规模大、水平高，其产值、税收、从业人数都占到全镇工业的85%以上。目前，全镇高压包、遥控器组装企业共有400家，但配套企业就达800多家，使形成一个大工厂，街道就是流水线，你的车间就是我的仓库，我的仓库就是你的车间，相互配套，相互协作，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力。目前，高压包和遥控器年生产量分别达到1.5亿和4.5亿只以上，正因为如此，省信息产业厅把的电子产业集群列为全省四大电子产业集群之一。

三是经济外向水平较高。全镇有60%以上的规模企业从事对外出口生产经营业务，其中68家企业获得了进出口自营权，出口产品涉及到5大类8000多个品种，远销欧美、中东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0年出口供货值达22.4亿元。2007年直接出口创汇突破1亿美元，成为安徽省首家以乡镇为区域出口突破1亿美元的乡镇，并连续10年出口创汇名列全省乡镇第一。其中，电子产品占全部出口额的84%，被省商务厅授予安徽省电子产品出口创汇基地。电子产业驰名海内外，谚云：“高压包包揽天下，遥控器遥控东西”，的遥控器，国内外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高压包三分天下有其二。

四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近年来，电子企业针对自身研发能力相对较弱的现状，纷纷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部分企业已与中国科技大、合肥三十八研究所等30多所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由他们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研发和管理中遇到的难题。兴业、华宇、天富等企业还兴办了研究所，进行产品研发，先后开发生产出多功能遥控器、烧录遥控器、可视门铃、微型变压器等新产品。目前，民营企业拥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3家，滁州市民营科技企业35家，各类科技人员1000多人，专利38项。2007年以来，电子企业新上和利用原有设备转产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控制器的企业已达34家；有17家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和内外资合作的形式，联合投资进入光伏产业，主要涉及多晶硅、单晶硅、破方、电池片和组件等生产环节，产业链条已比较完整，2008年，被省发改委授予“安徽天长光伏产业基地”。

在推进全民创业方面，我们主要抓了五个方面工作：

第一，营造氛围，激发创业热情。多年来，我们把营造创业氛围，扶持引导全民创业作为产业兴镇、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点，致力于扶持能人当老板，引导企业上规模，培育产业成气候。一是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深入宣传国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不断激活民间投资，引导全民创业；二是正面引导，大张旗鼓地表彰成功创业典型，激发群众创业的光荣感和积极性，把群众的注意力和创造力集中到创业致富上来；三是对个体私营业主做到“服务零距离，服务零收费，服务零缺陷”，着力在全社会树立“自主创业光荣、服务创业为荣”的良好风气，营造“只要想创业就能做老板，只要是能人就能成老板”的浓厚创业氛围。近几年来，镇每年新增民营企业数量都保持在200户以上。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本镇80%的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农民收入约80%的来源，还吸纳了外地农民工2万余人，每年从带走打工收入2.5亿元以上，全镇形成了“人人有事做，家家无闲人，天天能赚钱”的喜人景象。

第二，打造平台，推进产业集聚。一是建设产业发展平台。举全镇之力抓好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扩容建设，抢抓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每年投入的路网、供排水、供电、路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目前，开发区规模已扩大到5.8平方公里，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8亿元，申请入园企业已达191家，其中146家建成投产，45家正在建设，企业总投资超30亿元。此外，今年还在开发区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启动了中小企业创业促进中心建设，建设标准化厂房和服务设施8万平方米，进一步提升了开发区的承载能力。二是建设人口集聚平台。产业的集聚需要人口的集聚作支撑，针对用工紧张的瓶颈，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按照城镇规划，加快面积为0.8平方公里的省级农民小康住宅示范村建设，现已基本完成了道路、电力、供排水以及路灯、通讯、绿化等配套工程建设。目前，示范村已入住居民1200户，并且每年都保持400户以上的农民洗脚进镇。示范村建成后可安置农民3千户，新增集镇劳动力1万人。三是建设行业自律平台。成立电子商会的基础上，通过支持商会开展活动，加强同质化企业用工、价格自律来提高商会的影响力，目前已发展会员企业180多家。企业竞争由恶性竞争转变为合作竞争。四是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根据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积极争取和协调相关部门，先后成立了示范区管委会、中介信息服务、法律服务、物流服务、ROHS指令检测中心、融资服务、会计服务等公共服务机构，基本满足了现阶段企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第三，破除瓶颈，化解创业难题。与其他地方一样，在全民创业中，也遇到了融资难、用电难、招工难、人才缺乏等发展瓶颈问题。为打破瓶颈制约，我们在融资方面已连续十年争取到省农行对企业直接授信，累计授信额度超过15亿元，另外通过担保公司等平台，每年为出口企业融资1.5亿以上。在电力保障方面，通过争取，电力部门在建设两座35千伏变电所，其中一座今年将升级为110千伏变电所。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我们每年都聘请专家对企业老板、中层干部分别培训两次以上，我们还与南京大学合作举办“高级工商管理EMBA”培训班，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家队伍素质。此外，我们还通过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帮助成长型以上企业招聘素质相对较高的办公室主任，建立企业办公室，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在招工方面，我们支持电子商会成立了“天长市英才劳务输入服务中心”专门服务企业招工，同时，每年春节前后，我们都专门派人与外地劳动部门接洽，在媒体上做宣传，介绍产业发展状况、工资待遇等方面情况，帮助企业招工。

篇（2）

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距离服务经济形成还有一定差距,但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一些与服务经济发展特征一致的发展趋势,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出现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势头,为我国服务经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经济形成的起点要求尚有差距

1.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滞后服务经济形成的基本要求。服务经济形成是以现代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是工业化高度发展和经济发展达到相当水平的产物。一方面,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加快及制造业加速发展仍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按现价美元计算,我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刚刚突破3000美元大关,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根据服务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国际经验,即进入工业化后期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4000美元(1970年美元)的标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经济初步形成的起点要求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

2.服务业发展尚未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200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为40%和33%,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1%,均低于50%这一服务经济初步形成的基本水平。说明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还有相当距离(见图1)。

(二)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势头初步显现

1.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趋势显现。一是服务业规模持续快速扩大。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72.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3432.9亿元,增长了84倍,30年来平均增长速度为10.8%,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9.8%的增长速度。

二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步提升,2008年达到40.1%,比1978年的23.7%提高了16.2个百分点,表明3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见图2)。

三是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1990年的17.3%提高到2008年的42.9%,提高了25个百分点。尽管低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见图2),这表明长期以来我国仅仅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正在改变,由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已经形成。

四是服务业逐渐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的12.2%上升至2008年的33%,30年间上升21个百分点。从1994年开始,服务业已超越工业成为国内第二大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同农业从业人数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在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方面,服务业优势更为明显。1978~2008年间,我国新增劳动力3.73亿,其中第一产业就业0.23亿,第二产业就业1.42亿,而第三产业吸纳新增就业人员达到2.08亿,占全部新增劳动力的55.8%。这表明服务业在解决就业方面发挥着第一、二产业难以替代的作用。

2.服务业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且在结构调整升级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

首先,代表服务经济发展方向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增加值上升幅度最大的三个行业是房地产业、邮电通信业和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业,分别上升了6.7、3.84和2.2个百分点;增加值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行业是批发零售餐饮业、金融保险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分别下降了5.4、5和3.19个百分点,其他行业的变动幅度不大(见表1)。这说明,代表服务经济发展方向的现代服务业已出现快速发展势头,有利地促进了服务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比重变化单位:%其次,现代服务业成为带动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增长速度来看,1991~2007年间,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及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部门增长较为平缓,增速基本上介于5%~12%之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特别是以金融、房地产等为代表的生产业,近年来出现了增速加快的趋势,尤其是金融业,2004年至2006年的平均增速超过20%,远高于其他服务行业(见图3)。

三是新兴服务业大量涌现,特别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如图4所示,2007年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兴服务业在内的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其中,1992~2007年期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产业就业人员年均增长达到19.5%;房地产业达到15.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达到17.4%;科技交流推广服务业达到19.5%,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四是传统服务业现代化程度快速提升。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发展与延伸,大量现代化管理方式、经营组织、服务业态、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商贸、餐饮、运输、仓储等传统服务部门逐渐发生更新与产业创新,形成具有新型管理方式和营运业态的服务业。这极大地提升了传统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保证了传统服务行业的持续性发展。

3.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逐年增加,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步伐也在加快。

一是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我国服务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82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基本上逐年增加,在1982~2008年26年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速为17.7%,为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增速的两倍左右。

二是服务领域吸引外国资本的能力不断提高。2008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约为380亿美元,是2000年的3.6倍,2001~2008年年均增长达19.3%;占全部利用外资的比例从2001年的21.6%提高到41.1%。

三是服务外包规模迅速扩大。2008年我国服务外包收入已接近80亿美元,2001~2008年间年均增长达到20%以上。随着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转移浪潮的来临,国内和离岸服务外包需求的增加,以及政府对20个试点城市发展进程的进一步推动,未来几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四是服务业开放领域和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开放度。从服务业内部行业开放范围看,中国的服务业开放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中的100个。2006年底,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全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

4.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出现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态势。首先,大型城市成为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主要承载地。2008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共有287个,人口超过50万人的大型城市占80%。

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服务业增加值为72658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72.6%,比2006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出现了服务业向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聚集发展的趋势。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中心,服务业加速集聚的态势更为凸显,出现了高端服务业和创新业蓬勃发展,形成CBD、金融街、物流园区、创意产业园区等服务业高度集聚的发展区域。

其次,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出现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态势。200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平均比重已经达到46.2%,高于全国40%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国共有13个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或超过50%,其中,除张家界和固原之外,其余11个城市均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涵盖了我国主要的全国性及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其中,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超过70%,居于全国领先水平。

表22007年全国服务业发展领先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位:%再次,东部沿海地区大型城市初步具备服务经济发展条件。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水平领先的区域,服务业发展也居于全国领先水平,2008年东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已经超过62%。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东部地区大型城市已经或接近具备服务经济形成和加快发展的条件。如表3所示,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大连、厦门等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4000美元(1970年美元)水平,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0%左右的水平(除大连外),已经进入服务经济的初步形成阶段。此外,杭州、青岛、南京、沈阳等城市的人均GDP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已接近服务经济形成的起点标准。说明,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已进入服务经济形成或加快发展阶段,成为带动我国加速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龙头和基础。

表32008年东部地区部分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及人均GDP(三)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还面临多重约束总体来看,我国距离服务经济的真正形成尚有相当差距,在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发展过程中,还将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

1.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突出反映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大关键指标上。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0%,而全球经济中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65%,其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已经超过70%,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则分别为53%和50%。可见,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仅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落于发展水平相近的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及南非并称金砖五国(即金砖四国Brics加上南非)。与其他四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比印度大约低10个百分点,而与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差距还在持续加大(见图5)。

(四)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面临严峻的制度障碍

二、影响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和问题

(一)服务领域多元化市场主体发育和企业制度建设滞后

(二)要素和服务市场发展改革滞后,市场机制作用不强

(三)监管体制和方式亟待改革创新

(四)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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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对山东的蓝色经济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烟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入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认真研究烟台的蓝色经济发展，是当前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由此，笔者拟对烟台蓝色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烟台蓝色经济的发展与南方一些沿海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蓝色经济总体规模较小，集群效应不能有效发挥，能够拉动港口经济迅速发展的临港石化和造船企业数量较少、膨胀较慢，新兴海洋产业规模不大，滨海旅游业发展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二是科技含量偏低。高科技海洋产业在整个海洋产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海洋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与海洋开发的高技术特性、海洋经济发展规模需求不相适应。三是发展投入不足。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尚未形成，受紧缩政策影响，涉海企业融资难度加大。港口建设相对滞后，新兴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四是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海洋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以及海上交通事故、突发性油污染等一系列因素，海洋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亟需加强。

一、烟台蓝色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

烟台蓝色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现已初具规模。总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港口建设步伐加快，港口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目前，烟台市新建、续建港口项目18个，港口工程数量和投资额均创近年来新高。以烟台西港区、芝罘湾港区、莱州港区和龙口港区为重点的大型、深水码头体系建设进展顺利。全市港口生产性泊位达到150多个。疏港交通体系建设拉开框架，德龙烟铁路、蓝烟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已开工，烟台西港区、莱州港区疏港高速公路已开始建设。随着港口承载能力的增强和疏港交通体系的完善，有力促进了港口物流和海上交通运输业发展，以烟台港集团、渤海轮渡、中韩轮渡为龙头的海洋运输企业蓬勃发展。

2、临港工业规模进一步膨胀，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全市临港工业实现营业同比增长，造船和海洋机械制造业迅速崛起，成为海洋产业中增速最快的产业，造船（整船）、船段及海洋工程装备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莱佛士船业、大宇造船、中柏京鲁船业、渤海造船以及巨涛海洋重工等一批重点项目进展顺利，成为全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新的增长点。同时，启动了一批临港石化项目，万华老厂区搬迁前期工作进展顺利，蓬莱安邦石化进入全面建设施工期，海阳核电一期工程顺利推进。

3、渔业结构不断优化，渔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烟台市大力实施水产良种工程，加快推进渔港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远洋捕捞和人工鱼礁建设规模，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基地和休闲渔业基地，推进水产品精深加工，逐步形成了生态、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渔业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深入开展药物残留专项检查和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等五大专项行动，推行水产苗种许可制度，完善水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提高了水产品质量水平。

4、滨海旅游业投入持续加大，特色旅游集群初步形成。烟台市以打造国际度假旅游目的地为中心，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市场运作”原则，不断加大滨海旅游业培植力度，先后启动实施了烟台大南山生态建设、牟平养马岛旅游综合开发、蓬莱三仙山景区等一大批旅游开发项目，在全市形成了旅游投资开发热潮。目前，全市在建旅游项目42个。随着旅游开发的持续加大，龙口南山、牟平养马岛、开发区金沙滩以及蓬莱、长岛、海阳等海滨度假区特色旅游集群逐步形成，旅游产业发展更加均衡，产品体系更加完整，产业集聚度明显提升。

5、海洋新兴产业比重不断提高，成为蓝色经济新的增长点。全市海洋风电、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制药等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势头猛、后劲足，截止到目前，全市已有大唐莱州风电一期工程、莱州东源土山风电项目9个风电项目全部竣工投入运营，海阳市行村镇的海洋化工产业园、莱州市银海盐化工产业园现已初具规模；烟台东诚生化、布鲁拜尔生物制药、东方海洋、万利生物制药等一批海洋生物制药企业新产品开发也取得实质性进展，逐步进入产业化、规模化生产。

二、新视角下的烟台蓝色经济发展思路

推进烟台蓝色经济发展从金融危机等新视角下分析，必须站在宏观的高度上，以全省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胶东半岛高端产业集聚区、开发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机遇为契机，抓住国家政策调整和拉动内需的重大历史机遇，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实现陆海联动发展，做好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投资，加快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和临港物流业发展，突破发展临港石化、造船及海洋机械制造、核电等重点产业，提升优化现代海洋渔业，加快发展滨海旅游业，培植发展海洋新兴产业，进一步膨胀海洋支柱产业规模，提高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发展现代临港物流业，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发挥港口资源优势，以港口为龙头，按照“综合物流区”和“专业物流链”的模式，发展现代临港物流业。加快建设一批临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全力做好烟台保税港区的规划和争取工作。着力打造芝罘湾港区、烟台西港区、龙口港区、莱州港区等几个现代临港物流园区。采取合并或调整航线等资源整合的方式，整合物流资源，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实现优势互补，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2、重点发展造船、核电和石化等临港工业基地。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功能完善”的原则，做好临港工业规划和发展。造船及海洋机械制造业要抓住国际船舶制造业加快转移和国家出台《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的机遇，加快建设开发区、蓬莱两大船舶及海洋机械制造产业集聚区，重点加快海洋工程船、远洋渔船、豪华游艇等特种船舶和高技术新型船舶的建造，同时着力发展船舶配套企业，培育船舶配套产品集群；核电产业要结合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机遇，以海阳核电的建设为契机，积极引进核电通用设备制造项目，搞好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完善核电产业一体化体系，规划建设海阳核电产业园区和莱山核电技术研发集聚区；临港石化产业重点依托现有油品及化工码头、液化仓储基地以及大型石化企业等，启动建设烟台化石化学产业园，重点抓好万华老厂搬迁和莱州至昌邑、烟台至淄博地下疏油管线的建设。

3、优化现代海洋渔业，大力发展深水养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加大科研推广力度、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加强资源修复，不断提高渔业资源有效利用率、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发展以海参、鲍鱼、名贵鱼等名优高效品种的养殖，提高水产加工产品的附加值，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实施渔业质量安全监管，加大病害生态防治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大力实施以人工增殖放流、鱼礁建设、深水网箱养殖和保护区建设为主的渔业资源修复行动工作。

4、整合陆海旅游资源，加快发展滨海旅游业。科学整合陆海旅游资源，完善产业体系，推动滨海旅游业由数量型到效益型的转变。积极培育“1+3”旅游板块的亮点，整合各板块的优势资源，促进区域融合。通过重组、引进等方式培植大型旅游公司形成集“吃-住-行-游-购”为一体的旅游企业集团。充分利用城市品牌，积极推出旅游精品路线和产品，丰富海上游、滨海度假游、海岛民俗游、“渔家乐”等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打造富有海洋特色的滨海旅游度假区，提升滨海旅游服务水平。同时，对全国最大的陆连岛――芝罘岛的规划建设加快进度。

三、加快推进烟台蓝色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1、建议加大对烟台市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烟台市的港口发展对于加快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烟台港西港区建设处于规划扩建期，德龙烟铁路建设进展缓慢，蓝烟铁路档次低、运力不足，难以满足烟台港发展需要。建议将烟台西港区、德龙烟铁路、蓝烟铁路电气化改造等重点项目纳入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研究推进，并在土地使用、海域使用金征收等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推动烟台港持续快速发展。

2、建议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议加大对海洋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整合优势科技资源，主攻海洋生物高新技术研究，重点在海洋生物制药、海水利用、海洋新能源开发、海洋监测技术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成果，为促进海洋经济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3、建议深化海洋经济投融资机制改革。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建议中央财政增设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将收取的海域使用金省级留成部分全部用于海洋经济发展，真正做到取之于海、用之于海。二是制定海洋经济投资优惠政策，健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加快研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行政性收费减免政策、贷款利息补贴政策，鼓励涉海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上市融资，积极利用外资或开展国际合作。

4、建议继续纵深推进海洋经济对外开放。一是扩大水产品出口。利用烟台现有的水产品生产优势、价格优势、地缘优势和市场优势，加强水产品养殖、生产、加工标准化体系建设，从源头上提高和监控出口水产品质量，化解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制定优惠政策，重点扶持、培育出口创汇多、产品结构优、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和产品，推动优势产业做大、龙头企业做强、知名品牌做优，促进出口持续增长。二是加快“走出去”步伐。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强对海洋企业“走出去”的规划指导。加快制定优惠政策，健全服务与保障体系，努力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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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2）10-60-04

作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受关注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同处于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级阶段，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先后进入人均GDP过万美元、第三产业发挥主导作用的新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而曲折，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的大背景下，北京和上海两市经济从快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过渡，面临的调结构、转方式任务十分艰巨。

一、北京和上海基本情况对比

北京和上海在全国版图上同属东部地区。北京62%的面积是山区，平原面积在6200平方公里左右；上海全部是坦荡低平的冲积平原，面积在6300平方公里左右。两个城市都是特大型城市，上海人口总量和外来人口比重均高于北京。2011年北京常住人口突破了2000万，达到2018.6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42.2万人，占36.8%；上海在2007年末常住人口就超过了2000万，2011年更是达到2347.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在900万左右，约占39%。按平原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北京每平方公里约为3256人，比上海少470余人。

从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看：

（一）经济总量上海更大，但相对差距逐年缩小

历史上，上海的经济总量一直大于北京，但两市相对差距呈逐年缩小趋势。2011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195.7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4.1%；北京为16251.9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3.4%。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少于上海2943.8亿元，两市相对差距为15.3%，即北京比上海少15.3%。与2010年相比，相对差距缩小了2.5个百分点，与1978年相比（当年北京GDP为上海的39.9%）更是缩小了44.8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北京为12643美元，上海为12784美元，北京低于上海141美元（见图1）。

（二）经济增长走势两市基本一致，近年均呈放缓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上海经济增长趋势总体一致。1978年以来，北京经济年均增长10.5%，上海经济年均增长10.2%。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两市经济都经历了高速增长期——亚洲金融危机调整期——平稳增长期。2003年～2007年，两市经济增速加快，年平均增速均超过1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北京和上海经济增长逐步从高速向两位数以下的中速增长过渡。2010年以来，北京和上海经济增速基本呈逐季减缓态势，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1%和8.2%，列全国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见图2）。进入2012年，两市经济继续下行，一季度和上半年均分别增长7%和7.2%，在全国31个省市中并列倒数第一（见图3）。

（三）产业结构均为“三二一”结构，北京三产优势明显，上海二三产较为接近

北京和上海都有过浓重的工业城市和商贸城市的痕迹，在经历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轨迹后，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既有相同趋向、也有特征差异。在三产均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北京服务型经济特征更典型，上海则呈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格局。具体看，北京1994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此后三产以年均增长12.6%的速度快速发展，二产年均增长9.8%，三产增速明显快于二产。上海三产比重超过二产的时间是1999年，此后三产年均增长11.7%，二产年均增长11%，增势较为接近。2011年北京三次产业比为0.8∶23.1∶76.1，上海为0.7∶41.3∶58（见图4）。

制造业内部主体结构比较接近。上海长期将电子、汽车、石化、精品钢材、设备制造、生物医药六个行业作为重点发展行业，2011年六个行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6.7%。北京以电子、汽车、装备、石化、医药为重要支撑，上述相关行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6.4%。

服务业内部主体结构有异有同。根据2011年初步核算数据，上海排在第三产业前五位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租赁商务服务业，五个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七成。北京排在前五位的是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五个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5.9%。

（四）需求结构均以消费为主导，但投资消费内部结构不同

篇（5）

提要：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史·清代经济卷》，参以师友与时贤的研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诸方面阐述了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前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制度形式、经济运行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其间有新的因素显现。但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当时的生产与交换以家庭劳动为基础，落后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落后于近、，落后于资本主义。

关键词：

清代前期、经济发展、家庭劳动、雇佣劳动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的开篇中说：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诸如粮食生产、农业和手的商品生产、市场一体化，以及财政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均大大超越前代。清代社会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笔者在此所关注的，只是它的特点和水平。

这里，笔者根据《中国经济史·清代经济卷》，参以师友和时贤们的研究，试行撮要归纳为12条，分别叙述如下：

一、 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总量与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清代与前代一样，以农立国，但土地的垦辟有很大成就。康熙二十四年耕地约600万顷，嘉庆十七年增加到近800万顷，前夕估计在800万顷到850万顷之间。人口也从顺治年间的一亿多，增加到前夕的四亿一千多万。只此两项已可见清代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粮食产量，考虑到复种的发展、玉米和番薯的引进，总产和亩产都有增长。据郭松义教授估算，前，全国平均亩产239市斤，粮食总产量274 509百万市斤，人均占有粮食653市斤。如果把全国划分为北方旱作区和南方稻作区，则北方平均亩产114市斤，总产量60 123百万市斤，人均占有464市斤；南方平均亩产344市斤，总产量214 386百万市斤，人均占有737市斤。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北方。这个估计并不包括粮食而外的商品性农作物，如棉花、蚕桑、苎麻、烟草、甘蔗、茶叶、蓝靛、花生等等的种植均有发展，其中棉花、烟草、甘蔗、花生等的种植，发展尤为显著。据估计，清代前期商品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大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10左右。至于清代前期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有空前的发展，下面有专条论述，这里暂时不提。

这里要说的是全国人口的构成。据郭松义教授估计，前，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10。其中，大概自耕农占四成到四成五，半自耕农占二成到二成五，佃农占三成五到四成，农业雇工占百分之一、二。这里农业雇工不包括临时打短工的人数。非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10。其中，大概手艺工匠、矿工、航运工人等占三成，地主绅衿占二成五，商人和小贩接近一成五，各级吏役兵弁占一成，盐灶人户占一成，从事牧畜业和游民、下层求食者各占百分之五、六至七、八。此外，在前夕，全国的城镇人口不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6%，人口的城市化比例还是很低的。

仅仅根据以上的两类数字，我们就可以推论，中国封建经济到了清代前期，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高峰。不过，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虽然已经存在，但数量不大，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还低，作用并不显著。所以，在劳动生产率时，就不应该采用适应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计量生产和交换的概念和，而应该采用适应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计量生产和交换的概念和方法。因此，李伯重教授提出了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一个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计算，包括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自给部分和商品部分，统统在内。他说：农民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其劳动生产率并不等于农夫和农妇二人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总和。这是因为合理的经营规模和合理的劳动分工，能

够使农夫和农妇的劳动更好地彼此协调，以及使得农民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更好地得到动员，从而产生更高的综合劳动生产率。这里要申明一句，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工具的变化不大。纵然如此，根据他的估算，清代前期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还是有所增长的，而不是停滞或者下降的。李伯重教授是根据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江南的情况估算的。因此，随着江南地区先进技术和生产结构向四方扩散，受益地区的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该是更为显著。

在家庭劳动生产率普遍增长的基础上，清代前期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品性生产、自给性生产总量都分别达到了上的高峰。

二、 土地分配中出现的分散趋势显著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情况，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清代，大规模实行暴力强制以改变土地分配状况的现象，只在清初发生过。清初圈占民地为旗地，以及施行更名田政策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现。此后，虽然各地还时有强占、强买的现象发生，暴力因素在土地分配中的作用是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不普遍了。改变土地分配状况的机制，一般说来，是通过分家继承和买卖、典押和转让。随着地权和佃权的分离，佃权像地权一样进入流通过程的现象日益普遍化，因此，所谓土地分配状况，就不止包括地权的分配，还包括佃权的分配。这时候，国家，还有宗族，对于地权和佃权买卖、典押和转让的干预也大大地减弱了，土地买卖的自由程度是空前地提高了。可以设想，与佃权和地权流通相对应的，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货币流通量。地权和佃权与商品货币关系如此紧密联系，形成了土地集中与分散，地主、自耕农、佃农新陈代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运行机制。这是历史上土地买卖的重大发展。

土地分配的因素很多，比如官田、旗地的民田化，宗族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投入土地，等等。这里只谈主要的两个。一个是农业生产中剩余的积累速度。从上说，农业生产剩余分配在地主和农民手中，扣除了地主和农民全家的消费基金以后，剩下来的都可以作为积累基金，用于购买土地。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还是随着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而增强的。但是，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受到了一个使土地分散的因素的制约。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里通行的遗产多子均分制度。一户人家，不管有多少个儿子，都可以分得其家产的一个部分。所以，通过遗产多子均分制度，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几个小土地所有者，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几个穷困人户。在所说的这两个因素中，一般说来，积累农业生产剩余、兼并土地的速度是缓慢的，而分家析产则大约30年一次，是比较频繁的。清代前期，30年内使土地增加一、二倍的家庭是不多见的，而参与分家的兄弟超过一、二人的家庭则是相当普遍的。准此而论，土地的分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由于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清代前期的土地分配，虽然是时有集中，时有分散，此地集中，彼地分散，发展极不平衡，但总体看来，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十分集中、日益集中的。根据江太新教授的研究，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是存在的，同样，土地高度分散的地区也是存在的。这两者都属于极端现象，不可以据以概括一般。一般情况是，土地的40%到50%集中在地主手里，土地的50%到60%掌握在农民手里，亦即土地是分散的，至少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集中。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分散的趋势还有所发展。清代前期，人均土地占有量下降，绅衿地主衰落，庶民地主增加，自耕农普遍发展，每户地主和农民平均土地占有规模日益缩小，都是土地分散化的具体表现。三、 租佃关系的演变与佃农中农化趋势的

在地主制体制下，地主的土地，除了极少量自己经营外，绝大多数是用来出租以收取地租的，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但是，具体的租佃形式却是随着的发展而变化的。清代的情况是这样的：严格隶属关系，亦即劳动者作为土地附属物的佃仆制度，只在部分地区存在，而且日益趋于衰落。明清时代的新型租佃关系，即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度和定额租制度，在向前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佃农支付代价取得耕作权的永佃制度和押租制度。这三类租佃关系，标志着租佃关系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的发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当然也是不平衡的。

这里要强调的是，通过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类型，可以看出：

佃农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方面：在严格隶属关系下，进入租佃关系的劳动者是一无所有，他们住主屋、佃主田、葬主山之后，就丧失了自身和家人的自由，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依附农。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下的佃农，他们多少不等地具有土地而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分成租制下，他们所有的不多，还要靠地主补足。在定额租制下，他们可能具有全部经营资本，经济实力，一般而言，较之分成租制下的佃农，要殷实一些。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农，他们不但自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还有能力支付佃权的代价，他们的经济实力，与分成租制和一般定额租制下的佃农相比，是更为殷实的。

主佃关系方面：在严格隶属关系下，劳动者处在地主的直接统治之下，没有人身自由，不得自由离开土地，不得自由出雇，不得自由婚嫁，他们处在低下的等级地位，到封建法庭上不得与地主平等相对。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下的佃农就不同了，他们取得了与地主平等的地位，可以自由离开地主的土地，自由出雇，自由婚嫁，他们虽然还要听从地主的役使，但与佃仆一类相比，是少得多了。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较强，无求于地主，纳租而外，两不相问，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地位，一般而言，比前此是好多了。

分配关系方面：从严格隶属关系到享有佃权的佃农，他们应负担的劳役地租部分，是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而减少的，到了享有佃权的佃农，其劳役地租部分，一般而言，都消失了。交纳分成租的佃农，随着分成向定额的转化，应纳的实物地租数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削减。当然，也有分成向更高定额的转化现象，但大量的是减少而非增加。享有佃权的佃农，由于享有部分所有权，可以保留一部分地租在自己手里，应交纳的地租数量，当然会相应地减少。如果考虑到佃农工农结合体生产的发展，则定额地租在佃农家庭总产量中的份额，更可能是下降的。结合这两个因素来看，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地租剥削率，不应该是上升，而应该是下降的。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变化，佃农中农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永佃制和发展了的押租制就是佃农中农化的最显著的标志。

四、 农民经济向商品性生产和手生产倾斜以及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化

明清时代，佃农和自耕农是农民经济的主体。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下，农民经济是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又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是马克NFEB3教授用语）。农民经济的这一双重结合，在清代的显著变化，是向商品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倾斜加强。农民经济的这一双重结合又是以自有或佃入的土地作为基础的，从而，清代前期土地占有的分散化又促进了倾斜的加强。通过上升运动和辐射运动，农民经济的商品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日益普遍，农户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率有明显提高。因此，在农民经济中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方行教授指出，它包括：自给型生产、半自给型生产、为温饱的交换型生产、为利润的交换型生产四种。他说：从清代前期的情况看，第一种类型的生产还占有一定的比重，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第四种类型的生产虽有增加，但为数仍然很少。只有第二种类型的生产有比较普遍和大量的增加。第三种类型生产也有明显增加，但它在整个农民生产中的比重却仍然不是很大。这就是说，清代前期农民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自给性生产为主，商品性生产为辅的农户有大量增加，自给性生产为辅，商品性生产为主的农户也有一定增加，但为数并不很多。李文治先生根据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不同类型，对农户产品的商品率分别作了估计。他认为，以中等户计，买布而衣的种粮户，产品的商品率约为30%到35%，以种粮为主兼营植棉纺织的农户，黄河流域20%到40%，长江流域23%以上，以植棉及蚕桑为主兼事纺织的农户，60%到80%，棉蚕以外其他经济作物同粮食作物混合生产的农户，一般在30%以上，50%到60%者占大多数，高者可达80%。商品率是相当高的。有的学者因而强调此时小农已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我认为这种说法，以之说明少数地区的情况，或有可能是正确的，以之概括全局，就有点太夸张了，应该说此时小农正在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正在小商品生产者化。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此时，这样的农民还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时的农民还没有摆脱农民地主相互循环依存的圈子。地主由于分家继承和遗产多子均分制度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大地主变为小地主，小地主变为自耕农，而自耕农又可以通过勤奋劳动，积累财富，购买土地，转化成为地主；或者，经营不善，抵御不住天灾人祸，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土地，不得不佃种地主的土地，转化成为佃农；或者变成一无所有，不得不受雇于地主的雇农。由此可以看出，地主经济的发展是以小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其基础和条件的，而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分化必然导致地主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这要算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它所从属的地主经济的性质，从而小农经济构成了地主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地主制经济下，农民和地主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所以，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组成的单位经济实体，并不是稳定的、恒常不变的，而是处在经常变动和新陈代谢之中。地主制经济的生命力就是依靠这一变动不居的新陈代谢来维持的。五、官营手工业衰落，以兼营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家庭手工业普遍发展，少量手工业工场出现在整个明清社会生产中，农业而外，还有次于农业的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构成当时国民经济的两大生产部门。明清时代，手工业经历了一个从官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到民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此乃前此所无的变化。

明代官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官营手工业是依靠强制手工业者劳役来经营的。明初，国家把手工业者编人匠籍，称为匠户。隶匠籍者按例不准分户，世代相承，永充不变。匠户必须向封建政府提供一定的徭役，然后才有为自己的作活时间。劳役形式分为住坐、轮班和存留三种。凡籍隶京师就近当班的工匠为住坐，籍隶各行省赴京应役的为轮班，留存本省地方官局服役的则为存留匠。成化二十一年明政府改变征发轮班服役制为出银代班制，嘉靖四十一年规定轮班工匠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由劳役改为以银代役，叫匠班银。至于住坐工匠以及存留工匠，则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一制度下，明代官营手工业，如矿业、瓷器业和造船业等获得了突出的发展。

清代顺治二年，清政府废除了匠籍制度。此后，官营手工业规模缩小。官营手工业和公共工程中使用的匠役，改为一种计工给值的雇募制。对民间丝染织手工业者，则用承领机帖、轮值等方式加以控制和利用。又，随着匠籍制度的废除，清政府从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改变了矿业政策，特别是对于供鼓铸制钱原料的铜矿、铅矿和作为银货的银矿，准许各省任民采取。对铁矿、煤矿也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政策。因此，清代矿业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采矿冶金业看，尤为明显。铜矿乾隆盛时大约年产铜1 500万斤左右，贵州铅年产最高达1 574万斤，前全国年产铁5 000万斤以上。矿业中间，使用雇佣劳动不少，但个体户仍然很多。据董孟雄教授，云南铜矿业中，正是在个体专业户中，发展出了炉、石曹、炭、马专业户组成的联合经营。

铜矿业中的现象并不是唯一的。据徐建青教授研究，在发达的江南丝织业中，许多工序都独立为社会分工的一个行业。在景德镇陶瓷业中，瓷土、制坯、绘彩、烧窑形成几大行业，每一行中又分为一系列专门工作。井盐业中，有井户、汲户、笕户、灶户，还有牛户，专为使用者提供牛力。佛山铁器业中分为土针、铁镬、铁砖、铁线、铁钉等行业。甚至造船业和造纸业等行业中，也有类似情况。这都表明工矿业中，行业内分工发展。但的内部分工，除少数行业外，并未有相应的发展。

清代前期，构成城市手工业主体的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除两京外，还形成了某些手工业的重要产区。如苏杭的纺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和市镇中差不多都存在着磨坊、油坊、机房、纸坊、酱坊、铜作、漆作、铁作等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乡村中，有手艺人走乡串户，在那些不便的偏远地区，他们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此外，随着乡村手工业的普遍发展，有一些手工业者集中到城市和市镇中来，虽然他们未必都同农业割断了联系，但毕竟具体地表明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些不适宜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行业中还出现了少数的手工工场。

清代前期，发展得最为普遍的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手工业，不但增加收入，还可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和农业闲置劳动力，是最合理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突出的表现是，棉纺织业由江南扩散到华北、华中、华南，桑蚕业也在江南、广东、四川普遍兴起。全国各地，许多农家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选择有利的副业进行经营。农民家庭经营手工业的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地区性分工。不过，以农民家庭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如棉纺织业中纺与织的分工，并不脱离农业，仍然与农业相结合。这是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业化，是与专业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它们结合起来，与上面提到的行业内分工发展、企业内分工欠发展一起，构成了清代前期手工业发展的时代特点。

概括地说，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虽有生产技术、生产结构上的变化，但生产工具方面的改进有限，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的数量增多。除少数行业外，手工业行业内的社会分工虽有发展，但还有限。手工业与农业和商业的结合密切，并从属于农业和商业，手工业成为主业的情况不多。虽然如此，地看，清代前期手工业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是毫无疑问的。

当时出产的棉布、丝绸、茶叶、食糖、瓷器、铁器、白铜、锌和船舶，在国外所到之处，都可说是抢手货。前夕，英国需要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无以抵偿，就运来鸦片和白银以平衡贸易。但是，手工业产品的广大市场还是在国内。

六、市场的形成，市场上物流的增长，市场一体化与封建的繁荣

明清，中华大地上一个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正在形成。它通过新的陆路线的开辟，内河水路交通延伸到偏远的上游地区和沿海航线的联结，把东北、塞外、西北、西南、沿海以及周边地区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它也把基层市场、集散市场、中转市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事实上，基层市场、集散市场、中转市场是相互联结的，根据联结的构成不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集市、市镇和城市。

农村集市，包括市、集、场、墟，是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品的出售，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随着小农经济向手工业和商品性生产的倾斜，越来越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强，农村集市的也就越来越突出了。据许檀教授估计，明代农村集市在10 000左右，清代中期发展到至少22 000到25 000个，清末超过30 000个。集市密度和开市频率都超过以前。农村集市是商品物流的起点和终点。在此基础上，起着集散市场和中转市场作用的市镇随之而发展起来了，大市镇也随着中、小市镇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了。市镇中最多的是地方供需型市镇和商业转运型市镇。此外还有手工业者集中的产品产销型市镇，以及三者兼备的综合型市镇。市镇与市、集、场、墟不同，有基础设施，商铺林立，人口众多，有经常性的集市。清代前期，在集市和市镇空前增长的基础上，城市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沿江、沿海交通枢纽型城市，如广州、上海、天津，重庆、汉口最为突出。也有例外，比

如随着沿海、沿江航运的发展，运河航运衰落，沿运河的交通枢纽型城市如临清、淮安就式微了。此外，还有由于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山东的博山镇，但为数不多。上述农村集市、市镇和城市由四通八达的商路联结起来，组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是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这个市场网络中流通的主要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竹本、盐、铁器、茶、丝绸等。其中长途贩运的粮食，据邓亦兵教授估计，每年可达8 000万石，布疋据徐新吾先生估计，每年超过3亿匹。《的资本主义萌芽》估计，前全国年产盐约32亿多斤。流通中的商品数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更应该注意的，也是更重要的是，据晚近学者们，在不同城市中粮价变动的同步性相当高。这表明市场一体化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为商品流通服务的机构——钱庄和票号。在这个市场网络中活动的商人群体也空前庞大，形成了晋商、徽商、陕西商、宁波商、山东商、广东商、福建商、洞庭商、江右商和龙游商等十大商帮。在许多城市中都新设了商人会馆。

根据以上说明，清代前期，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上述商品粮不过占粮食总产量的11%，布匹也不过是总产量的一半稍多一点。许多商品仍然是自给有余的剩余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部分不但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总量也有不小增加。自给产品和上市商品基本上都是包括佃农和自耕农在内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产品。因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重复一句，清代前期的生产和交换是以个体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不占重要地位。所以，不论是自然经济的增长，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反映的都是小农经济的繁荣，地主制经济的繁荣，和封建经济的繁荣。这里，是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与封建经济有着本质联系的角度来审视封建经济的发展的，这样看也许更加符合的实际。

七、工商业经营中出现了近代化或化的因素

明清时代工商业中，除了独家独资经营、自购自造自运自销的工商单位外，合伙经营的现象，愈来愈为普遍，而且，随着工商业规模的扩大，合伙的形式和经营方式也随之而有所发展。

据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合伙的初级形式是劳动合伙。合伙人身份平等，多半自带工具，共同经营，不置备共同的财产，收益按人头或劳动分配。进一步的是劳动与资本兼有的合伙。合伙人既出资金又亲身参加劳动，置备有共同使用的工具和财产，收益分别按投资数量与劳动数量分配。再进一步的是资本的合伙。合伙人只投入资本，并不都亲身参加劳动。有的亲身参与管理，有的并不参与。这后一种情况下，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就分离开来了。不论合伙人是否参与管理，合伙人都共负盈亏。收益依投资数量按比例分配，一般称为“股”或“分”。这后一种合伙形式，只是资本的合伙，已经摆脱了与劳动合伙的联系，可以称之为股分制合伙。合伙开始时多发生在同姓宗族亲戚之间，后来才出现在异姓之间。在股分制合伙形式

下，出现了土地入股、人力入股乃至字号招牌入股的现象。这需要作些说明。

先说土地入股。在冶铁、采煤、铜矿、制盐业中，合伙出资人租佃矿山土地，将收益的一部分分给矿山地主。这一部分，在京西煤矿，一般是收益的1/6，在云南铜矿，一般也是这样。这大概是传统的惯例。1/6并不是土地的价格占总股本的比例。这实质上是以土地入股，所取得的矿山地租。当然，如果矿山地主另外又以资本入股，其分配所得就兼有矿山地租和投资收益双重性质了。

再说人身股。在较大规模的工商业中，需要有专门人才进行经营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人员，称为经理等等。这类人不出资本，不出土地，而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经营管理获取一份报酬。这份报酬以股分所得的形式出现，不像后来的工资。这种股分称为人力股、身股。接受这种股分的人，一般说来，并不意味着对拥有所有权，在企业亏损时也不承担责任，一旦违约或退出企业，所接受的股分也就随之而被勾消了。由于这类人出现，出资人不再参加经营管理，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就分离开来了。在晋商经营的企业中，人身股，或称股俸制，首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里，出资人称为财东，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涉，日常盈亏也不过问，静候期终决算报告。经理的人身股由财东确定，各职能部门的职工的股分则由经理确定。这种人身股的总和在分红中的比

例可以相当的高。说不清在什么时候，形成了股息、红利、花红三者组成的分配制度。股息是股分的应得利润，也称股利，后来按固定利率分配，形成所谓官利。股东提取股息后始能分配红利和花红。红利是股东所得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花红是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分给董事、监事和以额外报酬的形式分给职工的部分。

在合伙制下，也有以字号招牌作为资本参加合伙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原有独资店铺无法继续经营，招集资金，改为合伙经营之时，这时，商业信誉已经被视为无形资产了。

此外，股分合伙制的集资方式还是相当灵活的。在四川井盐业中，投资者事先并无投资数量的限额，而是随着工程进展的需要陆续投入的。如果原有的投资集团无力继续投资，还可让第二集团继续投资。前者只提留不再出工本的股分归己，让出若干股分归第二集团，由第二集团承担继续投资的责任。这样，每股的投资量并不是相等的，但最终却是按股平均分配。

总而言之，不同的合伙形式是适应经济发展、资本集中对企业形式、企业管理的要求提高而出现的，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多层次发展。它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空间上又可以是并存的。在这中间，集资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的发展，实开近代企业之先河。不过，发展缓慢，到前，股分合伙制也不曾发展到近代股分制企业。

八、赋役征课制度的完善化与封建国家对劳动者控制的松弛化

明代的赋役征课制度繁琐复杂，流弊日益突出，明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即将赋、役、丁口银等等征课项目，折银、归并、简化。明代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将各个征课项目简化，而非总归为一。名为一条鞭，实为多条鞭。但是，改革并没有成功，只能说是试行。清代一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并且有所。具体地说，清政府陆续将四差银全部摊入地亩，实现了赋役合一、役归于赋。又将丝、绢、麻、棉、红花、马草全部折银和摊入地亩，将土贡物料的绝大部分也折银摊入地亩，城市中废除商役等，只征商税。此外，又将力役之征，治河、修城、修仓等等工程，以及临时夫差，实行官购物料，对民夫实行官为雇役。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完成了赋役归并，形成了赋役征课时的地赋和丁银两大项目。这就为摊丁入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决定：“嗣后编审人丁，据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首先把丁银数额固定了下来。接着，雍正初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将丁银均摊于地粮之内，造册征收。此后，赋税正项出自田赋，完全改变了田赋、差役、丁银和土贡物料分征的格局。这就是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由于地亩增长变动不大，地丁合一实际上使得清代赋税正项的总额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样一来，税制统一、简化、货币化和定额化的鲜明特点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地丁合一取消了丁银，最终使编审人丁制度失去必要而被废止了，从而，清政府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

这一赋役征课制度改革的效应是有重大意义的。袁良义教授指出：赋役制度的改革，免除了贫苦农民和手者、商人、作坊主的无偿劳役，削弱和消除了他们对封建地主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把佃户、雇工人和小自耕农从类似农奴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迁徙的农民和雇工；使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获得较前此广阔的发展天地。

九、依附关系的松弛化与劳动的自由化

明清，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对劳动者人身的束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封建国家，地主和雇主。

清初，封建国家废除了匠籍制度，解除了手工业者的劳役负担，手工业者获得了解放。清前期，实现了赋役征课制度的改革，使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自耕农、佃户、雇工人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这些，上面都提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要说的是地主、雇主对佃户、雇工的束缚也松弛了。这也是重大的变化，需要作些说明。

关于地主佃户之间的关系。根据经君健教授的，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把宋元两代所有关于佃户身分低于佃主的全部废除，从而置佃户于凡人等级之中。佃户摆脱了比地主低下的法律地位，甚至出现了禁止地主役使佃户抬轿的法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佃户的利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代主佃之间完全平等了。佃户见佃主需行以少事长之礼，佃户不得编入乡约等规定，都表明他们身分仍然低下。清政府继承了明朝的政策，承认佃户为凡人而非贱民，并将其作为清代法制的出发点之一。在这项政策的贯彻上，清政府较为彻底，它多次指出社会上将佃户视同奴仆的非法性。从顺治到雍正初，陆续颁布禁令例案，禁止地主不准佃户迁移、随田买卖佃户、霸占佃户妻女、勒令佃户服役、反对佃户子孙参加以及私刑佃户等等。清代在保甲制度中也不象明代乡约规定那样歧视佃户。雍正五年颁

布条例，承认民田佃户具有凡人等级身分而非地主个人的私属。与此同时，国家也保护地主的土地私有权，并助其实现收租权。清政府在保护地主土地私有权和收租权的同时，要求在上体恤佃户。乾隆五年将报灾时不赈济佃户改为赈济佃户。上述雍正五年的条例，从法治方面，完成了佃户对地主个人之间人身隶属关系、依附关系的解放过程，开始了确定主佃之间以纳租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关系的时代。但在实际生活中，主佃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清末法律学家所说的主佃之间与平人不同。

关于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明清法典中都有关于雇工人等级地位的明确规定。雇工人指的是编制在雇主家长制统治下的一个低下的社会等级，终明清之世，都无改变。但雇佣劳动者与雇工人等级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是并不相同的，不是一贯制。粗略地说，从明王朝建立到万历十六年，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在内，都被视为雇工人。从万历十六年开始，短工取得了同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从雇工人等级中解放了，大概在同一时期，手工业和商业雇工也不再被视为雇工人。但农业长工显然还被视为雇工人。从雍正年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业长工不再作为雇工人对待，开始从雇工人等级中解放。乾隆五十三年颁行雇工人律新条例以后，以有无主仆名分作为区别是否属于雇工人范畴的标准，不再考虑长短工的区别，实际上，多数长工也不再作为雇工人对待了。这个条例可说是长工解放的重要标志。不过，从万历十六年起，从雇工人等级解放出来的长工和短工，仍被视为雇主一家，处在雇主的家长制统治之下。一直到光绪初年，没有主仆名分的雇工才不再被视为雇主一家，从雇主家长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如果把属于雇工人等级的雇佣劳动者称为等级雇工，那末，摆脱了雇工人等级而仍属雇主一家的劳动者，是由等级向非等级过渡的雇佣劳动者。万历十六年以后，这两类劳动者一直并存着，才结束了这一并存的。

总起来看，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封建国家和地主、雇主加在劳动者身上的束缚在日益松弛化，亦即劳动在日益自由化，是无可怀疑的。

十、资本主义萌芽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或社会过渡的诸种因素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热潮过后，再来审视资本主义萌芽，也许可以客观一些。我们肯定明清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估计不高。

根据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在手工业中，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有：一种是商人以借贷或预买方式控制小生产者，在农产品加工业中最为常见；再一种是包买商形式，即商人向小生产者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第三种是商人直接投资开办工场，雇工经营，即商人雇主制。在清代前期的手工业中，无论从范围上，还是形式上，商人支配生产的程度还不高。在前，在十几个手工行业中真正称得上是工场手工业的只有四川井盐业。不过，一些商人开设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也可称作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关系。丝织业、铁器业、盐业中的包买商制也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形式。此外，在云南铜矿业中，有政府放铜本支持生产，产品由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购，可称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前，这些萌芽性质的生产关系都还处于微弱发生的阶段，在各行业中均未占统治地位。

在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形式有：1自耕农、佃农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2地主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3商人租地雇工经营农业。不论什么人经营，这些都是雇工经营。这时的农业雇工还处在由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劳动过渡之中。至于雇工多少才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一个标准。雇用一、二个劳动者的经营，恐怕算不上是脱离了家长制经营范围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萌芽形式。不管标准定在那里，都还要考虑超过地租的余额，亦即利润的有无和多少。上述三类雇工经营方式，以及把雇佣和租佃结合起来的过渡性的分益雇役制经营方式，都视这个余额的有无和多少为进退。在清代前期，这个余额还没有摆脱地租的限制，所以上述各种经营方式虽有发展，但并没有普遍开来；有时候，雇工经营不利，还往往退回到租佃经营或家长制经营，反映了这些过渡性的经营方式的优越性并不稳定。

如果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是传统社会向近代或现代社会过渡的因素之一，那么，要提到的因素就不止上述生产领域里出现的萌芽。在流通领域里出现的市场的形成，市场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工商业经营中的股份合伙制、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官利分红制度的发展；商人集团的崛起；财政管理体系中的赋役征课制度的完善化；租佃制度中的佃权与地权分离与佃农的中农化；小农经济向手工业与商品性生产倾斜，亦即小农小商品生产者化；在封建等级制中劳动的自由化，如此等等，上面都提到了，这里只不过是把它们归总起来，一并考虑。这样一来，就把资本主义萌芽考虑的范围扩大了。我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社会的近代化、现代化，本来就是同一个范围的问题，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罢了。

十一、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以及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

上面说过，清代前期生产与交换的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不占重要地位，这是清代前期封建的一个根本特点，那末，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就是事关全局的一个重大了。

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农和小手者，十之八、九经营的是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亦即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这里，小农兼营手工业，小手工业者也不脱离土地，他们的区别只在兼业中的主业不同。在这类经济中，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劳动成本是难以分别的，而且，其商品性生产部分又可以自给性生产部分作为底垫，所以，生产者只要能在扣除货币支出的成本以后，还可以得到多少一点收入，那怕最低的价格，他也可以接受。出售的产品的价格可以低于其价值，而且经常低于其价值。无论是农产品，或者是手工业产品，都是这样。对此，马克思曾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这就是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产品价格的一个特点。使用雇佣劳动的专业化经营就不同了。这类经营可能具有大生产和分工

专业化的优势，但在劳动成本上同家庭劳动兼业化经营有很大的区别。粗略地说，当时，雇工应得报酬包括工钱和工食两个部分，工钱部分占整个雇工应得报酬的30%到50%；或者，更多一点。家庭劳动的经营，只支出工食，不支付工钱，而雇工经营不但要支出工食，还要支付工食以外的工钱，两者劳动成本的差别是不小的。如果雇工专业化经营所带来的优势，不能抵销其劳动成本的增加，则雇工专业化经营产品的价格就难以同家庭兼业化经营产品的价格相竞争。这就意味着，在同样生产力水平上，家庭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力的，它体现了兼业化二元经济的优越性。也因此，雇工经营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这就说明了，生产同类产品的专业户，以及雇工经营的同类专业户，难以大量地、普遍地出现的原因；这也说明了地区性分工有所发展，而专业性分工难以同步发展的原因；当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出现了，但未曾发展起来，原因也在于此。这就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兼业化的二元经济的优越性的负面作用。至此，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说到了。

但是，从更广阔的范围看，雇佣劳动给生产力发展开辟的广阔空间及其优越性是不能忽视的。此时的英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大量使用雇佣劳动，农业中的雇工已占人口的1/4到1/3。英国的雇佣劳动比的自由。这些都是清代前期所远远不及的。笼统地说，从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传统与近、社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从多个角度两相比较之下，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经济是落后的。落后于资本主义，落后于近、现代社会，落后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如果拿上述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剑桥欧洲经济史和方坦纳欧洲经济史所叙述的同时期的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客观事实。

十二、从更广阔的范围看问题

篇（6）

中图分类号：F12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8—0066—06

吉林省作为后发省份，县域经济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科学把握县域发展走势，制定可行的县域发展政策和路径，是加快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我国的经济带划分中，吉林省属于欠发达的中部经济带。我国改革与发展始于农村，兴起于县域，无论是大包干责任制还是民营经济，都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县域经济的发达程度代表了省域的发达程度。

上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吉林省的县域经济整体上处于较为沉闷的状态。大包干责任制的实施在1982年才完成，几乎是全国最晚的省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潮流里，吉林省起步也较晚，刚刚兴起，1989年就因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而未能持续发展。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并未形成乡镇企业的产业群体，农村工业化未能给区域经济工业化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吉林省仍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民营经济并未获得发展的机遇。直到2000年，吉林省县域经济GDP才达到1055亿元，平均每个县25亿元，而当年浙江省平均每个县的GDP已经达到69亿元，是吉林省的2.8倍。2002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后，吉林省县域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特别是2005年以后，三次实施扩权强县政策，先后下放政策达1000余项，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自主空间，工业化、城镇化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

由图1可见，吉林省县域GDPl998年仅为934亿元，此后的7年增长速度并不快，到2005年，GDP总量才达到1840亿元，900亿元的增量用了7年的时间，之后开始加快，每增长1000亿元所用的时间逐年缩短，由3年缩到2年、1年。可以说，2006年以来吉林省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总体看，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经济增速普遍加快。吉林省40个县（市），加上参加县域经济考核并享受县域经济政策的长春市双阳区和白山市江源区，共42个县域发展主体，尽管县域之间在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诸多差别，但在“十一五”以来的发展中，普遍都呈现较快的发展速度。不仅基础条件较好的大县以较快的增幅增长，而且一些基础较差的贫困县也同样出现较快的增长。如，镇赉、柳河、洮南等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但近年来的GDP增长速度都在14%以上，地方财政收入稳步提升。依托本地资源进行产业开发，县域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开始形成。2008年以来，全省县域经济平均增速达16.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其中21个县增速超过20%。

2.资源型产业是县域经济成长的基础。从全省40个县（市）的产业类型看，大都是依托本地资源发展起来的产业，这些资源主要包括粮食、畜产品、特产品等农产品及各类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依托本地生活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资源发展起来的生物药业。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加工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整个90年代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处于初级产品加工的阶段，大量的玉米主要加工成淀粉，人参鹿茸等特产品主要进行简单的初加工，以输出原料为主。近十年来，玉米加工产品开始进入较深的层次，逐渐形成重要的产业。以生物制药为主要平台，人参加工开始走出以初级产品为主体的加工阶段。各类矿产和矿泉水资源以及风电资源相继成为县域中的资源型产业。目前，绝大多数县（市）都以资源为基础搭建产业发展平台，这完全符合吉林省的省情。在不具备区位优势、特殊政策优势的条件下，以资源为依托是工业化起步的最有效路径。

3.经济区位效应愈益显著。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吉林省在整体上并不具备区位优势，但就内部县（市）分布格局而言，经济区位所导致的发展差异性开始显露出来。省内县域间的经济区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与中心城市的距离，主要反映在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力；二是交通位置，在重要交通节点和主要交通干线上，可占据有利的人流和物流优势。就前者而言，以长春市为主要中心，周边一小时经济圈内形成了明显的产业辐射带动效应。如，公主岭、农安、九台、德惠等县（市），承接汽车、轨道客车等产业项目，其中公主岭市的范家屯、大岭，农安县合隆、烧锅等围绕在长春周边的城镇，已经形成一汽和长春轨道客车的产业配套基地。长春市一小时经济圈内的县（市）招商环境显著优于其他县（市），大项目频繁落地，项目是优中选优。就后者而言，目前表现较为显著的除哈大公铁线上的县（市）外，梅河口市的交通区位优势表现突出，作为县级市每天的流动人口可达5万人，且物流产业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

4.经济强县格局显露雏形。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六五”到“十五”期间，吉林省县域经济整体上处于大县不强、小县更弱的落后状态。特别是中部主要产粮大县在较长时期内县域经济表现出“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特征。这种状况进入“十一五”后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尽管目前还不能构成强县格局，但一批发展较快的县（市）的强县势头开始显露。2010年前，吉林省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的县（市）只有延吉市，到2011年，增加到8个，2012年增加到13个。10亿元的地方级财政收入还算不上强县，但这些县（市）却具备较优的潜质，预计到“十二五”期末这13个县（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可能接近或超过20亿元。届时，全省至少有一半的县（市）地方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

可见，吉林省的县域经济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快的时期，伴随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裂变。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将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将会发生质的变化，一批经济强市将会在县域发展中脱颖而出。努力推进县域发展，必然成为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十一五”以来吉林省县域经济出现较快的发展趋势，但总体看，这种发展尚处于较低层面，还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工定化发育不足

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过去，县域经济表现为农业占较大比重，工业发展不足。2006年以来，县域工业每年以不低于14%的速度增长，增幅之大既说明发展之快，又说明原有基础之低。在工业化进程中，通常用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衡量工业化的程度。一般认为，当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足40%时，属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以此判断，吉林省尚有近一半的县（市）工业增加值比重没有达到40%。这说明目前吉林省县域经济整体上还未走出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因此，至少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工业化发展不足仍是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工业化为主导，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是“十二五”期间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二）产业层次不高

由于县域工业化的历程较短，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产业在层次上并不高，产业链较短，尚未走出初级产品的生产阶段。尽管已有大成集团这样的玉米深加工企业和一些生物制药企业，但尚未形成较大的产业群体。无论是粮食加工、特产品加工，还是矿产品加工，都存在产业链不长、科技含量不高的问题。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例，2012年，吉林省规模相对较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8900多户，具有深加工能力的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不到500户，仅占5.6%。从品种看，美国和日本稻米深加工产品已经超过350种，加工业对稻谷资源的增值率已达1：4，而吉林省深加工的稻米产品不到10种。玉米加工产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比例为5：1左右，而发达国家玉米精加工比例达90%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会造成产品竞争力不高，另一方面会导致利益外流。

（三）民营经济发展落后

上世纪80至90年代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完成经济基础构建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以乡镇企业发展和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先后发生两次工业化浪潮，实现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吉林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在国有企业沉重的包袱下，未能分享两次工业化浪潮的成果，直到2002年，吉林省规模以上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仍占82%。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吉林省的民营经济开始成长，特别是2006年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直到目前，吉林省的国有经济比重刚刚降至50%以下，比全国35%的平均水平高10多个百分点。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各县比较重视引进外部资本，特别是亿元以上的大项目，但对本土小微民营企业的发展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本土民营经济发展仍处在相对落后和脆弱的状态。

（四）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县域经济主要体现为农村经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发挥中心城市的拉动作用十分重要。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吉林省实行市管县的体制，意在发挥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但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至今能够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城市仅限于长春市，其他地级市的带动作用十分微小或者基本没有。从吉林省中部各产粮大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看，距离长春市较近的大县多数都有了较快发展，并且承接较多的长春市重要产业的延伸项目，包括汽车零部件和轨道客车相关配套项目，对农安、公主岭、九台、德惠等县（市）表现出了较强的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由于区位的优势，这些县（市）已走出芝麻西瓜一起抓的“招商”阶段，进入以发展主导产业为平台的“选商”阶段。而其他县（市）由于所在区位的关系，得不到中心城市产业辐射作用，使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本地资源和自身的努力。

（五）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以农业大省的地位闻名全国。每年以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贡献给全国，满足国内对商品粮的需要。在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一是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耕地施肥以化肥为主，有机肥使用很少。国外的玉米带大都实行秸秆还田或轮作，但吉林省仅实施了根茬还田，土地有机质下降。绝大部分玉米都是多年连作，无法实现作物间的能量循环，中部玉米主产区的黑土地面临退化的危险。二是耕地污染严重。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对土壤造成侵害，土地质量明显下降。三是水资源透支使用。小井种稻和西部半干旱地区农田灌溉过量使用地下水资源，有的县农田灌溉井深已达80米以下，造成灾难性的地下水超采。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侵害后代人的资源，破坏代际公平。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下降，势必影响未来的粮食供给能力。

三、加快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

吉林省40个县（市），从行政区划数看，在全国处于偏少的省份之列。县域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0%，其中14个县的人口在50万以上，县域幅员占全省幅员的90%。县域经济的兴衰直接决定全省-经济走向和成长质量。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然是吉林省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以工业化为首要任务实现强县建设突破

“十一五”以来，虽然吉林省的县域工业化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毕竟起步较晚。总体上看，县域工业化尚处于初期阶段。因此，工业化发育不足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县域工业化，在“十二五”规划期内，使全省县域经济稳步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县域工业化务必从省情和县情出发，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从全省的视角看，县域工业化应主要依托三种类型的产业：一是资源型产业。资源型产业是吉林省县域经济工业化起步中的主导产业，其优势在于回避了区位资源的劣势，从资源的可获性角度开辟了成长和发展的条件。在资源型产业方面吉林省县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既要继续将既有产业做大做强，又要培育新产业。二是支柱产业的延伸型产业。主要围绕汽车、客车、化工等产业在产业链延伸上做足文章。“十一五”以来，长春市周围各县（市）的经济发展，较多地是在汽车、客车领域发展支柱产业的延伸产业，进而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发展趋势良好。以这些产业为基础，范家屯、小合隆、烧锅等一批卫星城镇快速成长。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朝阳产业，把握机遇，适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不能以为县域经济产业层次不高，就不具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条件。事实上，多个县域都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遇和外部条件，如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以及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生物产业、医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会把县域的产业提升到一个较高层次。

（二）以“五大工程”为载体加快民营经济发展

民营经济落后是吉林省经济成长的先天性不足，直到2002年，在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中，民营经济的总量尚不足20%，而此时在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已占很大份额。从一定意义上说，吉林省经济的落后在于民营经济的落后，吉林省发展的差距在于民营经济的差距。2013年初以来，吉林省将突出发展民营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无疑是符合吉林省情的重大政策选择。“全民创业、招商引资、素质提升、集群发展、市场培育”五大工程是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支撑，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推进“五大工程”实施。创新招商引资机制，改革和完善适合本地的招商引资政策，开展招商、养商、稳商、强商、孵商系统工程建设。开展县域“全民创业”制度创新，培育全民创业文化，创新小微企业成长政策，企业初创保护制度。推进县域工业集中区运行机制创新，探索产业集群发展规律，培育工业集中区产业集聚和企业集中功能。通过“五大工程”的实施，切实实现县域民营经济突破性的发展。

（三）以“五个能力”建设为重点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吉林省的农业可从国家宏观视角和本省视角进行分析，从国家宏观经济视角看，吉林省的粮食生产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居重要地位。全省40个县（市），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达25个，占县域行政区划数的62。5%，生产的商品粮占全国商品粮总量的10%以上，有21个县（市）被列为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年生产肉类产品245万吨，生猪年调出量在800万头左右，有16个县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从本省经济层面看，吉林省的农业发展主要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吉林省农户家庭纯收入的65%来自家庭经营，即主要来自于粮食和畜产品的生产。农业的丰歉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农产品加工业的稳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吉林省的第三大支柱产业，也是县域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的主体原料是粮食和畜产品，粮食和畜产品的生产规模直接决定加工业的发展规模，特别是在国家粮食安全压力越来越大的形势下，扩大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必须建立在粮食和畜产品增量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加大现代农业建设力度，强化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从吉林省现代农业建设的重点来分析，主要应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抗风险能力、农民科学种田能力、农业组织创新能力、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五个能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支撑服务能力、农业再生产协调能力的体现。农业抗风险能力既包括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也包括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民科学种田能力指农民应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核心是培养现代农民。农业组织创新能力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指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农业生产环境，防止资源透支性使用，实现资源分配使用的代际公平。

（四）以产业集聚为平台培育县域中心城市

在一定意义上说，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县域中心城市成长的过程。以广东省为例，在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不仅像深圳这样当年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国内第四大城市，而且像珠海、东莞、中山这样的县也发展成为经济强市，像顺德这样的县发展成为GDP超千亿元的经济强区。同样，在长三角地区也成长起一批像张家港、昆山、宜兴、义乌、绍兴等县域经济强市。吉林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前就有较高的城市化率，上世纪80年代初吉林省的城镇化率达3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8个百分点。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吉林省的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差距逐年缩小的趋势，到2012年吉林省的城镇化率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个百分点，这是吉林省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必然结果。

从沿海发达省份的经验看，城镇化的发展走了一条由小城镇开始发展的路子，这是与当时的国情和当地的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就吉林省的情况而言，无论在发展的背景还是在资源禀赋和地域文化上与发达地区都迥然有别，不能复制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模式。在吉林省的城镇化框架中，与其说缺少小城镇，不如说缺少中等城市。在目前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除长春、吉林外，其他六个城市的经济活力都较弱，基本没有区域经济辐射能力，从而没有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吉林省40个县（市）中95%的县（市）幅员在2000平方公里以上，47.5%的县幅员在4000平方公里以上，17.5%的县幅员在6000平方公里以上。而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绝大部分县（市）的面积在2000平方公里以下，还有相当一部分在1000平方公里以下。因此，吉林省在较为辽阔的区域内，发展县域中心城市对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十分必要。特别是中部人口在100万左右的粮食大县，只有实现县域中心城市的繁荣发展，才有利于转移农村过剩人口，加快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目前，在吉林省424个建制镇中，县城以外5万人口以上小城镇只有7个，绝大部分不具备发展产业的能力。具有显著产业聚集能力的小城镇主要在县城、重要节点镇和长春市周边的小城镇。积极发展县域中心城市，特别是将一批有较好基础的县城和县级市发展成为中等规模城市，将大大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其中，尤其要重视中部地区以长春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的发展，这将有助于中部产粮大县向工业强县的方向发展。

（五）以省直管县为突破口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有效的经济体制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如何通过县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县域经济释放出更大的活力，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2005年以后对县域的放权，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宽松的空间，但并未触及更深层的内容。目前，除需要继续为县域发展松绑之外，在体制上需要做的文章是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步伐，彻底消除实施多年的市管县体制给县域发展带来的束缚和低效率。当初，市管县体制设计的出发点是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但多年的实践证明，除长春、吉林两个特大规模的城市外，其他六个地级城市经济发展薄弱，并不具备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直到2012年，有五个地级市的本级市区财政收入不足20亿元，而有的经济大县已经超过这五个地级市市区经济总量。从发展的效率角度看，即便地级市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过多的层级管理也严重降低了运行效率。从国内已实施省直管县体制省（市）的经验看，省直管县将明显提高县域经济运行效率，对经济发展已产生明显效果。就县级行政区划规模而言，吉林省属于小省，只有40个县（市），除去延边州的8个县（市），可实施省直管的县只有32个，完全具备实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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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的经济对于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往往也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在大力倡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今天，与经济发展向配合的相关组织也面临着转型与蜕变。在经济发转型期，工会的工作特点和规律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工会的工作也同样有了重大的调整。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概述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机遇与挑战并存，面临着各项工作的改革创新。其中工会工作的变革尤为迫切和重要。由国家到地方，各工会纷纷开始顺应国家经济形势，对工会工作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规律。

三、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特点

1.工作理念和工作定位出现转变

工会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证。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经济变革，企业工会充分意识到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企业整体利益与维护企业职工利益相结合。工作理念坚持既要服务好企业这个“大家庭”还要以职工利益为重，坚持以人为本。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工会的工作思维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地改变，面对日益复杂的企业劳动关系，工会更加重视对于职工积极性的调动，为职工服务、对职工负责、替职工维权。

工会工作秉持着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的理念，这是工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理念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应运而生，对于提高职工工作效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企业赢得良好业界口碑具有重要的作用。

2.工会模式、工会工作方法出现变革、

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工会对工作模式和方法同样作出了重大的调整是工会工作的一个新的特点。由过去的说教式变成了引导式，对于一些工作有了更具体的安排，以保证企业的运行秩序。职工的生活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公会在其工作中更加重视企业职工的各类需求，在工作中会开展各类职工活动。例如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供电局为丰富职工的生活，经常举办一些职工的集体活动，如文艺晚会、职工交流会等。一些企业还尤其重视青年职工的诉求，针对年轻职提供给他们各种展示自我的平台。

3.工会职能受重视，工会内容更加丰富

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下，作为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工会不仅仅是日常企业运营和职工工作的保障，还是创建职工文化、增添企业活力的重要组织。工会的工作开始渗透在企业的方方面面，并逐渐得到企业职工的认可。工会工作职能和工作内容上的拓展有利于巩固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对企业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强化与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

四、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规律1.坚持党的领导、依章独立工作

作为企业，党性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重要工作规范和标准。工会作为企业组织，也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开展各种职工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与方针。工会依照工作章程并结合企业实际状况开展各项工作。工会的工作起到的是纽带的作用，通过开展各项活动和工作传递与企业职工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方针。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之下，工会工作由党的方针政策做指导，才不会在工作上出现失误。

2.服务职工群众、服务大局

作为职工诉求代表的工会，其工作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坚持服务职工、服务大局。职工是企业的重要组成，事关企业的繁荣与稳定。在新的经济形势背景下，职工的诉求越发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保障职工的权益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工会工作的重点同样是保障职工权利，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引进新的人才，而企业是否能够把人才留住就需要公会代表职工利益与企业相协调。

工会不仅仅要从职工个体发展着眼，在工会具体工作中还会考虑到的就是企业的发展问题。工会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职工的保障还是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工会在具体工作中不仅仅考虑到是职工利益，还会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利益。

3.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下，工会在工作上的不断创新已经成为常态，只有让创新成为工作常态，才可以适应不断变换的经济形势，在不断地变化中谋求企业的发展。工会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创新性，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工会的工作向来都是与时俱进的，这也是企业发展中工会必须遵循的原则。

五、结语

经济的发展变化需要各组织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不断变换的国家形势。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也促使工会这一企业职工组织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企业的转型升级。工会工作事关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是企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掌握工会的工作特点和规律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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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0-0255-1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从1995年即“九五”计划时就正式提出，到现在已有15年时间。“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新”：新的高度，“规划建议”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到了整个“十二五”期间发展主线的高度；新的广度，“规划建议”把转变发展方式主线统揽包括结构调整、资源环境、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新的深度，“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方式转变不但有明确的方向，而且有明确的路径、明确的措施，更深入，更系统，更完善。这三个“新”，着力点就是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2 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策略

准确认识吉林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在发展中积累，在调整中发展，乃是当前吉林省的首选战略。要着眼于长远发展，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面增强经济社会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不断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更加注重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社会事业。实际工作中，应正确处理四个关系，防止四种倾向。

一是正确处理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防止思想松懈倾向。没有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没有发展的积累，就没有调整发展方式的动能。当前吉林省不能放松加快发展的步伐，要把发展作为主题，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地、殚精竭虑地去筹发展之策、谋发展之计、践发展之行、干发展之事，按照近年来吉林省发展的好势头，再持续快速发展三五年。

二是正确处理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防止等靠要的倾向。发展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积累财富才能为改善民生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富民，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民生是第一目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现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坚持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在确保发展质量、优化发展结构、加快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努力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成果，使推动发展成为永恒的主题，使改善民生成为工作常态，使发展的过程成为民生状况持续改善的过程。要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好城乡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通过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扩大内需，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得到实惠、不断提高幸福指数。

改善民生不简单等同于涨工资、增福利，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要防止等靠要的思想，既要眼睛向上，用好用足国家政策，又要眼睛向下，靠发展、靠调整支出结构，更要眼睛向内，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同时，量财施政、量力而行、倾力而为，切不能一轰而上盲目攀比，等政策、靠财政、要资金。要统筹政策措施，实现各方面利益兼顾；要统筹资源要素，集中力量办大事；要统筹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坚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把居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全民创业、重商富民，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进而实现加快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

三是正确处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防止转弯过急的倾向。为实现既保持短期经济较快增长、又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必须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充分利用经济调整期带来的转型契机，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作为动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回升的好形势，着力夯实支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稳固基础，着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强化整体竞争优势，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以集约内涵发展为特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新引擎，促进吉林省经济进入新一轮良性循环。

篇（9）

引言：

近期“中国股市”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与股市相关的报道铺天盖地，而股市“潮起潮落”更是牵动着亿万股民的心。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金融衍生物的不断创新，虚拟经济正以不可抵挡之势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虚拟经济起步晚，并且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我们要认真研究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使其更好的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做贡献。

一、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

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一方面，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是随着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革新，虚拟经济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呈现独立化发展的状态;虚拟经济经历了：闲置资本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坏氖谐、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五个发展阶段。

（1）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闲置资本的资本化

虚拟经济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私人间的商务借贷行为。如甲现在需要一笔资金来购买原料或雇佣劳动力，但是他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但是，乙有一笔闲置的资金，于是甲向乙借一定数额的资金，并开出借据，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偿还借款，并支付一定的利息。通过这以借贷活动，甲获得了这笔闲置资金的使用权，可是将其通过实体经济的运作取得盈利。但是，这笔资金的所有权仍然属于乙，并且乙可以凭借其手中的借据得到除了本金以外的利息。这是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雏形，而甲乙之间的这种借贷活动，就是虚拟经济的开始，即闲置资本的资本化。

（2）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生息资本的社会化

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总是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支持，个人之间或小群体之间的借贷是小规模并且缺乏方向性的，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于是产生了将闲置资本集中起来利用的需要，并由此产生了银行这一中介机构。银行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资金收集，并以还本加息的方式借贷出去，这是生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企业可以通过银行间接融资，但是这样的成本较高，于是出现了债卷这一直接融资的方式，这样不仅融资成本较银行利率低，而且投资者收益也会比银行存款利息高。同样，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进行融资。生息资本的社会化产生了银行、债卷和股票这些不同形式的虚拟资本。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可以使社会上的闲置资金转移到能将这些闲置资金运用到实体经济的人的手中，并可以使分散的资金集中进行规模较大且经济收益好的经济活动，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1]。

（3）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有价证坏氖谐

虚拟资本有利于闲散资本的聚集，但是缺乏流动性。有价证皇谐了，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虚拟资本的预期价格进行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债卷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等）。有价证坏氖谐不仅可以使人们手中的虚拟资本可以随时换现，从而加大虚拟资本的流通性，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资金向效益高的行业、领域流入，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加快资金的流通和利用，但是同时也为投机创造了条件。

（4）虚拟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在国际间交易，国内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一部分。金融市场国际化后，国内资金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上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可以吸收国外的资金，参与国际资金运作的大循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能够引导资金流向经济效益高的行业、领域，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5）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国际金融的集成化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其次，随着美元脱离金本位导致浮动汇率制的产生，以及金融的不断创新，使得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最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增大，流量也增加。这三个因素促进各国间的金融市场、各国国内和国际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依附增强，逐渐集成。

二、虚拟经济的特点

（1）复杂性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复杂性科学，其主要内容是科学的研究要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影响、人的主观因素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决策的影响。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性系统。复杂性系统自身由于各组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容易产生混沌现象，但是系统的自组织作用（即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可以让系统在宏观上和长期内保持一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从而得以发展。虚拟经济是复杂性系统，其发生、运作和发展是由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人的主观述求的改变等因素一起作用而产生的，所以，复杂性是虚拟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工具得以不断发展和创新，更新速度也十分快，加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理性有限、知识有限、获取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把握都十分有限，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等，这些因素都加大了虚拟经济的复杂性。

（2）介稳性

介稳性在经济上可以认为是，经济系统因为外界或自身内部的变化而处在一种游离于稳定和介稳定状态之间，但是从宏观上看是稳定的一种状态。远离于平衡状态的经济系统可以保持稳定，是因为其具有耗散结构，即远离于平衡的系统要保持稳定的条件，就要保持系统的开放性，必须要和外界保持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例如，当股市交易量减少时，其稳定性就会降低。1997年在泰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因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降低所造成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介稳系统很容易受到外部市场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所以，在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为了确保其介稳性，一定要有意识的注意金融危机的预防，从而降低发生风险的可能。

（3）高风险性

经济活动的风险性在于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别，这种风险性一方面来自于未来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局限性。这种风险有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造成：从客观方面来看，经济活动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有其自身运动规律的活动。虚拟资本的价值是其未来价值的折现，取决于投资对象的经营业绩，在中国更是无一例外的受政府的政策的影响;从主观方面看，风险来自于人们对预期收益的错误估计。例如，投资者因为其内心贪婪的想法，总是会过于乐观的估计股市的未来走向和股市收益，还有一些投机者，投机者也是因为对投资对象的乐观估计，才会有投机行为和经济泡沫。此外，现在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针对部分领域是监管不到位的，相关企业信息披露不真实等违法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增加了虚拟经济的风险性。

（4）寄生性

虚拟资本的寄生性体现在其市场价格受投资对象的经营状态的影响;虚拟经济的寄生性体现在其运作周期受实体经济的运转的影响，但是短时间的背离是可能发生的。所以，可以看出虚拟经济是需要依附于实体经济，两者联系密切不可分离，

并且，随着现代经济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联系只会越来越紧密。因此，如果将实体经济系统看成是经济系统中的硬件，则可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软件。

（5）周期性

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周期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的向前推进。

三、研究虚拟经济的重要性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2]，而且虚拟经济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更好的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3]。我国现在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更好的利用虚拟经济来引导资金向新兴和高效益的领域流动，这是我们现在应该重视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趋利避害的利用虚拟经济。由上文提到的虚拟经济的五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虚拟经济自身自带的虚拟性，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经济泡沫，如果监管不当，还有可能会出现泡沫经济，甚至是发生经济危机，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虚拟经济，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英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起步早，发展也比较成熟，累积的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引入他国发展经验的同时也需要结合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汇总、合理吸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要多参考和鉴戒，从而找到一条适合我国虚拟经济发展道路。

（1）美国虚拟经济的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要特别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监管机制的建设，使其更符合我国国情。在发展中要注意按虚拟经济规律办事，尊重市场的主导作用，相关的调控措施只能是辅助的。在注意金融创新和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的同时，还要注意预防潜在的金融危险，保障金融安全，构架起金融危机的防火墙，以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4]

（2）欧洲虚拟经济的对我国的启示

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而出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是极大的打击，欧元区国家由于无法及时达成一致的意见，也未能及时采取果断应急措施，使得债务危机国家逐渐步入了深渊。因此，在我国经济虚拟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设立统一的监管和协调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国家有关部门强化监管，同时在面对风云变化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也可以及时的调整相关政策，从而更好的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3）日本虚拟经济的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渐进式的虚拟经济发展，虽然稳妥、需要付出的代价小，但是容易错失经济改革良机，机会并不是随时都有的，一旦错过就很难在重演。因此，这对于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带来的重要启示就是：我国在坚持渐进式发展的同时，在关键时刻，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应该要果断的采取爆炸式的改革方式，迅速破解金融改革的瓶颈难题，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4]（作者单位：海南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春娟.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J].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11期，总2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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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比翼双飞”城乡协调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目的。农村无论是在气候资源、植物资源、景色资源、能源资源等资源都有其独特的发展优势。那么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让其世世代代为子孙造福？这是我们农业经济者必须回答的问题。纵观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了，资源也同时遭到了严重地破坏了，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想探讨可持续发展的用意所在。

一、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特点

1.定义

80年代初期，联合国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战略》中，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追求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综合性资源、环境、生态的平衡。我国在90年代初期，也提出了要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近几年，在可持续发展上，还特意强调了生态、绿色、环保。

2.特点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看到一是持续利用，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是不能再生的，所以禁止破坏性利用。二是可选择性，对于农业资源，我们一定要选择性开发，不能随意开采，要采取先进的技术，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三是效益性，就是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提高效益。

二、为什么要提倡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里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有自然灾害频繁，破坏生态平衡；主观因素有产业结构单一，城乡经济发展不均，农民收入少，素质，进而引发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具体如下：

1.自然灾害频繁，影响生态环境

全球化的气温变暖，使整个地球环境受到破坏。在我国，沙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水土严重流失，地震、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不断，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逐步减少，这不但给经济发展带来阻碍，也使本来生态脆弱的农业资源受到极大破坏。

2.人为因素使生态环境恶化

首先是人为破坏性掠夺式的对资源进行开采，导致草地“三化”现象十分严重。其次城市的废气、废料、废水大量地向农村排放，严重地污染农村水源。再有现在农作物大量使用化肥与农药，导致耕地土壤被破坏，并且出现了土壤越来越板结现象。另外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小，为了生存，纷纷融入城里，这样导致农业经济相对城市越来越落后，制约着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最后，一些边远山区，由于历史原因，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许多农民利用国家资源发“横财”，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破坏性地开采国家资源，影响了老百姓生活，影响了山区的自然环境。

三、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落后将会影响了国家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因此解决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1.建立环境制约机制

对于农业经济的保护已经不是农民自身力量可以解决的事情了。我们要从全国抓起，所以要建立全国性的环境制约机制。一是对人为的城里垃圾、废气、废水的流入要加大惩罚力度，严重者将吊销营业执照。二是社会媒体多渠道地向农民宣传普法知识以及破坏自身家园生态平衡的危害性，让农民意识到环境保护为自己子孙后代造福的重要性，以及破坏国家资源的违法性。三是实行监督奖励机制，任何人都有权监督社会环境的生态平衡，并对认真监督、检举揭发的人给予保密以及极大的物质奖励。

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大农民收入

要调整好政府、集体、个人的关系，强化农民意识，矫正农民小农意识，杜绝农民个人的乱砍、乱伐现象。另外要帮助、农民鼓励发展农业经济，给他们更多的技术援助以及贷款帮助，让他们有规模、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经济，这样一是可以扩大农民收入，二是指导农民正规生产作业，三是政府的参与，有利于社会的监督，有利于农业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

3.提高农业科技创新

要想发展农业经济，就必须彻底地改变农业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要提高农业经济的附加值，所以要建立“三位一体”的农村科技发展体系。一是要以政府为依托，政府要牵头，要大力鼓励，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给予支持。二是技术要到位，要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三是人员要到位，一方面高端人才要不断地创新农业科技，另一方面技术管理人员要不断地对农民进行科技指导与培训工作，这样从根本上提升农业技术含金量。

4.发展循环农业经济

因为许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对资源剩余产品进行再利用，发展深加工，这样既可以节约资源，又减少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同时还体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如对果树的嫁接、对黑麦等经济作物进行种植改良、对玉米秸秆进行处理后变成畜生饲料、将互相依托的不同品种的鸭鱼供养一池塘、将粪便处理变成沼气、将矿石资源与大型企业联合开发等，这样就可以做到经济、环境、生态共同和谐。

四、结语

总之，要发展社会经济，必须先发展制约整体经济的农业经济。要发展农业经济，就必须走科学化、市场化、产业化之路。这样才能使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更好地促进环境、生态的平衡。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探索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不断总结、勇于创新、勇于实践，让经济、低碳、高效、环保成为人们生活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梅冬芳.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理由浅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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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1

中国的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不仅得益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以及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得益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虽然我国企业在近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企业还未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模式，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在许多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这也是站在中国经济正由数量经济到效益经济，由制造到创造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所应该持有的清醒认识。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中国企业的发展还应适应以下几个特点：

一、国际经济复苏缓慢

从国际看，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欧美债务危机又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使得欧美等国外需减少，极大的影响了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为走出困境，我国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并将消费作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拉动经济。我国企业应该将此次危机作为机遇，以此契机进行发展模式转型，加强对国内市场的研究和拓展，利用地缘优势，在中国这个大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为后续发展积蓄能量。

二、技术创新日益突出

虽然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从近年的世界500强行业发展趋势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以技术创新为主要竞争力的高技术及服务行业所受影响较小，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段，各企业也都保持着较高的研发投入比例。纵观行业产业链，以技术水平、技术创新为支撑的研发、设计、新技术应用阶段也都具有相对较高的产业附加值，保持有持续的竞争优势，占据这一环节的企业多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空间。而我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多以规模和资源投入数量为支撑，在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方面还有相当差距。为在今后的竞争中能够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在技术创新领域有所作为，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发展战略，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三、环境问题带来经济发展约束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过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后，已经认识到高能耗、高资源、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我国正处于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上升阶段，一些产业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在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方面对环境造成影响，因此在发展中必然受到资源环境的更多约束。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需要以可持续性发展为指导思想，需要把节能减排技术，循环经济产业区域设计，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等作为发展战略加以考虑，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一个较低限度，这给中国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制造业对服务能力及水平提出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