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的特点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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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按参加体育项目人员的阶级层次将唐代体育消费划分为宫廷贵族的体育消费和民众体育消费两类。1.宫廷贵族体育消费在唐代，宫廷体育高度发展，如宫廷马球、宫女步打球和白打、龙舟、文官拔河、骑射、百戏、大型舞蹈团体操、举重、弹棋、围棋、博戏等，宫中体育游戏和比赛几乎天天有，甚至公主下嫁、宴会外国使臣都离不开体育表演。而流行的宫廷体育活动非马球莫属。仅《全唐诗》就收录二十多首关于马球运动的诗歌。在唐代描写马球的诗歌中，韩愈在《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描写了马球比赛热烈、刺激的场面，如：“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着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唐代对马球场的场地也是极具要求的，如女诗人鱼玄机在《打球作》中描写道：“坚园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阎宽的《温汤御球赋》有：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纤尘飞而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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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家庭成员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国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独特的功能。总书记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湖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由此可见，学校虽然是教育的主阵地，但学校教育不可能取代家庭教育。在当今社会，重视研究家庭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使之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调配合，才能真正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的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家庭教育思想体系。回顾、研究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探索其有价值的内容，对搞好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齐家与治国相联的家庭教育目的论

我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其经济特点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特点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依赖性较大。一般衣食等物质生活资料主要在家庭中生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享用。这一方面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很强的依赖性、关系的密切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受关注性。因为家庭成员接受家庭教育的程度与其家庭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克绍箕裘”的说法，这是说，有许多“家业”、“家传”、“家学”都是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的。

另外，我国古代社会是很重视血缘宗法关系的，这便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株连九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成员之间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的生动写照。正是由于家庭某一成员的发展对家庭其他成员、对整个家庭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家庭的管理，为了家族的命运，家庭教育便受到古人的特别关注与重视，将教育子女视为父母的天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诸多颇有影响的家教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然而，古人进行家庭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停留、局限于此，他们将家庭教育与治国相联系，将家庭教育的目的提高到了治国的高度。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孟子·离娄上》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大学》中也提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由此可见，古人将齐家看做是治国的基础，将家与国统一起来，认为在家维护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与在国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是一致的；认为在家若能事亲，在国则必能事君；在家若能尽孝，在国则必能尽忠。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将孝悌与忠顺相联系，家庭教育既能为小家培养孝顺之子，又能为大家（国家）培养尽忠之臣。因此统治者便对家庭教育大力提倡。在我国古代社会搞好家庭教育不仅成为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更成为国家的需要。

二、以修身为根本的家庭教育内容论

我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十分重视人的培养，将培养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受其影响，也非常重视教育子女如何做人，重视子女人格的完善。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强调品学兼求，但把人格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认为学高不是真正的目的，学高是为了品高。学会做人，以修养德行为求学目的，应该说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一大优良传统。为了培养后代完美的人格，伦理道德教育便成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1.志向教育。立志是修身之基，因为志向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只有确立志向，才会明确努力的方向，才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行。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会随波逐流，虚度年华，一事无成。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如诸葛亮在其《诫子书》中写到：“夫学，欲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宋人张载在其《经学理窟·义理》中写到：“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提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既然志向如此重要，那么应教育子女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女要立圣贤之志，要立志以报其国。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掩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不强毅，意不慷慨，待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教子立大志，教子与治国相联系的一个典型例证。重爱国大节，小家与大家相联；重民族气节，个人与民族一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待人教育。如何待人，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待人教育的基础是教育子女如何对待父母。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我国古代对如何为孝有着非常详尽的阐述，如《孝经》中曾经提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哀则致其丧，祭则致其严。”[孝经]这是对如何侍奉父母所进行的理论上的阐述，而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实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在对待他人方面，古人重视教育后代谨慎做人，谦让待人，与人为善。《周易》中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教育子女在处理人我关系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别人。诚实守信是古人所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礼记·曲礼》中曾提到“幼子常视（示）勿诳”[礼记·曲礼]，强调应该将诚信植根于孩子的心中。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曾子杀猪”的故事是信而勿欺的典范，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诚实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为兑现诺言而不惜杀猪，成为流传千古的教子佳话。

3.勤奋好学教育。古人认为学习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使人明白事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改变人的精神气质。然而学习必须从点滴学起，由渐次积累而成，必须经历一个由量到质，由感性到理性的艰难过程。为了早日成才，学习必须强调一个勤字。勤奋好学是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即使是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能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因此古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特别重视对子女的勤学教育。如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就列举了许多古人勤学的例子，“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驾。”以此来教育其后人勤学、惜时，不虚度时光，以求有所成就。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写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

4.勤俭教育。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对后代进行勤俭教育，希望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后代居安思危的意识和自立的能力，以求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司马光曾专门写有《训俭示康》，从正反两方面阐述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非常崇尚节俭，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常以勤俭二字约束自己，而且还经常对其家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他在《书赠仲弟六则》中写道：“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再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这种勤俭持家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5.重视行为习惯的培养。古人除了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观念的灌输外，还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礼记·内则》中就提出了按儿童的年龄有计划地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的思想。“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礼记·内则]后人继承这一思想，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在举止、言谈、饮食、起居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古人之所以重视对子女的行为习惯的培养，主要出发点还是着眼于根据子女的认识水平，进行养正教育。宋代朱熹主张从学习眼前之事开始，通过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进而为学其理打下基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是以修身为根本的，在修身方面论述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

三、重视早教、习染，反对溺爱的家庭教育方法论

1.重视早教。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大戴礼记·保傅篇》中有“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大戴礼记·保傅篇]汉代贾谊也提出“早谕教”的观点，有许多家教论著中都提出施教应从胎教做起，并提出了一些胎教主张。如颜之推在其所著《颜氏家训》中就曾指出：“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认为如果无法进行胎教，亦应进行早教，“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不仅易见成效，而且易于巩固。古人提出的早教有益这一思想，现在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早教已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重视。

2.重视习染。环境对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基于这种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古人在进行家庭教育时，特别强调要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受教育环境，重视对孩子所接触的环境中的人的选择。家庭是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影响着子女的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作用也是极大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强调家长的身教作用。认为父慈子才孝，兄友弟则恭。张履祥提出修身是教子孙的一个重要基础，要想教育好子孙，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只有家长先端正自己的行为，才能端正孩子的行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对于环境习染、师友的选择也是很重视的。孔子有“里仁为美”的论断。众所周知的孟母为教子而三迁的故事，即是重视环境习染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重视环境熏陶的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

3.反对溺爱和偏爱。爱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去爱，怎样处理好爱和教的关系，这却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古人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他们提出要爱教结合，反对只爱不教，反对溺爱，认为爱子重在严教，重在引导和约束孩子的行为；而溺爱则有百害而无—利。

另外，古人还特别重视家长对待子女的一视同仁，反对偏爱子女。颜之推曾指出：“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认为对子女施爱不均，必然会导致家庭不和睦，既害子女，又害家庭。古人家庭教育思想中的均爱思想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当然，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封建家长制、等级制的教育观念，在教育中不太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和需要、压抑人的个性等，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批判。但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更重要地是探寻其精华，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汲取，结合时展赋予其以新的内容，使古人的家庭教育思想更加充实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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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诞生后，整个社会的文人蜂拥挤向科举，力争入仕，蒙学教育也在这种背景刺激之下得到发展与普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举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选举志》)可以证明。蒙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士人将来参加科举打好最早的基础，甚至一些蒙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的。正是这样互相衔接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之下，蒙学教育的出现、发展、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唐代参加科举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生徒”，一为“乡贡”。“乡贡”中以私学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选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恰恰说明出身“乡贡”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学阶段教育的部分，而当中也必然有学习书法的经历。

(二)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材以识字、习字为主要内容

唐代蒙学课程由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学经，如《孝经》既是“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也是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共同课程。唐玄宗时期，明令老百姓须读《孝经》。这些做法自然而然会对当时的蒙学教育内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教育内容还包括了识字、史学、诗赋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蒙学教育。唐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书法教学的论文数量相当多，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在此通过对《千字文》的简述，希望能对唐代蒙学的书法教育现象有个大致了解。《千字文》的来源和编著情况说法不一，现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为通行观点:“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主。”［6］《千字文》作为通俗识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卷二零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曾经临摹八百本《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封氏闻见记》卷十还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外，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千字文》的书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唐摭言》卷十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7］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就有《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不仅说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学教育中较普遍的初级识字、习字教材，同时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唐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不仅中原地区相当发达，而且也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学习的内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见《千字文》波及范围有多广)。

(三)蒙学阶级的习字教学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围绕执笔、用笔、结构来进行

“楷法遒美”的科举要求直接影响到唐代官学和私学中书法教育的各个层面，蒙学中的书法教学也大都集中在对楷法的诠释上。楷书风格在唐代成熟，为总结汉字的造型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现实经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楷书的初级习字教学法。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和《用笔论》。《八诀》讲怎么写笔画，《三十六法》讲怎样结构造型，《用笔论》则专谈笔方法。蔡希悰《法书论》中记载“旭尝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变通适怀……其次在纸笔精佳。”［8］张旭强调了学习的次序，即首先是执笔，其次是用笔，再次是结构，最后是变通适怀和纸笔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级书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学受科举重书等原因的影响，以实用性为主，形成了大量相对成熟的针对蒙学儿童的教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不少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在书法教材中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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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01-05

人之物利欲望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关于经济性质及其发展和有关政策的主张的基本倾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利欲观是整个经济思想的基础。中国古代利欲观的内容非常丰富，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特点，反思其根源，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治国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中国传统学术重微言大义，不太重系统论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这方面内容显得有些杂碎。但它没有被精炼提升为一个有方法论意义的严格概念，如西方的“经济人”假设。所以为更好地归纳和揭示其特点，笔者尝试从整体与演变的视角来对其做较系统的考察。经过这样考察，中国古代利欲观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特点。

一、普遍肯定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

纵观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或思想家都明确肯定好利是人的本性。

老子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①

这表明，他不但认为人的本性是贪求物利和享乐的，而且还认为它是人自身很难加以控制的本性。大致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强调无为而治，强调“圣人”治国，要在使民处于“无知无欲”的状态。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明确肯定人之好利是自然本性。他说：“食、色，性也。”当然，他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他这样说，并不是说君子不求利，而在于认为，君子“好义”，“使民莫不敢服”。③君子根本利益在于使民“服”。民“服”，君子之利的实现自在不言中了。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观点与孔子相似。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④对于君子，他提出了“王何必曰利”的观点。他之所以提出这样观点，也因为认识到“王”的根本之利在于能“王”。王者要实现这一根本利益，讲“仁义”是最有效的途径。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⑤

董仲舒对推进儒学朝着封建意识形态化方向的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于人之好利本性有更深入的认识。他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体不得利不能安”。①这表明他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承认人之好利本性的存在性，还开始力图从人的生存的角度，即从人要“养其体”，使“体”“得”“安”的角度来论述其存在的必然性，是较为深刻的。韩愈自命是唐代独得儒家道统之真谛的传人。他虽然将性与情作了区分，在他看来，性指仁义礼智信，是与生俱来的；而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是“接于物而生”的。②这样一来，似乎情不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了。其实，只要我们承认人人都不能不“接于物”而生存，只要一“接于物”便会生他所说的情，那么，这自然也就等于承认当中的欲是人的本性了。

宋明理学开启了儒学发展的新时期，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朱熹，其中朱熹是集大成者。他们都明确肯定人都是好利。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性好利的揭示与论述十分透辟，不像儒家那样总是将其与义相掺混，伪饰扭捏。商鞅说：“民之于利，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⑧他还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⑨“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⑩在他看来，民之求利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本性，就如水要向下流一样不可避免。人们对名利的追逐是一贯的，不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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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办学为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方面曾作出了重要贡献。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1］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当时还仅是官方藏书、修书之所，并不是教学机构。到五代时，由于战事不断，学校停办，一些文人学者选择名山胜地，修建房舍，招收生徒，进行讲学活动，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亦称“庐山国学”，就是聚徒讲学的机构。［2］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书院，这时已经基本形成。至宋明，由于理学发展与一些名师宿儒的热心推动，书院的发展进入到黄金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六大书院。至清末结束，书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

一、书院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特色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书院教学与学术发展是互相推动的，书院的兴衰与学术的发展休戚相关。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书院实行讲会制度，不仅有利于书院本身的教学，而且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所以，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3］

（二）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仅不同学派间，而且即使是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书院依靠讲会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提高了书院的教学水平。

（三）书院的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教学模式。

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采取师生互动辩论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与学生共同讨论。由此形成会讲形式，后世书院的会讲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把师生互讲和讨论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

在这种论辩式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角色侧重于指引者，倡导学生的自学为主，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书院属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在为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与品德修养、完善人格有机地结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就明确指出：“言忠信，行驾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

二、书院的教育教学制度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虽然历经历史的演变，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体系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古代书院制度蕴含的宝贵教育经验仍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汲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借鉴其合理成份，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

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把教学与科研置于适当的位置，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书院带给人们的启示，又是当前高等学校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书院的大师们大多是某一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积极讲学施教，使得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得益彰。某一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和深入研究这两个方面。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与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基本职能，它们是两个独立而相互联系的活动。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要进一步促进理论与学术的繁荣，就必须建立教学与研究的良性互动机制。［4］

（二）重视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

我国书院讲求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与争辩。这是古代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启示。随着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在学术领域不断有新突破、新进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学术交流也打破了地域、时空的界限，学术交流日益现代化、国际化。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工具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科研领域。一部分研究生表现出急功近利，不能静下心来钻研探讨，论文抄袭的情况严重，致使学术氛围淡薄和学术道德滑坡，学术研究含金量的下降。这种学术研究上的“拿来主义”必须遭到坚决的反对，保护好学术研究领域这片净土。

（三）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发挥导师育人功效。

我国教育史上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在私学教育中更为突出，书院制度由私学发展而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古代书院的主讲主要是受聘于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尊重学生。学生慕先生之名而来，尊师敬道，虚心好学。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

当代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学生跟着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学者进行研究学习，这与古代书院学子师从名师宿儒学习颇为相似。但是随着中国研究生规模的扩招，每个导师所带的学生越来越多。导师由于自身工作忙碌及精力所限，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日益减少，造成师生关系的松散；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普遍存在，师生交往趋于简单化、雇佣化。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而且削减了导师育人的功效。牢固而融洽的师生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学生要体谅导师，主动向导师请教，真诚地与导师交流；导师应关心学生，在指导学生学习的同时，辅以必要的人文关怀，使导师和学生形成一个集体。同时，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感染教化学生，充分发挥导师人格教育这一主渠道之功效。

（四）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5］书院教育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这对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意义重大。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目前中国研究生教学大多仍是沿袭以传授知识为主、忽视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有可能为研究生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劣势是忽视了研究生日后从事实践工作中各种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基础理论知识的简单堆砌，更需要研究者的批判分析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就要求研究生导师摒弃传统的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学理念，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师生间相互质疑，学生间各抒己见，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

参考文献：

［1］曲士塔.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太原:出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谢笑珍.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娄底师专学报，2001，（1）.

篇（6）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篇（7）

“中国古代文学苑”（gx.省略），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自行设计和建设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网站。自2006年6月正式启动以来，该网站几经变更，几经扩充，几经升级，目前已具备丰富的内容、稳定的受众、成熟的管理模式以及活跃的影响力，充分显示了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全体教师将现代化手段应用于传统课程教学的观念与实践、艰辛与成绩，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教学的最新数字化成果。

一、“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建设的缘起及历程

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高校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时，大都采取纸质平面教材、课堂口头讲授、课后查阅资料这三种传统的也是基本的教育教学形式。虽然有不少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制一些计算机课件，但仍然苦于没有丰富的相关数字化资源可资利用，而陷于东寻西找、重复劳动的低层次循环中。传统的教育教学形式既难以有效地调动高校内外更多的师资力量与学术资源参与课程建设，也难以调动教师与学生在交流互动中促进对课程自身的积极建设。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所教师提出实施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的设想，力图探索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教学及传播工作，建立一个融合国内外各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资源的开放的、立体的、共享的平台，尝试一种进行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并探索与实践其作为进行互动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新模式的实际效果，最终建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的软、硬件环境。

上述设想的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校园网为平台，建成“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网。2006年，北师大古代文学所所长郭英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资源数字化工程”被批准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随之初步成型。2009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CENTV）签订协议，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利用该台“学习超市平台”（果实网（省略））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开发技术，对“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进行了全面改版，建成一个全新的教学资源网站（gx.省略/）。该网站的建成与运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成熟阶段，确立并发展了一系列创新特点和创新功能。以下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主页面：

二、“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创新特点

一般而言，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在教材上选择纸质教材读本，具有平面化特点；在教学模式上采取课堂口头讲授方式，具有单向性特点；在学习模式上要求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完成作业，具有封闭性特点。在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在“交往理性”、“公共领域”等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的时代，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也需要突破平面化、单向性、封闭性的窠臼，而“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就是力图在教材、教学、学习三方面都突破常规的创新典范。

（1）“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教材建设呈现立体化特点。

该网站以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版《中国文学史》、北师大版《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三套教材的全部文本为对象，按照断代、文体、主题、思想、流派、群体、作家、作品等不同层面，分别提取和加工相关内容，进行系统的、细致的信息标引工作，对信息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同时，建立丰富的关联功能和强大的搜索功能，使任何一个知识点经由超级链接功能出现在不同的知识谱系中。

新建成的立体化电子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包括“大文学视野”、“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主题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文学流派与文人群体”、“文苑传”、“艺文志”等板块，看似是各自独立的部分，其实相互之间具有极为深细、广阔、多元、多变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页面左侧是网站整体框架的压缩，学生可以随时点击，实现跨越。页面正文提取自北师大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标引为“《西游记》成书过程”。这不是原教材的一个完整小节，而是网站编辑对教材内容所做的更为精细的单元切割和意义概括。不仅具有独立的知识内涵和逻辑结构，而且具有可引申性、可发挥性甚至可研究性的丰富价值。标题下方“《西游记》成书过程”等三个主题词，则是对标题的进一步提示和引申，便于搜索功能的最大化发挥。页面下方“明中期文学”等6个分类，则足以实现丰富的关联功能，导引出新的“知识簇”。比如点击“白话小说”分类按钮：

学生可以从“分体文学史”的角度检索到白话小说的发展史、概念流变，还可检索到该文体范围内的文学主题、主要作品、主要作者等等相关信息，从而迅速地形成发散性思考，便捷而有效地把握多套知识谱系。

篇（8）

[中图分类号] P588.11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4）-2-72-1

1地质背景

新疆西天山造山带位于新疆天山西段北部，南临塔里木中新生代盆地及北临准噶尔中新生代盆地，中部为伊犁盆地，平面上总体呈西宽东窄的三角形。西天山造山带所处的板块内部结构较为复杂，在早古生代，古陆壳发生了裂解，由于寒武纪到奥陶纪陆续有洋盆的打开，板块随即也进入了强活动期，志留纪到泥盆纪时期，由于洋盆的先后闭合，从而构成岛弧系或隆升造山。区域性板块活动较为剧烈，持续时间久多达几个纪，且洋盆发生的规模比较大，板块的碰撞又可以产生高压变质带。随后转为板块弱活动期，在晚泥盆世至早、中石炭世的早古生代晚期，弧后拉张区或造山带内深断裂再一次发生裂解，最终形成了微型沟弧盆体系，该阶段的板块活动时限为一个纪或更短，洋盆发生的规模较小，而且板块碰撞一般不足以形成高压变质带。到了晚古生代时期，该地区的构造格局又发生了重大改变，北部地区沿着依连哈尔比尔尕深断裂发生裂解，形成北天山微洋盆，直至中石炭世时期微洋盆闭合。该地区在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具有不同的构造格局，早古生代格局被晚古生代格局所叠加覆盖，构成了早古生代板块构造体制和晚古生代构造体制相互叠加的构造格局，而且在不同演化阶段构造属性又发生了转变。

2西天山古生代侵入岩的分布与地质特点

新疆西天山古生代岩浆活动强烈，侵入岩广泛地发育。南、北天山地区以石炭-二叠纪侵入岩组成为主，中天山多为泥盆纪、早古生代侵入岩，同时也存在石炭纪侵入岩。从时代和岩石组合上对该地区由南向北进行进一步划分为（见图1）：

（1）塔里木北缘侵入岩带。主要发育有早古生代侵入岩、泥盆纪侵入岩以及石炭-二叠纪侵入岩。早古生代侵入岩岩性以中粒黑云母花岗岩为主要组成，二叠纪侵入岩岩性以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组成为主。

（2）南天山侵入岩带。主要分布于山系的东部，侵入岩主要为石炭纪花岗岩和二叠纪花岗岩为主。

（3）那拉提-中天山侵入岩带。在空间分布上侵入岩具有南强北弱的特点，广泛发育有早古生代侵入岩、泥盆纪侵入岩和石炭-二叠纪侵入岩。泥盆纪侵入岩岩性以二长花岗岩为主，呈中酸性，石炭纪-二叠纪侵入岩岩性主要为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4）北天山博罗科努-依连哈比尔尕侵入岩带。发育位置介于伊犁盆地北缘断裂和北天山北缘断层之间，主要发育有泥盆纪和石炭纪侵入岩，前寒武纪侵入岩和二叠纪侵入岩有少量加入，泥盆纪侵入岩岩性以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为主，石炭纪侵入岩岩性以闪长岩为主。

（5）北天山北缘巴音沟侵入岩带。发育位置主要在独山子南，岩性特征为偏碱性的钾长花岗岩，该带总体上侵入岩较为不发育。

3西天山古生代侵入岩的构造意义

新疆西天山古生代岩浆侵入活动主要发生的时期分别是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对应形成了不同的侵入岩，而寒武纪所处的地球动力学环境与奥陶纪-二叠纪明显不同，寒武纪时期以板块离散运动为主，缺少板块之间的会聚运动，因此没有足够的岩浆活动，形成不了区域性的侵入岩。

依据侵入岩岩石组合可以进行初步判断，反映出不同的板块构造环境，如离散、俯冲和碰撞等，对于大陆构造而言，具有陆缘会聚、不同陆块碰撞的陆间和大陆分裂离散运动的构造环境。目前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疆西天山古生代并没有发育反映典型离散环境的中酸性岩浆岩，仅在伊犁盆地南缘发现了可能为志留纪时期形成于离散环境下的花岗岩。

篇（9）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篇（10）

著名教育家先生曾说过：“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旦不可，且有衰亡之虑焉。”小学阶段是健康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为人的一生打基础的时期，这个基础也就是“学会做人”。为了打好这个基础，就必须加强小学各阶段的人格养成教育，使之从小就形成健康的人格。特别是农村小学，由于其家长多为文化、技能不高的农民，学生从小就受不到一个良好的人格教育，也就使学校对学生的人格教育更具有挑战性和重要性。因此，针对当前农村小学生的人格养成教育比较欠缺的现状，从我国当前农村实际出发，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对农村小学生进行人格养成教育。

一、吸取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格养成教育的成功经验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史，在古代就十分重视对儿童的人格教育，尤其重视教养，即使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习惯。其实施的成功经验大多符合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强调儿童养成教育的作用。大教育家孔子曾说过“少成亦天性，习惯成自然”强调了儿童时期所受教养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

2.形成于习。宋代教育家朱熹主张“教之以事”，即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行动由近及远、由浅入深，逐渐领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习惯与道德认识水准同步提高；道德情感的养成与道德心理的形成一起完善，这一思想体现了知、情、意、行相互渗透和相互促成的思想。

3.注重陶冶，礼乐兼求。中国古代倡导“人文化成”，强调以道德教育达成人的性格、气质的变化，使其具有良好的涵养。这些训示如“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读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复，器欲难量”，“尺璧非宝，寸阴是金”等，至今仍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礼乐兼求是古代教育的一大原则，所谓“礼”多指儿童外在的行为习惯训练；所谓“乐”多指儿童内在的情感陶冶。这一原则使我国古代的人格养成教育更为规范，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其中的很多原则同样适合于小学生的人格养成教育。

二、把人格养成教育与德育教育紧密结合

我国现代小学的德育教育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十分重视儿童健康人格的养成，当前的德育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康人

格的主要途径。因此，抓好当前小学教育中的德育教育是使小学生养成良好品格的关键。针对当前农村小学的教育现状，笔者认为抓好德育教育可以从以下两方面重点抓起。

1.德育内容的选择要科学化。健康人格的形成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德育内容的选择对人格养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定要坚持科学化的原则，使每一次的德育教育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达到其设定的目的。

德育内容的科学化又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多选一些小学生喜闻乐见又能理解和接受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让学生在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良好而又健康的人格；二是要符合社会实际，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社会现象越来越复杂，如何让小学生在复杂的大社会环境下，明辨是非，辨别好坏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就要求老师要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更具有时代性的德育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根据当前农村小学的教育现状和农村小学生的接受理解能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行：

（1）要具体，强调一个“小”字。我们对学生提的要求必须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从小事做起，以小见大，使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具体、形象、直观。如，让学生从小养成不乱扔垃圾、爱护公物等好习惯，既要对其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又要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给予及时的发现和纠正。

（2）安排德育内容要贴近实际，讲究一个“近”字。①德育内容的选择既要贴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又要有一定的超前性，适应21世纪的要求。如：对学生从小就进行节约纸张、保护环境的教育，从小树立环保意识，既是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做到的，又能以小见大从小受到良好的人格教育；②德育内容的选择要贴近学生年龄的实际，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这样对学生进行的德育教育才能受欢迎，才有效。让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养成良好习惯的同时，又能体会到成功的快乐，这样对好的品德和习惯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德育内容的实施要具体化。德育内容的实施过程应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分解任务，落实到人，把任务分成阶段，再把各阶段的任务分配到人，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即根据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实施者进行具体而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避免了德育教育的大众化、形式化。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既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又保证了德育教育的有效性。

篇（11）

中国古代的德育在教育领域中一直居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古代西方的传统德育教化，地位却低于智育以及体育。中国古代的德育思想在于“三纲五常”和“孝悌为先”，以培养学子中的“德之君子”为目标。西方教育在于培养专业性人才，比如以军事力量为首的巴斯达和以文化智育为主的古雅典。本文以比较古代特殊时期的中西德育教化的典型代表，以突出中西方德育的不同地位及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中西方主要道德思想之比较

1.等级严明与个体自由

中国传统的伦理与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封建王朝根基稳定且统一的基础上，制度是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以及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均体现了以国家利益为先，以法为治国准绳，强调道德教育以及法律约束均为国家统治服务。“公义胜私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本要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均有体现［1］。中国古代“舍身取义”者定义为圣人和贤人，受到人们的推崇和赞颂。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上，选拔人才也是以其德育行为在邻里中的口碑如何。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提倡“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而西方则相反，个体本位以及个人为中心是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核心。西方主张人的私欲只要不触犯法律均可以得到满足，包括西方人允许私人藏有枪械等行为，只要不开枪故意伤人，枪支甚至可以成为玩具。古希腊奴隶民主制奠定了西方的德育思想。普罗塔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尺度”的命题，认为人在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应以个人的欲望和私利作为行为规范的标准。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在基督教中，人唯以自己为念。”［1］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重利轻义，商人极度重视金钱的欲望使其不重视伦理，以个人利益和私欲的满足为目标是西方德育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

2.爱人之心与惟我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则强调爱人，爱一切的人，与人为善，共邀和谐。国君爱自己的子民、臣民要爱自己的国家，爱国君、父母要教养自己的子女、子女要侍奉自己的父母、兄友弟恭、睦邻友好。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儒家的鼻祖孔子，孔子强调“仁爱”，强调“克己复礼”，孔子的道德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道德规范。中国人的处事是“中庸”思想，讲求谦敬礼让。西方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利益至上，其伦理纲常表现的极为平淡。西方人以利益为实体，将道德虚化。为了追求利益甚至可以罔顾纲常。西方到了近代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我中心的思想几近根深蒂固。激励的竞争下道德的准绳已经无法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西方的法律观念很重。如同事物的两级性，一方强则另一方弱，道德的弱化必须要在法律的强势下才可以弥补，才能保证西方的经济生活有序进行。

3.德智体与智体德

中国古代强调德育教育的第一位，以“做事先做人”为目标，评价一个人首先是看其德行，我国孔子将圣贤人格分为：士、君子、圣人；荀子又细化为：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划分人格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能自我定位自己的德行并不断向圣人的德行努力。中国古代要求先培养学生的德行其次是他对先哲知识的掌握再次是运动的技能。西方古代如古希腊是以体育为主将智育放在最后，体育的发展造就如今的奥运会，尽管很成功，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忽略了德育却发展体育和军事，这与个体本身的发展顺序就极为不符。

二、中西方道德思想的灌输

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灌输在于小农经济下的宗法等级制德育灌输，以沿袭制和口耳相传为主。这种传递方式使中国长期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自我循环，不利于中国国民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但是正是由于这种传递德育思想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得等级深严的封建制才得以发展，思想的自由也必然以政治权利的自由为基础，固然中国的思想无法做到开放与自由传递。在古代德育灌输的内容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形态，其核心便是以血缘宗法等级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如人们熟知的三纲五常等等［2］。中国的德育灌输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德育的内容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要求而设置的。

西方传统德育灌输是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圣经中的思想旗帜鲜明的反应了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来源于对前世罪恶的惩罚，人们的行为是在上帝的注视之下，所以人们要为善。这种以宗教传递的德育思想在于以无形的上帝作为们内心道德的界限，与中国古代人民畏惧皇权的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高等教育中德育如何发展

1.德育为先导，知识随行

笔者赞同以德育教化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在如今激励的择校就业的环境下，学生们的功利心态，竞争手段可见一斑。如何能在校园这片净土下培养学生们的“和谐”心态，保留积极向上但不纯功利的心态是需要老师思考的问题。笔者建议，德育的教学应伴随大学生学年学习的始终，应作为实践课开设，比如演讲、辩论以及具体活动等。

2.教育的无意识性与渗透性

大学生追求完美人格的动力永不止步，德育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激发与引导，校园氛围与环境的熏陶是在潜移默化，中无意识性与渗透性的德育模式教化学生。

3.德智体相携相伴

德育并不与智育和体育鼓励，相反三者有着相携相伴的联系。笔者建议能在知识的教授中向学生潜移默化的传递德育思想、道德行为；在知识的考核中向学生传递健康的竞争思想。在体育比赛中向学生传递体育伦理思想。使德育、智育、体育三者能同步且优质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