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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大全大全11篇

时间:2023-08-16 17:13:14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古代文学大全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古代文学大全

篇(1)

1.草船借箭——满载而归

2.草船借箭——自有妙计

3.草船借箭——巧用天时

4.草船借箭——用人的箭射人的靶

5.草船借箭——有误(雾)

6.孔明大摆空城计——化险为夷

7.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里——心腹之患

8.晁盖的军师——无(误)用

9.林黛玉葬花——自叹命薄

10.关公斗李逵——大刀阔斧

11.张飞穿针——大眼对小眼

12.关二爷的胡子——然(髯)也

13.关公的脸——红到头了

14.关公的眼睛——睁不开

15.林冲买宝刀——中了诡计

16.林冲误闯白虎堂——单刀直入

17.林冲到了野猪林——绝处逢生

18.林冲棒打洪教头——专找破绽下手

19.林冲看守草料场——英雄无用武之地

20.林冲上梁山——逼出来的

21.猪八戒见高小姐——改换了头面

22.猪八戒见了白骨精——垂涎三尺

古典名著的歇后语(热门)

1.猪八戒拉着西施拜天地——压根不配

2.猪八戒招亲——凡心难丢

3.猪八戒进了女儿国——不想走了

4.黑旋风劈宋公明——错看(砍)了人

5.唐僧看书——一本正经

6.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7.周瑜摆手——嘟嘟(都督)叫

8.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

9.刘姥姥出大观园——满载而归

10.贾宝玉的丫环——喜(袭)人

11.王熙凤害死尤二姐——心狠手毒

12.诸葛亮哭周瑜——假悲假叹

13.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

14.唐三藏念紧箍咒——痛苦在后(猴)头

15.孙猴子吃蟠桃——自食其果

16.卢俊义上梁山——不请自来

17.张顺浪中斗李逵——以长攻短

18.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自掩苦处(第回 焦大)

19.坐山观虎斗——坐收其利(第回 王熙凤)

20.借剑杀人——不露痕迹(第回 王熙凤)

古典名著的歇后语(最新)

1.引风吹火——费力不多(第回 王熙凤)

2.站干岸——-不沾事(湿)(第回 王熙凤)

3.推倒油瓶不扶——懒到家了(第回 王熙凤)

4.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第回 彩霞)

5.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第回 红玉)

6.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第回 李嬷嬷 )

7.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扣了环了(第回 王熙凤)

8.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第回 金钏)

9.九国贩骆驼的——到处兜揽生意(第回 鸳鸯)

10.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第回 鸳鸯)

11.状元痘儿灌的浆儿——又满是喜事(第回 鸳鸯)

12.黄柏木作磐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第回 贾珍)

13.聋子放炮仗——散了(第回 王熙凤)

14.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儿(第回 芳官)

15.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第回 柳氏)

16.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第回 尤三姐)

17.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第回 尤三姐)

18.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第回 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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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典名著中的经典歇后语大全

篇(2)

中图分类号:G420;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1-0005-04

作者简介:张开(1978―),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教育部考试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测量。

乐府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类别,其名称的来由是汉武帝时期建立的乐府机关。汉代以后乐府成为管理音乐的重要部门,在乐府机关搜集整理入乐诗歌的过程中,留存了大量的诗作。这类由官方机构搜集整理和后人拟作的诗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古代诗歌类别――乐府诗。无论是官方的乐府机构整理留存的乐府诗还是文人创作的拟乐府诗歌,都与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因此,乐府诗所具备的音乐文学的特点也是我们对这类诗歌进行解读和鉴赏的一个角度。

一、从音乐角度解读乐府诗的重要意义

在中小学课本中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短歌行》《木兰诗》《西洲曲》、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诗歌都属于乐府诗,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就辑录了这些作品。乐府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深挖掘。但在中小学的教学中,对这些乐府诗歌的讲解等同于其他古典诗歌,教学重点集中在文本的文字内容上。把这些作品当作纯粹的文学文本去解读和分析,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从乐府诗的角度看,只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笔者个人认为,不结合乐府诗本身所具有的音乐表演的属性,很难准确理解作品的精髓,也很难准确鉴赏作品,更难对作品进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借助对音乐的研究对乐府名篇进行解读呢?其实这是一个既困难又简单的问题。困难之处在于,在当下复原古代音乐非常困难。由于古代曲谱的读识障碍、乐器的消亡及演奏技法的失传等原因,使这些在古代能够和乐表演的诗歌无法再现,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和乐的乐府诗歌的障碍,毕竟在留存的各种典籍中对音乐体制、曲调术语、乐府诗流传变化的过程及曲调的音乐特点等有较为清晰的记载。从对这些文献的梳理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可观的音乐表现形式,这些对我们从音乐的角度研究乐府诗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二、从音乐角度解读乐府诗的示例

我们不妨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两首常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诗歌进行音乐方面的观照,看一看借鉴音乐研究的方法是否能对学习乐府诗产生一定的帮助。

(一)《春江花月夜》的音乐性解读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诗人张若虚存世的两首作品之一,备受后人推崇。“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这一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断语也在后世广为流传。一些版本的中学教材(如湖北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级下册)及古诗鉴赏读本都把这首诗作为古代诗歌鉴赏的经典。对于这样重要的作品,我们就更应该从音乐的角度进行深入解读,才能深刻理解诗歌的风貌。

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以“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评论为切入点,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解读。这一评语是清末王运在《论唐诗诸家源流》中提出的,原文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西洲》格调”一句。这一句看似一笔带过,往往被前人忽视,但却很能说明这首诗的独特风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音乐的角度解读这首诗的原因。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南朝乐府《西洲曲》在朱自清《荷塘月色》一文中有所提及,在人教社高中版选修教材的中国民俗文化中也选收了这首诗歌。其实也正是由于音乐的原因,我们可以把两首诗作为有着共通音乐因素的诗歌进行分析。从音乐的形制方面进行考察成为历来对这类诗歌进行观照的研究方法。清人沈德潜在评点《西洲曲》时曾经侧面论及:“似绝句数首 ,攒簇而成 ,乐府中又生一体。初唐张若虚、刘希夷七言古,发源于此。”[1] (P.290 )这正说明了两首乐府诗在音乐表演形制上的特点,即结构上具有可分性,体现为其各部分所表现场景、意境的相对独立性。这与西曲舞曲曲辞极为相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曲辞可以视为九歌绝句组成的长篇歌行。断分为九首绝句的依据,除了韵脚的转换之外,九个绝句单元所表现的意境(场景)可以概括为:海上生明月、明月照花汀、孤月照江人、长江送流水、楼头远眺、闺中望月、雁飞鱼跃、江月西斜、落月满树。与此类似,《西洲曲》曲辞可以视作八首五言绝句的组合,其依据也主要在于每一绝句所表现场景的相对独立性。这八个场景,我们可以借用曲辞中的成句加以概括:“折梅寄江北”“两桨桥头渡”“出门采红莲”“低头弄莲子”“忆郎郎不至”“望郎上青楼”“垂手明如玉”“君愁我亦愁”。而无论是《春江花月夜》的九个情境,还是《西洲曲》的八个场景,其最终的体现,都是整篇歌行的一部分,而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整篇歌行的场景。这非常符合诗歌配乐演唱时的场景变换要求。

这种诗歌联句成篇场景实现的方式,不仅仅是这两首诗歌的呈现方式。可以说,齐梁时代的诗歌都有这样的特点,如沈约的《六忆诗》四首、沈约和梁武帝共同创作的《襄阳蹋铜蹄》曲辞及隋炀帝创作的《杂忆》也都属于这类诗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西洲曲》的诗歌结构“实则来源于西曲舞曲曲辞中的场景联章叙事体”[2]。

虽然齐梁诗歌在诗歌史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是明显带有这一时期诗歌特征的《西洲曲》和《春江花月夜》在古典诗歌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如果不具体认识西曲舞曲的艺术形态及其曲辞结构的特点等音乐方面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春江花月夜》和《西洲曲》诗歌结构的来源等文学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由音乐的研究融汇这两首不同时代、体制迥异的诗歌,才能从诗歌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认识,并清晰梳理这类诗歌的风格特点和发展脉络。换言之,抛却两首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陷入孤立的文本研究的话,势必会影响对这些诗歌的认识。

(二)《送元二使安西》的音乐性解读

《送元二使安西》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历来受到诗歌学习研究者的关注,曾入选多个时期的中学课本。《渭城曲》在《乐府诗集》中被选入“近代曲辞”,又名《阳关曲》《阳关三叠》,从诗歌的文本角度进行解读和鉴赏已很常见。但从音乐角度予以关注的却很少,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领域。因为这首诗是从盛唐一直传唱到近代的不朽名篇,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看到它被表演的信息。如在盛唐时 “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3] (P.891 )在宋代及宋代以后,如北宋文彦博《咏筝》诗有“繁丝移宝柱,数曲奏《阳关》”[4] (P.3477 ),陆游也有诗云:“夜静孤村闻笛声,洗头月落欲三更。不须吹彻《阳关曲》,中有征人万里情。”[5] (P.25494)金元时期,也有《阳关三叠》流传的记载。如元好问的朋友辛愿有诗《送裕之往许州,酒间有请予歌“渭城烟雨”者,因及之》,可见辛愿善于唱《阳关三叠》。到了明清两代,《阳关三叠》仍偶尔被人传唱。如明代胡应麟曾经在云间舟中听过赵五郎歌《阳关曲》:“楼船明月夜如霜,一曲清歌赵五郎。贪听《阳关》第三叠,不知行色在吴阊。”[6]清代康熙年间查慎行曾在诗中写到“马嘶门巷客将还,残醉扶头改别颜。多感故人相送意,略烦秦女唱《阳关》。”[7]

“《送元二使安西》自盛唐入乐歌唱,至中晚唐成为流行歌曲。宋词兴起,新声并未取代旧曲,宋代《阳关曲》反而更加盛行,成为离筵的经典骊歌、文人的集体记忆、离别诗词中的常用一项。金元时期,流行的程度不及两宋,但依然有人传唱。明清两代,《阳关曲》虽偶有人唱,但其风头已让位于《阳关三叠》乐曲,《阳关三叠》琴曲更是常被演奏的经典曲目。总之,《送元二使安西》,由诗而歌,由歌而曲,从八世纪一直传唱演奏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穿越千年时空而历久弥新,堪称名副其实的千古绝唱,是中国诗歌史、音乐史上的瑰宝。”[8]

那么,为什么这首诗又被称为《阳关三叠》,又是怎样的“叠”法呢?苏轼曾在《记阳关第四声》中云:“旧传《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长,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古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切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一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今为第四声,则第一句不叠,审矣。”[9] (P.2090 )这是对“叠句”的经典描述,但具体的表演又是怎样的呢?从表演的情况看,这种叠法是:

渭城朝雨轻尘(第一声),客舍青青柳色新(第二声)。客舍青青柳色新(第三声,一叠)。劝君更尽一杯酒(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第五声,二叠),西出阳关无故人(第六声)。西出阳关无故人(第七声,三叠)。

随着时代的发展,《阳关三叠》表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其三段式演奏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杨表正《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大全》卷十《阳关三叠》就记载了其中一种表演的方式:

第一段渭城朝雨一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亭柳阴阴,送我送我送我送我故人。长亭柳阴阴,不忍分,情最深。不忍分,情最深。

第二段邮亭折柳二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挑担行李的那沙头酒,长亭柳阴阴。送我送我送我送我故人。长亭柳阴阴,情最深,情意最深。不忍分,不忍分。

第三段石桥分手三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亭柳阴阴。伤情伤情,送我送我故人。送故人,送故人,送别送到长亭。长亭柳阴阴,不忍分,情切转深。不忍分,不忍分。送别送别,终送别,送君千里终须一别。[10] (P.886 )

《阳关三叠》的叠法即演唱的方法是非常多的,这与历代的表演者对这一诗歌入乐后的不断演绎有关。王兆鹏教授曾专文对之进行详细梳理。[11]从这些可以看出《送元二使安西》一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也可以发现这首诗为什么会有《阳关三叠》《渭城曲》等音乐性极强的名称。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首诗歌能够传唱至今,这一方面与诗歌本身内容的真挚清新有非常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传唱表演的音乐传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和清晰的规律。

三、音乐性研究所关注的内容要素

通过从文学和音乐角度对《春江花月夜》和《送元二使安西》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音乐的研究对诗歌的理解更有辅助和拓展的意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观照一些与音乐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为我们对诗歌的阅读赏析和理解打开另一扇门,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诗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把音乐特征纳入乐府诗的教学中,势必会增强对乐府诗教学的积极效果,也使我们对古代诗歌能够传承至今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那么把音乐的因素纳入到乐府诗的学习要考虑哪些因素?笔者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出发,对乐府诗的五个因素进行考量。

(一) 音乐研究所关注的四个方面

1.所涉音乐体制研究

如乐府机构的沿革、机构设置、乐人表演的规定和习俗等。还有表演者的歌舞形态、表演效果,表演的乐器等。

2.曲调、术语的了解

乐府诗中涉及大量曲调名称和相关音乐术语,这些曲调的含义是我们理解乐府诗的关键所在。

3.各类乐府诗流传变化过程的描述

乐府的入乐传播情况也是音乐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乐府诗的创作动机、流传播布、价值实现情况。例如过去我们一谈到唐人的古题乐府,就认定是文人的拟作,只是从文学的韵味上模仿前人,与时下的音乐毫无关系。其实,唐人作古题乐府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古题曲调一直流传, 作古题以入乐; 古题曲调被改造, 作古题以入乐; 古题曲调已经消失, 作古题以入新兴曲调; 古题曲调已经消失, 只拟古题而不入乐。把唐人的古题乐府创作统统归为最后一种, 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也把唐人作古题乐府的动机看得过于简单了, 很可能使我们对大量乐府诗的创作效果、作品风格做出错误的判断。

4.各曲调的音乐特点及其对曲辞的决定作用

这是音乐研究与文学研究相连接的关键一环。无论是选词入乐, 还是因声度词, 曲调都对曲辞有很强的决定作用, 因此清楚地掌握音乐特点进而分析其对曲辞主题、题材、体裁乃至整个风格的影响, 是至关重要的工作。

(二)有助于理解乐府诗的五个要素

1.曲名

曲名是乐府诗第一要素, 是总领其他要素的总纲, 是乐府诗的标志。因此, 考察曲名的含义、发生、演变等情况, 是首先应该做的工作。

2.曲调

曲调是乐府诗核心的要素。某一作品的曲调隶属于哪一个乐类, 其风格特点、表演情况、流传情况、演变情况如何,都值得用力考察。

3.本事

本事是包含本作品信息最多的要素。某一乐府诗在其产生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本事。这些本事或记曲名由来,或记本曲的曲调,或记该曲的传播,或记该曲的演变,从中可以看到该曲的题材、主题、曲调、体式、人物等许多情况。所以本事也是值得特别考察的要素。

4.体式

体式是某一乐府诗的重要特点。由于乐府诗在体式上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往往成为某一作品的重要标志,其句式、用韵、体裁等,都在考察之列。

5.风格

风格是内容和形式密切融会后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其他各项要素的集合体,也是某一乐府诗的总的标志。当某一作品在失去其本事、曲调等要素后,风格便成为该作品作为乐府诗存在的最后的理由。应该说,相当数量的拟乐府诗创作,只是对以前作品风格的模仿。

从音乐性的四个方面出发,对五个因素进行考量,再辅以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就形成了一条理解鉴赏乐府诗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学习乐府诗过程中可以借鉴的一种方法,应得到认可和关注。

综上所述,音乐学的背景渗透和视角介入可以解决我们在乐府诗学习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找到一种对入乐诗歌鉴赏和理解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使用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学习这类诗歌的成效,更大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观念的启示。那就是,在语文学习的环境中,要把学界对文学、语言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中学语文的教学中,应该把如古代文学中对乐府诗的音乐性研究这类新的学科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我们的语文学习甚至教材的编写之中。“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新的成果,但是很少有学人致力于把这些成果转化成教科书上的知识。”[12]为了让我们的语文教育与教学更为健康地发展,我们应该拓展语文教育的视野,利用好文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与革新,以此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让语文这个学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能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体现出语文应有的文化品味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沈德潜.古诗源[Z]. 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曾智安.西曲舞曲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曲辞结构[J].文学评论,2008,(5).

[3]佚名.大唐传载.唐五记小说大观[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陆游.戍兵有新婚之明日遂行者予闻而悲之为作绝句二

首.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胡应麟.少室山房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王兆鹏.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J].文学评论,2011,(2).

[9]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篇(3)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这次翻译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影响,对举凡哲学、宗教、文学、音韵学、语言文体、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无不发生深远的影响。佛经佛典的翻译传播了佛教教义,促使许许多多中国人信奉佛教,中国也成为佛教在亚洲重要的传播和信奉中心之一。在文学上,佛经佛典中大量的幻想成分,通过翻译传递给中国人,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创作出一些富有幻想色彩的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榜》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少有幻想成分,以话说,就是“像印度人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能力。”所以的结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佛经佛典的翻译采用“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的翻译语言,打破了两晋南北朝盛行的骈偶文体。骈偶文体说理不求明白,记事不求准确,写景不求清楚,只讲究对仗工整声律铿锵。至唐以后,佛经佛典的翻译语言开始开花结果,催生了白话诗白话文。佛经佛典的翻译使汉语增加了35000个词汇,导致了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的变化。一些佛经佛典是长篇故事,如《佛所行赞》、《普曜经》、《佛本行经》;一些带有故事和戏曲的形式;一些是半戏剧体半小说体的作品;有些佛经佛典在一段散文记叙之后,又用韵文重说一遍,韵文部分被称为偈。这些新的文学式样催生了小说、戏曲、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相揉的文体。所以,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也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佛经佛典翻译使中华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致使中华文化在唐朝时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佛经佛典的翻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二次翻译发生在明后期至清初,大体历时两百年。16世纪后期,马丁・路德进行的新教改革席卷整个欧洲,新教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夺去了天主教在西欧、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并将势力发展到北美。所以天主教教会决定派遣教士到东方宣传教义,争取新教徒。先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知名的有七十多名,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等。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为推广教义,宣传介绍翻译西方算学、天文、水利等科技知识。据统计,此期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共著译书籍约三百多种。除去宗教宣传书籍外,波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军事技术、舆地学、生物学、医学、文学等领域。代表的有《欧几里德几何》、《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万国全图》等等。中国的《老子》、《易经》也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有了第一批欧洲译本。传教士翻译的科学书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发展了当时中国的科学领域。我们以舆地学为例,舆地学就是地图学,《万国全图》的翻译使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了五大洲的概念,介绍了欧洲测绘地图的方法。康熙年间的《皇朝全览图》就是聚集传教士的努力,结合中西地图测绘法完成的。在军事技术方面,明末时期,明朝饱受倭寇的侵犯和北方满洲的进犯。徐光启深知西洋火器的厉害,于是上疏皇帝,请求“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守城”。皇帝应允,专门派人到澳门招聘西人铸炮。此炮被称为红衣大炮,在与清军作战时发挥了作用。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此炮击中而亡的。传教士翻译的西洋科学著作,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而且引起明朝学界风气发生改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涵、阳玛诺、罗雅各、艾儒略、唐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光启)、李凉庵(之藻)都和他们往来,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徐、李诸人的影响不小”。可以说,这次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

1840年后至民国是中国第三次翻译,这次影响最广,意义深远。第三次翻译经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译“造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为主。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为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因为仅仅“师夷长技”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不能摆脱被外国列强欺辱瓜分土地财富的命运,所以文人士大夫有识之士等认识到只靠翻译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行的,必须翻译学习西方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著作,以达到革新国人思想,建立新体制,富国强兵的目的。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等都是那时的代表。在翻译哲学人文著作的同时,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进入。这次翻译影响波及政治、思想、科技、经济、法学、文学等几乎所有方面。政治上,封建政体解体,进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科学技术方面,“科学”被引入中国文化,追求崇尚发展科学成为共识;思想文化领域,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在文学方面,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创作语言让位于白话文,文学的体系从原来诗体文学为中心地位转化为小说为中心地位。中国文学融入到欧洲文学,世界文学之中,进入近代化、现代化历程。这次翻译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钱存训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翻译一事成为中国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

对于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作用,著名学者季羡林有这样的论述。他说文化(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5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任何文化都有消亡的时候。然而,中华文化似乎是个例外。五千年来,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走过了不少坎坷的道路,但是中华文化至今没有消逝。原因就是,翻译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这是翻译促进文化繁荣在中国的表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翻译同样发挥着神奇的作用。翻译给固有的文化带来新的营养,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发生变异,促成繁荣。

古代日本地域狭小,经济文化落后,没有固有的文字和文学样式。但是日本不遗余力地学习别国的先进文化,学习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翻译。明治维新之前主要学习翻译中国文化。通过翻译借鉴中国文字和文学体裁,日本在公元9世纪左右创立自己的文字,而且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在模仿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出现了日语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7)是日本翻译中国书籍的鼎盛时期之一,《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肉蒲团》、《金瓶梅》、《三言二拍》、《游仙窟》等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一译再译。其中《水浒》译本达11种之多,并产生了大批诸如《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俳谐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等的模仿作品。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传入日本后,被浅井了意翻译改编,并据此创作出了《御伽婢子》、《狗张子》等,可以说对中国俗语文学的翻译促进了江户时代庶民文化与文学的繁荣。明朝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在日本于1637-1714年间曾翻刻了8次,仍不能满足广大日本医药学界的阅读需求,日本人便不断地以“和谈”、“和名”、“倭名”等注释加翻译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诸如《图画国语本草纲目》、《广益本草大全》、《本草和名》、《本草纲目启蒙》等“本草系列”。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掀起了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明治初期是日本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时期,英美书籍的翻译介绍盛行。到了明治中后期翻译一直未有间断,所译的书籍内容无所不包,难以数计。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后,逐渐开始独创的科学研究,在大气运动以及台风理论、破伤风血清的发现等等领域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明治后期日本工业发达,国力膨胀,科技方面日本也追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1906年,明治初年成立的学士会院加入了万国学士院联盟。译书是日本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手段,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和日本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深远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浩如烟海、繁若星斗的学术文化作品,独创性的理论体系,盖世不朽的思想家、艺术家,对欧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如此灿烂,正是它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学习东西方文化的结果。

公元750-1258年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期,此时是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统治时代。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拜占庭、波斯、印度西北部、两河流域、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中亚等地都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范畴之内,当时的帝国首都巴格达既是一座繁荣的国际城市,更是一处世界文化交融的学术中心,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瑞罗亚斯德教、萨比教等众多文化模式和宗教思想在这里汇合。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为适应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需要,实行宽松的政治文化政策,倡导、鼓励学术活动,大力提倡翻译事业。从公元830-930年的百年时间,在政府的鼎立支持下,帝国学者把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学术成果用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语、梵语、希伯来语、奈伯特语等,译介成阿拉伯语,这次规模宏大、译著丰富的活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活动”。旷日持久的百年翻译活动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智慧,哺育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化。在公元12世纪即欧洲中世纪后期,阿拉伯文化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借助翻译影响到欧洲大陆,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欧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阿拉伯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贡献被形容为“保存了人类文明精华的火种,并成为文艺复兴的灯塔”。勒本在所著《阿拉伯文化》一书中写道:“直到15 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学术影响的。”“他们或师承阿拉伯人,或翻译阿拉伯文典籍。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被欧洲各大学广泛采用,达500年之久。”

翻译不仅对东方文化繁荣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繁荣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复兴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

14-16世纪在意大利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翻译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布鲁尼、波吉奥等对古典文化典籍的搜求与翻译,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瓦拉对《圣经・新约全书》的考订、辨误、翻译和注释,不仅直接否定了罗马教会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权威地位,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与方法,传到北方后推动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被史家认为在此改革中“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文艺复兴运动后来波及到欧洲各国,翻译也起了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包含并有赖于规模空前的翻译活动”

篇(4)

中学生为什么要学文言文,综合现有看法,总结下来有以下四点:

1.可以提高学生现代汉语语言水平。

2.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能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

3.对学生将来从事古代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相关工作有重要作用。

前两点尤其重要,第三点只是针对将来从事研究古代文献的少数专业人员,因此在此不予以讨论。

首先来看第一点,学习文言文可以提高学生现代汉语语言水平。王力先生指出:“语言是有继承性的,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和修辞手段都是从古代文学语言里继承和发展过来的。”“文言文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前一文言文的能力,而且在于提高他们的现代汉语水平,成为他们运用现代汉语时的宏观语境。”古代汉语词汇是以先秦词汇为规范的,所以文言词汇及各个词的词义相对稳定性。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中继承了大量语汇,现代汉语合成词的结构方式和古代汉语类似,现代汉语语素由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演变而来。各朝代典籍浩如烟海,璀璨如天上繁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出一万多种文献资料,达十万多卷,加上未收录的,大约八万或十万种,卷数更是无法统计。先秦的《诗经》及史传散文、诸子散文,秦汉时期的辞赋、乐府诗,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骈体文、五言诗、七言诗、乐府民歌,唐代的古体诗(复兴)、近体诗、新乐府、古文(复兴)、传奇,宋朝的词,元代的杂剧、散曲,明代的戏曲、小说,清代的诗文、散文。篇篇语言凝练,行文优美,遣词华丽,思想高尚。

每个汉字,都是经过千百年历史的积淀,文化的浸润,生活经验的凝聚而创造出来的。以汉字“秋”为例,秋的甲骨文字形像一只蟋蟀。虫以鸣秋,借以表示秋天。秋现在的字形是“禾”加“火”。秋天,禾苗经过像火一样的阳光的灼晒,变得金灿灿,所以秋天又称为麦秋,金秋。“秋水”指秋天的江水,雨水。在王勃的《滕王阁序》里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秋水还可以比喻明澈的眼波。唐自居易《宴桃源》词:“凝了一双秋水。”元赵雍《人月圆》词:“别时犹记,眸盈秋水,泪湿春罗。”而“秋波”,形容美人的眼睛如秋水一样清澈。单单一个汉字背后就有如此多的意义。

现如今,网络上的不规范用语以及深受年轻一代拥护的火星文铺天盖地、泛滥成灾。这些随意加工创造出来的语言,已经把话语意义瓦解到了分崩离析的程度。如果说火星文是年轻人个性张扬的凸显,那么口水话直接体现了语言能力的匮乏和思想的苍白。长期使用和接触此类语言的中学生,语言能力一再被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文言文显得尤为重要,捍卫汉字的纯洁和优美,也是语文教师面对的任务之一。

第二点,学习文言文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立足的根。中华文明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和精神的传承有的通过口口相传,其他的大部分凝聚在一卷卷古籍里。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刘国正认为:中国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如胶似漆,密不可分。”在过去,尽管物质条件如此匮乏,但古人的精神却如此富足。学好文言文,才能汲取古人智慧,服务现在,做到古为今用。比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出自《周易》乾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坤卦的“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我们经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其实是出自《庄子・山木》,原文是:“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除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之外,学习文言文还能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比如旧时儿童的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里面都对为人处世做出规范。《三字经》中“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千字文》“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弟子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教师在教授文言文的时候,要重视文章整体深意的挖掘,在文言文教学中融入审美教育、人文教育。教师不应把文言文教学简化为古汉语教学,只是机械地把晦涩的难词翻译成对应的白话文,却忽略了文章的中心思想。要了解文章所包涵的气节,修养,情操,哲理,通过诵读,从中体会中国古典诗词作品的意境美,音韵美,结构美,语言美,思想美。读登岳阳楼能体会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的广阔胸怀;细细品读王勃的《滕王阁序》,会发现词句背后的“舍我其谁”的磅礴大气;读李密的《陈情表》,感受到他对祖母的孝心;诸葛亮的《出师表》更是显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表现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

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要意识到文言文教育的功能,清楚地认识它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通过文言文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篇(5)

“以禅喻诗” [1]一词首先明确地出现在严羽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且《诗辨》篇中贯穿着“借禅以为喻”的论诗理论。“以禅喻诗”这种论诗方法,乃宋人常谈。然终宋一代,“以禅喻诗”是一个模糊的命题,“难作鞭辟入里之论” [2],多“透彻玲珑,不可凑泊”,难见详实见底之论。于是,“以禅喻诗”成为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桩公案。学术界在探讨“以禅喻诗”的过程中,歧见迭出。今笔者试着通过对“以禅喻诗”中的因缘关系进行清理,在“喧嚣”的“以禅喻诗”话题背后,尝试找出其真正的内涵归向。

一、宋代与禅学的因缘关系

“以禅喻诗”之说不是严羽的想象或杜撰 ,也并非始自严羽,正如郭绍虞先生所指“‘诗禅之说’原已成为当时人的口头禅了” [3],那末,为更好地阐释“以禅喻诗”,我们必须先置身于历史文化语境中。

自苏轼作“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4],首开诗禅相喻风气,“而后有黄庭坚、惠洪、陈师道、韩驹,吕本中,范温、刘克庄、叶梦得、严羽等” [5],比肩接踵,各发己论。以此,以禅喻诗,风靡于宋。正如钱钟书所云:“盖比诗于禅,乃宋人常谈” [6]。何以这一状况兴盛于宋?

正如罗宗强先生曾想:“一种新的诗歌思想、诗歌理论的出现,必有一个环境、一个过程,绝非孤立现象” [7] 。宋代与禅学之因缘,显然易见,首先在于佛禅之于士大夫的影响之上。在宋代,禅宗思想大规模渗透进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宋代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及宏智正觉的“默照禅”是这一时期极有影响的两支禅宗支系,对当时禅学及世俗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宗杲的“看话禅”认为“我”可以再现实生活中的“随缘放旷,任性逍遥”,正觉的默照禅吸收了慧能以来的心性论和般若空观,突出了“返观内照”的思想。在内忧外患压顶而来的宋代,士大夫纷纷退回到内心生活中,寻找一种“心理平衡”。 而重视心理的“禅学”给了士人们心灵安顿之处。这就产生了北宋文人间流传的“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现象[8],士大夫参禅队伍空前庞大。

其次,自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士大夫禅悦之风大盛,禅和士吟诗之习益浓,士人们纷纷自觉引禅学至文化领域,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禅参诗便成为宋诗学的一大特点,“以禅喻诗” 这种新的诗论方法成为一种潮流。严羽正是承接此绪而来。如蔡《蔡百纳诗评》云:“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惟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9];任渊《后山诗注目录序》:“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 [10]。无论比喻是否确切,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宋人经常以禅门宗风的不同来比喻诗学理论。宋代的禅宗,门户众多,禅法各异,北宋有临济、云门的并立,黄龙、杨歧的分派,南宋有看话禅、默照禅的论争,临济、曹洞的对峙。诗人对于禅宗宗派,因为受到时代、地域、家学、交游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不同的禅门各有偏嗜。禅思影响到诗思,便有诗风的差异和宗风差异的类比。故宋人诗学理论,常常以禅门宗派相比附,严羽“以禅喻诗”的形成,固然有各种因素,然而这一潮流的影响也为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并非“自家闭门”也。

二、严羽与禅学的因缘关系

严羽“以禅喻诗”中,以下一段话多为人诟病。“学汉、魏、晋与宋唐之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严羽把汉魏迄于盛唐之诗喻为临济宗,是最上乘的诗,而把盛唐以后之诗喻为曹洞宗,是次一等的诗。后之学者多认为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临济宗和曹洞宗均出自南宗禅,故谓严羽不懂禅学而胡乱设喻。陈继儒《偃曝谈馀》卷下云:“此老(严沧浪)以禅喻诗,瞠目霄外,不知临济、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剿其门庭影响之语,抑勒诗法,可谓杜撰禅” [11];钱谦益《唐诗英华序》:“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 ……不知临济曹洞,初无优劣也” [12];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严氏纠谬》尤为详批,兹不赘述。从禅宗史来看,临济宗出于南岳怀让,曹洞宗出于青原行思,据为五宗之一,原无高下之分,而汉魏、盛唐之诗与大历、晚唐之诗,却又有妍媸之别。欲解困惑,先得明晰严羽究竟与禅学有着怎样的姻缘关系,是谓“无知”,还是别有趣尚?

禅宗五家,发展至严羽生活的时代,只有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势力最大。其中沩仰、法眼二宗在北宋中叶已无嗣响;云门宗至南宋孝宗时期也后继无人。而在严羽之前,叶梦得稍后,临济宗和曹洞宗各出一位大师,及宗杲和正觉。而严羽却是宗临济宗宗杲禅风的。其《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之言可为证:“妙喜(自注:是径山名僧也宗杲)自谓参禅,仆亦自谓参诗”。

严羽的这种宗临济宗的祈向,一方面,来自严羽与宗杲禅学的地域姻缘,另一方面则是严羽诗学思想与宗杲禅学思想的相契合。首先,在地域上,以宗杲为代表的临济宗,其势力以浙江、福建一带为主。宗杲曾在《若怀首座求归洋屿庵》诗中即说“吴于闽有大因缘,夜梦昼思无间然。他日定归洋屿去,楞伽室内作终焉” [13],其中洋屿庵即在福建福州。而以正觉为代表的曹洞宗,“道法浸盛于江淮,大被于吴越” [14]。严羽,为福建邵武人,因而,定然更易受到临济宗的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严羽对宗杲禅宗思想的自觉接受。在当时的禅林中,宗杲是大力提倡“妙悟”的。而与之相对的曹洞宗的“默照禅”则看轻“妙悟”,主张静坐默照,宗杲鄙之为“邪禅”、“屎禅”、“杜撰禅”。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六云:“近年以来,有一种邪师,说‘默照禅’……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为极则” [15],又云:“如此等辈,不求妙悟,以悟为落在第二头,以悟为诳人,以悟为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 [16]等。在宗杲看来,参禅除却“妙悟”,别无正途。而严羽也说,“禅道惟在妙悟”,即从此处接受。此外,宗杲还认为妙悟在于心解,不在于言句。如其在《示无相居上》中指出“今时学道人,不问僧俗,皆有二种大病:一种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种不能见月亡指,于言句中悟入,而闻佛法禅道不在言句上,便尽拨弃,一向闭眉合眼,做死模样……”[17]。而严羽讲“妙悟”,也是与学力相对的。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可见,严羽并非无知于禅,而是与宗杲禅学有着深厚的因缘关系,其禅学趣向也因此偏向于以宗杲为代表的临济宗。因此,在严羽心中,临济宗与曹洞宗自有高下。取二者之高下,实乃取二者之不同的宗风而比喻诗风差异。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中指出“参禅之方法,则各有所取,取以比论,有何不可?”[18]。

三、诗学与禅学的譬喻关系

“以禅喻诗”一词首先明确地出现在严羽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其谓“以禅喻诗,莫此亲切”。何为“以禅喻诗”?简言之,“借禅以为喻”。喻者,譬也,作“比方”之解。本体为诗,喻体为禅,本体与喻体并不能全然比附,而只是在某个方面的“浑似”、“类合”。吴可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19],明末陈宏绪《与雪崖》亦云: “诗与禅相类,而亦有合有离” [20]。综合定义,即是借用禅学术语来作譬喻,用禅学系统的概念来类比诗学系统的概念,进而由一个禅的体验走向诗歌创作的体验,从而阐释出丰富的诗学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来有以喻论诗的传统,钟嵘《诗品》贯穿着以“比”论诗的方法,钟嵘《诗品》卷上评谢灵运:“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20];司空图《与极浦书》:“戴容州云:‘诗家之景色,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然是项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到,不可废也” [21]。

显然,宋人以禅喻诗是继承了历来以喻论诗的传统。而不同在于,古人偏好于通过具体意象,以传达其诗学主张,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事。……此以容比物者也” [22]。具象化的比喻,通过形象的比喻,能描述出诗歌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征。而以禅喻诗,乃是以禅的体验来解说诗的体验,从抽象的“禅意”走向难言言传的“诗意”,都乃“空无所有”。

从上文观之,以禅喻诗,是就禅与诗相类之点而比拟的。以禅喻诗乃是宋人别致的诗学阐释方式。诚如现代学者周汝昌所言“借禅讲诗,以禅喻诗,只是一种方便法门,而不是认诗即禅。讲中国文学艺术而涉及禅学的问题,与、与唯心主义等等哲学问题毫不相干,而只是一种东方文化中所独具的‘传达’、‘领会’的奇特方式。这方式,无以名之,―也许可以杜撰一个‘超高级传达交流方式’。诗人(韵文作家)由乐感受,要想将它传达于他人(读者),非常困难,用一般方法,必非诗人原意。于是而有见于禅家的传达方式,用最直截了当的办法达到领会的效果。诗禅的关系,主要在此。把握真、最亲切的直接感受(心得领会),语言无法传达。诗人也将所感受事物之真,设法传达于人,在传达真谛上共同之处,诗理、禅理相通。这是诗与禅能够结合讲论的主要原因” [23]。比喻这种修辞格要求本体与喻体有相似之处,但不能完全相同。严羽也只是从“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道出禅与诗的相似之处。因此,以禅喻诗只是一种阐释诗学的方式而被广泛采用。这种比喻方式不可避免地有些局限性。在概念体系的构建上,缺乏对概念定义的精确描述,这也是“以禅喻诗”诗论所存在的缺陷。以致后之评论家过多的比附本体和喻体,容易导致诗学阐释上的牵强附会。应秉承郭绍虞先生之见去为“以禅喻诗”正义:“沧浪说,‘论诗如论禅’用一‘如’字可见只是用作比喻,并不重在禅义与诗教之同异” 。[24]

四、小结

自严羽“以禅喻诗”以来,褒贬不一,聚讼不已。反对派如刘克庄论“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 [25],乃误解了“以禅喻诗”中的阐释方式,“譬喻”不等于“是”,此为第一认识误区;其次,如李维桢、陈继儒、冯班、钱谦益等人诸如“临济、曹洞有何高下”之疑问、认为严羽“参学之功少也”之论,乃忽视了严羽与宗杲禅学的因缘关系,此为误区二;清钱振论“纯是傍人篱壁,拾人涕唾”[26],如此之论,大概是未能参透严羽“以禅喻诗”之本义,未发现其于诗禅相通之义上的理论创建,尚且估之为误解之三。可见,前人对严羽的“以禅喻诗”的误解,都是在宋代与禅学、严羽与禅学、诗学与禅学之关系的把握上。不过,“以禅喻诗”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和表达上的含糊化也将是其歧见迭出的另一可探原因,“因为作为宗教的禅与作为艺术的诗,中间终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论比喻起来多么‘亲切’,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 [27]。但就严羽的客观条件来说,在把握好了这些命题中的相关关系后,不难发现其确实在以禅喻诗上作出了总结性的成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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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宗法、宗荣、法澄、宗信等编.天童觉和尚小参语录序[A].天童正觉禅师广录(卷五).大藏经(第四十七册)[M].(晋)鸠摩罗什等译著,李亦安整理. 辽宁:万卷出版公司, 2009.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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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宗杲.答张舍人状元安国[A]. 大慧普觉禅师书(卷三十)[M]. 禅宗语录辑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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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明)陈宏绪.与雪崖[A],尺牍新钞二集.藏奔集(卷十二).周亮工编.贝叶山房,中华民国廿五年五月.

[20](南朝梁)钟嵘撰. 诗品[M].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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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9.

篇(6)

吴晓红习惯改变和挑战,她的人生充满了变数。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辽宁丹东师范学院当了3年英语教师,工作清闲稳定,让她产生了逃离的冲动。于是,吴晓红读了研究生,没想到毕业后她的工作还是当英语教师,只不过单位变成了沈阳医科大学。吴晓红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辞职后她到辽宁出版集团当了一名编辑,同时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

2002年,辽宁教育集团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中国权。既有英文专长,又有中文底蕴的吴晓红脱颖而出,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国版的责任编辑。

“最大的竖字横写独体榜书”、“最长寿的大熊猫”、“默写圆周率最多的人”、“牙齿牵引火车头纪录”……吴晓红相当喜欢这种充满新奇感、很有意思的工作,她每天都要和全国各地身怀绝技的人打交道。“我的生活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换着花样翻新。”吴晓红常常这样描述她的工作和心情。

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是闻名全球的有关打破纪录的权威机构。自从1955年第一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出版以来,每年出版一次的《纪录》在150多个国家以37种语言出版,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版权图书,发行量超过了《圣经》。吉尼斯进入中国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却收到了极大的效益,而且潜力大得惊人!

2003年,吉尼斯总裁查理兹先生决定在中国设立一个认证官,专门负责中国纪录的认证工作。出版社领导和查理兹先生同时把目光对准了吴晓红。

吉尼斯是HIT娱乐公司的分支机构,市值超过6亿美元。每年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而认证官就是这些申报者成功与否的裁判。虽然吉尼斯世界纪录已经与70多个国家合作,但全球只有6个认证官,分别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且全部为男性。在那些没有认证官的国家,申报人必须先把自己的绝活展现给本国的方,然后再由方递交到英国总部,由总部分配给相关认证官,经过认证官认证后再一层层反馈……整个过程最快也需要1个月,有的甚至要等上大半年。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和5千年文化的泱泱大国,中国的确需要一位世界纪录认证官。吴晓红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女性,并且是她!

从寒冷的沈阳到达北京,然后飞往温暖如春的伦敦,吴晓红的心情像天气一样充满了变化。8个小时的飞行后,吴晓红迈进了位于伦敦幽斯顿路366号的吉尼斯总部大楼。那一刻,吴晓红的心中响起了一个声音:“吉尼斯,中国的第一位认证官来报到啦!”

在这座大楼里,吴晓红要进行8周的培训,签证官、审核官、各部门主管将轮番教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标准、类别、申报程序等20多项内容。“你将是全球第一个女认证官!”同事恩特竖起大拇指告诉吴晓红。

2006年4月29日,吴晓红顺利通过培训,这也就意味着她能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到纪录的创造中去,这种介入感是以前没有过的。有了这个资格,今后中国人申报吉尼斯,最快在当天就可获得结果。查理兹先生握着吴晓红的手兴奋地对她说:“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从此,你可以代表总部在中国进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了!”

每一次认证都刻骨铭心

第一次认证,是吴晓红取得资格后不到一个月。2004年5月,广东省文联准备为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品超申请世界上年纪最大的歌剧演员吉尼斯纪录。罗品超先生已是93岁高龄,从艺时间长达74年,堪称“德艺双馨”的国宝级大师。此事如果申报成功,将是中国艺术界的光荣。

接到申请书,吴晓红有惊喜也有紧张:“我能胜任这个工作吗?”吴晓红了解了一些有关粤剧的背景知识,然后开始认证:核实罗老的出生年月、登台时间,然后上网查找演出资料,核对其当时是否经常表演……每一项内容,都来不得半点虚假,吴晓红既要跑派出所的户籍登记处,还要往返于罗老演出过的各大剧院,甚至拜访他早年的同事。经过艰难的查找、核实,吴晓红得出结论:罗品超为至今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歌剧演员!

就在吴晓红准备为罗老颁发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的那一天,她获悉自己攻读的中文博士学位证书颁发仪式将同时在苏州大学举行。能够戴着博士帽参加毕业典礼,是吴晓红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可是。这次认证也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怎么办?怎么办?”吴晓红焦急地徘徊着。

“罗老已经93岁了,却还在为艺术忙碌着,我怎么可以为了戴博士帽而放弃自己的工作呢!”吴晓红给了自己一个充分的理由,她如期出现在罗老的颁证晚会上。第一次认证,吴晓红体会到了选择并不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有了理由就不怕犹豫和遗憾。

许多人都认为吉尼斯只是一项挑战,却不知道,其实挑战成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鲍喜顺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2005年8月,蒙古族男子鲍喜顺以其2.361米的身高走进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现今存世身材最高的人”。鲜为人知的是,鲍喜顺并不愿意参加认证,从小就“高高在上”的他,受到的不是“高人一等”的待遇,别人拿他当怪兽,取笑他、欺负他;长大了,他又因为身高遭遇了许多挫折,婚姻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他性格孤僻、悲观、敏感,每天躲在家里不愿意出门。更糟糕的是,由于家境贫困,他患有重病却没钱去医院,只能躺在家里等死。

经过吴晓红的再三努力,鲍喜顺勉强同意申报吉尼斯,没想到申报成功后,他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断有人来采访他,关心他,和他交流,给他捐款,为他治病。鲍喜顺的心逐渐温暖起来,他的性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积极、乐观、开朗,还学会了唱歌,并且应邀出席电视台、商业节目的表演,还有人找他代言广告。

吴晓红印象最深的一次认证,是2004年7月28日在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隆重举办的一次摔跤比赛。摔跤是蒙古族一项传统的体育赛事,吴晓红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当2048名身高1.80米以上、满身肌肉的蒙古壮汉站在她眼前时,气势如虹的场面震撼了她的心。

踢毽子在中国也是传统运动项目,踢得最好、最妙的数辽宁铁岭市的李汇凤,她能连续踢毽4小时37分钟而不使毽子落地。在2006年以前,吉尼斯并没有这个项目,甚至总部的工作人员连毽子是什么都不知道。因此,李汇凤的多次申请被驳回,这一度让她沮丧灰心。2006年2月,已是认证官的吴晓红得知这件事后,向总部提出了异议,她要帮李汇凤拿到这个世界纪录。

为了确保成功,吴晓红翻阅了大量历史书籍,又邀请运动专家给踢毽一个科学的说法,最终这个项目得到了总部的认可,它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shuttlecock(羽毛球、毽球)control”――这是吉尼斯世界记录里面惟一一个以中国项目立项的纪录!比李汇凤更高兴的是吴晓红,她把这次认证看作是收获最大的一次认证。

最悦耳的认证是2005年8月29日,世界制造业博览会开幕式

上,301架钢琴现场合奏,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琴合奏”吉尼斯纪录。

最甜蜜的认证,是北京一款名为《魔山》的冰淇淋,这块重达8吨的冰淇淋长4.8米、宽3米、高1米,共由720多块小冰淇淋砖搭成,冰砖之间的缝隙则由奶油填充,还用五颜六色的奶油装裱。既美味又好看。吴晓红小心地尝了一块,又甜美又冰凉,这项“世界上最大冰淇淋”吉尼斯纪录诞生了。

无论是第一次的认证,还是最难忘的认证,还有那些不成功的认证……任何一次的认证,都让吴晓红刻骨铭心!

学会说“不”并不容易

世界上最胖的猫、一只手能握10只鸡蛋的人、说话最早的婴儿……你以为这些也能申报吉尼斯吗?对不起,吴晓红会给你亮红灯,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无论你具备多大的本领,但只要是对身心有损或者毫无意义的申请,都会被她毫不犹豫地驳回!

2005年6月,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颤巍巍地在家人的搀扶下找到吴晓红,他申报的项目是“倒立时间最长的老人”。吴晓红仔细观察了一下老人,立即否决了他的申请,老人的年纪太大、身体似乎也不太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就不好了。老人不服气地甩开家人的手,当场就要表演。吴晓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阻住老人,老人很失落、很生气地走了。

还有一次,一位父亲带着2岁的女儿想要申请“最小儿童转呼啦圈次数之最”,吴晓红拒绝了。不是这个项目不好,而是孩子太小了。她咨询过医生,儿童持续进行这项活动会造成发育上的障碍。尽管吴晓红的拒绝是为了孩子的健康,但孩子的父亲不理解:“上次我在电视里看到,大连一幢高层大楼平移几十米,同样充满危险,你怎么就给认证了?”面对对方的理直气壮,吴晓红耐心解释:“高楼平移的确危险,但它是科技,如果成功,代表了人类改变世界的一种力量,吉尼斯最欢迎的就是这种可以超越、有积极价值观、有意义的项目……”

类似这样的人和事碰得多了,吴晓红逐渐有了经验,她知道运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言语对那些不符合吉尼斯要求的申请人说“不”。首先。她会明确地告诉每一个申报人,吉尼斯有一套严格的认证标准,有四个基本标准:可以打破的、可以被证明的、可以量化的、有趣的,同时必须是健康向上的。

吴晓红每天至少要接到100多个申请电话,90%以上的项目都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说,同样拒绝的话,吴晓红要不厌其烦地说上90遍!同事们都很好奇,长年累月下来,吴晓红怎么就不觉得烦?而事实上,吴晓红高兴还来不及呢,申报的人越多,说明大家对吉尼斯关注的程度越高!

吴晓红只对一类人的申报毫不犹豫地拒绝――绝食多少天、用身体撞汽车、文身面积最大的人……在吴晓红的眼里,这样的行为对申请者本人和社会都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一种更可恶的情况,一些江湖游医居然申报“治愈人数最多的灵丹妙药”。有一次,一位游医提出只要吴晓红给他认证,他将给予高额回报。吴晓红一点都不动心,她生气地回答对方:“这世上没有灵丹妙药,有也是骗人的,并且这种东西是没有评判标准的,我代表吉尼斯对你说声对不起!”

每个人部有自己心目中的吉尼斯

刚当上认证官时,一些人很嫉妒吴晓红的幸运。吴晓红知道,其实认证官的工作并不简单,没有深厚的英语功底、不了解吉尼斯的人根本没办法开展工作。有一段时间,吴晓红痛苦极了,面对漠视她的人们。她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张迪是个小伙子,他的绝活是蹦极,摩天大楼、灯塔、悬崖峭壁都是他的练习场所。为了能超越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整整训练了12年。遗憾的是,虽然张迪每年的成绩都在上升,可上升的数字一直没有超过吉尼斯纪录里已存在的数字。2004年11月,张迪再次申请――他要从距离海面50米的直升机上一跃而下,“掉进”海里!

张迪起跳那天,海面风力5级,海浪很大,虽然安全措施到位,但蹦极的难度和危险性都比较大。直升机将张迪载到距离海面50米的高空,短短5秒钟的时间,张迪优雅地伸开双臂,在迅速进入海水后又迅速被蹦极绳拉起,经过几个反复,他的身体停在空中……张迪成功了,无数闪光灯对准了他,他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吴晓红给张迪认证后并没有急于离去,她在旁边听他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问:“你为什么要挑战吉尼斯?”张迪回答:“我不是挑战吉尼斯,我是挑战我自己!”“12年,值得吗?”张迪说:“值得,因为每一年我都让你们看到了进步,我要让你们相信我能行!”

吴晓红震撼了,吉尼斯并不是高高在上,并不是只属于佼佼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吉尼斯。“挑战自我才能让别人信服!,'一次平常的认证,让吴晓红有了意外的收获!“既然别人怀疑我,漠视我,那么我就要勇敢地挑战他们!”吴晓红再也不去理会那些嫉妒她的人,她认真地接听每一位申报人的电话,友善地接待每一位申报人,仔细地填写每一张申报表。工作之外,她把时间统统奉献给了图书馆或者网络,她必须让自己成为一台高性能电脑,容纳足够多的建筑、科技、医学、体育、音乐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地面对那些申请者千奇百怪的过人本领。

吴晓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有时候一帮人聊天,无论哪个领域,她总能正确无误地说上几句。那些怀疑她的人开始信服,嫉妒她的人对她刮目相看,她笑了:“哈哈,首轮挑战成功!”

每年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人申报吉尼斯,2001年是申报数最多的一年,超过了5万条,而与中国有关的不足50条。美国一位叫阿什里塔・弗曼的小伙子,一个人就创造出吉尼斯世界纪录达94项之多。吴晓红沉默了,内心有个声音在高呼:“不能让聪明的、有本事的中国人永远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垫底!”

这是吴晓红对自我的第二个挑战,她能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