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的概念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法律监督的概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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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试图从企业的成立与终止、年检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法律规范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目标相关性的角度,探究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之处,为企业年检制度的改革抛砖引玉、投石问路。

    一、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形成与架构。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从1982年12月12日国家工商局根据国务院的《企业管理规定》,下文在全国实行企业年检制度开始,到1988年6月3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后国家工商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施细则》、1994年国务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6年12月13日国家工商局《企业年度检验办法》、1997年11月19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2001年1月13日国家工商局《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形成并构成我国企业年检的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渊源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年检是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份。

    二、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管理模式与基本内容。

    我国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较为庞大繁复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交织,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许多事关重要的事权存在冲突,企业登记管理模式既有依组织形式分类管理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又有依所有制形式分类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而企业年检的重要制度《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把上述企业登记管理的二种不同模式以较低位阶的规章形式揉合为年检的混合管理模式。

    年检规章的混合管理模式与行政法规二种分类管理模式的不同,必然导致行政法规与规章的冲突,及实务中的不和谐,年检法律制度先天存在令人惋惜的缺陷。

    目前企业主流由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三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构成,笔者试图根据企业年检的管理目标,将年检的法律制度的内容作出扼要简单的分类陈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行政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登记实行年度检验制度。企业法人应当按照登记主管机关规定的时间提交年检报告书、资金平衡表或资产负债表,登记机关对企业法人登记的主要事项进行审查。不按规定提交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登记机关可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十)项规定,企业不按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处非法所得额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于1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办理年检,拒不办理的,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规定,表明登记机关年检的目的,仅限于维持企业登记注册的行政管理秩序。

    2、《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确认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继续经营的法律资格。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八条规定,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进行年检,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年检,并提交年检报告书、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营业执照副本。公同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其提交的年检材料,对公同登记事项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继续经营的资格。公司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由公同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接受年度检验,逾期仍不接受年检的,吊销营业执照。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亦有类似的规定。

    登记机关通过年检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资格,意味着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律主体的经营权利能力是按年度拥有的,而不是始于核准登记注册、持有营业执照,终于解散与注销,公司、合伙和独资企业没有或没通过年检,其经营权利能力将丧失,其经营的法律主体资格将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经营活动将面临违法,其与相对人的合同关系将没有法律约束力等等。

    3、《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将年检制度定位于行政秩序及企业继续经营法律资格的双元管理目标。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一条宣示,该办法是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的,第三条规定,企业年检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过行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办法的双元管理目标显而易见;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在将年检对登记事项的审查内涵“转换”为对企业的检查的同时,还在若干的条款和内容中将年检的审查登记事项的权力扩充至非登记注册事务,并将被年检企业归类划分为A级和B级企业,对划分为B级的企业限制其增设分支机构和经营范围的民事权利,明文规定企业未参加年检不得继续从事经营活动,或设置若干开放式的监督权利条款,等等,以图达通过年检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三、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表现

    从上述对有关年检法律制度的阐述中,可以清晰地知道,现行年检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和对企业继续经营法律主体资格的确认。在实务工作中,由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年度检验办法》适用频率高和综合性强,在探究年检制度错位之处时,笔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

    1、将年检法律制度定位于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主体资格,有悖于公司、企业的实体法律规定和基本的法理原则;有违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登记机关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公司、企业成立,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同、企业终止。

    上述有关公司、企业成立和终止的法律规定表明,公司、企业的法律主体资格,亦即企业的经营权利能力,始于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终于核准注销登记之时。公司、企业在成立领取营业执照后,登记注销前,其经营资格受法律保护。

    行政法规、规章规定通过年检方式,对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确认,有悖程序法确保实体法施行、下位法遵守上位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有违《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其错位之处不言而喻。

    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交易双方均希望交易主体的稳定和透明,以确保交易的稳定、安全、有序、效率,以实现成本与效益原则。现行年检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律定位,将全社会企业的经营主体资格、经营的权利能力处于公共权力经常干预的境地,对全社会企业经营主体的稳定性造成损害和破坏,有违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将年检对企业的有关登记事项的审查,扩大定位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违反依法行政的原则,浪费行政管理资源,损害了企业营商的法律环境,增大了企业、公民创业和就业的经济成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弊大于利。

    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登记机关在年检时,根据企业提交的年检报告等年检材料,对与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审查。企业的登记事项,依据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三资企业”的不同形式,行政法规对此有不同的要求,主要涉及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股东或投资人、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

    但是,《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明确规定年检是对企业的检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作为年检内容之一,要求公司(三资企业除外)提交年度审计报告,划分A级与B级企业,限制B级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

    年检制度的行政权利扩张,意味着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的提高,由于依法无据,亦意味着行政管理的资源浪费,同时亦将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营商成本。据初步统计,近年来,我市每年约有1万家未年检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待吊销),而吊销企业的数量与新开办企业的数量在致维持在一定的相关度,按人们开办一家企业的成本(含人工)约需2000元至5000元左右的粗略估算,每年吊销1万家企业就有大约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社会经济损失,累年计算,则其社会经济损失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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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法律监督是对法律活动的监察、督促和控制。法律监督的目的在于预防和纠正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活动中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各种偏差和错误，督促各级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办事，制约国家权力，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然而，法律监督的“监察、督促和控制”的三大职能，从理论上予以概括和阐释并不困难，难的是职能的履行。检察机关要想在各级国家机关之中撒开一张监督之网，已经不大可能；要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八小时以外有无违纪行为，更是力不从心。

这种客观困难，法律监督机关早有认识。要强化法律监督，主动寻找和腐败有关的新闻线索，势在必行。1991年7月4日，以“天天传播反腐新闻”为己任的《检察日报》创刊。自此，法律监督机关创办新闻媒体，蔚然成风。

检察类媒体存在的前提在于，法律监督中包含着新闻监督的因素。检察机关的宣传部门，肩负着寻找、搜集、挖掘与法律监督相关新闻线索的重任。法律监督机关所办的媒体，一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又发挥着新闻监督的特殊功能，以最快捷的方式为检察机关内部的其他部门提供情报信息。从这个角度说，我国的法律监督中，包含着新闻监督的因素。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除《检察日报》称得上是一份全国性大报外，绝大多数检察类媒体，在规模、质量上，和全国性媒体尚有一定差距，但是，这些特殊的媒介，利用其自身优势，发现新闻线索，及时反馈给主管部门，对查处、渎职等职务犯罪，功不可没。

自2004年起，我国的检察机关抓住互联网跨越式大发展的机遇，在各级检察机关中开展了“科技强检”活动。科技强检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设局域网。严格地说，局域网属于封闭的内部网，它无法融入互联网，这是出于安全保密考虑的。为弥补这个不足，检察机关开始创办自己的外网，使之能够和互联网连接。上至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到一些地市检察院，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网站。《检察日报》、《检察风云》、《清风苑》等检察类媒体，也有自己的网站。法律监督机关的这些网络媒体，为网上举报犯罪线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新闻监督的因素，在法律监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新闻监督对法律监督的辅助作用

相对于法律监督而言，新闻舆论监督的概念外延上要宽泛得多。新闻监督，是指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期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依法对社会公共权力机关及公职人员进行的监督。新闻监督一般具有正义、独立(在法定范围内不受约束)、客观、全方位监督社会各个方面、典型、及时等六个特性。①

新闻监督之所以对法律监督具有独特的辅助作用，原因在于，新闻媒体通过披露信息，对社会环境进行监视。凡是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均在媒体的监控之下。媒体曝光，虽然不具有法律监督的效能，却具有一种天然的震慑力。有时，这种震慑力甚至不亚于其他形式的监督。我国民间有句顺口溜：“不怕通报，就怕登报。”通报是单位内部的行为，公众并不知晓。因此，对被通报者的震慑力，不如媒体的批评更直接，影响更深远。

然而，需要认识到，新闻监督的这种辅助作用，乃自发行为，有待上升到自觉的层面。如何从自发变成有意识的自觉行为，显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我们党历来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工作，把其作为维护党的纯洁性、发扬民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是完善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重点。”②新闻监督的种类很多。党报的内参、读者来信版、社会新闻版；电视媒体，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社会与法”频道开设了《中国法治报道》，新闻频道开设有《法治在线》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中，设有《法治中国》栏目。这些版面、栏目，均以法治新闻报道为主，其中披露的信息，往往包含着腐败线索，堪称“反腐资源宝库”。

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联动乃大势所趋

不论是法律监督中包含着新闻监督的因素，还是新闻监督对法律监督具有辅助作用，归根结底，这些因素和辅助作用，并非以显性的形式存在，而是隐性的。两种监督形式之间如何真正实现互动，联手履行监督职能，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察监督、派监督、新闻监督(亦即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之间，截止到目前，尚未真正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监督部门各管一块，各自为政，虽未达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但是，在“地球村”时代已经来临的今天，显然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监督不力的尴尬，时有发生。“研究探索切实加强法律监督与新闻舆论监督携手合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形式、新机制，发挥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整体合力，共同维护国家法治的尊严。”③

党内监督、法律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察监督、新闻监督之中，以新闻舆论监督最为活跃、最为快捷。其他几种监督，若离开新闻舆论监督的积极配合，其各自的监督职能，难免呈现弱化的趋势。五大监督同时联动，牵涉的头绪多，不同监督的职能、权限、特点不尽相同，很难一步到位。相比之下，五大监督之间采取自结“互助组”的方式，开展跨监督体制的局部合作，也许更合适，更稳妥。综观法律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察监督的三大实权部门的监督，法律监督最为关键。法律监督率先寻找突破点，显得尤为迫切。前面已经说过，法律监督最短缺的是案源和立案的线索，而新闻监督恰好发现了反腐线索，因为权限原因，没法将监督进行得更彻底。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的联动，也就有了某种必然性。“对比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的特性，便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如追求公正、独立、真实等，尤其是根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是新闻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基础。”④法律监督的国家性、专门性、规范性、程序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注定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不能被其他监督所替代，同样也不能替代其他监督的作用。只有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才能有效地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⑤

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率先联动，乃大势所趋。舆论的社会预警作用，是新闻传播机构的一个重要任务或功能，是指“舆论根据已有的经验认识对即将发生的社会变动的预先警示功能”。⑥然而，新闻监督属于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是一种软监督，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力量”。⑦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工作重要目标的检察机关而言，这种监督虽然有国家性和强制性，但其监督范围的有限性，严重制约了法律监督功能的实现。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携手，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近年来，我国一些检察机关主动从新闻媒体披露的新闻报道中寻觅可供立案侦查的有用线索。2005年1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出台《受理新闻单位移送案件线索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接受新闻媒体移送的五大类线索，开启了我国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直接联动的先河，影响甚大。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之间的联动，是平等、自由的合作关系，其联动的前提是社会责任使之，不存在谁领导谁、指导谁的问题。客观地说，成都市检察院的这个规定，命令的口吻跃然纸上，新闻界的从业人员有所微词，在所难免。“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和谐与冲突共存”。⑧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彼此尊重，，应该是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联动的基本出发点。

监督联动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社会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律来调整，需要法制来保障。这是因为，民主法制是和谐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要依法治理国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检察机关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本身就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

再看新闻舆论监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通过舆论监督政府及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是新闻媒介政治功能的重要体现，也是传媒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我国的新闻监督而言，它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介的光荣使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以科学的方式方法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深刻认识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趋势……为构建和谐社会负起传媒应尽的责任。”⑨唯有媒体履行新闻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尽好法律监督职责，不同形式之间的监督，才能实现良好互动。

当然，不单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联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各种不同形式的监督之间彼此都能实现联动，才能实现监督功效的最大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保障。

总之，不同职能的监督形式，由孤军奋战，转向纵横联合，以联动的形式，携手共担监督大业，值得期许。

注释：

①④刘建华、郑春笋：《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影响之探讨》，中国法院网，2003年12月19日。

②郭向军、熊贤培：《完善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思考》，《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

③韩杼滨：2003年1月25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宣传顾问座谈会上的讲话。

⑤谢鹏程：《中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特征》，《检察日报》，2004年2月17日。

⑥高永亮：《试论舆论社会预警机制的建构》，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2005年3月3日。

⑦陈博、刘杰明：《论对司法的新闻监督》，《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3)。

⑧杨晓娟：《探析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与改革》，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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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 功能 完善

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概念及特征

顾名思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就是监督与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活动是否合法。可以分为广义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和狭义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广义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包括作出社区矫正和执行社区矫正两个阶段的监督； 狭义的社区矫正监督只包括执行社区矫正阶段的法律监督。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相对于监禁矫正法律监督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性。本文从广义的角度探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特征。

1.监督主体的唯一性。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因此，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检察院，而不能是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

2.监督对象的多元性。监督对象既包括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司法行政机关， 又包括执行主体公安机关，还包括授权履行教育矫正、帮困扶助职责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也包括与交付执行、更变执行和终止执行有关的法院、监狱、看守所等。

3.监督手段的专门性。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法律手段。针对社区矫正活动中出现的违法情况（如脱管、漏管，应当收监未收监等），应向执法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执法不规范、管理监督不严格、工作制度不健全等可能影响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可向执法机关及其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对发生在社区矫正中的职务犯罪应进行立案侦查，严惩司法腐败和失职渎职犯罪，维护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等。

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不完善。由于修正后刑事诉讼法没有施行，社区矫正法也刚出台，有关监督的对象、内容、程序以及监督主体的权力、义务都有待法律解释来进一步明确。

2.制度不健全。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如缺乏履行监督职责所需的全程动态监督制度、分级分类监督制度、风险预警检察制度、跟踪维权制度等。

3.定位不准确。如前所述“等同趋向”、“等待趋向”和“代行趋向”都表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存在监督不到位或工作越位现象。

4.机构不健全。由于矫正对象分布在乡镇、街道、社区之中，公安、司法、法院都有相应的派出机构，而绝大多数地方检察机关无派出检察室，很难实现“同级派驻、对等监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省级检察院在机构改革中把城区没有看守所的检察院的监所科给撤并了，导致刑罚执行监督机构的缺失。

5.缺乏信息化管理手段。社区矫正及其法律监督工作客观上需要公检法司之间信息共享、网络平台管理，这就需要统一的政法网络平台和统一的社区矫正管理软件系统，但迄今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地市层面都还无法做到。

6.工作物资保障不足。车辆、通讯工具、照录像器材的配备无标准、落实不到位，开展日常检察和定期检察的经费无着落，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措施的完善

1.建议尽快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增强法律监督权威。应根据我国国情，按照社区矫正制度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和要求， 建议尽快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监督措施、监督对象、资金保障、执行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矫正内容、职责、权力与义务等方面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程序、方式以及保障措施等。建议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规定中的一些弹性条款设置为刚性条款，通过设置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权中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明确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法律监督中的法律强制力，规定被监督机关及责任人无正当理由，不执行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相应制裁后果。

篇（4）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法律监督说理的实质就是要求检察机关自行揭开执法办案的神秘面纱,不仅要将执法的“果”公诸于众,更要将执法的“因”阐释清楚,将检察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主动置于公众的视野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猜疑,达到执法和谐、司法和谐、社会和谐的良好效果。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说理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维护和谐司法、保障弱者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如口头说理不够规范、书面说理流于形式等问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经验,就检察机关如何提高法律监督说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概念及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对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意义

目前,虽然司法界对大力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已达成共识,但并为给出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性规定,笔者认为,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可概括为检察机关在开展业务工作中,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对具体案件、法律监督过程的处理结果所依据的理由进行分析、阐述及说明,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能够明白处理决定的原因和依据,从而为当事人和有关机关提供了一个与检察机关对话交流的平台,通过检察机关的释法论理和透彻阐述,使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心悦诚服,有效减少因执法不公开、不透明,而造成的执法误解,引发的社会矛盾,最终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良性执法运作机制。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有不捕说理、不诉说理、民行抗诉说理、申诉和解说理等,并逐步被推广灵活运用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成为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一个重要抓手,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监督说理是诉讼和谐的关键

诉讼和谐主要体现在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当事人与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三个方面。过去,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活动时,对监督事项往往只是简单地说明审查的结果,对于是如何审查、分析和作出判断却很少有充分的阐述,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执法方式既容易造成司法擅断,也容易引起当事人及其他办案机关对检察机关执法公正性的质疑,从而导致执法不和谐因素的产生。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检察机关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向当事人、其他办案机关有理有据地解释法律监督过程中涉及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从而促使当事人、其他办案机关理解支持检察机关的决定,达到诉讼和谐的良好效果。

(二)法律监督说理是定纷止争的良策

众所周知,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就在于矛盾和纷争,而自古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治本之策就是“说理——心服”的纠纷解决机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正是从“理”的角度出发论证观点,针对如不捕、不诉等易引发被害人误解、社会矛盾的问题,以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方式,设身处地的向被害人一方把道理讲清、讲透、说明,彻底解开被害人一方的心结,使其心悦诚服,从而达到从源头上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良好效果。

(三)法律监督说理是强化法律监督的保障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永恒工作主题,而要想开展好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就要有道理可讲,要有能力让人信服,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缜密思考的基础上,仅凭经验、仅凭感觉的草率决定是坚决行不通的。因此,只有办案过程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认定事实严格依据证明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正确无误,才能有理、有据地解释所作决定,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口服心更服。可见,法律监督说理无形中对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当前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笔者以宁德市检察机关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为例,管中窥豹,谈谈当前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应引起重视、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

(一)法律监督说理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易引发泄密问题

目前,法律监督说理机制总体来说还属于试行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制度规范,因此办案人员在适用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尺度、范围不是很好把握,因适用界限不清,而引发泄露办案机密的问题应引起重视。笔者认为,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应该积极推行,但不是“万能钥匙”,如在职务犯罪侦查,追捕、追诉等工作中,由于涉及较多内部信息和办案机密就不宜适用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因此,笔者建议应当根据检察工作实际,明确界定法律监督说理的适用范围,防止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出现适用混乱,引发泄密问题。

(二)书面说理不够透彻,存在应付了事思想

说理透彻明了是对法律监督书面说理工作的最基本要求,但实践中一些检察人员存在应付了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书面说理中由“因”到“果”依据不足、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对“为什么这样做”产生困惑;说理内容空洞,甚至“千案一理”,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等。因此笔者建议,应进一步规范书面说理工作,可通过加强专门培训、推行“首办责任制”、评选“最佳说理奖”等监督激励措施,促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书面材料达到语言规范、论证有力、逻辑严密的事理、法理、情理的最佳诠释。

(三)口头说理、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当面沟通相对较少

实践中一些检察人员在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存在怕麻烦思想,认为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当面沟通费时费力,往往仅“一纸说理书”就完事大吉,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剥夺了一些当事人和有关机关与检察机关当面交锋,论法说理的机会。笔者认为,法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真正的面对面交流,才更有利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理解和认可。因此,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为当事人和有关机关提供口头面对面说理的机会,比如:对故意伤害轻刑案件不捕说理中,可推行“圆桌亲情式对话”的方式,将当事人双方、侦查机关召集到一起面对面交流,通过心平气和、于法于理于情的亲情式对话,快速消除误会、缓和冲突,使当事人和侦查机关充分理解和支持不捕说理的政策法律依据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同时这种亲情式面对面交流方式,亦是有效减少涉检上访的良策。

(四)仅对有关机关进行书面说理,忽略对当事人的说理工作

笔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一些检察机关在开展不捕说理过程中,仅对侦查机关发出不捕说理书面材料,而由于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客观和主观的某些原因,并未向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一方说明理由,往往造成对当事人的不捕说理工作实际被驾空,并未真正开展,这就极易引发被害人一方主动上门要求说理或感到投诉无门引发涉检上访等严重问题,目前,在一些检察机关中,已经发生了因未对当事人进行不捕说理而引发被害人涉检上访的事件,所以应高度引起重视。对此,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进一步细化硬化对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一方的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操作流程,促使办案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更有理可说、有据可循、有责可追,真正起到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的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应有之义。

(五)检察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论辩水平有待提高

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对检察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论辩水平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现状是一些检察人员学习意识不够强,对如何将事理、法理、情理有机融合,内化于心、外践于形,写得出、讲得明,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心悦诚服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三、如何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能力

笔者认为,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说理能力,要注重抓好强化说理意识、讲究说理方法、加强说理监督三个方面工作。

(一)强化说理意识、营造“善说会写”的工作氛围

要将法律监督说理工作放在与检察机关队伍建设、执法办案工作的同等位置来常抓不懈,不断强化全体检察人员的说理意识,要求全体检察人员充分认识到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对办案质量和业务素质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构建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和谐关系的积极作用,要求全体检察人员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和一线办案人员,切实加强与法律监督说理要求相一致的“善说会写”的能力和水平,为履行好法律监督说理职能、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讲究说理方法、构建“以理服人”的办案机制

篇（5）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法律监督说理的实质就是要求检察机关自行揭开执法办案的神秘面纱，不仅要将执法的“果”公诸于众，更要将执法的“因”阐释清楚，将检察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主动置于公众的视野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猜疑，达到执法和谐、司法和谐、社会和谐的良好效果。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说理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维护和谐司法、保障弱者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如口头说理不够规范、书面说理流于形式等问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经验，就检察机关如何提高法律监督说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概念及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对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意义

目前，虽然司法界对大力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已达成共识，但并为给出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性规定，笔者认为，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可概括为检察机关在开展业务工作中，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对具体案件、法律监督过程的处理结果所依据的理由进行分析、阐述及说明，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能够明白处理决定的原因和依据，从而为当事人和有关机关提供了一个与检察机关对话交流的平台，通过检察机关的释法论理和透彻阐述，使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心悦诚服，有效减少因执法不公开、不透明，而造成的执法误解，引发的社会矛盾，最终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良性执法运作机制。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有不捕说理、不诉说理、民行抗诉说理、申诉和解说理等，并逐步被推广灵活运用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成为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一个重要抓手，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监督说理是诉讼和谐的关键

诉讼和谐主要体现在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当事人与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三个方面。过去，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活动时，对监督事项往往只是简单地说明审查的结果，对于是如何审查、分析和作出判断却很少有充分的阐述，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执法方式既容易造成司法擅断，也容易引起当事人及其他办案机关对检察机关执法公正性的质疑，从而导致执法不和谐因素的产生。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检察机关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向当事人、其他办案机关有理有据地解释法律监督过程中涉及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从而促使当事人、其他办案机关理解支持检察机关的决定，达到诉讼和谐的良好效果。

(二)法律监督说理是定纷止争的良策

众所周知，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就在于矛盾和纷争，而自古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治本之策就是“说理——心服”的纠纷解决机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正是从“理”的角度出发论证观点，针对如不捕、不诉等易引发被害人误解、社会矛盾的问题，以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方式，设身处地的向被害人一方把道理讲清、讲透、说明，彻底解开被害人一方的心结，使其心悦诚服，从而达到从源头上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良好效果。

(三)法律监督说理是强化法律监督的保障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永恒工作主题，而要想开展好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就要有道理可讲，要有能力让人信服，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缜密思考的基础上，仅凭经验、仅凭感觉的草率决定是坚决行不通的。因此，只有办案过程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认定事实严格依据证明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正确无误，才能有理、有据地解释所作决定，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口服心更服。可见，法律监督说理无形中对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当前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笔者以宁德市检察机关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为例，管中窥豹，谈谈当前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应引起重视、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

(一)法律监督说理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易引发泄密问题

目前，法律监督说理机制总体来说还属于试行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制度规范，因此办案人员在适用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尺度、范围不是很好把握，因适用界限不清，而引发泄露办案机密的问题应引起重视。笔者认为，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应该积极推行，但不是“万能钥匙”，如在职务犯罪侦查，追捕、追诉等工作中，由于涉及较多内部信息和办案机密就不宜适用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因此，笔者建议应当根据检察工作实际，明确界定法律监督说理的适用范围，防止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出现适用混乱，引发泄密问题。

(二)书面说理不够透彻，存在应付了事思想

说理透彻明了是对法律监督书面说理工作的最基本要求，但实践中一些检察人员存在应付了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书面说理中由“因”到“果”依据不足、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对“为什么这样做”产生困惑;说理内容空洞，甚至“千案一理”，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等。因此笔者建议，应进一步规范书面说理工作，可通过加强专门培训、推行“首办责任制”、评选“最佳说理奖”等监督激励措施，促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书面材料达到语言规范、论证有力、逻辑严密的事理、法理、情理的最佳诠释。

(三)口头说理、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当面沟通相对较少

实践中一些检察人员在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存在怕麻烦思想，认为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当面沟通费时费力，往往仅“一纸说理书”就完事大吉，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剥夺了一些当事人和有关机关与检察机关当面交锋，论法说理的机会。笔者认为，法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真正的面对面交流，才更有利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理解和认可。因此，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为当事人和有关机关提供口头面对面说理的机会，比如:对故意伤害轻刑案件不捕说理中，可推行“圆桌亲情式对话”的方式，将当事人双方、侦查机关召集到一起面对面交流，通过心平气和、于法于理于情的亲情式对话，快速消除误会、缓和冲突，使当事人和侦查机关充分理解和支持不捕说理的政策法律依据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同时这种亲情式面对面交流方式，亦是有效减少涉检上访的良策。

(四)仅对有关机关进行书面说理，忽略对当事人的说理工作

笔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一些检察机关在开展不捕说理过程中，仅对侦查机关发出不捕说理书面材料，而由于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客观和主观的某些原因，并未向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一方说明理由，往往造成对当事人的不捕说理工作实际被驾空，并未真正开展，这就极易引发被害人一方主动上门要求说理或感到投诉无门引发涉检上访等严重问题，目前，在一些检察机关中，已经发生了因未对当事人进行不捕说理而引发被害人涉检上访的事件，所以应高度引起重视。对此，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进一步细化硬化对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一方的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操作流程，促使办案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更有理可说、有据可循、有责可追，真正起到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的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应有之义。

(五)检察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论辩水平有待提高

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对检察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论辩水平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现状是一些检察人员学习意识不够强，对如何将事理、法理、情理有机融合，内化于心、外践于形，写得出、讲得明，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心悦诚服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三、如何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能力

笔者认为，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说理能力，要注重抓好强化说理意识、讲究说理方法、加强说理监督三个方面工作。

(一)强化说理意识、营造“善说会写”的工作氛围

要将法律监督说理工作放在与检察机关队伍建设、执法办案工作的同等位置来常抓不懈，不断强化全体检察人员的说理意识，要求全体检察人员充分认识到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对办案质量和业务素质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构建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和谐关系的积极作用，要求全体检察人员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和一线办案人员，切实加强与法律监督说理要求相一致的“善说会写”的能力和水平，为履行好法律监督说理职能、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讲究说理方法、构建“以理服人”的办案机制

篇（6）

2008年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的生命及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这场灾难也激发了全中国人民团结的意识和爱心。悲痛之余，国内政府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大批救灾物资及捐款通过不同渠道发往受灾地区，各种针对灾区的专项救灾基金也纷纷成立。由此，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国民间慈善热情的高涨，民众和企业的慈善以及公益意识的回归。然而，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最近备受关注的“郭美美事件”就折射出我国慈善组织法律监督的缺失，这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为此，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的法律监督必要而紧迫。

一、慈善组织的概念及其特征

（一）慈善组织的概念

慈善组织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该定义适用于慈善组织，因此，笔者认为慈善组织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以社会慈善事业为主要追求目标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二）慈善组织的特征

1、中介性与服务性

2、公益性与社会性

3、非营利性

二、我国慈善组织法律监督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无专门的机关对慈善组织的运作进行严格地监督与指导

在我国，所谓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只是对有关慈善捐赠事项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慈善组织的运作，如慈善机构在接受和使用受赠财产过程中的行为进行严格地监督和指导。尽管慈善机构在业务上要受到各自的业务主管机关的监督，但在实际过程中，所谓的业务主管机关只是徒有其名，由于没有规定具体的监督管理方式，以及相应的处罚办法，所谓的监督根本不存在。

（二）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松散，缺乏自我约束

任何组织要实现其组织目标，必然要从内部开始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和主体力量，作为沟通捐赠主体和受助主体的桥梁和纽带，也要加强内部管理。而目前在我国，大部分慈善组织由于内部管理松散，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管的缺失，有些机构及人员违背创办初衷，对相关章程执行力不够，对应施行的决策没有到位、到点。

（三）慈善组织财务不透明

一般来说，衡量慈善组织是否具有公信力的一个标准，是看它的运作是否规范以及慈善财务是否透明。而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慈善组织，长期以来账目基本不对外公开， 财务制度不透明，致使广大民众并不清楚捐款的去向和所用何处。这会导致资金运用效率不高，再加上监督机制的缺失，很容易引起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而对于慈善而言，只要腐败行为发生一起，就足以挫伤人们的慈善之心，对慈善事业产生信任危机。

三、我国慈善组织法律监督完善的建议

（一）通过加强慈善立法，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组织原则、活动规则、监管机制，引导慈善组织良性发展

目前，对于我国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议，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程序、内部治理结构等内容均予以规定，但仍未进一步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缺乏对于慈善组织有效的法律监督。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加强慈善立法，进一步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组织原则、活动规则、监管机制，从法律上扫清慈善组织的发展障碍，同时用健全的法制看管好社会的爱心，从而引导慈善组织良性发展。

（二）设立一个官方的专门的慈善监督机构来对慈善组织的运作进行严格地监督和管理

当前中国政府监督主体呈多元化的状态，主要的官方监管部门包括民政部门、业务主管单位、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等等。这种多元实施主体的监管模式往往会导致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争夺权力、互相推卸责任的尴尬局面，从而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

（三）在慈善组织内部设立必要的监督机构来加强慈善组织的自我监督

针对目前我国大部分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松散，缺乏自我约束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在慈善组织内部设立必要的监督机构来加强行业自律。具体来讲，该监督机构的职责包括考核慈善资金的使用效果，会同部分捐助者对慈善组织的运作效果进行评估，并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评估结果。

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 法律监督 执法运作机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法律监督说理的实质就是要求检察机关自行揭开执法办案的神秘面纱,不仅要将执法的“果”公诸于众,更要将执法的“因”阐释清楚,将检察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主动置于公众的视野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猜疑,达到执法和谐、司法和谐、社会和谐的良好效果。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说理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维护和谐司法、保障弱者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如口头说理不够规范、书面说理流于形式等问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经验,就检察机关如何提高法律监督说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概念及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对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意义

目前,虽然司法界对大力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已达成共识,但并为给出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性规定,笔者认为,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可概括为检察机关在开展业务工作中,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对具体案件、法律监督过程的处理结果所依据的理由进行分析、阐述及说明,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能够明白处理决定的原因和依据,从而为当事人和有关机关提供了一个与检察机关对话交流的平台,通过检察机关的释法论理和透彻阐述,使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心悦诚服,有效减少因执法不公开、不透明,而造成的执法误解,引发的社会矛盾,最终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良性执法运作机制。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有不捕说理、不诉说理、民行抗诉说理、申诉和解说理等,并逐步被推广灵活运用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成为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一个重要抓手,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监督说理是诉讼和谐的关键

诉讼和谐主要体现在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当事人与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三个方面。过去,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活动时,对监督事项往往只是简单地说明审查的结果,对于是如何审查、分析和作出判断却很少有充分的阐述,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执法方式既容易造成司法擅断,也容易引起当事人及其他办案机关对检察机关执法公正性的质疑,从而导致执法不和谐因素的产生。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检察机关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向当事人、其他办案机关有理有据地解释法律监督过程中涉及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从而促使当事人、其他办案机关理解支持检察机关的决定,达到诉讼和谐的良好效果。

(二)法律监督说理是定纷止争的良策

众所周知,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就在于矛盾和纷争,而自古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治本之策就是“说理——心服”的纠纷解决机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正是从“理”的角度出发论证观点,针对如不捕、不诉等易引发被害人误解、社会矛盾的问题,以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方式,设身处地的向被害人一方把道理讲清、讲透、说明,彻底解开被害人一方的心结,使其心悦诚服,从而达到从源头上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良好效果。

(三)法律监督说理是强化法律监督的保障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永恒工作主题,而要想开展好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就要有道理可讲,要有能力让人信服,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缜密思考的基础上,仅凭经验、仅凭感觉的草率决定是坚决行不通的。因此,只有办案过程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认定事实严格依据证明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正确无误,才能有理、有据地解释所作决定,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口服心更服。可见,法律监督说理无形中对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当前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笔者以宁德市检察机关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为例,管中窥豹,谈谈当前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应引起重视、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

(一)法律监督说理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易引发泄密问题

目前,法律监督说理机制总体来说还属于试行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制度规范,因此办案人员在适用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尺度、范围不是很好把握,因适用界限不清,而引发泄露办案机密的问题应引起重视。笔者认为,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应该积极推行,但不是“万能钥匙”,如在职务犯罪侦查,追捕、追诉等工作中,由于涉及较多内部信息和办案机密就不宜适用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因此,笔者建议应当根据检察工作实际,明确界定法律监督说理的适用范围,防止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出现适用混乱,引发泄密问题。

(二)书面说理不够透彻,存在应付了事思想

说理透彻明了是对法律监督书面说理工作的最基本要求,但实践中一些检察人员存在应付了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书面说理中由“因”到“果”依据不足、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对“为什么这样做”产生困惑;说理内容空洞,甚至“千案一理”,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等。因此笔者建议,应进一步规范书面说理工作,可通过加强专门培训、推行“首办责任制”、评选“最佳说理奖”等监督激励措施,促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书面材料达到语言规范、论证有力、逻辑严密的事理、法理、情理的最佳诠释。

  　(三)口头说理、与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当面沟通相对较少

篇（8）

（一）程序立法不够完善

1、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缺乏认定标准

民诉法和修改后行诉法规定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予以检察监督，但是既没有明确违法行为的内涵，也没有列举具体形式，之前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渎职行为要求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与民诉法、行诉法法条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并非同一概念，导致民行检察部门无法在监督实践中准确认定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同时概念的模糊，也使得检法两家对于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各持己见，阻碍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法律规定的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监督线索发现难，检察机关介入难，违法情形查证难等问题。

2、法律关于执行检察监督的规定较为原则。民诉法及高检院的监督规则都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法律监督的权力，但通过两年的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在执行监督方面仍然存在执行监督的范围不清的问题。民诉法只有第235条一句话原则性规定，两高的执行监督试点办法规定的范围狭窄，不具有监督性，高检的监督规则关于“执行监督”只有3条，只字未提监督范围，究竟哪些执行活动可以纳入检察监督范围，实践中非常困惑，难以有效开展监督。

3、法律未明确调查核实权行使的程序保障措施

程序性是法律监督权的基本属性，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应体现在它必然引起一定程序，以及被监督者必须做出法律规定的反应，否则就改变了法律监督权的本质。虽然修改后的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但是由于法条规定的较为原则，并未对调查核实权行使的范围和方式等具体程序方面作出必要的细化，没有给予调查核实权规范行使的规则保障，造成实践中操作随意性较大和权力行使不畅的问题。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调查核实权的程序保障措施，更没有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对于不配合调查核实的公民和单位的相应的处罚措施，不利于民行检察监督职能的顺利实现。

4、缺乏行使监督权所必需的刚性手段。

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民行检察监督有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方式，但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法定手段。监督手段是监督方式实现的必要保障和支撑。法律监督权不应是抽象的，而应是具体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必须有配套的具体手段，否则，监督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就无从操作、无从实现。

5、审判机关接受检察监督义务的虚化

监督与被监督是相伴而生的。对于监督者而言，监督是一种权力，而对于被监督者而言，接受监督就成了一项义务。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与被监督者的义务是一种对应关系。权力的实现以被监督者的义务明确和主动履行义务为条件。被监督者义务不明，是现行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制度立法的结构性缺陷。民诉法和行诉法都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但是关于审判机关接受监督的义务没有明确化、法定化和程序化，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时，审判机关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义务和不接受监督产生的法律后果。现行民诉法和行诉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都是授权性的，只是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有权”如何，而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作为接受监督的对象“应当”如何以及不接受法律监督将要面临的制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流于形式，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

（二）监督能力亟需提升

1、基层民行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任何工作都要靠有能力、想干事的人来完成。检察人员承担着法律监督的重任，自身执法，又要监督他人执法，没有过硬的本领是难以做好本职工作的。就当前基层民行检察民行队伍状况来看，有的民事法律知识基础薄弱，理论水平较低，业务知识面狭窄，工作能力有限，平时又不注重学习，有时疲于应付日常工作，工作要创新发展难度很大。

2、事多人少矛盾较为突出。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广、法律法规多，基层民行检察人员整体偏少，工作任务重，工作压力大，监督力量不适应监督任务的需要。

3、履行新增职能的水平需要提高。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民事执行、审判程序监督案件不断上升，但熟悉了解新增职能的专业人才缺乏，部分基层民行检察人员存在畏难情绪和等靠思想，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4、少数民行检察人员规范执法意识不强。少数基层民行检察人员规范执法意识不强，对办案流程和办案要求不熟悉，有些监督案件办理不规范，影响了监督效果。

（三）基层基础不够扎实

少数基层检察院领导受传统重刑轻民思想影响，没有将民行检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重视不够，支持不足。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队伍中，年龄结构不合理、业务骨干流动过快等问题仍较突出，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履行。民行检察宣传等基础工作仍显不足，多数地方对民行检察职能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宣传力度不够，民事检察监督职责特别是审判程序监督、执行监督职责的社会认知度较低，申请检察机关监督的案件数量相对偏少，许多基层检察院存在案源不足问题。

（四）执行监督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

突出表现为“三多三少”现象，即查文书送达、不依法受理等一般程序性违法事项多，查实质性违法事项少；对事监督多，对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少；对材料审查多，深入调查核实违法行为少。

（五）息诉工作难度较大

不少当事人对检察监督期望过高，一旦检察机关不支持监督申请，或者检察机关提出监督意见但法院未采纳，容易缠访闹访，或向其他机关。有些申请人坚持要求上级检察院办理其监督申请案件，对检察机关同级受理规定及交办、转办等案件流转机制不理解、不配合，部分申请人反映激烈，息诉压力大。在这种情势下，如何疏导当事人的情绪，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必须探讨的课题。

二、加强和改进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对策

（一）强化学习，更新观念，提高监督能力

1、加强业务学习，提高队伍素质。加大对基层民行检察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切实学习法律业务知识；大力倡导学习风气，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民行干警把学习化作长期坚持的自觉行动，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高检察监督的实战能力。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对监督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不断总结提高。

2、顺应改革形势，更新监督理念。坚持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要求，全面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认真学习贯彻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继续抓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意见》的落实工作，切实转变“重刑轻民”思想，牢固树立服务大局和多元化监督理念，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充分发挥基层民行检察监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3、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监督能力。通过充实、调整、引进等方式把熟悉民商法并具有司法实践经验的人员安排到基层民行检察部门工作，保持基层民行检察队伍特别是业务骨干的相对稳定，探索遴选熟悉民事执行和民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充实民行检察队伍。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活动，推动队伍专业化建设。更加重视对基层民行检察人员的教育培训和调研指导，不断提高基层监督能力，充分发挥基层职能作用。

（二）完善立法，建立民行检察工作机制

1、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立法，增强可操作性。建议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的具体范围、监督手段和具体措施；应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接受检察监督的法定义务和消极接受监督的法律后果，以增强检察监督的可操作性。

2、完善调查核实权行使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检察调查核实权的相关立法。一是明确规定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检察机关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向相关单位或个人借阅、调取相关材料或者询问有关事项的，被调查对象应及时提供有关材料和信息，不得推诿拒绝。二是应赋予检察机关对妨碍调查核实行为的责任追究权。为了确保民行法律监督调查核实权落到实处，使违法行为人受到惩戒，应赋予检察机关违法责任追究权，可以规定被监督对象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调查核实的法律责任。三是应规定检察机关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所取得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防止检察权的滥用。

3、应明确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为保障检察建议监督实效，建议推进立法完善，从法律上规范检察建议，赋予其较为刚性的保障措施，规定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确认的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而发出的检察建议，同级法院必须在法定的时限内予以落实和回复，否则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应积极推动检察建议立法，设立专门的《检察建议法》，明确检察建议的形式，细化种类，确定效力，促进检察建议的完善。

4、建立统一的内外多重联动的化解矛盾机制。一是在基层检察机关内部建立民行、控申、预防、案管等部门一体化的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全力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就民行案件中的相关问题互通情况，会签共同化解纠纷的有关文件，建立化解矛盾的长效机制。三是针对办理民行监督案件中发现的可能引发矛盾的不稳定因素，引导有关单位提前防控，堵漏建制，及时处置，防患于未然。

篇（9）

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释明是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过程中，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向人民监督员进行客观公正地解释，以便人民监督员正确、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由于人民监督员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监督过程中对人民监督员进行法律适用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释明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但是法律释明是必须释明还是可以释明，法律释明的界限应该在哪里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的应然性分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了人民监督员应当具备的条件，其中第4款要求人民监督员，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被定位为社会监督，而不是精英监督。少部分的法律精英不能代表广大的普通的社会群众，与其由少部分的法学精英来实行监督，还不如召开专家、教授的法律适用研讨会或座谈会来得方便和灵活。可见人民监督员制度采用的是司法民众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民监督员不可能皆为法律精英人士，精通法律知识。?1?

但是，面对法律知识技术化的今天，人民监督员应该在什么程度上了解和掌握法律，何为较高的法律水平呢?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场由国家推动的法制建设运动在华夏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口号下，数以万计的规范性文件被颁布实施，从西方舶来的理念和制度经由法学家的双手成为衡量法治进程的标准，持续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不断促进着民众的法律需求，但是这场法制建设的结果却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法律系统与民众社会生活之间的断裂。2

由于许多法学研究领域都是全新的，并没有什么本土经验可以借鉴，法学家们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必须大量地参考和翻译国外的相关立法、制度和理论，而时间一长，中国的法学研究就渐渐养成了“言必称希腊”的学术习惯。?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当代中国的法律知识变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高度理论化和技术化的知识。它与符号化的立法一起被写入了法学教科书，被搬上了法学院的课堂，然后传递到众多法学毕业生的头脑里。法律话语变得艰深难懂，很难直达普通民众的内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就需要有人来对他们就“艰深难懂”的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律术语进行释明，让他们可以在同样的司法话语背景下进行案件监督。

二、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的或然性分析

人民监督员需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在面对“艰深难懂”法律时，需要进行法律释明，但是这一定是必须的么？

我国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来自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来自“人民”，“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普通民众所构成的人民的绝大部分对法律却是所知了了，但他们同样有权对案件表达意见、发表评论。

近日，湖北巴东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一案引起强烈反响。一时，各类媒体、网络上民意沸腾，邓玉娇虽然杀人，在“仇官”、“仇富”的大多数网民心目中，她不仅行为可以原谅，而且是一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因而根本不应该以杀人罪起诉她。这一现象被中国青年报评论为“全民法官”时代的开启。

人民监督员在监督案件过程中承担的作用和地位同样如此。这一制度是司法大众化和司法民主化的产物，对法律的所知了了或许正是人民监督员不同与职业法律人的优势所在，也是人民监督员站在民众角度监督案件的优势。

人民监督员制度为民意和法治架起一座桥梁，民意没有必要和法律对立，民意可以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所要求的结果也正是法律所要求的结果，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是体现民意的最可靠保障。人民监督员对案件出于“常识、常情、常理”的把握，在结果上应当与依法办案是殊途同归的。

同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这是法律监督活动的内在要求，又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活动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具体体现。注重法律监督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就是要坚持做到既注重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又注重法律监督的社会效果。在强化法律效果的同时，积极追求社会效果，把社会效果作为法律监督活动的深层目标和最终结果。要做到法律监督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就必须把公正价值观贯穿法律监督活动的始终。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公平正义的要求，尽管公正价值观是观念形态的概念，但公正价值观的内涵却受制于客观实在的环境。公正价值观实质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同历史阶段赋予公正观不同的内涵。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时必修充分考虑社会公众对法律实施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公众对公正观念的合理理解，紧紧地按照现实的公正价值目标。人民监督员“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在这里，人民监督员对公平正义的把握对“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水平”依赖性明显会超过对“较高法律水平”，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法律释明就变得并不哪么迫切了。

三、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制度设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对人民监督员并没有要求更高的法律水平，这就说明，人民监督员但对法律的掌握并不要求精深，所以，人民监督员的法律释明就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和原则。

（一）释明的主体，包括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案件承办人及检察机关其它相关检察人员。检察机关任何相关的检察官面对人民监督员的法律释明要求时都有义务对法律条文、法律概念、法律解释予以详细的解答。

(二)释明的内容包括法律、司法解释、证明标准等，既包括实体法问题，也包括程序法问题，还包括证据规则问题以及其他和法律适用相关的法律问题。如对犯罪未遂、中止、单位犯罪、共同犯罪、累犯、自首、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法条竞合、吸收犯、牵连犯等实体法律问题的释明；对逮捕条件、撤销案件条件、不起诉种类、起诉条件等程序法律问题的释明；对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种类及其可采性、证人条件等证据法律问题的释明等等。

（三）释明的启动由人民监督员提起。法律释明应该因监督员对法律存在疑问而启动，“有疑即释，无疑不释”。检察机关相关检察人员不应主动释疑，只能依申请对相关法律进行释明。这是因为：一方面，行使主动、积极的进行法律释明，容易造成对人民监督员的不恰当诱导；另一方面，不论初衷多么公正，积极的释明总是容易引起人们对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及人民监督员中立性、公正性的怀疑。4

（四）释明的原则，应遵守详略恰当、客观公正的原则。人民监督员毕竟不是专业法律人员，在法律释明时并不需要太过于具体和详细，把握好法律释明详略恰当的度，既让人民监督员能够了解和把握足够的相关知识，又不至于太过繁琐，让人民监督员无所适从。同时，对人民监督员太过详细的法律还可能会让人民监督员形成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诱导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监督的印象，而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30条规定明确禁止的。客观公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要求和追求，是法律释明的原则和追求。

1周永年：《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法律释明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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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7-0107-03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监督的宪法和法律依据。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章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主要通过其侦监部门、公诉部门及监所检察部门对立案、侦查、审判、刑事判决及裁定的执行等刑事诉讼活动实现其法律监督职能。但长期以来，由于立法模糊、司法价值观的影响、检察监督观念存在偏差等原因，使得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功能的发挥难以取得相关立法预期的实效。为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的应有之义

根据《辞海》的解释，“检察”中的“检”具有“考查、察验，约束、制止”的含义，“察”具有“细看、详审，考察、调查”的含义。因此，“检察”一词，既指检视察验，又指检举制止，[1]“检察”的监督之意跃然纸上。在现代国家，检察作为主要的司法活动，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与社会公益所进行的一种以公诉为主要职能、以监督为属性、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的国家活动。[2]可见，从“检察”的文字含义层面理解，监督是检察的应有之义，是检察的重要职能，而刑事诉讼监督作为监督的下位概念，理应成为检察权行使的重要体现之一。目前，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各国的检察职能都或强或弱地承载着监督的属性，因为，“在民主法制的要求下，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会排斥诉讼中的监督，这是诉讼中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最基本手段。”[3]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意味着我国的检察职能具有极强的法律监督属性，检察权的行使表现为各种范围、各种方式的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最直接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被追诉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此与诉讼当事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等各种权利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了防止作为强大追诉者的公权力的滥用，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个过程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应然，也是必然。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的应有之义，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的规定，正是宪法和基本法立法对这种应有之义的肯定回应。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

现有的刑事诉讼监督模式与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存在较大落差。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是国家以宪法的形式赋予的，具有极其神圣的意义。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也是检察机关应尽的宪法义务。然而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定位与检察机关应有的宪法地位明显不符，有违检察权的配置规律，导致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难以取得理想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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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

2、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与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

3、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要求公民普遍守法，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限制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专横，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4、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是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内容的有机统一。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