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事例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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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成人教育机构比作一个工厂,那么它的发展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材料市场,即生源市场;另一个是产品市场,即劳动力市场。当某类职业的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认同时,这个信息会使潜在的受教育者产生到成人教育机构学习的愿望,从而形成了成人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的吸引力;而成人教育机构通过自己的培养手段,使其毕业生得到劳动力市场的认可,从而形成了成人教育机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一、成人教育要为劳动力市场服务

成人教育要围绕着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种类和数量的需求量来展开,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的确定人才供给和人才培训。就人才市场而言,任何一类人才短缺,都只能是暂时的。这就要求培训机构要及时的经常性的搞一些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并根据劳动力市场上各专业工种的供求关系变化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培训计划和科目设置,市场环境下的成人教育机构有着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特殊性,它既是服务机构,又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它既要取得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的社会效益,也要谋求保障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成人教育必须要以劳动力市场为中心,有计划,有理性的开展。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成人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土之木,闭门造车,必然会走向失败。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众多的培训机构不约而同的搞“扎堆式”的教学,即社会什么类型的人才最抢手就从事该类人才的培训,早开始的自然会收到一定的效益,跟风而上的只能是赔本赚吆喝。本世纪初,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专业技术人才一路走红,譬如数控机床、汽车维修、焊工等高级技术更是抢手,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已有人开出年薪15万的天价。正因为社会有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于是各类培训学校,培训机构应运而生,着实火了一阵子。然而,好久不长,随着各类培训学校的不断涌现,优胜劣汰的法则逐渐显示出它是无处不在的,火爆的培训行业亦是如此。一些规模小,培训项目单一的学校由于找不到学员而纷纷倒闭。

二、劳动力市场对成人教育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就业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统包统配制向劳动力市场转变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目前我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自身的局限,再加上一些计划经济的痼疾还没有得到完全根除,因此,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许多分割状态。主要表现为:一是城乡分割。由于城乡居民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享受着不同的待遇,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居于低端的状态。二是行业分割。一些高待遇的行业或企业人为设置障碍阻止非本系统的人员自由进入。三是体制分割。一般在企业内部存在着两种用工制度:一种是工作相对稳定的“正式员工”,另一种是“临时工”。这两种员工在工资、福利、医疗、退休等方面都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四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整体上被分割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是由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人才市场,另一部分主要是由工人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由于设置了高文凭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已经堵住了其他人员的进阶之路,从而构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可逾越性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成人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城乡分割、行业分割、体制分割等现象应该说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都带来了影响。但相比而言,对成人教育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由这些分割所造成的低端工作领域的劳动者大都是农民工和城镇弱势群体,而这些群体及其子女正是成人教育的教育或培训对象。另一方面,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则直接在教育领域内部造成了分化,形成了对成人教育的歧视,使成人教育相对普通教育成为二流教育。

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成人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进入机制来说,目前由于人才市场设置了极高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已阻断了成人教育毕业生进入的可能。但是,普通教育的毕业生却可以以“高职低就”的方式通畅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借助于社会的“学历偏好”,还可以取得好的工作或者高的薪酬。这样就形成了普通教育对成人教育的“挤兑”效应。

由于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上述种种现象,不仅使农村和城镇弱势群体通过接受成人教育来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希望破灭,反而给成人教育带来了有可能成为“阶级再制”工具的危险。人们对成人教育丧失信心后,反过来又会把希望寄托在普通教育身上,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已趋病态的“文凭热”,造成教育过度与浪费,给受教育者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机会成本。因此,市场分割不但对成人教育本身造成了歧视,而且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与效率,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成人教育的吸引力。

正确对成人进行评估,正确看待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相对地位,正确取舍公平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急需的“职业教育理性”。只有具备了这个理性,才能知道劳动力市场和成人教育自身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者眼前可为,何者长远可为。从而也才能从根本上为成人教育的发展找出现实的路径。

三、对成人教育发展的几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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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国科学院的《2012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51.3%。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也显示着我国城市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79～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实现从18%～51%的快速增长，仅用30多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3.7%、42.1%、36%，到2011年末，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60%，而西部省份如贵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协调区域间城市化进程，防止区域间城市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劳动力流动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第一，对GDP的贡献。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市的资本结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已经构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冲击了城市的计划福利体制，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劳动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7.7%，远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记所测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又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目前，虽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但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不能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就将他们剔除在城市化进程外。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标志，否则很难解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称为毛城市化率，这样既肯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共性，也反映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特性。

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输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比为65.4%，中部地区占比为17.6%，西部地区占比为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看出，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了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规律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判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很少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二阶段，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三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大大减少直到第五阶段人口流动消失，即城市化达到最大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人口流动呈现倒U型的曲线。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在每个阶段的速度往往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20%以前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50%为加速阶段，速度递增；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速度逐步放缓；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每年的增长微乎其微。这样，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一个“s”型（诺塞姆曲线）阶段演进规律。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是一一对应的。在城市化起步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较少；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的阶段，人口流动也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51.3%，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过去那种快速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不会一直延续，即城市化水平达到50%后会有所放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正在逐渐减少。通过把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结合起来观察，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同时，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意味着内地劳动力开始选择性地在沿海和内地间务工。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经趋缓。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跨地区转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显。尽管目前对我国是否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有争论，但由我国的国情决定，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即以时期数代替时点数，以说明和概括农村劳动力供应所出现的上述紧张现象的本质。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浪潮，将演变为在一个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细水长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城市化的质量会有所提高。

三、劳动力回流的成因

从曾经的“东南飞”，到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导致部分时期的农民工“返乡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进行探讨。一是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物价的逐年上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这将促使他们迁移至中西部欠发达、生活成本低的地区。二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作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国际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从而不得不选择返回中西部地区。据统计，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国际金融危机失业返乡。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扶持。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民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大量农民返乡务农。

四、我国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将会缩小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空间约束越来越大，城市发展可利用的空间在减少，土地要素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基础设施及城市配套建设空间近乎饱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都会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场的扩大，将有大量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将进一步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为导致城市化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回流使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减慢的同时，必然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将从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这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而会加速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利于我国区域间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过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理论关系出发，讨论了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差异的现状，并根据劳动力流动规律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将有所缩小。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指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引导其合理流动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距。因此，应抓住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边缘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而调整劳动力流动方向。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我国呈现工业经济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加工制造业著称，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寻找到新的利润空间，并且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劣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因此企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成为企业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从而形成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区接纳并吸收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形成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流动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白南生，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10。

[2]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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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与劳动法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权威数据揭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中国发达地区“用工荒”大潮出现，劳动者的就业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关系管理的法制化、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和劳动用工的复杂化（劳务派遣、HR外包、非全日制用工等形式大量出现）逼迫人力资源管理转型。当前社会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重视实践能力。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改革迫在眉睫，如何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习中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同时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以适应社会对人力资源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需求，是任课老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笔者通过与学生座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在教学实施中所遇到的现实情况；以邮寄调查函、电话采访等形式向企业劳动关系从业人员、人力资源毕业生进行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共同探讨研究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改革中的难点与重点问题。收集第一手资料，了解企业实际需求的能力是什么，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为教学改革提供依据，总结出当前课程教学中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仍偏重理论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环节方面较为薄弱。实践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保证。据调查，毕业生反映最多的问题是感到自己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实践能力没有得到有效锻炼。导致大多数毕业生缺乏动手能力，难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在针对企事业单位的调研中，笔者发现目前毕业生具备的基本素质与实际需求不符。虽然不同类型单位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能力要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劳动法律法规的应用能力与沟通与协调能力是所有类型组织均十分看重的核心素质与能力。

第二，实践教学课时过少，实践指导老师匮乏，实践教学手段单一，实践教学过程中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理论教学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实践当中，造成理论学习与社会生活实际脱节的现象。

第三，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以及促使学生学会沟通与合作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式及有限教学资源的限制，学生对案例教学的满意度并不高。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案例教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老师认真学习金字塔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金字塔是一种现代学习方式的理论。最早它是由美国学者、著名的学习专家爱德加?戴尔1946年首先发现并提出的。根据美国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成果，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内容（平均学习保持率）：1，听讲，保留5％；2，阅读，保留10％；3，声音、图片达到20％；4，示范，记住30％；5，小组讨论记住50％；6，做中学或实际演练，达到75％；7，教别人或马上应用，记住90％。这与富兰克林的名言“告诉我，我会忘记；让我看，我可能记住；让我参与，我会明白”不谋而合。即听讲的学习效果最差，教授给他人的学习效果最好。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这种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这就意味着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

因此，教师急需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综合利用研讨式、参与式、角色扮演式等多种教学法，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程度，提升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以下是笔者在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改革中进行的探索与建议。

一、让学生自己选择和分析案例，在课堂上展示

学生对某方面的知识掌握到一定程度时，就想跃跃欲试，展示自我。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让学生自己选择和分析案例。然后专门抽出一定的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到台上把自己选择的案例和分析的结果公布于众，让全班学生参与讨论。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其牢固掌握相关知识，更有利于增进教学相长。把单一的教师的“讲堂”，变成学生主动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学堂”，变成师生共同研讨的“论坛”。为此学校提供专门的案例圆桌教室非常重要，以便营造良好的讨论环境，确保案例教学的有效实施。

二、组织模拟法庭

这种模式一般在劳动法课程的后半段运用的比较多，因为课程过半，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劳动法理论知识后，为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创造了一个“真实”的环境。让学生充当原被告双方的律师和法官或仲裁员，能够亲身体验到法律职业不同角色的要求。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有典型性和可辩性，能有让各个角色充分发挥自己才能，施展才华的空间。这需要教师做足上课前的准备工作，否则根本达不到应有的课堂教学效果。具体而言，教师首先要精心选择教学案例。教师要充分考虑如何让学生置身于案例之中，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到案例的探讨之中。第二，选择角色，布置任务，分头准备。这是模拟法庭教学活动的重要阶段之一。在这一阶段，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指导，分析案情，制作需要的各种法律文书，熟悉相关法律条文、诉讼程序等。第三，模拟法庭结束后，教师组织对模拟法庭庭审活动进行讨论，尽量让每位学生对该案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最后由教师进行讲评，如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运用法律是否正确等。

三、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性”教学模式

“开放性”教学模式是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而创设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为此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学生走出校门、专家走进课堂。“请进来”是邀请实务界人士讲学，如邀请一些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知名律师和资深法官来学校讲授部分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实务课程。“走出去”是旁听真实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或诉讼庭审。在“劳动法”的教学内容中，“劳动争议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劳动争议处理有三个环节：即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与诉讼。其中劳动争议仲裁是最重要的环节。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的程序与证据的搜集是笔者讲授“劳动法”的重点与难点。通过旁听案件审理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带领学生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仲裁院和北京大兴区法院旁听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庭审。学生们全面清晰地了解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过程，对劳动法知识加深理解，增强记忆有很大帮助。在现场的感觉和看书看视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和看电视剧更是差距很大，现场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严肃和严谨。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有深厚的劳动法专业知识与素养，才能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做好劳动关系工作。同时认识到学习劳动法知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更为重要，不是为了拿学分，而是它和将来工作息息相关。旁听案件审理必须重视的环节是：让学生事先了解一下案件的背景与内容，提前查阅一些相关法律知识，在旁听庭审的过程中学生才能更好地思考，更好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庭审结束后可以马上与法官、仲裁员、老师一起讨论，把案件的重点梳理，把疑问及时解决，旁听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好。与传统的“一间教室，一位教师，一班学生，教师讲，学生记”的“封闭性-灌输式”课程教学模式相比，“开放性”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交流更加活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更强，教学空间更加广阔，教学效果更加好。

实践教学环节由专业教师担任，但专业教师往往理论知识充足，实践经验不够。因此，需要积极鼓励教师取得双师型任职资格后到企业兼职，或者聘用律师、企业中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主管担任实践教学环节课指导老师。

四、创新实践教学平台

在实际教学中，如何选择恰当的校外实习基地与学生的课程学习对接，使学生能够及时进入实习基地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全方位地感知劳动关系管理的实务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在这方面，有的学校尝试与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共同建立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专家委员会，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与有关部门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现场教学活动和专题教学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这样就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内到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参观、见习等实习活动，保障实践教学的顺利推进。还可以随时聘请相关单位的劳动关系专业人士进行专题演讲、座谈、答疑、研讨，保持学生与社会专业人士之间交流，随时掌握行业动态。此外，可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辅以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工具等网络信息通信工具，搭建信息化、网络化的技术平台，使学生与专业实务人员之间形成有效互动。因此需要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为学生创设广阔的实习基地。

参考文献

[1]伊海燕,刘艳.HR转型背景下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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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键因素，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环节。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数量不断扩大，而且转移途径和方式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具体有：第一，技校、中专和高等院校在农村招生，毕业以后在城市就业。许多农民和农村学生把此戏称为“跳农门”，认为这是改变本人农村和农民身份，乃至人生命运的重要方式。第二，参军当兵。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考不上大中院校的农村学生，有一部分应征入伍，参军当兵。按照我国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军人属于非农业户口。他们复员退伍后，想办法进入城市就业工作。第三，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实现农村户籍身份向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城市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向农村人口出卖城市户口，农民东借西凑，给自己和孩子买个城市户口，试图改变人生的命运。有些城市规定：凡是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有固定住所或职业的农村人口，可以解决一个或几个城市户口。所以，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也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个途径。第四，进城打工，即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壮观、也最为悲哀的一种社会群体。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劳动收入比较效应的驱使之下，为了生存和增加收入，大规模地进城务工经商，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他们排除在城市之外，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二、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佳途径和关键环节

改革开放以后，不论是农民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内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较高的年轻人。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分析，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40岁的劳动力占23%。从受教育的程度看，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16.7%，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效果来看，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收入的角度看，受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工作后取得的工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6）对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200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而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没有一技之长或劳动技能较差的月收入水平只有500~600元；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月收入水平可达到800~1000元。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效应。

其次，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性障碍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城乡与地区之间转移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比较少。许多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设限的同时，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又对外来优秀人才或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采用种种优惠和鼓励政策，如户籍接收、住房优惠、安家费补助等，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成为所在城市真正的市民。 转贴于

第三，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续效应来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可以在农村形成巨大的转移效应。所谓劳动力转移效应或转移的后续效应，是指农村每向城市转移一个劳动力，对其子孙后代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农村家乡所产生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就能带出一户人；培养十个大学生，就能带富一村人。转移的后续效应十分明显。但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由于工作环境不稳定、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过着漂泊不定的艰苦生活，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出生地——农村，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其转移的后续效应明显要差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

三、农村教育的职业取向

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统计，当前城市、县镇和农村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对比情况是：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20∶9∶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4∶3∶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91∶1.01∶1；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37∶0.55∶1。另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数超过95%。而同期日本同行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我国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重要根源。因此，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大力开发农村的民智，不仅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化解“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则下，如何确定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地讲，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是以普及高中教育为目标呢，还是以发展职业教育为导向呢？

笔者认为，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农村教育必须以职业教育为目标导向，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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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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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2.053

[中图分类号]D92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2-00-01

我国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不仅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在当下中小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怎样在劳资绩效合作模式下，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当下企业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1 中小企业劳资绩效合作现状

在劳资绩效合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当下中小企业的劳资绩效考核问题。劳资绩效考核是对员工工作进行的一种考核，员工的劳动与工资挂钩，员工为公司创造的财富越多，所得的工资也就越多。但是在现实操作中，部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往往没有理解劳资绩效考核的真正含义，导致在考核的操作中出现问题，对绩效指标的设置也不合理。绩效考核的本质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有的公司在设置绩效考核时，给员工设定任务量，没有达标便要扣除工资，使得公司员工缺少工作的积极性，并出现公司留不住人才的现象。除此之外，部分企业的劳资绩效合作模式单一，考核标准模糊，导致这一模式难以得到实际应用。

2 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部分企业的劳动合同制度不够完善，甚至有部分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资纠纷现象比较普遍;很多中小企业的工作强度较大而劳动报酬偏低，员工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再次，很多企业没有相应的员工福利如五险一金等，福利待遇相较于公务员、国企的待遇差了很多，并且，由于企业规模的局限性，员工晋升渠道比较小。这几个问题是当下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3 基于劳资绩效合作视角的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新模式

3.1 建立以劳资双方互信为前提的以人为本的劳资合作管理模式

劳资关系是企业间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一个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和谐与否，关系着这个企业能否有序发展。但是部分企业的管理者思想过于守旧，与员工的关系不和谐，导致公司劳资关系紧张，从而出现公司留不住人的现象。要改变这些现象，中小企业必须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创新劳动关系管理模式，建立和谐互信的劳资关系，并增加企业内部的人文情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劳资合作，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

3.2 建立以全面薪酬为主要内容的激励性报酬制度

报酬管理是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重中之重。一个企业的报酬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去留。我国目前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方式与按需分配结合起来。而中小企业要改变自身的劳动关系管理方式，就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分配制度，企业管理者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充分重视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尽可能进行按劳分配，并充分重视员工的知识技术等对企业的作用。比如，公司制定分配制度时，要分层管理，实行奖金激励制度，同时，可以对生活困难但能力优秀的员工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才能让员工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司的关怀，从而诚心为公司服务。

3.3 建立灵活的用工制度

中小企业相对来说规模不大，劳动关系管理制度可能不够完善，在劳动关系的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欠缺。甚至有的小型企业人力资源与行政部门合二为一，一人身兼数职，这导致企业的员工压力比较大。其次，很多中小企业存在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员工相对自由，但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企业要改革劳动管理模式，必须要从企业的用工制度入手，建立新型的劳资合作模式，必须要在用工中与公司的核心层签订劳动合同，保证员工多劳多得，并保证他们能够分享到公司的发展成果，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劳资合作关系的建立。

3.4 建立以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

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是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重要的环节，也是激励员工的重要手段。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竞争机制，必须要保证考核制度的科学性。当下部分企业对员工的考核侧重于任务量的达标，比如有的公司对于员工的考核，往往用接单数量来衡量，但是却不考虑员工接单的质量以及实际履行程度。这种考核方式就是不科学的，部分员工为了追求奖金，便可能签订虚假订单，或者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签订合同时不够谨慎，从而给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公司必须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保证真正优秀的员工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从而建立劳资合作的劳动关系管理模式。

4 结 语

当下中小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改变企业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建立以劳资双方互信为前提的以人为本的劳资合作管理模式，建立以全面薪酬为主要内容的激励性报酬制度，建立灵活的用工制度，建立以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劳资合作的劳动关系管理新模式，从而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

篇（7）

一、引言

和谐是社会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是丰富的，劳动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国劳动关系已经进入劳资矛盾冲突高发的时期，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有效协调解决劳动关系问题、化解劳资矛盾冲突，实现员工体面劳动和幸福工作，已成为学者、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

幸福管理是前沿的管理理论，幸福管理以企业员工幸福为导向，施行幸福管理的企业期望充分发挥和利用企业中每个人的智慧和优势来实现企业的发展并反过来满足员工不断提升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增进组织利用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也是构建和谐企业以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

二、我国现阶段企业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艰难前行，而频发的劳动争议问题也在火上浇油。一些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员工需要，势必会引发矛盾，以至于劳动争议频发，劳动关系紧张。本文再收集文献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企业劳动关系存在以下问题：

（一）以劳动合同管理代替劳动关系管理

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劳动者法律意识的提高，企业也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完善劳动合同管理，按照法律规定员工入职签订劳动合同。而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度并没有因此而达到较高水平。劳动合同只是保障了劳资双方的基本权益，并未满足劳动者的高层次需求。不能奢望一纸合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员工的工作幸福感。

（二）收入分配不合理引发争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收入分配问题仍然是员工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关键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口，经济转型初期，进城务工人员打工的主要目的还是挣钱回家养老婆孩子，基本经济来源还是务农收入，农闲打工收入用来补贴家用。雇主待遇的好坏决定的主要是去留问题和打工时间长短问题，即使不满意也很少发生劳动争议。但是新时期，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文化水平更高的年轻一代打工者进入城市，面对城乡生活的巨大差距，他们也有移居城市的梦想，不愿做在城乡之间迁徙的候鸟。他们更希望获得公平合理的收入，以解决买房置业、子女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员工合理要求与一些雇主落后观念与短视的做法必然引发劳资矛盾。

（三）企业与员工之间缺乏信任

企业对员工的不信任，导致企业不放权，员工权责不对等，工作缺乏自主性，员工自我价值无法实现，进而产生工作倦怠等问题。有的企业害怕培训后员工流失，而不组织员工培训。一些家族式企业，任人唯亲，对于有能力的“外人”却不提供发展空间。

员工对企业的不信任导致员工工作积极性低、流失率高。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要想留人用人首先要取得人才对企业的信任与忠诚。信任问题应引起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幸福管理策略

劳动关系和谐与否是社会关系和谐与否的晴雨表，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也是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幸福心理学视角出发，通过幸福管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员工积极心理能量（工作幸福感）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作用。针对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影响劳动关系的关键变量入手提出以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幸福管理策略。

（一）转变管理理念、引入幸福管理

企业管理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经验管理，凭借管理者经验进行作业和管理的阶段；科学管理，将科学引进管理领域，依靠监督、协调、指挥等发挥管理作用；人本管理，把人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通过共享的价值观、愿景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管理；幸福管理，以提高员工幸福感为核心的快乐化的全新管理模式。极力推崇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企业目标，把员工视为创造财富的高级工具而不考虑员工心理感受的管理不可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和谐稳定发展。而能够使员工获得幸福的企业自然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劳资矛盾的困扰。幸福管理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将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作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一个基础，可以从本质上改善企业与员工的关系。

（二）打通职业发展通路、实现员工自我价值

对自己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是获取工作幸福感的一大障碍点。企业必须努力清楚障碍为员工打通职业通路，使每个员工都有机会获得提升和发展，进而提升个人发展信心，使其在清晰的职业规划的指引下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尤其对于具有较高学历刚入职不久的年轻人，除了福利待遇条件，发展前景也是他们非常在意的一个择业条件，因此能够为他们制定良好发展前景蓝图的企业，能够更好的吸引和留住这些企业的新生力量。企业为员工打通职业发展通路的同时，也应该帮助员工提高自身素质。在岗培训学习可以为员工的职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通过培训方式提升员工自身素质，辅之以完善的升迁制度，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工作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在岗培训学习与职业发展通路的相辅相成最终将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局面，使企业和谐发展。

（三）改善薪酬制度、提供心理保障

现阶段我国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工资水平还普遍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提供有市场竞争力的工资水平和具有吸引力的员工福利是增加员工获得满足感的有效方式。

在提高整体福利待遇水平的同时，应该做到薪酬制度的公平合理。薪酬作为员工福利待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员工留在企业的主要动机之一，公平合理的薪酬在维护员工心理平衡方面作用显著。有了公平，收入有差距心理也会平衡，没有公平，共富也会生出矛盾，也会产生不满。企业提供的具有特色的员工福利，如带薪休假、节日礼金、员工帮助计划等，是许多员工梦寐以求的，可以使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关注，增强员工幸福感。尤其对于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完善的福利也是吸引员工的重要条件，应予以重视。

（四）建立互信机制，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

企业可以从以下角度培育员工之间的信任：（1）企业文化导向。强调互信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之间相互关爱，反对员工之间不管不问；（2）建立奖惩机制。贬义惩处员工不诚信行为，赞美奖励员工诚信行为。温馨的人际关系，还要培养员工的知恩感，使员工理解他人的照顾，感谢他人的照顾，这对于员工心理和谐、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和谐劳动关系构建要真心以员工幸福为中心，从幸福管理角度入手，关注员工心理需求，使最大多数的员工获得最大限度的工作幸福感。

参考文献

[1]刘林平，崔凤国.转型社会的劳资关系：特征与走向[J].中山大学学报，2012，3.

[2]卢福财.构建基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新体系[J].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10.

[3]姚先国，郭东杰.改制企业劳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5：97-107.

篇（8）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1-0049-04

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定的就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由之路。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华东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在内的江苏苏北地区、安徽、山东是华东的经济洼地，也是华东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最重的地区。职业教育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人力资本配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杜睿云、安树伟（2012）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在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方面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了比较，归纳出职业教育具备应用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提出了“契合农村劳动力成长特点、降低受教育者成本与风险、满足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指出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教育补偿的有效方法[1]。李敏（2015）分析了苏北职业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三个保障”“四项建设”“五个统筹”等相关策略[2]。阚大学，吕连菊（2014）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城镇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升级[3]。

另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提升路径方面。唐瑾（2014）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就业压力出发，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机理，并从宏观制度和具体策略两个层面提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4]。马建富（2014）从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困境的角度提出了职业教育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的培训策略[5]。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多基于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方面进行理论突破，多基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方面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华东六省一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据为样本，整理和收集2003―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给予实证分析，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判断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平稳时间序列中，如果变量（A，B）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则需要判定是变量A的变化引起了变量B的变化，还是变量B的变化引起了变量A的变化，或者是两个变量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因果关系的方向，从而判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变量是果，或者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对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对一个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有一个前提条件，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所以首先要对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看出本文中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这时需要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采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招生人数这两个变量表示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专几类学校的数量之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为这几种院校的招生人数之和；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数据从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中获得。其中，职业教育规模用职业教育部门费用支出代表，收录于我国华东六省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的教育统计，职业教育及培训人数的数据获得于华东各省市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来源于华东各省市农业部门。

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取自然对数（Lsc：代表职业学校的数量，Lst代表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Lmp代表劳动力转移人数）。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先对统计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和Lmp的水平值都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对三个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判断三个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变量。这样变量之间就可能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为进行下一步检验提供了可能性。

2.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从表2的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 和Lmp 在1%显著水平和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1%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存在协整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确认。首先，对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3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数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不是职业学校的数量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数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其次，对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也是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促进作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也会促进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首先，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增加，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好地获得就业准备知识。这些就业准备知识包括相关工作岗位的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安全知识等，就业准备知识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职业学校的数量增加，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相关知识更全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职I需求，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从而转变为市民。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市民这一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会增加需要获得相关知识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这时主要是促进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于获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更多种类的职业学校就会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就促进了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三、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水平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捷、准确的方式，同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对于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进程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考虑到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华东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进程中，要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要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制的投入。在思想上要有前瞻性，通过政策的及时跟进，对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实施严格的监管与评价体制，“完善和推广第三方监管机制，切实将监管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培训内容及培训满意度、培训师资等多方面的监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加大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培训和取得技能证书的积极性。第三，各地政府还要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宣传工作，提高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与意愿。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以及创业培训的相关政策；大力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创业的典型案例，报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好处，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氛围。

（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各地政府要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软硬件投入。在硬件方面，要加强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提供强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硬件设施。各地要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各街道社区、工会、妇联等各类培训资源，改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各地政府要主动承担培训任务，购买培训需要的各类设施设备，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软件方面，要开发适合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内容，根据转移劳动力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开展多形式、多样化的培训。坚持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等形式，通过课堂教学、电视广播教学、网络课程、移动端微课等教育方式，全方位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

篇（9）

作者简介：江永众，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地方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富士康事件等。如何正确处理劳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急迫政治任务。[1]劳动关系在西方通常称为劳资关系或产业关系。劳动关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都对其进行了解释，而这些学科在价值观、基本前提假定、信念、方法论等方面存在差异，远未达成共识。劳动关系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尚处于创设阶段，理论界对于该学科基本概念、学科性质认识模糊，研究非常缺乏。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都将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作为其研究核心，是与劳动关系学联系最密切的学科。但是人们对这些学科关于劳动关系的研究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严重制约了劳动关系理论对我国劳资实践的指导作用。[2]因此，厘清这些学科的基本术语、基本概念和学科性质，对于我国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一、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基本概念与核心假定

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的学科范式理论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不同的人对同一领域的现象———尽管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具体现象，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释”。[3]劳动关系学的学派抗争和方法论的多样性恰好折射了这门学科的不成熟性，因此劳动关系学尚处于常规学科的前科学阶段。但是西方劳资关系学通常采用正统多元论，属于狭义的劳动关系学。相对于学派林立的广义劳动关系学而言，西方劳资关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为解释劳资问题提供了研究的参照框架和起点。基本概念和核心假定是其理论发展和衍生的基础。

(一)基本概念

作为一门成熟的理论研究学科，西方劳资关系学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劳资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者、雇主、劳动合同、劳动就业、工资、集体协商、集体行动、三方机制、劳动争议与冲突、劳动权利等是劳动关系学科的基本概念。[4]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劳资关系的基本概念，例如工作场所规则，规则网络，劳工标准，工会，集体谈判，雇佣关系的公平、效率和发言权目标，[5]结构化对立的雇佣关系，政府规制等。[6]其中，工作场所规则是最基本的概念，是由劳资双方谈判来决定，是劳资关系的焦点，因为工作场所规则一方面能够促进资方的组织战略实施，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7]

(二)核心假定

劳动力附属于人类身上，不是简单的商品，这一思想是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产生的动因和基础，是西方劳资关系学的核心前提。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劳工与产业关系学院院长Katz看来，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基本假定包括以下方面：[8]

1.劳动力不是商品。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资关系的研究缺陷是将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例如资本、土地、技术等)等同起来，缺少伦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关怀，很难解释和解决社会劳动问题。劳资关系学科的前提假定是劳动力不是商品，具有与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不同的性质。劳动者在企业中是雇员，是为企业目标服务的人力资源或者生产要素。劳动者同时也是家庭和社会成员，必须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而这些角色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因此，劳资关系学认为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劳动者通过劳资关系来满足社会公正、平等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来实现劳资关系的社会福利功能。这一命题是劳资关系政策和制度制定的依据。

2.冲突是劳资关系的本质特征。

从劳资关系的性质来看，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基本社会经济关系。雇员为企业提供劳动，服从企业管理者的工作安排和权威，并且以此作为获得薪酬和社会利益，他们要求参与管理决策，得到公平的工资，权益受到保障。雇主雇佣劳动者来进行生产，通过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从而获得经济利润。雇主追求的目标包括管理控制、生产效率、灵活使用劳动力、工人不罢工、经济利润等。显然，由于企业利润等于企业收入减去劳动者工资等成本，员工的工资与雇主的利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劳动者和雇主在经济利益上存在根本的冲突。

3.劳资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

劳资双方通过契约共同组成了一个组织，因此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组织目标和共同利益，例如组织的生存发展、竞争力、经济效益等。[9]因为组织是由个体、群体等组成，当组织目标实现时，个体和群体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例如当企业的总收入增加时，通常员工的收入也会得到提高；反之，当企业总收入下降甚至破产时，员工的收入必然会减少，严重时员工还会失业。劳资关系系统的目标就是要在解决劳资冲突的基础上，实现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因此，劳资双方虽然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但是双方也存在一些共同利益(见图1)。

4.劳动者有自由选择工会作为其利益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

根据西方产业民主理论，产业民主要求建立一种劳动者能够表达其所关注事务的有效代表制度，劳动者应该拥有集体发言权。因此，自由的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制度是劳资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和雇主可以不通过第三方的干预自行解决双方的争议和冲突。政府的目标就是为劳动者和雇主创造公平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使得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选择工会作为其代表，并且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劳资争议和冲突。

5.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利益相关者的目标。

劳资关系是一个社会子系统，其涉及雇员、工会、雇主、政府、公众等诸多社会成员。劳资关系政策将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劳资关系政策的目标至少应该兼顾效率、公平和发言权的平衡。[10]效率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雇主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公平由一系列就业的最低标准、程序性公平和分配性公平等标准构成，这些标准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等物质待遇相关，而且标准的制定要体现对劳动者人性尊严和人性自由的尊重。发言权是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参与工作决策的能力，它强调对劳动者的人性尊严和民主参与，包括个人发言权和集体发言权两个方面。因此，劳资关系研究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在这些带有冲突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二、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比较

由于劳动关系领域研究的目标是要解决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具有综合性，因此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劳资关系学科的创始人康芒斯身上得到体现。康芒斯既是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奠基者。在早期，劳资关系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工会、集体谈判、人事管理、劳动法等内容。二战后，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工会和集体谈判。近年来，劳资关系学科主要研究与工作有关的雇佣关系，其研究范围又逐渐扩大化，与早期的研究范围相似。因此，劳动关系的研究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其中，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是与西方劳资关系学联系最密切的学科，这些学科都试图对雇佣关系和劳动问题进行解释(见图2)，但是这些学科在基本假定、概念、研究目标和解决途径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11]

(一)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学

劳动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主要研究企业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其理论前提包括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都是理性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劳动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劳动是同质的商品以及一般均衡等。为了研究劳动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家将企业看成是一个生产函数，劳动是与资本、土地相似的生产要素，主张由供求力量来决定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他们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当劳动的价格等于企业雇佣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时，劳动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效率。近年来，劳动经济学开始关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在现实世界中，企业的劳动力资源并不是全部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相反，许多劳动力资源是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因此劳动经济学试图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原因、特征、方式等进行解释。例如Lazear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市场竞争会迫使企业采取一种富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但他不赞成对企业内部雇佣关系进行制度干预。[12]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劳资关系问题进行了解释。传统劳动经济学将劳动视为商品，这必然带来资方单边主导劳资关系，以及劳资关系冲突的紧张状态，因此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问题。

根据西方劳资关系理论的前提假定，劳动不是商品，因此将不能将劳动视为同质商品，这样完全竞争市场的供求模型就不能成立。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的价格就不能仅仅由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虽然劳动市场力量对个人和企业存在影响，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劳动合同，需要通过劳资双方的个别和集体协商来实现。劳资关系理论摒弃了劳动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以及工资和工作条件能够达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理想假说。

劳资关系学不是将劳动视为简单的商品以及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同质生产要素，而是将劳动看成是雇佣关系中人类劳动力的交换和使用，这种雇佣关系是嵌入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层级制企业之中的。劳资关系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道德规范、历史文化和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显然，西方劳资关系理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张通过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增量改革，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进行改良和重组，以建立充满效率、公平、人性的雇佣关系，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进行辩护。基于劳资关系学的基本假定，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学在劳动的性质、生产效率的决定机制、工资决定机制、劳动契约的完备性、交易成本假定、外部性、政府或者制度的角色以及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见表1)。

(二)人力资源管理学与劳资关系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发端于科学管理时代。科学管理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将劳动者视为由雇主操纵的机器，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劳动，因此主张通过工作标准化以实现工厂生产效率最优，通过为工人提供计件工资来对劳动者进行经济激励。但是，EltonMayo的霍桑实验发现工人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社会需求，由此导致了人际关系学派的产生。人际关系学派强调企业管理中的人性要素，认为雇佣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学派后来发展成为西方劳资关系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个分支。随后的行为科学理论从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工作、技术等方面对组织中的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二战后，人力资源被视为有助于国家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力资源管理学从劳资关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与劳资关系学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独立学科。[13]

人力资源管理学关于员工与管理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14]和诱因—贡献理论。[15]这些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管理权威来协调员工关系，促进员工的合作和竞争，从而实现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最大化。根据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BV)，[16]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内部优势资源，而不是外部优势资源或者环境，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学的基本命题是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越完善，企业绩效就越高。[17]一些学者的研究检验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8]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学派的基本逻辑，企业应该不断扩大规模，取代市场。显然这个推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关于企业性质和边界的解释相矛盾。在现代企业理论学者看来，企业边界是由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共同决定，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边界。

人力资源管理学和西方劳资关系学从产生之初就联系紧密。在二战之前两者都研究雇佣关系，以及与工作相关的领域。二战后，劳资关系研究范围缩小，主要聚焦工会和集体谈判。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则转向组织内部，将员工视为人力资本，以积极的方式进行管理和开发。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工会运动的衰败，劳资关系理论研究也明显进入衰退期。到了21世纪，劳资关系学将员工关系、市场、制度、组织策略和公共政策都纳入其研究范围，试图扩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联系，以建立一个包括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在内的人力资源与劳资关系(HRIR)领域，实现建立基于市场的人性化雇佣关系的目标。[21]这表明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都赞同“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的基本假定，并且寻求解决工作场所的劳动和雇佣问题。但是，两者在劳资双方利益一致性程度、冲突的性质、研究目标、研究视角以及管理者、工会和政府的角色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

(三)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比较

劳动关系是我国普遍使用的一个中性术语，这避免了不必要的意识形态论战。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组织在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24]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情景下，与劳动关系相关的常用术语还包括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员工关系和产业关系等。人们对这些术语的含义和使用存在许多分歧。从学科性质来看，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关于“劳动关系”相关术语的使用具有其特定的内涵，体现了不同学科对于劳动问题的理论分析差异。

1.劳资关系学。

西方劳资关系学或者产业关系学是以劳动者受雇于资本的所有者，即雇佣关系为前提。狭义的产业关系就是集体雇佣关系，是劳动者集体与雇主之间发生的与劳动条件有关的关系。广义的产业关系可以使用公式来表示：产业关系=雇佣关系+工会和政府干预，即强调工会和政府对雇佣关系的调节和治理。[25]劳资关系学否定劳动者是商品的简单假设，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劳动力市场和雇佣关系是一种政治性的结构安排，它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雇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资强劳弱)，劳动者需要工会或其他组织的力量来维护其权益，而政府作为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主体，需要通过立法、政策来指导、规制、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以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劳资关系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经济学，[26]强调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劳资关系学认为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企业组织特征、劳动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因素影响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因劳动关系不同而存在差异。经济系统与劳动关系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整体的社会系统。

2.人力资源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认为企业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可以采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并且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当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合作程度高时，员工工作满意度增加，员工流动性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得到提高。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采取灵活雇佣实践，以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源管理学一般使用“雇佣关系”术语，雇佣关系是雇员与雇主之间建立的与劳动有关的法律关系。(1)雇佣关系包括市场关系和管理关系。市场关系是指通过市场机制决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管理关系是指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和管理权威来进行工作场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更关注雇佣关系的内部管理关系。[27]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学通常也使用雇员关系一词，这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关系，从一体化视角出发，将雇员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整合到一个雇佣组织中，主张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来调整雇佣关系。

3.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家通常使用“劳资关系”术语，例如劳资关系具有超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内涵的广义含义，是各类盈利(营利)性企业中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以劳动合同为纽带所形成的基本经济关系。[28]劳动经济学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扭曲了市场机制，必然带来降低经济效率，因此主张应该尽量实行市场化，即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竞争越充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由于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研究对象都涉及劳动和工作场所的雇佣关系，因此这三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交叉发展，相互影响，但是这三门学科在通常使用的术语、研究对象、基本观点、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性质、人性假设、契约的性质、交易成本和追求的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3)。

三、结论与启示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正是劳资双方充满合作与冲突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为解释和治理因劳动关系运动而产生的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作出了不同视角的贡献。其中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西方劳资关系学是与劳动关系问题研究最密切的学科。

(一)基本结论

劳动经济学从劳动力是商品的基本假设出发，主张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导致资方单边控制的劳资对立状态。人力资源管理学意识到劳动者需求的层次性，认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完善程度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因此主张企业应该不断改进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不断扩大规模，但是这种观点的逻辑延伸是整个经济将合并成为一个企业，这显然与现实和现代企业理论相悖。

针对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不足，西方劳资关系学从“劳动力不是商品”的基本信念出发，以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的解决为学科目标，兼收并蓄多学科的理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嬗变，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劳资关系学的范围突破了工会与管理方之间的集体雇佣关系界限，涵盖了所有与劳动、雇佣关系和工作场所有关的各个方面，以及由劳动关系而带来的相关行为和结果，例如工作生活质量等问题。

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所以具有商品性质；但是劳动与其他商品不同之处在于劳动有灵魂，劳动关系具有人性化特征、具有社会福利功能，这是劳动关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劳动关系的人性化特征决定了劳动关系学的多学科和多目标性质。劳动关系首先必须关注雇主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劳动关系也要追求劳动者的利益，强调社会和人文价值关怀。劳动关系政策的目标需要包括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管理的程序和分配公平、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禁止使用童工、劳动歧视、强制性劳动、重视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机会等，必须平衡企业、劳动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二)政策含义

篇（1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农民工低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编号：2012M520497）。

摘要 在讨论了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之后，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观察，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进入城镇常住就业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迁移取得城镇户籍阶段，并结合其他控制变量建立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明显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也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我国现实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逐步缩小，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多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10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15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大规模产生，城镇化进程也大大加快。由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是由城乡收入差距所拉动，那么流动本身应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实际上我们所观察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大多数年份却不断扩大。这让包括蔡在内的很多学者产生了疑惑：为什么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存在？究竟是这种劳动力流动没有遵循追求更高收入的经济理性，还是这个流动规模还不够？[1] 因此，本文拟在讨论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我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困扰学界已久的“迁移谜题”进行解释。

1 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

关于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这种作用被劳动力市场扭曲大大削弱；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抬升了城镇已有劳动力的工资，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多数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Khan和Riskin通过对中国1995-2002年家庭收入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将迁移者计入城镇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城乡差距[2]。陆铭、陈钊通过对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并且考虑了城市化指标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3]。刘学军、赵耀辉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发现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4]。

包括户籍制度因素在内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削弱了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王美艳的研究结果表明，外来劳动力在相同的就业岗位上工资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部分，39%应该归因于户籍身份的差异[5]。Lin、Wang和Zhao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确实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还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6]。蔡认为，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是一种制度现象，即由于户籍制度等对劳动力永久迁移的约束，目前的劳动力流动不能根本性地完成农村劳动者居住地和职业身份的改变，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7]。孙宁华、堵溢和洪永淼用一个包含两部门间不同程度扭曲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成正比[8]。

少数学者认为若劳动力流动导致城镇已有劳动力的工资提升，将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钟笑寒的研究发现中国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以及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 城镇劳动力从事“白领”工作，农村劳动力从事“蓝领”工作，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当地工人的工资，从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同时指出，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的经济发展，有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种不平等加剧没有理由被认为是坏的结果，因为它是经济理性的自然选择，来源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劳动分工以及总体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不是出于再分配政策（例如“税收”政策）扭曲效应[9]。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还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一些先决条件。沈坤荣、余吉祥发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统筹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使得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在分工合作中实现共赢，因此，农村移民可能会有益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不过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难以获得最佳配置，这又不利于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分工合作关系的展开，从而抑制了农村移民溢出效应的发挥；农村移民能够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只有在那些市场化发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才成立，若没有市场化改革，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将是负向的。因此，劳动力流动是缩小了还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确定的[10]。此外，许召元、李善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通过引入资本的外部性、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以及城市经济学中的拥挤效应，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证明了由于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区域间的劳动力迁移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这主要取决于资本的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相对大小，以及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技能差异 [11]。

此外，我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也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被高估或低估。Sicular等认为，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生活成本方面的空间差异，如果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高于农村地区，真实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像文献表明的那么大；大多数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评估排除了居住在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员，剔出这个低于城镇居民但高于农村居民群体，意味着高估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12]。李实、罗楚亮用帕累托分布修正了住户调查抽样偏差对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人群样本偏差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较大程度上被低估[13]。

上述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表明：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议题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将劳动力流动当成了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忽视了不同阶段（类型）劳动力流动的差异性以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这正是本文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2 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分析框架

2.1 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一般采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任何对这两个指标的影响都将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考虑到统计因素同时存在高估和低估城乡收入差距的倾向，在本文的分析中，假定统计因素的影响是中性的。

由于城镇化过程的劳动力流动既会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水平，因此劳动力流动通常是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最受关注的方向。通过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观察，一般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从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然后流动到城镇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到最后获得城镇户籍、彻底成为城镇的一员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可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进入城镇常住就业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迁移取得城镇户籍阶段。与这三个阶段对应的劳动力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第二类是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第三类是迁移取得城镇户籍劳动力。处于不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特征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差异。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总体来说，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具有时间的先后逻辑性，但对于劳动力个体来说，并不必然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可能跨越了其中一个或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了农村常住人口范畴，属于农村的流动和潜在流动人员。其基本特征是：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工作地点变化较大，甚至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无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无固定城镇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不确定，收入绝大多数带回农村老家（扣除基本生活费）。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经开始流动并在城镇临时工作，从事的多是一些城镇居民不愿参与的条件艰苦、收入较低、就业不稳定的建筑、帮佣、保洁、贩卖等工种，因此不会对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产生挤压效应，而且，即使这些人在城镇中连续工作超过6个月，也会由于其经济与农村家庭连为一体，不会被国家统计部门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另一种情况是仍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尚未开始流动，但这批已经离开第一产业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流动意愿或正在实施流动准备但未找到合适的流动去向，属于农村的潜在流动人口。考虑到我国目前尚未有将这两种情况进行区分的统计数据，而且这两种情况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影响方向是一致的，故而合并在一起考虑。因此，第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且未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产生影响，会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较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有较固定城市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较长，收入一部分带回老家（另一部分在城镇消费）。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一般要优于第一阶段，而且会长期就业，将会对原有的城镇居民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由于这部分劳动力被国家统计部门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就业的积压效应将在城镇居民群体内部消化。由于这部分人的收入被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分离出来而被列入城镇居民收入，将这部分劳动力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时降低了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总人口，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将取决于流回农村的收入金额。假定原有m个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额为r，其中1个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其收入金额为r′（显然r′>r），带回农村的收入金额为r″（显然r′>″），则新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额为：（mr-r′+r″）/（m-1）=r+（r-r′+r″）/（m-1）。新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否高于原有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取决于r-r′+r″是否大于零。由于r-r′肯定为负数，r-r′+r″是否大于零也就取决于r″能否够弥补r-r′这个负数。现实意义就是，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劳动力带回农村的收入金额r″能否弥补因其原来对农村总收入的额外贡献r-r′。若能，此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将会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反之则会降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我国目前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主要由农民工组成，而农民工中的“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转移行为差异很大，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将收入带回老家的情况，“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在城市消费，二者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因而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为便于后面的统计计量，暂时假定为负向的影响，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迁移取得城镇户籍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固定工作单位，有固定城市住所，稳定在城市工作，收入主要留在城镇消费（一部回流到农村）。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一般要优于第一和第二阶段，而且也会长期就业，也会对已有的城镇居民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由于这部分劳动力属于城镇常住人口，就业的积压效应也将在城镇居民群体内部消化。通过获得户籍转化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时降低了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总人口。与第二阶段的情况类似，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也取决于流回农村的收入金额。由于获得城镇户籍能够明显改善农村已转移人口在城镇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第三阶段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但由于今后要长期在城市中生活，第三阶段的劳动力能够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通常要低于第二阶段劳动力，因而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也不确定，为便于后面的统计计量，暂时假定为正向的影响，即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除了劳动力流动因素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外，通常认为以下因素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工业化的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影响、金融发展强度的影响、金融支持农业的影响、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财政科教文卫支出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影响、向农村转移收入的影响和宏观政策的影响。

2.2 变量选择与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以上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分析，选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Urg）的变量和代表性指标进行城乡收入差距的评估。变量与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城镇户籍人口数量，1981年及以前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的城镇人口数， 1982年起按《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1999-2011）》中的城镇户籍人口为基础进行调整。财政农业支出额，从2007年起采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数据。其他数据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1）》。

根据理论确定的指标影响方向，L1、L2、Am、Fu、Fa、Rt为逆指标，需要取倒数进行转换，统一为正向指标，即随着指标数值的增大，将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于不同指标的量纲不一致，各指标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要对各变量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

2.3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在上述变量中，Urg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城乡收入差距，L1、L2、L3是解释变量，代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劳动力流动，Id、Am、Fd、Fu、Fa、Fe、Ft、Rt是控制变量，代表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D1、D2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1978年至1984年、2003年至2010年宏观政策的影响。根据已有变量设置，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方程，对各种因素对城乡收入的差距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分析：

其中：c为常数项，μ为残差。

控制变量为

虚拟变量为

3 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文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和已确定的数据来源，在SPSS17.0软件中进行多元回归模型的估计。各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方程的方法为“向后”，删除变量的标准为统计显著性大于0.1。最终方程的各项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最终得到的多元回归方程调整R2达到0.961 8，F统计量达到135.196 5，说明多元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极高，拟合度也很好。三个解释变量L1、L2、L3最终都留在了方程中，但系数差异很大，显著性也不相同。

L1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127 3。根据之前的设定，L1为逆指标，因此，随着L1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降低0.127 3个单位。因此，与之前的预测方向一致，第一个阶段劳动力流动（L1）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在尚未获得城镇就业机会的时候，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入非农领域工作，也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L2在0.05水平显著，变量系数为-0.026 6。根据之前的设定，L2为逆指标，因此，随着L2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26 6个单位。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可能由于以 “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的低龄化趋势改变了城乡收入转移模式，进而影响了第二阶段劳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方向，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产生了钟笑寒[9]所提出的劳动分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L3在0.01水平显著，系数达到-0.117 5。随着L3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降低0.117 5个单位。这说明以获得城镇户籍为主要标志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与原有城镇户籍劳动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待遇，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其收入水平和向农村转移收入的能力，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八个控制变量中，Fd、Rt、Fu、Am、Fa由于显著性水平太低被依次排除，方程回归结果表明这几个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也很小，说明金融发展强度（Fd）、转移性收入（Rt）、金融支持农业（Fu）、农业现代化（Am）、财政农业支出（Fa）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只有Id、Ft、Fe三个控制变量仍旧留在方程中。

Id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249 6。随着Id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249 6个单位。表明工业化（Id）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非常明显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三个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总和，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原因显然在于工业化过程带来的收入提高主要惠及了城镇居民。

Fe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091 7。随着Fe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91 7个单位。表明财政科教文卫支出（Fe）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城市的偏向的科教文卫支出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Ft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048 5。随着Ft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48 5个单位。表明对外贸易（Ft）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对外贸易带来的福利增进也主要被城镇居民获得。

两个虚拟变量D2、D1由于显著性水平不高也被方程排除，说明从1978年到2010年的较长时间周期看，1978年至1984年的农村改革和2003年以来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城乡收入影响不大，另一方可能是因为对城乡收入施加了相同比例的影响，而导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

4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明显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也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陆铭、陈钊 [3]等学者的主要研究结论一致。而我国现实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逐步缩小，原因在于工业化过程、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等与劳动力流动无关的因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与家庭禀赋情况参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重点发展与本地区社会经济特征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工作，实现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局部优化；第二，应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妥善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落户问题，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第三，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构建“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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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糖尿病是我国老年人的常见疾病之一，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的相对或绝对不足，引起的一种糖，脂，蛋白质等物质代谢紊乱的内分泌系统疾病，老年人发病率高。本文选取我所88名患者分组对比研究，探索加强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护理对老年糖尿病病人的行为影响，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的选取我所88名老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再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将这88名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44人，男23人，女21人，平均年龄为64.52±4.75岁，研究组44人，男22人，女22人，平均年龄为65.23±4.47岁，两组患者血糖见表1。根据统计学要求，两组在年龄，性别，血糖上均无明显差异，（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故两组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我所内分泌专科护理常规：常规的执行医嘱，每天测验三次血糖（早晨一次空腹血糖，一次餐后两小时血糖和一次即刻血糖）。研究组在专科护理常规的基础上加上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1.2.1.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方法

?加强糖尿病认知，耐心的向患者讲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让患者对自身的病情有充分的认识，讲解饮食与运动对血糖控制的意义，明白饮食与运动对糖尿病治疗的重要性;?合理饮食，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计算患者每日所需的总能量，再按总能量的60%，15%，25%来计算碳水化合物（糖），蛋白质，脂肪的量，三餐按3：4：3的能量合理搭配，定时定量，饮食要丰富多样，多食新鲜蔬菜，粗粮，水果适量。?适量运动，由于患者均为老年人，又因糖尿病史消耗患者能量，故患者要适当运动，避免剧烈和时间过长的运动，根据患者的体重计算运动量，选择有氧运动，如慢跑，散步，太极等，每日保持半个小时以上的运动量。

1.3观察指标和评定标准

监测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血糖情况，一年后回访两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好：空腹血糖不超过9mmol/L，餐后两小时血糖不超过10mmol/L，血糖浮动不超过3.0mmol/L，其余为不好）和饮食，运动控制力（好：能遵循出院医嘱，坚持控制饮食，定期锻炼;一般：偶尔遵出院医嘱，偶尔控制饮食和锻炼;差：不遵医嘱，从不控制饮食，不运动）。

1.4统计学处理

以上数据均采用SPSS15.0软件处理（为保证准确度数据均取三次处理的平均值），用x表示计量数据，采用t检验;用χ2检验计数资料，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血糖对比

两组治疗后的血糖均比治疗前有所下降，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血糖明显比对照组降低（P<0.05），详细情况见表1：

表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的对比（mmol/L）：

组 别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两小时血糖（mmol/L）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治疗前

治疗后

11.17±4.67

9.43±2.41*

11.58±3.35

8.27±2.06

15.34±3.72

11.34±2.46*

15.78±3.37

9.18±2.31

对照组对比，*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两组患者一年后回访结果

一年后回访调查，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血糖下降的明显比对照组多（P<0.05），且研究组患者的饮食，运动行为控制力明显比对照组好（P<0.05）。详细情况见表2：

表2.两组患者一年后回访结果：

组别

血糖控制好（n）

血糖控制良好率（%）

饮食、运动控制力好（n）

饮食、运动控制力一般（n）

饮食、运动控制力差（n）

饮食、运动控制良好率（%）

研究组

对照组

39

21

88.63*

47.72

38

19

11

12

5

13

86.36*

43.18

对照组对比，*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糖，脂，蛋白质等物质代谢紊乱的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多见多饮，多食，口干、口渴和消瘦等症状。老年糖尿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临床需要长期治疗，也需要患者积极配合，尤其是饮食和运动对血糖控制有重要的意义[2]。本文研究加强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护理对老年糖尿病血糖控制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加强饮食与运动健康教可以提高患者的饮食与运动的控制力，而提高患者的饮食与运动的控制力有利于糖尿病的治疗。因此临床上可以推荐加强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护理。