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如何改变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现象？

如何面对众多院校设置新闻教育？

在这里“拷问传媒教育”的是业界的有限需求，每年传媒学科毕业的大学生相当多的到不了传媒业界工作。业界需求过剩是原因之一，但在需求范围内业界也招收了不少其他学科的学生。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但不管如何，作为传媒教育界我们自身要反思的是：我们的传媒教育还有什么缺陷？我们的学生是否深受业界欢迎了？

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有限需求”的大环境下许多院校却依然瞄准传媒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涉足传媒教育的院校已有660多家，出现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争着上的现象，而且还有继续扩大规模之势。

作为有志和有能力从事传媒教育的院校，一定要确立这种观念：业界对新闻人才的要求就是我们新闻教育培养的目标。那么，从业务的角度来看业界需要的是怎样的大学生呢？应该是三项创新能力兼备：具有适应新闻内容创新的过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新的视觉和方法洞察社会的能力、把握新闻发展趋势的创新能力。反思我们新闻教育的缺陷，可从拷问“三项能力”掌握的状况入手。

如何满足业界对“上手快，后劲又足”的人才需求――

强化三项创新能力，培育具有综合素质的通用人才

有的人谈到新闻学毕业生时往往用“上手快，后劲不足”来概括，我不太主张笼而统之去评说，因为有相当多的新闻学毕业生是很不错的。但“上手快，后劲不足”的问题的确比较突出。早些年，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位我认识的记者，进报社很快就上手，写的消息、通讯很规范。相反的一位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开始写稿时不是缺这个要素就缺那个要素，不规范。但一年多之后，却发现这位中文系的学生超过了那位新闻学毕业生。原因是这位记者中文功底好，一进中文系，老师就要求学生一年写100篇作文，强化写作能力。为了写好文章，又得读很多书。他来到报社后中文功底是过硬的，缺的只是新闻的基础知识，而这些基础知识目前仍比较浅薄，只要花点时间比较快就弄通了。一旦掌握了新闻规律很快就上手了，加上中文基础的强势，后劲就激发出来了。相反的，同来的新闻学的学生，如果没有强化中文基础训练，开始时虽然上手快，但时间一久后劲不足就显现出来了。当然，中文基础同样是可以补课的，但中文的硬功夫并非短时间内能掌握，在学校时就要把握好最好的时机练好扎实的文字基本功。又比如学社会学的人，他可能有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如果又有过硬的文字功夫，只要有志从事新闻工作，也许是搞新闻的好材料。我们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如果只是为了消极对应教学大纲的要求，应付考试拿个好成绩，不下苦功夫练好文字基本功和掌握较丰厚的知识，就有可能出现“上手快，后劲不足”的问题。同样，新闻学毕业的学生也有不少上手又快又有后劲，这与他们全面领悟了新闻人才需具备的基本素质，下功夫练好三项基本能力有关。

有的人也许会说，既然这样还要办新闻学专业干什么？我认为不是不要，相反地要强化。新闻学的教学科研水平整体要提高，增设从新闻单位实践中提升起来的创新理论课、更有厚度的课，要学得更深一些更专一些更系统一些，使学生具有“把握新闻发展趋势的创新能力”。这是新闻学的优势。

同时，对新闻课程与其他学科的比例要调整，四年本科的学习毕竟课时是有限的，因此对课程课时要进行合理的设计，原有的教材要疏理，该删改的要删改，比较浅显的理论课可以合并，腾出一定的时间去强化另两个能力，也就是“具有适应新闻内容创新的过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新的视觉和方法洞察社会的能力”。在信息快速传播的今天，在各报都开辟“报料热线”的情况下，独家新闻越来越少，新闻的竞争常常体现在问题切入的角度和文章的品位，从过去的只是把事实报道出来，变成传播观点、理念、思想，以独特的视觉穿透力感悟影响读者。记者要从事实的披露者、信息的传递者，往社会分析员乃至引导社会变革的评论家的角色转变。新闻采编人员要有很强的分析能力、策划能力。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仅仅靠新闻专业方面的课程是不够的，要扩大课程的基本面，增加社会学、人文科学等领域的课程，扩大学生知识视野。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要根据三项基本能力的要求引导学生课余之后学习的走向。从掌握知识来说，学生不能只接受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不能完全依赖网上知识。现在学生喜欢上网，很快接收到各类信息，这是好的一面。但光从网上接受知识是不够的，一定要花时间读书，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要下点功夫学经典著作，包括历史经典和现实经典。历史经典就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有价值的著作，包括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现实经典主要是那些反映、解读社会现实问题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助于学生全面认识当前的社会问题，培养学生新闻敏感及分析能力。有了三项基本能力，就会使业界在用人的过程中感受到新闻学毕业出来的人搞新闻就不一样，扩大对新闻学人才的需求。

如何适应业界对专家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营造自由成长环境，从通用人才中派生出特殊人才

为什么不少新闻单位只是招一部分学新闻的，还招中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甚至理工科的？有客观因素，也就是与媒体内容往多样化的发展有关，比如不少报纸有财经版块、法律版块、文艺版块、体育版块等，相应地招收了一些相关的人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与新闻教育缺乏“自由（自我）发展”环境有关。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自由（自我）发展”的环境，培养出来的是创新型和有良好的功底的人才，专业版块也是可以由新闻学毕业生担纲的。现在传媒的专业版块越来越多，如果新闻院校的毕业生成不了业界的主角，让可要可不要之势泛滥下去，将严重影响到整个新闻学科的社会价值实现，对新闻院校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

作为一个新闻单位,各种人才都是需要的。现在普遍认为复合型人才比较紧缺，另外就是专家型人才。有的专栏专版做得不专业，业界就从相应的专业中去挑人。虽有专业能力，但未必有新闻眼光，也未必能做得好。当然，也有些做得不错的。有的院校还考虑设立专门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比如专门培养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这样做，会不会使学生的就业门路更小了呢？当年不缺这类人才的传媒单位就有可能不会去要这种专才，而且报社内部的采编人员经常是内部流动的，只是专才而不是通才也会影响报社对这类毕业生的选取。对大多数新闻院校来说，设立专业类的新闻专业也是不容易做好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的质量无保证。更为重要的是，学生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并不成熟，盲目性较大，进了大学一段时间后才明白自己的兴奋点在哪里，才能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大学新闻理论教育应在培养具有三项基本能力的“通才”的基础上，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志向自由（自我）发展成通用的记者、专业型乃至专家型的记者或是复合型人才。新闻通用人才都必须有三项基本能力，然后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和爱好兴趣进行选择，让其自由发展、自我发展。比如，有的学生有志成为财经记者，他可以选修经济理论，可以有意识到经济业界实习。总之，各有所好，各得其所。这样的学生，既可作通才来用也可作专才来用，就业面更宽。

传媒的复合型人才在学校里是形不成的，就业实践之后才能逐步显露，并通过采编、经营等多岗位交流实践，多种能力兼备才能形成“复合型”。但学生个人的性格、爱好及其在日常学习、工作、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表现，能显示出某些综合能力的雏形，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学校可因势利导，在社会活动策划能力的训练等方面提供良好条件，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自觉参与社会活动和技能训练，为往复合型发展创造条件。另外，有一些跨学科的学生，比如学新闻再辅修经济管理，或本科学管理学、研究生读新闻学等，也往往具有复合型的潜质，容易找到工作。

为了培养好通才，并让其中一部分人往专门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发展，学校既要有对某些项目的硬性规定，又要积极营造自由发展的环境。自由宽松和积极引导并重对各类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形成三项能力的基础理论是强硬性的学习，专业课和有利于强化这三方面知识的课程学生一定要上，涉及这三方面能力的实践学校也要认真组织实施。其他方面的能力，可以根据各人的情况自由性地学习和发展。如果一下子就把自己设计成专家型或复合型，而没有扎实的经典理论和必要的实践垫底，就有可能成为脱离新闻的“专家”，复合型也可能是“万金油”型，新闻单位用不上。硬性的学习课程不是应付式的课，而是一定要让学生能得到收获的课，因此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老师的教学是十分重要的，要由优秀老师通过创新的理论教学，将学生带入崭新的领域中去。

在营造发展空间方面，学校的专业课与一些很有意义的讲座要错开，要学生有机会参加。要有较充分的时间让学生选修喜欢的专业类课程，以有利于往特殊人才方向发展。

如何改变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现象――

走进业界，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之间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说到底，新闻是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高校要培养出好的新闻人，一定要了解媒体和社会。

要通过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来改变目前新闻课程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老师在上课中应多穿插媒体的实战案例，还要经常邀请业界有影响的人物来上课或开讲座，让他们将多年积累形成的真知灼见带进高校，传递给学生，弥补高校的不足。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界要主动走进业界，寻找教育与实践的结合点。例如，暨南大学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正在打造的“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就是试图从这里找到切入点。合作双方决定，从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挑选学生作为“准记者”，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作为训练基地，请南方报业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采编人员对“准记者”进行新闻实践案例教学，并组织“准记者”参与重大采访活动，进行实操训练。具体步骤：第一阶段培训。在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学生，加上几名研究生作为“准记者”，聘请南方报业采编策划精英为训练营开设系列讲座课程。时间为4至6月。第二阶段实战。训练营成员分成若干组，利用课余及暑假，分赴南方报业旗下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月刊等媒体，参与重大采访活动，检验和应用所学理论知识，全面锻炼采编和社会实践能力。时间7至9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人力资源中心对“准记者”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并建立联系档案，长期追踪考察，从中挑选优秀人才。第三阶段总结推广。开展训练营成果报告会，总结经验，扩大宣传，塑造品牌，准备和筹划下一期训练营。

媒体与学校联手加强双方在理论教学和新闻采编实战方面的互动及深度合作，深入系统总结国内领先型媒体的新闻运作理念与案例，将推动学院的传媒科研工作及学科建设，促进教材创新和新闻教育改革，改变教学当中与新闻现实脱节的现象，有利于学生的培养。二年级学生期未参加训练营培训，可在南方报业这样的媒体军团中补上案例教学、实践教学这一课，有效锻炼提高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策划能力。在实践中暴露出自身存在的问题，还有两年在校学习时间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学习和弥补不足。

如何面对众多院校设置新闻教育――

在整合中，往培养媒体人才和泛媒体人才方向分流

近年来，中国新闻教育发展非常迅速，但发展的速度过快，出现了粗放化扩张的问题,并使已经供大于求的状况愈加严重。

知名度不高的一般院校的传媒专业毕业生，要在新闻单位里找到工作很难。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我认为，只能面对现实，寻求新的出路，可以进行“泛媒体就业”，即进入与新闻传播专业相关的非传媒单位工作。比如，进入企业从事内刊、职工电化教育、广告策划等方面的工作，还可以进入其他行业从事文化传播、宣传、新闻管理、新闻发言人、公关等方面的工作。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在这些行业完全用得着，只是目前用人单位还不太了解，大学生也将主要选择盯在传媒单位，供求双方都存在误区。只要加强沟通，并不断有人在起示范作用，我们的毕业生将来在这里可以找到大有可为的平台。

篇（2）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篇（3）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研究质量。为此，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判断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质量，鼓励高质量成果产出，进而引导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文中以《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为指导思想，以定性和定量评价、分类评价为评价原则，以创新性、科学性和社会性为评价标准，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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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评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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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5-2909(2012)01-0157-05

21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各类研究成果数量增速迅猛。与此同时，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理论脱离实际比较普遍，应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条件保障也不能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需要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经费问题，更多的是研究质量的问题。在2006年6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简称《质量意见》）中突出强调了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判断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质量，以此鼓励高质量成果产出，进而引导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客观地评价哲学社科研究成果，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发展，乃至学术生态的演进，具有“指示器”和“风向标”的意义[1]。 2011年11月出台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简称《评价意见》）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为：（1）注重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质量评价导向有待进一步强化；（2）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分类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3）科学合理、诚信公正的评价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4）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的评价方法亟待根

本扭转。 《评价意见》中强调要“切实强化评价的质量意识，牢固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正确把握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将创新和质量导向贯穿于科研评价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因此，围绕质量标准进一步改进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工作，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文中以教育部出台的两个意见为指导思想，对社科评价问题进行探讨。

一、 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

哲学社科研究成果是人类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自身、社会及自然的理性思考，其研究成果多是以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和评价形式而存在，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因此，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原则应充分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研究成果价值进行客观的评价，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根据《评价意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的复杂性，准确把握评价对象的不同特点，合理运用恰当的评价方式，增强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国内高校目前普遍采用的评价方法有两种：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其表现形式分别为引文分析法和同行专家评价法。

引文分析法主要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方法，把学术成果发表和出版的等次、被转载和引用的频度、获奖情况、社会反应等作为成果质量的重要指标。引文分析法“易于操作和实施，作为成果评价的一种初级形态和补充手段，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但该评价方法存在的缺陷不利于社会科学学术的发展：其一，强调研究成果的量化指标，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灵活性和多元性特点不相符；其二，某些社科成果在短时间内难以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该类成果的引用率自然很低，但并不能说明其学术价值就低[2]。

同行专家评价由同一个学科领域或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性质上的非量化的价值评价。其特点是“基于研究成果本身的内容，尤其从创新性、原创性、科学性、系统性等维度进行把握判断，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学术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指标”[3]。同行专家评价在中国还是一项很不成熟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法，在评价过程中缺乏公认的评价标准而易于形式化。首先，评价的主观因素。同行评价更多是依据个人的经验，同行评价专家的视野、偏好、能力等主观因素对定性评价的实际效果有着潜在的制约作用。其次，评价的保守因素。具有创新性的前沿性研究往往具有打破传统学术思维的特征，很可能得不到局限于常规思维的评价专家的理解和认同。第三，以学科为基础的同行界定。以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为基础产生的研究成果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评价过程中，难免会产生“非共识”现象，导致不公正对待。

《质量意见》中指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既要有数量、规模指标，更要有质量指标。当前尤其要强调质量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要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现状，改变简单以数量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因此，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科研究成果评价应将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互相补充，在面对复杂评论对象和评价问题时，给予综合的考察和评估。 

（二）分类评价

不同类型的研究活动和不同形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不能笼统用某种评价标准去评价不同的研究成果。《质量意见》中指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国际性与民族性、继承积累与自主创新的统一。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切合实际的评价尺度，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成果形式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式进行评价。”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按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基础研究主要以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新证据等原创性的成果为目标，其效应是隐性的、间接的。应用研究则是基础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延伸，是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产生具有

切实社会效益的技术、方法、措施，因此，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基础研究应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研究成果要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创新，传承文明上有所贡献，学科建设上有所推动，以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为主要尺度。应用对策研究应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成果要在提升国民素质上有所作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服务上的支持，注重其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不同的研究成果，应根据其各自特点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式进行评价。

二、建立促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质量意见》和《评价意见》中均强调要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原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切实推进理论与实际结合，把是否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方法、使用新资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形成新对策等作为衡量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指导思想，笔者在查阅诸多文献之后，总结了以下几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评价标准。

（一）创新性

创新是科研的生命，只有创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总结出新的经验、规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论、学说，提出新的方案、对策，为新的实践及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质量意见》中亦指出，创新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创新程度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要素。因此，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时，首要原则是要考虑其创新性，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

创新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选题方面有创新；（2）开拓材料范围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扩大认识对象的范围；（3）修正前人错误的或不完全正确、不全面的认识；（4）提出科学发展阶段同步的新见解；（5）技术手段、研究方法有创新；（6）革新著述方式[2]。无论是对基础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或积累，还是对应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创新主要体现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等方面，因此，在对科研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价时，首先要考虑其基本的创新性[4] 。

（二）科学性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具有自身的研究特点和规律，其学科特性注重基础知识传承、资料积累。这使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项目周期、成果产出皆具有长期性特点，因此，其评价标准必须具备科学性，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如音乐、美术、体育和新闻学等，因此，应根据其研究规律，制定出具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的科学评价方法。

（三）社会性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有自身的社会现实意义。“只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科学成果才能被人们理解、接收、掌握、应用，才能有生命力。”[5]也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其在学术领域的价值，而且更应强调社会科学成果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结合。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应注入社会视野元素，在更宽广的领域“将社会科学发展目标与国家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对国家亟需研究和解决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能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议”[6]。

三、 建立基于质量标准的哲学社科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其目的是为了客观反映出成果的真实价值。武汉理工大学李志平认为，社科成果就好比产品，引文分析法和同行专家评议法只是从生产者角度对产品价值分别进行技术层面和主观层面的评价，其评价结果“可以近似看作是整个生产领域的学术价值”，然而，“从客观上讲，社科成果的价值是体现在需求方面和社会使用后的价值增加”[7] 。基于这一观点，李志平提出了社科成果四维评价方法。 该评价方法巧妙地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并融入社会价值评价，使得评价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如前所述，高校社科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根据其研究性质的不同，评价的侧重点也有差别。基于之前总结的研究成果质量评价标准，结合社科成果四维评价方法，文中按照对社科成果分类评价的基本要求，建立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框架。

（一） 基础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首要任务是探索人类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为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研究成果耗时耗力多，对学科发展贡献和价值较大，创新性、科学性是最主要的价值体现。”[8]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该框架图由4个维度组成：同行评议、引文分析、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同行评议和引文分析维度是通过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价值评价。同行评议维度基本上沿用同行评议法的思想，根据基础研究成果的性质，把成果是否具有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等创新性要素，是否体现哲学社科学科特色作为评价的标准内容。引文分析所体现的价值是从定量的角度，通过引文深度、引文广度和创新学科三部分衡量成果的价值。“引文深度是指本学科的引文次数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引文广度是指非本学科的引文次数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然后将创立新学科的价值单独拿出来作为一项。”[7]

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维度体现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需求价值。货币价值来自学校、政府等定向性很强的货币资助，虽然投入的货币金额和社科成果的产出并无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既然一方可以出这么多的货币，货币数量至少可以反映社科成果的价值”[7]。基础研究成果往往极具理论性，对高校学科体系和科学理论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而，其货币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校自主科研和政府财政经费资助上。效益价值是社科研究成果的产出效益，基础研究成果的效益价值主要表现在学生新增收益和学校新增收益等方面，这也充分体现了基础研究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

（二） 应用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主要反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以生产切实社会效益的技术、方法、措施为目标。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模型框架如图2所示。

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维度与基础研究成果评价相同，也是由同行评议、引文分析、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组成。不同之处在于，同行评价的内容包括政府采纳、社会反响、技术专利、措施方法等实际应用型要素。应用研究成果的价值一般通过成果转化并服务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来体现，其效益价值表现为政府新增收益、企业新增收益、其他新增收益等，其货币价值也主要来自政府拨付、企事业资助和社会团体赞助等。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四维综合评价模型体现了定性与定量评议相结合的思想，并将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融合，充分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社会性。根据分类评价的原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按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别分别建立评价模型，强调了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应侧重的评价要素，分类评价更加符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原则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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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建华.改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分类实施评价［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17-119.

［2］沈壮海，等.论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应有趋向［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3）：12-15.

［3］ 王婷，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方法的现状与趋势［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5-37.

［4］ 李存娜.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问题与反思［J］.学术界，2004（3）：154-167.

［5］ 张书晔，等.论学术腐败治理与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的完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09-114.

［6］ 崔旭，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研究［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9（3）：34-41.

［7］ 李志平.高校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种四维评价方法初探［J］.科技管理研究,2004（1）：89-91.

［8］ 邓曼.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与框架［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10）：165-166.

Built an evaluation frame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duct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based on quality perspective

CHEN Zi-yi

(Office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